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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低速穩定增長，經濟快速持續發展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口增長速度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著重要的影響。進入新世紀，江蘇經濟快速持續發展，人口再生產始終保持“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長”的現代模式。2012年，全省常住人口達7549.5萬人，自然增長率為2.28‰，人口總量占全國5.7%。與上年相比，總人口增長1%，自然增長率上升0.07個千分點，人口總量占全國比重保持不變。而同期江蘇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1548.36億元，比上年增長14.9%。經濟總量占全國10.3%，比上年提升0.3個百分點。按常住人口計算，2012年全省人均GDP已達28685元，比上年增加4125元，增長16.80%。
2008-2012年，江蘇人口增長2.65%，不足上一個10年增長速度（7.07%）的一半，低于同期全國平均增長速度（2.99%）。而這一時期，江蘇經濟增長則達到127.86%，翻了一倍多。2008-2012年度經濟增幅分別達到10.2%、11.7%、13.6%、14.8%和14.5%，年均遞增13.6%，高出全國同期平均水平3.4個百分點。2012年，又創出14.9%的新增速，經濟增長步入一個新的快速穩定增長期。從人口經濟密度來看，1997年為5.9人/萬元，2007年下降到0.86人/萬元，2012年繼續減少到0.35人/萬元，下降速度非常之快。人口的低速增長和經濟的快速發展，使江蘇省2005年突破了人均GDP三千美元大關，處于世界中下收入和中上收入國家水平之間水平，標志著江蘇人口與經濟發展已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二）年齡結構趨于優化，勞動力資源豐富
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決定了勞動力市場的供給，從而直接影響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據我國科學家研究表明：在我國改革開放頭20年（1978年至1998年）的GDP增長率中，勞動力數量增加的貢獻份額達到24%、人力資本積累（即素質的提高）的貢獻份額為24%、勞動力轉移的貢獻份額為21%；而同期，約有1/4的人均GDP增長是靠撫養比下降帶來的。
江蘇人口年齡結構不斷調整優化，主要是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口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結果。2000年以來，全省少兒人口比重不斷下降，老年人口和勞動適齡人口比重逐年上升。2012年，全省15-64歲勞動適齡人口達5609.27萬人，占常住人口74.3％，與上年相比，勞動適齡人口增加103.56萬人，比重上升0.64個百分點。與2000年相比，勞動適齡人口增加385.2萬人，比重上升2.78個百分點。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不僅為江蘇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也給江蘇帶來“勞動力人口增加，人口撫養系數下降”的“人口紅利”現象。2012年，全省人口總撫養比為34.48%，其中，少兒人口撫養比為19.74%，老年人口撫養比為14.74%。與2000年相比，全省人口總撫養比下降5.3個百分點。改革開放以來，江蘇15-64歲勞動適齡人口由1982年人口普查時的3962.54萬人增加到2012年的5609.27萬人，占總人口比重上升8.8個百分點；全社會人口總撫養比則由1982年的52.73%下降到2012年的34.48%。與30年前相比，全省每百名勞動年齡人口的撫養負擔減少了18人。
（三）教育發展優先，人口素質提高
優先發展教育，促進教育公平，提供更多優質教育資源，保障人民群眾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權利和機會，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內容和重要任務。近年來，江蘇優先發展教育事業成效顯著。九年制義務教育不斷鞏固，小學適齡兒童入學率和在校生鞏固率均接近100%，全省小學在校生人數從2000年718.55萬人下降到2012年455.75萬人；初中入學率和在校生鞏固率均在98%以上，初中畢業生升學率達93.5%。中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中教育結構比例趨于合理，高等教育面向大眾化發展，步入了一個新的臺階，大學本專科生年招生人數從2000年的18.2萬人增加到2012年的35.91萬人，畢業生人數從2000年8.01萬人增加到25.73萬人。農村辦學條件進一步改善，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雜費全部免除。
隨著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江蘇人口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2012年，全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7.89年，1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9.25年。與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0.45年，1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近1年，達到初中以上水平。全省每十萬人擁有大學（含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由2000年0.39萬人增加到0.69萬人，增加0.3萬人，擁有初、高中受教育程度人口分別為3.79萬人和1.46萬人，分別增加0.15萬人和0.15萬人，小學受教育程度人口下降0.57萬人。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為經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高素質勞動力資源，也為社會全面進步，積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打下了良好基礎。
（四）勞動力轉移加快，人口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聚集
[關鍵詞] 人口老齡化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
一、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的現狀、趨勢
我國民族地區老齡化水平并不一致,而且其老齡化過程也不完全同步，就是同一個民族在不同地區其老齡化程度和趨勢表現也不相同，同一地區各個民族老齡化程度和趨勢也不盡相同。所以，我國民族地區老齡化情況十分復雜。
具體來講,我國少數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趨勢大致有以下幾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人口年齡結構屬年輕型。我國一些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程度比較低，人口年齡結構還處于年輕型。青海玉樹自治州1982年老年人口比重為6.10%，1990年為5.81%。而根據1990年～2050年青海人口老齡化預測，2000年全省老年人口65歲以上人口比重為4.62%，2005年為5.64%，2010年為6.38%，2050年為14.46%。從2000年四川民族地區年齡構成看，人口年齡結構大多處于年輕型。例如涼山州、阿壩州、甘孜州65歲及以上占總人口比例分別是5.12%、5.36%、5.48%。有的民族地區鄉村人口老齡化程度高于城市、鎮的水平，這可能與鄉村少數民族年輕人口流動、戶籍制度的改革，以及城市對農村剩余勞動力吸納能力的提高，城市打工和做生意比較收益的刺激，使農村有較高文程度的青年移居到城市等有關。
第二種類型:人口年齡結構年輕型向成年型轉變。我國少部分民族地區由于自然的、歷史的原因、計劃生育政策、人口慣性等影響，還處于年輕型向成年型轉變。四川德格縣更慶鎮城區人口老年人口系數和老少比，屬于年輕型人口，而農村的老年人口系數和老少比則達到了成年型人口，所以，從全鎮總體看，應該屬于年輕型向成年型轉變。
第三種類型:有的民族地區人口年齡結構已經進入老年型。廣西壯族自治區就很早進入了老齡化階段，1995年廣西65歲以上占總人口比例6.61%,1996年為7.06%,1997年為7.62%,1998年為7.52%,1999年為7.95%,2000年為7.12%。由此可見，廣西是在1996年開始進入人口老齡化行列。新疆石河子地區人口年齡結構也基本進入老年型。20世紀80年代至今，石河子地區2000年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即達11.70%，2003年已升至15.43%。因此，石河子地區已步入老年人口社會，而且呈現逐年遞進上升的趨勢。
貴州黔東南州人口老齡化問題也具有代表性。第五次人口普查時, 貴州黔東南州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總數達23萬人，人口老齡化問題將突出的表現為鄉村人口老齡化問題。而且貴州黔東南州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總數將逐年增加，到2010年將達到53.09萬，其老年人口系數也將達到12.7%。
通過上面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具有較大差異性。從發展趨勢看，人口年齡結構進入或即將進入老年型的民族地區，其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很快；而人口年齡結構未進入老年型的民族地區，也必然發展到老齡化階段，而且這個過程發展很快。所以，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問題應該引起高度重視。
二、 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影響分析
1.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對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消極影響
第一，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對民族地區經濟發展速度，以及民族地區國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投資、消費、儲蓄、稅收、財政支出帶來相關影響。
第二，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對勞動力供給、勞動生產率提高，以及贍養功能的發揮等方面產生不利影響。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的加快，必然使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下降，從而導致勞動力不足。同時，民族地區老齡化加快，使本來不太富裕的家庭增加更沉重的負擔，也必然對家庭養老功能的發揮產生不利影響。
第三，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對民族地區社會穩定與和諧、消除貧困、實現社會公平產生消極影響。代際關系和諧是整個社會和諧與穩定的重要組成部分。老年人口比重增大，又必然使民族地區城鎮職工退休人員增加，從而對在職人員收入產生影響，也必然加重以家庭養老為主的民族地區農村老人子女負擔，從而導致兩代人利益分配的矛盾。此外，人口老齡化的加快，就可能增大民族地區反貧困難度。無論是絕對貧困還是相對貧困，都會對社會公平產生消極影響。
第四，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對民族地區傳統倫理和社會心理產生沖擊。在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中，逐漸形成了尊老的傳統美德，也就形成了家庭“養兒防老”、“養兒送終”的道德理念，也深深扎根于民族地區各民族人們心里。然而，人口老齡化的加快，使老人和子女心理受到沖擊，也會使傳統倫理道德觀念和整個社會心理受到沖擊。
2.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對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積極影響
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也會對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某些積極影響，比如它可以促使民族地區增加人力資本投入，提高勞動者素質，促進生產力發展。同時，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加快，對出生率也會產生影響，對可能對推動教育水平提高和計劃生育工作產生積極作用。此外，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可以促使民族地區老年市場形成和老年產業發展。
由上可知，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從多方面會對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影響，但從長期趨勢看，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對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消極影響大于積極影響。
三、解決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問題路徑依賴和對策措施
1.解決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問題路徑依賴:走可持續發展道路
民族地區突出的“未富先老”問題對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極為不利，成為制約民族地區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解決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問題的路徑只能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才能真正解決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問題。
2.解決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對策措施
第一，轉變觀念，從戰略上高度重視民族地區老齡化問題，制定科學的老齡事業發展規劃，保持民族地區人口穩定適度增長。民族地區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樣，人口老齡化發展很不平衡。加之，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很快，一旦進入老齡化，“未富先老”必然嚴重影響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甚至對民族地區穩定與和諧產生極大危害。因此，必須轉變觀念，未雨綢繆，從戰略上高度重視民族地區老齡化問題。
第二，發展民族地區經濟，增強經濟承載能力，緩解“未富先老”帶來的巨大壓力。發展才是硬道理，如果民族地區經濟不發展，就無法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發展經濟，增強經濟承載能力，對經濟本來就落后的民族地區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尤其重要和急迫。
第三，確立適合民族地區的養老模式和社會保障體系，在民族地區開展各種形式的針對老年人口的扶貧開發活動。一方面，要發揮家庭養老為主的功能，貫徹“以家庭養老為主，與社會扶持相結合”的原則;另一方面，在民族地區城鎮，國家和企業要承擔養老責任，積極推進養老保險。在民族地區農村，推動社會保障法制建設，要積極探索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計劃生育保險等，積極開展“關愛女孩行動”、“少生快富”扶貧工程等項目以及在民族地區開展各種形式的針對老年人口的扶貧開發活動。
第四，建立適合民族地區的農村和城市的老年服務體系，加強機構建設，搞好民族地區社區福利和社區服務，大力發展民族地區老年產業，開發利用“銀色人力資源”。必須加大民族地區城市和老有所養，農村社區環境、醫療衛生、服務的投入和建設，搞好民族地區社區福利和社區服務，加強其硬件、軟件建設，使民族地區真正做到:“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為，老有所學，老有所樂。”
同時應該大力發展民族地區老年產業，開發利用“銀色人力資源”，可以變人口壓力為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也可以帶來經濟社會效益，滿足老年人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
[關鍵詞]環渤海地區;流動人口;社會經濟協調發展
[中圖分類號]F29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10)05-0053-05
環渤海地區主要包括河北省、遼寧省、山東省和北京市、天津市等三省兩市,國土面積52.26萬平方公里,占全國5.4%,既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三大核心區之一,又是我國流動人口分布最為密集的地區之一,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隨著改革開放步伐加大,環渤海地區經濟社會面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人口流動規模不斷擴大已經對本地區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產生一系列的影響,這種影響既有積極的,也有負面的,因此,當前探討本地區流動人口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顯得尤為必要。
一、環渤海地區經濟和人口發展的現狀特點
(一)經濟發展
1. 經濟地位突出。2008年該地區GDP占全國比重接近26%,是我國經濟增長第三極。環渤海三省兩市GDP年均增長速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008年地區人均GDP達到32,878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45倍。該地區是我國經濟開發歷史最長、強度最大的地區之一,據測算,目前該地區開發強度為1.7%,其中北京和天津兩個直轄市開發強度分別達到了8.0%和5.4%,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該地區經濟密度(地均GDP)達到了1,497.33萬元/平方公里,是全國平均水平的4.8倍。
2. 經濟區位優越。新亞歐大陸橋東部起點,跨東北、華北和華東三大地區。北京是全國鐵路、公路和航空線路布局的核心,環渤海沿岸港口成為連接我國各大經濟密集區的主要節點。環渤海地區陸路交通十分發達。截止2008年底,該地區鐵路營業里程、公路里程和高速公路里程分別達到了14,612.3公里、503,735公里和11,877公里,分別占全國的18.3%、13.5%和19.7%。同時,區內港口吞吐能力很強。在我國16個規模以上港口中,有6個位于環渤海地區。該地區規模以上港口碼頭長度占全國22.9%,泊位個數為681個,占全國13.9%,其中萬噸級別泊位達348個,占全國的32.3%。
(二)人口變動
1. 人口規模持續增大。2008年環渤海地區常住人口為23,592萬人,占全國總數17.76%。2001年~2008年,環渤海地區總人口占全國比重僅提高0.27個百分點,但其常住人口增長了1,271萬人,年均增長達到7.94‰。從歷年數據來看,環渤海地區常住人口增速呈現加快趨勢,2001年人口增長率僅為4.84‰,2008年則提高到了10.10‰,其中天津和北京最為顯著,分別從3.03‰和19.38‰提高到了54.71‰和37.97‰。
2.人口密度不斷提高。2000年以來環渤海地區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從4.29萬人提高到了2008年4.55萬人,增長了0.26萬人,年均增幅為6%。其中,北京市和天津市人口密度在這期間分別增長到2.03萬人/平方公里和1.47萬人/平方公里,年均增長率分別高達25%和18%。
3.人口分布趨于均衡。計算結果顯示,2006年和2007年環渤海地區變異系數值分別為0.564、0.565,均小于全國,說明環渤海地區的人口分布是比較均衡的。從年度變動上看,2006年到2007年,以地級以上城市全市(含所轄縣、市)為單元計算變異系數,環渤海地區的結果略有擴大,與全國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而如果以地級以上城市市轄區為單元計算變異系數,則其結果有縮小趨勢,這一點卻與全國變化情況相反。
4.人口流向發達城市。據統計,2008年北京市和天津市人口機械增長率分別為3.5%、5.2%,明顯高于其他三省,也明顯低于本地的人口自然增長率3.42%和2.19%,可見兩大中心城市的人口增長主要由人口的遷移引起的,其中北京市人口機械增長率波動性較大,但始終保持在高位,天津市則逐年上升,尤其從2003年以來該指標快速提高,并于2006年超過了北京,說明天津市已成為環渤海地區吸引外來人口最具潛力的地區。
(三)城鎮化水平
1.城鎮化處于快速推進階段。2000年~2008年期間,環渤海地區總人口增加了1,378萬人,而同期城鎮人口增加了3,049萬人,鄉村人口則從12,914萬人減少到11,243萬人,減少了1,671萬人。2006年至2008年,該地區城鎮人口年增長率與總人口年增長率的差值從18.9‰擴大到了23.4‰,說明城鎮人口增長對總人口增長的拉動作用越來越明顯。
2.城鎮體系結構由單核心向多核心轉變。目前本地區擁有縣級以上城市114個,其中直轄市2個,副省級城市4個。合理的城鎮結構一般呈序位分布,即城市規模越大,城市數目越少;城市規模越小,城市數目越多。本地區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數目分別是10個、13個和19個。44個地級以上城市中的中等城市只有兩個,如果考慮到該地區還有為數不少的發達縣級城市,實際上中等城市的數目遠大于大城市的數目。
二、環渤海地區人口流動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流動人口在環渤海地區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人口流動引起的人口規模和分布變動,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深刻的影響。當前,環渤海地區人口流動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面臨著如下主要問題:
第一,流動人口就業與城鎮化質量不協調。一般而言,經濟因素是引起人口流動的主因,流動人口反過來為經濟增長提供要素支持。計量結果顯示,環渤海地區地級以上城市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主要依靠城市的建筑業和第三產業就業崗位,其中建筑業每增加1個就業崗位,會帶動2.6個流動人口的涌入,而第三產業每增加1個就業崗位,會帶動1.2個流動人口的涌入,這說明環渤海地區流動人口在城市的就業仍以建筑業和第三產業為主,其中建筑業的吸引力大于第三產業。建筑業就業具有典型的“流動性”特征,但是隨著未來環渤海地區城鎮化推進速度下降,建筑業發展步伐也將放緩,其所能提供就業崗位隨之減少,這意味著流動人口有較強的“回流性”,即一旦就業崗位減少,他們將不得不重新返回流出地,從而影響地區城鎮化進程。短期內,環渤海地區城市建筑業就業崗位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最大,說明該地區的城市難以為流動人口提供長期固定的工作崗位,使流動人口規模長期維持在高水平,這最終會影響到環渤海地區的城鎮化質量。
第二,流動人口素質與現代產業發展不協調。環渤海地區流動人口素質總體不高,無法適應現代產業發展。一方面,流動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低于流入目標城市的常住居民整體的水平,2008年北京和天津兩個城市地區常住居民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分別為51.5%和40.2%,而同年兩地的外來流動人口中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僅占38.9%和20.9%,作為兩市流入人口重要來源地的河北、遼寧、山東三省的常住人口受教育水平也明顯偏低,這就使得流動人口在城市就業市場中處于劣勢,對于行業、工種和待遇的選擇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流動人口進入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就業的人數比較有限。相當大一部分流動人口主要從事建筑業和傳統服務業,這些行業的共同特點就是人員流動性大、季節性強、技能低、工作環境艱苦、收入低等,于是決定了他們很難適應現代產業發展的需要,因而很難在城市扎根落戶。
第三,人口流動規模與和諧社會建設不協調。實踐表明,持續的大規模人口流動將對和諧社會建設帶來一系列的挑戰,造成社會管理的諸多困難,比如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管理。其次,長時期大規模人口流動會造成并固化社會二元結構,由于大量流動人口很難在短期內通過城鎮化來解決,即便是可以,國家和地方財政也很難拿出一筆經費來支付這么高的成本。此外,大規模人口流動加劇社會經濟的波動性。流動人口的“流動性”造成人口分布的不穩定,尤其是流動人口從事的職業本身存在不確定性因素。人口分布不穩定性帶來基本公共服務相應的流動,而這個環節要付出很高的制度成本和心理成本。況且,部分基本公共服務甚至是不可轉移的,這樣容易加劇地區間矛盾。
第四,人口流動與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不協調。人口的過度集中會給城市造成很大的資源和環境壓力。目前,流動人口已經成為一些環渤海城市常住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2007年北京市的流動人口已占到常住人口的25.6%,2008年天津市也達到了19.4%。數據顯示,環渤海地區是全國流動人口流入的主要目標地區之一,然而,京津冀地區卻是我國水資源較為匱乏的地區,該地區人口持續增長必然加劇水資源緊張局面。以北京市為例,目前人均水資源占有量不足于300立方米,遠遠低于國際公認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線,也不足全國平均水平的1/8。并且,城市過度膨脹嚴重惡化區域生態環境。根據2006年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全球空氣質量最差的20個城市中,中國占了13個,其中包括環渤海地區的天津、沈陽、濟南、北京、鞍山等五個城市名列其中。
三、環渤海地區人口流動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總體思路
新時期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按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堅持以人為本,提高人口素質,加快體制創新,轉變區域經濟發展方式。根據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的框架,引導環渤海地區人口合理分布和有序流動,實現人口與經濟資源環境的相互促進,這既能夠適應地區人口變化趨勢,又能夠體現國家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方針。
推動環渤海地區流動人口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應堅持以下原則:人口城鎮化與工業化相適應、人口空間分布與區域主體功能相適應、人口流動與地區產業結構相適應、流動人口素質與城市現代化發展相適應。我們認為,“十二五”時期環渤海地區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協調發展的重點任務是:
第一,引導人口有序流動,服務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笆晃濉币詠?國務院先后批準天津濱海新區和沈陽經濟區為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并出臺指導意見將遼寧沿海經濟帶、黃河三角洲高效能生態經濟區升格為國家戰略。這些區域開放開發將迅速集聚包括人口在內的各種要素資源,帶動環渤海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從而促進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當前及今后十年,引導環渤海地區人口有序流動,特別向天津濱海新區、遼寧沿海經濟帶和沈陽經濟區等自然條件相對較好、人口承載力高、產業集聚能力強的地區流動,能有效解決當地勞動力不足問題,提高區域就業水平,開創流入地或流出地形成雙贏的局面。對于上述上升為國家戰略的區域,要結合本地情況,創新體制機制,逐步放寬中小城市和城鎮戶籍限制,允許有條件的外來人員落戶,并創造條件給予外來人員享受市民同等待遇。
第二,優化人口空間分布,加快地區經濟結構調整。人口適度集聚,特別是專業勞動力空間集聚,既有利于建立地區性勞動力市場,也有利于增強專業知識溢出效應,最終實現地區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目的。環渤海地區流動人口專業化分工較強,來自不同地區人口往往從事某種特定行業,從而構建起協作良好的分工網絡,通過地區產業多樣化的途徑提高經濟效率,進而促進產業結構動態優化。因此,要加強對環渤海地區資源環境容量的動態評估,適當提高中等城市人口密度。堅持集聚經濟發展導向,協調好人口城鎮化和土地城鎮化之間的關系,限制過度追求城市空間擴張,以避免大量流動人口(如失地農民)產生。消除地區之間、城鄉之間有形或無形分割,允許人口自由、平等、有序的流動,在市場力量和政府引導之下形成空間合理分布。
第三,提高流動人口素質,轉變區域經濟發展方式。流動人口素質影響到流入地或流入地的經濟社會發展。作為勞動者,流動人口素質密切關系到經濟投入要素的質量,并最終決定了產出勞動效率水平。作為消費者,流動人口素質日益影響到地區市場產品結構,從而決定地區專業市場發展水平。作為技術創新和產業擴散的承擔者,流動人口素質不僅對技術創新區際傳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還對產業地區間擴散轉移有著深遠的影響。可以說,流動人口素質推動了地區內部和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因此,要重視地區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建立社會化勞動技能培訓體系,更多給予流動人口免費接受培訓的機會,這些措施對地區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具有重要推動作用。
第四,完善基本公共服務,促進區域城鄉協調發展。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黨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必然要求,是加快城鄉統籌步伐和縮小區域差距的直接動力,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支撐。完善環渤海地區基本公共服務應包括基礎服務和基本保障兩類,前者包括公共教育、公共衛生、公共文化教育和公共交通;后者則涵蓋生活保障(含養老保險、最低生活保障、五保)、住房保障、就業保障和醫療保障。要加快推進環渤海地區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各省應在2020年之前建成覆蓋城鄉、功能完善、分布合理、管理有效、水平適度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實現城鄉、區域和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基本公共服務制度的統一、標準的一致和水平的均衡。
第五,建立地區援助機制,解決落后地區貧困問題。環渤海地區內部發展差距還比較大,各省市都還有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的貧困地區,環京津貧困帶便是這類地區的典型代表。國內外經驗表明,落后地區的長期存在不利于地區經濟保持持續穩定增長,更嚴重威脅著地區社會穩定。為此,要將建立環渤海區域性援助機制盡快提上議程。這種援助機制包括援助政策設計、援助機構設立、援助資金募集、援助項目評估等四個方面。由于國家和各省在“十一五”期間加大了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工程建設投入,大大緩解了各地區交通落后、生態環境惡劣等問題。在“十二五”期間,環渤海的落后地區將迎來追趕發展的機遇期,因此地區援助機制要因地制宜調整人口空間分布,采取“移業就民”、“生態產業導入”等多種模式幫助這類地區增強自我發展能力,盡快消除區域性貧困問題。
四、具體政策措施建議
第一,深化城鄉體制改革,穩妥推動城鎮化進程。首先,把戶籍制度作為改革的突破口,積極簡化流動人口登記手續,提高流動人口登記的信息化水平。放寬流動人口到中小城市落戶的門檻,給予市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待遇。其次,加快土地管理體制改革。嚴格控制農村宅基地的規模,改革原來宅基地申請制度,有保有壓,不鼓勵農民申請耕地建房,加快農村宅基地和耕地確權工作。以市場機制為基礎,鼓勵宅基地在農戶之間流轉。編制新農村規劃,積極鼓勵農戶集約用地建房,通過土地整理等方式,回籠部分農村宅基地。限制外出人員回鄉建房擠占農地,引導他們就近到城鎮或縣城落戶。對于自購商品房的農民,目前不宜收回其在農村的承包地,但可作價、有期限、有條件收回其農村宅基地。對于購買公用住房的農民,應作價無條件收回其農村宅基地,并有條件、有期限收回其農村承包地。最后,探索最優城鎮規模體系,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笆濉睍r期,重點推進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基礎設施建設,擴大中小城市集聚力和輻射力,發展具有產業特色的縣域經濟。一方面,改變長期使用計劃手段來實現“土地指標占補平衡”的辦法,引入市場機制,建立土地占補平衡指標有償交易市場,擴大城鄉建設資金來源;另一方面,提高縣級財政分成比例,扭轉當前縣級財政過度依賴出售土地的局面。
第二,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積極擴大流動人口就業。經歷改革開放30年建設,環渤海地區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已開始顯現結構臃腫的現象,為了避免陷入蕭條困境,應及時實施產業結構升級,鼓勵傳統制造業向周邊二、三線城市轉移,避免“大樹底下不長草”的現象。激勵政策和規制手段必須同時出臺,對于主導搬遷的企業應享受稅收返還、固定資產投資納稅打折等優惠政策,對于被動搬遷的企業則采取更嚴厲的辦法,提高其運營成本,以促其盡快外移。只有實施這種“移業就民”政策才能有效地解決大量流動人口涌入特大城市、大城市問題。引導人口向中小城市有序流動、就近從業、合理集中。針對當地具有規模優勢的產業集群,宜對流動人員進行專業技能培訓,使之實現順利就業。優化產業空間布局是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也是促進環渤海地區流動人口就業的主要途徑之一。以遼東灣為核心遼寧沿海經濟帶和以京津唐為核心的京津冀都市圈是承接流動人口的重點區域,也是創造就業機會重要地帶。相反,黃河三角洲高效能生態經濟區則對原有經濟布局進行優化調整和產業升級,重點發展生態產業和循環經濟,這些產業解決就業問題有限。
第三,建立省級對話平臺,妥善解決流動人口問題。環渤海地區三省兩市省長級領導對話平臺是地區流動人口問題的高層互動形式,可以每年定期舉辦,由省級領導參加,會議內容重點就是區域人口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其中流動人口問題應列為會談的重點,展開實質性磋商,最后達成協議文件并付諸于實施。特別要重點圍繞以下兩方面內容進行深入交流:一方面,發揮重點區域輻射作用,引導人口向重點區域適度集聚,重點區域包括國家戰略區域、重化工業基地和特大城市新城。如天津濱海新區、遼寧沿海經濟帶、沈陽經濟區和黃河三角洲高效能生態經濟區,要以市場機制為導向,放寬落戶條件,建立區域性人才交流市場,引進一批專業技術人才,滿足快速發展的現代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用工需求;另一方面,重視問題區域,及時出臺措施緩解日益加劇的流動問題。重點關注兩類問題區域。第一種是特大城市,主要針對北京、天津兩個直轄市日益突出的流動人口問題,包括勞動就業、子女教育、社會治安、社會保障、居住遷徙等。第二種類型指環渤海地區貧困地區,包括環京津貧困帶、魯西南、遼西北等貧困人口集中的地區。建立地區援助機制是國際通行的經驗,這也是環渤海地區省級領導對話機制內容,重點探討建立一個環渤海地區落后地區發展基金,以項目開發形式幫助落后地區發展。
第四,完善地區協作機制,推動服務管理一體化。除了省部級領導對話平臺之外,地區人口流動協作機制也是人口服務管理部門定期溝通協調的重要渠道。建立流動人口機制的關鍵在于制度化建設,包括聯席機構、組成人員和磋商內容。聯席機構由各省人口計生委和國家人口計生委流動人口管理部門組成,專設三省兩市流動人口協作臨時機構;每年擇期圍繞一個區域性人口問題展開磋商,提出實質性解決方案,工作目標就是逐步實現區域內流動人口服務管理一體化。每年定期召集三省兩市人口計生委舉辦環渤海地區流動人口服務管理一體化會議,負責起草地區人口服務管理一體化會議主題、行動綱領和逐步實施的框架協議,環渤海地區流動人口服務管理一體化的年度評估。地區流動人口服務管理一體化協作機構負責人可由國家計生委分管領導擔任,也可由三省兩市領導輪流擔任。區域流動人口服務管理一體化重要內容應包括:流動人口信息共享,問題區域人口密度的跟蹤,建立流動人口服務管理互認制度,深入評估流動人口對區域氣候變化和資源環境的影響等。
第五,關注重點人群生活,及時提供必要社會救助。第一類群體是城市農民工。環渤海地區農民工主要來自河北、四川、重慶、河南等省,重點解決農民工群體社會保障問題,宜于企業繳納;向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提高他們維護合法權益的能力;組織農民工臨時工會,提高這群體的組織性和法律地位,豐富他們的精神生活。第二類群體是流動人口中育齡婦女。由于該群體約占環渤海地區流動人口規模1/4左右,其生活和工作環境需要人口計生部門提供必要生育、維權等婦女關愛服務;第三類群體是大學生“蟻族”。北京是我國“蟻族”規模最大的集中地,他們來自全國四面八方,其中環渤海地區占相當高的比例。跟“北飄”相比,“蟻族”帶有弱小、高智、群居等特點,居住在城鄉結合部,生活環境惡劣,收入很低,應對自身社會風險能力低。對此,出臺政策措施解決“蟻族”問題,一方面,將“蟻族”群體納入全市最低生活保障和醫療社會保障范圍;另一方面,設立“蟻族”援助社會服務機構,特別針對性地解決他們的心態和求職問題,盡可能地減少負面的社會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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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特征；人口基數；人口素質；人口流動；人口分布；經濟發展
中圖分類號：C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1-000-02
一、引言
基于地理、文化、歷史、經濟等各種因素，一個國家的人口普遍具有與其相對應的人口特征，而人口特征與一個國家的方方面面均存在著聯系，尤其是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其中：人口基數、綜合素質、年齡結構、人口的流動性、人口性別比、人口的區域性分布、人口城鎮化等方面因素，均與國家的經濟發展有著極為直接的關系。
二、人口基數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人口基數的大小直接關系著經濟發展的模式、規模以及速度。就我國來說，中國人口基數龐大，一方面對資源消耗的需求旺盛，需要與之相匹配的資源供應，這對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源、能源成本具有較大的壓力，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龐大的人口基數，卻為國家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人口。一般而言，對于粗放型、勞動密集型經濟，尤其是較為低端的勞動密集型加工制造外向型經濟而言，能為其提供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具有明顯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對產業的發展，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中國自改革開放起，巨大的人口基數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而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分享了龐大的人口基數紅利，勞動力供給非常充足，而勞動力的價格非常低廉，生產制造的人力成本較低，產品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但這樣的人口紅利需要與之相對應的經濟發展模式，才能顯現出它的優勢，在外向性的加工制造型經濟模式中，這種人口紅利就具備了特定的條件和基礎；但是，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以創新型的高科技或金融服務等高端產業為主要特征的發展模式，那么，這種龐大的人口基數對于創造人口紅利的優勢，將不復存在。如：美國有3億多人口，經濟以高科技，金融服務等高端產業為主導，其經濟總量是中國經濟的2倍；而中國人口基數13億，比美國多出10億，但經濟發展過度依賴外向型的加工制造產業，且經濟規模雖然快速提升，但僅相當于美國的1/4(是指提升速度還是其它？)，所以，人口基數對經濟發展的紅利因素也僅限于特定的經濟模式。拋開經濟發展模式，單純談人口基數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將無從談起。
三、人口年齡化結構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人口的年齡化結構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與人口基數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有著一定的關系，人口基數龐大可提供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但如果人口基數中人口的年齡化結構不合理，這種龐大的人口基數紅利也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這中間最主要的就是老齡化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沙掷m發展理念的本質是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協調統籌問題。[6]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13億人口中，年齡超過60歲的人口比例已經達到13.26%之多，已經步入老齡化社會。老齡化進程加快，說明勞動力人口在相應減少。雖然從絕對數而言，中國的勞動力仍將在一定期限內，具備人口紅利的巨大價值。但是，我國在經濟不發達，人口基數很大的情況下，在很短的時期內進入老齡化社會，會帶來“生之者寡，食之者眾”的問題，社會保障、社會負擔增加，對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對于人口基數相對較小的國家來說，老齡化人口比重過大，將直接造成勞動力人口不足，社會成本支出過大，經濟發展速度放慢。
類似的，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的人口特征，還有人口的性別比。就對經濟發展的直接貢獻來說，男性勞動力比女性勞動力有一定的先天優勢，性別比的失衡，會產生一定的社會問題，容易造成后續新生勞動力的不足或延緩新生勞動力的供給。對經濟的發展產生持續而長遠的影響。
四、人口的綜合素質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我國的人口基數龐大，但綜合素質或人均素質不高。人口基數龐大，但綜合素質較低，那對于宏觀的經濟發展而言[1]，只適合勞動密集型產業，只有勞動密集型產業才需要大量的低端勞動力，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較低。對于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金融服務等高端產業而言，則需要大量的高素質人才，才能滿足這些高端產業的發展需求。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我國正是基于大量的低素質勞動力人口，創造了快速發展的規模龐大的外向型加工制造產業。而外向型加工制造產業也成為我國經濟發展初級階段的主導產業。雖然我國的人口素質近幾十年來一直呈現快速提升之中，但相對于如此龐大的基數而言，總體的素質提升仍然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如上所述，人口的綜合素質因素直接影響著一個國家的產業發展方向和發展模式。
五、人口的區域性分布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直觀的結果就是，人口分布相對集中的區域勞動力相對更為充足，反之則勞動力缺少。但這一結果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也只能建立在一定的主觀和客觀條件之下進行分析[2]。如果對應的產業資源不足，過多的勞動力人口會對經濟發展造成負面影響，如在我國的四川、河南等人口過多的省份，以及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勞動力人口充足，但可供分配生產資源不足，就造成了勞動力過剩，人口紅利變成了人口負擔，對經濟發展形成不利影響。如將這些過剩的勞動力人口，流動到沿海生產制造產業相對集中、發達的地區，這些過剩的勞動力人口就能發揮應有的價值和作用，對經濟發展形成正面的提升和促進作用。同時，如果按照國家統一部署的產業結構調整規劃，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西部等經濟欠發達地區轉移，充分利用這些地區的勞動力資源，對經濟的平衡發展，將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人口流動是主觀人口分布的最主要因素[3]，人口流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可分配生產資源的再次分配，通過人口流動促進生產資源的合理分配，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口流動是“勢利經濟”(人的趨勢性和趨利性導致的人員向易于產生財富的時間，地點集中的經濟行為)造成的一種合理的人口分布策略。人口流動較為集中的區域通常經濟活力強，經濟發展快；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口流動出現區域均衡的狀態，則說明一個國家整體的經濟發展水平較為均衡。流動人口的地區分布決定于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
六、人口的城鎮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城市化是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主要方向，城市化進程也基本上是各國經濟發展中最主要的一條發展脈絡，人口的城鎮化速度越快，經濟發展的進程和速度同樣也會加快，反之經濟的快速發展也會加快人口的城鎮化進程[4]。人口城鎮化的比重加大，對經濟發展很顯著的一個促進作用就是城市人口越多，商品的消費量也就越大，國家的財政收入也就越大，消費增加對經濟的巨大貢獻就很容易表現出來。目前，中國的經濟主要依賴勞動密集型的外向型經濟，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拉動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但三駕馬車以出口和投資所占比重較大，而消費是三駕馬車中最弱的一匹，之所以最弱，是因為人均可支配收入過低的原因，我國目前城市化人口比例較小，農村人口比例大，而農村人口總體來說收入低，消費能力差，從而導致整個社會消費能力不強，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對于我國來說，推進城市化是經濟發展一個根本性問題，只有加快城鎮化建設，才能為經濟發展提供可持續的保障。
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已從賣方市場時期進入了買方市場時期，賣方市場時期是生產能力滿足不了人們的物質需求的時期，在這樣的時期，要發展經濟，主要是提高生產能力，來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一個國家進入買方時期后，要想達到財政收入的最大化，社會就業量的最大化，就必須尋求商品消費量的最大化。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仍有6億7千多萬農村人口，農村人口消費能力低，嚴重制約著我國商品消費量向最大化發展。同時，在農民身上存在著自產自消的行為，而這些自產自消的物品，因為不是通過貨幣購買消費的，因而不是商品消費，產生不了商品消費的作用，從商品經濟的角度上，稱農民自產自消的物品為“無效消費品”。
七、總結
人口特征的差異性與經濟發展的結果存在著密切的必然關系，結合全世界各個國家的人口特征分析，以上所述的結論同樣存在，這是宏觀經濟學中人口特征對經濟發展的最主要的影響因素。但從微觀層面而言[5]，基于客觀條件不同，以及各國歷史，文化，傳統的不同，上述人口特征在不同條件下所產生的作用也會存在著略微不同的結果。這個結果不影響宏觀研究的結論，但卻可以從細節處加強人口特征與經濟發展關系的全面性研究和導向性研究。本文就微觀層面和特定層面的人口特征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就不多作分析，上述僅從宏觀角度對人口特征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做粗淺分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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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協調發展;投影尋蹤;指標體系
一、引言
隨著經濟發展和城市化建設的推進,人口增長、環境污染、能源緊缺等制約城市發展的問題日益凸顯出來。如何在快速發展經濟和完成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中協調人口社會、經濟發展、能源利用和環境保護,已經成為我國城市現代化進程中不可忽視的問題。城市的協調可持續發展歸根到底是協調人口社會、資源、環境以及經濟發展之間的聯系,并最終形成人口社會、經濟和自然環境協調發展的城市,使得城市的發展具有協調性和可持續性。對協調發展的研究首先是從對經濟與環境的兩系統協調發展開始起步的。
申海元,陳志等人和李勇, 王金南都對城市人居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評價中所面臨的問題進行分析,建立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兩系統的評價體系,并將該方法應用于實證研究中?？陆?李超[4]將數據包絡分析理論及數據包絡最優分割聚類分析方法應用于中國各地區資源、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評價中,提供了協調發展研究方法的新方向。張曉紅,戴昌鈞利用灰色預測計算國民經濟與電力產業的耦合協調度,以此對兩者的協調發展趨勢進行分析。馬敏娜等[6]對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關系進行實證檢驗, 提出了我國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與人均GDP之間存在顯著的倒U型關系。
隨著研究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將人口因素引入分析當中,由此產生了經濟-人口社會-環境資源的三系統協調發展研究。王西琴、劉小林和郁晶等人等分別建立了經濟、社會資源環境三系統的指標體系,將主成分分析法引入評價中,作為確定各項指標的權重的方法,采用協調發展度評價模型,并對成都平原城市群和蘇州市進行實證分析,提出了各自的發展對策和建議。齊曉娟童玉芬利用模糊數學中的隸屬度概念和隸屬度函數對西北五省區人口、經濟和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狀況進行定量分析,指出陜西省為中級協調水平,寧夏、甘肅和青海三省區處于輕度失調狀態,新疆處于初級協調。與此同時,一些學者則引入了資源利用作為一個子系統,建立了經濟-環境-資源的三系統評價體系。李芳林,查奇芬建立資源、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核算與評估指標體系,并結合江蘇省的實際情況進行了分析。陳國權從可持續發展的概念與思想內涵出發,對經濟―資源―環境系統作了系統分析,著重論述了經濟―資源―環境系統內部沖突與協調的關系。
縱觀整個協調性評價的研究,目前的協調發展對經濟-環境的兩系統協調發展研究和經濟-人口社會-環境資源三系統協調發展研究形成了比較完善的研究體系和研究方法,實證研究也比較充分;其研究方法主要引入主成分分析、數據包羅和灰度賦值法。對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還比較少。
本文建立人口-經濟-資源環境三系統協調發展的評價體系,并引入投影尋蹤模型作為權重賦值的依據,以北京市為例進行實證分析。以此探討在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協調發展進程中不可忽視的問題。城市的協調、可持續發展歸根到底是協調人口社會、資源環境以及經濟發展之間的聯系,并最終形成人口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城市,使得城市的發展均有協調性和可持續性。
二、北京市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經濟發展與人口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是指人口社會、資源、環境、經濟發展作為一有機整體,不能相互分割。在這個有機整體的發展演化的過程中,各個子系統之間不斷相互促進、相互協同,由協調―不協調―高層次協調,循環往復,處于一種動態的穩定。一個時期內一定區域內經濟與人口社會、資源和環境的協調度就是衡量和評價該區域人口社會資源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水平高低過程,并由此反映該區域人口社會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以達到使該區域整個有機系統中諸要素和諧地、合理地發展,達到總體發展的最佳。“協調”是指系統之間或系統內要素之間和諧一致、配合得當的關系,是描述事物之間良性相互關系的概念。由于系統處于動態變化之中,因而,系統內部要素之間的關系也處在不斷調整中,而協調度是度量系統之間或系統內部要素之間協調狀況好壞的定量指標。根據曾嶸等人對北京市協調發展指標體系建立的研究,設計出北京協調發展指標體系,如表1。
三、北京市協調發展水平的測度與評價
1. 北京市協調發展水平測度
投影尋蹤(Projection Pursuit)模型可以將高維數據投影到低
維空間上,從而尋找出反應高維數據結構或特征的投影,達到研究高維數據的目的。利用多指標進行測度能從多方面更全面的刻畫系統的特性,但問題在于指標權重的確定,為了避免主觀因素確實指標權重帶來的誤差,本文使用投影尋蹤進行協調發展水平的測度。投影尋蹤建模步驟如下:
步驟一:指標的無量綱處理分為兩步:
首先對原始指標進行歸一化處理,對于越大越優的指標,有
(1)
對于越小越優的指標,有
(2)
其中, 分別為第j個指標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為指標特征值,為指標特征值歸一化的序列。
然后將 盡享標準化處理,即
(3)
其中, 分別為第j各指標的均值和標準差。
步驟二:設樣本是p維觀測數據,投影尋蹤所要研究的是通過研究這些數據的一維投影來分析數據的結構和特征。設是p維單位向量,數據在a方向上的一維投影值為
(4)
步驟三;投影指標就是的函數,構造為:
式中,為投影值的標準差,為投影值的局部密度,即:
(5)
(6)
式中,的均值,R為求局部密度的窗口半徑,他的選取既要是包含在窗口內的投影點平均個數不能太少,避免滑動平均偏差太大,又不能使他隨著n的增大而增加太快,據研究,其最佳取值為任意兩個樣本之間的距離,其計算式為為單位階躍函數,當 ,否則。
步驟四:當給定樣本數值時,投影指標函數只隨投影方向a的變化而變化,不同的投影方向反映不同的數據結構特征,最佳投影方向可最大可能的揭示高維樣本數據的某種等級特征結構。因此通過求投影指標函數最大化的問題來估計最佳投影方向,即:
(7)
本文利用投影尋蹤方法對北京市各個子系統內部進行計算,以求得北京市各個子系統的綜合發展指數,從而反映北京市各個子系統內部的發展情況,并作為北京市協調度計算的基礎。
2. 北京市協調發展的測度與評價
作為復雜系統,系統中各個子系統及其構成要素與外部環境之間存在著不斷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從而使整個系統呈現出不穩定和不協調現象。只有通過不斷調節,才能保持系統之間的動態平衡,使系統整體及各個子系統充分發揮其功能,進而達到系統的整體最優效應。協調發展協調性是指系統中的各個子系統及構成要素之間具有合作、互補、同步等多種關聯關系,以及由這些關聯關系使整個系統呈現出的協調結構和協調狀態。其次,這種關聯關系并非固定不變的,而是呈現出一種動態的協調關系。
事實上,協調發展系統運行的協調與否,不能簡單地以“協調”或“不協調”來衡量。系統的協調發展狀況更多是處于“協調”與“不協調”之間。所以,系統的協調發展指數只能用模糊數學中的隸屬度進行描述。作為[0,1]區間上的實數,隸屬度的變化規律可以通過隸屬度函數來反映。依據這一思想,可以構建北京市復雜系統的協調發展狀態協調函數。由于北京市復雜系統包含人口、資源、經濟和環境四個子系統,因此,這里涉及的協調發展協調函數包括某一個子系統的對另一子系統的狀態協調函數,也包括各個子系統之間的狀態協調函數。具體如下:
(1)兩個系統之間相互協調發展的協調系數方程
(8)
其中,式中:表示i 系統與j 系統的協調發展系數,表示i 系統對j 系統的協調發展,x表示i系統綜合發展指數;表示j系統對i系統要求的綜合發展協調值;表示i系統綜合發展指數的均方差。其中,j系統對i系統要求的綜合發展協調值的定量計算可以采用回歸分析法獲得,以i系統為因變量,j系統為自變量,進行多項式回歸擬合,從中選擇殘差平方和擬合曲線交響的方程作為最佳擬合方程。
(2)描述三個系統之間相互協調發展的協調系數方程
(9)
其中 。
式中:表示I系統、j系統和k系統的協調發展系數;表示i 系統與j 系統的協調發展系數,表示i 系統對j 系統和k系統的狀態協調度;表是I系統綜合發展指數的均方差;對應年j系統和k系統對i系統要求的綜合發展協調值。其中,通過建立以i系統為因變量,j系統和k系統為自變量進行一次線性方程、二次方程以及三次以上多項式的回歸擬合,從中選擇殘差平方和擬合曲線較小的方程作為最佳擬合方程。
在本文中,利用投影尋蹤模型計算得出的結果作為各個子系統的投影值作為各個子系統綜合發展指數;利用線性回歸擬合的方法計算出其他系統對該系統要求的綜合發展協調指數。并以此為基礎計算出兩個(或多個)系統之間的協調發展系數,以及某一子系統相對于其他系統的協調發展系數。從而計算出評價各個子系統之間的協調發展的協調度,并以此作為計算北京市各子系統之間及北京市整體協調發展的依據。
四、北京市協調發展實證分析
1.北京市協調發展的狀態評價結果
根據前述的投影尋蹤模型,對1992～2007年的協調發展水平進行了綜合評價,得出人口子系統、資源子系統、經濟子系統和環境子系統的分類投影方向參數(如表2) 和根據投影方向參數計算得出某市可持續發展評價分類綜合特征值和總體綜合特征值(如表3) 。
特征值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人口子系統 -3.7561 -3.7511 -3.7500 -2.7666 -1.9294 -0.9399 -0.6576 -0.1870
經濟子系統 -3.2740 -2.6555 -1.8028 -1.8091 -2.6079 -1.9610 -1.8040 -1.0788
環境子系統 -3.2103 -2.8142 -1.4710 -1.1577 -1.1719 -1.1698 -0.1392 -0.4819
特征值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人口子系統 0.5122 0.6454 1.6292 1.6315 2.5491 3.3541 4.0622 3.3541
經濟子系統 -0.3343 0.0923 0.5873 0.9759 2.8994 2.8922 4.1609 5.7194
環境子系統 -0.1576 1.2411 0.7360 1.7880 1.4271 1.4532 2.3882 2.7402
表31992～2007年度北京市可持續發展評價分類綜合特征值
2. 北京市可持續發展的系統協調性評價結果
為了方便起見,以P、E、R分別表示煤炭城市可持續發展系統中的人口、經濟、資源環境子系統。分別以P、E、R的一個為因變量,其他子系統為自變量,進行線性方程擬合、二次方程擬合、三次方程擬合。選擇最優的擬合方程,計算出個子系統的最佳估計值。再根據城市可持續發展各個子系統的綜合特征值,到北京市1992年～2007年的兩子系統間、三子系統間的發展協調指數。結果見表3和表4。
3. 北京市協調發展協調性評價的結果分析
從圖1中可以看出,自1992年以來,除了1994年和2007年之外的其他年份人口-資源環境、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經濟三種協調關系處于相對良好的發展狀態。從協調發展的角度來看在人口-資源環境、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經濟三種協調關系中,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性最好,平均協調發展指數0.9450;經濟-資源環境的協調性次之,平均協調發展指數為0.9351;人口-經濟的協調性最差,平均協調發展指數為0.8927。如果進一步劃分協調發展指數U的范圍,定義[0,0.5]為極不協調,[0.5,0.85]為不協調,[0.85,0.95]為基本協調,[0.95,1]為協調的話,人口-資源環境、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經濟均處于基本協調的狀態。特別是自1999年開始至2004年的連續6年間,人口-經濟的協調度穩定處于0.97以上,達到并超過了協調發展的要求。但是,人口-經濟在某些年份出現了較大的不協調,主要集中在1994年和2007年的人口-經濟協調度相對較低。從原始數據中可以看出,1994年北京市的經濟發展出現了相對的快速的增長,經濟發展指數上到了一個較高的發展平臺,但是1994年人口子系統的特征值與1993年基本持平,沒有顯著地變化。這說明是的發展不協調是由于當時經濟的發展早于人口社會的發展。
年份 U(E,R) U(P,R) U(P,E) U(P,E,R)
1992 0.9559 0.8645 0.9407 0.8959
1993 0.8125 0.9418 0.9207 0.9724
1994 0.9947 0.8623 0.5595 0.8049
1995 0.9900 0.9280 0.8884 0.9020
1996 0.8419 0.9898 0.8823 0.9874
1997 0.9999 0.9653 0.8860 0.9390
1998 0.8223 0.9938 0.8789 0.9670
1999 0.9895 0.9922 0.9727 0.9686
2000 0.9960 0.9967 0.9950 0.9388
2001 0.8852 0.9522 0.9897 0.8688
2002 0.9915 0.9771 0.9873 0.9724
2003 0.7505 0.9298 0.9994 0.8830
2004 0.9674 0.9695 0.9995 0.9625
2005 0.9748 0.9006 0.9010 0.8696
2006 0.9992 0.9424 0.9026 0.9341
2007 0.9898 0.9135 0.5787 0.8608
表41992～2007年度北京市可持續發展系統兩子系統間協調發展指數
而2007年出現的人口與經濟顯著地不協調,則是因為2007年的人口子系統的特征值出現了顯著地下降。而其他兩個子系統的特征值依然保持上升的狀態。從原始數據可以看出,自2007年開始人口社會子系統中的北京市的每千人擁有醫師數量(人)、每千人擁有床位數(張)和公共交通運營線路長度(公里)出現了顯著地下降。北京市公交運營總里程從2006年的18582公里下降到2007年的16801公里,降幅達到9.58%。于此同時,北京市的千人擁有醫師數量(人)和千人擁有床位數(張)也出現了下降,北京市的千人擁有醫師數量(人)從4.44人下降到3.37人,降幅達24%;而千人擁有病床數量(張)從2006年的6.77張下降到2007年的4.71張,降幅達到30%。這使得北京市的人口社會子系統的特征值從2006年的4.0622下降到2007年的3.3541。于此同時期的北京市的經濟持續高速發展,這使得經濟發展子系統的特征是從4.1609上升到5.7194。由此導致2007年的北京市人口-經濟子系統的協調度僅為0.5787。同時期的人口-環境協調指數也出現了小幅度的波動。通過人口社會子系統的投影值的變化可以反映出北京市對社會基礎設施發展和社會福利的調整。北京市的人口社會發展不僅限于單純的數量增長,同時重視質量的提高。
從整體的協調度來看,人口―經濟―資源的平均協調發展指數為0.9205,在[0.85,0.95]內,處于基本協調的狀態。從圖1中可以看出,北京市各年的發展基本處于相對穩定的基本協調狀態。這也充分表明北京市的整體發展基本處于一個基本協調的良性發展狀態。
五、結論
本文從系統論的角度出發,提出了北京市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運用遺傳算法優化投影尋蹤模型得出了北京市協調發展綜合水平,以綜合發展水平為基礎研究了北京市內部各子系統之間的協調性問題。1992-2007年度北京市的協調發展狀態從整體上講一直處于較為高的發展水平,總體上處于基本協調發展的狀態。這說明,北京市的經濟發展一直處于高效利用能源努力走集約發展道路。人口-經濟之間存在著較大的不協調,這種不協調的原因是經濟發展的速度與水平在這些年份顯著地快于人口發展所要求的水平。從三系統整體協調發展指數平均值看,均已達到 基本協調發展水平。也就是說,北京市人口、經濟與資源環境三個子系統之間逐步形成積極、良性的互動關系。協調發展是城市發展的目標之一,北京市只有在綜合發展水平提升的同時不斷提高協調發展水平,才能真正實現城市的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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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呼應全局。把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作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加快改善民生的基礎性戰略來抓。一是增強預見性和全局性，更為積極地推進人口戰略研究，將人口因素置于重大決策鏈的前端，使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分布等真正成為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決策的重要依據。二是注重穩定性和連續性，把穩定低生育水平作為人口計生工作的首要任務，特別是把農村這個重點和流動人口這個難點抓好，使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相適應。三是增強主動性和創造性，以人的全面發展統籌解決人口問題，變人口壓力為人力資源優勢，為全市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持久動力。
堅持以人為本。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把人口計生工作納入改善民生的全局部署之中抓好落實，維護好、發展好廣大計生家庭和群眾的切身利益，使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真正作為造福群眾的大事、好事、實事。一是結合當前重大改革，圍繞計劃生育家庭在優生優育、子女成才、抵御風險、生殖健康、家庭致富以及養老保障等六個方面的需求，在更大范圍內整合政策和資源，進一步加快建立健全利益導向政策體系，使實行計劃生育的家庭優先優厚享受改革發展成果。二是把關心、關愛、關懷群眾的生育健康、生殖健康作為改善民生的重要內容，圍繞著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質和提高生殖健康水平，狠抓落實。三是充分尊重群眾的計劃生育主人翁地位和首創精神，通過全面規范政務公開、實行村民自治等措施，健全民主管理機制，切實解決人民群眾的計劃生育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等權益問題。
堅持協調發展。要統籌兼顧好幾個關系。一是在工作目標上，要處理好穩定低生育水平與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關系，在切實穩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時，要充分尊重人類自身發展規律，并在提高出生人口素質、解決出生人口性別比、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服務管理和老齡化等問題上有所突破。二是在工作出發點上，要處理好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群眾長遠利益與現實利益的關系，注重實現計劃生育國家利益、個人利益的同向性。三是在工作標準上，要處理好完成人口計劃與提高人民群眾滿意度的關系。四是在統籌政策上，要處理好均等與優先的關系，要爭取經濟社會重大決策尤其是與人民群眾戚戚相關的惠民利民政策，都對實行計劃生育的家庭實行優先優待，而絕不能與國策抵觸，更不能阻礙國策的有效施行。
堅持呼應全局。把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作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加快改善民生的基礎性戰略來抓。一是增強預見性和全局性，更為積極地推進人口戰略研究，將人口因素置于重大決策鏈的前端，使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分布等真正成為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決策的重要依據。二是注重穩定性和連續性，把穩定低生育水平作為人口計生工作的首要任務，特別是把農村這個重點和流動人口這個難點抓好，使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相適應。三是增強主動性和創造性，以人的全面發展統籌解決人口問題，變人口壓力為人力資源優勢，為全市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持久動力。
堅持以人為本。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把人口計生工作納入改善民生的全局部署之中抓好落實，維護好、發展好廣大計生家庭和群眾的切身利益，使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真正作為造福群眾的大事、好事、實事。一是結合當前重大改革，圍繞計劃生育家庭在優生優育、子女成才、抵御風險、生殖健康、家庭致富以及養老保障等六個方面的需求，在更大范圍內整合政策和資源，進一步加快建立健全利益導向政策體系，使實行計劃生育的家庭優先優厚享受改革發展成果。二是把關心、關愛、關懷群眾的生育健康、生殖健康作為改善民生的重要內容，圍繞著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質和提高生殖健康水平，狠抓落實。三是充分尊重群眾的計劃生育主人翁地位和首創精神，通過全面規范政務公開、實行村民自治等措施，健全民主管理機制，切實解決人民群眾的計劃生育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等權益問題。
堅持協調發展。要統籌兼顧好幾個關系。一是在工作目標上，要處理好穩定低生育水平與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關系，在切實穩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時，要充分尊重人類自身發展規律，并在提高出生人口素質、解決出生人口性別比、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服務管理和老齡化等問題上有所突破。二是在工作出發點上，要處理好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群眾長遠利益與現實利益的關系，注重實現計劃生育國家利益、個人利益的同向性。三是在工作標準上，要處理好完成人口計劃與提高人民群眾滿意度的關系。四是在統籌政策上，要處理好均等與優先的關系，要爭取經濟社會重大決策尤其是與人民群眾戚戚相關的惠民利民政策，都對實行計劃生育的家庭實行優先優待，而絕不能與國策抵觸，更不能阻礙國策的有效施行。
堅持呼應全局。把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作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加快改善民生的基礎性戰略來抓。一是增強預見性和全局性，更為積極地推進人口戰略研究，將人口因素置于重大決策鏈的前端，使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分布等真正成為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決策的重要依據。二是注重穩定性和連續性，把穩定低生育水平作為人口計生工作的首要任務，特別是把農村這個重點和流動人口這個難點抓好，使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相適應。三是增強主動性和創造性，以人的全面發展統籌解決人口問題，變人口壓力為人力資源優勢，為全市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持久動力。
堅持以人為本。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把人口計生工作納入改善民生的全局部署之中抓好落實，維護好、發展好廣大計生家庭和群眾的切身利益，使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真正作為造福群眾的大事、好事、實事。一是結合當前重大改革，圍繞計劃生育家庭在優生優育、子女成才、抵御風險、生殖健康、家庭致富以及養老保障等六個方面的需求，在更大范圍內整合政策和資源，進一步加快建立健全利益導向政策體系，使實行計劃生育的家庭優先優厚享受改革發展成果。二是把關心、關愛、關懷群眾的生育健康、生殖健康作為改善民生的重要內容，圍繞著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質和提高生殖健康水平，狠抓落實。三是充分尊重群眾的計劃生育主人翁地位和首創精神，通過全面規范政務公開、實行村民自治等措施，健全民主管理機制，切實解決人民群眾的計劃生育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等權益問題。
堅持協調發展。要統籌兼顧好幾個關系。一是在工作目標上，要處理好穩定低生育水平與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關系，在切實穩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時，要充分尊重人類自身發展規律，并在提高出生人口素質、解決出生人口性別比、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服務管理和老齡化等問題上有所突破。二是在工作出發點上，要處理好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群眾長遠利益與現實利益的關系，注重實現計劃生育國家利益、個人利益的同向性。三是在工作標準上，要處理好完成人口計劃與提高人民群眾滿意度的關系。四是在統籌政策上，要處理好均等與優先的關系，要爭取經濟社會重大決策尤其是與人民群眾戚戚相關的惠民利民政策，都對實行計劃生育的家庭實行優先優待，而絕不能與國策抵觸，更不能阻礙國策的有效施行。
堅持呼應全局。把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作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加快改善民生的基礎性戰略來抓。一是增強預見性和全局性，更為積極地推進人口戰略研究，將人口因素置于重大決策鏈的前端，使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分布等真正成為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決策的重要依據。二是注重穩定性和連續性，把穩定低生育水平作為人口計生工作的首要任務，特別是把農村這個重點和流動人口這個難點抓好，使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相適應。三是增強主動性和創造性，以人的全面發展統籌解決人口問題，變人口壓力為人力資源優勢，為全市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持久動力。
堅持以人為本。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把人口計生工作納入改善民生的全局部署之中抓好落實，維護好、發展好廣大計生家庭和群眾的切身利益，使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真正作為造福群眾的大事、好事、實事。一是結合當前重大改革，圍繞計劃生育家庭在優生優育、子女成才、抵御風險、生殖健康、家庭致富以及養老保障等六個方面的需求，在更大范圍內整合政策和資源，進一步加快建立健全利益導向政策體系，使實行計劃生育的家庭優先優厚享受改革發展成果。二是把關心、關愛、關懷群眾的生育健康、生殖健康作為改善民生的重要內容，圍繞著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質和提高生殖健康水平，狠抓落實。三是充分尊重群眾的計劃生育主人翁地位和首創精神，通過全面規范政務公開、實行村民自治等措施，健全民主管理機制，切實解決人民群眾的計劃生育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等權益問題。
堅持協調發展。要統籌兼顧好幾個關系。一是在工作目標上，要處理好穩定低生育水平與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關系，在切實穩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時，要充分尊重人類自身發展規律，并在提高出生人口素質、解決出生人口性別比、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服務管理和老齡化等問題上有所突破。二是在工作出發點上，要處理好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群眾長遠利益與現實利益的關系，注重實現計劃生育國家利益、個人利益的同向性。三是在工作標準上，要處理好完成人口計劃與提高人民群眾滿意度的關系。四是在統籌政策上，要處理好均等與優先的關系，要爭取經濟社會重大決策尤其是與人民群眾戚戚相關的惠民利民政策，都對實行計劃生育的家庭實行優先優待，而絕不能與國策抵觸，更不能阻礙國策的有效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