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01 10: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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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推行外貿制是當前外貿體制改革的重要方面之一，它是國有外貿企業在市場機制下求生存、謀發展的重要競爭手段。近年來，不少學者運用社會分工理論、市場營銷概念及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等對我國推行外貿制的必然性及可行性進行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進展。我們認為，對外貿制進行研究，還存在另外一條思路，即運用信息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從委托形式固有的信息不對稱現象（asymmetricinformation）入手，對當前討論較多的幾種外貿制形式進行分析比較，尋找一種符合中國國情并有利于克服因不對稱信息所帶來的內在缺陷的較優契約安排形式。本文擬從這個角度出發，主要以出口為例，對外貿制在我國的推廣及優化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對外貿制的基本認識及研究思路
1.為了便于討論，我們首先將已在國內外實踐中出現的外貿形式歸納為三種：形式Ⅰ：直接（又稱傭金）；形式Ⅱ：中國現行的出口形式（我們稱其為中國式風險）；形式Ⅲ：間接（又稱行紀）。其中形式Ⅰ（即直接）系指人（外貿企業）在權限內，以本人（生產企業）的名義同第三人（國外進口商）簽訂合同，辦理進出口業務，并收取一定傭金，人對第三人不承擔責任，也不享受權利；而形式Ⅲ（間接）也是國際通行的外貿的一種形式，它指間接人（行紀人）為本人（委托人）的利益和計算，但以自己名義與第三人（國外進口商）簽訂合同，并收取一定傭金，同時對第三人承擔合同中的義務，享受合同中的介入權；最后，形式Ⅱ（中國式風險）是中國現存外貿體制的產物，它的產生系以我國外貿經營權的審批制為基礎，并在非完全出于雙方當事人（本人及人）自愿的背景下，由人（有外貿經營權的企業）以自己的名義對外訂立進出口合同，以幫助生產企業開拓國際市場。顯而易見，這三種外貿形式在傭金分配、風險劃分及約束法規等方面存在著一定差異，為便于后文分析，現將其作一比較并列于下表中：
三種外貿制形式的比較
比較項目風險收益
比較內容(人)(人)
形式
直接(Ⅰ)風險=0傭金>0(中等)
中國式風險(Ⅱ)風險>0相對較小
間接(Ⅲ)風險>>0傭金較高
比較項目約束法規人與本
比較內容人間關系(是
形式否自愿)
直接(Ⅰ)各國民法(或商法)一般自愿
中國式風險(Ⅱ)1991年《暫行規定》及并非完全自愿
《對外貿易法》第13條
間接(Ⅲ)各國民法(或商法)一般自愿
2.進而，我們對當前外貿制的改革與現狀談兩個基本認識：（1）我國外貿體制改革必須以大力推行外貿制作為主要方向之一。長期以來，由于我國外貿經營的計劃體制，大部分外貿業務由壟斷的外貿專業公司經營，經營方式以收購制為主，但這種做法隨著我國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以及與國際經濟的接軌，其缺陷也越來越突出。對于這點，已有眾多文章加以論述，這里不予展開。另一方面，經過試點企業的實踐表明，外貿制適合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和外貿壟斷制解體后的形勢，它有利于生產企業擴大對外貿易，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正是基于這些原因，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外貿制已被提上外貿體制改革的日程，尤其是1991年，對外經濟貿易部門專門制定了《關于對外貿易制暫行規定》（以下簡稱《暫行規定》），1994年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第13條對外貿制也做了原則性規定。這都為外貿制在國內的真正實施奠定了一定的法律基礎。（2）近幾年的實踐也表明，外貿制的推廣目前遇到了一系列困難。外貿是實現跨國交易的一種較為復雜的方式，它涉及到委托人、人、第三者三方的利益、權利及義務分配問題。因此它的順利推行必須具備一定的內外部條件。而當前我國經濟體制在許多方面不同程序的欠缺恰恰使外貿制這一新事物與舊的外貿經營方式之間的矛盾顯現出來，從而導致了外貿制難以有效推廣。據資料顯示，近些年來，外貿企業出口占全國出口總額之比重一般在0～5％，很少超過10％，甚至普遍呈下降趨勢。
3.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學者針對外貿制推行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原因與可能改革方向進行了大量理論探討，其中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外貿制的形式選擇問題。這些討論的焦點主要集中于兩點：其一，在目前條件下，是否應立即從現行制形式（形式Ⅱ）向直接（形式Ⅰ）或向間接（形式Ⅲ）轉換；其二，假定轉換條件不具備，則對于現有的形式Ⅱ，我們又應從哪些方面對其進行規范及改善。具體說來，目前對上述問題的探討主要順著以下兩種研究思路展開：
思路Ⅰ：法律不規范論。這種思路主要從我國現行外貿制的外部法律環境出發，認為當前所面臨的主要困難在于法律的不規范性及相應造成的行為的不可操作性。首先，這一思路強調有關外貿制的立法相互不協調。根據《暫行規定》，我們當前應選擇的形式為形式Ⅱ，而這種選擇又缺乏民法基礎，因為按照《民法》所給出的形式應為形式Ⅰ。這樣就造成實際操作部門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對形式選擇的矛盾性。其次，這一思路認為現存的外貿法規條例對行為涉及的三方（生產企業、外貿企業及外國客戶）的責、權、利界定不盡合理。這種不足尤其體現于人的權、責比例不協調。外貿企業在現行外貿制下既不具備間接（形式Ⅲ）中的行紀人所享有的多種權利（如介入權等），又必須承擔形式Ⅰ下所不需承擔的較高風險。因此，持此類觀點者建議可從以下兩條道路擇一而行：或由《暫行規定》所規定的外貿制向國際通行的間接（形式Ⅲ）過渡，或直接采用民法規定的，依據民法規定的直接（形式Ⅰ）來規范現行制，這樣可使行政規范與法律基礎相一致。此外，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在中國現有的國情下，鑒于目前制形式的沖突，可考慮在修改的統一合同法中規定間接（行紀）合同，使民法規定的直接（形式Ⅰ）和合同法中規定的間接（形式Ⅲ）并行。同時為了避免沖突，對民法通則的制定細則，使外貿的各種形式均有法可依，防止與經濟合同修改不一致。
思路Ⅱ：外部條件不具備論。這種思路認為，目前無論采用什么形式的制，其對外部條件都是有一定要求的。而具體到某一給定的外貿制形式，又必須在相應的外部條件下才能得到順利推行。例如，對應于《民法》所規定的形式Ⅰ，我國目前的外部環境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面不具備：一是外貿經營權審批制尚未取消，這形成了推行直接（形式Ⅰ）的主要障礙，因此加快放開生產企業進出口經營權是推行外貿制的必要條件；二是市場條件及國有企業內部機制不具備。就市場條件而言，國內市場不成熟這一外部條件不利于人與委托人按國際規范的委托方式承擔責任與義務；而作為委托主體的國有生產企業與外貿企業，由于現代企業制度未能得到充分實施，也會對制的推廣造成相當困難。
以上兩種思路分別從法律與外部環境的角度討論了推行外貿制的現狀、問題及改革方向，尤其是在外貿制的形式選擇方面作出了具體分析，這無疑是正確的。然而，我們認為，外貿制的順利推行及具體形式的正確選擇，除應具備必要的法律規范與外部環境外，還應具備高效率的內在激勵機制，而后者涉及到委托制自身在信息擁有、風險安排等一系列因素上的內在結構。因此，關于外貿制形式選擇的問題，我們建議還必須從信息經濟學角度去探討，以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具體形式。
三、委托理論與外貿制
（一）不對稱信息與委托一般理論。
不對稱信息指的是交易的一方參與人擁有但另一方參與人不擁有的信息。近些年來，對交易中不對稱信息存在的關注已越來越成為現代經濟學的重要部分。在某種程度上，如同“非完全競爭”的市場基本事實一樣，不對稱信息也是一種市場的常態。因此研究非對稱信息條件下交易的最佳契約安排具有相當實際的意義。
分析不對稱信息是通過委托模型來實現的。信息經濟學上的委托意義在一定程度上有別于法律上的委托，它是泛指任何一種涉及非對稱信息的市場。其中：委托人——非知情者（uninformedplayer），處于信息劣勢；人——知情者（informedplayer），處于信息優勢。非知情者將不得不因為知情者的信息優勢付出更大的交易代價。在這里，擬主要利用兩種模型，來為我們分析中國現行外貿制提供一個理論框架。
模型Ⅰ：隱藏行動的道德風險模型（moralbazardwithhiddenaction）：簽約后人所選擇的行動以及人所面臨的自然狀態（為不受人控制的外生變量，如市場狀況、交易背景等）是委托人所觀察不到的，委托人只能觀測到由人行動和自然狀態所共同決定的交易結果。而委托人的目標是設計激勵合同使人從自身利益出發選擇對委托人有利的行動。
模型Ⅱ：逆向選擇模型（adverseselectionmodel）：逆向選擇發生于簽約前，委托人不知道人的狀況、類型及人的私人信息。因此逆向選擇模型要解決的問題是通過一種契約設計來獲取人的私人信息。
（二）中國現行外貿制（形式Ⅱ）實踐中的契約機制缺陷。
運用委托一般理論，我們首先來探討一下現行外貿制形式所存在的主要問題，歸納起來，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看，這些問題至少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信息不對稱的放大。在一般的條件下，外貿人擁有國際市場信息，以及自己業務能力、交易磋商的信息，而委托人則不完全擁有這些信息。而現行的外貿體制和制形式擴大了這種信息不對稱傾向：（1）外貿制中存在著“一頂帽子大家戴”的情況，即由于外貿經營權沒有放開，無外貿權的企業掛靠有外貿經營權的企業，使合同產生法律糾紛的隱患，同時使委托人認定外貿人的資格和真實業務能力存在障礙。同時使一些信譽良好的人退出市場，不愿做業務，因此這個市場上存在逆向選擇問題，這也是外貿制推而不廣的原因之一。（2）信息的擁有是一個不斷積累的過程，幾十年來的收購制使生產企業處于與國際市場隔離的狀態，在推行制后，生產企業依然處于信息劣勢，與國際市場仍處于半隔離狀態。（3）現行外貿制中由于委托合同不規范，常以訂單代替委托合同，關于人如實報告交易信息的人基本義務，沒有在法律上確立下來。同時現行制缺乏補償條款，使人唯恐交易成功后，委托人甩開人直接同外商簽約，因此產生“互不信任”，從而產生機制缺陷下的信息封鎖與保密，即會出現前述的道德風險問題。
2.風險分擔缺陷。現行外貿制做法使外貿公司墊付資金，且產生所謂“拿1％的手續費，承擔100％風險”的狀況，而生產企業承擔的風險接近于零。由于一些生產企業無外貿經營權，從而成為被動的風險中立者。但人承擔全部風險，應意味著委托人只能得到固定收入，其余利潤應由人所有。現行做法對費用的計算標準是采用硬性的收費標準，即合同標的0.5％—1％，且一般只能收取費。這種做法實際上使外貿人通過合同所獲得的利益限制在一定范圍之內，必然導致合同產出與利益的不均衡分配。
3.激勵機制的缺陷。根據生產博奕模型來分析，在不對稱信息下，外貿制的合同應是一種獎懲合同，根據外貿人的業務水平、積極工作水平進行獎懲。現行外貿制下，由于委托合同不能使人選擇委托人所希望的行動，同時由于傭金不合理，使外貿人在出現合同糾紛時消極應訴、索賠，從而產生外部效應。從這個角度說，現行外貿制契約設計中，委托人并沒有把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建立在外貿人的激勵相容約束條件之上。而激勵機制應是一個動態系統：一方面人的激勵來自于委托人的利益讓與，另一方面，外貿人的積極行動增大了合同產出增加的可能性，從而促進生產企業增加對外貿企業的激勵。
（三）從委托理論看我國外貿制的形式選擇。
如前所述，目前中國外貿制的發展有三種選擇：一是改變現行外貿制形式，由形式Ⅱ向直接（形式Ⅰ）發展；二是從形式Ⅱ直接向間接（形式Ⅲ）發展；三是在現行制形式Ⅱ的框架下，完善法規，健全機制，疏通信息渠道，減少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效率損失。從信息經濟學角度看，以上三種選擇在具體實施中都各有利弊，因此，任何關于外貿制改革的舉措都必須充分考慮到在信息擁有因素及其對應的風險分布權衡利弊，據中國具體國情作出正確選擇。以下將就其作出具體分析：
其一，三種制形式優劣比較。
對于直接（形式Ⅰ）來說，由于委托人可觀測到人的選擇同時也可觀察到外生變量（即人所選擇的自然狀態），且委托人可參與交易磋商的全過程，因此委托合同可建立在人的工作努力程度之上，從而激勵相容約束是多余的。委托人可設計強制合同，根據進出口合同及人的工作努力程度確定傭金的支付，因此人沒有選擇消極工作的余地。這種方式下，委托人是風險中性的，最優合同要求人的收入應是相對固定的，不享受合同的其它利潤，但同時也不承擔風險。
行紀（形式Ⅲ）與中國現行外貿做法都是以人的名義對外簽約，因此人履行委托義務的行動在某種程度上都存在著對委托人的道德風險。然而行紀由于規定了人的直接履約權和介入權及規范了指定價格交易及其余利潤歸人所有的權利，使人權利和風險都相應增大。由于行紀使人真正成為風險中立者，承擔全部風險，且取得更大利益，因此行紀相應地克服了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交易效率降低的缺陷，對人激勵來自于人對自己潛在利益與風險的關注，出于這種內在動力的驅使，人如同為自己工作一樣，不會選擇消極工作。
以上分析表明形式Ⅰ與形式Ⅲ在克服信息不對稱方面較形式Ⅱ而言有相對優勢，但這并不意味著照搬國際通行的形式Ⅰ、Ⅲ即可成為解決我國外貿制所遇到困難的一條坦途。這是因為，一方面信息不對稱問題作為形式的固有內在缺陷，無論在形式Ⅰ、Ⅱ、Ⅲ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們在形式轉換過程中必須對這一問題引起充分重視。例如：現行制下，人常常抱怨他們必須承擔100％的風險，而要求盡快推行直接（形式Ⅰ）。事實上，按照米爾利斯闡述的原理，人所承擔的風險大小應與其所占有的信息優劣程度成比例。因此可以認為外貿企業目前承擔100％風險與其在過程中占有信息絕對優勢是相協調的。這樣，如果轉向直接（形式Ⅰ），如何在降低人風險的同時也降低方在信息上的絕對優勢則成為我們必須注意的一個重要問題。另一方面，以上分析的形式Ⅰ與形式Ⅲ均是在理想市場狀態下才能較好地解決了保險與激勵問題，而在現有中國市場條件下，由于非市場行為而導致的信息不對稱必然會成為交易中不可回避的風險。因此推行國際規范只是努力方向，施行起來還須假以時日。
其二，完善中國現行外貿制：對信息不對稱的克服。
如果目前從形式Ⅱ向形式Ⅰ、Ⅲ轉換時機尚不成熟，我們應做的就是在現有形式Ⅱ的條件下，努力克服包括信息不對稱在內的各種弊端與問題，在這里我們擬提出五個對策。
對策Ⅰ：外貿人資格的認定。對于現行外貿制的人來說，如果其通過某些渠道將自己的類型信息和能力信息傳遞給處于信息劣勢的委托人，則可以實現事前交易的改進。實現信息傳遞的渠道是：（1）外貿企業傳遞其無形資產價值，如信譽、政府認證等。（2）委托合同中強調人的法人資格權，以及無法人資格權的違約內容。這樣，無法人資格權的人則不會輕易從事此項業務，這也從間接傳遞了外貿人的真實背景。
對策Ⅱ：應該有效地實現對人的獎懲。按照米爾利斯—霍姆斯拉姆條件，信息不對稱下，人的收入應有更大的波動性，因為人的行動不可完全觀測，為了實現有效獎懲，可將另一些除人行動之外的其它可觀測信息寫入合同，如商品的國際市場可比成交價格，以及競爭對手簽約價格等，這樣委托人對人的激勵不僅依賴于產出，還可依賴于此可觀測變量。而且當此可觀測變量包含有關人行動的信息時，即使在信息不對稱狀態下，也可達到交易的最優實現。
對策Ⅲ：力圖使委托合同標準化，制定共同的合同條件。比如人如實的交易報告義務，就應是合同的一項基本條款，也是人的基本義務。另外，可以制定補償條款以解決人對委托人不信任而產生的信息封鎖問題。從國際實踐上看，對制定統一法規及合同標準是一種趨勢。
對策Ⅳ：傭金設計應合理化，而不宜采取硬性規定，以實現對人的激勵。以德國的貿易業務為例：德國所有行業的平均傭金率為5％，但技術含量高的產品傭金率一般為18％，而大宗消費品則為2％。因此借鑒國外做法，我國對機電產品等高附加值產品出口尤其不應采取固定傭金形式。同時在中國目前現實下，傭金不僅包括費用，還應包括合同的一部分利益讓與，這和人相應承擔部分風險是相對應的，同時應以外銷合同為基礎簽定委托合同，以實現對人的有效獎懲。
對策Ⅴ：政府不應局限在僅僅以行政手段強行推動制的實施。因為委托交易方式是通過市場內在要求來推動的。西方的現代商業制之所以盛行不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場和時間的共同作用，逐漸克服機制缺陷而成熟起來的。因此中國外貿制在目前過渡階段，需要的是政府不斷地創造和完善外部條件以向更有效的交易形式發展。具體說來，政府在推行制所起的主要作用應包括疏通信息渠道，進一步下放外貿經營權，建立外貿業務公司的審評機制，界定外貿人的法人資格權，以克服逆向選擇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不妨借鑒韓國做法。《韓國對外貿易法》中明文規定了只有具有一定業務渠道的人才有從事進出口業的資格。
四、結論
本文從信息經濟學角度對我國外貿制的現狀及改革思路作了具體分析。通過以上論述，我們認為，在現實國情制約下，如果立即在全國推行出口直接（形式Ⅰ）或間接（形式Ⅲ），則政府部門必須對這一過程必然出現的信息不對稱現象的延伸引起充分重視，采取相應克服措施。目前較為可行的是，在現行外貿制（形式Ⅱ）框架下，通過完善激勵機制及風險分擔機制，大力發揮政府部門在疏通信息等方面的作用，使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責權利不平衡及相應的效率損失降到最小，從而推動我國外貿制的發展。
【參考文獻】
EricRasmusen,(1994),GameandInformation,Cambridge:BlackwellPubisher.
Spence,A.M.,(1974),MarketSignaling,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
在我國，推行外貿制是當前外貿體制改革的重要方面之一，它是國有外貿企業在市場機制下求生存、謀發展的重要競爭手段。近年來，不少學者運用社會分工理論、市場營銷概念及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等對我國推行外貿制的必然性及可行性進行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進展。我們認為，對外貿制進行研究，還存在另外一條思路，即運用信息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從委托形式固有的信息不對稱現象（asymmetricinformation）入手，對當前討論較多的幾種外貿制形式進行分析比較，尋找一種符合中國國情并有利于克服因不對稱信息所帶來的內在缺陷的較優契約安排形式。本文擬從這個角度出發，主要以出口為例，對外貿制在我國的推廣及優化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對外貿制的基本認識及研究思路
1.為了便于討論，我們首先將已在國內外實踐中出現的外貿形式歸納為三種：形式Ⅰ：直接（又稱傭金）；形式Ⅱ：中國現行的出口形式（我們稱其為中國式風險）；形式Ⅲ：間接（又稱行紀）。其中形式Ⅰ（即直接）系指人（外貿企業）在權限內，以本人（生產企業）的名義同第三人（國外進口商）簽訂合同，辦理進出口業務，并收取一定傭金，人對第三人不承擔責任，也不享受權利；而形式Ⅲ（間接）也是國際通行的外貿的一種形式，它指間接人（行紀人）為本人（委托人）的利益和計算，但以自己名義與第三人（國外進口商）簽訂合同，并收取一定傭金，同時對第三人承擔合同中的義務，享受合同中的介入權；最后，形式Ⅱ（中國式風險）是中國現存外貿體制的產物，它的產生系以我國外貿經營權的審批制為基礎，并在非完全出于雙方當事人（本人及人）自愿的背景下，由人（有外貿經營權的企業）以自己的名義對外訂立進出口合同，以幫助生產企業開拓國際市場。顯而易見，這三種外貿形式在傭金分配、風險劃分及約束法規等方面存在著一定差異，為便于后文分析，現將其作一比較并列于下表中：
三種外貿制形式的比較
比較項目風險收益
比較內容(人)(人)
形式
直接(Ⅰ)風險=0傭金>0(中等)
中國式風險(Ⅱ)風險>0相對較小
間接(Ⅲ)風險>>0傭金較高
比較項目約束法規人與本
比較內容人間關系(是
形式否自愿)
直接(Ⅰ)各國民法(或商法)一般自愿
中國式風險(Ⅱ)1991年《暫行規定》及并非完全自愿
《對外貿易法》第13條
間接(Ⅲ)各國民法(或商法)一般自愿
2.進而，我們對當前外貿制的改革與現狀談兩個基本認識：（1）我國外貿體制改革必須以大力推行外貿制作為主要方向之一。長期以來，由于我國外貿經營的計劃體制，大部分外貿業務由壟斷的外貿專業公司經營，經營方式以收購制為主，但這種做法隨著我國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以及與國際經濟的接軌，其缺陷也越來越突出。對于這點，已有眾多文章加以論述，這里不予展開。另一方面，經過試點企業的實踐表明，外貿制適合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和外貿壟斷制解體后的形勢，它有利于生產企業擴大對外貿易，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正是基于這些原因，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外貿制已被提上外貿體制改革的日程，尤其是1991年，對外經濟貿易部門專門制定了《關于對外貿易制暫行規定》（以下簡稱《暫行規定》），1994年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第13條對外貿制也做了原則性規定。這都為外貿制在國內的真正實施奠定了一定的法律基礎。（2）近幾年的實踐也表明，外貿制的推廣目前遇到了一系列困難。外貿是實現跨國交易的一種較為復雜的方式，它涉及到委托人、人、第三者三方的利益、權利及義務分配問題。因此它的順利推行必須具備一定的內外部條件。而當前我國經濟體制在許多方面不同程序的欠缺恰恰使外貿制這一新事物與舊的外貿經營方式之間的矛盾顯現出來，從而導致了外貿制難以有效推廣。據資料顯示，近些年來，外貿企業出口占全國出口總額之比重一般在0～5％，很少超過10％，甚至普遍呈下降趨勢。
3.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學者針對外貿制推行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原因與可能改革方向進行了大量理論探討，其中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外貿制的形式選擇問題。這些討論的焦點主要集中于兩點：其一，在目前條件下，是否應立即從現行制形式（形式Ⅱ）向直接（形式Ⅰ）或向間接（形式Ⅲ）轉換；其二，假定轉換條件不具備，則對于現有的形式Ⅱ，我們又應從哪些方面對其進行規范及改善。具體說來，目前對上述問題的探討主要順著以下兩種研究思路展開：
思路Ⅰ：法律不規范論。這種思路主要從我國現行外貿制的外部法律環境出發，認為當前所面臨的主要困難在于法律的不規范性及相應造成的行為的不可操作性。首先，這一思路強調有關外貿制的立法相互不協調。根據《暫行規定》，我們當前應選擇的形式為形式Ⅱ，而這種選擇又缺乏民法基礎，因為按照《民法》所給出的形式應為形式Ⅰ。這樣就造成實際操作部門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對形式選擇的矛盾性。其次，這一思路認為現存的外貿法規條例對行為涉及的三方（生產企業、外貿企業及外國客戶）的責、權、利界定不盡合理。這種不足尤其體現于人的權、責比例不協調。外貿企業在現行外貿制下既不具備間接（形式Ⅲ）中的行紀人所享有的多種權利（如介入權等），又必須承擔形式Ⅰ下所不需承擔的較高風險。因此，持此類觀點者建議可從以下兩條道路擇一而行：或由《暫行規定》所規定的外貿制向國際通行的間接（形式Ⅲ）過渡，或直接采用民法規定的，依據民法規定的直接（形式Ⅰ）來規范現行制，這樣可使行政規范與法律基礎相一致。此外，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在中國現有的國情下，鑒于目前制形式的沖突，可考慮在修改的統一合同法中規定間接（行紀）合同，使民法規定的直接（形式Ⅰ）和合同法中規定的間接（形式Ⅲ）并行。同時為了避免沖突，對民法通則的制定細則，使外貿的各種形式均有法可依，防止與經濟合同修改不一致。
思路Ⅱ：外部條件不具備論。這種思路認為，目前無論采用什么形式的制，其對外部條件都是有一定要求的。而具體到某一給定的外貿制形式，又必須在相應的外部條件下才能得到順利推行。例如，對應于《民法》所規定的形式Ⅰ，我國目前的外部環境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面不具備：一是外貿經營權審批制尚未取消，這形成了推行直接（形式Ⅰ）的主要障礙，因此加快放開生產企業進出口經營權是推行外貿制的必要條件；二是市場條件及國有企業內部機制不具備。就市場條件而言，國內市場不成熟這一外部條件不利于人與委托人按國際規范的委托方式承擔責任與義務；而作為委托主體的國有生產企業與外貿企業，由于現代企業制度未能得到充分實施，也會對制的推廣造成相當困難。
以上兩種思路分別從法律與外部環境的角度討論了推行外貿制的現狀、問題及改革方向，尤其是在外貿制的形式選擇方面作出了具體分析，這無疑是正確的。然而，我們認為，外貿制的順利推行及具體形式的正確選擇，除應具備必要的法律規范與外部環境外，還應具備高效率的內在激勵機制，而后者涉及到委托制自身在信息擁有、風險安排等一系列因素上的內在結構。因此，關于外貿制形式選擇的問題，我們建議還必須從信息經濟學角度去探討，以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具體形式。
三、委托理論與外貿制
（一）不對稱信息與委托一般理論。
不對稱信息指的是交易的一方參與人擁有但另一方參與人不擁有的信息。近些年來，對交易中不對稱信息存在的關注已越來越成為現代經濟學的重要部分。在某種程度上，如同“非完全競爭”的市場基本事實一樣，不對稱信息也是一種市場的常態。因此研究非對稱信息條件下交易的最佳契約安排具有相當實際的意義。
分析不對稱信息是通過委托模型來實現的。信息經濟學上的委托意義在一定程度上有別于法律上的委托，它是泛指任何一種涉及非對稱信息的市場。其中：委托人——非知情者（uninformedplayer），處于信息劣勢；人——知情者（informedplayer），處于信息優勢。非知情者將不得不因為知情者的信息優勢付出更大的交易代價。在這里，擬主要利用兩種模型，來為我們分析中國現行外貿制提供一個理論框架。
模型Ⅰ：隱藏行動的道德風險模型（moralbazardwithhiddenaction）：簽約后人所選擇的行動以及人所面臨的自然狀態（為不受人控制的外生變量，如市場狀況、交易背景等）是委托人所觀察不到的，委托人只能觀測到由人行動和自然狀態所共同決定的交易結果。而委托人的目標是設計激勵合同使人從自身利益出發選擇對委托人有利的行動。
模型Ⅱ：逆向選擇模型（adverseselectionmodel）：逆向選擇發生于簽約前，委托人不知道人的狀況、類型及人的私人信息。因此逆向選擇模型要解決的問題是通過一種契約設計來獲取人的私人信息。
（二）中國現行外貿制（形式Ⅱ）實踐中的契約機制缺陷。
運用委托一般理論，我們首先來探討一下現行外貿制形式所存在的主要問題，歸納起來，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看，這些問題至少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信息不對稱的放大。在一般的條件下，外貿人擁有國際市場信息，以及自己業務能力、交易磋商的信息，而委托人則不完全擁有這些信息。而現行的外貿體制和制形式擴大了這種信息不對稱傾向：（1）外貿制中存在著“一頂帽子大家戴”的情況，即由于外貿經營權沒有放開，無外貿權的企業掛靠有外貿經營權的企業，使合同產生法律糾紛的隱患，同時使委托人認定外貿人的資格和真實業務能力存在障礙。同時使一些信譽良好的人退出市場，不愿做業務，因此這個市場上存在逆向選擇問題，這也是外貿制推而不廣的原因之一。（2）信息的擁有是一個不斷積累的過程，幾十年來的收購制使生產企業處于與國際市場隔離的狀態，在推行制后，生產企業依然處于信息劣勢，與國際市場仍處于半隔離狀態。（3）現行外貿制中由于委托合同不規范，常以訂單代替委托合同，關于人如實報告交易信息的人基本義務，沒有在法律上確立下來。同時現行制缺乏補償條款，使人唯恐交易成功后，委托人甩開人直接同外商簽約，因此產生“互不信任”，從而產生機制缺陷下的信息封鎖與保密，即會出現前述的道德風險問題。
2.風險分擔缺陷。現行外貿制做法使外貿公司墊付資金，且產生所謂“拿1％的手續費，承擔100％風險”的狀況，而生產企業承擔的風險接近于零。由于一些生產企業無外貿經營權，從而成為被動的風險中立者。但人承擔全部風險，應意味著委托人只能得到固定收入，其余利潤應由人所有。現行做法對費用的計算標準是采用硬性的收費標準，即合同標的0.5％—1％，且一般只能收取費。這種做法實際上使外貿人通過合同所獲得的利益限制在一定范圍之內，必然導致合同產出與利益的不均衡分配。
3.激勵機制的缺陷。根據生產博奕模型來分析，在不對稱信息下，外貿制的合同應是一種獎懲合同，根據外貿人的業務水平、積極工作水平進行獎懲。現行外貿制下，由于委托合同不能使人選擇委托人所希望的行動，同時由于傭金不合理，使外貿人在出現合同糾紛時消極應訴、索賠，從而產生外部效應。從這個角度說，現行外貿制契約設計中，委托人并沒有把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建立在外貿人的激勵相容約束條件之上。而激勵機制應是一個動態系統：一方面人的激勵來自于委托人的利益讓與，另一方面，外貿人的積極行動增大了合同產出增加的可能性，從而促進生產企業增加對外貿企業的激勵。
（三）從委托理論看我國外貿制的形式選擇。
如前所述，目前中國外貿制的發展有三種選擇：一是改變現行外貿制形式，由形式Ⅱ向直接（形式Ⅰ）發展；二是從形式Ⅱ直接向間接（形式Ⅲ）發展；三是在現行制形式Ⅱ的框架下，完善法規，健全機制，疏通信息渠道，減少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效率損失。從信息經濟學角度看，以上三種選擇在具體實施中都各有利弊，因此，任何關于外貿制改革的舉措都必須充分考慮到在信息擁有因素及其對應的風險分布權衡利弊，據中國具體國情作出正確選擇。以下將就其作出具體分析：
其一，三種制形式優劣比較。
對于直接（形式Ⅰ）來說，由于委托人可觀測到人的選擇同時也可觀察到外生變量（即人所選擇的自然狀態），且委托人可參與交易磋商的全過程，因此委托合同可建立在人的工作努力程度之上，從而激勵相容約束是多余的。委托人可設計強制合同，根據進出口合同及人的工作努力程度確定傭金的支付，因此人沒有選擇消極工作的余地。這種方式下，委托人是風險中性的，最優合同要求人的收入應是相對固定的，不享受合同的其它利潤，但同時也不承擔風險。
行紀（形式Ⅲ）與中國現行外貿做法都是以人的名義對外簽約，因此人履行委托義務的行動在某種程度上都存在著對委托人的道德風險。然而行紀由于規定了人的直接履約權和介入權及規范了指定價格交易及其余利潤歸人所有的權利，使人權利和風險都相應增大。由于行紀使人真正成為風險中立者，承擔全部風險，且取得更大利益，因此行紀相應地克服了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交易效率降低的缺陷，對人激勵來自于人對自己潛在利益與風險的關注，出于這種內在動力的驅使，人如同為自己工作一樣，不會選擇消極工作。
以上分析表明形式Ⅰ與形式Ⅲ在克服信息不對稱方面較形式Ⅱ而言有相對優勢，但這并不意味著照搬國際通行的形式Ⅰ、Ⅲ即可成為解決我國外貿制所遇到困難的一條坦途。這是因為，一方面信息不對稱問題作為形式的固有內在缺陷，無論在形式Ⅰ、Ⅱ、Ⅲ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們在形式轉換過程中必須對這一問題引起充分重視。例如：現行制下，人常常抱怨他們必須承擔100％的風險，而要求盡快推行直接（形式Ⅰ）。事實上，按照米爾利斯闡述的原理，人所承擔的風險大小應與其所占有的信息優劣程度成比例。因此可以認為外貿企業目前承擔100％風險與其在過程中占有信息絕對優勢是相協調的。這樣，如果轉向直接（形式Ⅰ），如何在降低人風險的同時也降低方在信息上的絕對優勢則成為我們必須注意的一個重要問題。另一方面，以上分析的形式Ⅰ與形式Ⅲ均是在理想市場狀態下才能較好地解決了保險與激勵問題，而在現有中國市場條件下，由于非市場行為而導致的信息不對稱必然會成為交易中不可回避的風險。因此推行國際規范只是努力方向，施行起來還須假以時日。
其二，完善中國現行外貿制：對信息不對稱的克服。
如果目前從形式Ⅱ向形式Ⅰ、Ⅲ轉換時機尚不成熟，我們應做的就是在現有形式Ⅱ的條件下，努力克服包括信息不對稱在內的各種弊端與問題，在這里我們擬提出五個對策。
對策Ⅰ：外貿人資格的認定。對于現行外貿制的人來說，如果其通過某些渠道將自己的類型信息和能力信息傳遞給處于信息劣勢的委托人，則可以實現事前交易的改進。實現信息傳遞的渠道是：（1）外貿企業傳遞其無形資產價值，如信譽、政府認證等。（2）委托合同中強調人的法人資格權，以及無法人資格權的違約內容。這樣，無法人資格權的人則不會輕易從事此項業務，這也從間接傳遞了外貿人的真實背景。
對策Ⅱ：應該有效地實現對人的獎懲。按照米爾利斯—霍姆斯拉姆條件，信息不對稱下，人的收入應有更大的波動性，因為人的行動不可完全觀測，為了實現有效獎懲，可將另一些除人行動之外的其它可觀測信息寫入合同，如商品的國際市場可比成交價格，以及競爭對手簽約價格等，這樣委托人對人的激勵不僅依賴于產出，還可依賴于此可觀測變量。而且當此可觀測變量包含有關人行動的信息時，即使在信息不對稱狀態下，也可達到交易的最優實現。
對策Ⅲ：力圖使委托合同標準化，制定共同的合同條件。比如人如實的交易報告義務，就應是合同的一項基本條款，也是人的基本義務。另外，可以制定補償條款以解決人對委托人不信任而產生的信息封鎖問題。從國際實踐上看，對制定統一法規及合同標準是一種趨勢。
對策Ⅳ：傭金設計應合理化，而不宜采取硬性規定，以實現對人的激勵。以德國的貿易業務為例：德國所有行業的平均傭金率為5％，但技術含量高的產品傭金率一般為18％，而大宗消費品則為2％。因此借鑒國外做法，我國對機電產品等高附加值產品出口尤其不應采取固定傭金形式。同時在中國目前現實下，傭金不僅包括費用，還應包括合同的一部分利益讓與，這和人相應承擔部分風險是相對應的，同時應以外銷合同為基礎簽定委托合同，以實現對人的有效獎懲。
對策Ⅴ：政府不應局限在僅僅以行政手段強行推動制的實施。因為委托交易方式是通過市場內在要求來推動的。西方的現代商業制之所以盛行不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場和時間的共同作用，逐漸克服機制缺陷而成熟起來的。因此中國外貿制在目前過渡階段，需要的是政府不斷地創造和完善外部條件以向更有效的交易形式發展。具體說來，政府在推行制所起的主要作用應包括疏通信息渠道，進一步下放外貿經營權，建立外貿業務公司的審評機制，界定外貿人的法人資格權，以克服逆向選擇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不妨借鑒韓國做法。《韓國對外貿易法》中明文規定了只有具有一定業務渠道的人才有從事進出口業的資格。
四、結論
本文從信息經濟學角度對我國外貿制的現狀及改革思路作了具體分析。通過以上論述，我們認為，在現實國情制約下，如果立即在全國推行出口直接（形式Ⅰ）或間接（形式Ⅲ），則政府部門必須對這一過程必然出現的信息不對稱現象的延伸引起充分重視，采取相應克服措施。目前較為可行的是，在現行外貿制（形式Ⅱ）框架下，通過完善激勵機制及風險分擔機制，大力發揮政府部門在疏通信息等方面的作用，使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責權利不平衡及相應的效率損失降到最小，從而推動我國外貿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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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玉萍 單位：華南理工大學廣州學院
出口退稅額從1997年的98.60億元下調至1998年的86.40億元，而2004年的出口退稅額從2003年的393.30億元上調至800.70億元，同比增長高達103.59%，且涉及的出口產品種類多。這兩次出口退稅政策調整都對廣東省的出口貿易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這種影響也可以一定程度地從廣東省外貿出口總額增長率和出口退稅率的變化曲線上反映出來（圖略）。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使中國出口增幅明顯下滑。為此，中國政府將部分出口產品的出口退稅率提高至5%、13%、15%、17%四檔，降低企業的出口成本，鼓勵外貿企業出口。此外，加入WTO為推進中國外貿出口市場多元化提供了更好的基礎條件。廣東作為全國的外貿大省受益匪淺，出口增長率由2001年的3.81%變為2003年的29.03%。外貿出口的持續大幅度、超計劃增長導致了財政拖欠退稅款問題嚴重，2004年1月1日起中國政府第三次提高了出口退稅率，表1的統計數據顯示，2001—2004年廣東出口退稅額的增長率遠遠高于出口增長的速度。出口退稅額的高速增長一方面使廣東外貿順差快速增加，另一方面加大了政府的財政壓力。而由于廣東出口的商品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如紡織、服裝、鞋類等，這些產品需求價格彈性較小，在國際市場上競爭激烈，加大這些產品的出口退稅額對增加出口的效果并不明顯，反而使得這些商品由于成本降低，在國際上售價便宜，更易遭受國外的反傾銷。另外，出口退稅額的提高也使得企業在利益的驅動下騙取出口退稅的行為屢禁不止。為保證中國外貿的健康持續發展，國務院于2005年適度降低了出口退稅率，并逐步取消部分“高能耗、高污染、耗資源”產品的出口退稅率。這次調整對廣東外貿的出口規模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短期來看，降低出口退稅率使得廣東出口短期增幅下滑。其主要是因為：降低出口退稅率使一些原先靠退稅維持的企業無法繼續生存，倒閉出局，還有一些企業由于短期內成本上升，在調整期內出口積極性不足。這使得2005—2006年出口的增長率低于2003年29.09%的水平。但從長期來看，出口退稅率的降低并沒有對廣東出口增速造成太大的影響。從出口增長率的變化來看，2005年降低出口退稅率使得出口增長率出現小幅波動，但是經過2005年的微降后，2006年出口增長率再度回升。這主要是由于廣東出口商品中勞動密集型產品占多數，而這類產品在國際上市場容量大、需求彈性小，此外，對于一些出口受到配額限制的商品，例如紡織品、稀土等，其真實需求遠大于配額，這類商品即使價格出現一定的浮動，對出口數量的影響也不明顯。因此，盡管出口退稅增加了企業的成本，從而進一步增加了某些商品的價格，也不會造成廣東出口的大幅度下滑。這也進一步說明，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廣東外貿的出口競爭力增強了，出口退稅率的下調對廣東出口的影響力在逐步減弱。因此，出于優化產業結構的考慮，中國政府在2007年7月再次大范圍地下調出口退稅率，這使得2007年廣東外貿出口及出口退稅額的增長率分別變為22.29%和26.25%，較2006年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2008年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使中國通脹壓力增大，原材料價格上升，勞動力成本增加，國內企業成本壓力較大；人民幣貶值，世界經濟增速下滑，外需減弱也增加了出口型企業的壓力。經濟危機對國內紡織、服裝、鋼鐵、化工、機電、玩具等勞動密集型和部分中低技術的資本密集型產業沖擊較大，使得許多企業瀕臨破產，甚至倒閉。［5］針對這種情況，2008年8月1日至2009年4月1日期間國家連續5次上調了部分紡織品、服裝、橡膠制品、林產品、水產品等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品以及諸如提高抗艾滋病藥物、機電產品等高技術含量和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稅率。隨著金融危機對外貿負面影響的逐步減弱，2010年6月22日，國家稅務總局取消了部分鋼材、酒精、農藥、醫藥、化工產品、塑料等商品的出口退稅。總之，出口退稅調整是立足于擴大內需，培育優勢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幫助部分企業擴大出口來渡過危機，這不僅有利于促進廣東外貿的健康發展，也對國民經濟的平穩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產業結構調整廣東的產業結構調整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產業發展能力的改變，即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二是產業生產能力的創新。主要體現在通過出口退稅、政策支持、法律規定等進行結構性調整，提高加工貿易企業自主創新能力，鼓勵外貿企業創立自主品牌，支持具有自主品牌、自主研發能力的外貿產品出口，更加嚴控“兩高一資”（高耗能、高污染、資源型）產品出口、更有序地擴大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目前，廣東的產業結構調整已初見成效，主要體現在外貿企業的營銷策略及出口產品類型上。在產業結構調整政策的指導下，中國政府調低了紡織、服裝、制鞋、玩具等傳統產業的出口退稅率，對這類外銷企業的出口形成一定壓力。這類企業逐步調整營銷策略：一方面把工廠遷建到成本更低、稅率更優惠的東南亞國家；另一方面，以玩具、家具為代表的行業，外貿企業著力研發更多適應國內消費習慣的新產品，積極開拓國內市場，逐步減少對出口市場的依賴。從出口產品來看，廣東海關指出：2010年，廣東的一些非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已成為出口的新亮點。新勞動法出臺自2008年1月1日起，中國開始全面實施新勞動合同法，在保障勞動者權益的同時，也給廣東的外貿企業造成了一定的壓力。廣東大量的加工貿易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多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其盈利來源一定程度上依賴于廉價的工資水平，因此新合同法可能導致部分企業因工資成本上升而難以為繼。瑞信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安德森表示，根據對制造業初步的估算，它可能會令勞動力成本提高10%到25%。勞動力成本提高引致出口成本增加，使得利潤微薄的外貿企業出口下降，難以支撐，從而黯然退出市場。據廣東海關統計，2008年、2009年的出口增速出現了自2002年以來的最低水平，2008年、2009年廣東出口總額分別為4040.97億美元和3598.56億美元，增速僅分別為9.40%和負11.14%，與新勞動法的實施存在一定關系。從長遠來看，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不僅有利于經濟轉型升級，也有利于出口的持續增長。首先，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看，提高本國勞動者的消費能力，可以拉動本國投資或者有助于消化過剩的投資帶來的產能，使出口商品在外銷受阻的情況下，出口轉內銷，一定程度上緩解出口壓力，減弱對出口的依賴，增強與進口商的談判能力，從而提升出口利潤。其次，從產業層次的角度看，提高人力資本的收入有助于廣東的產業結構由勞動密集型轉向技術密集型。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一方面使得企業只能從改進技術、提升產品質量和生產效率的角度壓縮成本，走“高工資、高效率”的道路；［6］另一方面，高工資有利于提升勞動者的積極性，促進社會的穩定。從長遠來看能促進出口企業由代工、加工貿易等低利潤產品轉向高附加值的產品。最后，從產業布局的角度看，提高人力資本的收入，有利于推動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從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不僅增強了當地勞動力就地消化的能力，更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還有利于中國產業布局和出口格局的優化。（四）人民幣匯率近年來人民幣匯率不斷升值，對廣東的出口貿易型企業產業產生了較大影響。主要體現在：一是廣東出口的商品主要為勞動密集型及初級產品，具有需求彈性小、處于國際價值鏈低端、議價能力低等特點。人民幣升值將導致這類商品由于國際市場競爭激烈而無法提價，企業出口利潤隨之下降，在短期內將給一些競爭力較弱的企業帶來較大困難。二是根據經濟學的原理，本幣升值不利于出口，特別是對一些以出口為主、薄利多銷的商品，匯率的微小變化都會對其利潤造成較大的影響。例如紡織服裝業，據測算，人民幣升值1%，服裝行業利潤下降4%，而整個紡織服裝行業平均利潤率僅有3.3%至3.4%。［7］因此，人民幣升值將導致廣東與紡織行業類似的許多出口企業在人民幣匯率升值的情況下利潤流失。盡管人民幣值升對廣東出口貿易的總量有一定的負面影響，也不利于中小型外貿企業的發展，降低了出口加工企業的利潤，但也應當看到，人民幣升值將在一定時期內逐步淘汰一些低附加值，競爭力弱的邊緣企業，為同行業的優質企業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并進一步刺激這些企業加大研發力度，開發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專利的產品，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自主品牌，生產高附加值的產品，從而促進全行業的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提升廣東經濟的整體核心競爭力。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一方面，廣東出口目的國的收入水平上升將會促進廣東出口的增長，但其增長的規模結構會隨之不斷變化；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后，隨著廣東外貿的出口競爭力的不斷增強，出口退稅率的調整對廣東出口規模的影響正在逐步減弱；而粵港澳經濟合作給三地帶來的經濟利益和社會效應正逐漸凸現，已基本實現互惠互利、優勢互補及共同繁榮的政策目標，有力推動了廣東出口貿易的發展。在今后的發展中，廣東應著重于以下幾個方面，保持并推進外貿的平穩健康發展。保持和提升對傳統市場的出口，積極開拓新興市場廣東出口企業首先應增強技術創新能力和品牌營銷能力，大力發展自有品牌和高附加值傳統出口產品，提高利潤空間；其次，要積極進行研發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商品，如化工產品、運輸設備、醫療設備等，在這類產品上尋求出口量的擴大；最后，要留意來自新興國家對傳統貿易市場份額的競爭，因為像巴西、墨西哥、印度和越南等國家的出口商品結構與中國類似，因此需要以質取勝，避免價格戰，同時也要注意防止因新興國家貨幣對美元的貶值而引起的出口驟減。此外，還要積極推進對東盟、中東、南美洲、東歐、拉美、非洲等新興國家（地區）市場的出口。繼續推進粵港澳緊密合作、融合發展在廣東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積極推動產業升級的過程中香港和澳門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今后的發展中，廣東要利用好港澳便捷的地理位置和發達的國際金融、國際經貿和物流中心的優勢，更好地開拓海外市場，增強“廣東制造”的國際競爭力。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鼓勵企業自主創新加工貿易在廣東外向型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廣東的直接影響表現為加工貿易企業訂單大量減少、外商投資規模逐漸收縮。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復蘇的機遇與國際經濟環境不確定的挑戰共存。因此，不僅要重視加工貿易的作用，更要以市場為主導，以是否提高出口競爭力為標準，推動加工貿易轉型升級，鼓勵加工貿易企業自主創新。積極采取措施應對貿易保護主義金融危機以來，廣東出口的貨物訂單和需求下滑，與新一輪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有極大關系。后危機時代廣東應警惕貿易保護主義對出口的影響，并積極應對。
(一)我國上世紀90年代以來外貿依存度的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在外貿發展速度超過GDP增速的情況下，我國外貿依存度不斷增加。在此，我們分別用兩種方法計算外貿依存度。
第一種算法是用外貿(包括進出口總額、出口和進口)占GDP的比重計算，這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算法。按照這種算法，1978年我國改革開放伊始，外貿依存度只有9.8%，此后持續上升，到2005年已高達63.9%，其中出口依存度為34.2%，進口依存度為29.7%。
第二種算法是外貿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就是工業的外貿依存度，這種算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剔除不可貿易品對外貿依存度的影響，世界銀行就采取了這種辦法計算和比較各經濟體的對外開放程度。按此計算，1978年我國工業外貿依存度為22.1%，2004年為152.1%，其中出口依存度為78.2%，進口依存度為73.9%。
(二)我國外貿依存度的變化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貿依存度呈現不斷增加的態勢，但不同時期我國外貿依存度增速出現很大差異。1980年到1990年，我國外貿依存度由12.6%上升到30%，10年間提高約17個百分點，這段時間外貿依存度增長較快與改革開放初期外貿基數很低有關。1990年到2000年，我國外貿依存度上升到39.6%，10年間提高了約10個百分點，在這段時間內，外貿依存度出現波動，其原因一方面是外貿增長受匯率調整、亞洲金融危機等因素影響，另一方面在這段時間內我國外貿增長的基礎還不牢固。2001年到2005年是我國外貿依存度上升最快的5年，到2005年，外貿依存度上升到63.9%，5年間提高了約24個百分點。其中2003年和2004年是外貿依存度增加最快的時候，幾乎每年外貿依存度上升8～9個百分點。這段時間我國外貿依存度上升速度之快是全球少見的。
從外貿依存度變化還可以看到，伴隨著長期的貿易順差，1993年以后，我國出口依存度持續高于進口依存度。如果對兩種外貿依存度的計算結果進行比較可以發現，我國工業外貿依存度與外貿依存度變化趨勢基本一致:1978年，我國工業外貿依存度是外貿依存度的2.3倍，而到了2005年變成2.4倍，變化幅度很小，其主要原因是服務業在我國經濟中比重變化不大。
二、我國外貿依存度快速提高的原因
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快速提高，既有體制上的原因，又與我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有關。主要表現為：第一，我國內需嚴重不足，亟須通過出口來消化國內過剩的生產能力；第二，目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起飛和實施出口導向戰略的發展階段，特別是加人世貿后，我國外貿體制改革步伐不斷加快，外貿經營主體積極性提高，導致進出口額持續增長；第三，隨著國際直接投資的逐步增加，發達國家不斷向我國進行產業轉移，我國“世界工廠”的功能日漸形成，促使我國加工貿易快速發展；第四，由于我國長期實行粗放型外貿增長方式，造成資源、能源的消耗高速增長，需要大量進口石油、鐵礦石等，如2004年我國石油的對外依存度就高達45.15%；第五，世界經濟持續好轉、美元不斷貶值等因素也為我國出口增長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導致外貿依存度不斷攀升。
三、外貿依存度的快速提高對中國的影響
外貿依存度快速增長使中國經濟的發展更加國際化，世界經濟周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日益明顯。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國際分工不斷加深，生產和資本的國際化不斷加強，國際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國際貿易規模迅速膨脹，各國的外貿依存度總體上呈現迅速上升趨勢。因此，伴隨著經濟全球化來勢迅猛，我國外貿依存度的大幅度攀升也是一種必然。外貿依存度大幅提高帶來的一個最為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國經濟的發展正在走向與國際接軌的道路。換句話說，中國經濟的發展不僅屬于中國自身，而且屬于世界，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具有了較強的國際層面意義。
【關鍵詞】河南省；外貿依存度；歷史變化；比較研究
外貿依存度又稱外貿系數，是用來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經濟全球化的當今世界上，參與國際分工程度和內部市場對外開放水平的指標之一。客觀地進行河南外貿依存度的歷史分析和橫向比較，正確認識河南省的外貿依存度問題，將直接影響對我省貿易開放程度和經濟外向程度的認識，事關對省委省政府提出的“開放帶動”戰略貫徹落實情況的判斷和定位，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河南省外貿依存度的歷史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河南省在經濟方面也逐步參與到了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進程當中，總外貿依存度及進口、出口依存度等均隨之提高。河南省的對外貿易依存度由1978年的1.22%提高到2003年的5.55%，同期的出口依存度和進口依存度在1978年為0.99%、0.16%，2003年上升到3.51%和2.04%。25年來，河南省的外貿依存度從發展趨勢來看，大體上呈上升趨勢（如圖1所示）。
對1978~2003年我省外貿依存度指標進一步觀察，可以看到：
1．進出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貿易差額依存度的變化軌跡曲線相當相似，三者無論是變動的周期，還是升降的方向都大體一致。其中，進口依存度曲線，在1995年以前與前三者差異明顯，在1997年之后表現出較強的一致性，意味著隨著我國開始向市場經濟轉型，進口管制不斷松動，我省進口貿易發展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了市場需求的支配。
2．河南省的外貿依存度在過去的25年中并沒有得到大幅度提高。外貿依存度的數值變化分布于1%~7%之間，年際變動幅度極小，曲線實際上是相當平緩的。這說明我省對外貿易只是基本實現了與本省國民經濟的同步增長，并沒有明顯超前于經濟發展，也不具備對經濟增長的強烈拉動作用。3．在這25年中平均外貿依存度為3.9%，其中出口和進口依存度平均水平分別為2.9%和1.0%，而且平均外貿差額依存度為1.88%，居然高于進口依存度。外貿管理指導思想上更重視出口一些，出口在GDP中的比重略高于進口，這是正常的，但是歷年出口依存度均高于進口依存度，連續25年保持貿易順差，并且外貿差額依存度高于進口依存度，導致外貿指數長期偏高，這說明河南省外貿發展指導思想中居主導地位的仍舊是出口創匯意識，至今仍沒有大的改變。這與我省國民經濟發展所面臨著巨大的緊缺要素（高級技術、設備等資本品）供給約束是不相適應的。
二、河南省外貿依存度的橫向比較
（一）與全國平均水平的比較
從圖2看，全國的對外貿易度在1978~1984年不超過20%，在1985~1989年期間接近30%，在90年代達到30個百分點以上，2000年以后則基本達到45%以上，2003年更提高到60%以上，持續加速攀升的趨勢極為明顯。而河南省的外貿依存度指標在1978年為1.15%，此后逐年以小幅度上升，95年至最高點6.32%，其后則一直小幅下降，至1999年（3.17%）探底后，又于2000年開始小幅度攀升，2003年為5.55%，尚未恢復并超過歷史最高水平。對比研究表明，長期以來，我省外貿依存度有所提升，但一直沒有大的突破，始終保持在全國平均程度的1/10上下。
（二）與其它省區的比較
表2數據表明，河南省的外貿依存度指標不僅與沿海省市差距十分明顯，而且差距有拉大的趨勢。以2002年為例，全國外貿依存度平均水平達50.2%，江蘇、浙江分別為54.7%、44.5%，上海市為111.1%，外貿總額排在全國第一位的廣東省更高達155.5%，而河南省的外貿依存度僅為4.3%，不足全國水平的1/10，與廣東省相差35倍。這一指標即使與中西部的部分省份也存在差距，實際上已連續幾年在全國墊底。與沿海省份相比，就對外開放程度或參與全球化的程度而言，不在一個檔次上。（三）與世界平均水平的比較
由于世界貨物貿易的發展速度一直高于全球經濟的發展速度，1980年至2000年，世界平均的貿易依存度已從1980年的35.9%提高到2000年40.8%。2000年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達51%，中等收人國家的平均外貿依存度為60.5%，發達國家平均水平也達到了38.4%。雖然河南省的外貿依存度一直在不斷提高，與同期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與地區的外貿依存度的變化方向是一致的，但至2000年，河南省外貿依存度僅為3.67%，遠低于同期的世界平均水平，更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
外貿依存度是一個強度相對指標，它受到一國或地區GDP構成差異、對外貿易結構以及匯率變化等因素的影響。一般認為，GDP中第三產業的比重越低，對外貿易中加工貿易比重越高，匯率比價中本幣越被低估，會使以名義外貿依存度表示的貿易開放度和經濟外向程度在相當程度上被夸大。考慮到2003年河南省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僅31.9%，對外貿易中加工貿易占比達23%，及國內外多項研究成果表明，人民幣名義匯率比其購買力平價匯率低3倍左右，可以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后，河南省的實際經濟外向度降低了，說明對外貿易規模相對于經濟發展而言，實際上是萎縮了。
雖然世界各國和地區的外貿依存度因國情不同而存在差異，但經驗表明，在一國經濟發展的低級階段或經濟發展的“起飛階段”，貿易量急劇擴張，貿易依存度呈現上升趨勢，即進出口與國民經濟的依存關系的曲線是上揚的，因此我省實際外貿依存度指標的表現較為特殊，與許多學者所揭示的共同規律是背離的。
三、結論
（一）河南省的貿易開放程度與國內外水平相比，差距太大
橫向比較表明，河南省外貿依存度指標不僅與全國及沿海省市差距大，與中西部部分省份相比也存在差距，不僅與發達國家差距大，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平均水平相比也存在差距。如此低水平的進出口貿易與我省國民經濟的規模不相稱，與區域經濟快速增長的需要不相符，說明河南經濟的國際化進程并沒有加快，國
民發展經濟從總體上看依然屬于內向型模式。
（二）“開放帶動”戰略的真正落實需要河南省從根本上更新轉變外經貿發展的指導思想
我省外貿依存度在過去的25年中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提高，貿易差額依存度基本上都是正值，而且大于多年平均的進口依存度（長期保持出口大于進口），說明長期支配著河南外貿發展的仍舊是出口創匯思想，對進口貿易促進生產技術能力提高和促進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重視不夠，對國際市場領域競爭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企業素質提高的積極作用重視不夠，出口換回來的外匯資源并沒有置換為河南工業化及后續升級所需要的緊缺要素供給。
（三）河南外貿信息不靈，反應不快，決策滯后，調整困難
1992~1999年波動調整階段長達10余年，面對外部環境劇變帶來的挑戰和沖擊，河南外貿信息不靈，反應不快，決策滯后，調整困難。
20世紀90年代正是河南外貿與全國及其他地區差距拉大的時期，特別是在1995~1997年前后，向市場經濟轉型及全國性市場供給過剩出現以后，河南省在外貿體制改革和轉型方面跟不上時代，嚴重滯后，致使我省外貿受經濟轉型的沖擊大，適應期過長。
改革開放以來，我省對外經濟貿易發展取得了一些成績，但與全國及國內外其他地區相比，還存在著極大差距。我省必須轉變思想，更新觀念，深化外經貿體制和機制改革，抓住歷史機遇，進一步擴大開放，提高外貿開放度和國民經濟的外向度，否則“開放帶動”戰略就有落空的危險。
[參考文獻]
[關鍵詞]浮動匯率制外貿企業風險管理規避風險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浮動匯率制是一種國際匯率制度。在該制度條件下，匯率主要由市場力量(即供給和需求)決定，政府不設定及維持某種特定的匯率。當政府對外匯市場不加干預時，該制度稱為純粹的浮動制。浮動匯率制短期內對宏觀經濟有一定的降溫作用，弊大于利，但從長期看卻是中國擺脫初級產品“世界工廠”的形象，促使產業升級，減少中國經濟對外貿的依賴，使中國經濟可以更平衡、穩定和持續地發展的必然選擇。這主要是因為我國匯率是在國民經濟仍處于繁榮階段中調整的，企業和消費者信心仍然較強，對宏觀經濟的實際影響可能沒有理論測算得那么大，匯率小幅度調整不會對宏觀經濟帶來較大沖擊。相反，從中長期看，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有利于緩解對外貿易不平衡，優化資源配置；有利于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提高金融調控的主動性和有效性；有利于促使企業轉變經營機制，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提高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有利于優化產業結構。
可見，浮動匯率制對于多數外貿企業而言是一次很好的機遇。但我們也應看到，匯率是一把“雙刃劍”，無論匯率向上或向下波動，對習慣于在原有固定匯率機制下采用單一工具避險的外貿企業而言，同樣也將具有一定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在2008年3月10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首度升值“破7”。自此以來，2008年上半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屢創新高，直到近期才有所下降。然而在近期世界經濟增速放緩、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震蕩等多種因素影響下，對中國外貿出口造成明顯的沖擊。
一、浮動匯率制對外貿型企業的影響
1.匯率制度改革之前，匯率風險由國家承擔，無論是利潤還是成本，無論是資產還是負債，可以不要過多地去控制匯率風險。但是，匯率制度改革后，企業開始意識到價格優勢衰退的挑戰和提高非價格競爭力的必要性，開始意識到貨幣結算時機和幣種選擇的重要性，也開始意識到利潤（出口）和成本(進口)、資產和負債的貨幣匹配問題，有些企業靠人民幣匯率的增值做大、做強（比如，海外并購、進口技術、引進人才、建立戰略儲備、打開進口商品的國內市場等），而有些企業為了減少匯率風險不得不走出去另辟蹊徑，當然有些企業則因為增值擠掉了價格優勢的空間而不得不停工，與之相反，也有些企業很快找到了規避匯率風險的方法，維持了自己原有的競爭力。企業的這種變化，從宏觀層面上看，會帶來產業結構的升級，也會導致市場競爭環境的變化。
2.增加了企業的管理和經營成本。隨著人民幣匯率體制的改革，人民幣對外幣匯價將更富彈性，這意味著匯率管理零成本的時代已經結束。匯率制度改革后，企業不得不開始考慮匯率變化是否對商業利潤產生重大影響，不得不思考如何提供更多、更好的產品來滿足市場。當然，也不得不考慮自己該如何“轉嫁”匯率風險和向市場“尋求”更高的收益以沖銷可能引起的損失。當開始面對越來越多的匯率風險時，企業感到最大的挑戰是要擁有、培養熟識國際金融市場匯率走勢的專業金融人才。這樣勢必不同程度地增加企業的管理成本。
3.直接產生匯兌損失。展望未來，短期內匯率價格調整與波動將較為明顯，尤其是美國經濟的不確定性以及美元資產價格的風險預期，將會使資金流動出現較大的變化，歐元資產的吸引力將會有所上升，日元的弱勢繼續存在。但從長期來看，美元主導的地位不可能根本改變，美元匯率主導作用依然存在，市場份額與資金分配中美元的主導性不可能根本改變，但匯率價格風險將加大。可能導致尚未收回的外匯賬款和必須履行的合同產生相應幅度的損失，若匯率上升則給應收外匯賬款多的企業帶來較大壓力，應收外匯帳款越多，企業在結匯時損失就越大，反之亦然。
二、浮動匯率制的對策建議
在當前世界經濟整體下滑特別是美國深陷“次貸”危機的大環境下，政府與企業應共同配合，綜合運用多種手段，促進企業效益的提升。外貿企業應深入研究、積極調整，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匯率變化壓力，保持良好的發展態勢。
1.外貿企業要重視匯率變化問題，加強匯率制度研究。企業要把應付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作為經營管理的一項關鍵舉措擺上重要的議事日程，尤其要關注近期人民幣兌美元、歐元、日元等主要幣種的匯價變動情況，深入研究人民幣升值對企業出口產品的影響程度，努力增強應對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第一，外貿企業要樹立正確的防范匯率風險的理念，以保值而非投機的心態對待匯率風險管理，并樹立風險管理的成本意識。第二，外貿企業要樹立市場風險意識，培養財務人員對市場風險的敏感度和把握能力。財務人員必須明白每筆業務面臨什么樣的風險，應該找誰去幫忙解決這個問題。第三，外貿企業應該將風險成本打入業務預算，如出口談判時使用遠期匯率而非即期匯率核算成本。第四，外貿企業應加強與銀行合作，依托銀行專業的財務顧問和理財顧問來化解和規避市場風險，因為企業的核心應該是發展業務，而不是匯率走勢分析，應善用銀行的服務和產品。
2.優化出口產品結構，加快產業升級。優化出口產品結構是應對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的根本之策。在人民幣匯率變化、出口價格多變的背景下，出口企業特別是生產型出口企業要加大技改投入，加快產品升級換代，努力提高產品質量和附加值，減少價低利薄的低檔次產品出口，擴大質量效益好和自有品牌的產品出口，提高出口產品綜合競爭力。
3.積極開拓海外市場。鞏固歐盟、美國、日本以及中國香港等傳統市場的同時，著力開拓南美、東南亞、南亞、中東、非洲、東歐、俄羅斯等新興出口市場，防范單一市場的不穩定風險。中東、歐洲地區的消費者消費能力強，對價格不是很敏感，企業應積極向這些地區推出優質優價的產品。同時要根據各個國家和地區的金融政策規定，盡量選擇多種幣種進行結算，規避單一貨幣的升貶值風險。
4.大力發展加工貿易。加工貿易是進出口相結合的業務，進口用匯可相應抵消出口收匯的人民幣之損失。因此，外貿企業應努力把握機遇，充分發揮承接產業轉移的地緣優勢以及勞動力成本優勢，生產型企業通過加大原料進口，外貿企業通過委托加工的方式大力發展加工貿易，擴大進出口規模。
5.加強成本和費用管理。外貿企業要切實加強采購、生產、銷售、儲存、資金運籌等各個環節的成本和費用管理，充分挖掘內部潛力，降低成本和費用開支，做好節流，間接擴大產品利潤空間，增強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力。
6.通過提高出口報價、壓低采購價格，向客戶和供貨商轉嫁或共同分擔匯兌損失風險。對于自營出口業務，外貿企業應根據新的匯率調整出口報價，盡快加強與外商溝通，并做好與供貨商的溝通，訂立新的協議，在商業合同中，要考慮匯率變化的趨勢。對于出口業務，改變按固定換匯成本結算的方式，應與委托方式簽訂新的出口協議，明確按固定費率收取費，從而規避匯率風險。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目標不是單純的升值、貶值，而是建立更具彈性的匯率機制。這和國內宏觀經濟形勢的發展，金融體系的健全程度，市場體系的完善程度都有著密切的關系。以市場供求為基礎表明中國的匯率政策將更具彈性，根據市場發育狀況和經濟金融形勢，適時調整匯率浮動區間。這必將促進中國產業升級，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增強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人民幣匯率實行浮動制后，我國宏觀經濟和外貿企業發展機遇和挑戰并存，政府部門需要加強宏觀調控，為外貿企業發展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而外貿企業則應主動面對挑戰，根據自身不同情況，從不同角度及時調整，把握機遇，提高綜合競爭能力，在當前人民幣匯率變化的預期下，穩步發展，實現企業經營的最大效益。
參考文獻:
[2]周小川:論匯率機制改革與轉變思維模式[J].財經雜志
傳統的比較優勢概念源于李嘉圖的比較成本說。比較優勢系指各國在土地、勞動力及金融資本等有形資源稟賦上存在著差異，而使一個國家可以在某類產品的國際貿易中形成比較生產費用優勢，據此說明其參與國際分工的依據和條件。由于受時代的局限，該理論的缺陷在于：生產要素僅局限于土地，勞動力及資本等有形資源要素上，沒有考慮知識、技術、商譽等后天累積形成的無形資源要素會對一個國家在國際分工中形成比較生產費用優勢產生重要影響，也不可能考慮以產業政策為主要調控手段的政府有效干預是影響比較優勢變化的重要因素，是后起國提升比較優勢，重塑國際分工形象的必不可少的環節，日本、韓國的興起就是一例。
2.比較優勢和外貿競爭力
外貿競爭力是指一個國家和地區可貿易的本國產品、產業以及從事外貿的企業向本國開放的外國市場上所具有的開拓，占據其市場并以此獲得利潤的能力。從我國的出口產品結構變化可以看到比較優勢仍然在外貿競爭力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就中國而言，勞動力豐富而低廉，這正是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比較優勢所在。因此我國的出口產品主要由勞動密集型產品構成。但是在現實世界中，并不是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就一定是具有競爭力的，就一定能夠打入國際市場了。理論上可以想象，在一個兩各國家的世界中，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在其貿易伙伴的市場上是具有競爭力的產品。在一個多國世界中，如果各個國家的要素稟賦或生產技術完全不同，各自都生產一種不同于其它國家的產品，這種產品同時也是它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然而，各國的要素稟賦或者生產技術并不會完全不同，因此各國生產的產品常常是相似或相同的。當幾個具有相似比較優勢的國家向另一個國家出口相同產品時，哪一個國家的產品能在該市場上取勝就取決于競爭優勢而不是比較優勢了。
競爭力是受很多因素影響的。因此，在一個多國家、多要素、多商品的世界里，一個勞動力豐裕的國家并不必然在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具有競爭力，以我國輸往美國、日本、西歐等發達國家的產品來看，總體上根據比較優勢我們主要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但是由于我們出口的這些產品大多數還是粗加工低檔次的產品，主要依靠低價競爭，因此我們的產品一方面面臨其它一些發展中國家相似產品的激烈競爭，另一方面又常常遭到發達國家的傾銷指控。總之，從整體上說我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紡織業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我國具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意味著勞動工資成本相對較低。不可否認，我國的紡織業具有先天的資源比較優勢，然而以上優勢屬于低層次優勢很容易被取代和超趕，近年來我國工資水平有了較大的增長而勞動生產率提高緩慢，單位產品所耗的勞動力成本有上升趨勢，勞動力工資成本己經超過巴基斯坦、印尼、孟加拉國等國家。我國紡織業目前競爭優勢缺乏。長期以來紡織業單純依靠價格優勢，忽略了技術創新，缺乏技術優勢；我國的紡織品，很少有自己的品牌，更不要提國際知名品牌，缺乏品牌優勢；雖然從1999年以來，紡織機械的進口一直維持在20%以上，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技術裝備落后，自動化程度不高，缺乏硬件方面的優勢；管理水平不高、專業人才缺乏、研發創新能力不足、營銷網絡不健全，缺乏軟件方面的優勢；工廠規模小，缺乏內部規模效應、產業集群不夠，缺乏外部規模效應；信息不靈，市場敏感度不夠，缺乏對市場的快速反應機制，并不具有絕對的競爭優勢。因此，我們可以說，一個國家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是沒有競爭力的，但是具有比較優勢產品并意味著它會自動具有競爭力。
3.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的飛躍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波特提出了競爭優勢的概念。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是指一個國家使其公司或產業在一定的領域創造和保持競爭優勢的能力。波特國家競爭優勢理論的中心思想是一國興衰的報本在于國際競爭中是否贏得優勢，它強調不僅一國的所有行業和產品參與國際競爭，并且要形成國家整體的競爭優勢。而國家競爭優勢的取得，關鍵在于需求條件、要素條件、相關于輔助產業的狀況，企業策略、結構與競爭者四個基本要素和機遇及政府行為兩個輔助要素的整合作用。
4.從比較優勢向競爭優勢轉變的戰略措施——提高外貿競爭力的戰略措施
(1)發揮比較優勢是實現競爭優勢的基礎。比較優勢認為，產業競爭力主要取決于勞動力、自然資源、金融資本等物質稟賦的充裕程度。無論是以勞動生產率為基礎的李嘉圖的比較成本說，還是以各國生產要素稟賦差異為基礎的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論。其假設前提都是各國的生產要素不可流動，供給條件、生產條件不可改變。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種生產要素可以在國與國之間自由流動，跨國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圍內有效配置資源，生產要素方面的天然優勢不再被一國所有；隨著新技術革命的到來，自然資源可以被改進、替代、培養；隨著人力資本的投入，發達國家的勞動技能和熟練程度日益提高，克服了數量上的不足；隨著消費觀念的轉變，產業內貿易、差異化產品快速發展。比較優勢退位，競爭優勢表現在依靠搶先投入發展規模經濟帶來的成本優勢；依靠長期積累并持續對設備、技術、R&D投入獲得的技術優勢；依靠個性化產品、個性化服務所獲得的差異化優勢；依靠長期在營銷上投資而獲得的優勢；依靠持續的創新改善、升級換代獲得的自我提升優勢；依靠政府創造一個良好的經營環境和支持性制度的外部環境優勢；領先獨特的管理方法降低交易成本的能力優勢；依靠挑剔的消費者和有力的競爭對手帶來的壓力優勢；依靠網絡信息、電子商務平臺以及對市場敏感而做出瞬間反應優勢等。對于我國來說，充分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就是發揮比較優勢，有效利用資源，為增強外貿競爭力創造條件。這也等于相對提高了資本及技術資源的豐富程度。資本積累多了，并逐步由相對稀缺到相對充裕，就可以較快縮小與發達國家在資源、技術及產業結構上的差距，從而加快了資源及產業結構的提升，增強了產業的競爭優勢。相映之下，不按比較優勢發展經濟，則這些產業不可能較經濟地，并在較短時間內產生競爭優勢。如中國的騎車業、電子信息產業以目前狀況很難進入國際市場。經濟發展是一個持續積累，漸進的過程，知識經濟的來臨給中國帶來的不僅是契機，更是雙重壓力（工業經濟體系的完善及知識經濟帶來的產業變革）和更嚴峻的挑戰，我們必須發揮比較優勢，穩步前進才是提高競爭優勢的捷徑。
（2）發揮政府作用促進外貿競爭力提高。政府要為企業創造一個支撐生產率提升的良好環境，在確保強有力的競爭，提供高質量的教育和培訓方面扮演積極角色，政府最根本的角色是信息提供者。國家是企業最根本的競爭優勢，因為國家能創造并保持企業的競爭條件，國家不但影響企業所做的戰略，也是創造并延續生產與技術發展的核心。按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論，一個國家的競爭優勢源于要素條件，需求條件，相關與輔助產業的狀況，企業策略、結構與競爭者，機遇以及政府行為六個因素。如果政府不加干預，前四個基本要素可能很長時間才能孕育成熟，所以政府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基于此，我認為提高我國外貿競爭力，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應考慮以下幾點：
第一，發展教育產業，積累人力資本。加強人力資源開發，提高熟練勞動力的比重是提升比較優勢的關鍵環節。對我國來說，技術、知識是稀缺生產要素，知識經濟的來臨使智力資源成為發展經濟的戰略性資源，要提高外貿競爭力，就必須通過勞動力素質和技術創新來提高效率和開發新產品。而我國人力資源開發投入不足，教育投入占國民收入總額比例為2%-3%之間，低于發展中國家的3.5%,造成人力資源匱乏；我國在全部勞動力人口中受大專以上教育的僅存2.8%,受初中以下教育者為86%；作為人力資源開發的主要場所，高等教育投入更為不足。因此，我國政府應制定相應的政策，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勞動力素質。具體如增加勞動力進行終身教育和培訓機會；改革教育體制，在培養“通才教育”的同時，注意培養創新精神，這對于形成一個富有活力的企業家階層，對于提高基礎研究水平，自主開發能力是至關重要的。
第二，增加科技投入，促進企業的自主研究與開發。我國技術開發能力低下是制約外貿競爭力的因素，而技術開發能力低下除了企業規模小，勞動力素質不高外，R&D投入嚴重不足，如R&D費用占國民生產總值比重1996年為0.5%，同期發展中國家為1%，發達國家為2%。按波特的觀點，先進要素在競爭優勢中起決定作用。先進要素不同于自然賦予的基本要素。先進要素是個人、企業及政府投資的結果。為培養先進要素，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創造一種有利于先進要素生成和循環轉化的環境。因此，除了加人教育投入外，政府還應該加大R&D投入，支持企業的研究與開發，促進企業進行創新。
第三，制定產業傾斜政策，保護關鍵產業及新興產業。政府要為企業創造一個支撐生產率提升的良好環境，確保強有力的競爭。對于關鍵產業及新興產業，政府可以采取適當的保護措施，如關稅保護、出口補貼等方式。高技術產業對于改善中國產業結構，提高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起著重大作用，政府應對這些產業戰略性扶持。就當前來說，為取得或保護在一些高科技產業或關鍵性產業上的優勢地位，發達國家廣泛采用了多種扶持政策和保護措施，僅美國而言，就頻繁使用了有秩序的銷售安排，單方面的貿易制裁等手段。我國為了盡快提高外貿競爭力，有必要對一些技術含量高、外部效應大的高技術產業，進行適當的、一定時期的保護，建立有效的高科技產業風險基金，如，應繼續對技術含量高的機電產品實行退稅優惠，扶持其出口，加速國內產業結構向高科技化發展。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各地經濟發展很不均衡。發達地區由于工資成本上升，逐漸失去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低成本的比較優勢。我國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在發達地區率先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以迎接知識經濟的到來，同時可以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經濟不發達的中西部地區轉移，充分利用我國低廉勞動力成本的優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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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黃順荃.走向知識經濟時代.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一)國際貿易步入新一輪增長期
全球貿易現已擺脫東亞金融危機的影響加速上行，貿易增長快于生產增長的勢頭將持續下去。未來5—10年，國際貿易增速將高于20世紀90年代的6.5%，保持在7%左右。據世貿組織預測，全球貿易總額(包括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將由1999年的6.8萬億美元增至2010年的17萬億美元。全球貿易額與總產值之比將從1999年的23%提高到28%，貿易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愈加凸顯。在規模生產和技術改進的作用下，國際市場上大多數商品的價格將走穩走低。
雖然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的可能性增加，但未來幾年國際貿易增幅仍可保持較為平穩的增長態勢，其主要原因是：世界經濟處于上升期，使得國際市場供給充足、需求旺盛；科技革命和電子商務大發展，為貿易增長提供了后勁；貿易自由化深入開展，越來越多的國家實行市場開放戰略。
國際貿易結構走向高級化。貿易結構的高級化是與產業結構的升級互為表里的，從其變化趨勢看有三個突出特點。一是傳統初級產品比重下降，工業制成品比重持續上升。二是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高速增長。三是現代服務貿易迅猛發展。目前服務貿易已占到全球貿易總額的20%，其中知識含量高的服務業發展最快。整個20世紀90年代，在三大類服務貿易中，商業服務年均增長達9%，快于運輸業的4%和旅游業的6%，未來幾年這種增長態勢仍將保持下去。
(二)國際直接投資越來越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推動力量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國際貿易增長超過生產的增長，而國際直接投資的增長又超過國際貿易的增長。東亞金融危機過后，這一勢頭重新顯露。
與資本流動相對應，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經營已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內容。由于跨國公司在全球布局，實行大規模的產業內平行分工和“內部貿易”在很大程度上“創造”并壯大了國際貿易。從數量關系來看，單位國際貿易額對國內GDP增長的貢獻率在下降。這就對各國提出了兩個要求，一是全方位進入國際經濟舞臺，不能為貿易而貿易，二是注意貿易的質量，切實增強貿易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三)電子商務引導國際貿易新潮流
近年來互聯網應用范圍極度擴張，為國際貿易帶來深刻變化。這種變化不但體現在貿易的實現形式上，也影響到貿易的實質內容和發展觀念。電子商務實現了貿易的網絡化、無邊界化和個性化，能有效打破自然和人為限制，具有營運成本低、用戶范圍廣、互動交流性強等特點，代表著21世紀國際貿易的發展方向。電子商務的興起孕育著巨大商機。據聯合國的報告統計，2000年全球電子商務交易額達3770億美元，并將以倍增速度發展，到2010年將占到世界貿易的1/3。發展電子商務對各國的重要性，不僅在于能否在新興領域分得一杯羹，更在于已有的市場份額能否保得住。所以，各主要貿易大國對電子商務都給予了高度重視。
互聯網的出現以及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極大地促進了全球一體化進程，這對向來苦于信息不足的發展中國家較為有利。同時，電子商務對國際貿易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如通訊技術的普及應用，稅收和金融體制的調整，原有基礎服務設施的改造，以及建立全面競爭的開放性經濟體制。當前世界各國對網絡經濟的觸及程度嚴重不平等，美國現在有30%的人上網，而發展中國家總體的上網比例只有0.6%。在電子商務提供的巨大空間面前，那些不能有效利用互聯網的國家將處于落后的地位。
(四)國際貿易格局穩中有變
美、歐、日仍是全球三大貿易力量，它們間的力量消長直接影響著國際貿易的總體格局。目前美歐日在全球貿易總額中的比重達到60%，其中美進出口均居全球第一，進口占市場總額近二成，在很大程度上支撐著世界出口市場，未來幾年美在國際貿易中的霸主地位不會動搖。從近期看，美經濟能否實現“軟著陸”，日本的體制改革進展如何以及歐盟能否順利完成“納新”任務并穩定歐元，將是影響三方進一步發展的關鍵。發展中國家貿易比重近年來雖有所上升，但南北差距依然巨大。而且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內涵和質量并不樂觀，它們從貿易增長中獲得的實惠不多。整個20世紀90年展中國家的人均所得增長速度只有發達國家的一半。即使今后石油出口國的貿易大幅增加，其“石油收入”的大部分也只是用來彌補歷年積累的財政和貿易赤字。中低檔的出口結構使發展中國家飽受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致使貿易競爭力下降，取得同樣的出口收益要動員國內更多的資源，從而陷入“貧困性出口增長”的怪圈。除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貿易中具有一定的競爭力外，多數發展中國家在總體上仍將處于不利地位。
當前國際貿易領域面臨的問題
(一)WTO新一輪談判充滿矛盾和斗爭
新回合談判將為21世紀國際多邊貿易體制確定新的“游戲規則”，是影響國際貿易走向的重頭戲，談判中的斗爭也將空前激烈。談判分歧點多而復雜。
一是在農產品領域，美國和歐盟互不相讓。美國和農產品出口國凱恩斯集團組成統一戰線，主張取消農業補貼，放松對生物技術產品市場準入的限制。歐盟聯合日、韓等國，指責美國為占領市場濫用出口信貸和“隱蔽補貼”，并堅持禁止進口美國的激素牛肉和轉基因食品。發展中國家普遍對發達國家的農業補貼(注：據世貿組織統計，2000年經合組織農業補貼總額達3000億美元。)不滿，強烈要求它們開放市場，取消各種非關稅壁壘。
二是在市場開放的范圍和力度上，各方意見相左。美國主張對“第二批信息技術產品”和電子商務實行免稅，開放電信、金融等服務貿易領域，降低化工、醫療器械等重要制成品的關稅。歐盟與美立場基本一致，但對視聽產品市場嚴加保護，以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發展中國家主要關注農產品和紡織品市場開放，強調現有的貿易自由化措施要落到實處，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的優惠規定要到位。
三是在貿易規則的制定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有嚴重分歧。發達國家的關注點已從“邊界線”上轉移到“邊界內”，要求對各國的投資體制、競爭政策等國內政策領域加以調整和限制。目前規則之爭的焦點是美國試圖把勞工和環境標準加進談判議題，甚至提出使用制裁手段，發展中國家一致反對，認為此舉的實質是削弱其勞動力比較優勢。
各方利益難以協調。面對權益的再分配，有關各方寧可拖延談判，也不愿自己受損。在烏拉圭回合多邊談判中，美、歐等發達國家成為最大的受益方。雖然進口關稅有所下降，但是發達國家的新興產業、服務貿易的出口以及市場絕對規模都擴大了。但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承諾有很多并未兌現。面對新一輪談判，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謀求繼續主導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而發展中國家要求平等參與談判，以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各方意見僵持，使多邊談判繼西雅圖會議失敗后遲遲不能啟動。從力量對比看，新一輪多邊談判的主動權還是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發達國家只有切實放開本國市場，并使WTO的規則明確化，才能取信于發展中國家，使國際貿易體系能夠維系并發展下去。目前各方都在就新一輪談判積極籌劃，但真正啟動談判將很艱難，所需時間很可能會超過預期，近期內難有實質性動作。
(二)全方位的市場爭奪戰日趨激烈
國際貿易領域已經成為各國進行競爭的最前線，并成為國家競爭力的重要表現形式。能否在國際市場上實現價值已成為衡量一國經濟發展水平和政策效果的重要標準，而近年來蓬勃興起的服務貿易更是直接為本國創造價值。為此，美、歐、日等國都從國家經濟安全的角度制定本國的貿易戰略，投資、金融、生產、服務等體制和政策無不圍繞著貿易來展開，同時國際斗爭的焦點日益擴大，投資、知識產權、競爭政策等領域都成為競爭熱點。從效果看，國際資本大量流入，進出口貿易同步增長，服務貿易迅猛發展，這種大進大出的整體貿易格局使發達國家充分吸收了經濟全球化的積極面。
各貿易大國努力擴大自己的世界市場份額。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提出的國家出口戰略和新興市場戰略已經初見成效，成為“新經濟”增長周期的最大贏家。美國一直以貿易自由化的領導者自居，企圖打破各個區域性協定的優惠政策界限，以達到“利益均沾”、為自己建立全球性市場的目的。歐盟在集中力量進行內部整合，同時加緊執行東擴和南下戰略，并通過歐亞會議和歐盟—拉美會議等渠道試圖擠進東亞和拉美市場，最近又提出對最不發達國家“除武器以外的一切商品”出口在關稅和配額上給予優惠，借以開拓非洲和南亞市場。日本的重點則由多邊轉入區域合作，全力經營東亞地區，同時加強與新加坡等國的雙邊關系。
不同發展層次國家間的區域與雙邊聯系日趨頻繁，與貿易大國形成明顯的競爭態勢。一些在多邊談判中引起爭論的議題，往往在雙邊談判中較容易形成突破。發展中國家重點加強區域合作，聯合自強，組成多個區域性貿易集團，像東盟、南方共同市場等已成為本地區貿易自由化的“排頭兵”。
(三)貿易保護主義層出不窮
發達國家仍以高關稅和配額對進口設限。目前高關稅主要集中在農業、糧食產品和服裝等發展中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出口產品上，如肉類、糖、牛奶等的關稅稅率往往超過100%，歐盟對超出限額的香蕉征收180%的關稅。現在烏拉圭回合規定的取消紡織品配額的10年期限已過去大半，但美國在全部750種配額中只取消了13種。
新貿易保護主義花樣迭出。發達國家設置了許多技術出口限制，如美國把計算機產品的出口國分為4類，對第4類“無賴國家”完全禁運，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第3類國家實行許可證限制。歐盟以“綠色指標”對進口產品設置貿易壁壘，美近來大力推銷勞工標準。據估計，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給發展中國家造成的外貿損失每年達1000億美元，相當于發達國家每年給發展中國家官方援助額的兩倍。(注：世界貿易組織：《2001年全球經濟展望與發展中國家》)在惡劣的國際環境中，一些原本依靠出口已經脫貧的發展中國家甚至又出現“返貧”的現象。此外，在區域化和雙邊協議中，參與方互相給以優惠，有可能產生變相的保護主義。目前各區域貿易協議的標準和規則差異很大，這種差異可能會取代關稅成為全球化進程的最大障礙。
我國外經貿戰略的調整
隨著國際貿易環境的變化，我國一方面要進行貿易結構的升級，另一方面，還要在加入WTO后對貿易體制加以全面革新。為此，我國既要全力保持貿易的增長勢頭，又要有新的應對策略。
(一)積極面對WTO的機遇與挑戰
WTO的規則不是直接面對企業而是面對政府，但要以市場化來作為導向。為此應處理好三個層次的關系。
堅決執行WTO明確規定的原則性條款。我國現存外商投資方面的法規共有200多項，對必須做出的法律調整要統一步調、按時到位；電訊、金融、保險、證券、旅游、商業、法律會計咨詢等服務業領域都要對外資開放，并逐步取消在流通業的分銷權和持股比例限制；要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對外資企業要實施國民待遇，不能再對其提出外匯平衡、國內采購、面向出口等要求；要提高行政方面的透明度。
充分利用WTO現有體制內的保護措施。包括反傾銷、反補貼、保護幼稚產業、特別保護條款等體制內的斗爭手段，如對一些小型產業以及落后地區的補貼就是國際上認可的做法；在農業領域，WTO將政府扶持措施分為“黃色”、“綠色”等，我國在“黃色”尤其是“綠色”政策措施領域大有可為。
在WTO近年來開拓的服務貿易等新興領域，要大踏步前進，以充分利用多邊談判已經取得的成果。
應當看到，加入WTO只是為我國經濟發展創造了必要的國際和國內的體制條件，我國經濟能否順利完成向現代化、知識化、集約化的轉變，最終實現向發達國家的趕超，才是真正的實際任務，也是要面對的真正挑戰。在評價加入WTO的影響時，一定要把這方面的積極意義估計足。在國際競爭如此激烈的形勢下，只有經濟體制高效運轉，產業結構競爭力增強，并且具備可持續發展的能力，才能取得真正的、持久的經濟安全。
(二)提升我國國際貿易結構的檔次
從國際競爭的現實情況看，像過去那樣簡單地把出口部門分為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已經不夠。如在近年來發展較快的信息技術產業，計算機配件制造等環節已經逐漸淪為附加值不高的一般性技術，發展空間只能盡力維持而無擴展余地。只有發展芯片等較為高級的產業內環節，才有可能占領未來市場。東南亞金融危機在產業和貿易層面上的原因，就是多年來依賴的信息技術中低檔產品出口增幅下降，導致出口創匯減少，進而使得金融體制在國內外資金外流的沖擊下崩潰。有鑒于此，我國應在制成品貿易比重有所上升的基礎上，注意在對外經貿工作中質和量的結合。為有目的、有步驟地實現出口產品的升級，我國應進一步細化市場分類，高附加值的產業和環節應是今后對外貿易發展的方向。
(三)實行外貿經營方式的獨立化、產業化
憑借多邊、穩定、無條件的最惠國待遇，全面提高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的能力，參與國際經濟的大循環，以面向世界和國際化的視野制定發展戰略，這是中國加入WTO的應有之義。在加入WTO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立的國內外條件下，產業化經營是中國外貿獨立存在和發展的必然選擇。中國應從吸收外資、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境外加工貿易以至參與資本市場運作等各個渠道完善外貿的產業化經營；同時鼓勵國內具有競爭優勢的企業到境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投資辦廠，合作開發國內稀缺的資源；充分利用我國內市場容量大、層次多的先天優勢，建立起適合中國國情的外貿產業結構。
(四)實行外貿主體結構和市場結構的多元化
外貿企業實現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加入WTO應是中國參與世界經濟大循環的全民總動員，民間經貿力量能否以符合國際規范的經營方式發展壯大，這是衡量中國戰略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近期中國已做出一些有益嘗試，如放寬私營企業進出口權的申請條件，建立金融支持機制，為中小企業出口提供信用擔保、信息咨詢以及人員培訓等服務；加入WTO后還要根據實際效果不斷加以調整和完善，目標是建立起全面的出口促進體系，以適應當前國際上對“整體貿易”的戰略要求。
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美、日、歐是中國三大重要出口地區和貿易順差大戶，今后應繼續鞏固和拓展；同時應適當擴大三大市場先進技術和關鍵設備的進口，以緩解貿易不平衡造成的矛盾；對亞非拉市場特別是周邊地區，應加大力度開拓，建立更緊密的經貿合作關系，應著意開發國內短缺而急需的石油等資源性、戰略性產品。應盡快推進和落實該地區的貿易自由化，以建立較為固定的外經貿根據地。
產業結構升級是顯而易見的得益
按照李嘉圖的比較利益論，一國應該發展自己的比較優勢產業，也就是相對機會成本較小的產品，然后和他國貿易，這樣貿易雙方都會獲益。按照李嘉圖的理論，我國應該是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新古典的赫克歇爾—俄林要素稟賦理論認為，一國應該生產相對要素密集的產品，按照這一理論我國也應該大力發展勞動力要素密集的產業。而實際的情況也是如此，我國出口的商品大都是勞動密集的低附加值產品，一般加工工業的過度發展在我國表現非常明顯，這是市場作用的結果。
普雷維什—辛格的貿易條件惡化論又指出，由于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型初級產品需求彈性較小，而發達國家高新技術產品需求彈性較大，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于初級產品的需求縮減，初級產品價格下降加快，也就是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會不斷惡化。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國按照比較優勢理論繼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必然會使我國經濟陷入“比較優勢陷阱”，貿易條件不斷惡化，最終導致“貧困惡性循環”，不利于我國經濟長期發展。如果任由市場調節，我國的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會過度發展，導致落入“陷阱”之中。
那么，貿易摩擦對于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有著什么樣的作用呢?總的來看，我國受貿易摩擦影響的出口商品主要是出口量大的勞動密集型商品，貿易摩擦使得這些產品的出口減少，國內相關的產業規模就會縮減，因此而退出的資源和資金就會流入更高層次的產業，從而推動我國產業結構升級。而一些特殊的貿易摩擦，如技術性貿易壁壘等技術性措施，直接要求的就是技術水平的提高，對于提升產業結構的作用更加明顯。從這里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貿易摩擦對于我國這種特殊國情的國家來說，可以起到一種積極的指引作用，市場從某種意義上來看是失靈了，但貿易摩擦正好起到了糾正失靈的作用。所以說，貿易摩擦的產業結構提升作用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了顯而易見的積極效應。
貿易摩擦有利于培養我國的競爭優勢產業
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貿易摩擦對于我國競爭優勢產業培養的作用。首先，貿易摩擦有利于優勝劣汰。淘汰一些身單力薄、競爭力微弱的小企業，有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這些企業的退出對整個社會來說是一個帕雷托改進。其次，貿易摩擦有利于規模經濟的形成。小企業破產的同時，也為一些實力雄厚的大企業騰出了市場和空間，在規模經濟和學習曲線效應的作用下，大企業規模越來越大，競爭力越來越強。雖然可能導致的壟斷并不利于市場機制的完善和經濟增長，但一定程度的壟斷和大企業競爭力的增強卻可以與國外企業競爭與抗衡，爭奪更多的國外市場，有利于本國經濟的短期增長和長期發展。再次，貿易摩擦會加劇國內相關企業之間的競爭，而企業理論告訴我們，競爭的引入會降低企業生產的X非效率，也就是提高企業生產的效率，這會更加促進企業的發展和壯大，加快大企業的誕生。
關于競爭優勢產業的培養，我們也要認識到比較優勢向競爭優勢的轉化過程及它們之間的關系。所謂比較優勢是李嘉圖提出的概念，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比較優勢理論揭示的思想，它是從資源稟賦及相對生產率角度出發的優勢。而競爭優勢根源于波特的“國際競爭優勢”理論，它指出競爭優勢有微觀層面、中觀層面及宏觀層面三個方面的優勢劃分，宏觀層面的技術水平、需求狀況、政府作用、相關及支持產業等四大要素構成了“鉆石理論”的四個角，也就是國家競爭力優勢的決定要素。從該理論出發可以看出，競爭優勢更多關注的是技術水平的高低，也就是說，通過提高技術水平，以技術優勢取得市場上的競爭力，形成競爭優勢。那么，貿易摩擦又是如何誘使比較優勢產業順利轉變成競爭優勢產業呢?上面的分析已經指出，貿易摩擦可以淘汰小企業而發展大企業，規模巨大的企業有更雄厚的資金實力，它們可以應國際市場以及競爭的需要提高技術水平，并取得國際范圍內的絕對競爭力，也就形成了我國的競爭優勢產業。
推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
據商務部統計，2005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69.2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25.8%。其中，股本投資40.7億美元，占58.8%，比上年同期增長53.6%；利潤再投資28.5億美元(利潤再投資為預估數，以2004年年報數據為基礎數據估算)，占41.2%，與上年持平。2005年，經商務部核準和備案設立的境外中資企業共計1067家，中方協議投資額69.54億美元，同比增長87.3%。我們將這個數據與我國利用外資的狀況進行對比，可以看出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發展緩慢，有待于進一步“走出去”。
那么，貿易摩擦又是怎樣推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呢?實際上這是一個逼出來的效應，我們可以將其稱為“逼迫效應”。也就是說，貿易摩擦阻止了有關企業的商品出口，使其市場縮小，商品價值無法實現，這時企業為了走出困境，只有想方設法解除摩擦，或者繞過國外商品出口的限制，也就是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來實現。于是在貿易摩擦的壓力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增加，獲利空間擴大，也有助于解決我國的貿易摩擦問題。在我國，這樣的事例有不少，如海爾為了應對技術性貿易壁壘而選擇的國際化發展道路，TCL為了抵制國外彩電反傾銷而進行海外直接投資等等。貿易摩擦成為加速我國企業國際化的重要動因。
有利于實現我國貿易地理方向的多元化
總體來看，我國雖然有著巨大的對外貿易量和貿易順差，但對外貿易地理方向單一，貿易順差也主要集中于幾個貿易伙伴國。從下表中可以看出，從2001年—2005年，我國大陸對香港地區和美國的貿易順差額都大于總的順差額。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國貿易出口的地理方向還比較單一，這就使得出口風險較大，一旦與其中的一個貿易伙伴發生貿易摩擦，就會使我們損失慘重。
貿易摩擦的頻繁發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國對外貿易地理方向實現多元化。首先，貿易摩擦使我們看到了對個別貿易伙伴的過分依賴存在很大的風險，這就促使企業和國家認識到該問題的嚴重性，從而致力于開拓其他國家的市場；其次，貿易摩擦阻礙了某產品的出口，這時出口商也會想方設法尋找其他國家的市場，以減少自己的損失。而一旦市場開拓成功，我國的貿易地理方向就會不斷實現多元化，有利于我國出口貿易的健康發展。
提升我國對外貿易質量，糾正貿易失衡狀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以及本世紀初的這幾年，發展勢不可擋，我國成為了全球第二貿易大國。但同時也要看到，我們只是一個貿易大國，離貿易強國還有很遠的距離。我們的出口貿易基本還停留在數量擴張型階段，只是在近幾年，提高質量的呼聲才越來越響，也引起了各方的高度重視。從1995年到2005年，我國加工貿易的出口額占了總出口額的一半以上。我們知道，加工貿易一般都是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加工，它的商品附加值和利潤都非常的微薄，也就是貿易獲利較少，同時也不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提升和經濟的持續增長。同時我們也能看到，我國對外貿易長期以來存在失衡的局面，貿易順差巨大，而這些順差中，加工貿易的順差幾乎都超過了總的順差額。也就是說，我國的加工貿易順差是總貿易順差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何改變種狀況，提高我國對外貿易質量呢?貿易摩擦可起到一定的作用。從近年的貿易摩擦領域來看，主要集中在出口量大的勞動密集行業，如紡織品、機電產品等。這些領域的貿易摩擦直接減少了該產品的貿易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糾正貿易失衡，同時抑制了我國加工貿易的過度發展，可以留出更多的資金發展其他產業，提升產業結構，培養競爭優勢，從而逐步達到和實現提高我國對外貿易質量的目的。
應對貿易摩擦應有的態度和思路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清楚地看到，貿易摩擦并不是“洪水猛獸”，一定的情況下，它還會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激勵因素。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看待和處理貿易摩擦問題的清晰思路。
(1)要以平常心看待貿易摩擦。貿易摩擦并不可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也是市場作用的結果。貿易摩擦之所以頻頻光顧我國，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我國經濟內部出了問題：產業結構失衡并亟待提升、貿易地理方向單一、對外投資發展不足等等。而貿易摩擦的出現，清楚地使我們認識到了這些問題。辯證看來，貿易摩擦對我國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從國家角度來看，貿易摩擦帶來的優勝劣汰還可以提升產業結構，所以短期的沖擊也是不可怕的。總之，我們要以平常心看待貿易摩擦，“既來之，則安之”，冷靜思考應對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