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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經歷了博雅教育、近性人文主義和現代科學人文主義等階段，以人為本的核心滲透了現代教育思想，語言教學也不例外。二十世紀是人文語言教學法發展的重要時期，教學思想從教師為中心轉向了以學生為中心，涌現出大批的人文主義教學法，具體教學方式有所不同，但教育的核心都指向學生的自我實現。
一、 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內涵與發展
在古希臘，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培養身心平衡發展而健全的人。古羅馬繼承并發揚了古希臘的文明，在教育上著重于利用文化來陶冶一個健康的人的理念。文藝復興時期提倡的“興趣原則”、“親身經歷”、“適應個性”和“社會競爭”等教學理念和方法對后世的教育思想影響深遠。意大利人文主義者彼得拉克、維多里諾及荷蘭的伊拉斯謨等教育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理念，提倡自由教育，倡導博雅教育，尊重學生個性，關心學生身心和諧發展，充分體現了教育的人文關懷。
近代人文教育思想伴隨著自然科學的重大發展而發展，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具有理性的人。20世紀下半葉盛行于美國的“人本化教育”以人本主義心理學為基礎，主張教育應培養整體的、自我實現的和創造型的人。人本化教育家主張“課程人本化”，“強調學校應該創造自由的心理氣氛”，提出“學校為學生而設，教師為學生而教”的學生中心理論。
在“人本化教育”逐漸走向極端并受到社會輿論質疑的時候，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提出了“科學人道主義”的概念：“科學人道主義”是人道主義的，因為它的目的是關心人及其福利；它又是科學的，因為它的人道主義內容要通過科學對人與世界的知識領域繼續不斷地做出新貢獻而加以規定和實現［1］。
在歷史的各個階段人文主義思想帶有顯著的時代特征，但“以人為本”的核心沒有變。目前，中國提倡素質教育，正是人本主義的體現。
二、 人文主義語言教學法
1、人文主義與語言教學結合的基礎——認知與情感的需求
語言教學與人文主義思想的結合不是偶然的。正如亨特所言，“人文主義跟英語教學的關系由來已久”［2］。16世紀著名的英國人文主義教育思想家阿卡姆就在語言教學中溶入了人文思想。他認為，教育中的人文主義就是用文學去鑄成人的心智［3］。在阿卡姆看來，拉丁文學中的一些經典著作凝聚了人類思想精華，而且語言風格優美典雅，是鑄造兒童心靈的最好的材料。
當代科學研究更為二者的結合提供了科學依據。認知是情感發生的前提，這一點已經得到了心理學界較為一致的肯定。實證研究表明，諸如記憶、思維等人類認知加工過程都受到各種情感不同程度的影響。根據約翰·舒曼，情感和認知是可區分但不可分割的［2］。神經生物學家安東尼·戴馬西也斷言： “我們的情感生活是理智機器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2］ 所以，語言學習作為一種認知活動，極易受情感因素的影響。語言教師要把學生當作有智力和情感需求的完整的人來對待，既要擴展學生語言知識，也要加強情商的培養。
人文主義心理學強調人際關系和個人情感因素對語言能力和語言習得的影響，認為在語言學習中，最重要的是學習環境和氣氛，學習者只有在放松和協調的狀態下才能最有效地學習和掌握語言知識。這從心理學的角度進一步驗證了語言活動中認知與情感緊密結合的必要性。
正是基于對認知結構的科學和心理的研究，現代語言學家積極推動人文思想與語言教學的結合，產生了不少人文主義教學流派。
2、人文主義語言教學流派
人文主義教學思想認為，課堂教學要以學生為中心，通過學生全身心的參與來提高外語教學水平。羅杰斯在1969年就于《學習的自由》一書中概括出人文主義教育的基本要素：人類具有天然的學習潛能，但是真正有意義的學習只發生在所學內容具有個人相關性和學習者主動參與之勢［4］。
較明確的人文主義外語教學法出現在二十世紀60-70年代。60年代，結構主義語言學家接受了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刺激——反應論，開創了聽說法。隨著認知心理學的發展，人們認識到外語教學中學生本身因素起著很大作用，強調外語教學要以學生為中心。最典型的教學流派是美國心理學家卡特羅的“沉默法”，美國的教育家庫蘭的“集體語言學習法”，保加利亞人羅扎諾夫的“暗示法”等。雖然他們所提倡的教學形式和課堂活動全然不同，但共同點是將學生看成既有智慧又有情感的完整個體，重視學生自我意識在語言學習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充分體現了人文主義的思想，常被統稱為“人文主義流派”。從80年代起，教育從傳授知識轉向培養學生能力，90年代則以提高學生素質為目標。在這一背景下，人文主義心理學、人文主義外語教學法便又受到人們的重視和關注。根據教授觀點的差異，人文主義教學流派又可以分為浪漫人文主義和實用人文主義。
浪漫人文主義認為，教師的主要任務是鼓勵學生發展自我。課堂教學應主要關注學生情感，經歷和觀點。學生要學的東西就在他們自身，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即是所有的教學活動的目標，無論是語法練習，考試和翻譯，都是基于學生的經驗。但當教學過于關注學生個人經驗，學生接觸到的語域和語體相當有限，所以這一教學觀點有一定的局限性。
斯戴威克是實用人文主義的代表。他認為教師要了解學生的思想和學習態度，調整自己教學方法。教師應讓學生發展和展示創新與合作能力， 學會表現的自我和批判的自我的協調。在斯戴威克最近的著作中強調了教師對學生需要的關注。另一方面，斯戴威克還認為，過分強調人文方法會帶來負面影響。在關注學生自我發展的目標的前提下，教師決不能放棄自己的職責，即對教學內容的更新和教學技巧的掌握。除了情感因素外，學生最重要的還應發展語言能力、記憶、動機和認知能力。
現代外語教學實踐中，人文思想已經滲透在教學過程中。除以上所述的人文流派外，許多教學流派也反映了人文思想，如認知教學法，交際法，任務型教學法等。這些教學法具體操作各不相同，但都體現了以學生為中心，強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主觀能動性。從一定程度上暗合了斯戴威克的實用人文主義思想，是人文教育思想更理性化的表現。
三、人文主義語言教育對國內外語教學的啟示
多年以來我過大學英語一直以大班為主，課堂教學多數以教師為中心。教學以考試為目標，尤其是全國性的
四、六級考試成為大學英語教學的風向標。這造成了目前我國大學英語教學標準過于理性化，教學過程重知識傳授，輕學生需求，尤其是個體發展的需求。這與人文思想與素質教育的目標相距甚遠。外語教學中提倡人文教學勢在必行。
加強課堂教學的人文性有助于打破英語教學的瓶頸，真正走上素質教育的道路。加強人文性，要注意：
（1）正確理解人文教學法的含義。人性化不等于自由化。以學生為中心不等于放任自流。教師的指導作用必不可少，課程目標不能取消。人性化與語言教學不是格格不入的。語言技能的培養是在個體主觀意志的調動下積極地語言習得。
（2）明確外語教育的目的。教師應以學生全面發展為目標，鼓勵學生全身心投入學習，在語言教學中融入人文觀，指導學生意識到個體發展的需求，既使學生得到全面發展，又能順利完成教學目標。
（3）恰當組織課堂教學。教師要勇于改變傳統教學模式，引導學生學會提問，變被動為主動。課堂形式要多樣化，促使學生動手又動腦，充分發揮學生的智商和情商。要營造生動活潑的教學氣氛，讓學生得到表現自己、表達思想和情感的機會。幫助學生形成探索創新的心理愿望和性格特征。
參考文獻：
[1] Edgar Faure et alLearning to Be [C] Paris: Unes
co， 1972.26。
[2] 范琳，試論人文主義外語教學法. [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 2000(1):58-62。
“綠色變革視角下的國內外生態文化重大理論及學術流派研究”是北京大學郇慶治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2012年度重點項目，而本次會議也是該課題的項目開題與啟動會。他首先闡釋了“生態文化理論”概念的意涵，認為可以將其界定為環境人文社會科學不同學科視角下對人與自然關系某一層面的生態理性化描述、批判和超越，依此可以按照“深綠”（側重于個體價值觀的激進轉變）、“紅綠”（側重于社會政治制度的激進變革）和“淺綠”（側重于經濟技術與政策管理的漸進改變）的三維分析框架，對國內外的生態文化重大理論及其學術流派作系統性梳理，并就它們對于現代文明生態化轉型的變革潛能及其影響路徑加以考察。
在“深綠”生態文化理論的議題領域下，周國文（北京林業大學）博士回顧性地評述了我國的生態哲學與倫理研究尤其是生態哲學研究最近幾年來的學術進展，并嘗試性地提出了系統評估生態哲學與倫理研究和綠色經濟社會變革特別是生態文明建設實踐間關系的重要性。姚曉娜（華東師范大學）以深生態學的生態美德思想為例，闡述了個體價值觀念變革與人類文明綠色轉型的理論與實踐關聯及其影響路徑。程相占（山東大學）在具體辨析“生態美學”與“環境美學”概念內涵差異的基礎上，系統梳理了生態美學研究的最新進展，并著重闡發了作為生態審美的生態美學所具有的生態文明與文化變革的重大潛能。郇慶治（北京大學）則專題評述了“生態地方自治主義”（“生態區域主義”或“生態無政府主義”）和“生態文明理論”這兩個理論流派的研究進展與開展進一步系統探討的必要性，他認為前者主要是一種基于地方民主自治理念的“深綠色”生態政治理論，在當前全球化不斷推進與深入的總體背景下似乎更具有遠不止“綠色烏托邦”的理論尤其是方法論價值，后者是黨的“十”之后在國內迅速升溫的一個研究領域，但生態文明建設所關涉的許多基礎性理論與實踐問題還依然缺乏真正學理性的研究。
在“紅綠”生態文化理論的議題領域下，劉仁勝（中央編譯局）系統闡述了一個生態學的理論分析框架，并著重分析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綠色經濟觀、綠色科技觀對于綠色變革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強調的唯物史觀在科學認識科技、經濟和社會政治變革在綠色轉型中的作用。郭志俊（山東財經大學）集中評述了“綠色工聯主義”理論與實踐最近幾年來的進展，尤其是加拿大學者比如杰夫?沙茨的相關研究，認為勞工運動與綠色運動的政治聯合對于綠色變革依然有著不容置疑的理論相關性。張淑蘭（山東大學）以印度學派（尤其是范達娜?席娃和碧娜?阿噶瓦爾）的“生態女性主義”為例，闡述了生態女性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最新進展，并在承認（印度）生態女性主義研究局限性的同時，強調了它們所提出的對婦女與民主、環境和發展關系思考的全球普適性。李亮（南京林業大學）全面評述了默里?布克金的“社會生態學”的階段性演進和基本觀點，以及國內外學界對其著述的進一步整理與研究，并闡發了社會生態學對于社會與文化等級化結構如何影響著人、社會與自然關系的自由與和諧的觀點所具有的政治社會變革意蘊。劉穎（山東師范大學）基于豐富的文獻資料，對（環境）“新社會運動理論”的最新進展作了系統梳理，并對其新特點和發展趨勢作了概括，強調當前的歐美（環境）新社會運動正呈現出一種“后―反全球化運動”的新特征（比如發生在英國、北歐等地的青年騷亂），而如何將這些理論框架應用于闡釋我國最近發生的大眾性環境公眾事件也需要作進一步的探討。
在“淺綠”生態文化理論議題領域下，李昕蕾（柏林自由大學）系統回顧了“可持續發展理論”自1992年以來的理論演進和實踐成效，著重闡述了這一“淺綠”環境政治社會理論的綠色變革意蘊和潛能及其內在缺憾。李慧明（濟南大學）在評述“生態現代化理論”國內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對此開展更為深入研究的具體設想，比如生態現代化與政治現代化、經濟工業生態化、社會變革和歐盟社會文化環境等因素之間的關系，以及將該理論應用于中國“生態文明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可能性和必要修正。孫凱（中國海洋大學）結合澳大利亞學者羅賓?艾克斯利的《綠色國家：重思與民主》一書，闡述了“綠色國家理論”的國內和國際向度，認為當代國家無論在國內政治綠化還是環境國際合作與管治方面都理應發揮一種更積極的角色，問題在于如何使國家成為一種推進綠色經濟變革和生態民主的正向力量。郇慶治（北京大學）通過安德魯?多布森不久前發表的一個研究報告，評述了“環境公民（權）”理論與實踐的最新進展，認為對于環境公民職責（資格）的重視與主動培育，無論基于世界主義、共和主義還是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理由，都對于現實中個體行為的綠色變革至關重要。酈莉（外交學院）系統評述了“環境公共管治理論”尤其是在國際和全球層面上的理論進展和實踐應用，認為基于碳交易和清潔生產機制等實例的分析，有助于我們全面評價環境國際合作迄今為止取得的進展，也有助于我們對未來的環境公共（全球）管治有一個合理而正確的預期。
針對上述發言，盧風教授（清華大學）就生態文化理論和科技主義批判的關系，張云飛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就不同生態文化理論流派的準確概括，曹孟勤教授（南京師范大學）就如何在生態文化理論視角下開展生態哲學與生態倫理的批評性研究，方世南教授（蘇州大學）就生態文明建設理論與實踐關系的研究，雷毅教授（清華大學）和張磊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分別就深生態學與生態現代化理論研究的最新進展，黃娟教授（中國地質大學）就與生態文明理論之間的關系，王學東教授（中山大學）和任丙強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分別就環境全球管治研究中的理論與方法論問題，作了評論性發言，并就各子課題承擔人的研究設想提出了建設性建議。
關鍵詞：本科院校；外國文學；教學現狀；改革措施
一直以來課堂教學都具有學術研究無法取代的價值。在于國外的學科碰撞當中，外國文學是一個較為特殊的學科，他為高校學生打開了一道通向世界的大門，通過外國文學課程，學生可以了解到與中國傳統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內容，因此，外國文學一直以來都是對外研究的重點內容。但是由于外國文學與中國文化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異質性，因此，學生在理解外國文學的過程當中往往會存在著一定的困難，在傳統的外國文學的教學當中，教學主線往往被分為兩條線，而教學內容則被分為三個不同的模塊，在教學方法上一般還是遵循文學史的發展歷史。從外國文學的教學內容來看，往往傾向于西方文學與古典文學。在實際的授課過程當中往往是以教師為中心，注重具體知識的傳授，這種教學模式對于學生的綜合能力的培養存在著很大的弊端，因此必須要進行改革。[1]
一、外國文學教學的意義
世界文學的概念是歌德于1827年所提出來的，根據歌德的觀點，許多學者都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文學的本質屬于一種不斷進化的有機體，不管是民族文學還是世界文學，都體現出了人類在文學方面的重大進步。[2]筆者在查閱大量的文獻之后認為，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深，互相融合的世界文學正在形成。沃倫在對歌德進行研究之后，世界文學除了歌德所提出的內涵之外，還指世界范圍內的民族文學的總和，另一方面也指在世界范圍內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優秀作品，沃倫也進一步指出了世界文學對于比較文學的重要意義。[3]根據沃倫的相關理論，比較文學是從世界的角度出發對所有的文學進行的研究。但是在我國國內的研究當中，世界文學在相關理論體系的建構當中并沒有發揮重要的作用，而是文學關系在起著重要的作用。現階段我國的大部分學者認為比較文學是一種較為開放的文學研究，在研究的過程當中研究人員需要具備一定的國際視野，同時研究是以一種跨學科與文化的文學關系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同時研究還需要具有一定的比較意識與兼容的特色。[4]但是對文學關系的概念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文學關系是一種具有一定差異性的概念，在對文學關系進行研究的過程當中，需要以國家、民族以及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作為研究的對象，對它的強調消解了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作為一個學科的系統性和內在的同質關系。我國高校根據國外文學教學的相關實踐經驗，總結出一套較為有效的教學方式，同時現階段我國大部分的高校在文學教學的過程當中都是以文學史的發展為主線，同時對不同作家的代表作進行分析。當前階段信息技術的發以及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對人們的生活產生了較為強烈的沖擊，究竟應該如何做才能做好外國文學的教學對于每個外國文學教師來說都是應該積極探索的問題。既然時代條件已經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我們也必須采取具有一定針對性的應對策略。現階段在外國文學的教學過程當中我們應該對教學方法、教學模式、教學內容等進行積極地探索與深入的調查，從而滿足時代的發展需求。傳統的外國文學教學往往過度強調學生知識的傳輸，而并不強調學生能力的培養，因此往往采用一種滿堂灌的方式進行教學，在實際的授課過程當中大都整齊劃一地依據世界文學發展的先后年代，分國別地逐一講授不同國度的文學。從時間上，漫漫數千年；從空間上，縱橫跨度遼闊，涵蓋全球各地區、各國家和各民族的文學。舊模式制約了我們講授的全面性和應有的深度，沒有真正從世界視野的角度，講授和指導學生把握該課程的學習，更談不上在研究各國文學發展的過程和規律的基礎上進一步去綜合出人類總體文學的發展過程和發展規律了。[5]
二、我國外國文學教學現狀分析
在最近幾年當中我國的外國文學教學一種都呈現出一種不太景氣的狀態，大量外國文學的教學課程被嚴重擠壓，有關外國文學的相關研究與會議也大幅度減少，許多教師都沒有了解外國文學研究的最新信息的途徑。[6]另一方面隨著擴招規模的不斷增加，許多高校的辦學經費被嚴重擠壓，從而導致教學資源相對緊張，圖書館無力購買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進一步導致學生的外國文學閱讀量不斷下降。但是教師在實際的授課當中由于需要介紹大量的文學作品，從而使得課堂教學的內容也受到很大的限制，也導致許多課時被嚴重浪費。此外，由于市場經濟制度的發展，校園的人文精神被嚴重削弱，許多大學生都出現較為功利的心態，許多學生都積極參加勤工儉學與各種商業活動當中，這種較為浮躁的狀態使得學生很難靜下心來安心學習。大部分的大學生都已經成年，都已經具備較為獨立的思想意識。許多來自于貧困地區的本科生在城市當中感受到現代文明對生活所帶來的便利，一方面有感于自己家鄉與家庭的貧困，從而迫使自己產生較為功利化的心態，這部分學生在大學當中往往將精力放在如何改變自身的命運當中。這部分學生由于家鄉的貧窮落后，在大學之前基本很少有機會接觸到外國文學，在大學階段雖然有機會接觸到外國文學，但是由于心思并不放在學習方面，雖然部分學生已經認識到外國文學的重要性，但是卻不會過多的進行相關的學習。[7]還有一部分學生由于受到中古傳統文學的影響而走上文學學習的道路，在學習外國文學的過程當中，在思維方面往往并不是很適應，這也使得外國文學的教學存在著一定的障礙。
三、我國外國文學教學改革策略研究
（一）根據教學內容抓住課程重點內容
外國文學的教學主要包含兩方面的內容，即文學史與作家作品介紹。在進行文學史的教學過程當中，教師應該以文學史的發展為主線，向學生講述外國文學的發展變過的全過程，以及各個階段的文學特征，同時講述各個思想流派的演變過程與特征。[8]在文學史的教學過程當中可能會涉及到多個方面的內容，如社會、宗教、政治、經濟、科學以及藝術等。在文學史的教學當中教師應該根據時間的發展將脈絡理清，讓學生對于外國文學的發展具有一個總體的印象，并自主建構相關的知識體系。在進行作家作品的介紹教學時，教師除了需要注意學生學會了什么之外，還需要注意學生的學習方法，即需要注重學生綜合能力的培養。在進行名家作品的賞析過程當中教師應該向學生展示作品分析的具體過程，學生在教師的引導下對作品進行觀摩與賞析，對不同體裁的作品進行研究，在這個過程當中，學生就會逐漸掌握鑒賞與評析的方法，并提高自己的綜合能力。
（二）教學方式的多樣化
當前階段外國文學的教學基本都是以課堂學的方式進行的，這種方式可以減小教師的工作量，但是效果也并不盡如人意。因此，除了課堂教學之外，還應該積極探索其他的教學方式，例如，可以采用舉辦專題講座以及專題報告的方式進行教學，或者開設以針對不同國家與文學流派的文學選修課，吸引那些對于外國文學具有一定興趣的學生學習。另一方面，教師可以挑選部分學生加入到自己的課題研究當中，這樣學生不僅可以獲得某一方面的專業知識，同時還可以拓展自己的思維與視野。在教學方式多樣化拓展的過程當中，教師的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教師的水平對教學的效果會產生較大的影響，因此，高校以及學院應該采取多種方式提高教師的外國文學教學水平，同時引進一些具有較高水平的教師，同時對現有的教師進行必要的培訓，提高教師的教學技能。[9]
（三）打破學科界限，豐富文化含量，培養高尚情操
文學并不是一種完全孤立的文化形式，任何作家在創造的過程當中都必然會受到其所在時代的文化背景的影響，因此，在外國文學的教學過程當中應該打破學科的界限，將外國文學與政治、經濟、藝術、哲學以及自然學科聯系到一起進行教學。此外在教學的過程當中應該加強不同民族文學的融合，從而使得學生在學習文學知識的同時可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質，并進一步增強自己的綜合素質。
四、結語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基本國策的不斷深入，我國的全球化進程不斷加深，在這樣的背景下學生的國際視野與國際思維就顯得尤為必要，外國文學課程作為學生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正面臨著與過去完全不同的時代環境，因此必須要對外國文學的教學進行必要的改革。在本文當中，筆者結合自己的實際工作經驗，通過查閱文獻的方式研究了外國文學教學的意義，并對我國現階段本科院校外國文學的教學現狀進行了必要的研究，最后總結了對應的改革策略。
【參考文獻】
[1]蘇卉.外國文學教學如何面向現代化———以“《紅與黑》的心理分析”一課為例[J].外國文學研究,2002,02:145-148+175.
[2]支斌生.略論外國文學教學如何促進大學生心智成長———以陶潔主編的《美國文學選讀(第三版)》教學為例[J].英語廣場(學術研究),2013,02:74-76.
[3]詹虎,趙學斌.中學外國文學教學的現狀與出路──中學外國文學教學調查分析[J].樂山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99,04:91-93.
[4]潘利鋒,張能泉.在文本細讀中提升學生能力:人文社會科學課堂教學改革之路———以外國文學為例[J].現代大學教育,2013,06:92-97+113.
[5]劉意青,鄒贊,聶鳳芝.我國外國文學教學的歷史、理論與方法———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劉意青教授訪談[J].社會科學家,2012,04:3-7.
[6]李安.外國文學教學中經典作品的解讀策略———以《哈姆雷特》為例[J].韶關學院學報,2012,11:65-69.
[7]田曉寧.“30年來中國外國文學教學與研究新發展”全國學術研討會綜述[J].當代外國文學,2016,01:173-176.
[8]鐘美蓀,孫有中.以人才培養為中心,全面推進外語類專業教學改革與發展———第五屆高等學校外國語言文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工作思路[J].外語界,2014,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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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婷.超越猶太性[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
[3]葉遠荷.2001-2011年國內菲利普.羅斯研究綜述[J].群文天地，2012，（1）.
[4]薛春霞.論菲利普?羅斯作品中美國化的猶太性[J].英美文學研究論叢，2010，（2）.
[5]魏嘯飛.美國猶太文學與猶太特性[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6]Shostak， Debra.Philip Roth：Countertexts，Counterlives，Clu-mbia[M].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4.
[7]菲利普?羅斯.欲望教授[M].張廷，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8]Sherman， Ranen Omer. Diaspora and Zionism in Jewish American Literature[M]. London：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02.
[9]薛春霞.反叛背后的真實――從《再見，哥倫布》和《波特諾伊的怨訴》看羅斯的叛逆[J].當代外國文學，2010，（1）.
[10]谷，錢芳.菲利普?羅斯小說中的異化主題[J].時代文學，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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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簡?愛》 接受 多視角
自《簡?愛》出版至今的一個半世紀中，已被翻譯成世界上20多種語言[1]，單在英國就有20多個版本。其遍布世界范圍的文化播散在為其注入新生活力的同時促成了異質文化間的互動與交流，更滋養了它經久不衰的智性生命。
從《簡?愛》出版之初所引起的轟動性效應，到“作家三姐妹”公開亮相后人們爭相撰寫和閱讀勃朗臺家族人物傳記的所謂“勃朗特熱”，到夏洛蒂情書被發現時的震動，而使人們對《簡?愛》產生的更濃的反談性興趣以及到后來原型批評、女權主義文評對《簡?愛》的再認識――甚至是令人驚奇的再創造……《簡?愛》及其作者帶給人們的沖擊不斷，時至今日，對《簡?愛》這部經典之作的批評譜系已經發展成熟，而且研究熱情不減。本文就針對《簡?愛》的文學接受的多樣性進行分析、整理，以期探尋《簡?愛》研究的新視角。
一.譯介視角
作為一部外國文學的經典之作，筆者認為首當其沖的就是譯介問題。
中國對夏洛蒂?勃朗特小說的譯介始于20世紀20年代。1937年的《譯文》雜志曾刊登茅盾的文章《真亞耳（Jeneeyre）》的兩個譯本。該文比較了伍光建和李霽野的《簡?愛》漢譯本，評價了兩個譯本的優劣。20世紀50至70年代末，國內出版發行的《簡?愛》譯本主要是李霽野的譯本。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出版了60多個版本（《簡?愛》譯本），其中有全譯本或縮寫本，也有兒童版譯本。為了配合讀者的英文學習，還出版了多種全本和縮寫本的中英文對照版本，甚至還有以連環畫形式出版的《簡?愛》”[2]。21世紀初的十年間，超過50多個版本的《簡?愛》譯本在我國問世。此外，各種縮寫本口袋書、中英文對照讀本、連環畫也層出不窮。
20世紀80年代，在夏洛蒂?勃朗特作品研究方面影響最為深遠的著作是1983年出版的《勃朗特姐妹研究》一書，該書作者楊靜遠是我國改革開放后最早最全面譯介勃朗特姐妹作品的學者。除《勃朗特姐妹研究》之外，她還翻譯了《夏洛蒂?勃朗特書信》《勃朗特一家的故事》以及《勃朗特兩姐妹全集（10卷）》，并在《讀書》雜志1983年第6期發表文章《一百多年來的勃朗特姐妹研究》。這些研究著作、論文和譯著的出版為日后國內夏洛蒂研究以及勃朗特姐妹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此后，對《簡?愛》的研究轉變了，但是間隔一段時間之后又掀起了一股從譯介視角研究《簡?愛》的熱潮，如：茅盾《的兩個譯本》（羅新璋編.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蔣驍華《意識形態對翻譯的影響：闡發與新思考》（中國翻譯，2003）等，都是從譯介視角對《簡?愛》進行的研究。
二.傳統接受視角
近30年來，國內各類刊物上相繼刊出《簡?愛》研究論文400余篇（可能更多）。早期的30余篇研究論文（1983―1999）多聚焦簡?愛的反抗精神和叛逆性格[3]，通過文本細讀的方法剖析簡?愛的人物性格。大多是從《簡?愛》的文本敘述策略、形式技巧和創作風格、故事情節、人物性格這些因素來進行研究和分析的，大多是在贊揚簡?愛的自尊、自立、前衛的愛情觀等人性光輝，后來雖然也有出現一些關于簡?愛雙重性格的研究，但是筆者認為這也是文學理論研究發展的正常規律，總而言之，在傳統接受視角中，對《簡?愛》的研究無疑是褒大于貶的。
三.批評接受視角
時至今日，對《簡?愛》這部經典之作的批評譜系已經發展成熟，而且研究熱情不減。《外國文學研究》1988年第1期刊登的韓敏中的論文《女權主義文評：〈瘋女人〉與〈簡?愛〉》介紹了吉爾伯特和古芭的女性主義文論專著《閣樓上的瘋女人》，該文標志著國內《簡?愛》研究中女性主義批評視角的引入。
2000年至今的300余篇研究論文多從女性主義批評、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心理批評等視角，在不同程度上都對《簡?愛》這部不朽經典作出了相應的批評，如：王文惠《從生態女權主義視角對的重新讀解》（外國文學研究， 2008 01）；蘭守亭《中的瘋女人―另類的復仇者形象》（貴州工業大學學報，2007 02）；季然《淺談的女性主義特征》（大學英語，2008 05）；馬瑞巧《論簡愛的心理陳礙及其外化形象》（中國語文，2007 07）都是從《簡?愛》中所體現出的新女性形象特征，及其對父權制文化秩序的反叛，筆者認為可以說是承襲傳統接受視角卻利用新的理論進行再研究的成功范例。
四.多元化研究趨勢
經筆者粗略統計，近10年來，國內的《簡?愛》研究逐漸呈現出多元化趨勢，這一現象想必與理論的進步和文本的豐富寓意是分不開的。
1.后殖民視角
近10年來，有許多研究先從后殖民視角切入，以期從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的人物形象入手，以此闡明的殖民主義主題及其對小說敘事、人物關系、人物性格和命運的影響，揭示殖民主義文化對人造成的精神創傷、人格扭曲與分裂等異化影響[4]。
如：賈文勝《與的殖民主義主題初探》（中國語文，2006）；羅世平《凝視：后殖民主義文學折射》（國外文學，2006 04）等都是從后殖民這個新的視角對《簡?愛》進行分析、研究，并得出新的研究結果的成功范例，也成功地開辟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
2.《簡?愛》與宗教關系的視角
《簡愛》成功塑造了英國文學史中一個經典女性形象， 其獨立自尊的生活態度及爭取平等的愛情觀念備受贊譽， 而其矛盾復雜的宗教觀念飽受爭議。很多研究嘗試從作者生活背景的宗教溯源、作品典型人物的宗教色彩及女主人公的自我救贖等角度探討簡愛的宗教皈依之路[5]。
如：劉秀梅《探求神性與人性的完美結合――論簡愛的宗教皈依之路》（大學英語，2007 04）；楊小洪《：圣經與前圣經場景的雙重投影》（外國語 2003 03）；王一平《對的恪守與反叛》（河南師范大學學報，2002 05）等都是從《簡?愛》與宗教關系的這個新視角來對《簡?愛》進行分析、研究，并得出新的研究結果的成功范例，也成功地開辟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
3.《簡?愛》中火、鴿子、月亮及冰等意象的研究視角
筆者發現近年來，有不少別出心裁的研究，如：范彩霞《從的“火”意象看夏洛特?勃朗特的生態女性意識》（長沙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09 03）；龍麗偉、魏現江《小說中夢境的審美分析》（銅仁學院學報，2007 04）等，都是標新立異的研究結果，以期通過這些研究進一步分析出《簡?愛》藝術效果和藝術張力[6]，探究其經久不衰，歷久彌新的原因。
這些研究別出心裁，研究視角獨特，但是研究結果也同樣吸引眼球，值得作為新的研究方向展開。
4.比較文學文本研究視角
《簡?愛》研究論文的另一大板塊是《簡?愛》與其他文本的比較研究，其中以《簡?愛》與《藻海無邊》的比較研究和《簡?愛》與《呼嘯山莊》的比較研究居多。其他涉及到的比較文本有《苔絲》、《蝴蝶夢》、《紅字》、《傲慢與偏見》、《飄》、《名利場》、《金色王國》、《法國中尉的女人》、《獻給艾米莉的玫瑰》，以及跨文化比較文本如《紅樓夢》、《庭院深深》、《傷逝》等。總體說來，這些研究的內容和切入點大多比較單一。在《簡?愛》的經典重寫研究方面，視點過分集中在《藻海無邊》和《蝴蝶夢》兩個文本，對《簡?愛》的其他重寫或改寫文本則無人問津[7]。
筆者認為雖然比較文學的研究視角不是一個很新的概念，但是卻總是能夠碰撞出新的火花，這是一個很神奇的研究視角，很值得深入探討，也很有研究價值。
5.其他視角
此外，夏洛蒂?勃朗特作品中的浪漫主義風格、勃朗特的宗教觀、小說中出現的神話傳說以及小說中的男性人物刻畫也得到了研究者相應的重視。在上述幾方面較具代表性的論文和專著有：理查德?鄧恩的論文《自然的心：簡?愛的浪漫主義》，芭芭拉?哈迪的專著《恰當的形式：關于小說的論述》，菲利斯?C.?拉爾夫的專著《維多利亞改寫：童話，青春和女性成長小說》；F.A.C.威爾遜和蓋爾?B.?格里芬的論文《淡黃色花環：勃朗特小說中的男主人公》和《愛德華?羅切斯特的人性化》，簡?米勒的專著《書寫男人的女人們》。
在卷帙浩繁的《簡?愛》研究中，不乏探究該作品文學源流的力作。這些著作或論文揭示出《簡?愛》對圣經文學以及英國文學傳統的繼承與發揚。皮尼翁在《勃朗特指南》中列舉了勃朗特作品對《圣經》和其他文學作品的引用。米爾蓋特在論文《簡?愛的心路歷程》，巴里?考爾斯在專著《維多利亞小說中世俗的朝圣者：小說作為生活教科書》中分別探討了班揚的《天路歷程》對夏洛蒂?勃朗特的影響。
近20年來，國外相當一部分學者開始關注《簡?愛》的跨文類、跨文化與跨媒介重寫現象，將這部小說置于世界文學的巨大網絡，探究《簡?愛》在異域文化語境下的播散。由英國霍爾大學19世紀英國小說研究專家帕特茲?斯通曼撰寫的《勃朗特改編：〈簡?愛〉與〈呼嘯山莊〉的文化播散》（1996）是這一研究領域的扛鼎之作。輔以翔實的資料與細致深入的文本分析，結合各個時代的歷史及社會背景，作者斯通曼梳理了《簡?愛》與《呼嘯山莊》自出版至20世紀9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跨文化、跨文類、跨媒介重寫，上述兩部小說的批評接受與讀者接受，并在該書的附錄中詳細列出自兩部小說出版直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各種跨文化、跨文類、跨媒介重寫的目錄，為《簡?愛》重寫現象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通過分析重寫作品的閱讀過程與寫作過程，斯通曼教授試圖探尋生成性文本在再生產過程中的改編，以及這些改編與其所處社會語境之間的關系[8]。
筆者甚至還找到了一些更加出其不意的研究視角，如：龔晨楓《法律與文學視角下的》等，更是從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視角對《簡?愛》進行分析、研究，且得出了較為成熟的研究結果，這個現象值得我們深思，這也恰恰說明了文學接受存在多種可能，有待我們去開拓。
五.結語
寓意豐富又無確定指向的文學文本，具有產生多種社會功能的可能，與此同時，文學的特點――語言藝術的豐富性、形象話語的開放性和文本蘊意的多義性使其具有發揮多種社會功能的可能，而且讀者的接受心理和接受方式，決定著文學功能實現的方向和程度，這也就是說文學文本意義的實現與接受有關。
所以，筆者認為對于《簡?愛》這部不朽的經典之作來說，還是存在著多種闡釋和接受可能的。時至今日，《簡?愛》的各種小說及詩歌重寫，由小說《簡?愛》改編而成的各種舞臺劇、音樂劇、電視劇、電影和廣播劇，以《簡?愛》故事為藍本的插畫及繪畫，《簡?愛》的批評論著依然層出不窮，正應了100多年前作者夏洛蒂在《簡?愛》中的預言。《勃朗特改編》的作者斯通曼曾用“續寫癥候群”（the sequels syndrome）一詞描述過去30年間不斷涌現出的《簡?愛》跨文類、跨文化、跨媒介重寫，這或許為國內學界日后研究《簡?愛》開辟了一片新天地[9]，也讓我們更加期待能夠繼續有一些“出其不意”的研究視角來充實和豐富對《簡?愛》這部傳世經典的研究和再創造。
參考文獻：
[1]Stoneman，Patsy.Bronte Transforamtions：The CulturalDisseminations of Jane Eyre and Wuthering Heights [M].London：Prentice Hall/Harvester Wheatsheaf， 1996：220.
[2]馮茜.英國的石楠花在中國―――勃朗特姐妹作品在中國的流布及影響[A].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44.
[3][7][8][9]陳李萍.近三十年來《簡?愛》的批評接受、讀者接受及譯介綜述[Z].名作欣賞，2011.
[4]賈文勝.《簡?愛》與《呼嘯山莊》的殖民主義主題初探[A].中國語文，2006.
[5]劉秀梅.探求神性與人性的完美結合――論簡愛的宗教皈依之路[A].大學英語，2007（04）.
[6]龍麗偉、魏現江.小說《簡愛》中夢境的審美分析.[A].銅仁學院學報，2007（04）.
評價系統及其運作--系統功能語言學的新發展 王振華
關聯-順應模式 楊平
英語動詞名詞化的認知結構分析 張權
動態概念語義學對隱喻的邏輯--哲學研究 彭建武
Congruence淺議 劉宇紅
漢譯英的翻譯單位問題 郭建中
論翻譯中語篇解構與重構的思維模式 王軍
詞語語義的詩性重構 楊小洪
論與西方文化歷史批評的主要區別 程愛民
《外國語》2001年總目錄
喬姆斯基句法理論與漢語研究 陸儉明
徐烈炯教授來上外講學
語用信息論與語言信息傳播文化形態 呂公禮
語類研究概覽 張德祿
《外國語》新網頁啟用
關于雙語心理詞庫的表征結構 董燕萍，桂詩春
話題突顯結構與漢英中間語 張愛玲，蘇曉軍
致使概念的認知觀 梁曉波，孫亞
轉喻與語用推理圖式 張輝，周平
英國第一部實驗小說《項狄傳》評述 李維屏，楊理達
敘事文學創作主體的重新認識 魏燕
從"社會動態"視角研究俄羅斯文學史 馮玉律
西方口譯研究:歷史與現狀 肖曉燕
了解香港翻譯的一本好書--評介Translation in Hong Ko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onstructions: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language Adele E.Goldberg
風雨滄桑四十年--英語教學往事談 戴煒棟
不解之緣 苦斗人生 秦秀白
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十五年回顧 楊惠中
大學英語教學改革:挑戰與期望--"大學英語教學改革座談會"紀要
語篇的多維分析 任紹曾
話語分析五十年:回顧與展望 朱永生
語法隱喻理論的發展及其理論意義 嚴世清
話語標記語well的語用功能 冉永平
誤解研究的歷史、現狀和問題 宗世海
《簡愛》:圣經與前圣經場景的雙重投影 楊小洪
一個英語教師的獨白 胡壯麟
英語學習:回憶與感想 劉炳善
OT語法的可學性研究 馬秋武
論語義啟動與文化腳本 盧植
話語指稱的認知構建與心理空間可及性 王義娜
影響先行語可及性的因素 蔣平
<認知語義學-意義與認知>介紹 丁放
文體學流派區分的出發點、參照系和作業面 徐有志
范式與層面:國外敘事學研究綜述--兼評國內敘事學研究現狀 唐偉勝
理論哲學向實踐哲學的轉向對翻譯研究的指導意義 呂俊
論口譯質量評估的信息單位 蔡小紅
核心功能語類與漢英兩種語言的結構差異研究 何曉煒
提升結構的句法研究 劉愛英，韓景泉
從計算識別和生成的角度論英語句子的主題系統 彭宣維
可推知照應再考--專就語篇中的照應性名詞短語而論 劉禮進
會話篇章中指稱表達的選擇與闡釋 馬文
"物質過程"的評價價值--以分析小說人物形象為例 王振華
論證中的話語混雜:外語測試的社會分析 吳宗杰
身份策略的矛盾境地--《論不說漢語》中對中國人特質的評價 李戰子
批評性語篇分析:問題與討論 辛斌
Bradford和他的文體分析"雙重模式" 武建國，秦秀白
新的思考角度新的研究視野--評謝天振教授的新作《翻譯研究新視野》 伍小龍，王東風
深刻的思考系統的探索--《翻譯論》評介 劉成富
人工智能中的"聯結主義"和語法理論 沈家煊
上海外國語大學正式建立獨立的翻譯學學位點
充分條件的語用嬗變--語言運用視角下的邏輯關系 徐盛桓
雙賓結構及其相關概念網絡 程琪龍
隱喻和換喻的差別與聯系 束定芳
學術書評語類結構的評價分析 唐麗萍
英漢條件句:if與"如果"和"如果說" 徐李潔
著名語言學家George Lakoff來上海外國語大學講學
文學語用學:一門新興的邊緣學科 涂靖
20世紀西方文論演變的循環態和文學批評多元互補論 孫勝忠
《外國語》獲"上海市最佳文科學報"稱號
論翻譯課程研究 文軍
中國傳統譯論研究的新突破--評《中國傳統譯論經典詮釋》 趙秀明
實證研究道德談 朱小美
英語對香港書面漢語詞匯的影響--香港書面漢語和標準漢語中的同形異義詞 石定栩，朱志瑜，SHI Ding-xu，CHU Chi-yu
謂元·語義結構·概念框架 程琪龍，CHENG Qi-long
對"道歉語"的語用定量研究 劉思，劉潤清，LIU Si，LIU Run-qing
代詞隱現的動態解決方案 劉偉，LIU Wei
語篇銜接中的形式與意義 張德祿，ZHANG De-lu
系統功能語法的存在句研究 鄧仁華，DENG Ren-hua
論語篇功能思想的元理論意義 嚴世清，YAN Shi-qing
從多元系統論的觀點看翻譯文學的"國籍" 張南峰，CHANG Nam Fung
翻譯世界:朦朧區域及其含混性--從一首小詩的譯文看翻譯的理想化作用 蔡新樂，CAI Xin-le
論現代英國小說人物的危機與轉型 李維屏，LI Wei-ping
多一點問題,少一點結論--也談外國文學研究的問題意識 張杰，ZHANG Jie
五月丁香迎精英--心理語言學與外語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實 張金忠，ZHANG Jin-zhong
Cognitive Linguistics:What It Means and Where It Is Going George Lakoff
語篇回指實證研究中的數據庫建設 許余龍，XU Yu-long
試論條件句和結論句之間的邏輯規約 熊學亮，張韌弦，XIONG Xue-liang，ZHANG Ren-xian
非范疇化與"副詞+名詞"結構 劉正光，崔剛，LIU Zheng-guang，CUI Gang
左移位句式的認知解釋 文旭，Wen XU
論元的句法實現 熊仲儒，XIONG Zhong-ru
論元結構:認知模型向句法結構投射的中介 劉辰誕，LIU Chen-dan
西方女性哥特研究--兼論女性主義性別與體裁理論 林斌，LIN Bin
［關鍵詞］ 西方現代主義； 東方文化； 文學批評； 東西交融
一、“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的關系
在某種程度上，西方現代主義可以說是東西方文化交流達到一定程度后結出的藝術碩果。作為“對西方藝術乃至對整個西方文化某些傳統的有意和徹底的決裂”［1］167 ,西方現代主義作品頻頻出現描寫東方物品和人物、表現東方詩學和宗教、借鑒東方藝術形式和技巧的現象，說明導致現代主義與傳統“決裂”的思想不僅源于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弗雷澤等西方思想家對自身文明的反思和質疑，也源于傳入歐美諸國的東方物品和典籍所帶來的直觀啟示和思想沖擊。王爾德筆下的“莊子”、龐德詩歌中的“觀世音”、普魯斯特小說中的“中國瓷器”、T.S.艾略特詩作中的印度佛教“箴言”和“中國花瓶”、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詩歌中的“五絕七律”形式、喬伊斯小說中的“漢字書寫”模式、弗吉尼亞?伍爾夫創作中的“觀物取象”實踐、本雅明思想中的“猶太教卡巴拉傳統”、蘇珊?桑塔格美學觀念中的“靜默”、雷克思羅斯詩歌中的“禪意”、瑪麗安?摩爾詩歌中的“中國繪畫”之道……所有這一切都昭示了西方現代主義作家對東方文化的自覺意識、主動汲取和積極融合。
西方現代主義作品對東方文化的表現主要有兩種方式。其一，瓷器、絲綢、帷幔、水墨畫、茶葉、扇子、家具等富有東方情調的物品或簡筆勾勒的東方人物隨處出現在作品之中，有意無意地描寫想象中的東方意象和東方形象，營造出浪漫虛幻的意境或意猶未盡的神秘氛圍；其二，基于創作者對中國哲學、文化、社會制度、藝術形式的了解，作品的整體構思自覺透射出東方思想，通過形式技巧、敘述視角、人物風格、主題意境等多個創作層面，或隱或顯地表現出基于東西方藝術交融之上的全新創意。這兩種表現方式的差異主要源于對東方文化的觀察視角的不同。前者立足于對東方物質文化的直觀感知，其作品側重以意象方式隱喻對東方文化的想象，比如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后者根植于對東方精神文化的內在領悟，其作品從多個方面表現中西文化的創造性相融，比如龐德的詩歌。當然，兩種表現形式的界線并非十分清晰，很多時候它們是模糊的、共存的。
西方現代主義對東方文化的表現得益于“東學西漸”的進程。以“中學西漸”為例，幾千年中華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西漸催生并促進了西方現代主義的形成和發展。
一方面，自秦漢開始，中國的陶鼎、陶鬲、青銅劍、絲綢、服飾、瓷器、茶葉等物質文化產品通過商品貿易和文化交往活動傳入世界其他國家。在17、18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VOC)的全球貿易活動的推動下，中國的瓷器、繪畫等文化產品開始大量進入歐洲市場。中國物品不再是歐洲皇宮貴族手中的珍稀寶物，更多的歐洲市民有機會欣賞、珍藏、模仿中國藝術。那時正是歐洲現代美學形成的前期階段，在中國文化成為歐洲人生活的一部分的氛圍中，中國瓷器、繪畫直觀呈現的生命理念、思維方式和藝術手法激發了歐洲人的想象力，荷蘭乃至整個歐美的藝術開始吸收中國意象和思維，而這種新的藝術形式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得到了歐美藝術界的廣泛認同，于是便有了西方現代主義作品中東方意象不斷出現的現象。
另一方面，自元代開始，隨著海陸交通逐漸便利，元朝上都開始聚集來自阿拉伯、俄羅斯、英國、法國、德國等世界各地的使節、商人、旅游者和傳教士，有學識的歐洲人撰寫了在華游記，從政治、社會、人文、地理、貿易、風俗等諸多方面向本國民眾介紹中國文化思想。16世紀之后，大量歐洲耶穌會會士往來于中西之間，在向中國傳播基督教思想的同時，自覺不自覺地向歐洲介紹中國文化。他們不僅撰寫介紹和研究中國文化的書籍，而且翻譯重要的中國典籍。就像利瑪竇、金尼閣、柏應理、馮秉正等傳教士所翻譯的四書五經、《通鑒綱目》等以各種方式影響了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等西方哲學家一樣，理雅各、翟理斯、阿瑟?韋利、歐內斯特?費諾洛薩、勞倫斯?賓揚等傳教士和漢學家所著的有關中國的書籍和所翻譯的中國經典深深影響了奧斯卡?王爾德、埃茲拉?龐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詹姆斯?喬伊斯、瑪麗安?摩爾等西方現代主義作家。他們從中國文化中獲得了深刻感悟，要么借中國思想之劍表達自己對西方弊病或缺失的批判(比如王爾德)，要么借中國藝術之形全面創新西方藝術(比如龐德、威廉斯)。總之，在經歷漫長的中西文化交往后，西方現代主義作品中出現了一種融中西文化為一體的創作傾向。
二、“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的研究進展
然而，在整個20世紀的西方現代主義研究中，“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之間的關系較少引起歐美學術界的關注。學者們對現代主義的內在研究主要集中在性質、術語、背景、思潮、作家、作品以及歐美國別研究等議題上［2］,外在研究則集中在現代主義與哲學、現代主義與文化經濟、現代主義與文化政治、現代主義與性別、現代主義與視覺藝術、現代主義與電影等跨學科審視上［3］。西方批評界對西方現代主義的核心共識基本鎖定在艾布拉姆斯在《文學術語匯編》中對該術語所作的界定，即西方現代主義思想和形式上的劇變源于尼采、馬克思、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家對支撐西方社會結構、宗教、道德、自我的傳統理念的確定性的質疑［1］167-168。也就是說，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現代主義者們的全球性開放視野和胸懷并沒有獲得20世紀西方批評家的關注，西方現代主義研究大都限定在西方主流研究方法和理論視野之中。
直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批評界開始有學者自覺研究東方文化與西方現代主義的關系，不僅翔實論證了“西方現代主義的形成和發展曾受到東方文化的影響”的事實，而且在反思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的基礎上開啟了東西方研究的新視角。美國新奧爾良大學錢兆明的專著《東方主義與現代主義》(1995)是研究初期最具影響力的著作，他在序言中將自己的研究與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作了比較，揭示了“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的基本特性：
對薩義德而言，東方特指穆斯林的東方。對我而言，東方指稱遠東，特別是指中國。如果說直到19世紀初期，東方“只確切指稱印度和圣經之地”(薩義德)，那么到20世紀初期，東方則指稱中國和日本。的確，對重要現代主義者葉芝、龐德、艾略特、威廉斯、斯蒂文斯和摩爾而言，他們的文學模板的豐富源泉來自遠東而不是近東。因此，研究遠東對現代主義的影響無疑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對薩義德而言，“東方主義是一種文化和政治事實……”。因此他的研究涵蓋了多維度的復雜體系。對我而言，它只是一種文學研究。我所理解的文學東方主義不是一個抽象的術語，而是指具體的中國詩人――屈原、陶潛、李白、王維和白居易……現代主義作家龐德、威廉斯通過費諾洛薩、翟理斯和阿瑟?韋利與中國偉大詩人進行了對話。對薩義德而言，“東方幾乎是歐洲人的杜撰”，是西方用以界定自身的重要他者文化……然而考慮到龐德和威廉斯對中國的熱誠，我認為這一思維模式是有局限的。首先，龐德與威廉斯并不相信西方文化至上。其次，東方之所以吸引兩位詩人是因為東方帶給他們的是親和力而非差異性……在本研究中，中國和日本不是被視為西方的陪襯，而是現代主義者實現自身的確切例證。［4］1-2
這段話闡明了“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的三個主要特性：第一，研究范疇上，重點揭示中國、日本等遠東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對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第二，研究焦點上，重在文學研究而不是作政治文化論辯，聚焦于遠東文化中具體的詩人、作品、技巧對西方現代派個體作家的影響及影響途徑。第三，研究立場上，重在揭示“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之間借助西方傳教士、漢學家的書籍而展開的文學對話，以及該對話在創作中的表現。
如果說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旨在以東方人的目光反觀西方文化，對西方的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進行宏觀的文化政治批判，那么，“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通過揭示真實的東西方文化交流在西方現代主義作品中的微觀表現，旨在對西方現代主義的創新作出新的闡釋。前者從社會、歷史、政治、種族等多維視角出發，揭示西方對東方的話語建構性，以及這種建構性背后的文化霸權機制和所導致的問題、困境；后者以東西文化實際交往的史料為證，闡明東西方文化之間的親和力，重在論證并揭示東西方對話的積極作用。從某種角度上說，后者是對前者的一種推進，昭示著東西方研究從問題走向對話的發展趨勢。
這一時期，西方批評界的“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充分體現了聚焦遠東、探討創作影響和文學對話的三大特性。除了錢兆明的《東方主義與現代主義》翔實論證屈原、王維、道家思想對龐德的影響和李白、白居易以及傳統的漢詩技巧對威廉斯的影響外［4］，其他有影響力的專著在此前后陸續出版。威廉?貝維斯的《冬天的心境：華萊士?斯蒂文斯、禪定與文學》(1988)，探討了佛教對現代主義作家斯蒂文斯的影響［5］。錢兆明的《現代主義與中國美術》(2003)以英美博物館的展品和文獻證明龐德、華萊士?斯蒂文斯、瑪麗安?摩爾等西方現代派作家接觸東方文化始于中國古字畫、青銅器、瓷器等，他們在文學創新中借鑒了中國美學思想與創作技巧［6］。帕特里夏?勞倫斯的《麗莉?布里斯科的中國眼睛：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現代主義與中國》(2003)探討了英國“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與中國“新月派”之間的影響關系和文學對話［7］。錢兆明的《龐德的中國朋友》(2008)以翔實文獻證明龐德一生所結識的大量中國教育家、哲學家、漢學家、詩人朋友曾參與他涉及中國文化的詩歌創作［8］。在薩比娜?斯爾克等人主編的《美國詩人與詩學中的東方和東方主義》(2009)中，15位西方學者研究了19至20世紀美國詩歌和詩學中的中國、印度、猶太等東方文化元素和思想［9］。另外還包括羅伯特?克恩的《東方主義、現代主義和美國詩歌》(1996)［10］、瑪麗?佩特森?屈德爾的《龐德的儒家翻譯》(1997)［11］、辛西婭?斯坦梅的《瑪麗安?摩爾與中國》(1999)［12］和錢兆明的《龐德與中國》(2003)［13］等。用具體的史料進行翔實的論證是這些專著的基本特點，東方文化曾對西方現代主義的形成和發展產生影響的事實得到了扎實的論定。
同一時期，隨著論著的出版，專題性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相繼召開。“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分別在美國耶魯大學(1996)和英國劍橋大學(2004)召開，引發國際學術界對本專題的廣泛關注。耶魯研討會宣讀的論文論題包括：日本翻譯者費諾洛薩對中國詩歌的翻譯、美國詩人斯蒂文斯與中國藝術、英國詩人葉芝與日本戲劇、英國現代主義作家斯特恩與中國、英國詩人龐德與中國等。參會的學者約三十余位，來自美國耶魯大學、德國貝魯斯大學等。劍橋研討會宣讀的論文論題包括：伯格森與老子、研究、美國詩人龐德與Paul Fang、梅蘭芳在美國、徐志摩和蕭乾與朱利安?貝爾、魯迅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等。參會的教授和學者約五十余位，來自美國斯坦福大學、美國紐約城市大學、中國香港大學、英國劍橋大學等。在這兩次研討會上，遠東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對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以及東西方文學的對話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
在中國批評界，比較文學領域最先開展中西文學對比和“中國形象”研究。20世紀八九十年代，曾出現以主題形式比較為主要特征的中外文學對比研究。以伍爾夫研究為例，伍爾夫與蕭紅、伍爾夫與張愛玲、伍爾夫與丁玲等平行比較曾得到探討，但研究的力度和影響力較弱［14］88-89。伴隨著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理論的盛行，多元文化、文化對話、文化形象等議題引發人們的關注比如“文化對話與文化誤讀”國際學術研討會(1995)在北京大學召開，隨后出版的會議論文集《文化傳遞與文學形象》(樂黛云、張輝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中發表了三十余位中外學者的文章，探討“文化相對主義與多元文化”、“文化對話與文化誤讀”、“文學形象與文學翻譯”、“后現代與文化身份”等議題。，歐洲的“形象學”理論被翻譯引進［15］。這一切推動了外國文學作品中的“中國形象”研究，它依循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以及法國理論家莫哈和巴柔的形象學理論，重點探討西方視野中的中國形象的想象性和建構性比如周寧的《永遠的烏托邦――西方的中國形象》(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著重探討幾千年來西方的“中國形象”不是天堂就是地獄的虛構性，指出“中國形象”只是映照西方價值觀的一面鏡子。另有八卷本“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叢書，葛桂錄、錢林森、衛茂平、汪介之等分別出版了英、法、德、俄國作家與中國文化等方面的專著。，嘗試從文學作品直接描繪或間接涉及中國的片段中推導出西方對中國的“總體認識”［15］17，154。所發表的論文或籠統闡發美、英、法等國別文學中的中國形象，或細致剖析譚恩美、湯婷婷等海外華裔作家作品中的中國形象，或探討賽珍珠的作品，也探討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平托等人的游記中的中國形象，對西方作家的探討則更多關注他們對中國的“想象”，對毛姆、索爾?貝婁、杰克?倫敦、笛福等都有涉及。這些研究為“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的展開奠定了基礎。
自覺的“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可追溯到1999年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召開的“第18屆龐德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的主題是“龐德與東方”。來自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德國、瑞士、英國、意大利、丹麥等國的63位國際學者和17位中國學者研討了“龐德對中國文化的解讀”、“中國古詩詞對龐德的影響”、“龐德與孔子”、“龐德與日本”等議題［16］127。
2009年，“首屆中國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學術研討會”在浙江大學召開，開啟了本專題在中國境內的第一次大規模研討。來自中國、美國等28所高校的近80位專家學者研討了“美國現代派詩人與中國”、“龐德與中國詩歌”、“卡夫卡與中國”、“伍爾夫與中國”、 “艾略特與佛教”、“貝克特與中國音樂”等議題，涉及文學、文化、哲學、宗教、音樂、美術等多個領域［17］47。
2010年，“第三屆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浙江大學召開。作為耶魯大學和劍橋大學研討會的延續，本次學術會議在國際范圍內進一步推進了本專題研究。來自美國、英國、德國、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韓國、中國等12個東西方國家90余所高校的130余名專家學者參加了研討會。議題包括：西方現代主義作家與東方、文化交融中的東方與西方、東西方作品對比研究、西方作品中的中國和印度、西方現代主義與日本、西方現代主義的東方式閱讀、美國詩歌中的佛教和儒教等，涉及文學、音樂、美術、哲學、建筑、宗教、詩學等多個領域參見彭發勝《“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載《外國文學評論》2010年第3期，第237-239頁。［Peng Fasheng，″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odernism and the Orient′，″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3(2010)，pp.237-239.］2010年國際研討會上國際學者的英文版論文將發表于錢兆明主編的Modernism and the Orient， 新奧爾良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2009年國內研討會和2010年國際研討會上的中文版論文將發表于高奮主編的《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浙江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
在上述幾次會議上，中外學者宣讀了多篇高質量的學術論文，部分于Modernism/Modernity、《外國文學》等國際國內重要學術期刊上。在保持原有特點的基礎上，當前研究在方法、意識、重心和境界上得到拓展，值得總結和分析。
三、“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的當前研究特征及未來趨勢
在全球化語境下，中西學術界越來越關注東方文化在現代思想體系中的作用歐美學者已經廣泛意識到以往研究中的歐洲中心論傾向，日益重視在研究中涵蓋東方文化和東方文學，比如“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學與文學史”等項目的設立與投入便是極好的例證。參見宋達《當代北歐學界重構世界文學圖景中的現代東方文學》，載《外國文學評論》2011年第4期，第223-227頁。［Song Da，″Contemporary Nordic Academic Reconstruction of Oriental Literature in the Realm of World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4(2011)，pp.223-227.］，具有二十年學術積淀的“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日益獲得中西學者的廣泛關注。當前研究在方法和思想上表現出值得關注的特征，預示了未來的研究趨勢。
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學者們更注重從東學西漸的歷史背景入手，對西方現代主義作品中的東方元素進行全面而充分的文化研究，文學解讀的廣度和深度大大提高。
比如，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納達爾的論文《現代主義書頁：喬伊斯與漢字書寫的圖形設計》在“東學西漸”這一悠久而廣闊的歷史背景中，揭示了現代主義小說家詹姆斯?喬伊斯的小說頁面與漢字印刷視覺形式相似的緣由。論文詳盡論證了喬伊斯了解中國的多種途徑：喬伊斯所接受的耶穌會教育體系與中國古典教育體系相似，他曾閱讀傳教士的中國游記，他所處的西方流行文化充滿中國的建筑、陶瓷、書畫、絲綢等，他所居的城市對東方文化充滿迷戀和興趣。論文追溯了幾代歐洲人對漢字表意性的興趣和研究及其對喬伊斯的影響。立足于這一開闊的文化交融平臺，論文最終論證并闡明漢字獨特的印制方式和視覺效果幫助喬伊斯確立了他的文本觀和圖像式頁面［18］。美國西北大學克里斯汀?弗洛拉教授的論文《普魯斯特的中國》，以普魯斯特筆下的人物臨終前凝視著17世紀荷蘭畫家維梅爾的著名畫作這一場景為解讀對象，層層剖析，揭示了普魯斯特心目中的中國的重要價值。論文指出，這一場景折射出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曾將大量中國瓷器和畫作運往荷蘭的歷史，以及中國藝術曾對維梅爾等畫家乃至對歐洲現代美學產生影響的事實。透過這一場景，論文不僅揭示東西方文化藝術的聯結是在世界貿易的基礎上產生的，而且證明20世紀西方現代主義作家在追尋新的歷史感時曾對17世紀以來歐美文藝作品中的中國元素給予了特別關注。論文通過這一場景昭示了東西方文化雜糅、同化、創造性改寫與本土化的交往和接納過程C.Froula，″Prousts China，″ Modernism/Modernity,No.2(2012)，該文即將發表。。
上述兩篇論文的研究對象都很細微，前者解讀《尤利西斯》中頁面設計的內涵，后者探討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中某個場景的意蘊。然而它們所做的文化研究較為透徹，因而結論深刻。前者追溯了16世紀歐洲耶穌會會士進入中國之后，中國文化西漸融入歐洲人的生活和思想的歷史進程，從教育、書籍、文化、生活、文字、印刷術等多個層面揭示喬伊斯小說頁面的東西文化交融特性及其深層歷史內涵；后者首先追溯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全球化貿易帶給歐洲的東方文化沖擊，接著又從20世紀的西方對17世紀西方藝術中的中國元素的認同和接納出發，回溯東方文化被西方本土化的文化交融過程和思想催生過程。基于東學西漸的文化史平臺，兩篇論文透視文學形式與場景，不僅還原了東西文化思想交往和融合的全過程，而且揭示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產生過程和內在本質。
當前，中國外國文學研究界正在積極呼喚“文化轉向”［19］，歐美現代主義研究則日益重視對東方文化的解讀在西方現代主義作家作品研究中，越來越多的著作開始涵蓋對作家作品的東方文化解讀。比如在Ira B.Nadel的Ezra Pound in Contex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中出現從東方、孔子視角切入的研究。 ,在這一發展態勢下，對西方現代主義作品的東方文化解讀將會獲得進一步的推進。
其二，在研究意識上，學者們注重揭示現代主義詩學思想背后的東西文化交融特性，闡明東西思想碰撞正是催生新詩學的途徑。
比如香港城市大學的張隆溪在《選擇性親和力?――王爾德讀莊子》一文中，透過奧斯卡?王爾德對翟理斯所翻譯的《莊子》的解讀，剖析王爾德批評論文中諸多關于莊子的評述的真實用意，不僅闡明了王爾德的文化批判思想乃英國烏托邦思想與中國莊子思想的結合的事實，而且指出王爾德意在用莊子的思想批判自己那個時代的英國中產階級價值觀和現代政治體制［20］。中國人民大學郭軍的論文《本雅明的“兩面神”精神之價值與意義》揭示了本雅明思想范式的“兩面神”特性，即猶太教卡巴拉傳統與的結合，闡明本雅明思想的東西文化交融特性。浙江大學高奮的論文《中西詩學觀照下的伍爾夫“現實觀”》探討了弗吉尼亞?伍爾夫的“現實觀”融主體精神與客觀實在物為一體的本質，闡明其內質與中國傳統詩學的“感物說”和“觀物取象”相通［21］。云南師范大學郝桂蓮的論文《禪話“靜默”》從禪宗視角解讀了蘇珊?桑塔格的“靜默”思想的內涵，剖析了桑塔格靜默思想的禪宗意味 郭軍和郝桂蓮的論文均將發表于高奮主編的《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浙江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
這些論文將研究聚焦于揭示西方現代詩學的東西兼容背景，采用整體觀照研究方法，自覺認識到研究對象的復雜性和動態性，在研究過程中堅持從感到悟的兼容和洞見，而不是用理性去判斷、取舍或規約，因而能夠揭示出思想產生過程中的中西對話互動特性。“在物質主義、規約主義、本質主義和基礎主義都受到嚴重的批評”［22］36 的當代研究取向中，這一基于感知的綜合研究意識將日益成為更多學者的自覺意識。
其三，在研究重心上，學者們重點關注現代主義作品在形式、技巧、主題上東西兼容的重構特性。
比如，錢兆明在《威廉斯的詩體探索與他的中國情結》中探討了美國現代派詩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新詩體探索過程中對李白、白居易的五絕和七律的借鑒，用大量文獻論證了中國古體詩與威廉斯“立體短詩”之間的淵源關系［23］。中國人民大學孫宏的論文《論龐德對中國詩歌的誤讀與重構》指出，龐德在漢詩英譯的過程中不拘泥于詞句與語法，而是力求傳達中國詩歌的神韻，其譯作是對中國古典作品的重構［24］。北京外國語大學張劍的論文《艾略特與印度：〈荒原〉和〈四個四重奏〉中的佛教、印度教思想》指出，在艾略特的《荒原》中，基督教、佛教、希臘神話、東方生殖崇拜、漁王神話等多種思想融合在一起，構成其詩歌隱喻；在艾略特的后期詩作中，則更多地用佛教和印度教闡釋基督教的教義［25］。
上述論文的共性在于揭示現代派創作中東西兼容的重構特性。不論是對威廉斯“立體短詩”的形式探源，還是為龐德的創造性翻譯正名，抑或對艾略特詩歌中多元思想融合特性的揭示，這些論文不僅揭示了文學創作的東西方對話特性，而且揭示了創造性重構對文學作品形神兼備的意義和價值。略有欠缺的是，目前對現代主義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龐德、艾略特等重要作家作品上，更多作家作品的創意需要去關注和揭示，這也正是本專題研究的未來發展趨勢。
其四，在研究境界上，學者們對東方意象和思想的解讀表現出現代主義作品超越歐洲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的心境。
比如，牛津大學羅納德?布什的論文《20世紀西方與中國的同化：美國詩人龐德〈比薩詩章〉中的“觀音”想象》著重探討了龐德《比薩詩章》中“觀世音”意象的內涵。論文追蹤龐德的觀世音意象的最初來源(即漢學家賓揚和費諾洛薩的著作)，剖析龐德未發表的戰時意大利手稿將觀世音與圣母瑪利亞合一的意蘊，解讀龐德《比薩詩章》的手稿筆記中觀世音的“柳枝”的“治愈力”內涵，最終闡明龐德的觀世音象征著“上天的慈悲情懷和自然的治愈能力”［26］。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劉燕的論文《渴慕、獵奇與同情：〈尤利西斯〉中的中國形象》用形象學研究理論分析喬伊斯作品中的中國形象，指出主人公布盧姆對中國的濃厚興趣與奇異想象、同情和渴慕，體現他超越歐洲中心主義，倡導和平主義與世界主義的全球視野和普世情懷［27］。
上述論文的共性在于揭示西方現代派作品的超越意境。無論是揭示龐德的“觀世音”融基督教與佛教為一體，還是闡明喬伊斯作品中中國形象的正面定位，均說明批評家已充分感應并認同現代主義作品超越二元對立的心境，體現中西批評界旨在實現東西方融合及人與自然融合的積極取向。
2010年1月8日至12日，由海南師范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省級重點學科和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聯合主辦的“第二屆全國當代文學批評期刊建設與當代文學走向學術研討會”在海口召開。參加會議的主要有《新華文摘》總編張耀鉻、《文藝報》主編閻晶明、《文學評論》副編審吳子林、《文藝理論與批評》副主編李云雷，《當代作家評論》副主編張學昕、《中國文學研究》主編譚桂林、《南方文壇》雜志社主編張燕玲、《小說評論》主編李國平，《當代文壇》雜志社主編羅勇、《文藝評論》主編韋健瑋、《現代中文學刊》主編陳子善、《文學報》評論部主任朱小如、《當代外國文學》主編楊金才、《理論與創作》執行主編王涘海，《海南師范大學學報》主編畢光明、西安工業大學人文學院院長馮希哲、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徐仲佳、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單正平、張浩文、副教授周泉根，以及海南大學教授劉復生、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后李永中等人。
海南師范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趙康太、海南省文聯副主席、作協副主席孫紹先、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阮忠、書記韓捷進參加了開幕式并致辭。海南省重點(扶持)學科責任教授、海南師范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學位授予權建設學科負責人畢光明主持了開幕式。開幕式后，張耀銘總編和閻晶明主編分別作了主題發言。
當代文學批評的現狀與出路
作為文學批評期刊主編，并且多半身兼文學批評從業者，到會專家首先關注的是文學批評的現狀及困境。馮希哲分析了當前批評的基本趨勢：一、更為理性和自覺；二、整個批評界開始由外向內轉型，自省、自察成為主題。但總體來說，80年代的自由活躍的批評氛圍變了，現在是讓人郁悶的環境，大家不愿意說，或者不知道說什么。他還把當代文學批評面臨的困境歸納為四個問題：一、理論困境；二、評價尺度統一與多元矛盾突出，三、批評人格、偽批評和人情批評現象仍然比較嚴重，四，批評隊伍分化。
張燕玲對這種沉悶的批評環境作了更具體的揭示：“現今，文學創作出現生活貧乏和思想匱乏的狀態，尤其是學問家凸現，思想家淡出，在這種情況下，文藝界要立在時代的潮流，對社會包括對現狀保持獨立思考和批評立場并發出自己的聲音是相當有難度的。”
對于如何走出這種困境，代表們紛紛表達了自己的思考，提出了幾種解決途徑。閻晶明首先指出，在文學建設方面，批評家要積極發揮批評的作用，要加強自身的發言權。譚桂林說：“當代文學學科是個不斷成熟的學科。文學批評要尋找自己的生存空間。它對文學創作仍然有一種積極的鼓動作用。現在的文學批評期刊要發揚過去的傳統。”吳子林認為，批評家首先要有問題意識，不能跟著西方的文學思潮亦步亦趨，而要用切合中國傳統文化的方式研究中國問題，借用甘陽的話說就是“用中國的方式研究中國，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其次是返回中國文化本原，將中國傳統的感悟思維發揚光大。再者，將學問和生命融為一體，把感悟思維與理性思維相結合，做縱貫古今、會通中西的“生命的學問”。
批評有無力量，說到底取決于批評者所持的批評觀。朱小如提出，批評其實是一種偏見，這種偏見如果是深刻的就很有價值。但是，批評如果過于學術化反而會失去批評的力度。他認為在一片假話聲中出現的幾句真話才真正有價值。單正平指出：對一流作家，人們對他的批評還是很嚴肅的。但是也有一些是商業化批評，比如一些老板花錢請業內人士幫忙出書，另一個現象是人道主義批評，有人為了精神的寄托將自己辛辛苦苦寫的東西整理出來并自費出書。對第一種人，大家應該抵制，對第二種人可以適當鼓勵一下。
當代批評期刊的生存困境與建設方向
當代批評期刊是反映當下文學狀況的重要平臺，張學昕更強調批評的支點就是當代文學期刊，沒有期刊作者就無法找到支點，得到認可。因此，批評期刊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但是，當代批評期刊也面臨著一系列復雜的現狀和困境。就像韋健瑋所說的：在辦刊中越來越感覺困惑，很懷念80年代的批評環境。因為，在B0年代，批評期刊是非常活躍的，有一段很輝煌的歷史，那時不管是作者還是編輯都有高漲的熱情。但是現在很多編輯已經改行，一些期刊也消失了，其他的期刊能堅持下來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堅持下來的刊物也面臨一些生存問題，因為資金短缺，一些辦刊人越來越覺得迷茫。轉貼于
閻晶明指出當代批評期刊的生存比建設問題更加緊迫，文學體制也發生了十幾年前難以預料的變化，而且文學內部分化很嚴重，很多東西的消極力量遠遠大于我們的建設力量。在這種條件下，文學批評期刊的生存和發展面臨很多機遇和挑戰。
除了生存問題以外，還有環境問題。目前，文學在很多方面都出現了危機，學術刊物正在失去讀者。單正平認為原因在于：首先是經濟因素，將學術刊物推向市場化帶來了一系列問題。第二是空間的大幅度壓縮問題，作者想說的批判現實的篇幅被壓縮了或者刪減了，第三是新媒體和體制化的影響，有許多作者寫文章的出發點是有疑問的。
張耀餡在主題發言中提出批評期刊要突出問題意識。他認為，一本優秀的學術期刊，必須提高核心競爭力，而核心競爭力的重中之重是理論創新，思想性、時代性、規律性與創造性是理論創新的標志；必須突出問題意識，善于提出有意義、有價值的真問題，揭示時展中的瓶頸因素，深刻反映人類應對挑戰的智慧及成果，必須肩負學術研究導向的使命，必須推出新人、扶持新人，為他們提供平臺，必須關注學術的大眾化，讓一流的學術走進百姓的視野，成為經世致用的顯學。學術期刊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張燕玲重述了首屆研討會提到的“艱守”與“堅守”問題，并針對批評期刊如何回到文學前沿提出了三個方面的建議：一個是生存建設，一個是思想建設，一個是學術建設。在生存建設方面：要重樹自身建設的自信心，要重視網絡文學的影響。一個雜志首先要生存下來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表現自己的個性。羅勇肯定張燕玲的“艱守”與“堅守”觀點。他指出這兩個方面是有矛盾的，艱守，再困難你也要把刊物辦下去，不能把它丟失。堅守，要堅持文學品位、文學情懷。他的最深刻感悟就是：不管是作品雜志還是理論雜志只要是把自己的文學情懷融入進去，哪怕再困難我們也可以迎來自己一個辦刊物的碩果。周泉根也非常贊同張燕玲關于重視網絡文學的影響，他認為我們要正視信息時代的寫作是我們當前理論反思的重要任務，也是反思創作評論類期刊困境的重要角度。爭取把網絡上的東西跟學院派東西結合起來，甚至跟大牌網站合作，讓網絡的不羈的創造力和浪涌不竭的激情來重建我們的話語空間。只有有了話語權，知識分子才能在平權的時代重新找到自己位置，才能重新介入歷史。
關于期刊雜志欄目設置方面，陳子善根據自己的辦刊經驗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議。他介紹，他在辦刊物時做了一些嘗試：首先，每期都會做一個學術訪談，采訪一些知名學者；其次，不限制富有價值的學術論文的篇幅；再次，每一期出一兩篇著名的外文翻譯文章；最后，每一期都有史料考證文章，發表一些比較重要的對現代文學研究有價值的史料。
其他方面的建議有：王涘海認為文學期刊建設應有的態度是——自信，要堅守下去，以自信的態度來看待今天的社會和文藝事業，李云雷也說出了自己獨特的辦刊體驗，就是從具體的鮮活的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人手，站在時代的前沿，重新去看文學史和文學理論；李國平指出批評刊物應該回應文學現實和中國社會現實，刊物需要名人的作品，也需要年輕一代的吸引人眼球的、有銳氣的作品。
由文學批評和文學批評期刊。馮希哲還談到了當代文學創作的基本情勢和走向。在基本情勢方面，他認為有三個現實環境不能不提：一是國家評價體制，二是民眾普泛價值觀念嬗變；三是文學傳播途徑。這三個問題共同構成了文學的現實環境，雖然是外在的，但足以讓文學的生存、發展和民眾的審美觀念與需求產生難以自覺的桎梏式影響。在當下文學走向方面，他認為文學有三個趨勢難以阻擋；一是文學主體價值消解，表情達意書寫泛化難以阻擋。二是文學被媒體導引、傳播，乃至于設計，和文學寫作平民化將難以阻擋。三是文學審美與精神將重歸傳統和民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