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16 16:4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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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著力調整優化農業結構，讓農業產業更興旺。緊緊圍繞農牧業提質增效、農牧民持續增收，堅持用市場化思維謀劃、用工業化手段推進以產業化、規模化、組織化、社會化為核心的農牧業現代化，重點在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延伸產業鏈、提高農產品附加值上下功夫，著力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不斷提升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和效益。
二是著力推進城鄉融合發展，讓鄉村生態更宜居。鞏固提升和諧穩定美麗鄉村創建成果。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進一步完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集中開展村容村貌整治工作，大力推進“廁所革命”，促進農村基礎設施更加完善，公共服務更加到位，生活環境更加優良，產業結構更加優化，精神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治理更加有序，農牧民素質整體提高。
三是著力推進鄉村文化興盛，讓鄉村文明更正派。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深入實施農村居民文明素質提升行動，在農村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夢宣傳教育，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引導各族群眾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國家觀、文化觀。
我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的開發程度深，化肥、農藥的施用土地產出的途徑，加之化肥、農藥使用量大的蔬菜生產發展迅猛，使得我國已世界上使用化肥、農藥最大的。這兩類污染在地區還直接破壞農業生態系統，對魚類、兩棲類、水禽、獸類的生存巨大的威脅。
二、小城鎮和鄉村聚居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滯后產生的生活污染
小城鎮和鄉村聚居點的生活污染物基礎設施的不管制的不健全，直接排入周邊環境中，嚴重的“臟亂差”：每年產生的約為1.5億噸的鄉村生活垃圾幾乎露天堆放；每年產生的超過3000萬噸的鄉村生活污水幾乎直排，使鄉村聚居點周圍的環境質量嚴重惡化。然而，在我國鄉村現代化進程發展較快的地區，基礎設施建設不和環境管理落后于經濟和城鎮化發展的并經濟的而，其對人群健康的威脅卻在與日俱增。
三、鄉鎮企業布局不當、治理產生的工業污染
受鄉村自然經濟的，鄉村工業化上是以低技術含量的粗放經營為特征、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工業化，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環境污染，加大了治理的，還污染危害直接到周邊的自然生態環境。，我國鄉鎮企業廢水和固體廢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業污染物排放總量的一半，而且鄉鎮企業布局不，污染物率也低于工業污染物平均率。
我國鄉村污染治理體系尚未，環境污染將迅速“小污”變“大污”，而且“小污”成“大害”，給弱勢產業的農業和弱勢群體的農民帶來了的負面。為此，應當如下措施：
1、環境立法，健全鄉村環境管理機構，環境保護職責權限，環境監測和統計工作體系。我國的諸多環境法規，如《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對鄉村環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考慮。
2、要加大財政資金的支持。城鄉分治使城市和鄉村間著嚴重的不公平。主要指城鄉地區在獲取資源、利益與承擔環保責任上嚴重不。長期，把污染防治投資幾乎投到工業和城市。城市環境污染向鄉村擴散，而鄉村從財政渠道卻幾乎得污染治理和環境管理能力建設資金，也難以申請到用于專項治理的排污費。那一世
我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的開發程度深，化肥、農藥的施用成為提高土地產出的重要途徑，加之化肥、農藥使用量大的蔬菜生產發展迅猛，使得我國已成為世界上使用化肥、農藥數量最大的國家。這兩類污染在很多地區還直接破壞農業相關生態系統，對魚類、兩棲類、水禽、獸類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脅。
二、由于小城鎮和鄉村聚居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滯后產生的生活污染
小城鎮和鄉村聚居點的生活污染物因為基礎設施的不完善以及具體管制的不健全，一般直接排入周邊環境中，造成嚴重的“臟亂差”現象：每年產生的約為1.5億噸的鄉村生活垃圾幾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產生的超過3000萬噸的鄉村生活污水幾乎全部直排，使鄉村聚居點周圍的環境質量嚴重惡化。然而，在我國鄉村現代化進程發展較快的地區，這種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和環境管理落后于經濟和城鎮化發展水平的現象并沒有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改善，其對人群健康的威脅卻在與日俱增。
三、鄉鎮企業布局不當、治理不夠產生的工業污染
受鄉村自然經濟的深刻影響，鄉村工業化實際上是一種以低技術含量的粗放經營為特征、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工業化，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不僅造成環境污染，加大了治理的困難，還導致污染危害直接影響到周邊的自然生態環境。目前，我國鄉鎮企業廢水和固體廢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業污染物排放總量的一半以上，而且鄉鎮企業布局不合理，污染物處理率也顯著低于工業污染物平均處理率。
由于我國鄉村污染治理體系尚未建立，環境污染不僅將迅速“小污”變“大污”，而且已經“小污”成“大害”，給作為弱勢產業的農業和弱勢群體的農民帶來了顯著的負面影響。為此，我們應當采取如下措施：
1、加強環境立法，建立健全鄉村環境管理機構，明確環境保護職責權限，形成環境監測和統計工作體系。我國目前的諸多環境法規，如《環境保～》、《水污染防治法》等，對鄉村環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體困難考慮不夠。
2、政府要加大財政資金的支持力度。城鄉分治使城市和鄉村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象。主要指城鄉地區在獲取資源、利益與承擔環保責任上嚴重不協調。長期以來，國家把污染防治投資幾乎全部投到工業和城市。城市環境污染向鄉村擴散，而鄉村從財政渠道卻幾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環境管理能力建設資金，也難以申請到用于專項治理的排污費。
城鄉一體化管理成為必然趨勢
城鎮化是現代社會發展的一個基本走向，也是一種必然趨勢。然而，對城鎮化的理解，則需要超越傳統城鎮化的范疇。傳統城鎮化模式主要是人口向城鎮的聚集，伴隨著城鎮的發展，農村走向衰落和終結。新型城鎮化戰略的關鍵目標是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而不是僅僅依靠大城市或小城鎮的發展。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目標，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就是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城鄉分治的格局。而導致這些問題產生的主要根源在制度安排，所以新型城鎮化的主要途徑是要通過制度創新，逐步消除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
目前鄉村社會治理的基本制度為村民自治，這一制度是在1982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頒布實施后逐步在全國農村推進，并得以不斷完善。某種意義上說，村民自治制度是繼制解體后鄉村治理模式的一次重大改革創新。村民自治制度發展至今，無論在廣度還是深度上都已經取得了巨大進步，因而也成為當前政府農村工作的一項基本政策，也是農村的一項基本社會管理體制。
村民自治在擴大農村基層民主、組織鄉村社會建設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不容忽視的是，現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在城鄉分治的二元體制框架下設計的。從該制度的法理內容來看，村民自治主要是為了達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而從制度實施的現實來看，村民自治實際上在執行著管理鄉村基層社會經濟的職能。一方面村委會在村級集體經濟和集體產權管理中發揮著領導功能，另一方面又承擔著村級公共事務管理的職能。然而，由于村并沒有獨立的財政來源，所以無法實現真正的村自治。要讓城鎮化的推進與農村發展協調統一起來，就需要在城鄉一體化的框架下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也就是將村民自治納入到城鄉一體化的公共管理和社會管理體系之中。
首先，目前村民自治組織所承擔的基層公共管理的功能需要納入統一的公共管理體制之中。在地市一級的行政轄區內，按照城鄉一體化和基本民生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原則，統一配置交通、文化教育、醫療衛生、水利、環境等公共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并實施統一管理。打破城市與農村分離的財政體系，將農村公共領域里各項投入，編入到城鄉一體的公共財政預算體系之中。對于偏遠貧困地區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及公共管理的支出，可由地方政府申報中央財政資金的扶持。
其次，改革農村土地制度和集體產權制度，讓村民自治組織逐步退出管理村集體土地和村級經濟。為了深化村民經濟活動的獨立自主性，避免因集體產權模糊而引發和激化農村社會矛盾，鄉村在經濟管理方面必須推進集體產權的確權改革，也就是對農村集體土地或其它集體產權加以細化，將具體權責范圍明晰到農民個體之上。并通過制度創新建立起集體產權交易機制，使農民個體的產權收益更加明確。
此外，按照城鄉一體化方式，建設和完善鄉村基層社會生活領域里的村民自治。農村的村民自治組織建設可以參照城市居委會建設模式，由村民直接選舉，組織的運行經費納入到統一的財政支出之中，以確保村民自治得以普遍地、統一地、正常地運行。與此同時，村民委員會主要致力于服務村民生活。
將村民自治作為城鄉一體化社會管理體制的組成部分去加以發展和完善，是新型城鎮化的必然要求，也可以說是新形勢下農村發展的必然趨勢。作為一項制度改革與創新，城鄉一體化社會管理體制將為城鄉均衡、和諧發展提供制度保障。當前農村與城市之間最突出的差別問題就是農村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及其它社會生活條件的落后，而要徹底改變這種局面，僅僅靠農民自我建設和中央支農資金支持，其效率很有限。
作為生活方式的村民自治
新型城鎮化也是社會生活方式現代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社會生活領域的重要變遷集中體現在社會生活的民主化。所謂社會生活的民主化，實際上也就是村民自治制度的核心內容—“四個民主”，即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
自治是社會生活的基本屬性和特征之一，自治并不等同于民主。傳統的鄉村社會也有自治，傳統鄉村自治通常是在鄉村精英如族長和宗教權威的主導下運行的，此種自治雖保證了村莊的相對獨立性，但其實并未實現村民的自主性，而且也因過于強調村莊內部自治導致村莊封閉性增強。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村民自治，自然需要從傳統自治向現代自治轉型，與現代鄉村社會生活方式保持一致。鄉村是人類居住和生活的重要場域，伴隨著社會變遷發展與城市化，一部分鄉村人口遷移至城鎮居住和生活。從遷移理論來看，人們從鄉村向城鎮的遷移行為，主要受兩種力量的作用：一是鄉村的推力作用，二是城鎮的拉力作用。推力作用機制就是鄉村中影響人們社會生活的不利條件或因素，拉力作用機制主要是城市優越于鄉村的社會條件及因素。不過，從人類社會城鎮化的整個過程來看，城鎮化并不只是鄉村人口向城鎮的遷移和聚集。城鎮化同樣還包括鄉村的城鎮化，而鄉村城鎮化實際上就是鄉村社會生活方式的城市化與現代化。
鄉村社會生活方式的城鎮化，既需要有鄉村生活物質環境和條件的改善，同時也需要營造現代的人文環境，即農村居民社會生活的民主化。民主化是社會生活領域的本質特征和要求，因為在生活中，具有自主性的個體完全能夠支配而且應該由個人來支配其自身的生活性事務，所以自主選擇、自我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在鄉村基層社會生活中，不僅是可能的，而且非常重要。
作為鄉村民主化的社會生活方式，村民自治就是要不斷推進和完善基層社會生活領域的民主。首先，通過民主選舉選擇出多數村民所信任的村委會成員，由村民直接選舉出來的基層組織，主要職能就是組織協調鄉村基層社會生活及社會秩序，即為不斷改善鄉村社會生活環境而服務。推進鄉村基層民主選舉，其重要意義還在于在基層社會形成民主生活的社會風尚，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奠定社會基礎。讓廣大村民參與到與其生活相關的基層選舉之中，可以培養人們的民主精神、民主意識和民主作風，從而在鄉村社會生活領域形成民主化的風尚和環境。其次，村民自治中的民主決策也將主要在社會生活領域得以體現，即鄉村居民可以自主地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對自己生活中的事務能夠自主決策、能參與村莊內部生活中的共同事務的決策。村民自治組織的形成應該是為實現這些目標提供制度和組織保障，而不是讓村委會來實現自治。因而民主決策不能局限在村民自治組織之中，而需要拓展為一項基本原則和制度，這一原則和制度就是要促進村民個人獨立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合法權益和獨立自主做出自己的合法行為選擇。當村莊成為人們自主生活的社會空間時，一方面廣大村民的個體能動性、創造性和積極性會被調動起來、激發起來，為鄉村發展提供動力來源。另一方面，村民在社會生活中民主決策范圍的不斷拓展，也將促進鄉村社會的進一步開放。只有當村民獨立自主支配其生產要素或資源配置時，農村的要素市場才能發育、發展起來；只有農村市場發展起來了，農村才會進一步開放；農村只有走向開放，才會有新鮮的“血液”進入農村，農村才會獲得新的發展機遇。
未來村民自治中的民主管理將主要是鄉村基層社會管理的民主化。由于村莊主要是社會生活的空間而不是政治單位或行政單位，因而村民自治的民主管理應該走向社會管理領域，即鄉村民主管理的范圍主要在社會性事務或生活性事務之內。目前村民自治的一個突出問題就在于政社不分、公共管理與社會管理不分。制度設計賦予村民自治過多且模糊的功能，致使鄉村基層政權建設與社會建設、公共管理與社會管理混同在一起，由此影響到村民自治的社會效益。如果讓村民自治回歸到民主管理鄉村基層社會的生活性事務，其職能也就走向專門化、單一化，村民自治組織的權責會更加對稱、更加明晰，有利于其在基層社會生活民主化建設過程中發揮更加有效、更為積極的功能。
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村民自治，民主監督的內容主要表現為村民在平常生活中的自我教育、自我監督，而且民主監督主要是在村莊及村民內部對共同生活的事務和社會行為的相互監督。由于當前的村民自治組織承擔著管理集體土地和集體產權收益的職能，以及組織和管理村級經濟的功能，所以村民自治的民主監督主要是針對村委會的，即村民對自治組織的監督。村民之所以要對村委會實行監督，村委會之所以要公開村務接受監督，在一定意義上表明村級自治組織擁有了較大權力，成為一種類似權力機關的組織，而與法律所界定的群眾性自治組織不相一致。所以，當村民自治組織逐步去權力化，村民就不需要花費大量的精力去監督村委會，村委會也就可以真正代表村民履行社會監督職責，在構建基層良好社會風尚、解決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秩序中發揮更為積極的功能。
作為一種現代生活方式，村民自治需要通過相互監督和行為自律來達到生活的理性化，并由此協調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村民自治一方面使個體的自主性和能動性大大提高，與此同時也就需要提高個體的社會性，以使社會關系得以協調。個體社會性的提高必須通過法律及規范來規制個體的行為選擇，并通過社會監督機制促使個人遵循法律和規范。由于村民自治組織是廣大村民直接民主選舉產生的群眾性組織，能很好地反映和代表村民意見，因而充分發揮其對基層違法違規行為的監督和教育功能，將有助于構建和諧的基層社會。
走向社區建設
在新型城鎮化及城鄉一體化發展過程中，鄉村將依然是居民居住和生活的重要社會空間，鄉村的變遷與發展將主要體現為村莊的社會生活環境越來越接近于、越來越類似于城鎮社區生活環境。要達到這一目標，鄉村在社會管理上就需要朝著社區建設與管理的方向發展，也就是說，作為鄉村治理的基本制度—村民自治要走向社區建設，與社區管理統一起來。
在社會學意義上，傳統的村落盡管也屬于一種社區，嚴格地說是一種社會生活共同體（community），這一共同體主要是基于血緣和地緣而形成的，即具有一定親屬關系的和長期居住生活在共同場域的居民而構成的社會共同體。傳統鄉村社區的存在和維續主要依靠熟悉的社會關系紐帶、禮俗規范以及認同邊界，因而容易在村莊內部形成自治格局，但同時也容易使社區封閉起來。現代意義的鄉村社區建設則是在開放的社會推進社會生活共同體的建設，即在不同社會關系的個體及群體之間建構社會共識、規范和秩序。
從發展的角度看，更好地治理鄉村社會生活空間，關鍵是要解決制約鄉村發展的三個問題：一是村莊的封閉性，二是鄉村人口的單向外流，三是鄉村發展的可持續性。就目前的村民自治狀況而言，難以解決這三個基本問題，甚至有些自治策略和措施，雖對擴大鄉村基層民主有促進作用，但對鄉村發展問題還可能具有強化和固化作用。因此，村民自治制度必須與時俱進，不斷地根據鄉村發展的實際深化改革和創新。
首先，村莊的封閉性使得鄉村發展只能按照自然循環的方式發展，即通過村莊內部人口一代一代地自然更替，維持著鄉村的存續。由于封閉的鄉村難以讓新生力量進入，因而鄉村發展最多不過是村莊內部面貌的更新，而難以與社會轉型保持協調。未來的村民自治需要改變鄉村治理策略和治理模式。具體而言，就是村民自治必須超越傳統村莊自治理念，走向現代社區建設。通過鄉村社區建設，一方面可以發揮基層社會力量更好建設和管理鄉村社會；另一方面在新的生活共同體構建過程中促進鄉村與外部世界的聯系，讓更為廣泛的社會力量參與到鄉村建設和發展之中，從而可以把鄉村建設成與城市社區相類似的社會生活空間。
其次，鄉村人口的單向外流，導致鄉村建設與發展的基礎越來越不穩定、發展的后勁越來越匱乏，由此也可能導致鄉村社會逐步走向衰落，乃至有大量的村莊因此而走向終結。盡管在城鎮化的大背景下，鄉村人口的外流是一種趨勢，流動也是農民的自主選擇，但這并不意味著有些村莊的衰落和終結是理所當然的結局。鄉村人口向外凈流出的格局是在二元體制和二元社會經濟下發生的，由于城鎮生產和生活方式已走向現代化，而鄉村的生產與生活方式依然維持在傳統落后的狀態，農民自然會不斷地走出鄉村、流向城市。如果城鄉差別過大、城鄉二元體制存在，這種鄉村人口凈外流的問題就難以得到真正解決。因此，要緩解和改善目前鄉村單向外流局面，必須要滿足兩個基本條件：一是鄉村社區得以更好的建設與發展，鄉村社區生活方式同樣達到現代化水平；二是鄉村社會是充分開放的，即鄉村市場必須充分發展。要讓村落社區不僅發展成為“本村人”共同生活的社會空間，更是市場共同體的組成部分。
再次，無論是新農村建設還是城鎮化，其共同目標都是促進發展，其中自然也包括鄉村的發展。如果只有城市擴張和發展，而鄉村不斷走向衰落和終結，那么這一發展過程很難說是協調的和良性的發展。加強農村社區建設將是解決鄉村發展的持續性問題的重要途徑之一，也是村民自治的大趨勢。農村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必須有相應的社會管理體制作保障，在現代化和城鎮化的大背景下，必須改革現行的農村社會管理體制，即把村民自治的鄉村社會管理轉向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推進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主要就是按照城鄉一體化的原則來建設和管理鄉村社會，即參照現代城市的社會管理體系和模式來管理和發展鄉村社會。目前城市社會的基層管理體制已基本從居委會管理體制轉向社區管理，社區建設與管理體制實現了基層社會管理的專門化和社會化，大大提高了社區社會服務和社會管理的效率，對促進社區生活環境的改善起到積極作用。同樣，在農村推進村民自治向農村社區建設與管理的轉變，也將會提高農村社會管理的效率，對不斷改善農村社會生活環境發揮重要推動作用。伴隨著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推進，鄉村作為一種新的社會生活共同體也就會得以持續地發展。
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是城鎮化背景下鄉村自治的理想選擇，通過農村社區建設，可以更好地改變人們固有的城鄉差別觀念，形成城鄉融合與一體化的新理念，樹立建設新農村的信心，重新構建鄉村社會認同體系。此外，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重點在于建立起新型的基層社會管理體系，通過新的社區管理模式，使鄉村得以更好地建設與發展。由此打破傳統村落邊界的封閉以及舊體制的束縛，把鄉村建設成為一個更加開放、更有活力的新型社會生活共同體。
一、主要問題
一是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緩慢。我區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在鄉（鎮）一級尚能依托鄉鎮司法所完成建設和運行，但村級公共法律服務工作室建設滯后，作用發揮不足。基層法律服務人員不足，難以做到專人專職，同時從業人員水平參差不齊，律師參與村(社區)法律服務工作有時也只是為了完成基礎任務，部分法律服務工作者能力不足，不能提供有效法律援助，切實解決群眾需求。
二是依法治理工作水平有待提升。個別單位對推進法治建設工作重視不夠、推動不力，滿足于完成規定動作，統籌推進不到位，主動創新意識不足，依法治理成效不明顯。部門間缺少聯系，在基層法治建設中存在“單兵作戰”現象，缺少集成效益，缺少資源整合及資源共享，存在一定的資源浪費。
三是基層干部法律素養有待提高。部分農村基層干部對現行法律一知半解，法律知識普遍缺乏，法治意識普遍淡薄，習慣于執行上級交待的工作任務，以“實干”和“實效”為原則，一般不認真研究政策和法律，甚至偶爾存在不依法辦事的情況，不能正確引導群眾尊法學法守法用法。
四是基層群眾法治意識相對淡薄。一些群眾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識相對薄弱，習慣于習慣，法律知識缺乏、法治觀念淡薄，依法自我保護意識不強、依法維權意識不足，遇事找法情況不樂觀。在自身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不能正確反映訴求，一般不通過法律途徑，習慣于自行解決或者選擇上訪甚至作出過激行為，導致違法犯罪。
五是普法宣傳尚未真正深入人心。普法宣傳一般情況下難以適應群眾對法律的多樣需求，普法工作仍存在普法形式單一、缺乏針對性、宣傳工作缺少深度、實效性不夠強等問題，導致群眾對普法活動的熱情降低，關注停于表面。部分單位“誰執法誰普法”普法責任制落實不到位，普法僅滿足于完成規定動作，某些普法宣傳活動甚至存在形式大于實質等問題。
二、工作建議
一是加強部門聯動，形成工作合力。要加強與城鄉基層綜合治理、精神文明建設等部門聯系合作，建設法治鄉村，統籌推進基層示范創建，特別是在陣地建設上要統一謀劃部署，避免多方設計造成資源浪費。以“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區）”建設為載體，通過典型示范，引領帶動法治鄉村建設，積極動員鄉鎮、村社持續深入開展基層法治示范創建活動。
二是增強法治意識，帶頭學法守法。加強村干部法治教育培訓，提高基層干部隊伍整體素質，緊緊圍繞當前農村工作實際，將法治教育培訓與其工作實踐有機結合，把依法辦事作為基層干部履職的硬要求，切實提高村干部建設法治鄉村的能力。持續深化基層綜合執法改革，打造一支政治信念堅定、業務技能嫻熟、執法行為規范、人民群眾滿意的綜合執法隊伍，為實施鄉村振興、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有力的執法保障。
關鍵詞：鄉村治理；善治理念；美麗鄉村；城鄉統籌
中圖分類號：C91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32-0075-02
一、善治是鄉村治理的基本趨勢
治理（Governance）主要用于與公共事務相關的管理活動和政治活動。全球治理委員會對治理進行了全面的界定：“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1]。我國學者則從不同角度分析治理和鄉村治理的內涵，徐勇認為“鄉村治理是通過公共權力配置與運作，對村域社會進行組織、管理和調控，從而達到一定目的的政治活動”[2]；黨國英認為“鄉村治理是指以鄉村政府為基礎的國家機構和鄉村其他權威機構給鄉村社會提供公共品的活動”[3]。可見，對社會的公共治理目標是能夠使公眾盡可能廣泛地參與發展決策，保障公眾政治自由和參與決策權利的政治意愿，“治理明確肯定了在涉及集體行為的各個社會公共機構之間存在著權力依賴”[4]。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善治”（Good Governance）成為實現治理目標的重要范疇。“善治”就是良好的社會治理，它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是國家與公民社會良好合作的一種新穎關系，善治“是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一種新穎關系和二者關系的最佳狀態”[5]。
鄉村善治就是通過治理農村社區以實現農村社區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動態管理過程。善治理論提示我們鄉村治理的根本改善有賴于形成鄉鎮政權和公民社會合作共治以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多中心治理體系，善治理念是改善鄉村治理的必然選擇[6]。首先，善治理念所提倡的多中心理念，為我國鄉村治理中各種組織性因素提供了完善其組織和人事的基本準則。其次，善治理論有助于實現我國鄉村治理改革模式由國家權力本位型向公民權利本位型的轉化。再次，善治理念所提倡的政府與社會的合作治理理念，有利于“信任”社會資本存量的提升和合作型治理精神和文化的培養。善治的網絡治理理念有助于充分發揮多元主體尤其是政府之外的主體在改善鄉村治理中的作用。
二、鄉村善治是城鄉統籌發展的必然要求
城鄉統籌是我國解決三農問題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舉措。城鄉統籌是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為目標，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平等、和諧、協調發展的工農關系和城鄉關系，實現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7]。統籌城鄉發展的實質就是解決三農問題，促進城鄉二元結構向城鄉統籌發展的有序轉變。因此，城鄉統籌發展的核心價值觀正是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改變城鄉二元結構是實現統籌發展的過程與手段，而城鄉一體化是城鄉經濟社會融合協調的現代社會結構的實現狀態，是統籌發展的價值目標。
城鄉一體化發展目標的具體內容包括城鄉經濟一體化、社會一體化與城鄉居民生活均等化。推動資源要素向農村配置、促進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縮小城鄉公共事業發展差距和增強農業農村發展活力等戰略舉措正是圍繞城鄉一體化的具體目標實現而展開的，這與鄉村善治的推進也是密不可分的。
（一）城鄉經濟一體化是城鄉統籌的基本要求
城鄉經濟一體化可以構建更大的區域統一體和重建城鄉之間的平衡。城鄉經濟一體化需要通過有效的鄉村治理解決農村土地資源合理配置與農村土地有效利用的根本性問題。城鄉統籌發展要求協調城鄉資源配置關系，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8]。鄉村善治的基本目標是充分發揮鄉村自治的基本功能，完善農民集體組織的運行和決策機制，實現土地要素功能的一體化、土地要素地位的均等化與土地要素流動的自由化。
（二）社會一體化是經濟一體化的延伸
實現城市與農村的融合和平等化，通過實行城鄉空間結構優化、推進農業現代化和實施城鄉生態環境一體化建設等措施實現城鄉地位平等和城鄉共同繁榮進步。從這個意義上講，“城鄉統籌是對區域經濟系統中城市與鄉村兩個共生單元的綜合考慮、相互兼顧，以保持二者協調、持續發展”[9]。因此，未來的鄉村治理應當圍繞農村社區形態的轉變，充分發揮集體經濟的社會化職能，為農村居民融入城鄉一體化進程提供綜合平臺。
（三）城鄉居民生活均等化是城鄉統籌的最終目標
城鄉居民共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統籌城鄉發展正是通過增加農民收入、加強農民社會保障、增加農民權益等手段實現城鄉和諧發展。一方面是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為城鄉居民提供均等化的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務。另一方面實現農民的市民化，通過農村人口的城鎮化以及農村人口待遇的普遍提高向市民轉變。未來的鄉村治理應當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性作用，以保護農民權利特別是土地權利為核心，使農民能夠以土地的權益來分享工業化、新型城鎮化的成果，并建立保障城鄉一體化進程中農民生存發展的長效機制。
三、美麗鄉村建設過程中鄉村善治的內在品質
鄉村治理是一種復雜的社會政治現象，涉及國家的權力建構，影響農村的社會穩定。但由于歷史和現實原因，鄉村善治作為一種目標追求實施起來，在現實中仍存在著種種問題或困境。如何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對當前的農村治理模式進行調整和改革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
美麗鄉村建設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深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新工程、新載體，是統籌城鄉發展實踐的又一重大創新。美麗鄉村建設應以城鄉發展一體化為主線，以提升農民生活品質為核心，著力構建有利于環境保護、生態建設和永續發展的農村產業結構形式、農村建設管理模式和農民生產生活方式。美麗鄉村是實現美麗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目標的核心內容，美麗中國戰略是在中國建設生態文明的關鍵時期提出的，“體現了中國現階段發展理念和發展思路的轉變，是中國推動地方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重要手段”[10]。在美麗鄉村建設進程中，需要積極貫徹“善治”的鄉村治理理念，以謀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為最終目標，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和社區和諧，而這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密切聯系的。
1.生態文明理念下的統籌性推進
美麗鄉村建設首先應將新農村建設放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發展格局中來謀劃部署、統籌推進。美麗鄉村是美麗中國的具體實施途徑，“美麗中國”是一個集合和動態的概念，是全球可持續發展、綠色發展和低碳發展的中國實踐，而生態文明建設是實現美麗中國的基礎和保障[11]。美麗鄉村建設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在城鄉均衡發展的過程中實現生態富民與綠色鄉村的基本目標。
2.以人為本理念下的主體性參與
以人為本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本質要求，它滲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尊重人的合理利益與個性發展[12]。以人為本的基本理念需要培養村民的主體性意識，鼓勵和保障農民直接參與鄉村公共事務，這種參與應該是有序化的制度性參與。村民的主體性參與也符合直接性參與民主政治的治理理念，強調公民對公共行政和政治生活的直接參與，有利于激活公民精神和培養現代公民，是政治和行政民主最充分的體現。因此，村民的主動性和直接下的政治參與是鄉村治理的重點，包括制度化參與和而非制度化參與都有利于提高村民自治的程度。
3.公平法治理念下的和諧性構建
公平和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和根本保障，鄉村法治和公平是解決中國鄉村治理問題的重要保證。善治從本質上而言，是一種基于民主和法律的治理，亦即民主治理和依法治理，將管理社會事務和保護公民自由等都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上。公平法治的治理理念是為了構建真正的鄉村和諧，包括村民之間、村民與集體之間，以及村集體與鄉鎮之間協調合作的社會關系。鄉村善治的實現要求在鄉村治理主體上、鄉村權力流向上和空間上的多中心，要求變單一的自上而下權力流向為上下左右互動的多元權力流向。通過對鄉村和諧社會構建，能夠促進鄉村治理主體間對公共權威的高度認同和相互合作，增進公平與效率，因此完善我國鄉村治理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內容，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結語
鄉村治理機制創新是鄉村治理的重要問題之一，也是學者們一直所討論的話題。美麗鄉村建設不能局限于鄉村的自我完善，而是應當順應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歷史趨勢，完善多元、自治、有效的鄉村治理機制。傳統的鄉村治理是由政府主導下的治理模式，即所謂的“鄉政村治”，但這種制度設計和實踐中帶有濃郁計劃經濟色彩的治理方式，正被市場經濟催生出的多元治理模式所打破。在市場經濟發展的背景下，由于市場主體的多元化，利益需求的多樣化，嵌入市場因素的鄉村治理模式成為鄉村治理的趨勢和必然。我國鄉村治理應當適應多元化中心的趨勢，充分發揮不同治理主體的功能，政府要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轉變職能，通過制度性安排來構建平等自主、具有活力的多元治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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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轉型;轉型風險;風險治理;復合治理模式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17-0031-03
當下，中國正處于快速轉型期，也是轉型的深水期，中國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其復雜性是難以想象的。社會結構轉型和體制轉軌引發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全面轉型，社會難以適應，出現社會轉型病癥，結果便是風險共生的局面，嚴重影響社會的良性運行。風險倒逼改革，從社會轉型的國情出發，準確診斷我國轉型風險的成因及特點，建構關于風險的全方位的現代化復合治理模式已迫在眉睫。
一、社會轉型與社會風險的概念界定
社會變遷是人類社會的內在特征，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方式之一。而每一次大的社會變遷都是一次社會轉型。因此，轉型對于人類社會而言具有普遍性。事物發生轉型必將導致事物的運行方式、內在結構發生變化，“轉型是指事物從一種運動型式向另一種運動型式過渡的過程。轉型既包括事物結構的轉換，也包括事物運動機制的轉換。”[1]所謂社會轉型是“指社會結構和社會運行機制從一種形態向另一種形態的轉型”[1]。從社會轉型的定義可以看出，每一社會在發生深刻社會變遷時，都將面臨社會轉型。本文所指的社會轉型是中國現代化的社會轉型過程。從廣義上講，中國現代化的社會轉型過程從1840年即已開始，到目前為止，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840年――1949年的探索階段，這一階段實現了中華民族的獨立，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階段是1949年――1978年的慢速轉型階段，為快速轉型奠定了一定基礎;第三階段是1978年至今的快速轉型階段，實現了中華民族的迅速騰飛。本文所指的社會轉型主要是指第三階段的社會轉型，是指從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總體性社會向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多元社會的轉型，是傳統型社會向現代型社會的轉變過程，即“從農業的、鄉村的、封閉的半封閉的傳統型社會向工業的、城鎮的、開放的現代型社會的轉型”[2]。中國社會轉型的加速制造了大量的轉型風險，而當下正是風險變為現實問題的“矛盾凸顯期”。
風險意味著損失的不確定性，是指“具有一定危險的可能性，是沒有發生的災難，預示著可能面臨的具有不確定性的危機狀態和災難性危險，這既是人們的一種主觀臆測，但是發生后又是一種客觀事實”。相較風險而言，社會風險強調的是風險的社會性和制度性，“是指社會系統運行存在潛在的不穩定因素，這些不穩定因素在一定條件下會破壞系統的穩定，導致系統的瓦解，最終形成危機”。①
中國社會正處于轉型的加速期，從國內外形勢而言，這一時期既是中國的“戰略機遇期”，又是“矛盾凸顯期”。直面風險，在我國現代化的社會轉型過程中認識和分析風險，通過建立復合式的現代化風險治理模式，提高我國應對和抵抗風險的能力。
二、轉型中的中國社會及其風險問題
我國社會的發展與社會轉型有內在的聯系，轉型是中國變革和發展的主線和動力源。中國正處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化社會轉型的過渡時期，社會各方面無不受到轉型力量的影響和塑造，從這一層意義上講，中國社會是一個轉型社會。快速轉型的中國社會的鮮明特點是復雜性、兩重性、過渡性和不確定性，發展與風險并存，社會轉型過程伴隨著社會風險。
現代化轉型過程的起因及其風險問題。植入式現代化轉型過程，意味著我國的社會轉型是被動開啟的，是受“外擾動”刺激發生的，是非原生型的，所以才有李鴻章“中國處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植入式現代化轉型過程是我國社會風險的總源泉。具體表現如下，首先會造成一種發展“不適應癥”。植入“現代現象”需要中國本土對其適應，但我國具有獨特的民族傳統、社會文化和價值體系。于是，便有了傳統與現代的沖突，中西之間的沖突，這兩種沖突便是“不適癥”的表現。這兩種沖突成為當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不同領域中的風險因子，產生了眾多的社會問題。其次“植入式”的現代化轉型使我國受到外在的“遲發展效應”的影響和制約，使轉型風險更具復雜性。這種遲發展效應給我國帶來最大的影響是發展道路和戰略目標難以選擇，趕超心理難以克服，無法按照自然的演進變遷過程制定政策。“遲發展”意味著只能通過“壓縮”的發展方式才能實現趕超。這給我國帶來的陣痛無法估量，潛在的風險無法預測。另外遲發展效應給中國發展構成了雙重制約：一是制度和理念層面的制約;二是話語建構形成的制約。這雙重制約為中國在發展的向度上強設了一種規范標準，這種標準意味著中國在發展的過程中，面對的是三個世界的“共時性問題”，即中國所處的“發展中世界”、西方提供的“現實未來”的現代世界和“話語未來”的虛擬世界。這三個世界的問題在中國轉型的過程中都要考慮，所以，中國的風險問題比任何一個國家更具復雜性和難預測性。最后植入型的現代化轉型過程會造成三種轉型風險。第一種是由于中西、古今在物質生活方面的巨大差距，會使人們形成強烈反差，造成盲目風險;第二種是社會運行失控風險，由于轉型中結構的脆弱性，一旦遇到挫折很容易造成社會運行失控;第三種是連鎖反應風險，植入式的現代化轉型過程，是一種全面的轉型過程，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需要在本土特點的基礎上做出適應和調整，牽一發而動全身，矛盾和問題的連鎖反應增加了我國轉型的風險。
我國社會轉型的主要內涵及其風險問題。我國社會轉型的主要內容包括三個方面：社會結構、社會運行機制以及價值觀念體系。一是社會結構轉型與經濟體制轉軌同步啟動引發風險共生問題。社會結構主要是指“一個社會中社會地位及其相互關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了的體系。社會結構轉型就是不同的地位體系從傳統型向現代型的轉型”[2]。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發展，最大的特點是社會結構轉型與經濟體制轉軌同步進行。這種雙重轉型給社會帶來的改變短時間內是無法完全協調的。舊的結構體系被打破，但是新的體系和機制無法在短時間內形成，出現社會失范現象，例如貧富差距過大、信任危機、道德失范、環境污染、官民矛盾加劇。
二是社會運行機制的轉型及其風險問題。所謂社會運行機制是指“影響社會運行諸因素相互聯系的方式，以及這些因素對社會運行產生影響的作用原理和作用過程”[1]。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社會運行機制會隨之改變，缺乏穩定性，同時，不同種類的社會運行機制轉型的速度和深度不同，會出現摩擦，進而產生風險。從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總體性社會向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多元分化社會轉型之前，社會系統的一切歸國家掌管，不存在獨立于國家的社會領域，所以缺少產生風險的制度環境，更缺乏產生風險的心理條件。經濟體制轉軌帶動社會結構轉型，不同功能領域的社會運行機制開始出現新的動態。社會動力機制由轉型前的靠國家動員、成員自覺變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競爭原則;社會整合機制由原來的單位制和身份制變為以利益為準，社會關系市場化、貨幣化;社會控制機制在轉型前主要是靠傳統權威和感召權威，人大于法，而在轉型期，法理權威開始慢慢登上舞臺，但是人治并沒有退出歷史舞臺，出現人治與法治共舞的局面，兩者的矛盾和沖突不斷;經濟體制的轉軌由經濟的核心區域深入教育、醫療、衛生、住房等社會保障領域，社會保障領域的市場化過程把全國人民拋向了市場，受益的大部分是體制內成員，造成現在的官民矛盾。
三是價值觀念的多元化及其風險問題。價值觀念的轉變預示著社會轉型以深入人心，對整個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起初是隨著社會轉型的深入，價值觀念不斷發生變化，但是，已變化的價值觀念會對社會轉型產生推動或制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在價值觀念方面的轉型突出的表現在中西和古今文化的沖突，可謂是“多元并存，新舊交替”。我國猶如一塊“壓縮餅干”，傳統、現代、后現代的文化價值觀念呈現一種復合性和共時性的特征。轉型過程中，既有傳統的、保守的價值觀念的繼續存在并阻礙新的價值觀念的形成，也有伴隨著現代化轉型過程形成的新的價值觀念，同時更大的文化風險在于價值觀念的真空，即新舊價值觀念并非是無縫對接的，當舊的、傳統的價值觀念在遭到破壞時，與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相適應的新的價值觀念并未形成，出現價值真空。價值觀念在社會轉型中的這三種表現以及它們的相互影響成為當下文化風險的主要根源。如果說計劃經濟時代是以集體觀念為中心的總體性社會，那么改革開放以來則是以自我觀念為中心的多元化社會，而且這種自我觀念更多的是自利觀念，這無疑會給整個社會帶來風險和威脅。
總之，植入式與外生性的轉型起因、社會轉型的主要內涵加上轉型社會自身具有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脆弱性，造成社會整體的結構性斷裂、社會失控，是當下我國風險共生的源頭，這為我們科學應對轉型風險提供了條件。
三、建構應對中國轉型風險的復合治理模式
風險與人類社會的發展相伴隨，有發展就會有風險，無法逃避，尤其是在社會轉型期，轉型風險時刻存在。所以，我們應該看到風險的普遍性和兩重性，正確認識風險，以積極的態度對待之，“減縮社會代價，增促社會發展”。轉風險為發展機會，科學的治理風險，需要從三個方面入手：一是風險態度和意識方面;二是科學的風險管理方面;三是從社會轉型入手，以科學的轉型發展觀化解轉型風險。
首先，培養公眾面對風險的正確態度，強化公眾的風險意識。當對風險進行清晰的考察后，面對風險的態度就成為治理風險的出發點，沒有正確的風險態度和意識，就無法制定正確的風險治理策略。面對風險主要有兩種心態：一種心態是盲目樂觀，很多專家系統持有這樣的心態;另一種心態是極度悲觀，不能認識風險的實質。上述兩種心態都是不正確的，是對正確治理風險的威脅。所以應該加強對公眾的風險知識普及，強化風險教育，進而使公眾形成積極、健康的風險認知，具有一定的風險預測能力，最終能夠培養起公眾的風險反思能力。另外，提升公眾的風險反思能力還會有一系列的“潛功能”，例如，提升公民的話語權，培養公眾共建社會的主人翁意識等等。總之，正確的風險態度與風險意識有利于社會的良好發展和進步。
其次，認識和提升國家在風險管理中的作用，建立完善的風險管理體系。治理轉型風險在借鑒國外經驗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認清國情。中國式社會轉型是國家推動和主導的，國家力量的存在是社會順利轉型的保障。據此，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國家在治理轉型風險中的主體地位，提高國家在治理風險中的有效性。建立起以國家為主體，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風險治理體系。同時，應充分發揮國家在風險分配中的作用，使風險分配更加公平，還應該突破民族―國家的界限，共同合作，應對風險。
另外，完善的風險管理體系是治理風險的重要保障。完善的風險管理體系應該包括以下三部分：風險監測、評估、預警和報警部門;風險管理部門;風險制度建設。對風險的治理我們應該以規避風險為第一選擇，所以建立科學的監測、評估、預警和報警系統在治理風險中至關重要。同時應該成立風險管理部門并提高它們的抗御風險能力，一旦社會風險轉化為現實問題，風險管理部門應該做好“善后工作”，以將風險的危害降低到最小。治理風險應該制度化，只有建立起完善的風險治理制度體系才能使社會各方面發揮最大功用，用合理的制度為社會轉型保駕護航。
第三，從社會轉型過程入手，以科學的轉型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的良好發展，從根本上減少風險。從1840年開始的中國社會轉型過程，是被動開啟的，是植入型的現代化過程。所以，從那時起，擺在中國眼前的任務是分析西方社會為什么比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程度高、找到中國社會落后的原因以及如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所以，中國的社會轉型是一種“趕超轉型”，發展主義將主導中國的轉型過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使經濟獲得了迅速發展，但是也使“發展”絕對化，偏離了科學發展的軌道，社會被拖著向前走。所以如若從根本上治理風險，就應該轉變發展觀念，以科學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的同步發展，彌合因不科學的發展帶來的結構斷裂，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四、結論
中國“植入式”和“壓縮式”的現代化轉型過程決定了中國轉型風險的共時性和復雜性。但是，我們面對轉型風險，應該避免盲目悲觀和極度樂觀的態度，認識其普遍性和雙重性，通過轉變“經濟驅動型”的發展觀念，在“社會驅動”的發展觀念指導下，進行科學轉型，并輔以復合式的風險治理體系，進而由里及表，由內及外，內外結合，從根本上化解轉型風險，促進社會的良性發展。
參考文獻：
水是城市發展的命脈，水資源是城鄉發展承載力的決定性因素之一。水文明是生態文明之基，水之于生態，猶如血之于人體。當前，我市已進入發展方式轉變的攻堅階段、城市建設管理精細化階段、高度重視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階段，水的控制性要素特征在城鄉發展中所起的關鍵作用進一步凸顯，特別是水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價值和地位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和認同，山川秀美關鍵在水，建設美麗__關鍵也在水。__年3月14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5次會議上就水安全保障問題作了重要講話，系統闡釋了保障國家水安全的“節水優先、空間均衡、系統治理、兩手發力”基本思想。剛剛結束的市委十一屆八次全會和市十五屆人大四次會議將__年確定為“重大項目深化年”，要求圍繞創建國家森林城市、國家人居環境城市和國家生態文明示范市，加快生態綠城建設步伐，建設宜居宜業的美好__。局系統對此要充分把握，大力踐行治水新思想，貫徹依法治水管水新方略，加快實現體制機制改革新突破，把握水資源管理保護新常態，重點突出六方面內容：
（一）“重規劃”。突出構建現代化的水利規劃體系，認真搞好“十三五”水利規劃編制，優化治水思路，積極探索和實踐__水利發展的模式和途徑。加快完成《__市水系規劃》《__市城市防洪規劃（修編）》，強化市及轄市區聯動發展力度，瞄準國家新時期治水投入的重點和相關政策，將現有項目進一步整合包裝，努力爭取更多的項目和資金投向__水利，依托重大項目，切實優化__骨干水系框架，使全市水利格局出現明顯新變化。
（二）“夯基礎”。更大力度推進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增強水利基礎保障能力。一是打好重點水利工程建設攻堅戰。重點做好新溝河工程施工配合和影響工程建設，局本級重點抓好長江江堤防洪能力提升、澡港河東支拓浚及澡港樞紐擴容建設，跟進新孟河工程審批進度，項目一經批復立即組織實施。二是拓展河湖水系治理新空間。計劃抓好三方面工作：“兩湖一庫”生態清淤，主要為天目湖水庫湖底清淤、長蕩湖清淤和滆湖退田還湖（二期）工程，由轄市區組織；城市水系治理，重點是市區，要繼續推進丁塘港二期、南童子河等骨干引排河道綜合治理，實施新一輪城市河道清淤，切實搞好清水工程提升和黑臭河道治理；農村河網連片綜合整治，確保面上完成農村河道疏浚整治規劃（__-__年）任務。三是切實抓好農田水利建設。以中央財政小型農田水利重點縣建設、灌區續建配套工程及節水示范項目為重點，實施田間配套工程和渠系改造工程，完善農田灌排設施體系，為保障糧食安全夯實更加穩固的水利基礎。
（三）“保安全”。把防汛防旱工作當作水利工作的第一要務，警鐘長鳴，常抓不懈。抓緊組織汛前檢查。按照“查嚴、查細、查實”的要求，集中力量，對河湖堤防、涵閘泵站、涉水工程、在建工程和城市防洪工程進行“拉網式”排查，認真落實防汛各項責任制。根據搶險專業化的要求，建好搶險隊伍，抓緊防汛搶險的演練，__年要在市及轄市區兩級防汛防旱工作的規范化管理、信息化支撐、專業化搶險方面有新的明顯進展。繼續抓好城區易淹易澇排水設施改造，力爭改造點汛期發揮效益。密切關注天氣形勢及雨情、水情、工情變化，統籌把握好農業大用水期、梅雨期、臺風季節、枯水季節工程調度特點，科學合理調度水利工程，尤其要利用好城區防洪調水泵站、沿江樞紐調水的有利條件，優化調度，力求在水生態環境改善方面有所作為。
（四）“惠民生”。把水利建設的公益性擺在更為突出的位置，大力拓展民生水利范疇。根據省“水美鄉村”建設工作思路和要求，結合__“美麗鄉村”示范村創建，把打造“水清、河暢、岸綠、景美”城鄉河湖新景象作為民生水利的一項重要內容，認真制定農村河道整治、清潔小流域綜合治理方案，研究落實長效機制，分年推進新一輪整治的實施，要繼續加大對面上創建工作的指導，整體推進“水美鄉村”“美麗庫區”建設，穩步推進重要飲用水水源地安全達標建設，繼續扎實提升水管單位和水利風景區創建水平，切實體現河湖治理新成效。
1、 目前的環境管理體系及農技推廣體系難以應對污染問題。
我國的農村現代化進程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工業優先增長和依托工業的現代化農業快速發展，二是居民在空間分布上迅速集中。
這使農村的產業結構從自然和諧型轉變成自然危害型，農村原有的具有強大環境自凈能力的自然循環被破壞，原本可以自然消納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環境自凈能力成害。
不僅如此，農村的各類環境污染也呈現出與城市污染迥異的特點。農業生產導致的面源污染具有排放主體分散、隱蔽，排污隨機、不確定、不易監測。這使得對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過高，因此存在著只能對受害地監測，很難監控排污源的現狀。
我國的環境管理體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點源污染防治上的，對農村污染及其特點重視不夠，加之農村環境治理體系的發展滯后于農村現代化進程，導致其在解決農村環境問題上不僅力量薄弱而且適用性不強。
目前，我國的農村環境管理體系呈現以下特點：環境立法缺位、農村環境管理機構匱乏、環境保護職責權限分割并與污染的性質不匹配、基本沒有形成環境監測和統計工作體系。我國目前的諸多環境法規，如《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對農村環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體困難考慮不夠。例如，目前對污染物排放實行的總量控制制度只對點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對解決面源污染問題的意義不大；對諸多小型企業的污染監控，也由于成本過高而難以實現。而未建立農業和農村自然資源核算制度。資源家底不清，對自然這樣的利用動態缺乏真實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國生態環境趨于惡化的一個基本原因。
另外，農業技術的選擇缺乏環境政策制約機制，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幾乎失效：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農業技術服務體系改革是以減少農技推廣經費和鼓勵自我創收為特點的。由于得不到足夠的財政撥款，農技推廣系統不得不從事與業務無關的經營活動以獲取收入，包括賣化肥和農藥等。由于激勵不相容，導致一些推廣人員對指導農民提高農藥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積極性，以致化肥、農藥不合理施用情況一直在加劇。
2、 財政渠道的資金來源不夠，導致污染治理不力。
城鄉分治戰略使城市和農村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象。具體到環保領域，主要指城鄉地區在獲取資源、利益與承擔環保責任上嚴重不協調。長期以來，中國污染防治投資幾乎全部投到工業和城市。城市環境污染向農村擴散，而農村從財政渠道卻幾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環境管理能力建設資金，也難以申請到用于專項治理的排污費。
由于農村土地等資源產權關系不明晰，致使農村的環境資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造成幾乎沒有有效的經濟手段，對農業生產中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給予一定補償，對社會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費用，實際上鼓勵了農村居民采用掠奪式生產方式。2003年后執行的新的排污費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沒有考慮農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環境保護尤其農村環境保護本身是一項公共事業，屬于責任主體難以判別或責任主體太多、公益性很強、沒有投資回報或投資回報率較小的領域，對社會資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須發揮主導投資作用。盡管國際上各種市場化的實踐很活躍，但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不發揮主導投資責任和作用。
另外，目前我國在實施農業和農村環境保護建設項目上，還存在著資金分散、重復建設和“自上而下”的決策等現象。例如，面源污染的治理資金分散到農業、水利、環保等部門，導致一個需要環環相扣才可能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變成各部門步調不一致的局部行動，自然效果不佳；由于采用“自上而下”的決策機制，在政治目標最大化的激勵下，對于能增加政績的公共服務，呈現出一種較高的供給熱情。而人居環境基礎設施這樣沒有進入地方官員政績考核體系的公共服務，即便農民已經有了需求，也很難提到地方政府的操作層面上來。
3、 扶持措施不力，導致農村污染治理的市場化機制難以建立。
我國對城市和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污染治理，制定了許多優惠政策：如排污費返還使用，城市污水處理廠建設時征地低價或無償、運行中免稅免排污費，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污染治理設施建設還可以申請用財政資金對貸款貼息等。而對農村各類環境污染治理，卻沒有類似政策。由于農村污染治理的資金本來就匱乏，建立收費機制困難，又缺少扶持政策，導致農村污染治理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的市場機制難以建立。
4、 治理模式不適，導致農村污染治理效率不高。
農村的三類環境污染，套用解決城市污染和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污染的主要手段——末端治理——都存在技術、經濟障礙。除了面源污染難以收集污染物外，其它類污染用末端治理常會出現既治不起，也治不凈的情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污染治理由于其污染排放的集中性、污染物相對的單一性和企業經營相對的大規模等特點，末端治理方法在多數情況下是適用的甚至惟一的。而農村的生活污染、鄉鎮企業污染以及集約化畜禽養殖場污染，采用末端治理則會因為污染治理設施建設和運行的最小經濟規模限制以及高折舊率限制而不可行。
農村的三類環境污染問題
農村環境作為城市生態系統的支持者一直是城市污染的消納方。近年來，我國在城市環境日益改善的同時，農村污染問題卻越來越嚴重，在工業化、城鎮化程度較高的東部發達地區的農村尤為突出。各種污染不僅威脅到了數億農村人口的健康，甚至通過水、大氣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終影響到城市人口。本文重點分析東部發達地區現代化進程中的典型污染問題并提出未來在全國層面上的對策。
——編者
1、 現代化農業生產造成的各類污染。
我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的開發已接近極限，化肥、農藥的施用成為提高土地產出水平的重要途徑，加之化肥、農藥使用量大的蔬菜生產發展迅猛，使得我國已成為世界上使用化肥、農藥數量最大的國家。
化肥年使用量4637萬噸，按播種面積計算，化肥使用量達40t/km2，遠遠超過發達國家為防止化肥對土壤和水體造成危害而設置的22.5t/km2的安全上限。而且，在化肥施用中還存在各種肥之間結構不合理等現象。化肥利用率低、流失率高，不僅導致農田土壤污染，還通過農田徑流造成了對水體的有機污染、富營養化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和空氣污染。目前，東部已有許多地區面源污染占污染負荷比例超過工業污染。
農藥年使用量約130萬噸，只有約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大部分進入了水體、土壤及農產品中，使全國9.3萬km2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并直接威脅到人群健康。2002年對16個省會城市蔬菜批發市場的監測表明，農藥總檢出率為20%～60%，總超標率為20%～45%，遠遠超出發達國家的相應檢出率。這兩類污染在很多地區還直接破壞農業伴隨型生態系統，對魚類、兩棲類、水禽、獸類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脅。化肥和農藥已經使我國東部地區的水環境污染從常規的點源污染物轉向面源與點源結合的復合污染。
由于大棚農業的普及，地膜污染也在加劇。近20年來，我國的地膜用量和覆蓋面積已居世界首位。2003年地膜用量超過60萬噸，在發達地區尤甚。據浙江省環保局的調查，被調查區地膜平均殘留量為3.78t/km2，造成減產損失達到產值的1/5左右。
2、由于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滯后產生的生活污染。
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生活污染物因為基礎設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邊環境中，造成嚴重的“臟亂差”現象：每年產生的約為1.2億噸的農村生活垃圾幾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產生的超過2500萬噸的農村生活污水幾乎全部直排，使農村聚居點周圍的環境質量嚴重惡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農村現代化進程較快的地區，這種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落后于經濟和城鎮化發展水平的現象并沒有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其對人群健康的威脅在與日俱增。
3、鄉鎮企業布局不當、治理不夠產生的工業污染。
受鄉村自然經濟的深刻影響，農村工業化實際上是一種以低技術含量的粗放經營為特征、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反積聚效應的工業化，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不僅造成污染治理困難，還導致污染危害直接。目前，我國鄉鎮企業廢水COD和固體廢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業污染物排放總量的50%以上，而且鄉鎮企業布局不合理，污染物處理率也顯著低于工業污染物平均處理率。
近些年來，在人口密集地區尤其發達地區，集約化畜禽養殖蓬勃發展。這些地區可資利用的環境容量小（沒有足夠的耕地消納畜禽糞便，生產地點離人的聚居點近或者處于同一個水資源循環體系中），加之其規模和布局沒有得到有效控制，沒有注意避開人口聚居區和生態功能區，造成畜禽糞便還田的比例低、危害直接。同時，在污染排放強度上并不低于工業企業的集約化養殖場，其污染危害更加嚴重：不僅會帶來地表水的有機污染和富營養化污染以及大氣的惡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畜禽糞便中所含病原體也對人群健康造成了極大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