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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美國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籌措社會資金增加農業公共產品投入。聯邦政府直接拿錢支持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科研、科技推廣等；聯邦政府引導各州和地方政府支持農業發展，如國會有關農業科技推廣的法令，聯邦政府對接受法律條文的各州提供資金建立農業科技推廣組織；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協調運用，以少量的財政資金用于政策銀行的資本金和經營費用，使政策性銀行吸收大量的社會資金支持農業公共產品投資；財政投資吸引私人投資，如美國的灌溉設施建設、農業科技、科技推廣，既有財政投資也有私人投資；運用資金市場籌集支農資金。

明確財政支農重點。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經濟危機為界，在此之前，美國農業尚不發達，財政支農的重點是生產領域，因此財政主要投資于農業水利、灌溉、交通等公共產品；此后，農產品大量過剩，政府財政支持的重點由生產領域轉向流通領域，主要投資于農業科技、農產品儲備、農產品質量檢驗檢測等公共產品。

（二）日本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日本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的經驗主要表現在：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一種工農業良性互動的關系，即工業和農業協調發展，兩者相互補充、相輔相成；日本政府對農業的財政投資除部分直接用于興建農、林、水產等公共產品外，大部分特別是農業固定資產投資是采用補助金及長期低息貸款的方式發放給農民，同時通過補貼利息，調動“民間資本”投向農業公共產品，這就是日本頗具特色的“制度金融”；政府對農業公共產品的投資也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米價支持政策”到80年代的農業基本建設投資補貼再到進入WTO以來的以環境保護為導向的公共投資。

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策略

（一）韓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韓國政府開始實施“以工補農”戰略，采取各種措施大力發展農業，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新村運動”。新村運動在農業公共產品方面的投入主要表現在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如完善灌溉系統、更新農業機械、采用新的農業生產技術和機械設備；同時還加強農業科技、良種、化肥農藥的投入，農業推廣體系的建設及對農民的職業教育。這是“新村運動”的核心內容。

雖然韓國的“新村運動”主要由農民進行，但政府在其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政府不僅是發動者、引導者，更重要的是提供大量的財政支持。據統計，政府每年的資助額占總投資額的比重一般都超過20%，最高年份可達59.2%。充分體現了政府在農業、農村發展中的作用。

（二）印度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印度政府推動的農業公共產品建設主要有以下方面：生產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包括土地整治、控制水土流失兩個方面；投入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包括化肥投入、高產品種投入和農業機械投入；保證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有農村公路建設、農村能源建設、農業職業教育等。

在農業公共產品的建設中，印度政府從三條途徑來籌集建設資金：增加計劃投資，在每個五年計劃中，農業的計劃投資都占相當比重，如“一五”計劃農業投資占計劃總投資的18%，而工業僅占8%；“二五”計劃農業為25%；“三五”為21%，且以后的各五年計劃中從未低于20%。實行投入物補貼，印度政府的財政預算中，農業投入補貼占相當大比重。提供貸款保證，農業貸款是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的重要來源之一。印度政府大力發展信貸機構，擴大信貸額。印度的農業籌資和開發公司主要是利用外國農業投資，發放基礎設施的項目貸款。

（三）巴西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1.倉儲設施。在巴西，倉儲按屬性可分為三類：官方（聯邦、州、市）、合作社和個人。聯邦倉儲設施由聯邦出資建設，主要用于常規儲備和儲存按政府最低保證價格收購的農產品，其目的在于保護農業生產者，特別是中小農業生產者的利益，同時利用政府的儲備在淡季時調節農產品的市場價格。合作社和個人倉儲設備建設的資金主要靠補貼性農業信貸和自籌，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農業季節差提高經濟效益。目前，巴西倉儲能力基本上能夠滿足農牧業生產發展的需要，其收獲后的損失率僅為5%，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2.水利灌溉。巴西水利資源豐富，河流縱橫，降雨量豐富，但灌溉業落后。1985年政府制定了東北部百萬公頃灌溉計劃，五年內投資35億美元，其中40%由聯邦政府出資，60%由私人或國際金融機構資助。

3.農業科研與農業技術推廣。巴西最重要的農業科研和技術推廣機構是歸屬農業部的巴西農牧業研究公司和農業技術推廣公司。1973年農業部將農牧業科研局改為巴西農牧業研究公司，大力培養農業科研隊伍，到1985年就培養了2200名高級農業技術人才。農牧業研究公司的研究成果以有償轉讓的方式出售，并由技術推廣公司負責推廣；巴西農牧業技術推廣公司主要負責全國的農業技術推廣和管理，同時建立各州、市的分支機構，加強對合作社、中小農業生產者的技術支持。

對改善我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的啟示

（一）改變我國“城鄉二元”、“產業不均”的公共品投資現狀

1953-1955年，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在不斷修訂中確定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至此開始，公共產品的投資就出現了“重城市輕農村”、“重工輕農”的不均衡狀態。嚴重抑制了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工業化已進入中后期階段的今天，應借鑒日本工農業良性互動發展及韓國“新村運動”的做法，改變我國公共產品投資的傾斜戰略，加大政府農業公共產品投資力度，走“以工補農”的新路。

（二）實現投資主體、投資方式的多元化

農業是一個弱質產業，農業公共產品具有明顯的外部性特點，投資收益不易、投資回收期較長。因此，農業公共產品的投資應以政府公共財政為主。然而，政府投資可以采取直接投資還可以采取間接投資，如政府通過參股、控股、經營權轉讓等不同的投資方式提高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的效率；同時，農業公共品也可以由政府以外的投資主體進行，政府加以引導、規范界定產權等，使得私人資本、民間資本、外國資本等積極投身農業公共產品的建設。在這方面，日本的“制度金融”是一個典型，另外，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在積極引入社會資本投資農業公共產品。

（三）優化投資結構

農業公共產品的投資要有的放矢、突出重點，分階段有層次的進行。如美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從生產領域逐漸轉入流通領域；日本的農業支持政策從“米價支持政策”到農業基本建設投資再到環境保護；印度、巴西分不同階段對不同公共產品的投資。現階段，我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主要集中于灌溉、水利等“硬”的方面，農業發展后勁不足。因此，進入WTO后，我國要在保持以農田基礎設施體系為內容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力度的基礎上，努力提高農業科研、農業信息、農業技術推廣、農業教育以及農業制度性等公共產品的投資，加大我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四）改善投資的外部環境

投資環境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投資主體的積極性及投資的效率。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努力創造一個和諧、穩定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環境。如對于產權的界定、補貼的標準等都要有相關的法律、條文等加以規范；地方政府對于外界投資、外商投資等要有優惠的招商條件；同時對于破壞投資的違法亂紀行為要有規范并得到切實執行的措施。只有這樣，農業公共產品的建設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參考文獻：

1.王朝菜，傅志華.“三農問題”：財稅政策與國際經驗借鑒[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

2.速水佑次郎.農業發展的國際分析[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3.趙紅.國外農業財政政策的考察與借鑒[J].經濟問題探索，2004.11

4.趙丙奇.論農村公共產品投資機制研究[J].農村經濟，2002.11

第2篇

（一）美國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籌措社會資金增加農業公共產品投入。聯邦政府直接拿錢支持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科研、科技推廣等；聯邦政府引導各州和地方政府支持農業發展，如國會有關農業科技推廣的法令，聯邦政府對接受法律條文的各州提供資金建立農業科技推廣組織；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協調運用，以少量的財政資金用于政策銀行的資本金和經營費用，使政策性銀行吸收大量的社會資金支持農業公共產品投資；財政投資吸引私人投資，如美國的灌溉設施建設、農業科技、科技推廣，既有財政投資也有私人投資；運用資金市場籌集支農資金。

明確財政支農重點。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經濟危機為界，在此之前，美國農業尚不發達，財政支農的重點是生產領域，因此財政主要投資于農業水利、灌溉、交通等公共產品；此后，農產品大量過剩，政府財政支持的重點由生產領域轉向流通領域，主要投資于農業科技、農產品儲備、農產品質量檢驗檢測等公共產品。

（二）日本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日本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的經驗主要表現在：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一種工農業良性互動的關系，即工業和農業協調發展，兩者相互補充、相輔相成；日本政府對農業的財政投資除部分直接用于興建農、林、水產等公共產品外，大部分特別是農業固定資產投資是采用補助金及長期低息貸款的方式發放給農民，同時通過補貼利息，調動“民間資本”投向農業公共產品，這就是日本頗具特色的“制度金融”；政府對農業公共產品的投資也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米價支持政策”到80年代的農業基本建設投資補貼再到進入WTO以來的以環境保護為導向的公共投資。

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策略

（一）韓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韓國政府開始實施“以工補農”戰略，采取各種措施大力發展農業，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新村運動”。新村運動在農業公共產品方面的投入主要表現在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如完善灌溉系統、更新農業機械、采用新的農業生產技術和機械設備；同時還加強農業科技、良種、化肥農藥的投入，農業推廣體系的建設及對農民的職業教育。這是“新村運動”的核心內容。

雖然韓國的“新村運動”主要由農民進行，但政府在其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政府不僅是發動者、引導者，更重要的是提供大量的財政支持。據統計，政府每年的資助額占總投資額的比重一般都超過20%，最高年份可達59.2%。充分體現了政府在農業、農村發展中的作用。

（二）印度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印度政府推動的農業公共產品建設主要有以下方面：生產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包括土地整治、控制水土流失兩個方面；投入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包括化肥投入、高產品種投入和農業機械投入；保證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有農村公路建設、農村能源建設、農業職業教育等。

在農業公共產品的建設中，印度政府從三條途徑來籌集建設資金：增加計劃投資，在每個五年計劃中，農業的計劃投資都占相當比重，如“一五”計劃農業投資占計劃總投資的18%，而工業僅占8%；“二五”計劃農業為25%；“三五”為21%，且以后的各五年計劃中從未低于20%。實行投入物補貼，印度政府的財政預算中，農業投入補貼占相當大比重。提供貸款保證，農業貸款是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的重要來源之一。印度政府大力發展信貸機構，擴大信貸額。印度的農業籌資和開發公司主要是利用外國農業投資，發放基礎設施的項目貸款。

（三）巴西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1.倉儲設施。在巴西，倉儲按屬性可分為三類：官方（聯邦、州、市）、合作社和個人。聯邦倉儲設施由聯邦出資建設，主要用于常規儲備和儲存按政府最低保證價格收購的農產品，其目的在于保護農業生產者，特別是中小農業生產者的利益，同時利用政府的儲備在淡季時調節農產品的市場價格。合作社和個人倉儲設備建設的資金主要靠補貼性農業信貸和自籌，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農業季節差提高經濟效益。目前，巴西倉儲能力基本上能夠滿足農牧業生產發展的需要，其收獲后的損失率僅為5%，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2.水利灌溉。巴西水利資源豐富，河流縱橫，降雨量豐富，但灌溉業落后。1985年政府制定了東北部百萬公頃灌溉計劃，五年內投資35億美元，其中40%由聯邦政府出資，60%由私人或國際金融機構資助。

3.農業科研與農業技術推廣。巴西最重要的農業科研和技術推廣機構是歸屬農業部的巴西農牧業研究公司和農業技術推廣公司。1973年農業部將農牧業科研局改為巴西農牧業研究公司，大力培養農業科研隊伍，到1985年就培養了2200名高級農業技術人才。農牧業研究公司的研究成果以有償轉讓的方式出售，并由技術推廣公司負責推廣；巴西農牧業技術推廣公司主要負責全國的農業技術推廣和管理，同時建立各州、市的分支機構，加強對合作社、中小農業生產者的技術支持。

對改善我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的啟示

（一）改變我國“城鄉二元”、“產業不均”的公共品投資現狀

1953-1955年，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在不斷修訂中確定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至此開始，公共產品的投資就出現了“重城市輕農村”、“重工輕農”的不均衡狀態。嚴重抑制了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工業化已進入中后期階段的今天，應借鑒日本工農業良性互動發展及韓國“新村運動”的做法，改變我國公共產品投資的傾斜戰略，加大政府農業公共產品投資力度，走“以工補農”的新路。

（二）實現投資主體、投資方式的多元化

農業是一個弱質產業，農業公共產品具有明顯的外部性特點，投資收益不易、投資回收期較長。因此，農業公共產品的投資應以政府公共財政為主。然而，政府投資可以采取直接投資還可以采取間接投資，如政府通過參股、控股、經營權轉讓等不同的投資方式提高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的效率；同時，農業公共品也可以由政府以外的投資主體進行，政府加以引導、規范界定產權等，使得私人資本、民間資本、外國資本等積極投身農業公共產品的建設。在這方面，日本的“制度金融”是一個典型，另外，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在積極引入社會資本投資農業公共產品。

（三）優化投資結構

農業公共產品的投資要有的放矢、突出重點，分階段有層次的進行。如美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從生產領域逐漸轉入流通領域；日本的農業支持政策從“米價支持政策”到農業基本建設投資再到環境保護；印度、巴西分不同階段對不同公共產品的投資。現階段，我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主要集中于灌溉、水利等“硬”的方面，農業發展后勁不足。因此，進入WTO后，我國要在保持以農田基礎設施體系為內容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力度的基礎上，努力提高農業科研、農業信息、農業技術推廣、農業教育以及農業制度性等公共產品的投資，加大我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四）改善投資的外部環境

投資環境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投資主體的積極性及投資的效率。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努力創造一個和諧、穩定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環境。如對于產權的界定、補貼的標準等都要有相關的法律、條文等加以規范；地方政府對于外界投資、外商投資等要有優惠的招商條件；同時對于破壞投資的違法亂紀行為要有規范并得到切實執行的措施。只有這樣，農業公共產品的建設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參考文獻：

1.王朝菜，傅志華.“三農問題”：財稅政策與國際經驗借鑒[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

2.速水佑次郎.農業發展的國際分析[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3.趙紅.國外農業財政政策的考察與借鑒[J].經濟問題探索，2004.11

4.趙丙奇.論農村公共產品投資機制研究[J].農村經濟，2002.11

第3篇

關鍵詞：農業投資；農民收入；實證研究；湖北

1湖北農業投資的動態分析

一般而言,農業投資主體包括:政府、集體合作組織、農戶、金融機構、大中型企業和外商。對經濟欠發達的湖北而言,政府的投入主要是財政農業支出；集體合作組織的投入主要是農村集體固定資產投資；農戶的投入包括農戶固定資產投資和農戶家庭經營費用支出(簡單再生產投入)；金融機構對農業的信貸投入,主要是指農業銀行、農業發展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對農業的貸款。

1.1政府財政投入的變化

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總額在不斷增加,但所占比重卻呈下降趨勢(見表1)。從總量上看,1991-2005年間,財政對農業的支出以平均每年大約14%的速度遞增,大多數年份在絕對數上都有所增加,其中僅有1992年的財政支農支出為負增長。而且財政支農資金年度間增長幅度差不多,從1994-2002年間財政支農支出的比重連年下降，從2003年開始又有所回升，看來從2003年開始政府又開始加大對農業的投入，更加關注農民問題。

總體而言，財政對農業的投入力度不夠且不穩定，還應該進一步加大投入，以增加農民收入。

1.2農村集體和農戶投入的變化

(1)從農村固定資產的投入變化看(見表2)，1991-2000年間，農村集體固定資產投資總體在逐年增加，2003-2005年間一直下降，其中2005年降到了26.55億元，比2004年下降了59.52%。農戶固定資產投資在逐年增加,1991年為24.47億元,2005年達到了135.95億元。看來,各年的農戶固定資產投資數額基本均高于當年農村集體的固定資產投資,其中1991、1992、1995、2000和2005年農戶固定資產投資分別是當年農村集體固定資產投資的2.2、2.6、1.3、1.1和5.1倍,說明農戶是農村固定資產主要投資主體。

（2）從農戶簡單再生產投入情況看(見表2),1991-1996年湖北農戶簡單再生產投入是逐年增加的,保持著較高的增長率,年均增長率為18.5%，1997-2000年呈逐年減少趨勢,2001年后又開始逐年的增加。而從1991-2005年這15年間,農戶簡單再生產投入的年均增長率為10%,說明2001年以后,雖然投資總量的整體趨勢在增加,但增速卻比較緩慢。這說明農戶對家庭經營投資的興趣下降,農戶的資金投向多元化。

1.3從農業比較投資率的角度來分析其變化趨勢

農業比較投資率,是指農業固定資產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與農業總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之比率。由主要年份農民收入情況以及表3可以看出,2001-2004年間,農業比較投資率均在0.5以下,而且還有下降的趨勢,這與世界農業的一般規律(在工業化中期,農業比較投資率的值應接近或超過1)的差距很大,說明湖北農業投資相當不足。

2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與GDP增長的對比分析

由表4可知,在未扣除物價因素情況下,“七五”、“九五”及“十五”時期,各個時期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率均低于GDP的年均增長率,1981-2005年20多年間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率低于GDP年均增長率約4個百分點。這說明了農民收入的增長一直滯后于經濟發展的速度。

3農業投資與農民收入間的相關性分析

3.1農業投資與農民收入間的變動關系

由表5可知,湖北農業投資總體呈上升趨勢,由1990的189.03億元上升到2003年的1114.07億元,年均增長率為13.5%；而同期農民人均純收入也從539.16上升到2499.33元,年均增長率為11.6%。這說明了隨著農業投資的增加,農民人均純收入也隨之增加。但收入的增長速度卻低于投資的增速,這一點可以由圖1看出,收入曲線比投資曲線顯得更為平緩。

通過運用統計分析軟件SPSS13.0對農民人均收入與財政農業投資、農村集體固定資產投資、農戶固定資產投資、農戶簡單再生產投入和農業貸款間進行相關分析,結果顯示:農戶人均純收入與上述投資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728,0.677,0.979,0.858和0.893,經統計檢驗均達到0.0l的顯著水平。這表明農民人均純收入與財政農業支出、農村集體固定資產投資、農戶投資和農業貸款均有極大的關聯性。下面再對其進行回歸模型的設定,以確定各投資主體的農業投資對農民收入增長的具體影響大小。

3.2回歸模型分析

根據可獲得的數據,運用E-views3.1計量經濟分析軟件,對1991-2005年湖北省農業投資與農民人均收入的關系運用C-D生產函數進行回歸分析。

Y=Axα1xβ2xγο3x4

其中:Y為人均純收入(元)；x1為財政農業支出；x2農村集體固定資產投資；x3為農戶對農業的總投資；x4為農業貸款額。YCX1X2X3X4

回歸結果如下表6。

YCX1X2X3X4

表6農民收入增長影響因素回歸分析結果

解釋變量系數t-Statistic值

常數項30.6691.264

財政農業支出(x1)55.1874.492

農村集體固定資產投資(x2)7.5752.889

農戶總投資(x3)13.7104.593

農業貸款(x4)3.6282.764

調整后的R^20.987

F-statistic193.020

從以上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該模型調整后的擬合優度為98.7%,通過99%顯著水平的F檢驗,且各投入項的回歸系數分別通過了95%的T檢驗,表明其模型整體的擬合優度較好。分析表明:農業投資的各主體財政支農、農村集體和農戶投資及農業貸款,對農民人均收入的彈性系數均為正值,說明農民人均收入隨著這四項投資的增加而增加。具體而言,每增加1%的財政支農資金,農民人均收入將增加55.19%;每增加1%農村集體固定資產的投資,農民人均收入將會增加7.57%;每增加1%的農戶的投資,農民人均收入將會增加13.71%;每增加1%農業貸款的投資,農民人均收入將會增加3.63%。同時可以看出,在農業投資的各個主體中,農戶投入的增加對農民人均收入的貢獻最大,其次為農村集體固定資產的投資和財政資金投資;農業貸款的投資對農民人均收入增長的貢獻位居最后。由此可見,要增加農業的總產值,就要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力度,尤其是鼓勵農戶和農村集體對農業生產的投資,同時要穩定財政對農業的投資。

4結論與建議

對湖北省農業投資與農民收入的實證分析表明:一定數量的資金投入是農業發展、農民增收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提高農民收人的有效途徑之一是增加國家、集體和農戶對農業的投入。資金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狀況,在目前農業結構調整和農業發展急需資金條件下,應千方百計增加農業投資。

參考文獻

［1］楊明洪.農業增長方式轉換機制論［M］.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1).

［2］陳立雙,張諦.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農業投資的實證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04,(4).

第4篇

農業產出的統計指標通常是農林牧漁業總產值，包括了農業、林業、牧業、漁業和農林牧副漁業5個方面。吳玉鳴和吳麗萍等在對中國農業經濟的相關研究中均采用大農業口徑的農、林、牧、副、漁總產值表示農業總產出。陜西省農業生產主要以種植業為主，2004年之前漁業產值很小，副業沒有，水利建設投資除了防洪、發電、水保及生態建設等公共服務外，其余主要用于農業灌溉。因此，本研究借鑒Lin經典的中國農業經濟增長研究，用農業總產值表示農業產出水平。對于農業勞動投入的衡量，應采用從事于農業生產的勞動者實際的工作時間，但是，農業勞動力的實際勞動時間沒有準確數據，只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數也沒有詳細的統計。為便于計算，本研究用第一產業從業人員人數乘以農業總產值占第一產業總產值比重之后得到的勞動力人數代替農業勞動投入。對于土地要素投入通常采用播種面積和耕地面積2個指標衡量，常用耕地指經常進行耕種并能正常收獲的土地，不包括坡度在25°以上的陡坡地和臨時開發的零星土地；而農作物播種面積指實際播種或移植有農作物的面積，不僅包括種植在耕地上的，還包括種植在非耕地上的播種面積。張元紅和石慧等在其有關中國農業經濟增長的研究中使用農作物播種面積衡量土地要素投入。然而，農業上的水利建設投資主要用于常用耕地灌溉，選用年末常用耕地面積衡量土地要素投入更為合適。農業固定資本用農用機械總動力衡量。另外，由于客觀上數據缺失問題，本研究沒有加入畜力和農用化肥使用量等固定資本。水利建設投資數據完整且易得，并且在水利投資中占據主導地位，因此用水利建設投資完成額來替代水利投資。

2水利投資與農業經濟增長關系檢驗

陜西省農業總產值與水利建設投資大體上呈現相同的變化趨勢。對于時間序列樣本數據，直接使用OLS進行估計容易產生虛假回歸現象，因此，“偽回歸”問題不得不考慮。通過對時間序列數據分析，可以看出，陜西省水利建設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農業經濟增長，但具體影響程度和水利投資的實際作用還需要運用實證模型進一步量化研究。

3結論

本研究建立了含有勞動、土地、固定資本和水利資本及其滯后期變量的多項式分布滯后模型，對陜西省1982—2011年連續29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和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結論：

1）陜西省農業總產值、農業勞動力人數、年末常用耕地面積、農業機械總動力和水利建設投資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

2）水利投資對農業經濟增長的作用在資金投入后第3年體現出來，第5年達到最大，第6年開始下降。由于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見效慢，大型水利投資工程項目建設工期長，所占總投資的比重大，用于見效快的配套和小型水利設施項目投資所占比重較小，以及資金審批程序復雜等原因，使得水利投資表現出較強的滯后效應。

第5篇

本文使用Frontier4.1軟件對不考慮技術進步和考慮技術進步因素的C－D生產函數分別進行參數估計和假設檢驗。在分析全國及10個省區農業技術效率和農業資金投入結構對農業技術效率的影響時，首先，選用考慮技術進步因素的C－D生產函數進行隨機前沿分析，模型統計結果顯示，全國、遼寧、吉林、河南、山東、江蘇、福建、四川的γ值分別為0.673、0.697、0.724、0.921、0.905、0.945、0.957和0.668，表明全國及這7個省區農業生產存在技術效率損失的問題，可以采用考慮技術進步因素的C－D函數來分析農業資金投入結構對農業技術效率的影響;而在分析湖北、甘肅和新疆3個省區時，我們也首先選擇了考慮進步進步因素的C－D生產函數，但是模型估計結果顯示，γ值為0，這表明農業生產中不存在技術效率損失，這與現實農業生產條件不相符;此外，若不存在技術效率損失的問題，那就無從探究農業資金投入結構對農業技術效率損失的影響，為此，在分析這3個省區時，我們放棄使用考慮技術進步因素的C－D生產函數，選用不考慮技術進步因素的C－D生產函數進行隨機前沿分析，模型估計結果顯示，湖北、甘肅、新疆的γ值分別為0.974、0.981和0.987，說明農業技術效率損失顯著，進而說明采用不考慮技術進步因素的C－D生產函數來分析湖北、甘肅、新疆農業資金投入結構對農業技術效率較優。

2生產要素的投入彈性

首先，從全國農業生產要素的投入彈性來看，技術進步(θ)為正值，說明農業技術進步在我國農業生產中得到有效的轉化，能有效的提升農業生產效率;農作物總播種面積(β1)、農業機械總投入(β2)、農村農業從業人員總投工量(β3)、化肥及農藥總投入(β4)和水電及灌溉總投入(β5)也為正值，說明這些生產投入要素的增加亦能提高我國的農業生產效率，其中化肥及農藥總投入的增加對我國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效果最顯著。其次，從10個省區農業生產投入要素的產出彈性來看，各省區農業投入要素的產出彈性差別性顯著，說明我國農業生產受自然條件、要素結構及區位因素等條件影響，存在明顯的地域差別，并非同質結構體。具體來講，(1)遼寧、吉林、河南等7個省區農業技術進步的投入彈性θ均為正值，說明農業技術進步在農業生產中得到了有效的轉化，對提升該地區農業生產效率有著積極的作用;而湖北、甘肅、新疆由于考慮技術進步因素的生產函數沒有通過假設檢驗，說明農業技術進步在農業生產中沒有得到有效的轉化，對該地區農業生產效率的貢獻不明顯。(2)遼寧、吉林、河南等4個省區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的產出彈性β1為正值，說明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的增加對農業生產效率有著很好的促進作用，但是由于耕地資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農作物播種面積不可能持續增長，這就需要通過其他方式來提高該地區農業生產效率;而山東、江蘇、福建等6個省區β1為負值，說明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的增加對農業生產效率產生負的影響，中央和地方政府應該限制該地區農作物播種面積，優化農作物種植結構和質量。(3)河南、江蘇、福建等8個省區農業機械總投入的產出彈性β2為正值，說明增加農業機械總投入對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有很大的促進作用，政府和農戶應該在該地區增加農業投入，提升農業機械化生產水平;而遼寧和吉林2個省區β2為負值，這可能是由于該地區農業生產機械的擁有量存在過剩，導致其不能充分發揮出生產效率。(4)遼寧、吉林、山東等6個省區農村農業從業人員總投工量的產出彈性β3為正值，說明增加農村農業從業人員總投工量能進一步提升該地區農業生產效率;而河南、四川、湖北等4個省區β3為負值，說明增加農村農業從業人員總投工量會導致農業生產效率的下降，這可能是由該地區農村存在剩余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引起。(5)河南、江蘇、福建等5個省區化肥及農藥總投入的產出彈性β4為正值，說明增加化肥及農藥總投入對該地區農業生產效率提升有正向的促進作用，可以提升農業產出水平;而遼寧、吉林、山東等5個省區β4為負值，說明在農業生產中該地區化肥及農藥的總投入過多，已超出了土地的承載能力，因此，在日后的農業生產中應該控制化肥及農藥總投入的增長。(6)除了遼寧、吉林、江蘇等3個省區水電及灌溉總投入的產出彈性β5為負值外，河南、山東、福建等其他6個省區β5為正值，說明增加水電及灌溉總投入會帶來該地區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

3農業技術效率

通過表3我們不難發現，2003－2009年間全國農業平均技術效率為0.70，說明我國農業技術效率水平并不高，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間。具體來講，遼寧、吉林、河南、山東、江蘇和福建農業技術效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四川、湖北、甘肅和新疆農業技術效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從農業技術效率變動的趨勢來看，除了四川農業技術效率呈現下降的趨勢外，全國及其他9個省區農業技術效率均呈現上升趨勢，其中河南增幅最快，由2003年的0.69上升到2009年的0.81。

4農業資金投入結構對農業技術效率的影響

首先，基于全國層面的模型測算得出，2003－2009年間我國財政支農資金和農戶自有資金對農業技術效率損失的參數值分別為－0.31、－0.38，說明我國財政支農資金和農戶自有資金對農業技術效率具有促進作用;而農業信貸資金和農村集體資金對農業技術效率損失的參數值分別為0.10、0.04，說明農業信貸資金和農村集體資金對農業技術效率的促進作用不顯著。其次，從10個省區農業資金投入結構對農業技術效率影響看，各省區農業資金投入結構對農業技術效率影響各不相同。具體來講，(1)遼寧和吉林2個省區財政支農資金對農業技術效率損失的參數值δ1為正值，說明在該地區政府財政支農資金對農業技術效率的促進作用不明顯，而河南、山東、江蘇等8個省區δ1為負值，說明增加政府財政支農資金能夠有效提高農業技術效率水平。(2)遼寧、吉林、四川等6個省區農業信貸資金對農業技術效率損失的參數值δ2為正值，說明農戶農業信貸資金的增加在該地區不會對農業技術效率的提升有促進作用，而河南、山東、江蘇等4個省區δ2為負值，說明農戶農業信貸資金的增加可以提升農業技術效率水平。(3)遼寧、吉林、福建等5個省區農戶自有資金對農業技術效率損失的參數值δ3為正值，說明增加農戶持有自有資金對農業的投入不能夠在該地區對農業技術效率產生促進作用，而河南、山東、江蘇等其他5個省區δ3為負值，說明增加農業持有自有資金對農業的投入能夠對農業技術效率產生促進作用。(4)遼寧、吉林、山東等7個省區農村集體資金對農業技術效率損失的參數值δ4為正值，說明增加農村集體資金對農業的投入不能夠有效提升該地區農業技術效率水平，而河南、四川、新疆3個省區δ4為負值，說明增加農村集體資金對農業的投入能夠有效提升農業技術效率水平。

5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第6篇

論文關鍵詞：小額信貸，SWOT―PEST，戰略

 

一：引言

小額信貸問題一直受到國內學者的關注。趙芝玲，鄒帆(2003)通過對農戶小額信貸的績效的分析，指出中國小額信貸能實現農戶增收與信用社盈利增加的雙贏結果。李莉莉(2005) 通過對正規金融機構小額信貸運行機制的績效評價金融論文，指出對于農戶收入有正的顯著影響論文開題報告范例。張立軍，,湛泳(2006)通過分析小額信貸與當地農戶貧困之間的關系，認為農村小額信貸的發展對農戶家庭經營收入產生了正面的影響。朱乾宇，董學軍（2007）選取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為研究對象，構建當地少數民族貧困地區農戶小額信貸的扶貧績效的研究，認為小額信貸對農戶的增收有積極作用金融論文，且非農業貸款投向相對農業貸款投向而言具有更好的績效。總體而言，國內對小額信貸的研究大多數還停留在小額信貸的績效分析方面，采用SWOT―PEST分析整個小額信貸產業的戰略選擇的文獻相對較少。在加快發展農村的同時，不能光靠增加小額信貸的投入，還應注重農村小額信貸的戰略發展，為小額信貸的可持續發展打下堅實基礎。因此金融論文，有必要對農村小額信貸的現狀作系統的分析，在此基礎上厘清農村小額信貸發展的優勢與劣勢，為改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提供有益的借鑒。基于以上思考，本研究運用SWOT―PEST模型對農村小額信貸進行評價和分析，為小額信貸的可持續發展提出了建議。

二：研究的方法

SWOT―PEST矩陣方法是一種戰略分析方法，利用它可以把影響小額信貸發展的政治(P)、經濟(E)、社會(S)、技術(T)等因素放到統一的框架內進行系統的SWOT分析金融論文，辨別出影響中國小額信貸發展的關鍵因素，從而有利于了解小額信貸發展的環境條件，為小額信貸的發展提供戰略性的決策論文開題報告范例。

表1 我國小額信貸產業的SWOT―PEST分析

 

Pest/

Swot

政策法律環境（politics）

經濟環境（economics）

社會文化環境（society）

技術環境（technology）

內在因素

優勢S

政府為小額貸款的可持續發展采用貼息的政策

激活農村金融市場

越來越多的農民從事非農生產，還貸周期短、投資回報率較高。

征信系統

無需抵押物與擔保品

劣勢W

未還款者法律追究問題、正規銀行貸款貸款者的道德風險

農業的天生脆弱性使得小額信貸風險加大

農民的盲目投資

融資難、限制了規模、沒規模效應、服務滯后

外在條件

機遇O

政府對農村金融市場的重視及對農村的發展建設

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得小額信貸違約率降低。

先讓一部分區域先推廣，利用“示范效應”逐步推廣的理念得到認同。

 

  正規金融機構開辦小額貸款業務金融論文，使得資金時間與安全性監管體系成熟。

挑戰T

目前還沒任何法律界定小額信貸的法律地位

農業受到自然災害與市場變動影響較大，貸款農戶日益產生貸款危機，形成不良貸款

第7篇

論文關鍵詞：蘇南模式現代農業，生態旅游后集聚

 

改革開放初期，蘇南以鄉鎮企業的發展創立了蘇南模式，30多年過去了，蘇南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經濟發展走在全國的前列。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國經濟增長方式開始轉型，作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蘇南地區，其發展的方向和模式發生了哪些變化？有何經驗和做法值得借鑒？為此，我們重點考察調研了無錫市錫山區錫北鎮寨門村晨東農莊和蘇州吳江市同里靜思園，并對其進行了深入研究。

從無錫蘇州經濟發達的現實出發，結合兩個個案所在鄉鎮非農產業高度集聚的特征，我們提出了后集聚時期生態農業與旅游發展模式這一重要觀點，以期對其他地區的發展能有所啟發。

1、兩個案例分析

1.1晨東農莊

晨東農莊位于無錫市錫山區錫北鎮寨門村，占地1000余畝，以園林、茶葉、花卉、苗木綜合開發利用為主題旅游論文，集園林觀賞、生態養殖、休閑觀光為一體的綠色產業園。農莊始建于2003年左右，目前累計投資1300余萬元。農莊建有茶園、孔雀養殖園、靈芝養殖園、魚塘、苗圃、飯店、靈芝研究基地等。目前農莊主要收入來源于茶葉銷售、飯店經營。去年農莊開始靈芝養殖和深加工，將成為農莊的主要特點和未來的主要收入來源，靈芝養殖剩余物（培養基）可以進行循環利用，處理污水廠污泥。農莊吸收勞動人50余人，另外需要一些季節工。

農莊所在錫北鎮，是以生產摩托車、電動車及其配件的產業集聚區而著名。農莊主人擁有一鄉鎮企業進行摩托車、電動車配件生產，農莊投資資金來源于該企業的盈利。

沿途每隔一段距離就能看見一個“生態農莊”、“綠色蔬果基地”、“農家樂”等等。可以看見當地推行的一村一園、一鄉一景初見成效。

1.2靜思園

靜思園位于蘇州吳江市同里鎮往西3公里處。1993年開始建園，歷十年始成，園中建筑沿襲蘇州古典園林文脈。奇石館陳列著大量靈璧石等奇石。園中建材多收集全國各地在建設、改造中拆除的古建筑材料等，進行異地恢復、保護論文格式。對中國古代造園藝術的傳承和古建筑保護有一定的意義，目前經濟、社會效益良好。園主人擁有鄉鎮企業，從事玻璃鋼生產。造園資金基本來自于該企業的盈利。

2、后集聚時期的農業發展

蘇錫常的經濟發展跟隨經濟體制改革而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改革前期集體經濟、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階段；90年代末集體經濟衰弱和外資經濟騰飛階段；以及2002年后民營經濟崛起階段。而目前形成民營、外資和國有三分天下的經濟格局，因為在全國具有獨樹性，而被專家廣泛稱為“新蘇南模式”（相對于以集體經濟為代表的蘇南模式）。

以晨東農莊和靜思園為代表，體現了蘇南在新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種新的發展模式，我們稱之為“后集聚式農業”——它是在工業產業集聚發展到盛期后，許多企業主曾經從事于農業，又開始產業轉移，一部分資金又轉回到農業，集群化工業反哺農業，促進農村、農業新發展。而蘇南后集聚式農業就是以生態農業與生態旅游相結合的現代農業。

無錫以晨東農莊為代表的鄉村休閑農業方興未艾，無錫目前上規模的正常經營的已經近百家，市政府更是借機提出一村一園的思路和戰略，雖然每個農莊、農場的特點不同、經營項目不同，發展的策略和思路以及收入來源也不盡相同，但投資者均是利用經營工業企業的盈利，投資于農村、農業，投資的農村、農業不再是簡單的種植業，一般是休閑農業、觀光農業，是更高層次的農業旅游論文，在農業中融入新的要素，體現了農業新的價值和收入來源。也改變了農村的面貌。休閑觀光農業的發展，不僅增加了休閑旅游景點，增加了農業經濟收入，改變了農村產業結構，也促進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生態旅游產品的開發是現代農業的一個亮點，也是蘇南后集聚式農業的特色，是順應時代和社會發展的產物。

但是，在新蘇南模式的發展中，我們要抓住后集聚農業的特征、深刻理解和充分地發展后集聚式農業，才能促進蘇南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所謂工業反哺農業，怎樣反哺？怎樣促進現代農業的發展？我們抓住當今蘇南農村的關鍵問題，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

2．1反哺農業，發展現代農業。

后集聚式農業可以優化農村產業結構，轉變農業經濟增長方式，可以按照現代農業的要求，將現有農業資源進行整合、優化、拓展和提升，實行區域化布局、設施化種養、規模化經營、標準化生產、特色化動作、功能化配置、企業化管理、市場化營銷。既優化了農業資源要素，提高了農業土地集約利用水平，又拓展農業發展功能，提升了農業產業發展層次，增強市場競爭能力，推動現代農業的發展。發揮蘇南的地理氣候優勢，打造蘇南天然糧倉。

2．2發展生態農業產業

后集聚式農業可以促進農村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后集聚式農業縮小了城鄉差距，在經濟（產業）結構的地理布局上，形成了轄區、縣市、城鎮、鄉村多點網狀的產業集群。將蘇錫常在地域上連綿一片，市區趨于相連，與鄉村界限模糊，城鄉二元化經濟結構被打破，城鄉經濟差距不斷縮小，而蘇錫常早年的城鎮化趨勢已經向城市化邁進旅游論文，鄉鎮變城，大有燎原之勢。

發展生態農業產業，應以拓展農產品的加工鏈和新概念產品為導向，滿足市場需求和開發新需求，創造農業的高附加值。比如：生態米、茶油、有機蔬果、食用菌、原生態家禽、天然礦泉水等。把農產品開發和經營服務項目結合起來延長產業鏈。農民利用農村的生活資料、生產資料，開展餐飲、采摘、休閑、避暑等經營服務，以踏踏水車、打打糍把、推推石磨、去田野、山林轉轉、去景點名勝逛逛等原汁原味的農家生活、自然生態作為賣點提供旅游服務。

后集聚式農業是農民創業和吸納農村勞動力內部就業的良好載體，并可以帶動農產品生產加工，是創業富民、創新強農有效途徑。它除了直接促進農業產業發展外，還帶動農產品加工業、商貿流通業、交通運輸業、餐飲賓館服務業等相關產業的發展，成為農業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

2．3開發新的農業生態旅游項目

發展農業生態旅游一方面為城市居民提供走進農村、親近自然、體味田園之樂的機會，加深對農業、農村、農民的接觸，了解農藝知識，體現農家生活，享受田園風光；另一方面也給農村帶來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再一方面大量城市居民前來觀光旅游，將先進理念、城市文明、市場意識、生活方式融入農村，促進農民思想觀念更新、生態意識、環保意識、市場意識增強，文明程度提高，縮小城鄉差距，形成城鄉互動發展的局面。

蘇南一帶地處中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能夠最早觸及最新市場。因此在旅游產品開發上不能老一套，而要引進新觀念、走在創新前沿。開發新產品，創造新需求。比如蘇錫常有發達的公路交通，高速公路兩旁有豐富的景觀，可以開發汽車宿營地滿足當今汽車時代的新需求。

3、問題和建議

通過實地調查，我們發現，有60%以上的企業主沒有真正了解生態農業和旅游意義。他們不是把環境、時間與經濟優化結合，不了解生態農業與旅游具有長效性，不是短平快項目，而是以辦中國農村企業的觀念，以效益最大化為宗旨。不免存在一定問題旅游論文，主要有：

（1）科學規劃重視不夠。在規劃中沒有或很少考慮以現代農業為主導的整體和結構的規劃，把主導農業、農業二、三產業的結構比例科學合理的設計論文格式。現在有像上世紀發展鄉鎮企業時的一哄而上發展農業生態旅游的趨勢，再次把大量的耕地變為其他用地。

（2）配套政策沒跟上。對如何保障主導農業、適度發展二、三產業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不完整。目前休閑觀光農業的發展基本上以自行開發為主，缺少整體規劃和科學論證，隨意性較大，存在著一定的無序性和盲目性。有些人打著生態農業開發的旗號，享受著政府的優惠政策，高于50%的企業主，以買地囤地為目的，沒有真正的去搞生態農業，實際在生態農業投資的企業少于30%。

（3）管理亟需規范。在管理上要宏觀和微觀兩頭抓。市場行為、設施建筑、衛生安全、稅收上仍需進一步規范。管理要與國際接軌，遏制欺詐、不誠信等不良競爭行為。

（4）扶持力度不夠。體現在資金、輿論宣傳、政策等方面。

針對上述問題，筆者提出以下幾點發展建議：

（1）統一規劃、規范發展。確定新型農業的經營范圍和重點項目，編制新型農業的發展規劃，加快制訂并推廣相關標準，規范經營行為；加強整體規劃和論證，加強指導。

（2）創新農業旅游經營機制。積極引進戰略投資者，繼續鼓勵和引導工商資本投資農業旅游產業。

（3）加大對新型農業發展的扶持力度。依托政府、社會等各類有效平臺和資源，不斷為新型農業發展提供各種政策、資金以及各種服務支持。

（4）按照現代農業和休閑農業特性規范用地以及落實具體生態環境指標或規定。

參考文獻：

[1]唐為首，“蘇南模式”的演進及其對創新發展模式的啟示，《經濟叢刊》,2007年04期

[2]曹恒德，王勇等，蘇南地區農村居住發展及其模式探討，《規劃師》2007-2

[3]杜傳忠,鄭麗,任雪，我國農村工業化三種典型模式的分析與啟示，《德州學院報》，2009-2

[4]董正秀;周曉平，蘇南鄉村旅游開發模式研究及有效途徑，中國農學通報,2011年04期

[5]孫冬玲，鄉村旅游與中國新農村建設的互動關系研究，《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研究生學報》,2007年01期

第8篇

關鍵詞 CFA CEMAC WAEMU 經濟增長

一、前言

非洲在世界貿易中所占的份額一直很小，但最近幾十年來，這一比例有了新的趨勢。最近幾年，貿易份額比例小幅度上升。在這一時期，非洲的工業制成品和食品的出口也有所下降，而礦物質和其他農產品的出口增長，不僅反映了其工業化和外向型農業生產，也反映出其高度依賴自然資源尤其是礦泉資源和石油出口。

原材料的需求和供給不斷上升和國際貿易開放的情況，似乎能消除與經濟增長、非工業化以及國際價格波動有關的缺陷。因此，這些新的變化對SSA（撒哈拉以南非洲），尤其是對兩個區域CEMAC和WAEMU（中非和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具有新的貿易機會和增加進出口貿易的來源。

實際上，非洲的進出口貿易不像幾十年前那樣高度依賴于發達國家的需求，或者20世紀80年代時所遭遇的債務危機。隨著亞洲的崛起，尤其是中國作為非洲的重要貿易伙伴，SSA的貿易一體化降低了非洲國家（SSA）與發達國家之間的進出口貿易總額。例如，從2000年到2008年之間，非洲與發達國家的進出口貿易總額份額從74%下降到61%（UNCTAD，2014）。

本論文主要研究和分析中非和西非（CEMAC and WAEMU）聯盟地區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本論文的目標是要用OLS+穩健法比較中非和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之間的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其余的工作分為：在第二節中，我們將介紹這兩個經濟地區的一些特點（共同點和差異點）。第三節將要回顧一下前人工作的重要文獻。第四節將進行實證分析。最后，第五節將總結并給出本論文的結論。

二、中非和西非經濟貨幣聯盟的歷史和經濟狀況

（一）歷史

中非經濟與貨幣共同體（縮寫CEMAC）非經濟與貨幣聯盟（WAEMU）是兩個不同經濟與貨幣一體化組織。兩個聯盟（MAC和WAEMU）是該法郎區域的成員，法郎區域有15個國家成員。②

作為以前的貨幣地區和貨幣合作機制，非洲法郎（CFAF）包括科摩羅法郎貨幣未受影響。CEMAC包括6個國家（喀麥隆、中非共和國（縮寫CAR）、乍得、剛果、赤道幾內亞、加蓬）。該地區擁有4780萬人口，該組織的主要目標包括促進合作，促進貿易和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如資本流動性和人力的流動性。

此外，該條約的其他目標為：協調成員國家的經濟政策，監測成員國（包括金融與貨幣政策）的經濟收斂（包括財政與貨幣政策），協調部門政策，逐步創建同一市場。CEMAC成員國家在區域內使用同一貨幣，但是，CFAF又與CEMAC和WAEMU的區域不同，它們使用的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縮寫CFAF）也成為非洲法郎，有不同的代碼，該區域貨幣的代碼是（XAF）。CEMAC的條約國家于1994年被批準，但是它的存在可以追溯到早期成立于1919年的殖民時期非洲赤道法語聯盟（AEF）。③

（二）經濟貨幣聯盟經濟狀況

正如克魯格（KRUEGER 1980年）所表示，對傳統策略出口貿易導向的國家，一般都經歷了快速增長的傳統出口產品，但非傳統出口產品也快速大幅度增長。為了確認KRUEGER的結論，可以看出兩個地區國家經濟的主要部門對GDP的份額，其經濟的一級部門的份額都遠遠高于第二級部門。亞洲的崛起和亞洲國家對原材料需求的增長，對非洲國家的出口貿易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1970～1979年間到2000～2008年間，SSA（撒哈拉以南非洲）與東南亞成員國家（ASEAN）還有中國、韓國和日本的進出口貿易從6%增加到12%，在同一時期，非洲與發達國家的出口總額量從69%下降到61%。再加上投資的增長也帶來了經濟的增長。例如，從1990～1999年間與2000～2011年間，在整個非洲的投資率（包括資本形成和外商直接投資）已經從17.7%上升到18.7%。WAEMU和CEMAC的成員國家的投資總額增加了。

關于通貨膨脹，這兩個地區在整個非洲（SSA）的通脹平均水平相當低。2008年CEMAC的通貨膨脹率到5%，而WAEMU的通貨膨脹利率達到7%。雖然這個水平比其他非洲國家（SSA）的平均水平還低，但是兩個水平已超過兩個聯盟通貨膨脹的最高水平。④雖然在平均水平的情況下，CEMAC與WAEMU的通脹與其他SSA國家（撒哈拉以南非洲）比起來相當低，但是兩個聯盟的有些成員國家里的通貨膨脹遠遠高于平均水平。

三、實證分析

（一）分析法

本論文將從理論上解釋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同時將使用數據做出實踐研究。本論文使用兩個地區（CEMAC和WAEMU）做出一個比較的實踐研究。上面我們討論了理論上，投資、經濟開放度（作為全球化的指標）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隨之我們也給出幾個實踐研究的結果。本論文主要利用面板數據和OLS+穩健法，研究從1970年到2014年CEMAC和WAEMU的成員國。

（二）數據的來源

本論文的變量包括匯率（ER）USD/CFAF美元對非洲法郎GFCF（固定資本形成總和）FDI（外商直接投資），進出口貿易開放度（OPEN），出口（EXPORT），通貨膨脹（為國內生產總值緊縮指數），凈官方發展援助（NODA），農業產品增加值占（AGRIVAL）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數據來源于UNCTAD（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數據庫）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

（三）研究定界

本文著重研究SSA的兩個地區：中非和西非經貨聯盟（CEMAC和WAEMU）。以前研究SSA（撒哈拉以南非洲）沒有考慮到兩個地區的一些相似性和差異，本論文想補充以前的研究。除了使用共同貨幣之外兩個地區的宏觀政策，其是貨幣政策的收斂水平似乎一樣（法國銀行報告）。所以本論文在WAEMU的模型中（模型I）進入了農業產品占GDP的比例的變量。

（四）模型的設計

由于本論文的目標是研究CEMAC和WAEMU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因此我們利用下面兩個模型。CEMAC和WAEMU模型的差異在于農產品的變量。因為有些CEMAC國家的出口石油占DP的數據很少，甚至有的沒有，所以在模型當中沒有加上其變量。

四、模型的介紹

考慮CEMAC影響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時，模型沒有加入農業產品占GDP份額，因為CEMAC似乎出口石油或者礦泉資源。有些CEMAC國家的石油出口是從1998年和2000年開始的，如赤道幾內亞和乍得。其中，只有中非共和國（CAR 為（CENTRAL AFRICAN REPUBLIC）縮寫）不出口石油。因此，此模型沒有區分石油出口產品的種類所占GDP的比例。為了研究WAEMU影響GDP的決定因素，在第I個模型中再加上一個變量，也就是說農業產品增加值占GDP的比例。由于CEMAC中農業產品占GDP的比例很少，甚至有的沒有數據，所以在第II個模型當中我們忽略了這個變量。

一模型是這樣設計的：

LnYit=β0+βiLn（Xit）+?t （i=1 …6） （1）

其中，Ln=自然對數，Y=人均國內生產總值，i=國家，?t=誤差項，Xi=為解釋變量。

關于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WAEMU）的模型：模型I。其模型是這樣考慮的：

LGDPPC=β0+β1LGFCF+β2LFDI+β3LEXPORT+β4LOPEN+β5LER+β6LINF+β7LNODA+β8LAGRIVAL+?t （2）

其中，LGFCF是資本形成總和占GDP比例的對數，LFDI是外商直接投資占GDP比例的對數，LEXPORT是出口占GDP比例的對數，LOPEN是貿易開放度（貿易總和占GDP比例乘以100的對數），LER是匯率的對數，USD/CFAF是美元/非洲法郎的對數，LINF是通貨膨脹的對數（國內生產總值緊縮），LNODA是凈官方發展援助占GDP比例的對數，LAGRIVAL是農業產品增加值占GDP比例的對數，所有的變量都是用自然對數的。

我們使用OLS回歸+穩健法，因為它會處理自相關和異方差的相關問題。陳強（2015年）和杰弗里M.伍德里奇（2010年）。

關于中非經濟與共同體（CEMAC）的模型：模型II。其模型是這樣設計的：

LGDPPC=β0+β1LGFCF+β2LFDI+β3LEXPORT+β4LOPEN+β5LER+β6LINF+β7LNODA+?t （3）

其中的變量與第一個模型的變量一樣，但是不包括LAGRIVAL這個變量。

（五）結果分析與和討論

第二個模型（CEMAC）的擬合優度R2等于86.99%，第一個模型（WAEMU）的擬合優度R2等于66.1%，兩個模型都沒有問題。因為兩個模型的擬合優度超過50%，這意味著兩個樣本回歸直線的解釋能力都超過了50%。兩個模型的F檢驗也是一致的，F檢驗在1%的水平下都是顯著的（F的概率=0，Prob>F=0.0000）。這表明兩個模型的線性關系也成立，但是所有的變量都不是顯著的。模型I和II當中有幾個變量t檢驗的P值在1%、5%或者10%的水平下是不顯著的。兩個模型的擬合優度R2-Between（R2-Between表明共同效應（common effect））大于R2-within（R2-within表個體效應（individual effect））。其結果表明兩個模型之間沒有個體效應的問題，證明了模型的齊性（Homogeneity of the models）。

五、結論

本論文的實踐研究結果表明出口對經濟增長有利，而且其變量對于兩個經濟與貨幣聯盟來說是經濟活動的重要因素。本論文的研究結果也發現投資（外商直接投資）是WAEMU（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的經濟活動重要的決定因素，但是對于CEMAC（中非經濟與貨幣聯盟）不是重要的決定因素。兩個區域內固定資本形成雖然對經濟有利的作用，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一致的。兩區域應該努力通過環境與政策優化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而且為了提高和優化固定資本的作用，也要努力優化經濟政策。

凈官方發展援助對經濟增長有負面影響，而且在兩個區域內結論是一致的。這個情況讓我們考慮到經濟結構和政府結構的績效。該援助的目標應該是結束世界的極端貧困，增加儲蓄和投資，以及提高發展國家的生活水平。因為援助對高級績效的經濟機構和政府更為有效，所以無論是在中非或者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的國家（CEMAC 和WAEMU），都應該提高其機構的績效，這樣的話會優化援助的作用。

注釋：①CEMAC：中非經濟與貨幣共同體WAEMU：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

②法郎區域包括15個國家。貝寧，布基納法索，赤道幾內亞，赤道比紹，多哥，剛果（布），加蓬，喀麥隆，科摩羅，科特迪瓦，馬里，尼日爾，塞內加爾，乍得，中非共和國。

③想多了解該組織可以查看cemac.int。

④CEMAC（中非經濟與貨幣共同體）與WAEMU（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兩個聯盟有共同的通脹的最高水平，也叫收斂水平。這個水平是3%。

（作者單位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作者簡介：PANDOU LONDHAT KRISHNA BARBE OSIRIS（中文名字：歐瑞），剛果（布）人，女，研究方向：金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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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bdoul’ Ganiou Mijiyawa.Africa’s Recent Economic Growth：What Arethe Contributing Factors？[J] . African Development Review，2013，25（3）：289-302.

[3] Adeyemi A.Ogundipe，Paul Ojeaga，Oluwatomisin M.Ogundipe. Is AidReally Dead？Evidence from Sub-Saharan Africa[J] .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201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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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enok Arega Asfaw.Trade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Sub-SaharanAfrica：A Panel Data Approach[J] . American Journal of Trade andPolicy，2015，2（1）.

第9篇

論文關鍵詞：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因子分析，嶺回歸

 

一、引言

“三農問題”是構建和諧社會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關鍵問題，《十二五規劃綱要》指出必須堅持把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制約新疆農村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在于新疆農村居民的文化水平和綜合素質偏低，而文化水平和綜合素質偏低的原因在于新疆農村居民觀念陳舊和對教育和科技及醫療重視不夠及新疆農村人力資本投資不足，要增加新疆農民收入、發展現代特色農業、保持農村穩定，重點和核心還是提升新疆農村人力資本存量，亟需加大新疆農村人力資本投資。所以有必要對新疆農村人力資本投資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進行分析。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奧多.W.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首先提出了人力資本理論，發現人力資本投資可以解釋美國經濟增長超過投入要素的增長的經濟現象[[1]]。Becker（1964）以微觀經濟理論為科學基礎，使人力資本理論更加系統化[[2]]。Mincer（1958, 1974）在收入分配領域構建了人力資本理論[[3]-[4]]。Romer（1986）將知識作為一個獨立的新要素納入經濟增長模型，說明了特殊的知識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農業論文，知識積累是促進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5]]。Lucas（1988）強調了人力資本尤其是人力資本的外在效應具有遞增收益的作用，認為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6]]。

國內學者對農村人力資本的研究主要在于四個方面：農村人力資本的內涵；農村人力資本現狀；農村人力資本投資效應；農村人力資本投資影響因素。而研究重點和核心是農村人力資本投資效應。周曉和朱農（2003）研究表明人力資本的投入對我國農村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這種作用在經濟較發達的沿海地區特別明顯[[7]]論文開題報告。侯風云（2004）運用明瑟模型及其它的線性對數模型估計了我國農村不同形式人力資本收益率[[8]]。李勛來（2007）運用現代計量經濟學方法研究了我國農村人力資本與農村產出增長的關系[[9]]。龍翠紅（2008）選取1985年到2005年間的有關農村經濟的時間序列數據，分別從微觀和宏觀兩個角度對人力資本在我國農村地區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進行實證分析[[10]]。孫健和白全民（2010）用改進的形成基礎法測算我國農村人力資本存量的基礎上實證分析了我國農村人力資本投資對農村經濟增長的影響，并分析了我國農村人力資本貢獻率低的直接原因和深層次原因[[11]]。這些學者的研究為后續研究提供了很有價值的研究視角和方法，但對于農村人力資本存量的估算方法主要是教育存量法，而沒有考慮另外幾種類型的投資，顯然不能綜合反映農村人力資本投資的水平，有必要對農村人力資本有個全面的估算。而且對于農村物質資本和農村產出的估算方法和結果差異較大，還需對農村物質資本和農村產出的估算作進一步探討。尤其是在國家大力發展新疆的背景下研究新疆農村經濟發展問題有其現實意義。

基于這種分析，本文在構建農村人力資本投資指標體系的基礎上，對新疆農村人力資本投資綜合水平進行測算，研究新疆農村人力資本投資與新疆農村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尋找農村人力資本投資視角下的新疆農村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和原因，試圖得出一些有益于新疆農村經濟發展的結論，提出提升新疆農村人力資本存量、促進新疆農村經濟發展的對策建議。

二、新疆農村人力資本投資綜合水平測算

對農村人力資本投資綜合水平進行測算，因子分析方法是一種較好的方法。因子分析方法就是在許多變量中找出具有代表性且相互獨立的少數幾個公共因子，將相同本質的變量歸入一個因子。它的優點是，這些因子反映了原始變量所代表的關鍵信息農業論文，這將有助于減少變量的數目，方便研究多個變量間的關系。本文選擇因子分析方法測算新疆農村人力資本投資綜合水平。

（一） 評價指標選取

評價指標選擇標準遵循三個標準：（1）指標的全面性。考慮人力資本投資的主體，包括國家、社會團體、個人；考慮投資結構，包括教育投資、健康投資、在職培訓投資、遷移投資；考慮投資的存量與增量。（2）指標的科學性。指標的選擇依據人力資本理論，指標能較真實地反映人力資本投資水平。（3）指標的可獲性。指標能從統計年鑒或網站直接獲取，或者通過一定的計算可以得到指標的結果。依據這三個標準，本文選取了能反映農村人力資本投資綜合水平的12個統計指標，評價指標如下1：

X1:農村平均受教育年限2；X2：農村平均文化教育及服務消費（元/人）；X3：農村中專以上比重；X4：農村普通小學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元/人）；X5：農村初級中學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元/人）。X6：農村平均醫療保健消費支出（元/人）；X7：農村每萬人擁有鄉村醫生和衛生員（個/萬人）；X8：農村平均交通和通訊支出（元/人）；X9：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X10：農林牧漁業職工平均工資（元/人）； X11：農村每萬人擁有農業技術人員（個/萬人）；X12：鄉村就業人員占鄉村人口比重。

（二） 分析結果

1. KMO和Bartlett檢驗

KMO檢驗是用于檢查變量間的偏相關性，KMO統計量越接近于1，因子分析的效果越好，當KMO統計量在0.5以下時則不適合應用因子分析法；Bartlett檢驗是對變量間彼此獨立進行判斷，如果相關陣是單位陣則因子分析法無效[[12]]。從表1可以看出，KMO值為0.652，Bartlett值為318.9249，P＜0.0001，所以適用因子分析方法論文開題報告。

表1 KMO和Bartlett檢驗表2 特征根和累計貢獻率

 

KMO檢驗值

 

 

Bartlett球形檢驗

 

 

 

 

0.65

卡方值

自由度

顯著性

31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