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1-16 10: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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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農村經濟增長中的資源轉移概述
農村經濟增長中的資源轉移，大多是城市資源向農村的轉移，但并不代表農村資源沒有相應的利用價值。農村資源向城市轉移也能夠在帶動城市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上，推動農村經濟的合理發展。因此，要對農村經濟增長中的資源轉移保持合理而全面的認識。
1.1農村資源的轉移
在農村經濟增長中，農村資源轉移發揮了良好的推動作用，主要體現在勞動力的資源轉移。現如今農村的青壯年向往城市的美好生活，進入城市工作。這樣的勞動力資源轉移，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農村的剩余勞動力不足，為農村的經濟發展形成了一定的阻礙[1]。青年勞動力在城市中的工作學習，掌握了全新的工作能力，對以后的生活有著很大的幫助。如果他們回到農村，也可以將自身的認知傳播給其他人，使人們的整體認識能夠有所變化，形成全新的經濟管理思想和發展思路，一定程度上為農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1.2城市資源的轉移
在國內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中，城市經濟的高速發展積累了相當多的經驗，也生成了許多農村沒有的資源，包括文化資源、物力資源和信息資源。而新時期農村經濟增長過程中的資源轉移，也同樣涉及到了這些資源的轉移。通過對這些資源的合理利用，使農村經濟較為穩定有效發展，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城市資源的進一步延伸。在城市資源向農村轉移的過程中，需要正確認識不同農村的發展狀態。一部分農村依舊處于最為傳統的發展狀態，缺乏信息資源的正確引導，因而主要的經濟增長方向是引入信息資源和物力資源，使他們能夠擁有全新的經濟發展方式，提高農村經濟增長的科學性。一部分農村本身已經擁有自身的發展特色，此時，城市資源向其中的轉移，便需要考慮與農村現有經濟特色是否沖突，而主要的資源轉移可以集中在文化方面的轉移，讓農村的人們接觸更多的城市文化內容，形成全新的思想認知和經濟管理意識，促進農村經濟資源的健康發展。
2分析農村經濟增長中資源轉移產生的效果
2.1勞動力資源的轉移效果
在農村經濟增長中，資源轉移發揮著極大的作用。而在眾多轉移的資源中，勞動力資源屬于最為明顯的一種。勞動力資源的轉移，通常是由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在近些年的發展中，我國加強了對農村經濟增長的關注度，頒布了多項優惠政策，鼓勵公務員下鄉、高福利待遇等，使一部分城市中的高素質人才進入農村，推動了農村經濟的增長。這些高素質人才具備各種先進的知識和文化認識，可以將自身的認識傳播給農民，使農民也能具備全新的文化意識，不會長期局限于當前的勞作模式。此外，高素質人才對農村經濟增長的推動，還體現在各項先進的工作內容上，例如指導農民的農業經濟管理模式，為農民帶來更多的經濟收入。由此可知，勞動力資源的轉移對整個農村的經濟增長有著良好的推動效果，也能實現高水平的資源利用[2-3]。
2.2科技信息資源的轉移效果
除了勞動力資源方面的轉移，在農村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科技信息資源也屬于主要的轉移內容。科技信息資源與普通的資源不同，其對農村經濟增長的推動力遠大于其他資源。在實際的資源轉移過程中，由于基礎認識不足，科技信息資源的轉移速度整體較為緩慢，很難全面迅速地進入農村，因而對推動農村經濟增長也處于緩慢的狀態。科技信息資源依舊是農業生產的第一推動力，不僅改善了人們的農業生產方式，還為人們的生產勞作形成了全新的實踐方向，使整個農業生產變得更加合理完善。同時，科技信息資源引領經濟增長模式迅速變化，即使在較為落后的農村經濟模式中，也能夠產生非常良好的應用成效。在科技信息資源的持續轉移中，農民逐漸認識到城市資源利用的可行性，并且形成了較高的科技信息認知，開始加強對城市科技信息資源的利用，進一步推動了科技信息資源的農村轉移，也為農村的發展帶來了全新的活力。
2.3文化和經濟資源的轉移效果
農村經濟增長中主要的資源轉移發生在物質、勞動力以及科技信息資源的轉移上，但不能否認文化資源的巨大作用。相比較而言，文化資源雖然沒有其他資源轉移帶來的經濟推動效果那么直接，但依舊在農村經濟增長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文化資源的合理轉移，能夠迅速改變農村人們的文化認識，迅速提升農村的文化水平，進而與城市保持密切的文化交流。在文化交流的基礎上，越來越多的城市經濟資源也會進入農村。城市的各種經濟發展模式和管理能產生巨大的推動效果，在實踐過程中應當加以科學應用，使農村經濟增長處于穩定而持續的狀態，促進農村經濟模式的科學發展。
關鍵詞：綠色農業產地環境；生態補償；績效評價；東西湖區；
作者簡介：鄧遠建，博士，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生態經濟與農業可持續發展、城鄉經濟與區域發展。
綠色農業產地環境是指進行綠色農業生產活動區域內的土壤、水、大氣等自然環境條件的具體狀況。綠色農業產地環境安全與否直接關系到生產出的農產品是否符合綠色農產品要求。安全的生態環境，尤其是產地環境為發展綠色農業奠定了物質基礎，生態環境的良性自演替會適合更高級別綠色農產品的生產[1]。與傳統農業和常規農業相比，發展綠色農業對生態環境的標準要求更高。針對綠色農業發展的這一要求和產地環境現狀，通過農業生態補償政策調整引導農民采取“生態友好型”生產方式，更有效地實現激勵———抑制效應[2]，是實現綠色農業產地環境保護的有效途徑。從目前國內外生態補償與農業生態補償研究現狀來看，主要集中在對農業生態補償的內涵界定與補償實踐效果分析[3]，補償機制建立與政策支持[4]，補償主客體的確定與激勵制度[5]，補償標準核算及補償方式選擇[6，7]等方面。運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在借鑒國外相關成果的基礎上，將定性研究與定量推算、理論研究與實證分析相結合。未來研究的重要趨勢和方向是從新方法突破、空間優選拓展和補償績效評估等方面加以深化[8]。鑒于此，本文選取武漢市重要的綠色農產品供應基地———東西湖區作為研究區域，運用層次分析法與模糊綜合分析法，構建了包括職能指標、效益指標、潛力指標3個一級指標，10個二級指標和39個三級指標體系，客觀評價其綠色農業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績效，為進一步完善綠色農業產地環境生態補償機制與政策提供參考。
1研究區域
1.1東西湖區地理區位
東西湖區隸屬于湖北省武漢市，地處長江左岸，武漢市的西北部，漢江、漢北河及府環河匯合之處。東西湖區位于北緯30°34'-30°47'，東經113°53'-114°30'之間，是古云夢澤的一部分。1958年，由漢陽、黃陂、孝感、漢川部分地區組成。全境東西長38km，南北寬22.5km，總面積499.71km2。東西湖區先后獲得了省級農村黨的建設“三級聯創”先進區、省級“兩型”社會改革試驗示范區。東西湖區地貌屬崗邊湖積平原，四周高、中間低，狀如盆碟，自西向東傾斜；屬北亞熱帶季風氣候區，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水源豐富，四季分明。因此，東西湖區農業生產條件良好，是武漢市的重要農產品供應基地。2002年，東西湖區被確定為全國生態示范建設試點地區。2005年，東西湖區經國家發改委和環境保護部(當時為環保總局)批準，成為中國第一批循環經濟試點之一。
1.2東西湖區農業生態環境問題
在綠色農業生態補償政策和措施實施前，東西湖區的農業生產還存在諸多不足。武漢市衛生防疫站曾在市場購得小白菜樣品53份進行檢測，有機氯檢出率達100%。菜農自主種植經營，控制農藥污染的難度大大增加。有的菜農在經濟利益驅動下，盲目加大使用化學農藥的劑量，違章使用高毒、高殘留農藥，增加了病蟲害的抗藥性，使農藥施用量不斷加大，從而帶來了嚴重后果。通過對東西湖區稻米中有機氯農藥殘留量進行監測分析，發現稻谷的六六六殘留量最高，其平均值超過國家標準0.9倍，超標率達54%，樣本最高達1.324mg/kg，超過國家標準4.4倍。在東西湖區的農業生產中，有機肥仍受到冷落，施用量相對較低。有機肥施用的比例由20世紀60年代的9∶1下降到3∶7，土壤中有機質含量以6‰的速度遞減，在化學肥料大量施用同時，放棄了有機肥的施用，每年大量寶貴的糞肥資源流失到江河湖泊，造成不同程度的水源污染。上述農業生態環境問題，給東西湖區綠色農業產地環境造成了一定影響，給消費者的食品安全也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
1.3東西湖區生態補償政策措施
為了消除產地生態環境問題對綠色農產品生產的負面影響，東西湖區加大了生態補償力度，大力實施生態農業工程、湖泊修復工程、耕地保護工程等綠色農業生態補償政策措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農村能源結構，保護了農業生態環境，實現了政府、企業、農民共贏局面，促進了區域生態、經濟和社會效益的有機統一，提升了綠色農業產地環境質量水平。
1.3.1生態農業工程
在生態農業工程方面，一是推廣農業“三品”生產。目前，東西湖區已形成了無公害食品、綠色食品、有機食品三級基地建設網絡。如慈惠農場有機蔬菜基地面積200畝，年產有機蔬菜300t，并注冊了“尚原堂”商標，建立了有機蔬菜包裝二維條碼產品質量追溯系統，提高了品牌意識和質量保障。二是建設生態農莊。如在東山建設了100畝生態農莊，2萬頭生豬養殖沼氣工程，實現沼氣、沼渣、沼液全部綜合利用，形成“豬———沼———電———果———游”循環農業示范園，同時制定相關政策，給農民提供資金和技術等方面的補償。三是倡導生態種植。推廣“蛙———稻”、“鴨———稻”種植模式，形成“稻———蟲———蛙(鴨)———稻”的天然食物鏈，既生產出無污染、高品質的農產品，又減少了農藥的施用量，還可增加副產品的收入。四是發展生態養殖。推廣健康(標準化)養殖、生態養殖、清潔養殖，設置養殖水源凈化區、生態養殖區及養殖廢水處理區等三個功能區，減少牲畜糞便對水環境的污染。
1.3.2湖泊修復工程
在湖泊修復工程方面，一是退田還湖。通過平退，可以保持自然植被，防止湖區水土流失，減緩泥沙沉淀的速度；解決農民耕種時施加的農藥、化肥等污染問題；通過生態修復，恢復天然湖濱帶，綠化美化了湖岸景觀，攔截凈化了入湖污染，提高了湖泊自凈能力，為全湖性水生生態的恢復創造了良好條件。目前，東西湖區計劃實施3.9萬畝退田還湖工程，納入綠色農業生態補償整體設計。還湖工程會收回大量農田、魚塘，就必然與當地農戶的利益產生沖突。生態補償工程通過專項資金給予農戶直接資金補償，且提供技術支持提高生產率，保證農戶的收入水平穩步提高，從而確保退田還湖工程的可持續推進。二是生態清淤。生態清淤涉及對湖泊水質進行凈化、對過境河道進行疏浚溝通，是東西湖區水生態環境補償的一項重要工作，是減輕東西湖污染負荷的有效措施。
1.3.3耕地保護工程
在耕地保護工程方面，一是進行耕地數量保護。東西湖區人口較為密集，人均耕地數相對較少。近年來，武漢城市化進程加快發展，飛速擴張的工業用地擠占了大量的優質農田，農業耕地保護形勢嚴峻。為此，東西湖區制定了基本農田保護區規劃，以土地詳查數為基礎，全面完成劃定基本農田保護區，以對城鎮建設規模形成有效控制。在保證耕地數量不減少的同時，主動出擊，設法增加耕地供應，實施“工業向園區集中，農民向集鎮集中”戰略。二是耕地質量保護。具體措施包括：1廣辟有機肥源，增加土壤有機質投入。如大力發展健康畜牧養殖業，不僅可提供優質糞肥，還可開發利用菌菇渣肥，每畝增加菌渣肥1t以上。2實行統測統配，合理施用化肥。在全區推廣了測土配方施肥和平衡施肥技術，根據不同作物的生育特點和需肥規律以及不同土壤的供肥能力，實行化肥統測統配統供模式，改過去的單供氮肥為氮、磷、鉀、鋅、硼、硅等全面合理配比施用，使化肥總用量逐年下降，土壤營養元素逐步趨向平衡。
2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隨著綠色農業發展、湖泊修復、耕地保護等生態補償政策的逐步推行，東西湖區綠色農業產地環境質量不斷得到提升。為了客觀評價綠色農業產地環境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效果，本文在充分遵循可行性、層次性、系統性、及時性、階段性、動態性等原則的基礎上，構建綠色農業產地環境生態補償政策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并將評價指標分為三層，由職能指標、效益指標、潛力指標3個一級指標，10個二級指標和39個三級指標構成[9，10]。當然，其他部門或地方在具體應用時可以考慮其實際情況進行增減。具體內容見表1。
職能指標是針對職能績效進行測量的指標，是政府在其職能范圍內所表現出的績效水平。它檢驗的是政府生態環境管理的基本職能，是績效指標體系的主體，可以從綠色農業產地環境生態補償法規制定、生態補償實施管理、生態補償意識宣傳、生態補償效能等方面來綜合評價。其中，綠色農業產地環境生態補償效能是評價行政機構履行生態補償組織職責效率的重要指標，是行政機關管理水平的一種綜合反映。
效益指標是測量綠色農業產地環境生態補償效果以及對綠色農業生產和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影響和貢獻，具有間接性和根本性。這一指標直接考察綠色農業產地環境生態補償反映在環境、社會和生活中的效果。綠色農業產地環境生態補償的效益主要分為環境效益和經濟、社會效益兩方面，環境效益主要體現在大氣、水、土壤、物種多樣性等生態環境狀況的改善，社會效益主要體現在對綠色農業生產的促進作用以及公眾對環境保護的滿意度等。
綠色農業產地環境績效既體現在外部環境的變化上，同時也體現在其內部的管理和能力建設上，潛力指標反映的是綠色農業產地環境生態補償的管理水平。它是履行生態補償職能的基礎，也是政府環境績效持續改善的保證，因此，潛力指標在整個體系中也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潛力指標主要包括生態、環保產業投資、生態補償機構設置、生態補償管理人員的交流和培訓以及相關科研狀況等。
3績效評價
3.1確定指標權重
根據AHP法的遞階層次分析結構，設以O為比較準則，A層次各因素的兩兩比較判斷矩陣為O-A，類似地以Bi為比較準則，C層次各因素的兩兩比較判斷矩陣為BiC。因此，得到14個比較判斷矩陣，其中，O-A比較判斷矩陣如表2所示，A1-B、A2-B、A3-B、B1-C、B2-C、B3-C、B4-C、B5-C、B6-C、B7-C、B8-C、B9-C、B10-C與O-A比較判斷矩陣類似，限于篇幅不一一列出。
3.3進行一致性檢驗
為了保證應用層次分析法得到的結論合理化，還需要判斷矩陣的一致性。這里引入一致性指標CI(ConsistencyIndex)作為衡量不一致程度的數量標準。，其中，λmax為判斷矩陣的最大特征值。當判斷矩陣的最大特征值稍大于n，稱A具有滿意的一致性，其量化標準為平均隨機一致性指標，即RI值(見表3)。
在表3中，當n=1，2時，RI=0，這是因為1，2階判斷矩陣總是一致的。當n≥3時，令CR=(CI)/(RI)，稱CR為一致性比例。當CR<0.1，認為比較判斷矩陣的一致性可以接受，否則應對判斷矩陣作適當修正。
對上述各比較判斷矩陣，通過以上方法求出其最大特征值及對應的特征向量，并將特征向量經歸一化處理后，即可得到相應的層次單排序的相對重要性權重向量，以及一致性指標CI和一致性比例CR。
3.4單因素指標評價
要評價項目區域綠色農業產地環境生態補償政策的整體效果，首先要根據實際需要將各個指標定量計算，而要定量計算就要根據前述評價指標的隸屬度確定方法，將各個評價指標進行量綱化。綠色農業產地環境生態補償政策綜合效益的評價，需要進行前后對比才能發現項目是否帶來良好的效果，如果帶來效果變化，那么前后的變化是多少？為了確保評價指標的量綱化的準確性，在問卷調查中將根據實際調查情況將要評價的指標間接呈現在問卷中，然后根據項目區域綠色農業產地環境生態補償前后的實際狀況做一個主觀性判斷，進行五級評判，最后根據評判再做模糊統計計算，得到各指標的隸屬度，建立模糊評價矩陣。
(1)模糊運算結果。根據已經計算出的各指標權重，并結合上面的各指標隸屬度矩陣，按照模糊綜合評價模型Bi=Ai×Ri和B=A×R，進行模糊運算。其中，各指標權重Ai已通過層次分析法逐步得出，這里不再列出。
(2)評價分值計算。按照前述效應分值計算方法，計算東西湖區綠色農業產地環境生態補償政策實施前后各指標效益分值，通過分析綠色農業生態補償政策前后各指標值的變化情況，得出區域綠色農業生態補償政策是否達到預期目標，以及補償的整體效益狀況，以便能夠更準確的了解當前東西湖區綠色農業生態補償項目運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計算結果如表5所示。
4結論與建議
4.1主要結論
(1)從評價結果來看，所構建的評價指標體系和運用的層次分析法評價方法，在綠色農業產地環境生態補償政策績效評價方面是有效的。當然，每個地方綠色農業產地環境面臨的影響因素各異，采取的生態補償政策和措施也存在差異。因此，在進行具體的生態補償政策績效評價時，所選取的評價指標也可以適當增減，以得出更可靠的結論。
(2)總體而言，武漢市東西湖區實施的綠色農業產地環境生態補償政策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政策實施前后各指標的效益分值差都在30以上，這說明生態農業工程、湖泊修復工程和耕地保護工程等生態補償政策與項目的實施是有效的。綜合來看，生態績效、社會績效以及經濟績效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預期的目標，既保持了東西湖區綠色農業生態資本存量的非減性，同時也為武漢市提供了較充裕的優質綠色農產品，取得了相應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因此，綠色農業產地環境生態補償政策績效評價要堅持生態文明理念和生態、經濟、社會價值取向。
(3)分指標來看，在二級指標中，政策目的設計、政策戰略規劃、政策反饋指標、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社會效益和行政組織建設等的變化值都在50以上；政策實施管理指標、資源利用、農業生態補償技術的變化值都在30以上，其中，資源利用的變化值為48.475，接近50。這說明政策實施管理指標、資源利用、農業生態補償技術是綠色農業產地環境生態補償政策的薄弱環節，也是完善綠色農業產地環境生態補償政策和機制的方向。
4.2對策建議
4.2.1加強綠色農業產地環境生態補償政策實施管理
綠色農業生態資本的投資效率低下，綠色農業生態資本的損失狀況嚴重，這往往與缺乏有效的生態補償管理政策存在密切關聯。制定有效的生態資本投資和生態補償管理政策，就能優化綠色農業產地環境建設的投資結構和投資主體，這對解決綠色農業產地環境的生態問題有積極的作用。為此，在完善區域綠色農業生態補償政策過程中，要充分考慮農戶的生態利益訴求，協調好企業和消費者的利益，加強生態補償政策實施的管理，構建生態文化創新、生態技術創新、生態制度創新三位一體的綠色農業產地環境生態補償績效創新管理體制，進一步完善綠色農業產地環境生態補償機制與政策。
4.2.2提高綠色農業產地環境生態資本利用效率
東西湖區綠色農業產地環境生態補償政策績效達到了綠色農業生態資本在運營載體上的經濟發展、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影響等方面均衡的狀態，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綠色農業生態資本積累的目標和要求，為綠色農產品生產提供了生態條件支撐。[11]但也應該看到，產地環境還存在綠色農業生態資本利用率偏低的問題，因此，要繼續大力實施生態(綠色)農業工程、湖泊修復工程和耕地保護工程，并進一步加大農業面源污染治理力度，保護好綠色農業產地氣候環境，提高綠色農業生態資本利用效率[12]。
小農經濟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比如封建社會時期的社會經濟情況就是小農經濟占主導，現在偏遠的農村，也都大量存在這種經濟現象。當前小農經濟的存在有它的合理性，中國人口眾多、耕地較為分散，廣大山區田地零散，不足以支持大規模機械化的農業生產；加上受農業生產技術水平的限制等，所以很多鄉村農家人保留著以前的家庭傳統，以家庭為單位、以鐵犁牛耕為主要方式進行精耕細作。
晉江市內坑鎮原名為“梨坑”，它是一個老區基點鎮，歷史悠久而又光榮。唐宋時，因大面積種植梨果而得名，是晉江有名的梨、柑果園區。內坑鎮位于晉江市西部的低山丘陵地帶，土地總面積47平方公里，耕地面積2.85萬畝。內坑鎮現已成為閩南金三角新崛起的農工貿融于一體的新型城鎮。隨著農村改革的深入，內坑人民已逐漸從單一搞農業的自給半自給的封閉狀態中解脫出來，逐步調整和完善農業結構，實行種、養、加工綜合開發，現轄28個行政村、54個自然村，每個村都有自己的土地，由于天氣溫和，降水條件好，有些村里的低收入家庭甚至一些中等收入家庭仍舊會從事農業活動。五十年前鎮上的人們主體還是農民，幾十年來隨著晉江二、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內坑社會的群體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從事務農的人們減少了，但近些年來，小農經濟在這里不減反增，大有“卷土重來”之勢，現代化的工業文明與傳統的小農耕作并存，房前屋后，馬路邊上，隨處可見那精耕細作的“身影”。
為何處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內坑鎮仍然會大量存在小農經濟呢？
第一、當前物價上升，生活成本增加，小農經濟可以“減負增收”。近些年來，我國的物價持續上漲，糧食、食用油、蔬菜、水果、禽肉等生活必需品價格不斷攀升，生活成本大為增加。導致很多低收入的家庭自己種植蔬菜莊稼，自榨花生油，芝麻油，自養家禽等。所以小農經濟對一些較低收入的村民來說，是一種節約支出的做法。
第二、食品安全問題嚴重，促使小農經濟升溫。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生活質量和生活品質有更高的追求，綠色環保成了人們消費重要的理念。而當前社會中時常出現食品安全事件，人們對食品安全有著很多的憂慮。有毒大米、有毒雞蛋、地溝油、豬肉中注水，蔬菜中殘留農藥，制造火腿噴灑敵敵畏，生產泡菜使用工業鹽，喂奶粉吃出大頭娃娃，喝黃酒丟了性命等案件讓人觸目驚心。人們不再完全相信市場出售的食品，那么自家種植的糧食、果蔬，自養的牲畜、自家榨的油等，營養價值高，無污染，成了人們最信賴的食品。小農種的農產品、養的牲畜價格普遍比市場上同類商品要貴兩至三倍。當前追求健康的生活，提倡綠色食品、健康食品，已成為一種時尚。因此，小農經濟的回歸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
第三、生活水平提高，空閑時間多了，小農經濟成了人們的修身養性，保持閑情逸致的好方式。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收入增加了，而且空閑時間也多了，如何充實空閑時間，同時又能鍛煉身體，對家人又有益處，種些糧食瓜果蔬菜卻成了最好的選擇。所以，內坑鎮這里隨處可見，小塊小塊的耕作地，菜園如花園，美麗漂亮，四季瓜果飄香。
此外，黨和國家十分重視農業生產工作，搞農業可以帶來很可觀的收入，也促使了這里的人們重視農業生產；勤勞樸實的內坑人民，追求貨真價實，重視精耕細作。所以小農經濟在這里又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
小農經濟在歷史的發展潮中，是一種落后的自給自足的經濟形式，不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客觀上說是應該要摒棄的，但在這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今天，它卻還有存在的理由，它能在市場經濟的縫隙中生存而且發展下來。那么應如何更好地引導內坑小農經濟的發展呢？我們提出了如下的思考。
第一、政府要為小農經濟創造一個良好的生態環境。近年晉江曾有發生數百畝農田遭受工業污水污染的事件，內坑鎮的一些村的農田就有遭受到污染，污水從溝渠流入，污水侵襲，禾苗遭殃。為引導內坑鎮農耕經濟發展，得先創造一個好的農耕環境，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工業污染的整治也得同步，保護農田不受污染，讓農民有耕作的物質基礎。
第二、給農民一個平等的社會身份，對低保的農民給予一定的補貼，鼓勵人們生產綠色健康的農作物，給予農民政策上的支持。結合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建設的目標，使內坑鎮農耕經濟的發展成為內坑經濟發展中的一部分，共同構建綠色和諧、穩定發展的內坑。
第三、調整農村產業結構，走農業產業化的經營之路，要讓小農經濟升級換代。必須走農科教相結合，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之路，實現農業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的關鍵是發展農業科學技術，歸根到底要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的素質，為小農經濟升級換代奠定基礎。
總之，在當前特殊的歷史時期，小農經濟在內坑鎮的存在有著一定的合理性；它的存在對提高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保持社會和諧、穩定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們應以辯證的眼光來看待它，引導小農經濟科學化發展。
參考文獻：
1、吳旺延.小農經濟與我國“三農”問題的思考[J].《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08年第6期
基于高考命題的這些特點，本文以小農經濟、重農抑商兩個概念的解讀為例，對中國古代經濟史復習提出幾點建議，希望對同學們高三復習備考有所啟發。
一、在比較中鑒別相關概念
例1 （2013年新課標Ⅱ卷第25題）漢唐制定土地法規，限制私有大土地的發展，宋代一改此法，“不抑兼并”。據此可知宋代（ ）
A.中央集權弱化 B.流民問題嚴重
C.土地兼并緩和 D.自耕小農衰退
【解析】宋代中央集權進一步強化，A錯。材料未涉及流民問題，排除B。由于北宋政府“不抑兼并”，土地兼并日益嚴重，C錯。宋代土地兼并日益激烈，自耕農失去土地的現象增多，租佃關系日益普遍化，租佃經營成為僅次于自耕農形式的重要經營方式，故選D。
【名師點津】此題涉及一個重要概念：自耕農經濟。小農經濟=自耕農經濟=自然經濟嗎？有比較才有鑒別，比較這三者的異同，有助于準確掌握小農經濟這一概念。如圖所示，我們不難看出，自然經濟、小農經濟和自耕農經濟是三個不相同的概念，但三者又有交集，都是生產力水平低下的產物。小農經濟、自耕農經濟是自然經濟，但不等于自然經濟，自耕農經濟是小農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三者區別如表一所示：
表一 自然經濟、小農經濟、自耕農經濟的比較
例2 （2014年江蘇卷第4題改編題）明隆慶初年，“撫臣涂澤民用鑒前轍，為因勢利導之舉，請開市舶，易私販而為公販，易只通東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國，亦禁不得以硝黃、銅、鐵違禁之物夾帶出海。奉旨允行，凡三十載，幸大盜不作，而海宇宴如。”這說明當時（ ）
A.官府廢止明初以來“海禁”
B.官府有條件地開放“海禁”
C.官府廢止了重農抑商政策
D.官方朝貢貿易體系已瓦解
【解析】C選項頗具迷惑性，重農抑商一直是中國封建王朝基本的經濟政策，一度開放海禁不等于廢止了重農抑商政策。根據材料“請開市舶”“易私販而為公販”“奉旨允行”等信息可知政府允許有條件地開放“海禁”，答案為B。
【名師點津】題中涉及的重農抑商、海禁都是中國古代重要的經濟政策，海禁與閉關鎖國是重農抑商政策在對外關系方面的體現，閉關鎖國是海禁政策的延續。兩者異同參見表二：
表二 重農抑商、海禁政策的異同
二、在多維分析中理解概念
運用新材料，多角度考查核心概念是高考命題的一大特點。復習備考應從多維視角來分析理解概念。這里的多維視角，包括三層含義：①構成概念的基本要素視角；②將經濟概念與政治、文化相聯系的視角；③運用唯物史觀、近代化史觀、全球史觀等相關理論分析問題的視角。
歷史概念的類型包括人物、事件、法律、制度、政策、會議、思想等，構成概念的要素根據類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國古代經濟史制度、政策、現象類概念居多，如井田制、均田制、封建土地私有制、工官制度、重農抑商、海禁、閉關鎖國、經濟重心南移、資本主義萌芽等。構成制度、政策概念的基本要素有：原因、時間、目的、內容、影響等。構成現象概念的基本要素有：產生原因、歷程、影響發展的因素、影響等。我們可根據構成要素全面分析概念，如表三、表四所示。
分析中國古代經濟史近三年各地高考題，以下特點清晰可見：①題型以選擇題為主；②小農經濟、土地兼并、重農抑商、海禁、閉關鎖國、經濟重心南移等概念一直是考查的重點，而重中之重，非小農經濟、重農抑商莫屬；③試題以新材料、新情境、新視角呈現，注重運用比較分析、邏輯推理等史學方法考查對概念進行理解和運用。
基于高考命題的這些特點，本文以小農經濟、重農抑商兩個概念的解讀為例，對中國古代經濟史復習提出幾點建議，希望對同學們高三復習備考有所啟發。
一、在比較中鑒別相關概念
例1 （2013年新課標Ⅱ卷第25題）漢唐制定土地法規，限制私有大土地的發展，宋代一改此法，“不抑兼并”。據此可知宋代（ ）
A.中央集權弱化 B.流民問題嚴重
C.土地兼并緩和 D.自耕小農衰退
【解析】宋代中央集權進一步強化，A錯。材料未涉及流民問題，排除B。由于北宋政府“不抑兼并”，土地兼并日益嚴重，C錯。宋代土地兼并日益激烈，自耕農失去土地的現象增多，租佃關系日益普遍化，租佃經營成為僅次于自耕農形式的重要經營方式，故選D。
【名師點津】此題涉及一個重要概念：自耕農經濟。小農經濟=自耕農經濟=自然經濟嗎？有比較才有鑒別，比較這三者的異同，有助于準確掌握小農經濟這一概念。如圖所示，我們不難看出，自然經濟、小農經濟和自耕農經濟是三個不相同的概念，但三者又有交集，都是生產力水平低下的產物。小農經濟、自耕農經濟是自然經濟，但不等于自然經濟，自耕農經濟是小農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三者區別如表一所示：
表一 自然經濟、小農經濟、自耕農經濟的比較
自然經濟 小農經濟 自耕農經濟
產生 原始社會 春秋戰國時期
消亡 后開始解體，但至今仍有些地方的農業經濟帶有一定的自然經濟性質 到1956年，隨著的完成，小農經濟、自耕農經濟完全消失。但的實行，使小農經濟一定程度上又有所恢復，但已不等同于古代的小農經濟
內涵 物質生產的自給自足，自己生產自己消費 家庭經營，經營規模狹小 擁有耕種土地所有權的小農經濟
對立面 商品經濟 機械化生產 租佃經濟
例2 （2014年江蘇卷第4題改編題）明隆慶初年，“撫臣涂澤民用鑒前轍，為因勢利導之舉，請開市舶，易私販而為公販，易只通東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國，亦禁不得以硝黃、銅、鐵違禁之物夾帶出海。奉旨允行，凡三十載，幸大盜不作，而海宇宴如。”這說明當時（ ）
A.官府廢止明初以來“海禁”
B.官府有條件地開放“海禁”
C.官府廢止了重農抑商政策
D.官方朝貢貿易體系已瓦解
【解析】C選項頗具迷惑性，重農抑商一直是中國封建王朝基本的經濟政策，一度開放海禁不等于廢止了重農抑商政策。根據材料“請開市舶”“易私販而為公販”“奉旨允行”等信息可知政府允許有條件地開放“海禁”，答案為B。
【名師點津】題中涉及的重農抑商、海禁都是中國古代重要的經濟政策，海禁與閉關鎖國是重農抑商政策在對外關系方面的體現，閉關鎖國是海禁政策的延續。兩者異同參見表二：
表二 重農抑商、海禁政策的異同
重農抑商 海禁
不
同
點 時間 最早實施于戰國時期，貫穿整個封建社會 實施于明清時期
目的 征收賦稅和鞏固統治，壓制商業發展，實質是維護封建經濟的基礎 防范人民的反抗和外來殖民勢力的侵犯，維護封建體制
內容 對國內市場進行嚴格規定和控制，采取重征商稅、限制商業活動和歧視商人的政策 嚴格限制國人出海貿易和外商來華貿易
影響 有利于古代農業的發展，但后期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 曾起到一定的民族自衛作用，但限制了中國與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導致中國逐漸落后于世界潮流
相同點 ①為了維護封建統治；②由自然經濟所決定；③有限制和壓制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④阻礙了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影響了中國向近代社會的轉型
二、在多維分析中理解概念
運用新材料，多角度考查核心概念是高考命題的一大特點。復習備考應從多維視角來分析理解概念。這里的多維視角，包括三層含義：①構成概念的基本要素視角；②將經濟概念與政治、文化相聯系的視角；③運用唯物史觀、近代化史觀、全球史觀等相關理論分析問題的視角。
歷史概念的類型包括人物、事件、法律、制度、政策、會議、思想等，構成概念的要素根據類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國古代經濟史制度、政策、現象類概念居多，如井田制、均田制、封建土地私有制、工官制度、重農抑商、海禁、閉關鎖國、經濟重心南移、資本主義萌芽等。構成制度、政策概念的基本要素有：原因、時間、目的、內容、影響等。構成現象概念的基本要素有：產生原因、歷程、影響發展的因素、影響等。我們可根據構成要素全面分析概念，如表三、表四所示。
表三 多維視角看小農經濟
形成原因 鐵犁牛耕的出現和推廣，提高了社會生產力；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確立
特點 ①分散性：以家庭為生產、生活的基本單位，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男耕女織；②封閉性：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③落后性：農民占有少量的生產資料，精耕細作，相對簡單的生產工具，長期不變的生產技術和容易滿足的社會心理狀態；④脆弱性：規模小、抵御天災人禍的能力差
發展
因素 有利 ①生產力：鐵犁牛耕的出現和普及，生產技術的不斷進步和提高；②生產關系：農民擁有一定的生產資料、一定的生產自，能支配部分勞動產品，具有較高的生產積極性；③自身發展動力：小農經濟規模小，促使農民努力提高耕作技術，盡可能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促進農業向精耕細作方向發展；④政策：封建政府為保證財源，大都采取重農政策
不利 ①分散性、脆弱性、封閉性、落后性；②封建剝削嚴重（沉重的徭役和賦稅）；③土地兼并；④階級矛盾尖銳，社會動蕩；⑤自然災害
地位 是我國封建社會農業生產的基本模式，在封建經濟中占主導地位，是兩千多年來中國封建社會生存和發展的經濟基礎
影響 積極 在封建社會形成和發展時期，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積極作用是主要的，提高了農民積極性
消極 在封建社會后期，阻礙商品經濟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成長，不利于社會的進步，導致了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緩慢并長期延續
表四 重農抑商政策
含義 重視農業而限制打擊工商業的經濟思想和政策
原因 ①根本原因：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必然產物；②直接原因：商業與農業爭奪勞動力，影響農業生產甚至危及封建統治；③其他因素：富商大賈操縱市場物價
目的 ①直接目的：確保賦役的征派和地租的征收；②政治文化方面：安定人心，加強對農民控制；③根本目的：維護封建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即自然經濟），鞏固封建統治
主要表現 ①統治者反復強調農業為本，商業為末，形成輕視商人的主流價值取向；②在土地問題上，采取抑制兼并政策，防止農民大量破產，穩固農業生產基礎；③強化戶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動；④多方面限制工商業活動，如組建龐大的官營手工業，壓制民營手工業發展；⑤通過征收重稅、國家壟斷經營等方式打擊商人
影響 積極 ①經濟：有利于穩定農業人口，推動農業發展，鞏固封建國家的經濟基礎；②政治：有利于安定人心和對農民的控制，鞏固封建制度，維護國家統一
消極 ①妨礙工商業發展，強化自然經濟，使之遲遲難以瓦解，違背歷史發展潮流；②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③造成中國社會的落后
三、在突破思維定式中深化概念
例3 （2012年全國大綱卷第13題）唐太宗說：“工商雜色之流……止可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在此唐太宗強調的是（ ）
A.防止 B.維持社會等級
C.重義輕利 D.重農抑商
【解析】答案為B。唐太宗不但把工商業者歸入“雜色之流”，而且杜絕了他們入仕的途徑，強調工商業者不能與官員“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可見目的是維持社會等級。材料體現了統治者對工商業者的歧視，但沒有反映對農業的重視，排除D。
例4 （2013年全國大綱卷第16題）明初的戶役制度，將戶籍分為若干類別，其中主要是民戶，還有軍戶、匠戶、灶戶（煮鹽戶）等幾十類，并嚴格禁止更換戶別。這一措施有利于（ ）
A.緩和土地兼并 B.促成社會分化
C.強化社會控制 D.發展商品經濟
【解析】材料說明戶籍在古代是身份職業的象征，政府嚴禁更改戶別，以加強對民眾的控制，減少人口流動的可能性，答案為C。A與材料無關，嚴格的戶籍制度并不利于社會的分化，也不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排除B、D。
【名師點津】重農抑商政策推行的目的是維護小農經濟，確保賦稅的征收，加強對農民的控制，從而鞏固封建統治，例3答案卻是“維持社會等級”。強化戶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動，是重農抑商政策的表現，但例4并沒有從經濟方面考查戶籍制度對農業、工商業發展的影響，而是從“強化社會控制”這一政治角度著眼。這些別出新意的試題大大深化了概念的內涵。
面對高考試題的新材料、新情境、新視角，一些同學往往難以克服思維定式，對概念的理解固化、僵化，從而影響了考試成績。怎么辦？提高材料處理能力是關鍵。分析材料，要做好兩點：
1. 抓住材料主旨
試題所提供的史料，并非所有文字都是有用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起鋪成、解釋作用的，真正起關鍵作用的，往往是某個詞或句子。抓住主旨可以從材料出處（或說話者的立場、對象）、關鍵詞、轉折詞（或語氣詞）、高頻率詞等入手。
例5 （2014年天津卷第12題改編題）（宋）太宗淳化二年詔曰：“關市之租，其來舊矣……征算之條，當從寬簡。宜令諸路轉運使……市征所算之名品，共參酌裁減，以利細民”。又詔：“除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材料表明（ ）
A.宋太宗重視商業，適當減免商稅
B.宋代商業不斷發展，商業地位重要
C.宋代依然對工商業者征收重稅
D.抑商政策不利于商業的發展
【解析】“當從寬簡”“參酌裁減”“不得收其算”，這些含義相近的信息（可以看成高頻率詞）一再出現，答案為A。其他各選項材料均沒有體現。
關鍵詞：農村土地制度：農經濟：專業化生產；規模經濟；價格波動：機會成本
一、我國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形成了我國特有的小農經濟
我國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是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農民可以承包土地，承包期30年。這種土地制度造成了農村人人有地，但都不多的局面。另外，憲法規定“農民對于集體所有的土地既不能出賣，也不能轉讓”；土地的承包權可以轉讓，但轉讓期限不能超過承包期限，這限制了長期投資者受讓承包權：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用集體土地。對國家征地僅的濫用導致了土地的過度征用(蔡繼明，2007)。這大大增加了受讓承包權的風險。樓惠新(2002)認為有三個因素阻礙了農村土地的流轉：土地產權不明晰，七地產權市場不完善。戶籍制度限制土地流轉。凡此種種使得土地的流轉不暢。農民都只耕種自己承包的少量土地，土地很難從種植能力低的人手中流轉到種植能力高的人手中。這就形成了我國特有的小農經濟。
二、小農經濟為什么無效率
第一，小農經濟損失了規模經濟從而減緩農業生產技術的發展。相對于小農經濟，規模化生產的好處顯而易見：易于實現生產機械化，從而節約成本：規模化經營可以促進專業化：規模化生產可以促進農業生產技術的發展：規模化經營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規模化經營有利于新技術的研發。李燕瓊(2004)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她通過對日本農業生產規模化的研究發現規模化生產導致了較高的專業化和較高的經濟效益。
第二，小農經濟導致農產品價格的波動和偏高。在物資緊缺時期，國家以相對穩定的價格收購農民的農產品(主要是糧食)，這釋放了小農經濟的生產力。隨后國家逐漸放開了農產品的價格，使其市場化。市場化了的農產品市場價格波動頻繁，使得農民承受了很大風險。為了規避風險，農民開始與當地的龍頭企業簽訂契約以規避風險。然而，市場價格的不穩定使得契約的履約率很低(趙西亮，2005)。據有關資料，農產品相關的契約違約率達到80％(劉鳳芹，2003)。事實上，我們認為這種契約是一個零和游戲，且受傷者多是農民而不是龍頭企業。無法移除的風險大大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第三，小農經濟會內生地產生價格波動。這源于代表性農民特有的成本結構：農民進行小規模農業生產投入的固定成本(土地成本)很小，這是因為由于流轉的困難，土地進行農業生產的機會成本很小。由于小農經濟很難進行專業化生產，因而農民選擇改變種植作物的種類的固定機會成本就很小(考慮專門方便面制造商該行造汽車將產生巨大的機會成本：包括該企業特有的方便面制造技術，鋪好的方便面銷售渠道等)。這就使得小農經濟中農民可以靈活地從種植白菜轉而種植芹菜，或者從種植豆角轉而種植黃瓜。
另外，也源于農產品行業的特點：靠預期價格下決策，而在下一期獲得收益(考慮農民1月份依靠預期價格決定種植大白菜，要到6月份大白菜收獲時才能兌現決策的收益)。
由于小農經濟的上述兩個特點，將會使得大量生產技術相似，依靠自身的預期價格作生產決策的小農以一種難以把握的規律參與到各類農產品生產中，從而造成價格波動。
第四，小農經濟將會造成農產品價格偏高。這里是說，小農經濟相對于規模生產和專業化經營來講，將會造成農產品總體上價格偏高。當然，由于小農的預期價格可能與市場價格相差很多，從而使得某類農產品供給過剩而價格低廉。小農經濟由于生產效率不如專業化生產來得高，所以平均成本要高些，價格自然也高一些；再加之小農經濟自身也不能有效率的安排生產，會進一步拉高平均成本，拉高價格。
第五，小農經濟導致耕地利用的無效率。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樣，小農經濟損失了規模經濟，造成農產品價格的波動，挫傷農民生產積極性，這都會降低耕地的利用效率。
第六，增加農民轉向非農產業的機會成本。在我國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下，以低廉的價格承包土地對于農民來講相當于一種補貼。根據上文的分析，這種補貼是無效率的，因為這種模式的存在使得土地的流轉不暢，也使得土地的利用無效率，這些都使得土地的價值遠低于土地的潛在價值。作為一種補貼，它還增加了農民轉向非農產業的機會成本。這種機會成本不僅體現在物質上，還體現在意識層面上。這無益于我國人口結構的調整，也不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
三、小結
我國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相當于給了農民一種無效率的補貼，用土地作為補貼這種做法降低了作為補貼的土地的價值，并增加了農民進入非農產業的機會成本，不利于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產品價格的波動使得農民承受很大的風險；整體上無效率的農產品生產使得其價格高于規模化經營時農產品的價格，給消費者的福利帶來損失。
參考文獻：
1.趙西亮，朱喜，農業產業化經營中商品契約穩定性研究[J]，當代財經研究,2005(2).
2.劉鳳芹，不完全合約與履約障礙一以訂單農業為例[J]，經濟研究,2003(4)，
《管子》是先秦諸子中對經濟問題論述最多、最集中的一部。在現存《管子》76篇中，涉及經濟問題者超過1／2，以論述經濟問題為主者約占1／3強。《管子》對經濟問題的論述是站在封建國家的立場上，始終圍繞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管理而展開的，它并沒有直接講述小農或地主的經營與運作。但農民是當時入耕出戰的主力，是封建國家依以存在的根基，因此《管子》的論述不能不涉及農民經濟的各個方面。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管子》的經濟學正是在封建地主制的小農經濟的條件下形成的特殊的經濟學。
對《管子》的著作年代和思想體系。學術界存在很大分歧。《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已成定論。現在的問題是，《管子》成書于戰國呢?還是分別成書于戰國至秦漢?它是不同學派著作的雜湊呢，還是大體屬于同一學派的著作?我贊成張岱年先生關于《管子》是戰國時代推崇管仲的學者的著作匯集的主張[1]。《管子》各篇內容、風格雖不完全一樣，但它們所論述和回答的問題彼此相聯系，具有基本一致的思想體系，其內容則深深打上戰國時代的烙印。關于這個問題，本文不可能展開討論。不過本文的目的，既不是論述《管子》的思想和理論，也不是考證《管子》時代的某些歷史事件，而是通過《管子》的思想、主張和有關論述，探討其所反映的社會情態的一個側面：封建地主制興起時期小農經濟與市場之關系。因此，退一步說，即使《管子》中果真有屬于漢代的作品，也并不對本文的目的構成妨礙。因為我們要探討的是較長時段的情態史，而不是較短時段的事件史。
本文擬分上下兩篇。上篇主要談戰國小農與市場聯系之加強及其種種表現。下篇主要談建立在以自給性生產為依托的小農經濟基礎的傳統市場的一些特殊經濟概念和經濟現象。
上篇
小農經濟是指在農業領域內與使用手工工具相聯系的個體經濟，它最本質的內涵，一是以個體家庭為生產和消費的單位，即把物質再生產和人口再生產結合在一個家庭中，二是以直接生產者的小私有制為基礎，這種小私有制包括對土地、農具、耕畜和其它生產資料程度不同的所有權。小農經濟曾經存在于不同時代，它并非一成不變的。我國小農經濟并非始于戰國，但戰國時代是它發展的新階段。
一、戰國小農經濟獨立性的加強
在我國，小農經濟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的晚期。我國中原地區從仰韶文化開始已普遍出現小型住房的遺址，其中有的房子遺址除有生活用具外，還有農業、手工業工具、糧食、窖穴等伴隨出土；這種情況到了龍山文化時期更為普遍，并出現了在小房子基礎上擴展而成的雙室和套室等較大的房子。這些住房的主人顯然已不是與生產分離的對偶家庭，而是具有獨立經濟的個體家庭[1]。按照恩格斯的說法，這種個體家庭的“最后勝利乃是文明時代開始的標志之一”[2]。這可以說是我國小農經濟之肇始。
不過，在很長時期內，這種小農經濟仍很幼弱，未能擺脫原始共同體的襁褓。他們在農作中主要使用木質耒耜，后來還有钁和錢镈等青銅農具，生產能力較低，荒地的開辟、農田溝洫排水系統的修建都要依靠集體的力量，田間勞動雖由各家單獨進行，但仍需在共同體內實行必要的互助協作，從而形成公有私耕的農村公社。我國上古時代長期存在的井田制，正是農村公社及其變體。虞夏商的奴隸社會、西周春秋的封建領主制社會，都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礎之上的。[3]
在我國西周春秋封建領主制時代，全國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權名義上屬于周天子，實際上這種所有權是在同姓和異姓貴族中按等級分配的。貴族的領邑建立在農村公社的殘骸上。貴族領主在其領邑中不但擁有實際的土地所有權，而且實行政治上的統治，可以置官屬、養私兵、設刑戳、收族黨，同時擁有大片自營地(“公田”)和各項設施，形成一定的勞動分工和共同的經濟生活。在這種領邑中作為當時主要農業勞動者的庶民，不但在人身上依附于領主，實際上處于農奴的地位，而且在經濟上與領主相互依存，結合形成封閉程度頗高的經濟實體。起源于農村公社的井田制已蛻變成貴族領主的授田制。農民從領主那里領到一塊分地——“私田”和宅圃，用自己的農具在實際上歸他們使用的田宅上種植糧菜桑麻，并在村社的公有地上放牧、漁獵，形成其相對獨立的私有經濟。這也是小農經濟的一種模式。不過這種經濟的獨立性十分有限。農民必須首先在領主的“公田”中完成各種勞役，這是由農村公社公積勞動演化而來的徭役勞動，實質是封建勞役地租。由于單個家庭經濟力量不足，還流行著“耦耕”等農村公社換工協作的遺俗；家庭生產不能自我滿足的需要，則可從領邑內部的勞動分工中求得解決[4]。《逸周書·大聚》談到周代的鄉邑，“興彈相傭，耦耕俱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六畜有群，室屋既完，民乃歸之。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畜百草以備五味。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立職喪以恤死，立大葬以正同。……山林藪澤。以攻其利。工匠役工，以攻其材，商賈趣市，以合其用。……分地薄斂，農民歸之。”又據《鹽鐵論·水旱》載：“古者干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田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這些均可視為對封建領主制時代貴族領邑內部勞動分工和自給自足生活的一種模糊的、詩化的回憶。
我們在西周春秋的一些文獻中(例如《詩經》中的農事詩)可以找到對農民生產和生活各個方面的描述，唯獨沒有農民在市場上交換的記載。《詩·衛風·氓》有“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的詩句，好像是講農村的物物交換；但這位打著“貿絲”的招牌來相親的漢子，實際上是一個“士”，不能以此說明農村中的商品交換。《左傳》僖公二十七年稱晉文公之治，“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征其辭”。這里“民”的概念比較籠統，在多大程度上與農民有關，難以確定。除此以外，很難找到與農村沾邊的商業活動的記載了。不是說當時沒有交換、市場和商業。有的。但在很大程度上這時的商人和商業是依附于貴族領主，并為貴族領主服務的，即所謂“工商食官”(《國語·晉語四》)。我國封建領主制時代市場的主體不是農民而是貴族領主。
這種情形，春秋戰國時代逐步發生了變化。大抵從西周末年起，公田勞役制已為農民厭棄，實際上難以維持。春秋初年，管仲在齊國率先實行“相地衰征”，即按土地數量和質量的等差收稅。稍后魯國實行的稅畝制與此相類。這種制度是以公田制被廢棄，農民份地固有化，并出現質量與數量的差別為前提的。它的實行反過來促進了農民份地的私有化。接著，農民逐步獲得了充當甲士的資格(在這以前，只有貴族下層的“士”才能充當甲士)，提高了政治地位，但卻以在稅之外增納軍賦為代價。軍賦則逐漸轉向以“田”為征納單位。從公田力役到相地衰征，其性質是從勞役地租轉變為實物地租。以后各國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削弱貴族領主勢力，相繼把賦祿以邑制度改為“賦祿以谷”的制度，貴族領主直接治民的權力被剝奪了，井田制的樊離被突破了。農民遂由領主的農奴轉化為封建國家的自耕農，他們向封建國家繳納的賦稅也成為真正的課稅意義上的稅。戰國時代，國家授田制的外殼雖然維持著，但農民份地已實際私有化，并出現貧富分化、土地占有不均現象。這一切變化的基礎是鐵農具的推廣，農民個體家庭獨立生產能力的大大加強[5]。總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變革，戰國時代小農經濟取得更為完整的形態，從而導致小農經濟與市場關系的深刻變化。
一方面由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小農生產生活上的需求增多了，小農能提供市場的產品也增加了。另一方面，由于井田制的崩潰和領主制的破壞，在農民家庭經濟之上，已不存在前述貴族領邑那樣半封閉的經濟實體，農民經濟雖然力求自給自足，但由于規模狹小，總有不能自給的部分，這些部分一般只能從市場上取得；而他多余的產品，或用以換取其它必需品的產品，也只能到市場上出售。因此，戰國小農已擺脫從前對領主和領邑的依賴，獨立地出現在當時的市場上。
孟子對陳相的批評是大家所熟知的。他揭示了當時農民“紛紛然與百工交易”[6]的事實，指出“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于子”[7]。這種“通功易事”，在《管子》中被稱為“交能易作”(《治國》，本文引《管子》文，只注篇名，下同)和“通財交假”(《輕重甲》)。其意思都是互通有無，交換產品。總之，戰國小農已有較大的經營自主權，相當程度上已成為當時市場上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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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閱李根蟠、黃崇岳、盧勛：《中國原始社會經濟研究》第十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7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 參閱拙著《井田制及相關諸問題》，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2期；《耦耕縱橫談》，載《農史研究》1981年第3期。
大多數農業人口素質較低,一般無需動腦,周而復始地按照傳統生產或生活模式運作,不少人離開小農經濟比較難生存。小農經濟確實起到了解決廣大農村人口溫飽問題的作用,使農村人口感覺生存有了一定程度的保障,盡管小農經濟使大多數農民僅能夠維持基本生活需要,但是他們羨慕而不嫉妒城鎮居民生活,不少農民認為這是權利與義務根本公正原則的體現,這就是為何不少農村人口的幸福感滿意指數比城鎮人口要高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一旦有人觸動了他們賴以維持生計的自給自足的房屋、土地的底線,就會引來強制性的抵抗。客觀地說,小農經濟的存在也使不少城鎮居民有了一定的比較優勢,對于緩和社會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無庸諱言,上述狀況給社會可持續發展帶來了一定的影響,一是建立在人均約一畝地基礎上的農民生活水平提高顯得步履維艱。一般說,農產品生產受自然條件制約,在缺乏大規模機械化、社會化、現代化生產的情況下,采取小農經濟的形式大多只能保持微利狀態。農民與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而要縮小城鄉差別,國家對農民的長期補貼成為為穩定買單的無奈選擇。但是,國家財政長期補貼農業的狀態,客觀上僅能起到維持小農經濟狀態長期存在的結局,即不斷延緩小農經濟的命運。二是農村不少剩余勞動力長期在外打工,由于各種原因無法融入城鎮,以工補農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農村務工者家庭的生活水平,但是在客觀上也起著鞏固小農經濟根基的作用。三是政府各項惠農政策,降低了小農經濟經營成本,使不少農民工特別是有技能或成就感的農民工,不愿意轉變農民身份成為城鎮居民。
隨著企業用工的規范化,使不少農民工既可以享受農村的土地或低成本居住生活保障,又能夠享受打工的工資待遇,甚至是城鎮居民所擁有的社會福利保障等,這種雙重保障狀態已經引發了部分城鎮貧民的仇視心態,容易導致族群分裂。四是農業發展嚴重缺乏后勁。小農經濟較難與先進的農業科技或農業機械化相兼容,這是因為從事農業者的低素質或一家一戶的經營,投入農業生產的資源有限等,使現代農業無法扎根。眾所周知,農業本是高技能性產業,但是目前它卻是無需任何知識、技能或證書者都能夠從事的行業。目前我國農業生產活動的態勢:其一農業仍舊以傳統的運營模式為主體,農民主要依靠祖輩留傳的長期在農田耕作中形成的經驗來運作;其二農業仍是受自然狀態影響較大的產業,農業對自然條件、氣候、環境等的依存度較高,靠天吃飯的狀態一直未能得到徹底改觀;其三農民仍是文化程度最低的群體,絕大多數農民接受先進農業科技或現代農業理念等有一定的難度。
因此,農業的市場化程度比較低,這種以自給自足為主的分散運作的家庭經營的模式所吸納的技術、人才或資金資源有限,受成本財力、勞動性質、產品數量品種等的限制,使其沒有必要與外界產生更多的聯系,信息相對閉塞,影響了其生產經營活動的與時俱進發展。農業技術品種的研究、推廣、服務或應用等,通過國家補貼以無償或低價形式提供給農民,這種由國家財政支撐的運作受財力影響投入有限,由于無償性可不計成本效益,對農業的促進作用有限。而以贏利為目的的社會資金、技術或人才較難通過市場化運作進入到農業領域。在農業政策的保護下,農村形成的排斥競爭低級壟斷的小農經濟堡壘,拔高了民營資金、技術或人才等市場資源進入農業的門坎,因為誰要想進入首先必須解決眾多農業人口的就業或保障問題,這種本應當由國家或社會承擔的責任,受制于國家的財力而轉嫁到試圖進入農業領域的經營者身上,從而加大了市場資源進入農業領域的難度。
同樣也使農業領域內善于耕作經營的農民精英通過市場化渠道擴大生產規模受到限制,盡管目前小農經濟的內部也發生了分化,但這種分化,是建立在維護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土地的使用權沒有改變,部分耕種大戶僅是租借了他人土地的經營權,由于這種租種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使之無法形成比較穩定的大規模化家庭農場等。目前,農村中少數富裕者主要受益于特色農業,技術、經營、創業收入,鄉鎮經濟的發展或承包地使用權的有償租用下的規模化效應等。而大多數農民仍然處于溫飽狀態。為了提高農民的收入,國家實施了普惠式的免收農業稅政策,這種大家(或同一領域行業)都有的實惠,這種一視同仁的平等,實質上就是平均,并不能起到激活農業優勝劣汰的競爭或縮小農村收入差距的作用,容易產生“馬太效應”。對農村中強勢者是錦上添花:一是生產經驗豐富,資金投入較多,以特色農業收益為主,品種、產量、質量具有一定的優勢;二是不少人擁有其他技能,農田收入所占比重不大,成為自己相對城鎮人而言的額外獲得的一種優勢,這實際上是對其他城鄉人的一種不公正;三是土地的使用權不允許買賣,僅是有償租用,決定了只能獲得短視效應,使某些農村能人對租用而聚集的土地進行掠奪性的生產,以此獲得規模化的短期高收益等。此外,雖然減輕了農村中的弱勢者生活負擔,但并沒有消除他們與強勢者之間的差距:其一不善于耕耘,生產底蘊不足,投入有限、產品單一、質量不高或產量較低;其二以農為生存根基,缺乏其他技能,副業收入較少,僅靠幾畝地的農田收入,生活水平難予提高;其三農村中的弱勢群體一般是無勞力、因病致貧、負擔較重(債務、撫養老小或學費等),有的人由于主觀因素無能力耕作,只能將土地低價發包給他人,生活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因此,只有將這種暗補變為明補,才能夠起到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如對貧困戶除免征農業稅外,還進行困難補助,對中等戶實施減免稅收,對富裕戶全額征收農業稅等,或采取先征后退的政策,根據低、中或高收入者的狀態,全部退還、部分退還或不退還的稅收政策等。征收農業稅:第一它是一種合理的稅種,是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在目前國家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征稅,來調節農村貧富差距,加大幫扶貧困地區或貧困群體的力度;第二有助于土地的合理開發利用,使農民更加珍惜利用土地來獲得最大收益,防止有的農戶由于沒有稅收壓力,自己主要靠副業生存,土地收益少,寧愿將土地撂荒,使土地資源不能得到合理開發利用;第三有利于剩余農村勞動力的轉型。滿足現狀是不少農民的特征之一,容易呈現夠吃夠用就行了,依托土地生存,依賴國家扶助,躲避外面打工辛勞的狀況,從而導致一方面企業用工緊張,另一方面不少農民不愿意外出打工,不利于勞動力的充分合理利用。此外,征稅能夠使某些不善于耕作的農民,考慮成本收益或機會成本,就會將土地流轉出去,自己從事非農產業謀生存,有利于促進土地的相對聚集,推動農業領域市場化運營,對于農業的特色化、規模化、現代化經營具有一定的作用。
要突破農業發展的困境,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應當通過農業的市場化運作模式,建立健全覆蓋全社會的保障體系,使非農產業的產能向農業擴散,使農業過剩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使農業能夠與其他產業發展相互協調互相適應齊頭并進。首先,必須處理好農業的困境與農業補貼的幅度、方式或條件的關系。目前,非農產業如果不對農業進行補貼,城鄉差距就會不斷地加大,只要這種差距不消除,補貼就將長期地存在下去。這是因為,社會基礎公平要求,除保障全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條件外,還應當逐漸縮小社會成員之間的差距。但這種補貼是建立在非權利與義務相對應基礎上的,只有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情況下,即只要少量人進行生產就可以產生大量的利潤或財富時,擴大這種非權利與義務的補貼,才具有真實性、可行性或實際操作。因此,現階段對農業的補貼必須與推動農業的發展、減少農村人口或提高農村人口素質等相結合,才具有可持續發展的進步意義。
目前,我國生產力水平仍較低,在社會財富或利潤的相當一部分來自于人們體力或簡單腦力操作的情況下,擴大并且長期固定實施這種非權利與義務的補貼,在生產力仍不發達的情況下,容易導致社會矛盾或生產的衰退,重返改革開放前的平均主義的狀態,只會傷害那些權利與義務者,而促使之轉入非權利與義務的行列,這實際上是往后退回不發達狀態,還是向發達社會過渡的重要分水嶺。我們不能被現代西方國家的“三高”(高工資、高福利和高保障)的表象所迷惑。西方的“三高”是建立在高度發達生產力基礎上的,不少西方國家僅是依靠高科技專利或品牌就可以輕而易舉獲得高額利潤。其次,必須處理好社會穩定與發展現代農業的關系。我國農業人口占人口的多數,只有小農經濟才能夠容納這么龐大的人群,小農經濟的存在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小農經濟像海綿一樣地吸納了大量的勞動力,使他們得以生存。小農經濟將大量的勞動力消耗在農田之中,使之為了生計整天圍繞幾畝地轉悠。作為人口大國:不得不將本來可以讓機械由少數人就能夠承擔的勞動,而讓大量的農民用手工來操作。為了減輕農民體力勞動,將農民的農田勞作通過政府補貼用機器來代替,或為了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通過政府補貼農民和提供社會保障等,但這一切的目的是使農民穩定在農村。多年來農村一直在發揮著勞動力的蓄水池的作用,第二、三產業要用人時,可以從農村大量招聘,不用時可以讓其回歸農業,在城鎮經濟發展不太穩定、非農產業吸納簡單勞動力有限、農民素質普遍較低無法進行創業的情況下,農村小農經濟確實起到了穩定社會的作用,避免了現代農業經濟情形下,不少農民流離失所,淪為城鎮貧民的狀態,保證了每一位農村勞動力有事可做,能夠自己養活自己。但是這種穩定農村人口的做法,似乎與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或解放農村勞動力具有一定的矛盾性。
改革開放或實施“計生”政策以來,農村傳統的生育觀念,并沒有隨著近年來農村重體力活的減輕而改變,而在農民僅能維持溫飽的狀態下,以處罰為主來制約農村超生行為顯得蒼白無力。農業人口盡管逐年向城鎮緩慢轉移,但農村人口的基數基本維持不變,我國八億多人口時約有七億農民,現在十三億人口仍有七億農民。城鎮由于實施比較嚴格的“計生”政策,人口增長受到制約,大量低素質的新增農業人口源源不斷地涌入城鎮,這些只能夠從事簡單勞動的城鎮后備軍,成為每次經濟不景氣時下崗的主力軍。事實表明,依靠簡單或體力勞動為主低收入的打工要使農民富裕起來比較困難。而靠小農經濟要富起來也不容易,小農經濟由于生產規模小,生產工具落后,生產者素質較低,生產資源貧乏等,充其量只能保持其生存,而不可能致富,容易導致農業生產經營無法與現代農業鏈接,城鄉差距不斷地擴大。小崗村等各地改革開放以來的狀況表明,實施聯產承包責任制,對于解決人們的吃飯問題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要使農村人口單純依靠傳統農業或小農經濟來致富,受人口素質、自然、生物、氣候狀態等影響有一定的局限性。采取現代農業方式才是實現農業振興的重要途徑。發展現代農業并不是簡單地將農民從土地上趕出去,現代農業是一個綜合的系統,它包括農業運用機械化、電氣化、智能化、現代化生產,提高農產品的數量、質量、品種以及精加工后的附加值,以及推動農業的發展逐漸形成一個產業鏈:農業的耕耘、特色農業研究開發運作評鑒、農產品的精細深加工、農業特色旅游、農業機械的開發、運用或修理,農產品的推廣、流通或信息服務領域的拓展等,現代農業所衍生的產業鏈可以容納一定量的就業人口。但是現代農業所依賴的是有一定科學素質的人才,因而與時俱進地提高農業人口的素質,將大量的低素質的農業人口培養成為能夠駕馭現代農業的能手具有一定的重要意義。再次,必須處理好農業改革發展與社會整體改革發展的關系。發展現代農業就必須改革農村的小農經濟,試圖將現代農業建立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是不切實際的。
發展現代農業雖然能夠解決部分農民的就業問題,但是發展現代農業肯定會釋放大量的農村人口(即使是所謂“小農經濟”的日本農業人口也只占總人口的5%左右)。一方面要從源頭上減少農業人口,改變農村的生育觀念,實施農村人口與城鎮相同的具有較強約束力的“計生”政策標準,是有效的途徑之一。另一方面要減少現量農民,轉移農村人口,加速城鎮化發展是重要的途徑之一。這不并是農業領域改革所能夠決定的問題,它涉及到整個社會系統的改革。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各個行業領域的全面市場化,依托市場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和通過市場競爭將資源平均配置到急需的領域之中。目前制約現代農業發展的主要是人才、技術或資金等資源問題,并非是我國市場缺乏現代農業發展所必須的資源,而是必須使廣大農民有一個維持生計的飯碗。如果讓市場來決定農業人口的去留,眾多的低素質的農民不是競爭的對手,將流離出農業,那么眾多的農民又如何安置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現代農業的發展與農民的安置是一對矛盾,解決矛盾的重要方式之一是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以社會穩定為重心,兩個方面哪個都不能丟。
關鍵詞:理學經濟倫理;封建小農經濟;發展與促進
中圖分類號:F30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0-0006-02
理學經濟倫理是適應并維護封建生產方式和扼制、反拔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是建立在宗法家族主義農耕文明基礎之上,與具有中國特色的封建經濟基礎相適應的道德規范體系,從總體特征來看,它與商品經濟倫理分屬于兩種不同的價值體系。它在中國古代的基本作用是適應并促進了封建小農經濟的發展,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使之長期處于稚嫩狀態。它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在明代中葉的前后是不同的。在明代中期以前,中國還沒有產生新的生產關系,中國的封建生產關系并不算落后,生產力仍在發展,這期間理學起著維護封建統治,加強中央集權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理論價值,理學經濟倫理還能適應并促進封建生產方式的發展,因而具有進步性。明代中期,中國的經濟出現了歷史性的變化,新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出現了萌芽,面對新的社會變化,程朱的后輩理學家們不是努力建設一個合理的經濟秩序,更新社會、國家的管理方式,以疏導、培育日益蘇醒和增長的新經濟因素的幼芽,而是仍然堅持天理的封建說教,企圖以扼止“人欲”為代價,用強化道德秩序的辦法來達到穩定政治經濟秩序的目的,理學經濟倫理對新生產方式的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的阻礙作用日益顯露出來。也就在這時,中國的種種問題和危機開始充分暴露,中國在世界范圍內開始趨于落后,中國封建制度仍在農業文明的發展方向上繼續緩慢行進,走向爛熟。毋庸置疑,中國社會經濟由先進滑向落后,經濟倫理沒有突破是一個重要因素。到了近代,它的保守性和危害性更加明顯。歷史事實證明,理學經濟倫理不可能促進中國的近代化,隨著歷史的發展,它作為一種文化類型的存在,與封建王朝一樣被拋到時代的后面去了。
理學經濟倫理在中國歷史上的基本價值在于:促進封建小農經濟發展,阻礙商品經濟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在明代中期以前主要起著積極作用,在明代中期以后主要起著消極作用。
從總體上看,理學經濟倫理對封建小農經濟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適應了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特點,維護和穩定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宗法家族主義政治經濟體制。唐代中葉以來的社會變革使中國封建社會形成了這樣一種多層次的經濟結構:從土地所有制結構來看,形成了封建國家經濟、地主經濟、小農經濟等多種經濟形式和皇帝、皇室宗親、官僚貴族、官(鄉)紳地主、自耕農、佃農等多層次的社會經濟群體;從社會生產結構來看,形成了以耕織一體的自然經濟占支配地位條件下的農業與手工業、商業等經濟部門之間的特殊聯系以及農民與手工業者、與商人的經濟聯系;從分配結構來看,形成了國家賦稅徭役、官吏俸祿、地主地租、工商業利潤以及農民勞動所得基本衣食生活資料等多層次經濟利益分層。理學經濟倫理把社會倫理問題與整個民族的社會心理活動糾纏在一起,將經濟與倫理相重疊,最后完全從這一思維背景中提取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信息和方法,將政治和經濟等各種矛盾作宗法倫理的化解和處理。這樣,理學經濟倫理一方面像一塊模板塑造出符合封建政治和倫理規范的經濟人格;另一方面又像一條堅硬的河床規范著經濟這條奔騰不息的河流,以防其肆意泛濫。它把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納入它的人倫道德之網,不僅給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又加上一條倫理紐帶,而且把政治上的等級關系和多層次性的社會經濟結構一體化、集權化和穩固化,從而具有極大的調節和聚合作用。
第二,適應了宗法制小農經濟的社會經濟基礎。理學經濟倫理竭力推崇家庭和家族的地位,強化家族血緣宗法關系,相信這是一種最合理的生產組織形式,由此推而廣之,可以達到社會經濟關系的和諧穩定。正是中國的宗法小農經濟與理學倫理相結合,創造了中國封建社會中后期經濟的繁榮。西方的經濟學家一直認為追求私利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恩格斯也強調:“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類卑劣的――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1] 但是理學的公利主義由于找到了自己的社會經濟基礎,因而在現實中發揮著巨大的正面作用。這個基礎便是宗法制小農經濟。因為在家庭或家族內部,成員之間休戚相關、榮辱與共,一般會更重視情感心理的需要,集體感與凝聚力都是非常強的,家庭或家族的公利確乎具有極高的地位。應該指出,小農在一定的時期是具有很大創造力的。著名的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奧多?舒爾茨指出:“小農的經濟行為在傳統農業的范疇內,他們是一種富有進取心并能對資源作最適度運用的人。傳統農業可能是貧乏的,但效率很高,它漸趨接近一個‘均衡’的水平。在這個均衡之內,生產因素的使用,較少有不合理低效率的現象。總之,小農作為一個經濟人,毫不遜色于任何資本主義企業家。”[2] 可以說,對于宗法制的小農經濟,只要政府能“為政以德”,努力扶植并加以保護,至少能給一條生路,他們就能夠使社會經濟繁榮,在一定程度上實現理學經濟倫理的愿望。然而,盡管統治階級都希望有這樣的經濟繁榮,但其貪婪的剝削本性使其不可能真正持續做到“為政以德”,天災人禍總會把宗法制小農經濟推向絕境,于是農民們鋌而走險,揭桿而起。
第三,適應了封建社會的生產力狀況。這突出地表現在重農主義、均平分配原則和崇儉黜奢消費觀方面。“農業是整個古代世界決定性的生產部門。”[3] 中華民族屬于農業民族,和世界其他古老民族一樣,歷來重視農業生產。重農主義作為封建國家干預和調節社會分工與產業結構應遵循的倫理規范,在宋代仍然是符合中國國情、符合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對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起了積極作用。但在宋代以后,特別是資本主義萌芽產生以后,一些思想家們不加分析地一味抑“末”,則嚴重地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中國在宋代及以后很長一段時期內,社會生產力都是處于停滯狀態,特別是沒有新的科學技術的刺激,新的生產方式沒有也不可能產生,社會財富的日趨集中和由此引起的貧富自發兩極分化,只能使財富進一步以更大的規模、更快的速度集中在既不勞動又不經營的寄生性的地主階級手中,農民失去土地之后,除了做佃農或淪為乞丐外別無出路,因而不僅不會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而且反而會使社會生產力受到更大破壞。理學的均平分配論對當時社會財富的集中和貧富兩極分化趨勢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有助于把社會各等級分層的財產占有等差距限定在一定范圍之內,使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在財富的占有和分配上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從而保持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相對穩定,促進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短暫繁榮。
“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和消費形式。”[4] 生產力越落后,消費水平就越低,社會越貧窮,消費結構就越簡單,反之亦然。中國古代社會以男耕女織為主要生產形式,它只能提供糧食和衣料。這種小農經濟的能量即使在太平盛世又能有多大呢?吃飯曾經是中國人的頭等大事,溫飽問題至今在不少地區仍未得到最后解決。可以設想,中國古代在這個問題上會是多么艱難,正像經濟史告訴我們的,所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也只不過是勉強解決溫飽,倉庫里有一點余糧,而大部分時期,除少數人以外,難免啼饑號寒。歷代思想家又有多少不是以溫飽作為太平盛世的根基、禮樂文明的前提呢?因此,以溫飽為社會消費目標,絕不是一個保守的目標。崇儉黜奢的消費原則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國情所決定的,以此作為消費倫理是明智與現實的。它緩和了生產與消費的矛盾,穩定了國民經濟;確保了積蓄,備戰備荒;有利于國家財政收支平衡和抑制統治階層的奢侈性消費。
第四,適應了封建社會商業發展的需要。自從有了社會分工就有了商品交換,商業是封建自然經濟必不可少的補充部分。理學經濟倫理雖然輕商,但并不否認商業存在的合理性,其經濟倫理思想廣泛地涵攝商業行為規范。在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水平低下,市場規則不完善,加之受到種種封建特權和其他因素的干擾與阻礙,價值規律不可能自由地充分地對商品經濟發生作用。在這種情況下的商品交換有很大的主觀隨意性甚至欺詐性。理學提出的倫理道德法則作為一種作用于人的心理,作為實現社會經濟心態協調統一的力量,自然有利于維持封建商業的正常秩序。商人們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促使買賣的公平進行,也愿意接受理學倫理道德教條的約束。例如封建社會后期,民間商業運行中形成的組織嚴密的“伙計”制度,就是我國商人利用理學經濟倫理關于“人和”的文化資源,將傳統的宗法家族關系轉化為新的商業組合的一項創舉。商業“伙計”制度的產生,不僅給日益發展壯大的商業補充了力量,帶來了利潤,而且也增強了商界的凝聚力和穩定性,從而促進了古代商業的發展。不僅如此,理學經濟倫理還以一種特殊方式作用于封建社會中后期的商業行為,這就是商人們大都同理學有著世代相沿的“血緣”關系。他們中不少人自幼熟讀朱熹集注的科考教材《四書》,深受理學倫理的熏陶,從小就樹立了踐履儒學理想的抱負和志向,只是由于在科場中累試不第,或因家庭牽累,才棄學經商,棄儒為賈。商人與理學的這種特殊關系,足以表明商人與理學在精神上的相通之處。所以,商人們盡管埋頭于茍茍營利的生意場上,卻并沒有遺忘理學的諄諄教誨,而且當他們在商場上發跡之后,其中不少人躍躍欲展少年志,棄商學儒或捐錢入仕。這對于他們來說,既是一種社會榮譽,一種事業成功的裝飾,又是一種難得的資本,會給他們所從事的商業活動帶來有形或無形的利益。單從倫理動因來看,正是因為理學既不否定商業的存在而又輕商抑商,所以中國封建社會商業才長期處于稚嫩狀態。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宗法制小農經濟的發展有其內在的極限。理學經濟倫理對當時社會運行機制無條件的維護無疑會阻礙新的科學技術的推廣運用,從而妨害社會經濟的突破性發展。事實上,自唐宋以后,中國農業經濟的增長,主要是依靠開辟新的土地和提高集約化的程度來實現的。到了明代中葉,經濟最發達的江南地區的農業經濟增長,就明顯地受到了邊際效用遞減律的影響了。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3.
[2] 西奧多?W?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關鍵詞：農業內卷化； 邊際效用
中圖分類號：F7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315（2012）04-140-001
在《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一書中，黃宗智提到這樣一種現象：使用雇傭勞力的大農場和依賴家庭勞力的家庭農場對人口壓力會作出不同的反應。大農場得以就農場的需要變化而多雇或解雇勞力，而家庭式農場則不具備相似的彈性。從相對勞力而言，面積太小的家庭農場，無法解雇多余的勞力，面對剩余勞力的存在和勞力的不能充分使用而無能為力。迫于生計的壓力，這類農場在單位面積上投入的勞動力遠遠大于使用雇傭勞力的大農場。這種勞力集約化的程度可以遠遠超過邊際報酬遞減的地步。類似這種在農作生產中集約化到一定程度，導致邊際報酬收縮的現象叫做“農業內卷化”。
理解“農業內卷化”的現象，不可以簡單地用追求最大化利潤的模式來分析，需要同時用到關于企業行為和消費者的抉擇理論兩個定律。一個有剩余勞力的小農，把投入農場的勞力提高到如此高的地步，是因為這樣的勞力對他來說只需要很低的“機會成本”。所謂機會成本，即一種資源可以有多種用途，如果用于某一用途，就不能同時作為它用，便失去了投入其他用途的機會。由此便產生了機會成本。簡言之，機會成本是指做出一種選擇，而放棄的其它選擇的最大價值。由于在17、18世紀中國，小農的剩余勞力缺乏選擇其他就業的可能，因此投入到農場的這些勞力對于小農來說，只需要很低的機會成本，而這種勞力的報酬，對于一個在生存邊緣掙扎的小農消費者來說，具有極高的“邊際效用”。
不用來自企業行為的理論：追求最高利潤的觀念，而用來自微觀經濟學中關于理性消費者的抉擇理論：“效用”概念的好處是，它可以考慮到與特殊情況相關的主觀選擇。也就是說，要把家庭農場當做一個生產和消費合一的單位來理解。這樣一個單位的生產決策，是同時由家庭自身的消費需要以及為市場而生產的收益核算而形成的較貧窮家庭式農場為主。而這種家庭式農場，并不以資本主義企業行為的邏輯來支配活動。一個資本主義企業，不會在成本超越報酬的情況下繼續投入勞力。但對于一個有剩余勞力及掙扎于饑餓邊緣的貧農家庭式農場來說，只要邊際報酬保持在零以上，便值得繼續投入勞力。我們可以說：鼻子快被睡湮沒的人，會想盡一切辦法，以求露出水面。
不少貧農農場都會采用內卷式的經營方式，即在同一作物上投入了近乎經營式農場一倍的勞力，而取得的只是急劇遞減的邊際報酬。他們之中有的過分集中于單一的經濟作物，因此，收成豐歉和市場價格升降的風險，會使他們長期的平均收益受到損失。這就解釋了為什么中國小農得不到理想的發展。
用邊際效用來解釋農業內卷化，就要先看看何為邊際效用。
英國功利主義哲學家和經濟學家杰里米·邊沁最早提出了效用概念。他提出經濟學應該是研究效用的課程，所謂效用是指物品能使人獲得幸福和避免痛苦的能力，而一切物品的價值都在于它的效用，因此政治經濟學應以最大幸福原理和效用原理為基礎。
邊際效用就是指消費者在新增加的每一個單位商品的消費中所獲得的效用，也就是消費者對某種商品的消費量增加一單位所增加的效用。
觀察人們的行為和心理可以發現一個規律性的現象：當我們越來越多地消費一種物品時，獲得的額外的滿足程度會下降，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把這一現象稱作“邊際報酬遞減規律”。邊際報酬遞減規律是指：在一定時間內，在其它商品的消費數量保持不變的條件下，隨著消費者對某種商品消費量的增加，消費者從該商品連續增加的每一消費單位中所得到的效用增量，即邊際效用，是遞減的。
農業內卷化便可以用邊際效用來解釋。在土地供給數量不變和人口增加的條件下，每個額外的人所生產的額外產出會下降，因為每個農民所耕種的土地數量減少了。隨著每一英畝土地上勞動力的人數不斷增加，總產出會不斷增加。但是每個新增加的農民生產的數量會少于前一個人，也就是人口增加的比例會大于糧食供給增加的比例。因此，隨著投入到農場的勞力的增多，邊際報酬會越來越少。由于勞動力的邊際報酬遞減，邊際報酬的刺激力也因此下降，從而會導致一定程度的勞動松勁，這就形成了中國貧農經濟的惡性循環。
在西歐的小農經濟經歷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改造時，中國的小農經濟卻在日益內卷化。西歐的小農社會經歷階級分化和向全面資本主義轉化時，中國仍停留在小農社會階段。西歐越來越多的小農轉化為新興的無產階級成員時，中國的小農仍舊為小農，只是經歷了部分的無產化。這種差異是內部體制和外部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
面對小農經濟的日益內卷化，即小農經濟表現出來的邊際收益日益遞減，可以通過技術變革、采用機器生產、使用化肥、加強對農民的教育、及時為農民提高市場供需的信息、加大資金投入、改善勞動經營組織、多層次分工協作等方法來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隨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糧食的增長速度會遠遠超過人口的增長。
綜上所述，黃宗智提到的農業內卷化用微觀經濟學的概念得到了合理解釋。啟示我們在研讀一些經濟史的著作時，利用微觀經濟學的概念來分析，能夠對著作有更深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