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2-26 15: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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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古代漢語是高等院校中文類專業的主干課和基礎課，承擔著培養學生的古代漢語素養和古代典籍解讀能力等教學任務。這門課程沙及到哲學、歷史學、文學、語言學的內容，甚至包括天文、律歷、姓氏名號、職官等文化常識，可謂內涵豐富、外延廣闊。而以上這些內容，正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集中體現。在當前傳統文化復興的大背景下，古代漢語課程的教學改革更應該側重于觀照傳統文化的解讀方式，將傳統文化的傳承視作其重要任務之一。
和我國高校的其他課程一樣，與時俱進，適應社會發展，古代漢語的教學改革也刻不容緩。新時期的古代漢語課程改革，我們認為在發揮其“工具性”作用的同時，更應該提倡在古代漢語教學中實現傳統文化傳承、人文素質教育、審美情操培養等多方面的功能，對此，筆者已撰文討論。本文就古代漢語教學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及相關問題試做討論。
一、從古代漢語課程的教學目的談起
我們到的教學材料表明，古代漢語這門課，在1958年以前，不同高校在不同的時期，教學內容、教學目的各有不同。據王力先生說，“有的當作歷代文選來教，有的是當作文言語法來教，有的把它講成文字、音韻、訓話，有的把它講成漢語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后，學者們重新考慮這門課的教學內容、教學目的，以提高古代漢語課程的教學效果。從.此，古漢語的教學改革開始，并大有一發而不可收之，勢。自從王力先生于1962年主持編寫并出版適用于全國高校文科專業的第一套古漢語教材以來，古代漢語課有了較為確定的內容，即采用文選、常用詞、古漢語通論三結合的原則，并以這三個方面作為古漢語課程的主要教學內容。從此，古代漢語課程也有了比較明確的教學目的，即培養學生閱讀古書的能力。培養這一能力就是為學生更好地學習中國古代的哲學、歷史學、文學、文獻學等知識打下堅實的基礎。而以上這些哲學、歷史學、文學、文獻學知識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集中體現。因此，古代漢語課程教學應該觀照傳統文化的傳承，并將其作為教學的一項重要內容。
二、古代漢語的教學內容本身承載著豐富的傳統文化信息
我國傳統文化是國家和民族的寶貴財富，它內容豐富、博大精深，其內涵包括睿智的哲學宗教思想、完善的道德倫理體系、輝煌的文學藝術、獨特的語言文字形態、浩瀚的文化典籍等諸方面。古代漢語課程不同于其他課程，它的內容就是以上傳統的優秀文化內容的復合體。現行古代漢語教材大多以王力先生主編的《古代漢語》作為參照，學者們或采用文選、常用詞、通論“三結合”的編排原則，如郭錫良等主編的《古代漢語》、朱振家先生主編的《古代漢語》。或主要突出文選和通論兩部分，如易國杰主編的《古代漢語戶。但他們的教材都彰顯了我國燦爛多彩的傳統文化。下面以王力先生主編的《古代漢語》為例(以下簡稱王本)，僅就文選部分和通論所承載的豐富的傳統文化信息加以討論。
王本《古代漢語》在文選部分選取了《左傳》、《戰國策》、《史記》、《漢書》等經典的史學作品，還有《詩經》、《離騷》、唐宋古文、唐宋詩詞等優秀的文學作品以及諸子百家的哲學作品(尤其是正統的儒家作品)，這些都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至于儒家的道德觀念，在古代漢語教材的課文中比比皆是。有反映個人修養的，如《論語·學而》，講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說明古人非常重視個人修養，作為古漢語的教學內容，必然使學生通過學習受到潛移默化的教育;有反映教與學關系的，如《禮記·教學相長》:“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強也。”這一觀點到現在也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又有反映個人對社會責任的，《論語 ·微子》:“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這是孔子面對隱者的譏諷嘆息時所說的話，意思是個人對社會是有一定責任的，人不能逃避現實。另外教材所選北宋范仲淹《岳陽樓記》，其中的名言:“先天下之優而優，后天下之樂而樂。”集中體現了古人心系天下，先于民憂，后于人樂的傳統道德觀念。以上這些都是古人優秀的品質，也是傳統文化的精華，通過古代漢語教學，可使學生受到熏陶，起到傳承優秀的傳統文化的作用。
通論是現行古漢語教材都非常重視的不可或缺的內容。王本《古代漢語》“通論”涉及到文字學、訓沽學、音韻學的諸多內容，還涉及到文體、修辭等語言學知識，古代的姓氏名號、車馬宮室、職官、樂律、天文歷法等豐富的文化知識。以文字學知識來說，包括“漢字的構造，古今字、異體字、繁體字”等內容，給我們揭示了漢字和漢文化的密切關系。漢字的書體有甲骨文、金文、篆書(大篆、小篆)、隸書、楷書、草書、行書等。對學生來說，從漢字人手了解中國傳統文化，這是最直接的途徑。我國歷史上對漢字較系統的研究，開始于東漢許慎所著的《說文解字》。可以說漢字本身及許慎依據漢字形體結構闡釋字義的過程，都積淀著豐富的古代傳統文化信息。《說文解字》通過說解漢字展示給我們的傳統文化內容，陸宗達先生將其歸納為四個主要方面，即古代社會生產、古代的科學、古代醫療學、社會制度等，包括范圍很廣闊。學生在學習這些內容時，已經不單是簡單地將其作為古漢語知識學習，而是觀照到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知識空間擴大了很多。
還有一些關于古代的姓氏名號、服飾、車馬、宮室、天文等方面的內容，給學生學習傳統文化的空間就更大了。比如，我們通過學習“古代的姓氏名號”，就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冠而稱字”，所以，稱別人的“字”以示尊重。我們知道了古人還可以有“號”，如陶淵明自稱“五柳先生”。古人去世以后還有謐號，而溢號往往根據此人生前品行業績而定，如陶淵明溢號“靖節先生”，顯然是依據其高潔之行得來的。學了天文律歷，我們得以了解古人善于將音樂中的十二律對應歲時的十二月，再讀陶淵明的《自祭文》“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就知道“律中無射”實際指的是9月份，是用樂律名稱表達時序，因為“無射”剛好和“季秋”時節相對。學生學習這些內容的過程，就是對傳統文化接納、傳承的過程。
三、當前的文化大背景決定了古代漢語課堂應該成為傳承傳統文化的主陣地
隨著世界經濟、文化的發展，我國曾一度出現了文化“向西看”的情形，且勢頭不小。曾有人盲目地仿效，不論是非，不辨美丑，置祖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于不顧。就拿節日習俗來講，人們迷戀于“圣誕節”、“情人節”，不管是否符合國情，只要是西方的，就很樂意“拿來”，使傳統文化備受冷落。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綜合實力的提高，我們高興地看到我國傳統文化有了回歸的趨勢。如，2008年的奧運會開幕式，充分展示了我國的優秀傳統文化:四大發明、中國畫、武術、中國戲曲、皮影戲、古代音樂等等。開場戲《擊擊而歌》，更向全世界展現了我國古老而熱情的迎接貴賓的喜慶儀式，表達了“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意蘊。2009年，我國頒布了國家傳統節日，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等重要傳統節日和春節一同作為法定假日，這將有利于弘揚我國的優秀民族文化。因為中國每個傳統節日背后都有著深厚的文化淵源，從某種程度上說，它們是一個民族的歷史記憶。還有全世界范圍內興起的漢語熱，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來中國留學，“孔子學院”在許多國家的建立等，都為我們弘揚傳統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平之如。
在以上大的文化背景下，作為高校的教育者，我們有責任加人到傳承、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行列中，更應該走在弘揚祖國傳統文化隊伍的最前列。從這個方面講，高校古代漢語教師應義不容辭地將古狀漢語課堂作為傳承和弘揚我國傳統文化的主陣地，這是責任也是義務。
四、古代漢語教學實現傳統文化傳承功能的措施
通過古代漢語教學實現傳統文化的傳承，對教師是嚴峻的挑戰，不僅要求古漢語教師要有專業獻文化素養，還要有好的教學方法。我們所說的“專業的文化素養”主要指古漢語教師不僅要具有深厚的專業功底，還要有廣博的專業知識面，對我國古代的政治、歷史、天文、教育、哲學、風俗習慣等文化知識都有所了解，這樣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教材，更深人地理解教材，才能有效地進行古代漢語教學。“好的教學方法”貝組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采用各種方法或者技巧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喚起學生對古代漢語的興趣，導他們去探究優秀的傳統文化，使之加人到對傳統文化進行傳承、創新的隊伍中來。具體來說，通過古代漢語教學來實現傳統文化的傳承，具體措施表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教師要改變教學觀念，對學生進行正確引導。傳統.的古漢語教學中，教師將這門課僅僅視作學習其他‘課程打通語法、掃除文字障礙的工具。新時期的教學改革首先要求教師改變傳統的教學觀念，有意識地對學生的學習進行正確引導。如講到《論語》時，教師應結合現實，引導學生感受古人為人處事的準則、教書育人的方式方法、高尚的道德情操等。要求學生多記誦名詩名文，從而加大對優秀的傳統文化教育的力度。還可以適時地結合傳統節日，滲透傳統文化觀念。
其次，選取好的教學內容。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說過:“智仁勇三者是中國重要的精神遺產，過去它被認為‘天下之達德’，今天依然不失為個人完滿發展之重要指標。”實際上中國傳統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諧統一的崇高道德標準就存在于我們的古漢語教學內容中，這就要求我們根據教學需要進行選擇。
生命的繁衍及人們對長壽的渴望，是人類永恒的追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這一點表現的尤為突出。中國是宗法社會，社會關系多靠血緣紐帶來維系。子嗣問題關系宗族命運，所以，歷來受到人們及大的關注。孟子說過：“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斷了父母及家族的命脈，這是人生的重大罪惡。而子孫的繁衍昌盛，則是人生的一大幸事。有了生命的誕生，人們隨之又希望能健康成長，獲得長壽。圍繞著人的出生，成長與長壽，人們想盡了一切辦法，由此產生出了太多的思想信仰與巫術。用鏡祈求子孫繁衍，祈求壽命長久，就是人們為了實現此理想而做出的努力。
人們以祈求子孫繁衍，這在鏡的早期紋飾銘文中就有相關的表露。從銘文的產生來看，有專家認為：“銅鏡上有文字，目前最早的例子是1979年陜西鳳翔南指揮西村46號墓出土的一面銅鏡，上有一字似為‘車’字簡化，時代是西周中期。在傳世品中，還看到過有秦國文字的東周銅鏡。但是，鏡銘的流行還是始于西漢，正式鏡銘的這一起點，當不早于文帝后期。”而現在通行的觀點認為銘文出現于戰國末，西漢初期鏡銘也只是作為點綴，武帝后才漸成為鏡背紋飾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在漢代――我國銅鏡發展的第一個高峰期，產生了一類極為流行的，被后人冠以“長宜子孫”之稱的銅鏡，其銘文反映的正是祈求子孫蕃昌的內容。《廣西出土古代銅鏡選介》中就有一面長宜子孫鏡：“主題紋飾為四個成熟的石榴，自紐座向外伸出。石榴之間夾以篆體銘文‘長宜子孫’。”而石榴自古以來就是多子的象征。
此后的銅鏡中，與子嗣相關的內容顯得一發而不可收拾。可以說，在鏡銘中對求子心愿的表露已成為歷代銅鏡的慣例，這種做法直至明清仍很盛行。如清代有喜生貴子鏡，“主區飾兒童，寶瓶，金錢和花朵等。鏡鈕處飾吉祥語‘喜生貴子’四字”。其中，強調的主題就是子孫的繁衍。
總的來看，鏡中對祈求子嗣愿望的表露呈現出發展的趨勢。至清代甚至產生了一面鏡中有三十二個童子的樣式，人們稱之為“清代百子圖鏡，”鏡背飾三十二個形態不同的天真稚童，其中，有五子奪盔，意為“五子奪魁”，有三重三元，蓮生貴子，榴形百子等，寓意都與子孫昌盛有關。在清代還有明顯體現祈求意義的送子圖形鏡：“紐上方和兩側飾有人物，兩人作送子交接狀，一人手指送子者：下方飾寶瓶。”這些鏡中對童子的強調，夸張，渲染，無疑是人們祈求子嗣繁衍思想的集中體現。
鏡與婚嫁
婚禮中對鏡的運用，已成為古人的生活習慣，因此，人們似乎多對之視而不見，文獻中的記載也極為有限，但我們還是可以從這為數不多的記載中看出中國傳統婚禮中對鏡的重視。唐代杜佑《通典》之“后漢納采禮物”中有陽燧，宋代鄭樵《通志》“納徵聘禮三十物”中也說后漢聘禮三十物中有陽燧，而在古人的認識中，鑒，燧完全是同屬的。人們并未注意到二者在形制上的區別，認為陽燧之所以能取火，是因為煉于午日午時火盛之時。
在這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人們對鏡的運用，表現在婚禮的各個方面。首先是以鏡為聘禮。其次是夫婦其結鏡鈕，以表同心。第三是共拜寶鏡，尊其為神圣。第四是新娘佩帶或手捧寶鏡。第五是以鏡照新娘。第六是以鏡遍照喜轎或掛于喜轎之上。
人們不僅在婚禮過程中強調用鏡，即使在日常社會生活中表示婚戀關系時也常用到鏡。從古至今，人們都廣泛的以鏡為戀愛婚姻的信物，以此表達雙方真摯的情感。以鏡為情感信物的最早最確切的記載，當見于漢代鏡銘中。漢鏡中有一種小型平邊鏡，鏡體厚實，銅質泛黑，銘為“見日之光，長毋相忘。”此銘表明西漢初年社會中已起始用鏡子作男女間愛情的表記，并相互贈送作為紀念。
除了漢代鏡銘所記之外，文獻中對此的記載較早見于漢代的《神異經》，其中有一則故事說：“昔有夫妻將別，破鏡，人執半以為信。其妻與人通，鏡化為鵲，飛至夫前，夫乃知之。后人因鑄鏡為鵲，安背上，自此始也。”這表明鏡與婚戀中早已有了密切的關系。此后分鏡或破鏡就指夫婦分離，鏡重圓則指夫妻團圓。對此，我們的考古發現也能說明問題。在《陜西安寨縣王家灣發現漢墓》中出土有王莽時期的錢幣和漢中期的陶器及一件昭明銅鏡，“銅鏡出土時分為兩半，一半放置于男主人頭邊，一半放置于女主人頭邊”。可見漢代不僅有夫妻以鏡為信物，分離時分鏡的做法，還有合葬分鏡的習俗。這表明夫婦二人生生死死以鏡為信，永不分離。
統觀婚戀與鏡的關系，我們認為，鏡之光明能照明一切，洞察一切，能見證婚戀關系雙方的心跡，是信用的象征，故而人們多以鏡為信。而且由于鏡能無所不照，定然也能照見一切妖邪，鎮壓邪惡，成為人們安全吉祥的保障，于是人們才在婚禮這一重要時刻佩鏡照鏡，用鏡驅趕一切妖魅，求得吉祥。這雖從表面上看來是兩個方面，但都是對鏡之光明照鑒功能的擴大延伸，都是順勢巫術的體現。即便是分離，團聚時以鏡為信物，這也是順勢巫術的表現，即希望分開的鏡能夠憑借其神力而重圓。
鏡與道教
道教是我國本土文化中孕育而生的成熟宗教。其創始時代舊說不一，較流行的說法認為，太平道和三國蜀地的五斗米教是最早的道教。道教是以老莊等道家學說為思想基礎，以神仙之說為中心，糅合各種古代民間思想信仰，崇拜方術(道，易，陰陽，五行，巫祝，天文，占星等)形成的宗教。其產生的源頭是巫術，在道教對巫術的大量吸收中，在民間有雄厚信仰基礎的鏡，得到了普遍的歡迎，被其充分引入來為自己服務。
鏡同樣是以巫術中功利形態之“用”涉入道教的。如用鏡書符招仙，役使鬼神，祁情求雨，禳災去禍等。因為道教最為注重的是修道成仙，長生不老，多強調天道，法器的神異性，所以鏡的神異性在道教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道士進山往往佩鏡，道教法器之一既是銅鏡，道教科儀中也少不了銅鏡。在道家傳說中，鏡甚至成為上天玉帝之寶物。
在我國的各種宗教中，道教素以其完備的法術著稱。在其施行的各項齋醮儀式中，鏡是一件必不可少的法器。這一特殊的鏡，在法術開始前壇場的布置準備中，在施法的各項過程中，都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科儀中的法鏡，多作為齋醮之壇的布置作用。而且與壇場安置銅鏡有關，還有一套極為詳盡的科儀，要念誦一系列規范的咒語。如其“點燈立鏡咒”曰：“明燈照出千年鬼，古鏡照出萬年精，太陽正照，陰鬼當衰，神光耀目，光露太微，我今所照，從惡皆摧，七氣成斗，三氣成臺，五星洞照，萬劫咸灰。符到速捉，符到速追，急急如北帝律令敕。”與此同時，道士以左手煞文安鏡，右手放紙捻點燈。僅僅是安置銅鏡這一項，就有這么多復雜程序，足見道教科儀之發達。
其次，在實施法術的各項過程中，鏡都是必不可少的法器。關于其作為法器能夠對付妖邪的作用，東晉葛洪早已有較明確的闡述。其《抱樸子-內篇-登涉》中說想要成仙，必須尋仙學仙，而這一切要入山才可得到，然而山中是充滿兇險的，需要掌握一定的知識技能才能入山，為了入山的順利安全，鏡成為了道士入山尋仙必備的器具之一，用之可以防妖鎮邪。道教信徒們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對鏡鎮壓妖邪的功用大加發揮。為了增其神力，取信于民，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整套較為系統的繁雜的儀式規范。如為了對付妖魔鬼怪，先要建獄建臺，以助其捉妖。《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秘要》卷五載有“建五獄法”，其天獄法式就是要用“大明照子”一面，上面朱書山精野怪符一道，著在盆心，點長明燈一碗，浮于水面上，盆上再橫法劍一口。另外的木，金，土，火，四獄則只用照子放灰上，燈一盞虛架照上。
［關鍵詞］城市；城墻；傳統文化；軍事防御
［中圖分類號］K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0）48-0197-03
城墻,作為古代社會的軍事防御工程,它與城市的興起及發展本身并不存在著聯系,但在中國古代社會,由于特殊的歷史地理環境,城市自產生之日起,城墻就與之相伴。據相關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城墻在我國起源很早,它起源于原始社會的中后期。從“鯀筑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夏鯀筑城”等文獻記載的黃河、長江流域考古發現的古城址,都充分地印證了城墻在我國起源很早。伴隨城市的出現及發展,城墻更是作為城市的顯著標志而存在,成為我國古代社會城市的一個顯著特征。它不僅圈定了我國傳統社會城市的范圍,同時也規劃了我國城市的基本面貌。
在中國古代社會早期,城市大多是作為政治中心而產生的,而與其聯系密切的城墻在我國最初則是出于軍事防御的目的,《墨子•七患》中所言“城者,所以自守也”,則詮釋了中國古代社會早期城墻的軍事防御功能。同時,一些西方學者也認識到了城墻在社會中的功能,如美國學者劉易斯•芒福德認為：“城墻的作用無非在于以下兩個方面：一個是作為軍事設施,另一個就是對城里的居民的有效統轄……從社會的觀點來看,城墻則突出了城里人同城外人的差別,突出了開闊的田野同完全封閉的城市二者的差別；開闊的田野會受到野獸、流寇和入侵軍隊的騷擾,而在封閉的城市中人們則可以安全地工作和休息,即使在戰禍時期也如此。”正是城墻所擁有的這種軍事防御功能,使得其在中國古代社會顯得尤為重要,并為統治者所重視,也使其與古代社會城市的發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并成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來的歷朝歷代,帶有城墻的城市仍舊是社會發展的主流。可以說,城墻伴隨了我國古代社會的發展,這也就是為什么在我國很難把城市與城墻的關系割裂開來的原因。
正是基于城墻同城市的這種密切關系,使得城墻在中國古代社會擁有著旺盛的生命力。作為中國古代社會城市的顯著標志,它吸收并融合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成為最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建筑之一。因此,值得對中國古代城墻所蘊涵的傳統文化進行論述。
1 古代城墻體現的制度文化
在我國古代社會,城墻所圈定的范圍為城市的范圍,也就使得城墻的規模大小可通過城市的規模來體現,而人口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反映出城市規模的大小。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筑城最多的歷史時期之一,城市也獲得了較快的發展,尤其是以當時各諸侯國的都城為代表,如臨淄、邯鄲等。這個時期筑城的來臨及城市發展較快這種情形的出現,不僅與當時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的提高有關,也與各個諸侯國出于軍事的防御目的,極力擴大城市的規模有著密切的關系。在“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的春秋戰國時期,城池的軍事防御功能極為明顯。同時,各諸侯國要固守自己的土地,也必須擁有堅固的城池,而衡量城池堅固與否的標準不僅僅是指擁有高大的城墻,古代社會“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的情形,使得人口的多寡往往也是保證城池堅固的重要的因素。發展規模比較大的城市,可以吸收更多的民眾來此居住,在統治者急需時,可以緊急地把民眾抽調出來作為兵力,提高軍隊的戰斗力。
在《史記》中記載了當時蘇秦游說齊宣王的一段話,“臨淄之中有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于遠縣,而臨淄之卒已二十一萬矣”。縱論這則記載有誤差,但是這種誤差也不會太大,否則其所言就沒有說服力。一個城市擁有如此多的民眾,在“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的時代,無疑會加強都城的軍事防御能力。齊國這種加強城防的辦法,在其他諸侯國同樣適用,使得該時期出現了許多以都城為代表的大城市,這些城市的規模都比較大,也就是說,這些都城城墻的規模也比較大。然而在秦漢之后,如此數量之多、規模較大的城市,除了都城之外,已經很少了,不可與春秋戰國時期相提并論。并且原先大城市的規模都有縮小的趨勢,都城的規模成為了一枝獨秀,這也就使得城市規模的發展呈現出一種不均衡的狀態。在后來的各個朝代,都城的規模往往是發展得越來越大,而其他的城市的規模往往是發展得較小,鮮有超過都城的規模。如秦統一后,定都咸陽,“徙天下豪富于咸陽十二萬戶”,這個人口數量相當大,若一戶按五口計,僅這次遷移的豪富就有60萬人,更不用說咸陽原先的人口了,而秦漢以后,縣的轄區趨于穩定,且人口大約也只有三五萬人,可見都城與其他城規模的差別之大。
先秦時期的大城市的縮小、衰落,與秦在統一六國的過程中,這些大城市被毀于戰火及其統一六國后,下令“壞諸侯之城”有著密切的關系。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這些大城市的縮小也與秦統一之后,統治思想發生變化有密切的關系。秦統一后,為加強中央集權和鞏固封建統治,各個城市的規模都嚴格的按照都城、郡、縣城的等級觀念來重新排列,也就使得后來城墻的規模都有了等級的差別。這種封建的等級思想一直延續到后來的歷朝歷代,這充分地體現了封建社會對城墻規模的一種制度性規定。
在中國歷史上,城墻所圈定的范圍為城市的范圍,這就使得城墻的形態便是城市的形態。在我國,城墻的基本形態為方形城墻,但也有不規則形、圓形等城墻。由于城墻的形態受自然環境、社會因素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城墻的形態在我國各個地區也是不同的,但在城墻上所開城門的數量及方位,在封建社會則有相應的制度,有四門、六門、九門等,這些城門也都是按照方位來進行設置的。縣這一級別的城市在城墻上往往開四門,而在四門以上的城市多為省城、府城等,只有都城才能開有九個城門,城門數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傳統社會城市的等級差別。從某種意義來說,城門數量的多少和城墻規模的大小一樣,其中都蘊涵了中國的傳統文化。
2 古代城墻體現的農業文化
秦漢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統一封建王朝建立的時期,這一時期全國范圍內郡縣制的推行,使得秦漢時期成為我國歷史上筑城的之一。秦在尚未統一六國之前,便有了“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秦統一之后,為了加強對全國的有效統治,打破各個地區之間的閉塞狀態,同時也意在打擊六國的舊勢力,消除這些舊勢力想依托原有的城郭以達到反抗秦國目的,秦始皇下令“壞諸侯之城”。秦始皇在下此命令的同時,又在全國推行郡縣制。郡縣制推行,使得全國范圍內又重新開始修筑新的城墻。漢朝在統一后,繼承了秦代的制度,且于漢高祖六年,劉邦下令“令天下縣邑城”,使得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了筑城的,這次筑城不僅使我國城市的發展與城墻的修建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而且也使得帶有城墻的城市成為了人們居住的基本形態。人們的居住環境被圈定在城墻之內,使得人們的生活開始與城墻密切相關。我國傳統社會是以農業立國,以農為本的社會,從戰國中期開始,我國北方地區從以農業為主、牧業為輔且經營其他產業的經濟格局,轉變為單一的農耕經濟格局。這種經濟格局在社會的發展中奠定以后,農業文化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人們對某一事物的認識都有可能打上這種文化思想的烙印。長時期居住在帶有城墻的范圍之內,使得人們對城墻有了新的認識。
秦漢時期,由于受農業文化的影響,人們也自認為農業文明為先進的文明,不以耕作為主的文明也是落后的文明,使得在一些文獻記載周邊少數民族的生活方式及風俗習慣時,把城墻的存在與否也看做是衡量文明程度先進與落后的尺度。在《史記》中所論及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漢書》中記載著淮南王上書漢武帝不用對閩越國用兵的話,“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溪谷之間,篁竹之中”,都無不體現了這一點。從中可以看出,生活在城墻里面的人們自感優于生活在沒有城墻的周邊少數民族,帶有城墻的居住形態已深深地扎根于人們的心中。可以說,人們已經把城墻作為農業文明區別于游牧或其他文明的一種標志。
人們生活在帶有城墻的范圍之內,使得他們的活動空間縮小,隨著朝廷所推行的“里坊制”的出臺,更讓人們的生活空間縮小,變得更加封閉。在“里坊制”下,居民區和市場都是固定的,在城市里,一般只有兩個市場,并且圈有圍墻,在居民區設里坊。這種“里坊制”在我國推行了二千多年,直到清末才被徹底的廢除。雖然“里坊制”下的城墻在宋代開始被打破,人們的居住環境開始從層層的城墻包圍中逐一地解脫出來,但由于長時期的生活在帶有城墻圈定的范圍之內,使得人們還沒有完全地擺脫城墻對其生活的影響。這種城墻的存在,不僅強化了城市的政治功能,使得城市的經濟等其他的功能減弱,而且還限制了人們的活動及商品交換貿易的發展,嚴重地阻礙了私人工商業的發展,這是封建統治者維護統治的有效措施之一。從中可以看出,城墻不僅是一座建筑物,而且還明顯地帶有統治者的統治意識,體現出封建社會統治者所采取的那種以農為本、重農抑商的農業文化思想。
3 古代城墻體現的四方文化
在我國傳統社會的城市中,由于城市大多都筑有城墻,城墻所圈定的范圍就是城市的范圍,城墻所展現的形態也就是城市的基本形態,據《周禮•考工記》記載,“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這一理論構成了我國古代社會城市布局的主要思想。在中國古代社會早期,因城墻大多為板筑而成,也就使得城墻大多以方形結構形態展現出來。這種四方城的形態結構的流行,也與我國古代勞動人民所認為的“天圓地方”的觀念有著密切的關系,“天道圓,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說天道之圓也？精氣一上一下,圓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主執圓,臣處方,方圓不易,其國乃昌”。這種“天圓地方”的觀念,不僅迎合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倫理觀念,而且也符合古代社會人們對地理知識不甚了解的實際情況。很顯然,其對古代社會在筑城時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從秦至明清時期,方形城墻為我國傳統城市修筑城墻的規范,并且在全國實行。雖然方形城墻這種形態為筑城的規范,但是在通常的情況下,城墻的形態還要根據自然環境條件以及受傳統儒家文化影響程度而定。首先,城墻的修建要受自然條件的影響,在我國北方地區,尤其黃河流域,由于平原廣布,地形平坦,這就為方形城墻的修建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因此,在北方方形城墻的形態為筑城的主要形態；而在南方,由于丘陵、河流眾多,地勢崎嶇不平,城墻在修建的過程中主要是依山傍水,使得城墻的形態多為不規則形。其次,城墻的修建還要受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在北方,由于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較深,使得在無形之中也有一種規范制約著人們的行為活動,這就讓人們在修筑城墻時,不僅要考慮當地自然環境條件,還要考慮人為因素；而在南方,雖然也要受儒家文化的影響,但還難與北方相比擬,因而,在修筑城墻時更多的是考慮自然條件。
自然地理條件及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使得我國南北方城市城墻的形態存在較大的差異,但這種形態上的差異也只是城墻的形狀不同而已。在中國傳統社會,不論是方形城墻形態,還是圓形、不規則形的城墻形態,其城墻上城門的設置都是按照方位來開四、六、九門。由于在中國古代社會,城市是一個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在建城之前要考慮多種因素,如地形、水陸交通等條件,而水陸交通條件作為中國傳統城市選址所需考慮的因素之一,其便利與否,不僅關系著城址的選擇,而且還關系著該城市能否發揮出應有的作用。便利的水陸交通條件不僅能夠方便中心城市與各地之間的聯系,而且按照方位來開設城門,使得中國的傳統城市能夠在交通便利的基礎上更好地發揮一個地區作為政治、經濟及文化中心的作用。也就是說,不論是城墻上城門設置的方位,還是城門設置的數量均不受城墻形狀的影響,都體現了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中的四方觀念。
4 結 論
城墻,作為古代社會軍事防御的產物,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其軍事防御的功能逐漸地失去往日的風采,特別是中國步入近代社會以來,它的功能和作用更是已經消失,并且被人們大量地拆除,使得在現今社會的我們在許多的城市中很難尋覓到古代城墻的痕跡。然而,城墻作為我國傳統社會城市的主要標志和象征,其對城市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同時,在城市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其記載了城市的歷史變遷,并且吸收和融合了中國的傳統文化,處處都能體現出中國的傳統文化,它已不再單單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建筑物,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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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簪釵是中國古代婦女束發美發的工具，中國古代女性發飾種類非常豐富，它的設計制作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深深地體現了民族文化的個性特色。因而，古代婦女發釵無論在裝飾上的題材、內容還是在藝術形式上都承載著悠久的歷史，儼然是吉祥文化標本之集合，反映了中國傳統的審美情結。因而，簪釵上的傳統意趣應該具有很高的歷史、文化和藝術價值。徜徉在這些傳統文化藝術品中，我們不僅僅是為了欣賞它的絢麗多彩，而且還因為它能繼續給我們以啟迪，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
很多時候，我們在古代繪畫、歷史影視作品中會看到掃黛眉、施胭脂、梳高髻，配以滿頭的金銀花釵的婀娜女子。或許，在詩詞歌賦的描述中我們也會想像到那發飾上的繽紛世界。這好像一直是中國古代仕女的經典形象。發飾是她們美發極其重要的部分，梳好的發髻要用花和寶鈿花釵來裝飾，從目前傳世的古代婦女發飾看，種類十分豐富，常見的有：簪、釵、梳、步搖、珠翠、金銀寶鈿、騷頭等。
簪的本名稱“笄”（《說文》：“笄，簪也。”）是中國古代束發的工具。在古代，漢族的結發方式，無論是辮發盤髻，還是束發著冠，均須以簪釵約束固定。女子年滿十五歲時，如已許嫁，便將頭發綰成一個髻，即以簪插定發髻。以示成人，如“年以及笄”。在中國古代，簪釵還常被用于男女間定情的信物。皇宮貴族的女子可以用珍奇的材料做發飾，而一般小戶人家只能戴荊釵（荊條編織的發釵），我們在文言文中所讀到的“拙荊” 便是古代男子對外人稱自己的妻子的謙詞。
就形制而言，單股笄稱“簪”，雙股笄為“釵”，笄首有垂珠墜飾者則稱為“步搖”。《釋名.釋首飾》：“步搖，上有垂珠，步則動搖也。”唐代畫作《簪花仕女圖》中,那位手揭紗領的女子，其烏發上便是展翅金鳥飾的步搖，想來隨著人的走動或輕風吹過而微微顫動，多么生動！民間工匠這種巧妙的造型構思和豐富的藝術想像，為古代女性的頭飾增添了無限的風情。二者并無大的區別，往往是簪釵并用，彼此配搭，只是簪較多用于別盤發髻，而釵則主要用來插戴，起裝飾作用。釵在中國古典詩詞中常常用來描繪女性的風情韻致。蘇軾有詞：“人未寢，倚枕釵橫鬢亂。”銀釵對烏發，釵的冷白與鬢發的烏黑形成對比，互為映襯，具有極佳的視覺效果；還有溫庭筠傳神的句子：“翠釵金作股，釵上蝶雙舞”，輕纖造型仿佛觸手可及。中國傳統美學認為平直多滯板，橫斜姿態，所以釵的插戴多橫斜，以營造搖搖欲墜、溫婉可人的柔美韻味。諸此種種中國古代傳統審美觀點也感染和陶冶著當今的人們。
千姿百態的簪釵造型，為古代女性不同需求提供了豐富的選擇。就流傳至今的簪釵實物而言，發簪樣式工藝豐富多彩，用于別盤發髻之外，有的簪首上部還做成耳挖。簪釵所帶來的美感，平添了女性的嫵媚，高雅。更重要的是，其圖形紋飾反應了中國文化的傳統寓意及藝術。處處體現出濃郁的中國文化情結，滲透著傳統文化意趣。
從簪釵上的圖形紋飾上看，簪釵的裝飾大致可以分為祥禽瑞獸、花卉果木、人物神仙、吉祥符號等。花卉果木中常見的有牡丹、蓮花、梅竹、石榴、桃等。如明代的一支“水仙簪”，名中有“仙”字，是吉利的花卉，人們認為用它作吉祥圖案可避邪祛穢，給家庭帶來吉祥；祥禽瑞獸有龍鳳、仙鶴、鹿、十二生肖等；如“梅花與鹿” 簪，因梅花分五瓣，比喻“福、祿、壽、喜、財”五種福。鹿借“陸”之諧音，“陸”與“六”同音，鹿又諧音“祿”，寓意六六大順。吉祥符號有八吉祥、八寶、琴棋書畫、文房四寶以及各種傳統幾何紋樣等。銀簪的裝飾方面不僅展現了精美的圖紋，也體現了古人們深深的文化情結。這些簪釵上的圖案紋樣運用形象符號的組合，傳達著祈福納祥、愛情美滿的愿望。如“喜鵲登梅”紋樣由兩只喜鵲和幾枝梅花構成，民間有“喜鵲登梅，喜上（梅）眉梢”的說法。“鴛鴦戲蓮”紋樣，比喻志同道合的恩愛夫妻。就情感而言，這些均表達為吉祥、富貴等，這是人類基于生存前提的普遍思想。
小件而有大氣象，明清時期，女性發飾達到了傳統精湛工藝與優秀傳統文化的完美結合，成為歷史上民間簪釵中最精美的發飾。當時民間流傳的簪釵多以鮮明的世俗吉祥含義蓬勃發展。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寓意表現得淋漓盡致。像蝴蝶、蜻蜓、蟬等靈巧的昆蟲都能夠活躍在女性的釵頭上,形成獨特風景。有一組發飾中的白菜蟈蟈銀制發簪造形生動，工藝精良。白菜與“百財”諧音，蟈蟈諧音“哥哥”，隱喻生男之意。再如鴨紋中鴨子的偏旁是“甲”字，甲是天下的第一位。故以一只鴨子喻狀元及第。再如“三多”紋銀質發簪,“三多”是指石榴、佛手與桃三種果實的組合。石榴多子，佛手的“佛”諧音“福”，而桃比喻長壽。所以“三多”象征多子、多福、多壽。所有這些精心設計的花卉、植物紋樣都有不同的象征意義，多是對生命繁衍、前程似錦的期盼。 花草紋也是簪釵中十分常見的題材。以牡丹花為領銜的各種花草有幾十種之多。例如一枚銀簪中的“瓜田紋”，它的構思以田字為中心，與豐收的瓜果相簇擁。揭示了農田是豐收之源的深刻主題，現實生活人物的題材也十分精彩。一幅表現男女喜結良緣的圖紋十分宏大，兩對新人在庭院中喜慶歡舞，景物中的亭閣石欄、小橋流水、奇花異草一覽無遺，這種詩情畫意的圖紋，極具審美情趣。還有一枚清代“蹴鞠紋”銀簪，描繪的是古代軍營中踢球的游戲場面，這也是足球起源于中國的一個佐證。民間發簪豐富的紋飾題材，從不同角度反映了古人的文化生活情趣和習俗，把這些圖紋融合起來，猶如一幅民間民俗畫卷，給世人以無限的遐想空間。整體來看，它們風格寫實，古拙渾厚，較之皇家貴族發簪更直接得展示了傳統文化的意趣。
簪釵作為的中國古代婦女最為尋常的發飾，與各個級層的女性生活息息相關，無論哪個朝代，上層宮廷貴族多追求精美、絢麗，以唐代宮廷貴族中的婦女為例，發飾中的簪釵不僅品種繁多，使用材料貴重，多以金銀珠玉為主。而且插戴數目也極多，而花釵禮衣制的實行，更將其推向極致。花釵禮衣制是婦女在婚嫁等重要時刻，須穿戴花釵禮衣，不同等級的婦女戴釵有所不同。中國傳統的等級觀念在小小一枚發飾的插戴中也略見一斑了。當某紋飾一旦被民眾喜聞樂見并認定后，便廣為采用，并很快在民間流傳開來。陸游有詩：“負籠銀釵女，鋤畬鶴發翁”，插戴簪釵已成為民間婦女的普遍習俗。人們把自己對生活中最樸素的認知及最熟悉的生活體驗用藝術形式表達出來，并抒發對理想生活的向往。
隨著人們觀念的轉變和女性發型的改變，傳統的簪釵漸行漸遠。無疑，從目前留傳下來的古代婦女發飾看，這些簪釵具有很高的歷史、文化和藝術價值。中國古代婦女的發簪在流傳過程中因時代的變遷和地域的不同，其間不斷融入新的技法、樣式和風格。它是高雅的，也是世俗的；它是歷史的，也是現代的。這些簪釵上處處充滿著中國文化的精髓和傳統思想的意趣。發釵藝術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面對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千姿百態的簪釵，不僅僅是為了欣賞它的絢麗多彩和歷史傳說，而且還因為它能繼續給我們以啟迪和思考。
現代社會技術的革新、技巧的進步都能夠制作出更出彩的發飾來，但一件件久遠的早已成陳跡的古飾，為什么仍能感染著我們？正是因為凝聚在這些發飾工藝品里的中國傳統文化和審美情結，儼然是吉祥文化標本之集合。它們所表現的生動神韻、精湛技藝和廣泛內容令人嘆服，使得我們在民族文化傳承上具有良好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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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五千年華夏文明，中國古代學者以其豐富的思維智慧提出的各種管理思想對我國乃至世界的企業管理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中國的經濟發展引起世界各國的關注。吸取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應用于生產實踐，同時與世界的先進管理理念接軌，已是目前企業所需要探討和考慮的問題。
一、企業管理需要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理解和把握
企業管理是在西方文化基礎上產生的，它不僅是一門純粹的技術科學，更是一種文化，盡管中國古代學者并沒有正式提出過企業管理這一概念，但其思想卻蘊含著豐富的管理思想。例如，“以人為本”“貴和尚中”理念等，管理者應將這些積極思想應用于現代生產管理過程中，當然，傳統文化中也必然有不適合現代管理的思想，比如平均主義思想，重傳統輕創新等管理者需要避免或盡力消除這些消極影響。我國的企業管理還處于不成熟階段，需要學習西方先進理念，更需要將這些先進理念與傳統文化的精華相結合，以便為將來形成我國自己的企業管理理論打好根基。
二、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對現代企業管理的影響
1.儒家文化
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而整體和諧性是中庸之道最本質的特征。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意在強調應該時時能做到適中，既無過，也無不及。
不將文化貫穿其中的管理是一種工具性，機械化的管理，而中國企業注重“情”，因此就需要不僅在技術、制度方面逐步完善，更要融入情感理念，這樣才能達到更理想的效果，但是管理者更需要把握“情理”的適度。中國有許多企業人情風盛行，崗位的安排設置，職權的大小有很多取決于人情。這不僅揭示了這些企業法規制度的不完善，也阻礙了它們的進一步發展。因此，適度應用“情理”觀念，才能更好地發展中國本土企業。
儒家思想倡導整體主義理念，認為人的生存發展應該基于群體的發展，強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而該理念恰好是現代企業提倡的“團隊精神”，并且在企業管理中得到廣泛應用且取得良好效果。然而集體主義觀念一旦發展到極端，會對個體產生貶斥作用，對標新立異的個體產生孤立和攻擊，從而導致個體對群體的畏懼和依賴心理，其結果是扼殺了個體的創新動力，阻礙了企業的發展。
孟子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大至一個國家，小到一個組織，其領導者必須從修養自身開始，然后再去影響他人。作為一個企業的領導者，首先要有自己明確的價值觀念，在眾人思想的匯集下，形成企業的價值觀，一個企業的價值觀指明了企業的發展方向，決定了企業的成敗。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將孟子的這個觀點應用于企業中，企業的成功并非領導者一個人的力量所能實現的，必須有其追隨者的幫襯與努力。因此，企業的管理者在提升自己，獲得組織成員信任的同時，也必須重視“人本思想”，體恤成員，信任自己的成員，管理者需要把企業變成一個充滿活力的地方，讓成員認為企業是實現自身價值的地方，讓成員甘心情愿為實現企業的目標而努力。
2.道家文化
道家思想的主要內涵是“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是一種自然哲學，強調辦事要遵循自然規律。
老子曰：“上善如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局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老子通過指出水的具有滋潤萬物卻與其他事物不產生沖突的本性，旨在對領導者提出的要求，這與現代企業管理中提倡的“以人為本”有異曲同工之妙。隨著全球化競爭的日益激烈，企業管理者也意識到人才的重要性，以人為本，一切管理活動必須以調動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基礎，通過人力資源管理來維持自身人才的競爭優勢。
3.《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是一部兵書，其連續不斷的軍事戰爭是這個時代的突出特點，各國傾盡人力斗智斗勇，盡顯其政治，軍事才華，其中的戰略計謀堪稱為經典。盡管三國時代軍事管理與現代市場經濟下的企業管理存在很大的差別，但是其中有很多管理思想史通用的，管理者可以將三國時代的戰略管理融會貫通于現代企業管理。
管理者要有強烈的求才欲，以及豁達心胸，廣納百言，融匯眾智。這種理念在三國時代的軍事管理中體現在多處。以曹操為例，其求賢若渴的形象深入人心，他運用各種手段網羅各類人才，委以重任。選拔人才，使用人才是企業成功的關鍵，管理者要善于與員工進行溝通，調動員工的積極性，使得組織成員能夠人盡其才，才能是企業協調運營，各方面共同發展。
企業要取得成功，必須明確目標，并集中于這一點，全力以赴，在實施計劃實現目標的過程中適當地予以激勵，以便更快更好地實現組織目標。諸葛亮的“隆中對”中就蘊含著保證重點，避免四面出擊的思想。企業的發展過程中，必須首先解決重中之重，而不能像劉備那樣，戰線過長，目標太散，必然導致失敗。
世界上最有力的論證莫如實際行動，最有效的教育莫如以身作則（塞涅卡）。企業管理者應該從各個方面做出榜樣，使組織成員心服口服，甘愿追隨。例如孫策在戰場上一向沖殺在前，士兵紛紛效仿于他，個個奮勇，爭先殺敵，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因此，管理者如果不能有效的管理其成員，大多時候是因為他的行動不足以服眾，沒有凝聚力，使成員不能盡心盡力。
由上可知，中國傳統管理思想的兩面性。因此，在現代企業管理中，既要學習國外先進管理經驗的優點，實施組織化，科學化管理，又要不斷地吸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管理精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然而，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及倫理理念根深蒂固，至今影響著國人的價值觀念和行為取向。如果一味的照搬外國管理模式，必然會使員工產生抵觸心理，因此要兩者并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并且要在此基礎上不斷地進行創新和改革，以便能形成符合中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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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傳統文化與社會結構
由于自然地理條件、歷史文化及國家社會環境的迥異造就了中西傳統社會截然不同的國家統治發展道路。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對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為人的性格、智慧等由氣候決定的觀點進行了繼承和延伸，人為自然地理環境對社會政治法律制度具有重大的制約作用，即所謂的自然地理環境決定論。后繼的諸多學者如亨廷頓等對此進行了有限的反駁與修正，但不可否認自然地理條件對一個國家、民族的歷史發展有重大的影響。中國俗語即有“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的說法，不同的自然地理條件對對一個國家與民族的性格特征、文化、政治、藝術等諸多文明發展因素有不同的塑造作用。
中國傳統社會的發展猶如黃河與長江。黃河與長江兩大水系所流經的地域覆蓋了中國文明發展的核心地域。黃河九曲，先昂首向北，繼而折向南，最后迤東而流。長江經西南邊疆云貴高原的深山峽谷，匯集甘藏高原的支流，出三峽過廣闊的平原，他們最終都進入了廣袤的大洋。黃河造就了中國文明天玄地黃的性格，長江卻是一種一種婉約的柔美，使得中國文明呈現多元的格局與氣象。中國文明由中原的黃河流域發端，即中原地區，融入長江流域的文明。美籍猶太學者魏特夫對中國文明的起源及本質進行研究時提出“治水國家說”，認為大規模的水利建設需要以滿足及適應農耕發展的需要，使得中國文明形成了專制主義的政治傳統。在過去的許多年里為中國學者所普遍批評。近年來，其政治意識形態色彩被淡化，一些學者在此基礎上又進行了概念置換，而形成時下的風潮的“水利社會”研究。生長繁盛于大河流域的中國文明確實與“水”息息相關。黃河從黃土高原迤麗而東，在黃淮海平原泛濫成災，數次改道，治水對中國文明的發展有重要意義，上古文化中有大禹治水的傳說，最終深深的映入了華夏民族的文化基因中。中國文明孕育的傳統王朝帝國形成了中央集權的政治結構，此不是決定性的因素，但有重要的造就促成作用。為保證農業發展而進行的大規模水利建設需要動員龐大的人力與物力資源而非所不能成，元帝國末年黃河決堤帝國中央政府即動員百萬民工筑堤。中國文明所構建的王朝帝國的背面是古代文明發展史上著名的歐亞大陸草原走廊，生長于這個地帶的游牧族群在長時段的傳統文明發展中與其南部的農耕民族的多元融合中，戰爭沖突是最主要的方式。從三代的周朝至清代以前，東亞中國文明的王朝帝國與北方游牧民族多數時間里處于對峙狀態，中國文明的王朝帝國在強盛的統一狀態下，往往發動戰爭使北方的游牧民族臣服于其皇權下，就是所謂的“四夷賓服”。漢唐帝國的對外政策最具代表性。在大規模的戰爭沖突下，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中樞機構對帝國廣袤地域的臣民、財力等進行統一調度，漢武帝幾次派遣大軍出塞，李唐帝國亦如此。再如長城、大運河等大型工程的修建非此即不可完成。在這些因素及社會環境、歷史文化等的合力影響下，中國傳統社會國家政治結構形成了中央集權的政治體系，帝國中央政府以皇帝為首的中樞機構對全國進行統一管理、調度，包括人才、土地等資源。
西方傳統文明與中國傳統文明有迥異的歷史風格，西方傳統文明源于古希臘城邦文明。雅典之城邦文明是其核心與主體，其政治統治體制為西方傳統社會政治文明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歷史文化淵源基礎。雅典位于中希臘東南部的阿提卡半島，三面臨海。境內多山地，適于種植葡萄、橄欖等經濟作物，平原面積狹小，土壤較為貧瘠。因此，雅典城邦文明農業發展較為緩慢，本土的糧食產出量不能滿足其人口消費需求，需要用葡萄酒、橄欖油等商品進行糧食交換。其山區礦產資源較為豐富，如大理石、優質陶土及銀礦等，沿海地帶的海岸線曲折，多天然優良港灣，這些條件促成了雅典城邦工商業及海運事業的發達。隨著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氏族的血緣關系被地域關系取代，工商業階層成為雅典城邦社會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對舊的血緣氏族貴族形成了強大的沖擊力。由于工商業經濟發達的緣故，故其原初國家――城邦的立國理念中有強烈的獨立與自由氛圍，造就了雅典城邦輝煌的古代奴隸制下的民主的黃金階段。且希臘-雅典城邦文明與兩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和尼羅河流域的埃及文明距離“剛好”合適，可以吸取其文明發展的精華的同時又不至于“太近”而喪失自己獨特的文明性格。其城邦國家的政治結構為分權-制衡。雅典城邦在伯利克里時期其民主發展達到了頂峰，初將近及司庫等職務外，城邦國家的所有政治統治職務面向全社會符合條件的公民開放。亞歷山大的征服把希臘-雅典文明的因子進行了廣泛傳播，尤其是在地中海沿岸地區。繼之而起的羅馬帝國亦是由意大利半島臺伯河的羅馬城邦發展而來的。羅馬帝國發展的文明實質還是希臘-雅典文明的繼承者。羅馬城邦的建立過程中是平民與貴族斗爭的結果，十二銅表法的制定、格拉古兄弟改革等是其發展的結果。在不斷的政府戰爭中，羅馬城邦一躍而為納地中海為其內湖的龐大帝國。屋大維于公元27年稱第一公民或稱元首，實質此時的羅馬已為帝國體制。戴克里先即位面對帝國的2世紀危機，在整個禮儀及政治運行中實際用皇帝稱號，只不過是屋大維“元首”政治名稱的改變而已，其實質不變。羅馬帝國與同時期的漢帝國同為中西傳統社會的兩大帝國，但羅馬帝國的“皇帝集權”與漢帝國的中央集權不可同日而語，有著本質的區別。在羅馬帝國的政治結構體系中仍然保留這原初國家形態――城邦時期的分權政治機構，如元老院。戴克里先稱帝后，實行“四帝共治”的政治結構制度，這在中國傳統社會歷史中是不可能出現的，除非是具有“反叛”中央王朝的割據分裂勢力額存在，不過亦會在短暫的時間內歸一強權皇帝的統一下。羅馬帝國崩潰后西方傳統社會很快被日耳曼等蠻族所瓜分，眾多的蠻族王國紛紛建立，經歷了1000余年的中世紀至今西方社會不復出現統一的大帝國。總體上看，西方傳統社會的政治結構都呈現為分權-制衡。中世紀教權與王權一直彼此爭斗不休。與中國傳統社會以皇帝為中心的中央集權有著本質的不同，“在的每個男人、婦女和兒童的心目中，皇帝被賦予了絕對的、超自然的和全能的力量”，[2]這導致了二者在實際政府行政管理運行上的迥異。這是自然地理、歷史文化及社會環境等多種合力因素的結果。
二、中西傳統的社會管理
中國傳統社會以皇帝為中心的中央集權政治結構在公元前就已經形成，表現出了成熟性的特點。在行政管理方面，中國傳統社會有一套專業、完整的官僚隊伍和機構。西方傳統社會與中國傳統社會相比，則主體表現為貴族管理。希臘-雅典城邦國家向“一切人”開放的政權管理其范圍是有限的，即奴隸主貴族的民主制度。中國傳統社會自東周崩潰后，秦帝國建立后，中央集權的政治結構體制得到鞏固與完善。秦帝國的大一統曇花一現，完善的任務則由其后的漢帝國繼承完成，漢承秦制。隋唐帝國及明清帝國基本承襲前代，只是略有損益罷了。中國傳統社會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文官制度，構建了一個龐大高效的官僚體系，因為儒家學說自漢武帝時代成為了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思想而不曾被動搖推翻，最終通過科舉制這一形式為王朝帝國政府進行人才選拔完成行政管理的任務。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個完整的行政管理體系，中央為三省六部，地方為府、州、縣三級行政機構，縣以下為里甲組織，由村社選舉德高望重及財力厚實之人擔任領導，形成村民自治組織，為王朝帝國政府征收賦稅、兵源及政治政治政策。文化教育等的宣傳與服務等。中國傳統社會行政管理的特殊之處還在于“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下，宗族亦愛某種程度上有著重要的行政管理職能，在明清兩代表現的為尤其明顯，這一切都以王朝帝國的皇帝為中心，各代略有一定的體制變化，但其總的中央集權結構不改變。
西方傳統社會中其政府的行政管理機構相較于中國傳統社會則顯得較為簡單，其職能亦有限。希臘-雅典城邦時期的“民主制度”下選舉的行政管理人員不是如同中國傳統社會一樣接受具有系統專業的儒家文化熏陶而成。羅馬帝國時期總體上看其帝國中央政府的軍事色彩較為濃厚，因為不斷地處于戰爭中，其行政管理機構亦較為零散，軍人主管占據主要地位。中世紀時期，各蠻族王國治下是大大小小的領主莊園，國王實質上只是一個較大的領主，中世紀的騎士領主制度遵循“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各大小莊園領主在自己的領地內擁有行政、司法、財政權等權利，儼然一個獨立王國。到傳統社會的末期，民族君主國家、商人階層等崛起，民族君主國的國王與商業階層聯合向舊的領主階層宣戰，如自治城市或同盟的出現，威尼斯、漢薩同盟等都是。其總的政治行政管理趨勢表現為社會資源分配角色與權力的分散，而不是高度集中。從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機構簡單，專業化程度與中國傳統社會王朝帝國政府相比較為遜色。
三、反思：政治文化的差異
關鍵詞：蒙古族傳統民俗文化;發展;變遷;蒙古族婚喪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08-0076-02
蒙古族傳統民俗文化指的是蒙古人在飲食起居、婚喪嫁娶以及祭祀禮儀等方面形成的風俗，它是蒙古族歷史的展現，也是蒙古族文化發展的結晶。蒙古族民俗充分展現出與歷史發展相一致的發展特征，很好地體現這個民族的生產狀況、生活水平和情感表達方式，是民族特征的重要展示，對蒙古族民族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作用。
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所逐漸完善的蒙古族傳統民俗文化，本質意義上是人民情感和心理的體現。例如，蒙古族民族飲食文化的發展，它雖然是以物質作為存在的前提條件，但在實際的生活中已經形成了固定的穿衣要求、居住習慣、飲食方式等，具有十分濃郁的主觀臆想。
一、蒙古族傳統民俗文化
（一）蒙古族飲食文化
1.蘇臺柴
用蒙古族的語言翻譯過來就是奶茶的意思。蘇臺柴作為蒙古族平時生活中最常見的一種飲料，常常被用來招待客人。它是以磚茶作為原材料，按照一定的比例加水并在鍋中逐漸燒成紫紅色，再加入一定量新擠的牛奶或是羊奶，小火燒到鍋里沸騰即可。蘇臺柴富含營養價值，能夠有效地提神、開胃、解渴等，是深受蒙古族人民喜愛的飲料之一。
2.馬奶酒
馬奶酒用蒙古族的語言來講就是“乞戈”或是“艾日戈”，它起源于蒙古族大草原的東西地區，最初是由馬奶簡單制作而成的含酒精量較低的飲料，具有味道濃厚、涼爽止渴等特點，是蒙古族人民招待來客的必備飲料之一。后來馬奶酒的做法逐漸精致，要求將新鮮的馬奶先放入生皮囊中，在陽光充裕處用特殊制定的木棍定期攪拌，促進馬奶的發酵。直到生皮囊的馬奶呈現出近似透明狀態、味道帶辣時，才發酵結束成為真正的馬奶酒。事實上，馬奶酒的發展歷史十分久遠，自《馬可?波羅行記》和元朝詩人耶律楚材的詩中都有所提及，并對馬奶酒的味道大力贊揚。經常飲用馬奶酒，有利于胃潰瘍、肺結核的病人恢復身體健康。
3.酸
作為蒙古族廣為流傳的飲料之一，一直深受蒙古族人民的喜愛。大多數人都不喜歡直接飲用新擠的牛奶，而是將之制作成為酸之后再飲用。酸的制作有兩種方法，一是將新擠的牛奶放入鍋里大火燒開，再放置陰涼處進行通風，促進其發酵，形成酸味;二是將新鮮的牛奶直接放到陽光充足的地方進行暴曬，促進其自然發酵，形成酸味之后便可直接飲用。酸的營養價值很高，味道純正，香氣撲鼻，是降火化痰、清涼解渴的最佳飲料之一。
4.全羊席
全羊席用蒙古族的語言來講也可稱之為“秀什”或“不禾勒”，是蒙古族招待重要客人的傳統菜。全羊席作為傳統菜肴中最隆重的一種，通常情況下只會出現在重要晚會或是婚禮中。全羊席的制作工藝十分講究，它要將烤熟的整只羊置于長方形的大碗盤中，呈現出活羊的形狀，味道十分鮮美，香氣濃郁，深受蒙古族人民的喜愛。在正式用餐之前，主人還要進行一場儀式來贊美這只整羊，并做真摯的禱告等。
（二）蒙古族住房與交通文化
1.蒙古包
蒙古包是蒙古族人民居住的傳統房屋，十分便于搭建和推移，在古代也被稱之為“穹廬”、“氈包”或“氈帳”。蒙古包的上方呈現出尖狀，整體是一個圓形，通常是采用柳木桿制作成為籬笆的形狀，設有大量的木頭椽子作為整個的支撐，搭建成為傘狀，屋頂上用厚厚的一層羊毛覆蓋住，屋頂中央設有通風的窗口，門朝南或東南方向。12個哈那的巨大蒙古包，占地面積近70平方米，十分少見，只有在20世紀末期的錫林郭勒盟第七屆那達慕大會上見到過，是目前為止最大的蒙古包。
2.勒勒車
勒勒車作為蒙古族常見的交通工具，最初是由樺木或是榆木構建而成。全車重量有百余斤，可承擔數百斤或是上千斤的重量。勒勒車的車輪十分巨大，車身反而很小很輕，大多是由十輛及其以下相連接，再由一到兩個的牧民（主要是女性）來駕駛，凸顯出蒙古族獨有的地域特色。通常情況下，勒勒車適用于短距離內的水運輸，也能夠進行遠距離的生活必需品的運輸。目前經過不斷完善之后的勒勒車，原先木質的車輪已經改為鐵輪，仍然是由馬或者是牛來拉，但速度方面得到了明顯的提升。
（三）蒙古族婚喪嫁娶文化
1.婚嫁
蒙古族的婚嫁分為搶婚和聘婚這兩種。搶婚是在奴隸制時期就已經存在的一種婚嫁制度，例如成吉思汗的父母的結合就是采取的這種形式;在奴隸制時期過后，蒙古族進入了封建制時期，開始推行婚聘制度。所謂的婚聘制度即男方在正式定親之前要多次向女方求親，并在定親之后根據實際情況給女方家送聘禮，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彩禮。蒙古族牧區通常是以牲畜作為聘禮，而農區基本是以衣服、珠寶作為聘禮。在牧民認為“久”是十分吉祥的數字，因此聘禮是從“久”開始，遵循“一九”到“久久”的規律，其中牲口最多可以有八十一頭。而對于部分貧困的牧民而言，聘禮牲口的數量可以是比九小的奇數，如三、五、七，但絕對不能是二、四、六、八的偶數。因此，在蒙古族流傳著一句俗語“媳婦娶得了，聘禮出不了”。事實上，蒙古族娶親的儀式也十分盛大，并繼承了傳統的男方去女方家過宿娶親的風俗。首先，娶親儀式會進行占卦選取良辰吉日，男方要在娶親的前一天穿上正裝，由專門的人駕駛彩車，與迎親的共同騎馬，帶上禮品去女方家里。到了女方家門前，先要圍繞女方家走上一圈，并獻上“碰門羊”一只以及帶來的所有禮品。其次，男方和女方要雙手持哈達，向父母長輩逐一獻上并敬酒，行跪拜叩首的大禮之后才算完成。隨后，男方及其同來的人一起入席用餐，到了夜晚還要舉行隆重的求名問庚的典禮。直到第二天早上，準新娘由其家人抱到迎親的彩車中去，準新郎要騎馬繞三圈彩車，之后迎親和送親的隊伍才能共同出發前往準新郎家里。在前往的過程中，迎親人和送親人的隊伍要進行競賽，開展“刁帽子”的友誼比賽。最后，在達到準新郎家里后，要進行盛大的婚禮儀式，也就是準新郎和準新娘不允許下馬車，而是先圍繞新郎家繞三圈，舉行拜火儀式，讓新娘和新郎一起從火堆上走過去，寓意著雙方的愛情更加圣潔純粹，婚后生活和諧美滿。在新娘和新郎共同進入蒙古包之后，要先叩拜佛祖和灶神，再叩見新郎的父母以及長輩。叩拜禮儀完成之后，由專門的梳頭婦人為新娘梳頭打扮，之后新娘便可等待婚宴的正式舉行。婚宴大多都是擺設蒙古傳統菜式之一的“羊背子”，將整個的羊分為七個大塊，卸除胸部放入鍋中大火煮熟，加入適量的鹽，煮熟之后用大銅盤盛放，除此以外，婚宴上還有全羊、奶制品、糖果等菜式。婚宴進行的過程中，新郎要手拿銀質的酒壺，新娘手拿銀質的酒碗，向家中長輩、來者賓客一一敬酒，并獻上代表真摯情感的哈達，眾人大口喝酒、大塊吃肉，姑娘們則與馬頭琴曲共同歡唱。這樣的婚宴要連續進行三天，親朋好友們才會盡興而歸。
2.葬禮
蒙古族的葬禮通常是采取的天葬，這是一種牧區推行的葬式，也被稱之為“野葬”“棄葬”。在人去世之后要先脫去其身上的舊衣服，換上新的衣服或是用白布包裹好，把尸體抬到勒勒車上，快速趕車前進，讓車劇烈顛簸起來，尸體受到顛簸掉下來的地方即最合適的葬地。隨后，快速地沿路返回，切忌回頭觀看。三天以后，死者家人去往葬地查看，倘若尸體被來往的野獸吃掉，則可以看作死者已經升入天堂;相反地，倘若尸體沒有被吃掉，則可以看作死者的魂魄還在，不利于后世的發展，因此要請喇嘛超度，驅散靈魂，并涂上厚厚的黃油在尸體上，吸引野獸前來。在葬禮舉行的49天之內，死者的后人不能剪發、不能有娛樂活動，在路上遇到熟悉的人也不能打招呼，以此來表達對死者的憑吊。
二、蒙古族傳統民俗文化對當代的啟示
（一）大力弘揚蒙古族的民俗文化，培養出高素質蒙古族文化人才
蒙古族沒有得到發展的最關鍵的因素就是缺乏高素質水平的人才和先進的科學生產力，教育教學時培養高素質人才的重要途徑，也是發展科學生產力的第一推動力。因此，受到蒙古族傳統民族文化的啟示，我們要大力弘揚蒙古族的民俗文化，培養出高素質蒙古族文化人才，堅持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不動搖。一方面，我們要先建立健全鼓勵政策和人才培養制度，尤其是要著手于蒙古族干部的選取。同志就這樣說過：“要吸收蒙古族的高素質水平人才，做好干部的培養工作，教育好蒙古族人民。”同志之所以這樣認為，是由于在蒙古族地區，蒙古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干部能夠起到漢族干部無法起到的作用，而蒙古族干部本就成長在蒙古族地區，十分熟悉本民族的民俗文化，與蒙古族人民關系非常密切，能夠表達蒙古族人民的真正需求，所以說只有蒙古族干部才能發揮領導作用。另外，不斷提高對這種作用的認識，不僅能夠有效地加強蒙古族干部的責任意識，還能夠促進多個民族之間的溝通交流。另一方面，要能及時地采取相應的措施，加強教育環境的建設，多途徑、多方面地進行科學文化知識的教育，提高蒙古族人民的整體素質，培養出高素質蒙古族文化人才。
（二）大力研究蒙古族的民俗文化，促進其得到更好的繼承和發展
民族文化的形成需要很長時間的積淀，民族文化具有特殊的含義，是一個民族發展過程、存在價值的體現，也是一個民族的存在根基。只有大力研究蒙古族的民俗文化，促進其得到更好的繼承和發展，才能真正使這個民族發展壯大起來。本民族民俗文化的學習，能夠帶來強烈的民族自豪感，有益于其他民族加深對這個民族發展歷史的了解，更好地完成民族工作。一個民族要能夠完成文化的繼承與發展，一定要能夠加強對本民族民俗文化以及各種優秀文化遺產的研究。在社會前進的歷史潮流中，在現代化開放發展的過程中，民俗文化肯定會受到影響發生新的改變，但絕對不能忽視對它的研究。與此同時，已經在民俗文化的繼承與發展上取得了重大的勝利果實，大大提升了蒙古族人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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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建筑是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產物，他本身就代表著一種文化類型，建筑與文化關系密切，建筑在不同時期反映不同的文化內涵，本文從儒家禮教、道家“天人合一”思想、民俗文化等方面探討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古建筑的影響。
建筑是文化的載體，文化是建筑的靈魂。建筑與文化兩者之間有著割不斷的淵源，中國傳統文化使中國古代建筑成為世界獨一無二的建筑體系1。
一、儒家禮教等級制與中國古建筑
儒家建立了一整套等級森嚴的倫理規范，直接影響到傳統建筑的布局、造型和色彩等方面。
中國古典建筑多以中軸線布局，主建筑為中，次要建筑在兩側，左右對稱，以眾多的單體建筑有序的組成一組建筑群體。這些單體是以中心建筑為核心，布局有嚴格的方向性，等級分明，層次清晰。其組成的方式是嚴格按照儒家“尊卑有序、上下有分，內外有別”的思想。縱向以北為上，東西為下，橫向結構以左為上，以右為下，居住方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中國古代建筑造型也都帶有濃厚的等級色彩，對內外檐裝修、屋頂瓦獸、梁枋彩繪、庭院擺設、室內陳設都有嚴格的限定。如中國傳統屋頂就分九級，其中以重檐廡殿頂級別最高，只有皇家和孔子殿堂才可以使用，其次為單檐廡殿、單檐歇山頂，再次是懸山頂、硬山頂、卷棚頂、攢尖頂、十字脊頂、盝頂、盔頂。硬山頂等級最低，根據清朝規定，六品以下官吏及平民住宅的正堂只能用懸山頂或硬山頂。
中國古代建筑對建筑物的裝飾色彩也有等級劃分，總的來說以黃色為尊，其下依次為：赤、綠、青、藍、黑、灰。宮殿用金、黃、赤色調，而民居卻只能用黑、灰，白為墻面及屋頂色調2。
二、道家“天人合一”思想與中國古建筑
老子提出“天人合一”觀點，認為人為自然界的組成部分，主張順應自然。這一觀念同樣影響了建筑的聚落選址、總體布局、室內外環境設計布置，直至取材及營造技術各方面。
中國古代房屋以“負陰抱陽、背山面水”為選址的基本原則和格局。古代風水學中，認為山體是大地的骨架，也是人們生活資源的天然庫府，水域是萬物生機之源泉。背負高山，面對江河，坐北朝南，享受最充足的陽光，是修建房屋的最佳的位置，這也體現了人渴望與自然相融合，從而達到天時、地利、人和的最佳的居住環境。3
“黃帝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古人認為宇宙萬物是由陰陽二氣的交互作用所生成，由此決定了宇宙萬物無不包含著陰陽的對立統一。“夫宅者，乃是陰陽之樞紐。”（《黃帝工經》），陰陽是生命的核心，住宅是生命的載體，中國民居正是以陰陽合成的觀念，塑造了以院落為中心和單元的基本平面格局，建筑空間外為陽，內為陰，高為陽，平為陰，屋宇為陽，院落為陰。在房屋室內設計中，院落承接陽光雨露、日月精華，納氣通風，具有“通天接地”的功能。以過廳、穿堂把院落和室內聯在一起，由于木結構框架系統的優點，使墻不承受上部結構的壓力，就可以任意開窗，特別是在南方，通向庭院的一邊，常常開滿一排落地長窗，一打開，使室內外的氣流完全貫通。在密集的居住狀態下，成功地協調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合理地解決了日照、通風、保溫、隔熱、反光和防噪等等問題。
在取材方面，中國的古建筑是唯一以木結構為主的建筑體系，木材是自然界的產物，是天然的，還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人們返樸歸真、回歸自然、融合自然的心理需求，木材較之石土更具有生命力，它本來就有自然的紋路，而且堅韌，便于加工，適合做房屋的各種構件，這還很好的和中國中庸的傳統思想相契合。
中國古建筑的外部造型也盡量表現出與自然協調的意念。他有虛有實，輪廓柔和，曲線豐富，在穩重中呈現出一定的變化。在建筑空間上，不像西方建筑那樣用超尺度的高大、空曠來表現建筑的莊重和神性。中國古代建筑體系，堅持有節制的人本主義建造原則，即是以人體尺度為原則，既要求“大壯”，又要“適形”，建筑高度和空間控制在適合人居住的尺度范圍內，具有初級的人體尺度思想，即使是皇宮、寺廟等建筑也常用小尺度的“院”不斷有規律的衍生來產生雄偉建筑群。而且建筑造型和高度還會考慮周邊環境，通過跟自然的借用，即是“托體同山阿”，使建筑與自然和諧統一，這也是“天一合一”思想的最好體現。
在建筑細節營造上面注重精致、隱借，不刻意加以裝飾，以圖案的美化和線條的豐富來柔和建筑造型，而這些構建在建筑結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斗拱在中國古建筑中運用得非常靈活和巧妙，它不但具有造型、裝飾的多重功能，還起到增加屋檐伸出的長度，縮短梁枋跨度，分散節點處的剪力。此外，用各種吉祥富貴的圖案，濃烈色彩繪制的梁柱，與白色的臺基相襯托，具有濃重、鮮明的對比感，營造了建筑莊重、大氣的氛圍，其實它還承載屋面荷載，具有抗地震的功能。還有碩大的屋頂有著漂亮的曲線和輕巧多姿的翼角，從不同角度和不同方向看都是曲線的，給予建筑一種柔美的自然之態，使之與山水林木等自然環境形成了和諧統一。
三、民俗文化與中國古建筑
早在殷周青銅時代就開始出現了顯示貴、服、吉、利的厚祿，功名、得子、迎福、納祥、聚寶、生財的福氣，以及長壽、成仙等主題的建筑裝飾圖案。中國人民發揮聰明才智，使象征手法在建筑裝飾中得到了充分的運用。比如龍為神獸，它成為了帝王的象征；獅子被稱為“百獸之王”，于是就成為威武、力量的象征，在民宅中常用于驅邪鎮宅。古建筑對屋頂、門窗、鋪地等部件都十分考究，在不同部件上繪制不同寓意的圖案，既美觀又表達了人們美好的愿望，圖案和建筑融為一體，相得益彰。
綜上所述，中國的古代建筑不僅是中國歷史與文化的見證，也是中國文化傳承的最主要的載體。它充分體現以“禮”為國家文化精神核心，強調自然與人的和諧統一，更表達了人們對美好愿望的期許，通過探討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古建筑的影響，挖掘中國古建筑的文化內涵，促使現代建筑吸取中國古建筑的精華，為今所用并繼承發揚，使中國傳統建筑體系能煥發新的生命活力。（作者單位：四川建筑職業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1]李長春.中國古代建筑設計與傳統文化思想[J].鄭州輕工業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03期
關鍵詞：生態文化；鄂爾多斯；資源；可持續發展
一，概述
（一）什么是蒙古族生態文化
生態文化是指人類在實踐中保護生態環境、追求生態平衡的一切活動及其成果，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可持續發展的知識和經驗等文化積淀。蒙古族的傳統生態思想理念中，歷來崇尚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生態哲學。強調人與自然息息相通、和諧一體，是蒙古族傳統生態文化價值觀的核心。
（二）蒙古族生態文化與鄂爾多斯資源開發利用的關系
鄂爾多斯位于西南部，是地球上最原始的古大陸之一。漫長的海陸變遷，地質構造運動孕育和形成了十分豐富的地上、地下資源。鄂爾多斯素有“地下煤海”之稱，目前，已發現的具有工業開采價值的重要礦產資源有33種，其儲量和品位在全國甚至在世界上也有極為重要的位置。同時還具有豐富的無機化工原料，食鹽、芒硝等純度、結晶度為國內外罕見。
蒙古族傳統生態文化在各個層面上體現出的“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的理念，無疑是可持續發展的知識和經驗等文化觀的積淀。挖掘這些優秀的文化遺產，對鄂爾多斯市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有重要的導向作用。
二，鄂爾多斯資源開發利用中存在的問題
能源優勢強有力的帶動了鄂爾多斯的經濟發展，但在能源的開發利用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如開發方式粗放，資源浪費嚴重，從能源資源方面看，盡管鄂爾多斯能源資源富集，煤炭資源儲量占到全國1/6，但淺層儲量僅為175億噸。如果仍使用傳統的資源輸出型開采模式，那么按現有的開采水平和回采率、增長率計算，不到20年時間，淺部資源就會被全部采完；環境污染嚴重，近年來，礦區的一些地方盲目追求經濟增長，出現了一批小型焦化爐，其廢氣物排放嚴重超標。導致資源浪費嚴重，環境質量惡化，草原生態受到破壞，直接影響了蒙古族傳統畜牧業經濟的發展；水資源嚴重短缺，目前鄂爾多斯市地下水位普遍下降，由于開采量大，造成地下水位下降，最大下降深度達8.0米左右；土地退化加重，
鄂爾多斯地區煤田主要是露天開采，排出大量的固體廢渣像煤矸石、廢石、泥土等固體廢棄物不僅占用大量的河谷灘地、耕地，同時還增加了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的程度。
三，鄂爾多斯資源可持續發展的對策與建議
蒙古族倡導有節制地向自然索取，最大限度地保護生態環境，敬畏自然、崇尚自然、尊重自然，倡導自然和諧的生態觀。鄂爾多斯對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完全可以從中汲取經驗和借鑒。
（一）優化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的優化是指推動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發展的過程，是實現產業結構與資源供給結構、技術結構、需求結構相適應的狀態。鄂爾多斯產業結構的調整就是要不斷調整三次產業結構，由主要依托第二產業為主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共同發展轉變；要不斷優化制造業等行業的產業、產品和企業組織結構。
（二）發展循環經濟。
當前，鄂爾多斯已進入重工業化和城鎮化加速發展的重要時期。隨著經濟快速增長和人口不斷增加，水資源不足和由于大量消費能源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將更加突出。因此，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是鄂爾多斯緩解能源約束矛盾，減少環境污染進而實現鄂爾多斯能源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
（三）政府部門應制定完善的政策，用行政手段保障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
研究制定鼓勵生產和使用節能產品的稅收政策以及節能型建筑的經濟政策等。深化能源價格改革，形成有利于節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價格機制。加大依法實施節能管理的力度。完善節能的相關法律法規，建立和完善節能監督機制，加大執法監督力度。
（四）產業部門應最大程度的節約資源、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
重點抓好重點耗能行業和企業的節能，突出抓好建筑業、汽車工業、冶金、煤炭、電力、石化、建材等重點耗能行業。用高新技術和先進實用技術改造和裝備傳統產業，大力發展低能耗的第三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加快淘汰能耗高、效率低、污染重的工藝、技術和設備。鼓勵和引導外商在高效節能等新領域的投資。
四，小結
鄂爾多斯這樣一個資源型地區，在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實現能源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同時也要對其本身進行改革調整，改變鄂爾多斯市產業布局，由能源產業獨大向產業多元化發展。在蒙古族的傳統生態觀中，全民參與是維持好草原生態的一個重要因素。另外一個很突出的特點是道德約束與法律強制并存，實現整體配套，動員全方位的力量，使鄂爾多斯經濟發展的成果惠及人民群眾，完成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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