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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9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8-0422(2011)01-0113-02
城市群作為城市化發展的高級產物，其形成與發展會對其所在區域發展形成強大的推動力。在我國城市化快速推進的背景下，有越來越多的城市群興起，而在每個城市群發展背后都有各自不同的發展動力機制。
1、城市群概念
1957年，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提出“大都市帶”的概念以來，’世界上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研究城市群體組織。我國學者姚士謀認為：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s)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圍內，具有相當數量的不同性質，類型和等級規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環境條件，以一個或兩個特大或大城市作為地區經濟的核心，借助于綜合運輸網的通達性，發生與發展純屬于個體之間的內在聯系，共同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城市“綜合體”。崔功豪等認為：城市密集區是城市低級階段，當城市密集區的城鎮密度以及城鎮之間的相互作用達到一定階段，出現一體化發展的狀態時，城市，密集區便實現了由量的積累到質的跨越，成為城市群。城市地區的空間序列的演化發展過程為：一般城市一都市區一城市密集區一都市圈與城市群一大都市圈一都市連綿區一都市帶。由此可見都市群是城市地區發展過程的一種狀態，它是由一個連續的空間范圍內的若干不同等級的城鎮，在中心城市的集聚與擴散效應下形成，并具有便捷的內部及對外交通運輸系統，社會經濟聯系密切，產業分工協調的一種復雜城鎮體系。
2、城市群發展的動力機制
城市群發展的動力機制是指促進城市群形成和發展的自然因素、經濟因素和社會政治因素。城市群作為一種復雜的巨系統，每個城市群都有各自不同的發展動力機制，而產業的集聚與擴散效應是城市群形成和發展的主要動力：
(1)集聚效應
在工業化的初、中期，一些鐵礦、煤炭、石油等資源蘊藏量豐富的區域依托當地豐富的資源發展重化TT業和能源工業，伴隨著區域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生產設施及其配套設施建設，同時發展了其上、下游產業及相應的服務性產業；在集聚效應的作用下，不同等級規模的生產相同或類似產品的企業在某一區域大量集聚，區內城鎮之間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通過產業關聯或其他方式逐漸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并形成合理的勞動地域分工體系，最終形成城市群。如德國的魯爾區域城市群，我國的遼中南城市群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等。
(2)擴散效應
隨著技術和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在城市化過程中，由于集聚效應的作用，城市規模不斷膨脹，產業迅速集中，并進一步促發了人口的大量集中，從而不可避免的會發生許多城市問題和社會問題，城市產業擴散是解決這些問題的一個重要措施，產業擴散的結果是在一個城市周圍，形成聯系若干個中小城鎮，這些城鎮之間由于存在著密切的產業聯系(或勞動地域分工聯系)而聯系緊密，最終以這一特大(大)城市為核心形成城市群(或都市圈)。
(3)區域網絡化組織發展
區域內的網絡化組織包括由交通運輸、通訊電力等物質性線路組成的物質性網絡和由市場中各種要素資源流動形成的非物質性網絡兩種。
物質性網絡組織對城市群形成的促進作用可以分為兩種情形。在工業化發展的初期和中期，在一些交通運輸業發達的港口城市，憑借其發達的交通運輸網絡發展如石油、化工、鋼鐵工業等相應的傳統產業，大量的不同規模的產業包括其配套產業、前后相關聯產業和服務產業受集聚效應的作用而在某一區域集聚，導致了區域大批城鎮的迅速發展，這些城鎮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而最終形成城市群。
另外一種情形是相互鄰近的城鎮之間，通過空間相互作用而逐漸形成由鐵路、公路、管道、通訊線路、電力等各種線路形成的物質性網絡組織，借助現代化的網絡組織各城市之間既可以沿相應的軸線進行產業布局又可以開展分工合作，增加區域城鎮之間的相互聯系，形成各具特色的勞動地域分工體系，最終形成城市群。
3、呼包鄂城市群概況分析
3.1 區域背景分析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中西部的核心區，是內蒙古的政治文化經濟及工業中心。其形成與發展是內蒙古近幾年取得飛速發展的最強動力，而呼包鄂城市群的發展與內蒙古整體發展息息相關，密不可分。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內蒙古經濟發展明顯加快。2000年至2008年，內蒙古經濟增長了2.66倍，年均增長17.6％，增速快于同期全國水平7.4個百分點，并連續7年增速居全國第一。2008年。全區完成生產總值7761.8億元，位于全國第十六位，西部第二位。截至2008年底，全區按常住人口計算的人均生產總值達到32214元，按2008年年平均匯率折算，為4638美元，居全國第八位，連續6年保持西部第一位。2008年全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4431元，位于全國第九位，西部第一位。2008年末全區城鎮人口1248.26萬人，城市化率達到51.7％，高于全國平均水平6個百分點，并且城市化水平仍在穩步增長。
3.2 呼包鄂城市群發展現狀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中部，由呼和浩特、包頭和鄂爾多斯三個地級市組成，下轄9個市區、2個礦區、15個旗縣、81個建制鎮、223個鄉鎮蘇木。三市總面積13.2萬km2，總人口670萬(20D8年)，域市化率達到67.2％(2008年)。2009年，呼包鄂三市GDP總量達到5720億元，占全區GDP總量的59％；地方財政收入達到810億元，占全區財政收入總量的58.8％，呼包鄂經濟發展水平已與沿海發達地區比肩。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從國家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23項指標來看，呼包鄂大部分已經達到或接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水平；從衡量現代化主要標志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城市建設三組指標來看，無論是三市GDP、恩格爾系數還是人均居住面積都已經達到或接近基本現代化的水平。
4、呼包鄂城市群發展動力機制分析
城市群在起步階段對自然因素的依賴較強，因此城市群往往形成于自然條件良好、地理位置優越、資源富集的地區。而在城市群的發展壯大階段，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總量，產業結構，經濟地位，產業分工協作等經濟因素的影響力將不斷加強。城市群的人口規模，人口分布，人口密度，國家方針政策，城市化水平等社會因素也是重要的城市群發展動力機制。城市群的形成離不開大量人口的集聚，而國家政策如基礎設施建設，政策引導等對城市群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一個城市群的形成和發展往往受到多種動力機制的共同影響，而同一機制在不同城市群發展的階段有不同的外在表現。
4.1 自然因素
4.1.1 區位條件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內蒙古中部，是連接西北華北和東北地區的重要節點，也是我國西部開發出海通道。與京津塘和關中城市群相鄰，靠近西北經濟圈和環渤海經濟圈，北部與蒙古國接壤，有方便的對外貿易口岸。位于眾多城市群和經濟圈的輻射范圍內是呼包鄂城市群最大的區位優勢，與周邊經濟實體的相互作用也必將加快呼包鄂城市群的發展速度，并提升呼包鄂城市群在區域經濟活動中的影響力。
4.1.2 資源條件
呼包鄂地區礦產資源豐富，探明煤炭儲量為1592億噸。占自治區已探明儲量的70％，擁有東勝、準格爾等我國著名的大型煤田。天然氣總資源量4.57萬億m3，探明儲量為7000億m3，其中蘇里格天然氣探明儲量已達6026億m3，是我國最大的天然氣整裝氣田。稀土儲量居世界首位，白云鄂博稀土總儲量就達1億噸。約占世界已探明儲量的50％以上，占全國儲量的800以上。已探明鐵礦保有儲量17億噸，占自治區保有儲量的70％，其中以自云鄂博大型鐵礦最為著名，有色金屬和非金屬礦產資源蘊藏極為豐富。主要非金屬礦產儲量為，天然堿6000萬噸、芒硝70億噸、高嶺土65億噸、石膏35億噸、方沸石5000萬噸，并且匹配條件好，靠近煤源、靠近黃河水源、靠近電網。黃河貫穿“金三角”腹地近千里，多年平均徑流量250-350億m3，土默川平原是優質富水區，相對充足的水源為呼包鄂地區經濟發展和生活用水提供了保障。
4.2 經濟因素
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呼包鄂城市群依托資源優勢在經濟發展方面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2009年，三市GDP總量達到5720億元，占全區GDP總量的59％：地方財政收入達到810億元，占全區財政收入總量的58.8％。雖然在經濟總量上無法與長三角和珠三角等城市群相比，但在人均水平上已與沿海發達地區比肩。呼包鄂經過十年的快速發展，已經基本實現了城市群起步階段的原始積累，為城市進一步發展壯大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4.2.1 產業結構
目前呼包鄂城市群的三次產業結構已經演進到4.0：52.1：43.9，形成了二三一的產業結構形式，按照C，克拉克和A.G.B，費希爾的區域產業機構理論的描述，呼包鄂城市群已經進入了工業社會的成熟階段。三市主導產業各有偏重，呼和浩特作為內蒙古首府城市，是自治區政治、經濟、科技、教育、藝術、文化中心，第三產業較其他兩市更為發達。包頭則是偏重工業的傳統工業城市。鄂爾多斯偏重于利用資源優勢，發展能源產業。在產業結構方面，呼包鄂三市之間并沒有出現嚴重的產業趨同，重復建設的現象，而是形成了優勢互補、分工寫作的良好局面。
4.2.2 特色產業
呼包鄂能源化工產業，在產業鏈方面不斷延伸和拓展，在科技含量上不斷提高創新。正逐步成為我國現在化能源基地。此外，畜產品加工業在全國處于領先行列，呼和浩特作為我國乳都，擁有伊利、蒙牛等乳制品行業的領軍企業，在乳制品加工制作方面無論是規模還是技術都領先于國內其他地區。鄂爾多斯的羊絨制品加工行業在國內處于先進行列。包頭擁有世界第一的稀土儲量，稀土產業的研究和開發已經走在世界前列。另外，呼包鄂地區擁有得天獨厚的旅游資源，旅游業正不斷發展壯大，以蒙古族風情及草原文化作為特色的生態旅游，每年都吸引著數以萬計的游客前來觀光旅游。
4.3 社會政治因素
4.3.1 人口條件
呼包鄂城市群最突出的特點是地廣人稀，截止2008年，三市總人口達到690萬人，其中呼和浩特260萬人、包頭251萬人、鄂爾多斯159萬人。三市總面積13.2萬km2，城市化率達到67.2％。雖然人口規模于國內其他城市群相比處于劣勢，但在人均經濟指標上已經達到國內發達城市水平。呼包鄂城市群人口素質相對較高，三市集中了全區60％以上的科研開發機構，75％的科技人員和大部分自治區重點高校。人口分布方面60的人口集中于市區。其中，呼和浩特市區人口為160萬人，包頭市區人口為180萬人，鄂爾多斯市區人口為60萬人。旗縣人口分布較少，人口密度偏低。
4.3.2 政策條件
國家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為呼包鄂城市群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境，一系列優惠政策及大量資金的投入，在加快呼包鄂基礎設施和工業園區建設步伐的同時也加快了呼包鄂城市化的進程。呼包鄂城市群充分利用國家優惠政結合自身優勢，在短短十年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4.4 交通條件
呼包鄂城市通聯系主要以公路鐵路為主。公路方面，有G110、G109、G210、G209等交通干線與華北、東北、西北、華中地區及蒙古、俄羅斯等國相通。三市之間基本形成了便捷的高速公路環網，城市群內部實現了三小時內互通。鐵路方面，京包、包蘭線橫穿呼和浩特和包頭，包神線(包兩線)、縱貫包頭和鄂爾多斯。另外還有豐準線，集二線，集通線等鐵路與自治區內其他盟市連通。航空客運方面，三市各有機場一座，分別有呼和浩特的白塔國際機場、包頭的二里半機場和鄂爾多斯的伊金霍洛機場，其中呼和浩特的自塔國際機場是首都機場的最大備用機場，開通國內國際70多條航線，可通達國內各主要城市和歐洲、亞洲主要城市。
5、總結
目前呼包鄂城市群已成為內蒙古最為發達的地區，是全國重要的能源重化工業基地、西部地區發展最快的經濟板塊和全國最為活躍的經濟區域之一。呼包鄂地區雖然發展較快，但是還存在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例如：呼包鄂城市群總體實力還不強，與長三角、京津唐等城市群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城市群內的中小城鎮發展相對滯后，還未形成完善的城鎮等級結構體系。另外社會生產力水平不高，科技創新能力較弱，低水平的同構發展、惡性競爭現象卻相對嚴重。
與國內其他大型城市群相比，呼包鄂城市群人口總數較少，且分布不均。約60％的人口集中于市區，旗縣人口數量少、人口密度低、發展動力不足。城市群首位度較高，城市群內中小城鎮發展滯后。應著力發展人口較多，經濟基礎較好的中心鎮，加強中心鎮基礎設施建設，積極引入勞動密集型產業，增加勞動就業崗位，加快中心鎮人口的機械增長速度。將條件好的中心鎮發展為縣級市，并逐漸發展為城市群次中心，再利用次中心帶動周邊旗縣發展，最終完善呼包鄂城市群的城鎮等級結構體系。
在城市群產業結構優化過程中，可以將中心市區的一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至周邊發展條件較好的中心鎮，以帶動中心市區周邊小城鎮的快速發展。加大對于高新技術園區建設的投入，一方面積極引進技術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提高產業經濟效益，另一方面，為承接京津冀地區產業轉移提供良好的條件。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為社會提供更多的勞動就業崗位，提高流動人口數量，加快城市人口機械增長。另外還應注重高科技人才的引進，提升能源產業科技創新水平，提高產業附加值，拓展產業鏈，發展循環經濟。
在呼包鄂城市通網絡建設中，應加強城市群內支網建設，提高城市群網絡密度，為城市群內各旗縣發展提供便利的交通條件。抓住國家大力發展高速條路的時機，建設連通包頭至西安、呼和浩特至北京的高速鐵路，形成京津唐城市群一呼包鄂城市群一關中城市群發展軸線，縮短三個城市群之間的時空距離，加強相互之間的聯系與合作。加強與自治區內周邊各盟市的交通聯系，形成網絡結構，為呼包鄂城市群發揮區域帶動作用提供便利條件。
參考文獻：
[1]姚士謀，中國的城市群[M]，北京：中國科技大學出版社，1992.
[2]崔功豪等，當代區域規劃導論[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5.
[3]劉靜玉，王發曾，城市群形成發展的動力機制研究[J]，開發研究，2004(6).
關鍵詞：長三角城市群；格局演進；動力機制；發展趨勢
作者簡介：周昌林(1963－)，男，安徽無為人，復旦大學應用經濟學博士后研究人員，碩士生導師；李江(1976－)，男，山東安丘人，浙江大學寧波理工學院講師，經濟學博士。
中圖分類號：F12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7)05－0073－03 收稿日期：2007－04－20
進入21世紀后，世界經濟增長的重心正向亞洲太平洋地區轉移，中國正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增長極。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長江三角洲(簡稱“長三角”)地區正逐步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最突出的增長極，長三角內部城市群的空間格局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要求，在不斷演進，正朝著世界第六大城市群邁進。
一、長三角城市群的格局演進
縱觀中國近現代史，長三角的城市空間格局一直處在一個劇烈的變化當中。最早的大城市是江寧、揚州、蘇州、杭州。江寧即南京，六朝古都，始終是長三角的政治中心和軍事中心。揚州在清代中葉以前也是世界級的大都市，其繁華程度不讓倫敦、巴黎。揚州的繁榮得益于鹽商和漕運，但隨著徽州鹽商的消亡及運河時代的結束，揚州便快速地衰敗下去(冀朝鼎，1981)。蘇州、杭州作為城市起碼都有千年以上的歷史。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是長三角的經濟中心、商貿中心、文化中心。但在20世紀初期，被長三角最東端的上海所代替。時至今日，長江三角洲城市空間格局圍繞“一核兩群”，正在醞釀著一場新變化。
(一)上海核心城市。上海市作為我國沿海、沿江兩條經濟帶的“交匯點”，擁有堅實的區域基礎。進一步謀求產業結構、城市功能和區域布局的三位一體，上海市有必要、有條件發展成為國際經濟中心城市。在眾多衡量國際經濟中心城市(特別是沿海城市)的指標中，年資金融通總量、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港口吞吐量、外匯市場日交易量、外貿進出口總額是其中最關鍵的五項指標。從這些指標來衡量，上海與國際大都市還有不小距離。東京面積只有上海1/3強，人口密度卻是上海的2.8倍，人均GDP則是上海的21倍；太平洋西海岸的美國加州人口只有上海一半，而GDP則與我國全國經濟總量相當，是上海的20倍(郁鴻勝，2005年)。
(二)寧－蘇－徐城市群。寧－蘇－常城市群形成以前，對農村人口的轉移自80年代以來較多地強調“離土不離鄉”，較多地強調小城鎮的“蓄水池”作用，忽視了城鎮化的集聚功能，從而未能充分預見、發掘、抓住城鎮化對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許多潛在機遇。如今，該城市群，特別是蘇錫常地區，已進人工業化后期，由工業化推動城市(鎮)化趨勢在加速。2000年江蘇省城市工作會議對全省城市發展戰略做出新的調整，突出強調大城市的作用。“著力把地區條件較優、綜合實力較強、城鎮基礎較好的南京、蘇州、無錫、徐州四個特大城市進一步做強、做大、做優、做美，通過強化南京、蘇錫常、徐州三個城市圈的功能，更好地帶動全省城鎮的快速發展”。
(三)杭－甬城市群。從有利于發揮優勢、增強中心功能出發，杭－甬城市群的產業結構和空間布局正在逐步被優化。杭－甬城市群的特點是，以體制改革作為推動力，消除城鄉分割的種種體制障礙、政策障礙，建立有利于城鎮集聚和城鎮建設的新機制。杭州，作為長江三角洲重要經濟中心和國際風景旅游城市，要在較高起點上考慮產業發展，著力培育較強的產業、技術創新功能，較強的商品和生產要素集散功能，較強的信息、旅游等綜合服務功能。而長三角最南端的寧波，其最大優勢是擁有得天獨厚的深水海岸線資源，非常有利于港口海運業和臨港型工業發展，建設現代化國際港口城市，加快確立區域功能分工優勢。總結長三角城市群形成的過程，可以說是一個“遞進式”的城市發展進程，城市建設由粗放式逐步轉向集約式。這一轉變過程大致分為4個階段：第一，小城鎮建設階段，即城鎮化階段。蘇南的小城鎮有歷史基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城鎮建設改善了企業和農村居民的生存環境，使農村面貌大大改觀。但小城鎮不可避免地存在基礎設施落后、規模效益和聚集效應差、土地浪費、三產不發達及企業辦社會等弊端。尤其在沒有制度變革的情況下，小城鎮建設又一次地復制了二元體制，成為制止農民進城的權宜之策。第二，中小城市建設階段。以縣治所在鎮為基礎的中小城市發展受兩大趨勢的推動。一是部分農村企業的高層主管、村鎮干部、務工青年農民、中小企業主及個體工商業者開始進城居住。二是產業集中發展趨勢加快。一般說來，一個中小城市擁有一個省級開發區和一個民營開發區，這些開發區基礎設施基本上完成，優惠措施、管理制度、服務水平都比較規范，因而成為投資建設熱土，外資企業和本地大型技改項目都安排在開發區。在城市整治過程中，住宅建設和開發區建設的兩大趨勢使縣級市市區形成內圈是商業區、中國是生活辦公區、外圈是工業區的城市布局，小城市日益豐滿。第三，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階段。如前面所述，中心城市作用不可代替，由分散化走向集中化是城市化的一般規律。第四，形成城市群。城市群的實質是由集中化走向一體化，謀求區域經濟的協調和共同發展。目前，建城市群在長三角已形成共識。傳統小城鎮以步行為半徑，小城市(縣城)一般以自行車為半徑，大城市、特大城市以汽車為半徑，而城市群，則以高速路、輕軌等城際交通工具為半徑，以現代通訊技術為信息聯絡的主要手段。無疑，城市群在邏輯上是城市化的最高形式。
二、長三角城市群形成的動力機制
長三角城市群，形成機制有著不同于以往國外大城市群的鮮明特征，推進長三角城市群形成的動力機制主要包括：
(一)人地緊張關系。高密度的城市社會仍是長三角城市群的基本現實。拿規模和人口密度堪稱發達國家城市之最的東京大城市群作比較，2000年東京23區的人口密度為1．31萬人／平方公里，而上海浦西地區的人口密度在上個世紀末就高達3.76萬人／平方公里，是東京23區的1.77倍(朱英明，2004年)。在龐大的人口背景下考慮城市群的演化，在長三角出現人口過億的大城市群之可能性已是無庸置疑。一方面，無論是基礎設施建設、產品發展和就業，還是醫療、上學、福利、社會保障，其規模都將會十分巨大；另一方面，城市土地和各種資源日益緊缺以及高昂的環境代價，都可能制約從而調整長三角城市群的演化過程。要有效形成高密度、大規模的城市群，兩項基礎工作必須做好。一是建設公共交通體系，二是建立促進土地高度利用的機制。就前者而言，以小汽車為主的交通骨架不可能有效，進一步地，城市群只有連接世界
和全國的廣域交通體系才可能有效運轉。就后者來說，只有通過導入嚴格的土地利用總量控制、土地利用資產稅以及技術替代等機制，才能實現土地的集約有效利用。由于城市生存條件好，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城市群區域內出現農村向城市，小城市向大城市的人才、資金等生產要素的流動，使集聚區域的地價不斷攀升。市中心地價上漲到相當幅度，又會迫使經濟活動向郊區擴散。上海發展衛星城，杭州、南京郊縣改區，適應了產生多中心的需求。
(二)各地政府間競爭與合作。長三角城市群的各級政府無論是在制度創新還是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都存在一種既競爭又合作的關系。“蒂布特(1956)理論”(公共產品的競爭性供給)深入討論城市政府有序競爭的積極意義。競爭是因為地方政府只有率先改革和創新，才能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即軟環境；只有率先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才能創造良好的硬環境。而擁有良好的制度環境和基礎設施環境，是集聚和優化生產要素、降低交易成本、實現地方快速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博弈理論”又從另一個側面剖析了政府合作的積極意義。合作則是因為各個行政區政府在制度創新方面的交流，有助于改善要素自由流動的制度環境，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溝通，則有助于加快生產要素的流動，降低交易費用，從而達到實現地方快速發展的目的。因此，盡管存在地方政府間的競爭，但地方政府間的合作也一直未停止過，這種合作是競爭中的合作。上個世紀90年代初，成立了長三角經濟協作辦主任聯席會議，后聯席會議升格為市長級協調組織，并更名為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協調會積極推動城市間的資產重組，打破壁壘，促進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加強政策的協調性、一致性，推動市場的開放性、統一性，更好地實現聯動發展，互利共贏。本世紀初，成立了滬蘇浙省(市)長座談會制度，相關部門負責人定期召開座談會，商議經濟合作事宜，把共同構筑區域大交通、區域生態環境治理、區域旅游客運網絡、區域信息資源共享、區域天然氣管道網絡5大專題(洪銀興、劉志彪，2003)，作為合作推進的重點和基礎，對改善城市群形成的基礎條件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三)企業區位選擇
企業區位選擇，無論是對微觀空間結構，還是在城市空間格局的演進上正起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第一，從產業集聚角度看，企業區位選擇主要由運輸導向和當地投入品導向。產業集群的空間區位的形成，其機制是地方化經濟和城市化經濟，規模報酬遞增是產業集聚的根本動因。與此相應，產業集聚進一步引致人口的空間集中。
第二，在城市群內，企業區位選擇與城市規模――等級體系密切相關。企業從土地和勞動力成本考慮出發，其縱向聯合、空間分散的生產組織方式，比起縱向聯合、空間集聚的生產組織方式來要有利些。而從企業的聯系費用考慮，企業在空間上不應分離過于遙遠，需要一定的集聚。城市群內企業將占地多、技術含量低的加工環節遷往層級較低的城市，而將公司總部研發機構遷往較高層級城市，就是上述兩個方面綜合考慮的結果，從而導致城市群地域結構發生變化。
第三，隨著經濟全球化，企業區位選擇越來越關注城市國際化程度。城市群發展獲得了新的動力，出現了“代工生產(OEM)”這種新的國際分工發展形式。以跨國公司FDI為特色，來自發達國家的制造業轉移明顯影響長三角城市群空間的走向。曼紐爾-卡斯特(2001)研究了IT產業四種獨特操作所尋求的四種不同的區位類型：(1)研發、創新與原型制作，集中于核心地區高度創新的工業中心；(2)技術性的制造，位于母國新興工業化地區的分支工廠；(3)半技術、大規模的組裝與測試工作，相當部分位于境外；(4)按照顧客需要而調整設備、售后維修和技術支持，通常是位居主要電子市場所在。由此看來，長三角在全球IT分工體系中大約處于卡斯特分析的第3、4種區位。目前全球500強中已有300余強人駐上海，百余家跨國公司地區總部注冊上海，以長三角為腹地，構建其垂直分工體系。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它不可回避地要擔當起新時期國家戰略的重任。大城市群是全球一體化下國際競爭的基本單元，因為只有大城市才能具備與世界進行分工交流所需的完備的基礎設施，只有大城市群才能有足夠的產業集聚和經濟規模參與全球的競爭。當前長三角城市群有越來越多的制造和服務部門都開始面向全球。
(四)信息技術滲透。長三角城市群的興起適逢世界進入信息化時代。伴隨著互聯網興起，時空距離縮短了，人們的生產方式、交易方式和生活方法隨之得到改變，而這一切都會深刻地影響產業特征、城市內部空間結構特征甚至是城市群的演化特征。信息技術滲透使經濟增長方式從增量模式轉向效益模式，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推動了要素地位的變化，使產業布局和城市規劃更趨合理，比如，長三角地區在2003年就在全國率先啟動信息高速公路的示范建設，啟動“數字城市”工程，建設寬帶多媒體信息網絡、地理信息系統、物流信息系統等基礎設施平臺整合城市信息資源，使信息在城市間充分、快速的流動起來。基于此，作為能量高度集聚的大城市的擴散效應將通過信息網絡成倍放大，便捷的交流使發生聯系的機會大大增加。由于發展了更多的關系，也使關系更為復雜，最終導致城市更進一步發展而不是萎縮。
三、長三角城市群的發展趨勢
(一)形成“多點并重”發展格局。多座城市快速發展，各自具有較大的經濟規模和較高的發展水平，是后長三角時代的一個基本特點。上海由于其國際大都市地位，當前和未來都是長三角地區的耀眼明星。周邊的蘇州、無錫、杭州、寧波等10余座大中城市，發展速度快于上海，總體規模和發展水平逐漸接近上海，這就和上海一起，形成整體快速發展格局。按粗略預測，大致在2010年前，無錫、常州，以及杭州、寧波、紹興等市，人均GDP將接近或達到上海水平，其中蘇州已經達到。人均GDP并不是衡量區域經濟關系的唯一指標，但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意味著周邊地區也具有了與上海相近的發展水平、發展起點和競爭實力，意味著自上海開埠以來與周邊區域形成的發展差距，轉變為區域并重發展格局。
(二)形成多層次經濟圈。多層次經濟圈，是長三角區別于世界其他大城市群的一個重要優勢。第一層次是上海核心城市。上海是長三角各市低交易成本的外向窗口和通往世界的主要管道，是長三角其它各市金融、資本、信息、高新科技、人才等的服務中心。第二層次是蘇南和環杭州灣城市群，世界其他大城市群，也有這一層次，但長三角周邊城市群，的發展空間之大、經濟實力之強，則是其它大城市群所沒有的。第三個層次是蘇中、蘇北，以及浙江的溫臺和金(華)－衢(州)－麗(水)經濟圈。通常并不把這些地區包含在長三角之內，但它們顯然受到了上海核心城市，以及蘇南和環杭州灣地區的很強影響。從經濟地理角度考察，可以稱之為長三角地區的邊緣或區域。
(三)形成制造業基地和投資中心。從統計年鑒數據分析來看，自1997年開始，滬蘇浙制造業終于結束了占全國比重下降的趨勢。2003年，三地制造業增加值占全國的25％，2005年達到31％。到2010年，假定人民幣匯率穩定，長三角制造業占世界比重，有可能達到2.1％，到2020年，則將達到4％左右。按此推論，20年后，滬蘇浙制造業占全球比重，有可能達到8％左右，高于目前東京圈制造業占世界比重的1倍多。由于經濟發展水平提高，本地經濟密度增加，導致要素價格上升、發展空間縮小、利潤率下降，這就將促使企業家向外拓展尋找商機、資本向外流動擴張盈利空間、產業向外轉移增強競爭力。從積極的意義看，這將促使本地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水平、本地經濟與全國經濟之間，不斷在更高的水平上形成積極均衡，有利于長三角經濟社會長期穩定協調發展。
關鍵詞：污水處理；自動控制；智能控制
1引言
自動控制相對人工控制概念而言，是指在無人直接參與的情況下，利用控制器操縱被控對象，使被控量自動地按照預定的規律運行。采用先進的自動控制技術，既可以優化運行過程，節能降耗，又能保證操作的安全，提高生產率，改善工作環境。在早期的污水處理廠運行和管理中，大多根據處理經驗進行人工控制，因此運行過程中常會產生較大誤差。即使是一些高效的處理系統，也常會因為沒有實現自動化系統控制，而大大削減其應有的功效.[1]。雖然自動控制系統的造價不菲，短期內難以回收成本，但從長遠角度看，采用自控系統將節省大量的人力成本及運行費用。綜合來看，引進自控技術對污水處理行業來說，是提高運行管理效率并有效降低處理成本的明智選擇。
2傳統污水處理控制方式
傳統污水處理控制方式包括人工控制和半自動控制。早期的污水處理廠基本上采用人工控制，其典型的控制方式為：現場顯示儀表+人工調節。該方式采用檢測儀表對污水處理過程中的液位、流量、溫度、濁度、pH值、DO、BOD.5、COD、MLVSS等指標進行在線或離線采集，再根據測量數據調整設備狀態，如閥門的開閉與開度、電機的啟停等。采用這種控制方式，工作人員的勞動強度很大，且控制過程易出現滯后或易受操作人員的主觀因素影響。因此，人工控制方式很難進行快速和有效的實時控制，往往導致出水水質不穩定。
后期出現的半自動控制方式相比前者有了明顯的進步。該方式由數據采集裝置對過程量進行采樣并輸入到控制室，控制室內設置有模擬顯示器，可顯示水質參數、水泵、風機和閥門等的運行狀態，監控運行過程。操作員可以通過模擬屏控制部分設備的啟停，而其余的設備則需要操作人員現場控制.[2]。半自動控制方式還是存在生產過程無法集中監控的問題，自動化程度較低。
傳統污水處理控制方式受制于落后的自控技術而顯現出上述的種種缺陷和不足，隨著自動控制技術、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的突飛猛進，污水處理的自動化水平也越來越高。
3污水處理自動控制技術的研究與應用現狀
3.1研究現狀
近些年來，業內很多專家學者對污水處理過程的自動控制展開研究，探索實現出水高達標率與單位低能耗的一系列控制方法。
Zipper等.[3]設計了一套適用于小型污水廠的自控系統，它的核心是一臺基于ORP參數監控的控制器。該控制器按預先設定好的程序自動運行，能夠在硝化與反硝化的過程中不斷進行調整和優化，從而降低了能耗。中試結果顯示，污水處理廠的實際負荷與ORP曲線變化有很強的相關性，采用兩點ORP控制保證了在增加負荷時硝化時間占運行時間的比率也相應增加，這些研究成果為開發制定小型污水廠控制策略奠定了基礎。Yu等.[4]設計開發出帶有實時ORP和pH值監控系統的SBR反應器，該系統主要由智能儀表、計算機（人機界面）和控制、執行機構組成。由智能儀表測量出模擬信號，經A/D轉換器轉換為數字信號，再輸入計算機，計算機對輸入的數字信號進行采樣分析后形成控制信號傳遞到下位控制器，進而啟動或停止攪拌器、鼓風機等設備。結果顯示，采用參數實時控制的SBR反應器較之于固定時序控制反應器，底物去除率提高5%左右，曝氣量降低了20%左右。Puznava等.[5]在同步硝化/反硝化的生物濾池中引入了實時曝氣控制，建立了基于NH.3-N和DO實時監測的串聯控制。與傳統硝化-反硝化生物曝氣濾池法（BAF）相比，采用該控制方式達到相同處理效果時，曝氣量僅為傳統方法的一半，節能效果明顯。
3.2工程應用現狀
發達國家在污水二級處理普及后，投入巨資加強對污水處理設施的監測、運行和管理方面的研發，實現了計算機控制、報警和實時記錄。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實現污水處理廠的自動控制，目前主要污水處理廠已實現工藝流程中主要參數的自動監控。
發達國家非常重視通過先進控制技術節約能源，例如DO的合理控制能節省運行費用，保證出水水質，瑞典Kallby污水處理廠，通過DO設定值優化，曝氣能耗降低了32%。美國Stickney污水處理廠（303萬t/d）于1998年投入300萬美元用于建立曝氣池自動監控系統，每年可節約47萬美元電費和72.5萬美元的人工費，投資可在兩年半內收回.[6]。
國外應用先進自控系統的污水處理廠一般具有以下特點.[7]：①采用分布式計算機監控系統，設置中央控制室和多個分控站，工作人員通過中控計算機和通訊網絡進行管理和維護，可實現現場無人值守；②監控系統采用冗余化設計，各分控站有獨立工作能力，大大增強了系統的安全性和可靠性；③采用智能化控制，可根據進水的變化自動對工藝過程進行調整；④大量采用先進的在線水質分析儀和智能儀表，可提供高精度的檢測和準確的控制數據；⑤大量采用遙測、遙控設備，有效地利用現有的公共信息通訊網絡。
相比國外，我國污水處理自動控制起步晚，20世紀90年代后期污水處理廠才開始引進自動控制系統，但大多是直接引進國外成套的自控設備，國產的自動控制產品在污水處理領域應用不多且集中在低端產品，但目前發展很迅猛。目前，國內技術較成熟的是由中央控制室計算機和現場級PLC控制單元組成的集散式控制系統（DCS），它通過通訊網絡將中央級監控總站和若干現場控制總站連接起來，構成集中管理、分散控制的計算機測控管理系統。系統擴展容易，各部分功能獨立，可根據生產需要增加PLC模塊，實現了真正的信息管理和集中調度，并且能夠將功能及控制進行分散管理，中控室計算機出現故障，各現場分站仍能獨立、穩定地工作，這從根本上提高了系統的可靠性.[8]。河北承德市某日處理量3萬t的小型生活污水處理廠，早期為人工控制，出水COD在60mg/L水平時，電耗0.3kW?h/t，成本0.51元/t；該廠進行自控系統（DCS+PLC）升級改造后，出水COD為50mg/L時，電耗為0.22kW?h/t，成本0.45元/t，噸水降低電耗成本0.06元/t，年可節約電費64.8萬元，同時人工費及其他費用也相應降低，經濟效益顯著.[9]。
3.3現階段存在的問題
（1）無法精確建模。自動控制系統要求建立精確的數學模型，并且提出必須遵循一些比較苛刻的線性化假設，然而實際污水處理系統由于存在復雜性、非線性、時變性、不確定性和不完全性等，一般難以獲得精確的數學模型和與實際相符的假設，因此采用傳統控制理論建立的污水處理自動控制系統在實際工程應用上存在出水水質波動較大等問題。
（2）使用水質間接參數給系統帶來風險。反映污水水質的直接參數，如BOD、COD、SS等很難在線監測，不少實驗研究中采用DO、pH值和ORP等易于在線監測的間接參數來降低曝氣量和控制出水水質，一些污水處理廠也應用到了工程實際中。但這些控制參數只能間接地反映污水處理生化過程，運行過程一旦出現異常情況，系統缺乏相應的應急預案，難以做出正確判斷，導致整個控制系統的癱瘓.[10]。
（3）自動化儀表、設備的性能和可靠性不強。污水處理自動控制系統需要對大量閥門、泵、鼓風機和吸（刮）泥機、曝氣池和污泥消化池內的攪拌器等機械設備及沉淀池和消化池進、排泥量進行控制，因此污水處理廠需要自動控制的開關量特別多，它們常常要根據一定時間或邏輯順序定時啟/停.[11]。但當前污水處理自動控制系統中采用的自動化檢測設備、儀表的功能還不完善，在實際監測中往往難以實現預期效果、誤差很大，因此依靠這些檢測設備判斷污水處理情況并實施自動控制，很難達到處理水質達標排放和節約能源的目的。此外，還存在網絡通信以及系統易受干擾等問題。
4污水處理自動控制的發展趨勢分析
智能控制是污水處理自動控制的發展趨勢，它作為自動控制發展的高級階段，是人工智能、控制論、系統論和信息論等多種學科的高度綜合與集成。智能控制主要包括模糊控制、神經網絡控制、自學習控制和專家控制等。由于智能控制系統具有自學習、自適應和自組織功能，特別適用于復雜的污水處理動態過程的控制，因此，近年來智能控制在歐美、日本的給水處理、污水生物處理、污水的物理化學處理中都有典型的成功應用，正在研究與開發的項目更是不勝枚舉.[12]。
4.1模糊控制
模糊控制（Fuzzy Control）能將操作者或專家的控制經驗和知識表達成語言變量描述的控制規則，然后用這些規則去控制系統。模糊控制適合用于數學模型未知的、復雜的非線性系統的控制，因此模糊控制方法特別適用于水處理過程，其在活性污泥法節能方面的效果顯著，并已應用于污水處理的多個領域。
曾薇、彭永臻等.[13]以溶解氧作為SBR法模糊控制參數，處理石化廢水。通過大量實驗，總結出反應初始階段（曝氣10min左右）溶解氧濃度不僅能間接反映進水有機物濃度，而且對整個反應過程都有重要影響。溶解氧的高低主要受曝氣量大小控制，根據初始階段溶解氧的濃度變化及變化情況預測進水有機物濃度，進而實現對曝氣量的模糊控制。研究還發現，當COD幾乎不再降解時溶解氧值迅速大幅升高，理論上可以根據DO的這一變化特點對好氧曝氣時間進行模糊控制。
張翔等.[14]采用模糊自適應PID控制方法控制SBR污水處理工藝中的DO參數，并設計了基于模糊自適應PID的控制系統。仿真結果和實際應用表明，采用模糊自適應PID控制器后，顯示出較強的魯棒性，控制系統的響應速度加快。
4.2神經網絡控制
基于人工神經網絡的控制 （ANN―based Control） 簡稱神經控制。神經網絡是通過模擬人腦的神經網絡結構和行為，由大量簡單的人工神經元廣泛聯結而成的復雜網絡。它的自適應性很強，并具有學習能力、非線性映射和容錯能力，其最大的優點是可以充分逼近任意復雜的非線性關系并與其他控制方法相結合。神經網絡因具備上述特點，備受國內外污水處理專家矚目。近年來，一些研究人員在污水處理自控系統中開展人工神經網絡控制的研究，取得了許多很有價值的成果。常用于污水處理中的神經網絡有誤差反向傳播（BP）神經網絡、徑向基函數（RBF）神經網絡和自適應神經網絡等。
Tay 等.[15]在模糊神經網絡模型的基礎上，為污水厭氧處理系統開發出快速預測神經模糊模型來預測高速率厭氧系統對干擾的響應，該系統可提前1h對不同系統的干擾進行預測，極具應用前景。
4.3專家控制
專家控制（Expert Control）是智能控制的一個重要分支。其本質是一種智能化的計算機程序系統，它將人類專家的知識、理論和解決問題的辦法、經驗編譯成計算機語言并形成數據庫，通過編制的特定程序調用數據從而來處理某些領域的問題。專家控制已經在污水處理的自動控制及故障診斷方面嶄露頭角了。
Sung等.[16]采用在線綜合控制系統對水質、水量變化較大的食品廢水進行控制研究。控制目標是使出水COD較地方標準低50%，并盡可能降低曝氣量。該控制系統分為兩層，即管理層和過程控制層，管理層應用基于規則的專家系統為過程控制層提供最優控制點。此外，為避免鼓風機超負荷運行，還設計了基于規則的負荷分配系統。此控制系統已成功運行2年，與不實行專家控制方式相比，出水COD濃度降低大約50%，節能約50%，基本達到了設定目標。
一、欠發達地區大力發展科技迫在眉睫
(一)發展科技是實現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一條捷徑
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實質是知識、信息、教育、技術與體制上的差距。現在的經濟體制背景、市場競爭態勢和對外開放環境等已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此情況下,如果欠發達地區只是簡單地引進投資、開發資源,就會落后于時代的步伐,使差距越拉越大。當前,欠發達地區科技進步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還十分有限但其潛力相當大,因此必須高起點走科技進步與技術創新之路,依靠科技實現跨越式發展。
(二)欠發達地區提高產業競爭力必須要進行科技創新
欠發達地區的產業與發達地區相比較落后之處就是在于缺乏競爭力,而競爭力的缺乏歸根到底還是會落在科技水平低下上。欠發達地區想要提高產業競爭力,促進企業做大做強,縮小與發達地區間的差距,唯一途徑就是進行科技創新,沒有科技創新的企業是不可能在競爭中占有優勢的。
(三)欠發達地區需要依靠科技創新調整產業結構,加快主導產業形成
欠發達地區要實現跨越式發展,就必須形成切合自己實際的主導產業。科學、合理地確定主導產業是一個地區發展的關鍵,對于欠發達地區更是尤為重要。所謂主導產業是指在經濟發展某一階段對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起著導向性和帶動性作用,并具有廣泛的市場前景和技術進步能力的產業部門。主導產業是創新的結果,對整個經濟的增長有著重要的影響。主導產業的變化發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整個產業結構的發展變化,從而對國民經濟總體的發展水平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和制約作用。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缺乏后勁,增長速度慢,如果不通過科技創新形成新的主導產業,靠大量消耗能源的資源型產業,靠農產品初級加工業等,很難實現跨越式發展。
(四)欠發達地區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依靠科技的力量
可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是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發展,是人與環境友好相處中的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觀已成為我國的既定發展戰略。既要處理好資源、環境等領域長期積累的問題,又要解決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生態環境惡化等新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對技術、資金等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力促進科技創新,強化技術集成,為可持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撐,已成為欠發達地區科技工作的重要任務。
二、對欠發達地區科技事業發展的政策建議
(一)建議地方政府在科技資金和項目方面對欠發達地區給予更多支持
1、建議增設欠發達地區科技發展專項
地方科技部門應在科技專項上多支持欠發達地區,建議增設欠發達地區科技發展專項。對欠發達地區在產學研結合方面做得比較好的企業進行扶持,對在自主研發和科技創新方面有亮點的中小企業進行扶持,這必將帶動欠發達地區更多企業加大科技投入和產品研發,使欠發達地區呈現出積極的科技發展態勢。
2、從整體上對欠發達地區的重點發展產業進行扶持
欠發達地區的產業基地在發展過程中,普遍面臨著資金短缺、技術投入不足等困難,希望在整體上提高對欠發達地區產業基地的科技項目及資金扶持,給園區提供更優惠政策,充分發揮科技對園區、對拉動地區經濟發展的支撐和牽動作用。
3、適當放寬欠發達地區承擔科技項目標準
地方政府相關部門每年都有科技項目立項,還有中小企業創新基金等,對承擔企業現有科技人員數量、企業現在的產值利稅等指標都有嚴格要求,欠發達地區的企業同發達地區企業相比缺乏競爭能力。希望能適當放寬對欠發達地區企業承擔科技項目及基金的標準,降低門檻,這樣就能在項目總量上多支持欠發達地區,引導帶動欠發達地區的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發展壯大。
(二)欠發達地區應主動加強與大專院校、科研單位的合作
希望地方政府重視推進產學研合作,采取更有力措施,促進科技與經濟的結合,為產學研的聯合創造很好的外部條件。欠發達地區應充分利用區域內的便利條件,積極主動與大專院校、科研單位合作。
(三)欠發達地區對科技企業的招商要給予更優惠政策
現在各地區為了引進科技企業和重大項目,紛紛提供優惠政策,包括財政稅收、投資融資、基本服務各個方面。欠發地區要想吸引企業落戶,首先必須在基礎設施上提供良好條件,保證“九通一平”;其次,欠發達地區可以充分利用土地資源豐富的優勢,在土地使用上給予科技企業更優惠條件;第三,園區能指導企業進行創新基金、火炬計劃、科技成果轉化資金、高技術研究項目、科技公關項目、國際科技合作、高新科技合作、高新技術產品、高新技術企業等各類申報;提供質量認證咨詢、無形資產評估、科技信息服務;協助組織技術鑒定、產品鑒定、成果登記、報獎工作。園區聘請專家學者免費為企業咨詢。第四,在稅收優惠、科技獎勵方面提供比其他地區更優惠政策。
(四)欠發達地區要更加重視人才的培養與引進
“發繡一枝花，天下誰不夸，巧手拈秀發，銀針飛彩霞……”江蘇省東臺市是“民間藝術發繡之鄉”，陪伴著這一古老技藝的江蘇省東臺中等專業學校（原東臺鎮手工業學校），走過了57年的發展道路，如今成了江蘇聯合職業技術學院在全省的首家縣級分院（以下簡稱“東臺分院”）。
學校堅持走服務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道路，以創新校企合作模式為突破口，自2007年與江蘇磊達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后，不斷創新校企合作模式，升級校企合作內涵，為校企合作提供了一個又一個成功的案例。
磊達模式，開啟校企合作之門
江蘇磊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磊達”）位于東臺市南郊，總資產約65億元，在東臺市有著重要的影響力。據公司張增貴總經理介紹，公司不僅是中國建材百強企業之一，近10年來已經形成了建材水泥、鋼簾線、賓館酒店、造船物流四大產業。2007年，磊達公司在東臺經濟開發區投資42.5億的鋼簾線項目技術含量高，需要人才的及時輸送。東臺分院抓住機遇與磊達進行校企合作，就學生實習的福利待遇、實習生管理以及學生就業等達成協議。在此基礎上，學校與磊達進行了訂單培養，校企共同招生，共同管理，并采用現代學徒制教學，八年不斷探索，最終形成了磊達模式。
每年招生季，學校與磊達共同商定開設專業、招生人數、就業崗位及待遇等，如2013年磊達鋼簾線廠預計招收員工120人，學校確定招生計劃為200人左右。“自2013年起，學校每年與磊達合作開辦機電技術應用專業鋼簾線班2個、旅游服務與管理班1個、中餐烹飪班1個，實現了多種產業的訂單培養。”東臺分院校長虞靜東告訴記者。
這些訂單班實行三年學制，學生入學時就與企業簽訂就業協議。企業還為班級確定一名企業班主任。前兩年半，學生以工學交替為主，最后半年頂崗實習。日常的教學課程按照校企雙方制定的人才培養方案進行，學生在校就讀的日常考核與管理由學校教務處、學生處、實訓處等部門負責。企業班主任依據綜合成績，每學期為成績優秀的學生發放獎學金。
為了切實做好學生在企業實習、就業的管理工作，在每批學生進入企業實習前一周，校企雙方首先要進行人員的對接。校企共同召集各方面的管理人員，具體為分管校長與企業經理進行對接，招就處與企業人事負責人對接，系部主任對接分廠負責人，班主任及專業教師對接企業線長、大班長及指導師傅。他們對接后互換聯系方式，這樣一來方便雙方及時解決學生實習管理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在完成第一步人員對接之后，學生開始進入企業實習；第二步，校企需要在學生培訓方面進行對接，一方面學生經過工學交替、頂崗實習以及職業培訓合格后上崗，另一方面學校也負責對企業一線員工進行培訓。雙方利用學生和教師在企業實習這段時間，共同開發培訓教材、企業員工手冊、崗位知識培訓資料；第三步，校企相關人員在問題處理上的對接，針對學生實習、就業管理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前期以學校班主任教育為主、企業管理人員協助，后期處理則需要以企業為主、學校為輔；第四步，做好學生職業生涯的發展對接，在這個階段企業對學生進行職業生涯發展規劃教育，使學生了解進入企業后的發展空間，促使學生做好本職工作，積極爭取發展機會。
以上“四個對接”模式橫向覆蓋了學生進入企業后的每一個方面。在縱向時間的管理上，校企還制定了“三定期”管理制度：一是每月底校企雙方召開學生管理人員例會，協商解決學生實習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二是定期集中通報制，企業根據生產實際，在工學交替時間內每周安排半小時左右集中向學生通報校企雙方對學生實習的要求；三是定期考核獎懲制，每月底對實習表現突出的學生，校企雙方及時通報表揚或物質獎勵，學校還在校園網站及校報上進行宣傳，并按月對相關管理人員、實習班主任、實習帶隊教師進行考核、發放補貼。校企雙方共同做好學生工學交替、頂崗實習情況的鑒定，并進行考核獎勵。
磊達模式促使學生更好地掌握技能，滿足了企業用工需求，為校企合作樹立了典范，從而帶動了其他企業與學校合作的積極性，江蘇領勝城科技有限公司、江蘇捷士通科技有限公司、東臺市永寧汽車城等10多家企業也相繼與學校開展了緊密型校企合作。
傳承發繡文化，校企合辦特色專業
發繡藝術是東臺市一項非物質文化遺產。據記載，唐代海陵西溪鎮（即東臺市東臺鎮）佛教興盛，信女們為表示對佛的虔誠，用青絲在絲絹上繡成觀音、如來等佛像，朝夕焚香，民間女子受其影響，也以發絲繡成鴛鴦蝴蝶等贈送情人。宋徽宗年間，這一民間藝術被引入宮廷，興于元明，衰于民國，幾近失傳。為更好地傳承發揚發繡藝術，東臺縣工藝品總廠成立，使發繡這一民間絕藝重現生機。
為做大做強發繡產業，培養高水平的發繡人才，2012年由東臺市人民政府牽頭，東臺市文廣新局和東臺分院聯合開設了發繡藝術專業班。該班實行三年學制，每年招生50人。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學校依托東臺地方發繡企業、發繡協會、東臺發繡藝術館等資源，與東臺市天藝發繡有限公司合作，在校內建成了集發繡生產與學生實習為一體的專用車間，實現了學生在校內實習與企業生產的零距離對接。
由于發繡技藝的民間傳承多以手口相傳、師徒面授為主，沒有相關的專業教材。因此，學校相關專業教師與東臺市發繡行業協會、企業專家聯合組成了專業建設指導委員會，共同研究發繡專業建設、發繡人才培訓方案的修訂及發繡專業教材的開發，編寫出版了《刺繡基礎》《刺繡針法》《刺繡藝術設計》等專業教材，后期相關教材的研發工作仍在進行。
圍繞培養發繡藝術基礎型人才和發繡藝術大師兩大目標，學校為發繡班配備了專業教師指導學生實踐，企業也配備了2名具有實踐經驗的師傅指導學生實習。發繡藝術班采用半天理論課、半天實訓課的教學模式，管理上參照磊達模式實行校企共同管理。
發繡藝術班的學生除了免學費和住宿費之外，每學期還享有助學金。當學生能單獨完成產品并達到企業生產質量要求時，企業按照標準計件支付學生報酬，在頂崗實習時，學生與企業員工同工同酬。校企合作讓學生在學習傳統文化、提升技能的同時，也體現了自身價值，如學生盛星晨的作品《春曉》被天藝發繡有限公司收購，部分學生參與創作的《富春山居圖》也得到了企業的肯定，發繡專業學生林娜獲2013年光華創業精神大賽江蘇賽區一等獎，校企共同開發的發繡作品獲2014年全國“金鳳凰”創新產品設計大賽銀獎。
“發繡藝術班的開辦為東臺市發繡企業提供了新鮮血液，東臺發繡企業眾多，學生就業形勢非常好，發繡專業成了學校的特色專業，發繡藝術班學生供不應求。”虞靜東說到。
對接新型產業，合作之路越走越寬
在東臺沿海經濟開發區，有一片由海水沖擊而成的灘涂，每年以一萬畝的速度增加。當地政府對灘涂進行圍墾，發展生態農業、旅游業和新能源開發等。在虞靜東的陪同下，記者參觀了灘涂上全球單體規模最大的“風光漁”一體化發電站——上面風力發電、中間太陽能發電、下邊養魚。一座座風塔上徐徐轉動著的寬大葉片，一排排光伏矩陣，連綿不絕；廣闊的電池板下方，清澈的水面上，魚兒歡躍。參觀過程中，一輛大巴上下來一支旅游團，帶隊的導游和記者打了一聲招呼，虞靜東說：“這是我們學校旅游服務專業的學生，東臺富有鮮明的生態特色，除了黃海森林公園、永豐林生態園、佛教文化園等，就是這片利用灘涂形成的‘風光漁’觀光基地。我們利用沿海新校區的地理優勢，與周邊旅游產業基地也達成了校企合作意向。”
隨著地方產業升級，綠色環保的新能源產業成了東臺市的一大支柱產業。學校沿海新校區位于東臺沿海經濟開發區內，借此機遇成立了新能源職教集團，集團主要是利用學校的機電技術應用中職、機電一體化高職等專業與風光電等新能源生產、相關的設備制造和維護企業的合作。上海電氣東臺風電設備有限公司是東臺市新能源裝備制造的領軍企業，致力于兆瓦級陸上、海上和潮間帶大型風機的整機裝配生產線及安裝調試、維護，江蘇捷士通移動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思恩電子科技有限公司，分別涉及新能源通信產品的生產和以太陽能產品生產為主。學校與這幾家企業合作進行訂單培養，實現了校企生三贏。
據了解，上海電氣東臺風電設備有限公司與學校合作后，2010年9月第一臺風機下線，當年納稅超千萬元，2014年8月該公司二期工程竣工投產。公司發展之所以如此快，得益于與學校的合作。該公司一方面通過訂單培養預定人才，另一方面與學校合作開辦高級工技能提高班，目前已有36人參加培訓，24人獲得高級工證書，11人獲得技師證書，1人獲得高級技師證書。
江蘇捷士通移動科技有限公司注重產品研發，對產業技術工人要求比較高。公司與學校合作的訂單培養成了人才引進的重要方式，公司50%左右的工作人員都來自于該校。今年，該公司打算與學校在電子技術應用、通訊技術專業訂單培養招生150人。
關鍵詞:西部地區;城市化;動力機制
中圖分類號:F127文獻標識碼:A
一、城市化及其動力機制
城市化作為一種世界性的社會經濟現象和趨勢,是一個經濟、社會、生態和文化諸方面全面轉變的動態過程,是鄉村分散的人口、勞動力和非農業經濟活動不斷向城市集聚,城市文明不斷向鄉村擴散,城市成長為經濟發展主要動力的過程。它是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也是我國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焦點問題。對于西部地區來講,城市化更是加快區域經濟發展、縮小區域間和區域內差距、統籌城鄉發展和改善生態環境的重要出路。
城市化發展的動力機制是指推動城市化發生和發展所必需的動力的產生機理,以及維持和改善這種作用機理的各種經濟關系、組織制度等所構成的綜合系統的總和。在一般的城市化過程中,城市的吸引力與鄉村的擴張力或稱推力與拉力是構成城市化持續推進的動力機制。在推力與拉力的相互作用下,發達國家城市化道路走過了一條工業化水平不斷提高、產業結構不斷升級、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的內生化道路。然而,與城市化的一般規律截然不同,我國西部地區城市化走過了一條曲折的道路。
二、西部地區城市化動力機制演變
由于城市化的復雜性及動態變化性,不同時段、不同發展階段的城市化動力機制是不同的,改革開放前后推動西部地區城市化的動力機制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第一階段:中央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外生型城市化階段(1949～1978年)。這一階段西部地區城市化服從于當時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和特殊的社會背景,完全依靠外部力量拉動而成。建國后,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確立拉開了西部地區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序幕,后來的“三線建設”加速了這一進程。但是,從本質上講,這一時期西部地區城市化發展的動力中經濟因素仍未能代替政治因素,這種依托國家投資建立起的以資源開發為重點的重化工業以及軍工制造業,屬于一種移植和嵌入模式,工業化與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缺乏聯系,違背了城市化的一般規律,最終形成了在廣大的小農經濟社會中鑲嵌著“孤島”狀分布的幾大中心城市和資源型中小城市的城市格局,工業化和城市化都存在著嚴重的扭曲。
第二階段:多元力量推動階段。改革開放以來,推動西部地區城市化進程的動力機制也發了根本性變化,呈現出政府“自上”的動力和其他外部力量拉動與區域內市場力量“自下”推動的多元格局。首先,政府“自上”的動力仍然在推動本地區城市化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國家加大了對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為西部地區城市化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同時,地方政府成為推動地區城市化的重要力量。改革開放后,特別是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財政體制改革,使地方政府作為一級利益主體,在趕超的壓力和區域利益最大化的誘導下,各地區都加大了工業化、城鎮化的步伐;其次,“自外”力量對本地區城市化進程的影響加大。盡管由于區位限制,西部地區不可能像東部地區一樣靠引進外資來推動城市化進程。但是,近年來,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進一步實施,出于全局和自身利益的考慮,越來越多的東部省份以及東部地區的企業以向西部投資、提供先進技術等方式支持本地區開發。這些,都相應地推動了西部地區城市化進程;第三,推動城市化“自下”力量開始形成,兩支新興市場力量逐漸顯示出對城市化的驅動力:一是以非公有制為主體的中小企業迅速興起,成為拉動城市化的一支十分活躍的力量;二是農民在市場力量誘導下自發地向非農產業和城市轉移,進城打工、興辦鄉鎮企業、從事非農產業等,都極大地推動了城市化進程。
三、西部地區城市化動力機制的培育與重構
城市化作為一項涉及社會經濟生活諸方面的系統工程,不是由單個或幾個因素推動的,其動力機制是一個系統,這個系統既包括微觀、中觀,也包括宏觀動力,既有內力作用也有外力作用,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會經濟因素,既有市場作用也有政府推動作用。針對西部地區經濟基礎差、區位條件受限制的現實狀況,可以從以下方面對其動力機制進行培育和重構:
1、充分利用外部力量,構建西部地區城市化的宏觀動力。發展經濟學認為,外部力量是打破區域低水平循環陷阱的關鍵因素。西部地區城市化的內生力量比較弱小,加快城市化能力建設需要外部力量的拉動力,即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外部要素的流入。國家的投資和優惠政策的傾斜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影響西部地區城市化的一個重要因素。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深入,西部地區應充分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資金支持以及借助西部開發過程中國家級大型工程項目的刺激輻射作用,由點及面,推動本地區城市化進程。同時,西部地區應該通過比較優勢積極參與國際國內分工、擴大開放,吸引外部要素流入,與區域內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結合,形成本地區城市化新的外部拉動力。
2、加快產業結構調整與非農產業發展,培育西部地區城市化的中觀動力。產業結構的調整與轉換這一中觀動力在城市化動力系統中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要通過產業轉換來實現;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流動實質上是要素在各產業間的流動。結合西部地區各產業發展狀況,為推動其城市化進程,當前西部地區產業結構的優化和調整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首先,發展特色農業。農業是城市化發展的基礎動力,西部地區工業化水平還比較低,農業承擔著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提品貢獻、資本貢獻、市場貢獻甚至外匯貢獻的任務。但是,西部地區生態環境脆弱,農業發展面臨較大困難。因此,調整和優化農業結構,調整現有農業布局,結合生態環境特點,發展具有區域比較優勢的特色農業,增加農業剩余,是推進西部地區城市化的必然選擇。
其次,發揮資源和勞動力優勢,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工業。西部地區自然資源豐富而生態環境脆弱,因此發展工業具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結合各自的資源稟賦狀況,西部地區應該因地制宜地發展一些有優勢、有市場、有特色的加工工業和勞動密集型工業,實現資源開發和產品深加工并舉,一方面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增加經濟效益;另一方面擴大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在發展中實現資源稟賦結構的提升。同時,改造傳統工業,提高技術水平和加工增值水平,更好地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
最后,在農業和工業發展的基礎上,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以吸收西部地區“無限供給”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加快城市化進程。
3、合理發展鄉鎮企業,培育西部地區城市化的微觀動力。推進城市化光靠政府還不夠,還要靠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市場發揮作用的條件是要有真正的市場主體――產權清晰、投資理性、獨立承擔市場的收益和風險的企業。因此,為推動地區城市化,西部地區需要結合實際情況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同時應該注意合理規劃,杜絕東部地區發展鄉鎮企業形成的“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農村病”。
4、加快制度創新,推動西部地區城市化。以科思和道格拉斯?C?諾思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經濟學派認為,經濟增長的關鍵在于制度因素,在技術不變的條件下,通過制度創新(變遷)同樣可以大大促進經濟發展。城市化作為伴隨社會經濟增長和結構變遷而出現的社會現象,同樣與制度安排及其變遷密切相關。
為推進我國西部地區今后的城市化過程,必須進一步加大各項制度的創新力度。主要包括:繼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放開城市的戶籍管理,取消對外來落戶人口的種種歧視性政策和規定,調整城鎮戶口遷移政策;改革城鎮住房制度,加大土地制度創新,使農民真正進入城市并留在城市。同時,加快社會保障制度創新,加快建立以養老、失業和醫療為主體,國家、企業、個人三方共擔,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覆蓋城鄉的統一社會保障體系。此外,應重視觀念、習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創新,減少其對西部地區城市化的負面影響。
(作者單位:西南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關鍵詞：城市化；動力機制；分析
城市化發展的動力機制是推動城市化發生和發展所必需的動力的產生機理，以及維持和改善這種作用機理的各種經濟關系、組織制度等所構成的綜合系統的總和。研究城市化發展的動力機制，有利于我們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合理構筑和不斷優化我國城市化發展的動力系統，從而為加速城市化進程，實現城鄉一體化目標奠定堅實基礎。總體上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發展的動力機制，主要體現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動力機制之一：農村工業化推進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農村率先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實行了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農民獲得了經營自，農村生產力得到了充分解放。但當時城鄉隔絕的戶籍管理制度卻嚴重限制著農民進城就業和定居，在農村巨大的就業壓力和農民強烈的致富愿望的雙重作用下，中國出現了極具特色的農村工業化――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迅猛崛起，對城市化產生了強大的推動作用。它打破了“農村搞農業，城市搞工業”的傳統觀念，農村二、三產業迅速發展，為城市化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產業結構基礎。鄉鎮企業大多都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在促進人口集中方面有著特殊的效果。同時鄉鎮企業也加速了資本、技術、信息等經濟要素向鄉鎮工業小區區域內的轉移。
二、動力機制之二：比較利益驅動
相對二、三產業而言，農業是一個比較利益較低的弱質產業，要受到市場和自然兩種風險的雙重約束。由于比較利益的驅動，農業內部的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必然要在非農部門外在拉力和農業部門內在推力的雙重作用下，流向非農部門。勞動力在三次產業間分布的趨勢是，隨著經濟發展，一次產業逐步減少，二、三次產業相應增加。在實踐過程中，伴隨著勞動人口在不同產業間的轉移，也必然導致勞動力在空間分布上的重新配置。產業轉移主要體現為從傳統產業向現代產業、從農業向非農產業的轉移，空間轉移主要體現為由分散到集中，由農村流向城鎮和城市的轉移。產業結構的演進導致了經濟的非農化和工業化，產業空間布局的轉移導致了人口定居方式的聚集化、規模化，這實質上就是城市化的發展過程。同時，當第二產業及人口的聚集程度達到第三產業大規模發展的“門坎條件”后，也將極大地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從而使城鎮化進一步在三次產業比較利益的驅動下進一步“成長”起來。
三、動力機制之三：農業剩余貢獻
這里所說的農業剩余既包括農產品的剩余，也包括農業勞動力和農業資本等的剩余，是一種廣義的農業剩余。農業對城鎮化的貢獻，一是城鎮化的推進需要農業為其提供充足的食物和工業生產原料――產品貢獻。隨著經濟的發展，盡管農業的就業份額、產值份額都在大幅度地下降，但人們所需要的食物仍然要來自于農業。同時，伴隨著農村人口的非農化和城鎮化，人們對食物在數量和質量上的需求也在不斷提高。而且，農業部門提供的原料也直接推進了作為城鎮發展動力的工業發展。二是城鎮化的推進需要農業為其提供市場――市場貢獻。隨著農業發展和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農民對生產投入品和生活消費品的需求將不斷提高，從而使城鎮工業品的銷售市場不斷擴大，使城鎮化動力不斷加強。三是城鎮化的推進需要農業為其提供生產要素――要素貢獻。城鎮的發展和擴張，必然要求資源的不斷增加和集聚。除國家依靠行政力量強制使農業資源轉向非農部門外，城鎮經濟對資源的高效利用以及由此提供的要素的高價格，也誘導著市場條件下的農業勞動力、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向非農部門的轉移，這些生產要素是城鎮化實現的基本條件。四是城鎮化的推進也需要農業為其提供外匯方面的支持――外匯貢獻。通過農產品出口換取外匯，可以為工業發展換回進口國外技術設備所必須的外匯，從而推進城鎮化發展。
四、動力機制之四：制度變遷促進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城鎮化動力；城市工業；四川藏區
〔中圖分類號〕F327.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8048-（2014）01-0025-04
一、新型城鎮化動力機制相關文獻回顧
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對城鎮化動力機制的研究是當前學術界研究城鎮化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新型城鎮化強調人口城鎮化和新型工業化的發展，它是對我國城鎮化不斷向前發展的新階段性認識。倪鵬飛對新型城鎮化概念做了系統的分析，他認為新型城鎮化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方針，堅持全面可持續的原則，以人口城鎮化為核心內容，以信息化、農業產業化和新型工業化為動力的城鄉一體化的城鎮化，政府應通過制定戰略與規劃，提供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加強監督與管理來積極地推進新型城鎮化進程。〔1〕張占斌分析了我國新型城鎮化的戰略意義和列舉了推動新型城鎮化過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問題，他認為應該區分不同地區的城鎮化動力問題，這樣才能因地制宜地推進各地城鎮化的發展，努力提高新型城鎮化的質量，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2〕劉嘉漢，羅蓉認為新型城鎮化應是以發展權為核心的城鎮化道路，傳統的城鎮化思想忽視發展權，體現為城鄉分離的城鎮化，這種城鎮化不利于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應當推動以社會可持續發展為導向的新型城鎮化戰略。〔3〕 王雅莉，張明斗通過對民生型城鎮化的動力機制、運行框架的全面分析及其與歐美發達國家在城鎮化主導力量、推進方式及土地制度方面的比較中，他們認為轉換城鎮化發展思維模式，回歸城鎮化本位、優化社會、經濟、資源及環境四大系統、堅持市場調節與政府調節相結合及營造優質的外部環境等成為民生型城鎮化的優化路徑。這種新型城鎮化是順應城鎮化發展本質需求，并呈現出和諧性、高效性、可持續性、綠色性及共享性的基本特征，將成為中國城鎮化發展的主要選擇。〔4〕陳映通過對四川城鎮化數據的分析，認為四川新型城鎮化進程不斷加速，但是由于歷史和現實因素使四川城鎮化面臨諸多困難和問題，四川要加快新型城鎮化建設必須加快制定和完善全省城鎮體系規劃、優化城鎮空間布局和聯動推進新型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發展。〔5〕
以上文獻對新型城鎮化基本內涵、意義以及如何推進新型城鎮化等方面在不同的角度進行了闡述，但相對較少分析發展城鎮化的動力機制結構和如何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尋找適合地區城鎮化的動力機制結構。本文在論述城鎮化一般動力機制結構的基礎上，結合四川藏族地區的具體情況，試找出四川藏區的城鎮化發展動力機制，并提出四川藏區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關鍵要素。
二、城鎮化動力機制結構系統的一般分析
城鎮化是居住在農村地域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們轉變成居住在城鎮從事非農產業的人，城鎮化是農業文明向現代文明的轉變和發展。城鎮化意味著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和聚集，城市地域的不斷擴張。不同地區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不同，因此，不同地區推動城鎮化發展的動力機制亦是不同。城鎮化動力機制結構雖然各地區有所不同，但都滿足于基本的城鎮化動力機制，將一般的城鎮化動力機制結構作為框架，分析各地區城鎮化動力機制結構具有理論價值意義。
（一）農業技術的發展是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初始動力
農業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產業，農業的發展為國家城鎮化提供源動力。農業技術的進步發展，使相同面積的農地所需要的人數減少，農村產生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這些剩余勞動力為了生存，他們只能選擇去其它地方進行就業和謀生。而城市擁有密度更好、質量更好的公共服務，同時還擁有較多的就業機會，這促使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涌向城市。這些農村勞動力是城市不斷發展的動力之一，他們在城市生活消費，促進了城市的橫向和縱向發展。
（二）城鄉收入與服務差距是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內在動力
城鄉收入差距是吸引農村人口向城鎮流動的一個重要因素。由于城鎮工業的迅速發展產生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工人的工資水平。同時，農村居民生活水平很低，被排擠的農業工人生活也處于無保障狀態。〔6〕城里從事非農的收入明顯比在農村從事農業收入要高，這種落差對農村居民來說是城市的一個拉力，推動他們進入城市。收入差距是農民的物質利益動力，而追求城市的完善的公共服務是農村居民的非物質利益動力。城鄉之間公共服務的巨大差異，吸引著農村居民去城市獲得優質的公共服務，以此來改變自己的人生機會。生活在農村的剩余勞動力，特別是年輕人他們不甘心在農村里發展，他們渴望獲得與城里人一樣的生活機遇，因此，他們進入城市尋求工作，這樣的人多了起來，就使原來的農村出現了異地城鎮化的局面。
（三）城市工業的發展是新型城鎮化發展的根本動力
學術界一致認為工業化是城鎮化的根本動力，工業化的發展帶動城鎮化的發展。工業化在初期階段是推動城市規模和經濟總量的發展，使城市吸引周邊的人進入城市；工業化在中后期階段深化城市發展，為城市的各項設施和制度不斷完善提供動力。克拉克定理認為，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及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第一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降低，而第二、三產業的比重則逐漸升高。與此同時，三個產業的就業人口也存在同樣的發展規律，即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力在總就業人口中的比重不斷降低，而從事第二、三產業的人數比例不斷上升。而二、三產業由于集聚的要求通常集中于城鎮地區，相應地，就業人口也不斷轉移到城鎮從而推動城鎮化進程，城鎮化進程就是產業不斷地從低級向高級演變的伴生發展過程。〔7〕從克拉克定理可以看出，產業結構的轉換內在地推動城鎮化的不斷前進。當前，我國的城鎮化主要是以工業化為主的城鎮化，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例最大，第二產業在我國的快速發展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進行工作；第三產業通過為工業和城市提供服務和完善基礎設施，增強城市的吸引力，是城鎮化的持續動力；而從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工人收入比從事第一產業的農民收入要高很多，這一方面的城市工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和另一方面從事兩者不同職業的差距促使著越來越多的的農村居民走向城市。
（四）制度改革是推進城鎮化的新型制度動力
制度改革可以解放被束縛的生產力，使生產資源在最優的情況下進行配置。我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進行制度改革的過程，這種制度改革同樣深刻影響著我國的城鎮化進程。隨著學術界對城鎮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對城鎮動力機制的研究也逐步深入到制度層面，主要涉及土地制度、戶籍制度、稅收制度等。制度改革與城鎮化的發展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當制度改革有利于實現非農化同時促進城鄉要素的自由流動時，城鎮化發展出現快速的城鎮化；當制度改革有利于非農化但阻礙城鄉要素的自由流動時，城鎮化發展出現滯后的城鎮化；當制度改革不利于非農化但是有利于城鄉經濟要素尤其是人口轉移時，城鎮化發展出現過度的城鎮化。珠三角地區在國家實施改革開放措施后，生產力得到飛速提升，推動了地區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使珠三角地區成為我國重要的城市群。
城鎮化的這四個動力并不是孤立地存在，它們之間是相互聯系和相互促進，并形成一個動力結構系統。農業技術的發展使得農業部門對農村勞動力的需求量大幅度減少，這些勞動力開始向城市轉移，因此農業技術的發展是城鎮化的初始動力。農村勞動力遷移到城市推動了城市工業的發展，城市工業的發展加快了城鎮化的進程。同時城市工業的發展也拉大了城鄉之間的差距，城鄉之間的差距又不斷地吸引著低水平的農村居民進入城市，這擴大城市發展的影響范圍和推動城鎮化的發展，因此城市工業是城鎮化發展的根本動力，城鄉之間的差距是城鎮化的內在動力。而城鎮化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城市工業發展仍然是城鎮化的主要動力，這時城市工業轉換推動城鎮化的發展，另一方面制度改革也在推動城鎮化的不斷發展，制度改革掃除阻礙城鎮化發展的各項不適應的制度，同時制度安排有利于城鎮化朝著高質量城鎮化的方向發展。新時期城市工業轉換和制度改革這兩個城鎮化動力推動城鎮化向后一個階段不斷向前發展。
三、四川藏區城鎮化現狀及動力分析
四川藏區包括阿壩州、甘孜州、木里縣，這三個地方2010年的城鎮化率分別是30.1%、20.5%、27.5%，低于四川全省平均城鎮化率40.2%，更加低于全國的平均城鎮化率49.7%。四川藏區的城鎮化發展緩慢，且發展水平不均衡。四川藏區的城鎮化率一直低于中東部的城鎮化率，在解放前四川藏區的城鎮化很低，解放后由于三線建設的推動，一些國有大型企業在這里建造帶動了當地的城市化發展，使四川藏區的城鎮化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在改革開放后由于經濟發展的緩慢，相比較中東部的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四川藏區的城鎮化發展則處于停滯狀態。目前，四川藏區的城鎮化的水平較低表現在：城鎮人口較少，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低；城市數量少，四川藏區的城市數量少，四川藏區只有31個縣；城市規模小，四川藏區缺乏大中型城市，基本上都是小型的縣級城市。這些表現使四川藏區的城鎮難以帶動周邊農村地區實施城鎮化的建設，同時，也限制了城市自身的發展和城市的輻射作用。
四川藏區城鎮化發展的動力主要是政府的推動，像康定縣的城鎮化率是45.7%，遠高于其它縣域，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康定縣是甘孜州藏區政府的駐地，各類行政部門人員的居住以及行政人員家屬的居住，這些政府工作人員及其家屬的生活消費和其它縣域前來康定辦事的人的生活消費，帶動了城市經濟生活的動力，使康定地區更多的人從事商品貿易而沒有從事農業生產，這種轉變極大地促進了康定地區的城鎮化發展。而其它城鎮化動力則略顯不足，四川藏區的工業化水平較低，且大多從事低級生產資料的生產，對城鎮化的推動作用很小。四川藏區的城鎮化需要城市工業的帶動，但是城市工業對藏區經濟的輻射作用不是很強，導致城鄉經濟兩級分化明顯。四川藏區少受大城市的輻射，區內經濟發展好的康定，其工業化發展并沒有達到帶動周圍縣域經濟的發展的程度；大城市的成都工業化水平高，但是離四川藏區較遠，無法拉動四川藏區工業化的發展。同時，城市產業結構的轉換也是推動城鎮化不斷向前發展的動力。中東部地區城市產業不斷向第三產業的發展，第三產業會增加城鎮的就業機會、拓展城鎮化的廣度和深度，而四川藏區依然停留在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上。四川藏區的城鎮化動力主要是政策推動、農業發展和城鄉互動，缺少工業經濟的帶動。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四川藏區城鎮化應該關注人口城鎮化和工業城鎮化這兩個方面，利用發展特色經濟，以促進藏區經濟的加速發展，實現藏區人的全面發展，從而推動四川藏區的新型城鎮化建設。
四、四川藏區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新型城鎮化發展的保障：制度機制創新
制度機制的創新，可以為藏區城鎮化的發展注入活力，同時還能激發藏區城鄉之間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城鎮化的發展不單單是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同時也是制度不斷完善的過程。制度機制的逐步完善和創新，有利于城鎮化的持續發展。四川藏區應利用制度創新優勢，建設符合當地特點的城鎮化道路。第一，創新戶籍管理制度。在新形勢下，對有穩定收入、穩定就業和穩定居住場所的外來人口一律視為本地人口，允許戶籍登記為本地城鎮常住居民，按居住地管理，實現城鄉一體化戶籍管理制度。同時，實行“同城化”的無差別對待，對外來人在本地購房按本地人口優惠對待。第二，創新就業制度。完善勞動力市場各項法律法規，打通農村剩余勞動力與城市勞動力市場溝通渠道，實行公開競爭的勞動力市場機制，鼓勵農牧民進行自主自由擇業。 第三，創新社會保障制度。積極穩妥地創新四川藏區的社會保障制度，使收入低下的農牧民能夠享受到國家給予的補貼，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貧困者的貧困生活。將農村農牧民納入統一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確保農牧民的基本生活不受影響，同時取消各種歧視性的福利政策，逐步建立和完善失業、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擴大享受社會保障居民的范圍，使大多數居民能夠享受到社會保障制度所帶來的好處。
（二）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動力：特色藏區經濟
四川藏區的城鎮化建設必須依托本地經濟的發展，使城鎮化與工業化同步發展，共同推進藏區的和諧發展。四川藏區的經濟現處于初級階段，經濟發展緩慢且發展不均衡，主要是以農牧業經濟為主。大力發展藏區的特色經濟，就應該在以下三個方面做好工作：第一，自然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四川藏區由于特殊的自然環境，其水能和礦產資源較為豐富。因此，在今后的經濟發展中，對水能和礦產資源的開發應作為其發展的突破口，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效益，使經濟效益能夠惠及普通民眾，同時，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也能帶動當地剩余勞動力的就業，讓當地的剩余勞動力可以“離土不離鄉”，推動四川藏區的小城鎮發展。但是，應該注意的是，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應當在不破壞自然環境的前提下進行的，藏區的自然環境較為脆弱，所以對自然環境的保護是經濟發展中首要考慮的。第二，發展特色農牧業經濟，延伸農牧業的產業鏈。農牧業經濟是藏區的特色經濟，是由于其特殊的自然條件所決定的。到目前，藏區的農牧業經濟還處于初級發展階段，牧民主要以出售自己家的牦牛為主，沒有對牦牛進行產品的發展延伸。今后，應注重對農牧業經濟的產品延伸，當地政府建立和指導農牧業深加工的企業，增加牧民的經濟收入，幫助其提高生活水平。第三，發展以旅游業為中心的生態經濟。藏區的自然環境一方面限制了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卻為當地提供了豐富的旅游資源。四川藏區由于經濟開發資源的時間較短，所以對自然環境的保護比較好，這使當地的自然景色非常地誘人。如九寨溝充分利用當地的旅游優勢，發展與旅游相關的第三產業，使當地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同時也解決了當地人的就業問題。藏區其它地方應利用本地特有的自然環境充分利用和開發，打造綠色健康的生態經濟，發展第三產業，實現經濟的飛速發展。
（三）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關鍵：人口素質的提高
提高人口的素質，是推動四川藏區城鎮化發展的一個重要動力。人們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較高的素質，能夠利用自己的知識去改變自己的生活，在改變自身生活狀況下也建設自己的家園。藏區的基礎教育相比較中東部而言是發展不足的，主要問題是當地的人們對教育的認識不夠，沒有從思想上重視起來。其次，藏區學生進入高等學校學習的較少，雖然國家給予一定的政策扶持，但相對藏區總體人口來說比例還是非常低的。最后，是職業培訓教育發展的不足。針對基礎教育發展，政府應該大力宣傳和加強基礎校舍的建設，同時，還應當加強師資隊伍的建設，使得孩子們有充分的教育機會和教育資源能夠享用，能夠就近獲得優質的教育資源。鼓勵學生進入高等學校入讀，在經濟上激勵這些大學生努力學習知識并學成回來建設美麗家園；加強四川藏區大學生與中東部學生的交流，在交流與學習中，開拓他們的視野、豐富他們的知識，使他們能掌握前沿知識來共建家鄉。沒有進入高等學校入讀的青年人，政府應為他們提供職業教育培訓，讓他們學習到社會所需要的職業教育，幫助他們及時就業，并且政府給予創業的優惠政策，鼓勵他們利用自己所學的知識進行創業，從而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毫無疑問，教育的發展是城鎮化發展的內在持續動力。
（四）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基礎：城鎮建設的規劃
四川藏區的城鎮化可以走教授所倡導的小城鎮路線，這是與當地特殊的人文地理經濟條件相適應的城鎮化路徑。但是，走小城鎮路線首先應重點培育中心鎮，使中心鎮成為周邊鄉村的中心，中心鎮周邊的鄉村如教授所說的是中心鎮的“鄉腳”，中心鎮是周邊鄉村的經濟文化服務中心，也是他們的經濟交換場所，以此來推動中心鎮的城鎮化。因此，對中心鎮的合理規劃就顯得尤為重要，政府邀請專門人員對中心鎮進行合理的空間布局規劃，在綜合考慮多種因素的前提下，選擇一個公共產品供給均衡的中心鎮，這個中心鎮比起周圍的村鎮在公共產品供給和公共服務方面有一定的優勢，這種優勢使得中心鎮能夠率先進行城鎮化。除了進行合理空間布局規劃外，還應加大對中心鎮及周邊村鎮的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的不完善，一直是制約藏區發展的一個瓶頸，四川藏區的自然環境較為惡劣，其基礎設施的建設一直比較落后。城鎮化的發展必須依靠基礎設施的完善，所以當地政府應加大對農村地區基礎設施的建設，努力使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為中心鎮的城鎮化建設創造好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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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陳映. 四川加快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對策建議〔J〕. 經濟體制改革，2010，（6）.
[關鍵詞]社區體育志愿者；人力資源開發；動力機制
[中圖分類號]G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3）8-0052-03
1 前 言
社區體育志愿者是伴隨著我國城市社區體育的快速發展及志愿服務的日益深入人心而逐漸形成并發展起來的。所謂社區體育志愿者是指以社會大眾為服務對象，以社區為具體服務點，在社會體育活動中，自愿從事運動技能傳授、健身指導和組織管理工作，而不以獲得報酬為直接目的的人。[1] 社區體育志愿者是發展我國體育事業，增進社區居民身心健康，提高生活質量，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時期，深入推動全民健身綱要的實施，更好地滿足和諧社會人們對體育健身和娛樂的需求，我國社區體育人力資源仍面臨著一些不容回避的問題。國外大眾體育的歷史和現實表明，“社區體育志愿者是大眾體育發展的基石。”因此，如何提升我國社區體育志愿者人力資源的開發成為當前的一項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社區體育志愿者人力資源的形成與發展離不開時代背景及城市發展的內外動力機制。本文基于社會、文化、政治及市場的視角來考察我國社區體育志愿者人力資源的發展歷程，力圖為我國社區體育志愿者人力資源的開發與可持續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與參考。
2 我國社區體育志愿者人力資源開發的動力機制分析 社區體育志愿者人力資源的發展動力機制是社區體育志愿者人力資源開發的生命所在，動力機制功能的發揮如何將決定其生存能力大小和發展速度及水平。我國社區體育建設的發展、政府職能的轉變及政府支持、個人奉獻精神以及歷史傳統等動力因素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協調構成了我國社區體育志愿者隊伍發展的動力機制。
2.1 我國社區建設的發展構成了社區體育志愿者人力資源開發的根本動力 社區建設是指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依靠社區力量，利用社區資源，強化社區功能，解決社區問題，促進社區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協調和健康發展，不斷提高社區成員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過程。[2]社區建設是社區服務的拓展，是城市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城市基層社會結構面臨著重組，眾多的社會服務職能由單位分離到社區，社區的地位和作用就顯得越來越重要，加強社區建設已成為承接這種社會服務職能的轉變、進一步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必由之路。
社區體育志愿者隊伍的興起就是在社區建設的基礎上，伴隨著我國社區建設的深入開展、體育社會化程度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改善、健身意識的不斷增強而逐漸發展起來的，社區建設為社區體育志愿活動提供了空間。社區這種城市實體的形成可以說是為社區體育志愿者隊伍的發展提供了一個伸展大舞臺，社區的體育服務也應該是社區體育志愿者服務的一個主要領域。社區體育志愿者隊伍作為一種有別于政府行為和市場行為的社會服務行為，必然是通過城市的社會服務領域參與城市的建設和發展，這就決定了它與城市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載體的社區有著內在聯系。因此，社區體育志愿者隊伍進社區，是有效服務于城市建設和發展的必然選擇。現代社區把社區體育志愿者服務與城市發展最直接、最廣泛、最有效的連接起來，在社區體育志愿者隊伍與城市社區之間架起了一座最寬大、最牢固的橋梁。
2.2 社區居民對體育的需求構成了社區體育志愿者人力資源開發的直接動力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廣大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參與體育的意識得到改善，對體育的需求也越來越強烈。據2008年第三次全國群眾體育現狀調查結果顯示，我國人民參加體育活動時表現出強烈而穩定的健身動機。特別是隨著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改變，生活節奏的加快，人們參加體育活動成為現實需要。同時伴隨著我國以“單位體制”為主的社會體育的逐步瓦解，原先由單位全部承擔的包括體育福利供給功能在內的社會服務轉移到社會和社區，社區體育作為承接體育福利供給功能轉變的重要途徑成為社區居民身心全面發展的必然要求。這些因素都共同促進了社區體育的開展。
城市社區功能的重新定位和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以及社區居民物質文化水平的提高，閑暇時間的增多，人們希望通過參與社區活動，來滿足精神和物質需求的愿望越來越強烈，對需求的內容和服務質量比以往明顯增加。然而，由于社會體育指導員培養的相對不足，以及社會體育指導員在指導社區居民體育健身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都制約著社區體育的進一步發展，影響著人們參與的熱情。同時由于現階段我國社區居民參與體育消費的能力有限，如天津市65.60%以上的居民愿意支付較低費用，參加由專人指導的正規體育組織的體育活動。而同時商業性的體育健身組織由于完全按市場的規律來運作，收費較高，一段時間內只能滿足少部分較高收入階層的健身、娛樂、消遣、交際的需要，不會成為大眾體育的主流（引自王旭光等《天津市社區體育組織現狀及發展趨勢研究》）。通過發展社區體育志愿者，對社區體育志愿者進行人力資源的開發，從而獲取城市社區體育發展所需要的各類、各層次人才，從人力資源上滿足城市社區居民對社區體育志愿者提出的要求和需要，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社區居民對社區體育的強烈需求才是推動社區體育志愿者形成與發展的直接動力。
2.3 非營利性組織發展的政策導向形成了社區體育志愿者人力資源開發的間接動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行了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漸進改革，伴隨著一系列促進非營利性組織發展的政策與法規的推出，我國非營利性組織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截至2008年年底，全國在民政部門登記的各類社會團體數量達到近41.4萬個，比上年增長近7%，其中：科技教育類占38%，衛生體育類占15%，生態環境類占1%，農業及農村組織占10%，就業類占4%，社會服務類占19%，其他占到將近13%[3]。
特別是2000年11月，民政部頒布了《民政部關于推進全國社區建設的意見》（下簡稱《意見》），并在《意見》中指出，今后五到十年城市社區建設的目標包括“適應城市現代化的要求，加強社區黨的組織和社區自治組織的建設，建立以地域為特征，以認同感為紐帶的新型社區，構建新的社區組織體系。”同時在《意見》中還提出“要充分發揮工會、共青團、婦聯、殘聯和老年等組織在推進社區建設的重要作用。”政府導向越來越多強調依靠社區力量，利用社區資源，發揮非營利性組織的作用。社區體育志愿者的產生與發展是在改革開放后，我國進行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在城市社區建設的基礎上應運而生的，作為城市社區服務系統的組成部分，對于滿足城市社區居民的體育需求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社區體育志愿者作為城市社區非營利性組織的一部分，促進城市社區體育志愿者組織的發展，對社區體育志愿者進行人力資源的開發，從而獲取與開發城市社區所需要的各類、各層次人才，從人力資源上滿足城市社區居民對社區體育志愿者提出的要求和需要，同時也可以滿足志愿者個人成長和發展的需求，進而促進我國城市社區體育的進一步健康發展。
2.4 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夯實了社區體育志愿者人力資源開發的物質保障 經濟是體育發展的基礎，這不僅表現在社會生產對體育的需要，更重要地表現在經濟為體育的發展創造了物質基礎。經濟為體育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制約著體育發展的規模和速度。社區體育志愿者人力資源開發不但需要消耗一定的物質資源，而且要以一定的體育場館建設為基礎，這就需要一定的物質條件，具體表現為用于體育事業的財力，即體育經費和體育場館的建設，而經濟增長則是體育經費增長和體育場館建設的前提。近年來，我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不僅為我國城市居民生活質量的提高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也為社區體育志愿者人力資源的開發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隨著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我國體育經費將會繼續增加，體育場館建設也將會有更大的發展，這必將更加夯實我國社區體育志愿者人力資源開發的基礎。
2.5 公民社會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社區體育志愿者人力資源開發的社會基礎 所謂公民社會，強調的是公民對社會政治生活的參與和對國家權力的監督與制約，每一個公民都享有國家無權侵犯的基本人權和影響國家政治過程的參與權。公民社會是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市民階層的形成及國家與社會逐漸分離的基礎上而產生的。
志愿者行動的興起，是與我國公民社會發展的狀態相適應的。志愿服務是一種非政府系統的組織行為和服務行動，是民間系統服務于社會的群體行為或個人行為，即民間組織或個人利用自己的知識、技能、體能或財富，通過各種服務性的行動去實現和體現對社會事業的服務與奉獻，或實施和完成對有困難的社會群體及個人的服務與保障。在志愿服務的過程中，志愿者以自己的行為接受了社會的評價與檢驗，并獲得了對自我價值的認同與升華。志愿服務所體現的核心精神是人道主義。
當我國城市社會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們的生存問題基本解決。這就會發生兩個轉移：一是他們對于個人生活問題的全心關注，就會向個人以外的世界轉移。二是他們對于艱難生活的個人感受，就會向仍然處于艱難境況的社會中的人們轉移。以前主導人們的“生活的道德”也就會向“道德的生活轉移”。對于私人利益的急切要求，相應會向公共利益的奉獻轉移。這些轉移大勢，正是我國在20世紀90年代興起志愿者的社會發展基礎。城市社區體育志愿者的發展也正是在我國公民社會逐漸形成與發展的基礎上而逐漸成長起來的。
3 結 論
我國城市社區體育服務體系的健全和全民健身計劃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區體育志愿者人力資源的開發。而社區體育志愿者人力資源的形成與發展又離不開時代背景及城市發展的內外動力機制。社區體育志愿者人力資源的發展動力機制是社區體育志愿者人力資源開發的生命所在，動力機制功能的發揮如何將決定其生存能力大小和發展速度及水平。我國社區體育建設的發展、政府職能的轉變及政府支持、個人奉獻精神以及歷史傳統等動力因素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協調構成了我國社區體育志愿者隊伍發展的動力機制。
參考文獻：
[1]肖生鵬.天津市城市社區體育志愿者人力資源開發研究[D].天津：天津體育學院，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