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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為止，依據所能檢索到的歷史文獻和地方志資料，對于群力巖畫的記述主要是民國時期編撰的《依蘭縣志》和《寧安縣志》中對群力巖畫做過簡單的記錄。1921年的《依蘭縣志》中記載:“牡丹江上游有名字兒砬子地方，峭壁之上有石紋，似字而非字也。附近山下有一石，似碣，上永和甲申字樣，并非鐫刻，有似墨書，余文多不能辨。”①在1924年的《寧安縣志》中記載:“距城二百余里，呼爾哈河(牡丹江)東岸，系赴三姓水道也。山壁石砬上隱約有朱紅字跡。天氣晴朗，人多見之，惜不知為何代何人遺跡。”民國時期的《依蘭縣志》印刷于1921年，早于1924年的《寧安縣志》3年。《在依蘭縣志》對群力巖畫記述的是“峭壁之上有石紋，似字非字也”。而《寧安縣志》則進一步記述為:“山壁石砬上隱約有朱紅字跡。”在記述巖畫的地理位置時，《依蘭縣志》將其誤記為“牡丹江上游有名字兒砬子地方”。其實群力巖畫所處的位置并非是牡丹江上游地區，而是牡丹江的下游。《寧安縣志》則明確記述了字兒砬子，“距城二百余里，呼爾哈河東岸，系赴三姓水道也”。所謂距城200里，指的就是距離今寧安市200里，呼爾哈河，即忽爾哈河，亦即今牡丹江，而“呼爾哈河東岸”，即指牡丹江之右岸。“系赴三姓水道也”，則說明了當時從今寧安市，或清代寧古塔副都統衙門通往依蘭(三姓)的主要交通是以水路為主。今群力巖畫恰在距今寧安市200里的牡丹江右岸的石砬子上，處在由寧安市通往依蘭的牡丹江水路之要沖。由此看來，《寧安縣志》較之《依蘭縣志》而言，對于群力巖畫的地理位置，以及對巖畫著色方面的記述是比較準確的。反映出當時撰寫《寧安縣志》的作者曾經對群力巖畫的現場做過一些實地考察，否則對其地理位置和通往巖畫的道路、巖畫的著色的色彩都不會如此準確。然而，《依蘭縣志》在對群力巖畫的記述中，卻有著更值得注意的細節。“附近山下有一石，似碣，上永和甲申字樣，并非鐫刻，有似墨書，余文多不能辨。”這段文字是與描述群力巖畫(字兒砬子)為同一段文字，只是由于歷來撰寫群力巖畫的考證與考察的文章中均沒有提到這段文字。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很少有人認真核查原文。其二，是基本沿用了第一個引用《依蘭縣志•金石條》關于群力巖畫(字兒砬子)的記述，而遺漏了這段重要的文字。也就是說，在群力巖畫附近的山下另有一石，酷似“碣”，碣的釋義為石碑:墓碣殘碑、斷碣，屬于刻石中的一種形制。《后漢書•竇憲傳》注:“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漢代以前的刻石沒有固定形制，大抵刻于山崖的平整面或獨立的自然石塊上，后人將刻有文字的獨立天然石塊稱作“碣”①。目前有關《依蘭縣志》中記述的“字兒砬子”附近的這塊碑碣，至今為止也沒有人對其進行過調查。長期以來，人們只注意到了字兒砬子上的這幅群力巖畫，而忽視了對這塊碑碣的調查和研究。遺憾的是牡丹江因為蓮花水庫的建成，而使得水位已經由原來的水位上升了近10米，原來的群力巖畫所在的石砬子位置距牡丹江水位是23米，而現在只有15米左右②。我想即使是現在去尋找群力巖畫附近的那塊碑碣也是徒勞的。因為那塊碑碣的位置就在群力巖畫附近的山下，而如今卻已經被江水淹沒了。如果我們繼續審讀群力巖畫山腳下的那塊碑碣的話，似乎可以對其文字進行必要的分析。其中“附近山下有一石，似碣，上永和、甲申字樣，并非鐫刻，有似墨書，余文多不能辨。”如果碑碣上的“永和”二字是年號的話，那么在東北地區古代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中尚沒有發現使用過“永和年號”的例證，渤海國只使用過“永德”年號，也無“永和”年號。在中國歷史上卻多次使用過“永和”年號的例證③。然而，這些在歷史上使用過永和年號的政權卻與群力巖畫附近碑碣上的“永和”二字毫無關系。那么，碑碣上的“永和”、“甲申”所表達的到底是何意，碑碣與群力巖畫有何種關系呢?恐怕這永遠是個不解之謎。但是，從碑碣的角度去理解群力巖畫的話，似乎可以擴大對群力巖畫含義研究的更有意義的視野。總之，《依蘭縣志》所記載的群力巖畫附近有一塊碑碣，其上有“永和、甲申”字樣的事實，應該值得我們關注，即使是為時晚矣也不應無視它曾經的存在。
1972年第5期《考古》雜志上，發表了署名黑龍江省博物館的《黑龍江省海林縣牡丹江右岸的古代摩崖壁畫》一文，文中詳細介紹了黑龍江省博物館于1958、1960、1965年，連續3年對群力巖畫的調查。1958年，黑龍江省博物館的工作人員除了認定為“單色摩崖壁畫”外，別無其他收獲。1960年春，黑龍江省博物館又派員考察牡丹江流域的摩崖壁畫，并確定摩崖壁畫中有小船和不止一人一鹿的圖案。明確了畫面上有船、人、鹿，而且人、鹿的造型不是一個。時隔5年后(1965年春)，黑龍江省博物館又派人對群力巖畫進行了第三次考察。這次考察主要有如下幾個收獲:其一，弄清了字砬子的自然環境與狀態。其二，畫面呈朱紅色，可能是赭石等礦物質作成的顏料。其三，對畫面作了整體的剖析。其四，回避了確定群力巖畫的年代問題，只是對畫面所表達的內容作了推測。1990年《北方文物》第3期，發表了陶剛、王清民合作的《海林群力崖畫再研究》一文，又一次改變了群力巖畫的命名，由原來的“摩崖壁畫”改稱為“群力崖畫”。主要收獲是:其一，定名為群力崖畫。其二，對群力巖畫的畫面進行了重新分區，由上、下分區而重新劃分為左右兩區。其三，對畫面“涼棚下端坐二人”，改成枝繁葉茂的大樹形成的涼棚下端坐二人。把立于船頭的人物改稱為一只雄健的魚鷹。其四，推測畫面的內容是反映了“祈禱和祭祀的宗教意識，特別是人牽鹿的圖形，更直接寓示著引誘群鹿回家的含義”。其五，文章的主要創新的觀點是對巖畫的作畫技法和藝術效果進行了分析。其六，論文對有人提出群力巖畫的年代可能距今3000年左右的觀點進行了反駁④，并從繪畫的技法角度推斷群力巖畫的年代當為唐宋時期。《海林群力崖畫再研究》一文對國內外的學術界影響很大，作者的觀點在1992年出版的《牡丹江市文物保護單位保護區規劃》一書中也有文字說明和表述。
此外，1990年4月，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海林縣志》，也對群力巖畫作了簡單的描述。所不同的是書中描述了群力巖畫距離水面40米［2］，較之《海林群力崖畫再研究》一文的記述超出了17米，這是非常值得質疑的巖畫距離江面的高度。2000年第4期《北方文物》雜志發表了我國著名巖畫家蓋山林的《黑龍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巖畫時代新考》一文。蓋山林通過對群力巖畫內容的解讀和比對黑龍江流域俄羅斯境內與我國境內發現的大批巖畫的實例，以及從群力巖畫中的六幅圖中鹿的圖像占據50%的比例，對其群力巖畫產生的時代確定在距今2000—4000年前后①。對群力巖畫產生在渤海—靺鞨的觀點給予了否定。蓋的論文給我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牡丹江群力巖畫的發現，屬于黑龍江右岸支流養鹿巖畫的根基，是黑龍江流域左岸養鹿巖畫的源頭。因此，如果從整個黑龍江流域空間范圍內考慮群力巖畫發現的重要意義是值得的關注的。“群力屯巖畫在黑龍江右岸支流‘養鹿’巖畫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它不僅產生時代早，構圖較完整，是‘養鹿’巖畫的典型畫址。它的發現，使黑龍江右側支流‘養鹿’巖畫有了源頭。其后在內蒙古呼倫貝爾盟大興安嶺原始森林中，相繼發現的交嘮呵道巖畫和阿娘尼河巖畫，是‘養鹿’巖畫的流，使黑龍江右側支流‘養鹿’巖畫形成一個系統。倘若將黑龍江左右側各支流‘養鹿’巖畫聯系在一起，便構成了整個黑龍江流域‘養鹿’巖畫的全系統。如此看來，將群力屯巖畫與整個黑龍江流域巖畫放在一起去思考就不是沒有意義的了。它終于使群力屯巖畫時代之謎，得到了破釋。”［3］尤其是他把群力巖畫與俄羅斯境內即黑龍江左岸奧廖克馬巖畫進行比較②，并從繪畫的技法、繪畫的內容、繪畫的功能三個方面進行了認真的比較，最終得出了二者具有一致性的結論。
1991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周谷城主編的《中國文化叢書》，其中有陳兆復所著的《中國巖畫發展史》一書，這是我國第一部“中國巖畫發展史”的專著。書中收錄了《黑龍江省海林縣牡丹江右岸古代摩崖壁畫》、《海林群力崖畫再研究》的巖畫臨摹圖。還引用了上述兩篇文章對巖畫描述和臨摹的表述，尤其是重點介紹了“從巖畫的內容看，是反映牡丹江邊古代先民們的漁獵生活，也表達出他們對牲畜興旺和漁獵豐收的美好愿望。這里曾是原始宗教遺址，作品肯定含有巫術的目的”［4］。陳兆復為了說明群力巖畫的內容，特別注意到了巖畫中對鹿的描繪，其中的“人牽鹿”的圖形是直接寓示著引誘鹿群回家的含義。但是，作者把群力巖畫與嫩江流域的昂昂溪史前文化遺存聯系到一起的解釋，則顯得牽強。1996年，蓋山林的《中國巖畫》一書，由廣東旅游出版社出版發行，書中的第一章就記述了黑龍江省牡丹江群力巖畫，不過，蓋山林在書中的題目則改寫成《牡丹江畔船形巖畫》。值得注意的是，蓋山林在這部書中對群力巖畫的研究，最為突出的特點是強調了群力巖畫中的那艘船形，并且引用了《后漢書•東夷傳》:“挹婁人喜乘船寇抄”，《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北沃沮人“常乘船捕魚”，上述兩條文獻記述了兩個不同民族擁有共同的用船習慣。北沃沮之地的北部與挹婁的南界相接，北沃沮強盛時是否已經越過鏡泊湖而到達牡丹江的下游地區，尚待學術界繼續從考古學文化的角度進行深入研究。蓋山林認為，牡丹江下游群力巖畫的所在地“為沃沮故地”的論斷有商榷之處。在斷定群力巖畫的初始時間上，蓋山林在書中沒有太多的創新，而是完全采用了陶剛、王清民的上述觀點。認為推定群力巖畫的“時代為唐宋大致是不誤的”。然而，蓋山林的這一觀點，卻與他在2000年4期《北方文物》發表的《黑龍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巖畫時代新考》的觀點大相徑庭，說明蓋山林在考證群力巖畫的時代看法上有了重大改變。1997年11月，李洪甫所著的《太平洋巖畫》一書，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書中的第二章:中國黑龍江巖畫中又專門設置了“牡丹江巖畫”欄目，在這里“群力巖畫”又被稱為“牡丹江巖畫”。
文中對群力巖畫的內容描述和介紹，均采納了已經發表過的有關群力巖畫的文章①。此外，楊林在2007年12期《經濟技術協作信息》上刊載了《淺析黑龍江省古代壁畫》。此外，已故東北史學者董萬侖曾經指出:牡丹江群力巖畫中所顯示的“一男一女，表明已是固定婚姻的父系制”。2013年春夏之際，俄羅斯阿穆爾國立大學哲學宗教教研室主任安德烈教授帶領他的博士生王健霖，兩次實地考察了群力巖畫的所在地，并對群力巖畫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繪制圖案的語境進行了認真的分析，尤其對圖案的繪制技法“用紅色顏料涂抹”，而并非是單線勾勒輪廓的素描方法，以及對中國學者蓋山林認為“俄羅斯境內黑龍江流域左岸的中紐克扎巖畫與群力巖畫基本相似，前蘇聯學者將中紐克扎巖畫斷代為公元前2世紀末至1世紀初，這可能成為群力屯巖畫的參照系數”這一說法進行了客觀的分析。他們認為群力巖畫晚于中紐克扎巖畫。并確定了群力巖畫所處的精確的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北緯44°54＇22．3128＇＇，東經129°39＇26．6364＇＇，海拔213．6米)，這是目前所見在群力巖畫的研究文章中唯一使用經緯度和海拔高度來確定其精準的位置的表述。王健霖對群力巖畫圖案左側最下方的圖形提出了質疑:多數學者認為是“熊”，“但筆者通過電腦軟件提取圖像色彩輪廓，仔細觀察后發現似一蹲狀人形”。筆者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如果能夠確認不是熊，而是一個作“蹲狀”人形的話，那么群力巖畫的整幅圖案的寓意的解讀就有重新考慮的必要。最后，他們基本確定牡丹江群力巖畫的年代不會早于俄羅斯境內的中紐克扎巖畫，而只會晚于中紐克扎巖畫。他們認為，“古人出于宗教祭祀需要，對巖畫點的選擇非常講究，通常會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山崖作畫，該處山崖氣勢偉岸，如同一位將軍巍然屹立，而且整個巖畫朝南(迄今在中國有面北祭祀的習俗，中國人認為北為上位，為尊位)，這本身也包含了山石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觀念。筆者以為，巖畫點下方陸地一定是祭祀點，如果進行考古發掘，很可能找到相關祭祀遺跡、遺物，對該巖畫點年代判斷、內容分析、作畫族屬將起到關鍵作用。”［7］并得出群力巖畫的繪制時間可能在6—7世紀前后的靺鞨人所繪［7］。總之，牡丹江群力巖畫從“字兒砬子”、“古代摩崖壁畫”、“群力崖畫”、“牡丹江巖畫”、“黑龍江古代崖畫”，最后定名為“群力巖畫”的過程，是近百年來眾多學者對牡丹江群力巖畫逐漸認識歷史的經歷。盡管目前對其年代的推斷尚有分歧，或對巖畫的內容還存在著不同的解釋，但是學術界對群力巖畫的研究和解讀已經走入成熟期。無論是對畫面的識別，還是年代的推斷，較之20世紀初的認識，均有了飛躍的進步。在上述學者研究群力巖畫的基礎上，筆者對牡丹江群力巖畫的年代、族屬及其巖畫寓意有幾點不同的認識。
二、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的年代族屬研究
(一)關于群力巖畫的年代與族屬問題的五種觀點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的年代問題，一直在學術界存在著爭議。依據上述學術界對群力巖畫的描述、研究、考證與推斷，大致有如下幾種觀點:其一，陶剛、王清民認為群力巖畫為“唐宋”說。這一觀點曾被我國巖畫家蓋山林認可，但在后來蓋山林的《黑龍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巖畫時代新考》一文中又予以否定。其實，確定群力巖畫為“唐宋時代”的觀點是比較籠統而模糊的概念，因為唐朝與宋朝(包括北宋、南宋)存續的年代疊加在一起的話，達614年之久，如果再累加上唐朝滅亡的904年到宋朝建立的960年中斷期的56年，那么，唐宋時期的概念就是670年之久，而所謂對群力巖畫斷代為“唐宋”時代的觀點，其時間跨度過于漫長。更何況唐宋時期的東北牡丹江流域所居住的族群為靺鞨族，亦即女真人的前身。其間曾有以粟末靺鞨人為主體而建立的渤海國(公元698－926年)，牡丹江流域則成為當時渤海國的統治中心區域①。其二，黑龍江省博物館所發表的②《黑龍江省海林縣牡丹江右岸古代摩崖壁畫》一文認為，群力巖畫的年代“可能是為了一定的巫術目的而繪制的原始宗教遺跡，但它真實地反映了活動在這個地區居民的漁獵生活，而且是我國原始藝術的一項代表”③。無疑，該文作者是明確把群力巖畫的年代確定在原始社會時代，這一斷代的概念較之“唐宋”的概念更加模糊。所謂原始社會是文化人類學理論上的一種社會組織類型概念，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如果與考古學歷史分期進行比對的話，這一階段應屬于新石器時代，約當在距今1萬年到4000年前后。因此，把群力巖畫確定在原始社會的觀點過于遙遠而漫長，且缺乏重要的歷史依據。這種朦朧而缺乏依據的漫無邊際的斷代方式，是人們習慣于簡單思維而對無法理解的歷史遺跡、遺物盲目下結論的慣用方式。其實，是一種缺乏研究和比對的思考過程。如果群力巖畫的年代屬于距今4000年前的作品，那么從民族源流的族屬上看，群力巖畫可能是肅慎系統的先民所繪。其三，蓋山林在2000年《北方文物》第4期發表了《黑龍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巖畫時代新考》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他一改過去對牡丹江群力巖畫的斷代觀點，而提出了自己的新觀點。他認為群力巖畫屬于黑龍江流域的“養鹿”巖畫，可以依據黑龍江左岸俄羅斯境內發現的大量養鹿巖畫遺址的絕對年代來比對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巖畫，可以推斷其年代當為距今2000至4000年之間。“群力屯巖畫屬于黑龍江‘養鹿’巖畫的定位，給群力屯巖畫年代的推定找到了依據。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黑龍江左岸‘養鹿’巖畫的年代是從公元前2千紀一直延續到紀元前后，那么群力屯巖畫的年代，大約也應屬于這個時代。這種對群力屯巖畫年代的斷定，雖然由于時代跨度太大而失于籠統，但總比將它推斷在渤海時代在依據上扎實得多。”蓋山林深知這種斷代的方式和結果是一種模糊推定，但是總算是較比斷定群力巖畫為唐宋時期渤海時代的依據更為貼切。蓋山林的這一推斷的新意，是含有距今2000年前后或4000年前后的意味。如果我們取蓋山林先生對群力巖畫斷代的下限的觀點，群力巖畫的年代很有可能相當于西漢末年。由此推之，西漢末年的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巖畫的族屬當屬于挹婁人或夫余人的遺存。關于挹婁稱謂的含義，一直有兩種解釋:一是“挹婁”，音近通古斯語“鹿”，為鹿之意;二是與滿語“葉魯”音近，為巖穴之穴的意思④。主要分布在牡丹江以東直到大海沿岸。其四，王健霖認為，群力巖畫的絕對年代應該屬于距今6—7世紀前后的靺鞨人的遺存。他認為:從造船技術、養鹿習俗、漁獵業三個方面分析，群力巖畫的繪制時間可能是6—7世紀前后的靺鞨人。王健霖所推斷群力巖畫的年代，大大縮短了“唐宋說”、“原始社會說”、“2000至4000年說”等籠統觀點。6—7世紀的時間跨度，是一個比較具體的時間概念，當在100－200年之間。不過王健林對群力巖畫的時間斷代，依然缺乏依據和更多的歷史旁證，因此，支撐其觀點的證據還顯得比較單薄。其五，群力巖畫為西漢時期所繪，這一觀點是李洪甫所著的《太平洋巖畫》一書中所表述的。他認為:群力巖畫所處的牡丹江流域就是漢代的樂浪郡，群力巖畫中二人端坐于樹下“席地而坐”的姿態，就是朝鮮王“檀君”夫婦端坐在檀樹下的形象，從而得出群力巖畫當為西漢時期的作品。把牡丹江群力巖畫臆測為西漢時期所作，并與檀君朝鮮有關的猜測均屬謬誤之筆。不過，在李洪甫對群力巖畫的臆測中較為合理的成分，則是把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巖畫的時代看作漢代的作品還是值得深思和借鑒的。總之，以上五種有關群力巖畫的年代與族屬的考證、推斷與臆測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完成了由淺入深、由表及里的認識過程。但是，究竟那一種觀點最為接近歷史的真實，還有待今后的深入研究和不斷的考古發現。
(二)筆者對群力巖畫年代與族屬的新認識群力巖畫的命名要予以規范化。筆者認為，其稱謂應該為“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因為群力巖畫的地理空間和地理環境的特點，就是孤零零地處在牡丹江流域的群力村附近的牡丹江右岸的峭壁懸崖上。牡丹江是這幅巖畫的重要地理特征，而群力村則是臨近巖畫最近的村屯，具有人類傳承意義的常住居民的聚落點的含義。從嚴格意義上講，群力巖畫，既不是崖畫，也不是崖壁畫，更不能稱之為摩崖壁畫。群力巖畫還不能脫離牡丹江這個具有地域特色的地理概念，因此冠以“牡丹江群力巖畫”是比較完整和確切的。蓋山林于2000年第四期《北方文物》中發表的《黑龍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巖畫時代新考》一文的題目，就是充分考慮了群力巖畫的命名需要規范的因素。“牡丹江群力巖畫”的稱謂省略了黑龍江省的行政區劃地名，這一點筆者與蓋山林的認識是一致的①。此其一。關于牡丹江群力巖畫的年代與族屬，我則認為:如果從宏觀意義上看，牡丹江群力巖畫的年代，應屬于西漢中期至公元5世紀，在這一時間段里恰恰是挹婁人或勿吉人居住在牡丹江流域，其族屬當屬于挹婁或勿吉。若是從更加具體和細微處觀察，牡丹江群力巖畫的時代當為西漢末—東漢初年，此時挹婁人雖臣服于夫余，卻正在為逐漸擺脫夫余的壓迫而積蓄力量。當夫余走向衰落，而高句麗人一味爭奪遼東之時，挹婁人則在牡丹江流域得以鞏固自己的政權，建立完備的制度。誠然，在長期受到夫余人壓迫的同時，挹婁人不斷接受由夫余人轉嫁而來的漢朝文化因素。因此，在挹婁人的文化中應該存在著表現出強烈漢朝文化影響的因子和特征，我們從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中就可以領略到這種深受漢朝文化影響的因素，如席地而坐，以及身后的酷似枝繁葉茂的大樹的那種流行于西漢時期的帷幔，等等。此其二。從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中的人物主題畫面的風格上，可以看出是深受漢朝盛行的繪畫風格和當時的傳統文化影響的，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的尚左、尚右之習俗是深受漢朝文化影響的。此外，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中二人端坐的姿態或姿勢也與漢朝的席地而坐之俗吻合。此其三。黑龍江流域右岸用紅色顏料實體涂抹的陰影法技術，在挹婁與夫余人那里早已掌握。賓縣所發現的紅色顏料涂抹的人物圖案陶片，距離其東方牡丹江下游群力巖畫不過180公里，這正是夫余與挹婁人文化相互影響的重要區域。另外，在賓縣的慶華遺址中也發現了繪制在陶器上的紅色顏料涂抹的植物和水波紋圖案，其年代為戰國至西漢，此其四。關于挹婁含義的解釋，目前有兩種觀點，音近通古斯語“鹿”，為鹿之意;與滿語“葉魯”音近，為巖穴之穴的意思。《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載:“挹婁在夫余東北千余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余，言語不與夫余、句麗同。”日本學者三上次男認為:挹婁在滿語中解為鹿(使鹿部)不知其依據如何?或許是因為巧合，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中六人三鹿，除人物之外，主要是鹿，說明了鹿與人的關系密切。從三只鹿的姿態和形象上觀察，其中的兩只鹿是動態的，一只鹿則是靜態的。靜態的鹿就處在二人端坐的下方，這是個非常耐人尋味的場面，恐怕與圖騰或某種儀式有著密切的關系。如果把“挹婁”解釋為“鹿”的含義的話，恐怕鹿在當時屬于挹婁人的重要圖騰崇拜。無獨有偶，鹿在漢朝也具有神獸和圖騰的廣泛意義。如果群力巖畫中的鹿的圖案是一種圖騰，那么此種具有原始宗教的信仰，可能與挹婁人的含義，以及漢朝的鹿崇拜有緊密的關聯性，二者相互認證，證明了推斷群力巖畫的年代為西漢的觀點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此其五。
一
早在遠古時代，黃河下游地區就是當時文化發達之區，生活在這一地區的炎帝氏族及其后裔創造了東夷文化。考古資料表明，發源于黃河下游的以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為代表的東夷文化一度處于當時文化發展的領先地位。而當時生活在黃河中上游地區的黃帝氏族及其后裔則創造了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華夏文化。東夷文化和華夏文化共同創造了早期的黃河文明。經過夏、商、周三代，文化代代相因，漸次融合，最終形成了中華文明的兩個主干——夷夏文化，而齊魯文化正是夷夏文化融合而產生的一種地域文化。
自西周初年齊魯建國至春秋，是齊魯文化兩大文化體系的形成時期。隨著西周的建立，來自西方的周文化逐漸沿黃河東下，到達下游地區。周文化和東夷文化在接觸過程中，由于齊、魯兩國人文環境、地理條件的不同和建國方略的差異，造成兩種風格迥異的文化體系：齊文化和魯文化。在西周和春秋長達六七百年的時間里，齊文化和魯文化沿著各自獨特的道路發展，使黃河下游地區的文化格局呈現出多元化狀態。齊文化是以東夷文化為主、以周文化為輔而形成的一種文化系統。經濟上，從齊地靠海、土地瘠薄的實際情況出發，除了繼承周的“重農”傳統外，又實行“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政策，以農業為主，農、工、商并舉；政治上，不囿于周之“尊尊而親親”的宗法原則，而是“舉賢而尚功”；文化上，主張寬松自由，兼容并包，“因其俗，簡其禮”。齊文化最終成為一種合時俗，務實際，具有革新性、開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傳統。魯文化則是以周文化為主、以東夷文化為輔而形成的一種文化系統。經濟上，由于魯的封地位于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適于農耕，這就使魯文化一開始就具有一種農業文化的特征。政治上，魯國統治者強調周的宗法制度，主張“尊尊而親親”；文化上，則采取“變其俗，革其禮”的方針，用周文化強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講求的禮樂仁義即是重禮的周文化和重仁的東夷文化結合的產物。魯文化逐漸發展成為一種重仁義、尊傳統、尚倫理、貴人和的道德型文化傳統。
戰國秦漢時期，是齊魯文化的綜合發展時期。進入戰國，由于齊國對魯國的兼并，造成黃河下游地區政治上的局部統一。而學術文化界興起的百家爭鳴，則促進了區域間的文化交流。在這個背景下，齊、魯兩大文化傳統的交融日益發展，逐漸走上了一體化的道路。戰國時期，齊、魯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響，表現在思想領域，主要是孟子對齊學的批判吸收，鄒衍陰陽五行說對魯學的滲透以及管子學派和荀子對齊學和魯學的揉合。特別是《管子》、《荀子》的出現，反映了齊魯兩大學派走向統一的歷史趨向。秦及漢初，齊學盛極一時，主要表現在黃老學和陰陽五行學的盛行。這一歷史時期齊學與魯學的融合，為其后董仲舒以陰陽五行說構筑新的儒學體系作了理論準備；同時也為漢代儒學內部的齊學與魯學以及今古文經學之爭埋下了伏線。經過東漢今古文經學的學術之爭，雙方相互批判又互相滲透，至東漢末年，一代經學大師鄭玄會通古、今文經學，最終完成了齊魯文化一體化的過程。
齊魯文化是一種混合型文化。它不僅融合了齊文化和魯文化，而且兼收并蓄，廣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長處，逐漸形成了一種具有完備的自我調節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強的文化。特別是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后，齊魯文化實際獲得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為一種政治大一統背景下的官方文化，最終融入到統一的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
二
一、房產檔案數字化管理的原則
在落實檔案管理數字化的過程中，必須要全面堅持檔案數字化管理的原則，具體分析如下：
1.全程管理原則。所謂全程管理原則，就是將數字化檔案管理工作看作一個整體，從這個整體的管理需求出發，建立管理體系，制定管理措施，將檔案信息收集、保存、歸檔、銷毀等各個環節都施行數字化，運用統籌管理的方法，每個管理環節都不可松懈，各個環節之間要做好無縫銜接，進而實現整個管理工作效率與質量的最大化。
2.真實完整原則。檔案管理的基礎就是確保檔案數據的真實可靠，在落實數字化管理的過程中，必須要堅持真實完整原則，數字化檔案的內容、結構都不能與原有檔案出現差異，建立、使用之后也要保持檔案信息與原始狀態相同，并且要針對檔案使用者的姓名、使用檔案的時間等信息進行登記。檔案使用者必須要具備相應的權限，否則不可使用這些檔案資料。
3.使用方便原則。數字化管理模式的構建，最終目的就是為了能夠提升管理的效率與質量，為人們提供更加便利的工作環境和信息使用環境，因此方便性原則是必不可少的。數字檔案經過儲存、傳輸、加密等處理之后，必須要確保信息數據的可識別性，否則這些信息就無法被有效讀出，不能充分發揮其作用。要確保具備相關權限的使用者能夠及時、準確地獲取相應的信息，并可以在同一時間閱讀同一份電子檔案。
4.安全性原則。由于數字化管理依托于計算機技術以及互聯網技術，而互聯網技術本身存在很多不安全因素，房產檔案作為非常重要的信息資源，一旦損壞或者丟失，有可能會帶來無法挽回的損失，因此必須要堅實檔案管理的安全性原則，這是開展一切數字化管理的前提。為了確保檔案數據的安全，必須要構建完善的安全防護體系，采用更加有效的保密措施，才能夠使系統硬件或者軟件都能夠免于自然災害以及人為的迫壞，減少檔案數據丟失或者破損的可能性。
二、加強房產檔案數字化管理的對策
在分析了執行數字化管理的原則之后，下面針對具體的數字化管理措施進行分析：
1.提高數字化管理的認識，建立完整規范的檔案資料。構建數字化檔案管理的目的，是為了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檔案信息，并為社會發展更好的服務，如果檔案管理缺乏真實性與完整性，那么數字化管理也不存在任何意義。從目前我國大部分城市的房地產管理情況來看，通常房產管理部門都是計算機系統進行登記并發證，同時使用局域網以及數據庫技術對各項信息進行管理。但是能夠全面落實房產檔案數字化管理的城市并不多，這主要是由于人們對于數字化管理認識不完善，缺乏完整、規范的管理制度，因此必須要強化數字化管理的規范性，提升管理部門以及管理者對數字化管理的認識，保證資料要真實、完整，針對各種資料數據進行檢查，確保這些資料沒有問題才能夠進行轉化電子檔案，為數字化管理做好準備。
2.制定房產檔案館數字化建設發展規劃，并分階段有步驟地實施。在實現檔案管理數字化的過程中，檔案管理部門必須要充分考慮到各部門的建設發展，每一年的數據都在增加，因此要采取分層設計的方式，對現階段的庫存檔案進行合理分析，并且充分發揮檔案的使用紀律，將所有的檔案進行分類和管理，使缺少數字化的檔案庫存能夠以最短的時間發揮效力。制定階段性管理制度，并且有步驟，有計劃的進行落實，確保每個時期的數字化檔案管理都可以落實到位。
3.進一步完善房產權屬檔案數字化標準。數字化管理中標準化管理是不可忽視的方面，由于檔案管理數字化屬于新型事物，因此國內缺乏完善的制度與標準，為了能夠為數字化管理創造更加有力的環境，奠定更加有力的基礎，國家檔案局要針對電子檔案的建立與管理出善的標準、規范制度，規范和指導各地的房產檔案現代化管理工作，最終建立起一個標準的房產檔案數字化利用平臺。
4.規范數字化檔案開放范圍和使用權限。數字化檔案的查詢與檢索是非常重要的環節，因此在構建數字化管理模式的過程中，必須要設置相應的訪問權限，確保防衛的安全性，公眾可以在公共網上對各種信息進行查詢和使用，同時對內部人員開發相應的檔案查看權限，在單位內部局域網中可以隨時查詢、使用和分享。
三、結束語
房產檔案管理信息化，是房產事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是實現檔案管理現代化的趨勢，因此地產檔案管理部門以及工作人員必須要認識到信息化檔案管理的重要性，必須要積極強化信息化建設，制定更加完善的信息化制度，為檔案管理信息化的普及提供更加便利的平臺和條件。
作者:宋斌路 單位:齊齊哈爾市房地產產權市場管理處
參考文獻：
[1]孫嘉翊.房產檔案信息化管理探索[J].現代國企研究,2015(16).
[2]李海瑛.淺析房產檔案的公開查詢利用[J].檔案管理理論與實踐-浙江省基層檔案工作者論文集,2012(00).
1.從“衣”中來人類的服飾選擇與地理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系
在講授到有關地理環境部分的內容時，可以用人們所穿的不同服飾作為課堂例證的素材。比如在講到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一第二章中的常見氣候類型時，可以給學生展示一些不同氣候地區的人們的服飾照片，如：我國地區藏民的“藏袍”；熱帶雨林中土著居民的原始服飾；阿拉伯地區的人們的白色長袍；我國東北地區人們冬季的皮草等。然后讓學生結合不同地區的服飾特點，推導他們所在地區的氣候特征，最終得出該地區的氣候類型。不同地區服飾照片的展示，既調節了課堂氣氛，又讓地理課堂變得更具有生活化。
2.從“食”中來由于地域差異
水熱組合特征不同，導致不同地區農業發展類型不一致。在講授到必修二第三章有關“農業的區位選擇”時，我事先掌握了我們班有南、北不同地區的外來人口的子女就讀，在課堂上我就請他們各自介紹一下家鄉的飲食習慣。比如，南方的同學喜歡吃米飯、甜食，而北方的同學喜歡吃面食、辣椒，然后我再進一步地引導學生去思考：為什么不同地區人們的主食不同？從而推導出不同地區的農業區位選擇的差異造成人們飲食上的選擇差異，最終得出結論：“南稻北麥”“東耕西牧”。
3.從“住”中來民居的樣式、材料常常受到當地自然環境的影響
在復習中國區域地理時，可以給學生展示我國不同地區的房屋圖片，如：內蒙古草原上的蒙古包；黃土高原的窯洞；北方地區的平房；南方地區的斜頂房；云南的竹樓等，然后提問：不同地區的房屋的顯著特征是什么？形成這種特征的原因是什么？從而推導出我國不同地區的自然環境差異。為了活躍課堂的氣氛，增強學生鄉土地理的意識，我特意到我們本地的古鎮上去拍攝了幾張老式民居添加到課件的圖片素材中去，取得了很好的教學效果。
4.從“行”中來在地理學科中
人們的出行也是其中的一項重要的學習內容。在講必修二第五章“交通運輸方式的選擇”時，我給學生創設了一些生活情境，讓學生根據不同的情況，選擇合理的交通運輸方式。如：（1）從哈爾濱到廣州參加貿易洽談會，要求次日必須到，可供選擇的合理的交通工具是（）。（2）從重慶到武漢，沿途觀賞三峽風光，可供選擇的合理的交通工具是（）。（3）從密云水庫運20噸活魚到北京，可供選擇的合理的運輸工具是（）。（4）從太原運200噸煤到武漢，可供選擇的合理的運輸工具是（）。（5）從天津到上海運一萬噸海鹽，要求最經濟的方法，可供選擇的合理的運輸工具是（）。從以上生活情境中，學生可以總結出交通運輸方式選擇的原則，
二、到生活中去，學以致用
在新課程的教育理念中，特別強調要“以人為本、回歸生活、注重發展”。而學習地理的目的，就是要發展、完善生活。所以要將學生在課堂上所學到的知識返回到生活中去，要學以致用。這樣，才能真正地實現《地理課程標準》中所提出的要求：“學習對生活有用的地理。”那么，如何讓學生把所學到的地理知識真正地運用到生活中去呢？筆者在教學中做了如下的探索：
1.創設生活情境去體驗創設生活情境就是在課堂教學過程中，運用相關的教學用具和教學資源，去模擬生活場景，使得地理課堂教學更加貼近生活，使學生如臨其境、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加強直觀的感知，讓每個學生在實踐中體驗到地理知識的重要性和實用性。舉例如下：衣：比如在學習完我國氣候的降水特征后，我給學生創設了如下的情景劇：請一位同學扮演一位美國的中學生，利用假期來中國參加夏令營活動，8月1日剛到北京就遭遇了一場暴雨，于是匆匆忙忙買了一件雨衣穿上。8月10日，該同學又去了烏魯木齊游覽美景，在烏魯木齊的三十天內一直沒有下雨，雨衣反而成了累贅，于是他就將雨衣送給了當地的一位小朋友，然后啟程去了廣州。可是沒想到一到廣州他又遭遇到了持續的陰雨天，他氣憤地沖天吶喊：“這是為什么呀？”觀看完表演后，請學生根據已掌握的我國降水特征來幫助這位外國朋友解答這個問題，并告訴他正確的做法。課堂教學生活化情境的創設，讓學生更直觀有趣地感悟到生活離不開地理知識。
2.組織實踐活動去感悟實踐是認識的來源
土地利用變化的研究是生態環境變化研究的重要基礎，也是調控人類行為的科學決策依據。它廣泛涉及到各地區資源的有效開發利用與合理保護、生態環境的保護與治理、耕地保護與食物安全、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從而對今后的發展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資中縣位于長江上游的沱江水系流域地區，是一個生態環境較好、資源相對豐富、經濟相對不發達的地區。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的不斷增加，土地利用的類型、數量、結構也在不斷的發生著變化。土地資源的開發利用與生態環境保護、農林牧協調發展等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尋求土地合理開發利用的道路，對土地的可持續利用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須對土地利用變化的軌跡與過程清晰地認識，從而找到影響土地利用變化的驅動力，為決策者提供正確的土地資源規劃、利用的建議。
為此本文基于土地利用變化理論，利用模型分析方法與數理統計方法對資中縣土地利用從土地利用動態變化方面進行了比較分析，并且對影響該縣土地利用變化的驅動力作了研究。得到結論如下：資中山區以林地、草地、水域、未利用地為主，平原區、丘陵區分布著六大地類。研究區土地利用變化幅度后期大于前期，林地、水域和未利用地面積減少，居民用地、交通用地、工礦用地增加。該縣耕地變化速度明顯快于其他用地類型；林地、建設用地和耕地之間的相互轉化是土地利用變化的主要形式，居民用地、交通用地、工礦用地增加明顯，主要來自于農用地，其次為林地和未利用地的轉化。從景觀學角度來講，資中以草地、林地景觀為優勢景觀類型，鑲嵌著耕地、居民用地、交通用地和工礦用地等斑塊類型。通過對士地利用變化驅動力的定性與定量分析，發現經濟發展、人口增長、農業結構調整、政策等是引起土地利用變化的重要原因。同時，提出幾點建議，為該縣的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依據。
關鍵詞:土地利用，土地利用變化，驅動力，資中縣
目錄
1研究背景...1
2土地利用變化研究綜述...2
2.1土地利用的內涵及研究內容...2
2.1.1土地利用的內涵...2
2.1.2土地利用的研究內容...3
2.2土地利用變化的基本理論與研究方法...3
2.2.1土地利用變化的基本理論...3
2.2.2土地利用變化的研究方法...5
2.2.3土地利用變化模型研究...6
2.3土地利用變化的驅動力研究...7
3研究方案...9
3.1研究區域概況...9
3.1.1地形地貌...9
3.1.2氣候特征...9
3.1.3河流概況...9
3.1.4森林植被...9
3.1.5社會經濟情況...10
3.2研究內容、方法和技術路線...11
3.2.1研究內容...11
3.2.2研究方法...11
3.3數據來源及資料收集...12
3.3.1土地利用資料...12
3.3.2社會經濟統計資料...12
3.4技術路線...12
4區域土地利用動態變化...13
4.1研究區域土地利用現狀分析...13
4.1.1農用地結構...13
4.1.2建設用地結構...13
4.1.1未利用地結構...15
4.2土地利用的動態變化...15
5土地利用變化驅動力分析...17
5.1驅動因素的定性分析...17
5.1.1自然驅動因素分析...17
5.1.2人文驅動因素分析...18
5.2土地利用變化驅動力模型構建...21
5.2.1主成份分析原理...22
5.3.1主成分分析...22
5.4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建議...24
在現階段高中地理教學模塊中，進行國內外熱點新聞的導入是必要的，通過對熱點新聞的導入，讓地理與我們的日常生活聯系在一起，更有利于讓學生進行地理知識的學習，更有利于進行思想教育。比如在講解天氣及氣候這一章節時，教師可以學習以中央電視臺天氣預報的形式導入。又如在中國人口講述過程中，可以將最新的人口普查資料引入學習，一點點地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保證學生的積極性。必要時，教師需要針對實際，對學生進行課堂教學教育。
二、趣味式教學及其相關導入模塊的分析
（一）提升教學的趣味性
為了保證趣味式教學效率的提升，應用現代化圖像投影技術是很必要的，因為這可以提升學生的注意力，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比如在“地形變化”這一模塊中，教師可以利用多媒體技術，展示喜馬拉雅山及其生物化石的視頻、圖片等。教師可以先提問學生對圖片中的山脈有什么了解，接著再引導學生對于海洋生物化石的根源進行分析，如為什么陸地上的喜馬拉雅山是海洋生物化石的集中地，以此來引發學生的認知矛盾。通過對這種矛盾的陳述，進行新知識的引導教學，使學生解決認知矛盾。教師可以應用投影圖片，保證學生對疑問的探索，激發他們的探究欲望。在現階段趣味式教學過程中，利用漫畫的形式也是必要的引入手段。用簡單或者夸張的手法來描述生活及時事資料，可以保證最佳的諷刺效果。當然，在當下課堂教學模塊中，地理課本也引用了一些漫畫。這樣趣味性的漫畫是導入新課的必要因素。比如在進行世界人口問題的闡述時，可以引入“苦難的母親”這類型的漫畫，引人深思，引出世界人口的問題。在進行森林資源的分析過程中，可以利用“大難臨頭”等漫畫來引入，這對于學生的學習興趣的提升是非常有好處的，有利于學生思維的引發及表達。在當下新課教學模塊中，進行簡短的小故事串聯是必要的，從而實現新課的順利引入。比如在“世界陸地及海洋”這一章節中，教師可以利用航海家的故事，對學生進行啟迪。比如麥哲倫，他能夠進行人類歷史上的地理旅行，說明他具備良好的素質及意志，具備良好的地理知識。正是依靠這些知識，他才能在歐洲、非洲等地來回航行。如果不具備良好的地理知識，是難以進行有效的航行的。這有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學生深入了解學習本節知識的必要性，保證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在當下地理教學模塊中，選擇短小精悍故事也是必要的。這種很有意義的故事，積淀了人們的生活經驗，是一種地理知識的升華。比如在“早穿棉晚穿紗”的諺語中，可以看到我國內陸地區的氣候差異。這些諺語的選擇及教授，更有利于學生學習相關的地理知識，保證學生地理學習興趣的提升，保證其思維的啟發，以滿足當下教學工作的需要。
（二）情境式導入方案
在地理導入教學模塊中，進行情境式導入是必要的。所謂的情境式導入就是進行課堂背景的優化，比如進行音樂等的導入，保證良好的氣氛及環境，從而揭示課題，激發學生的探究欲望，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又如，在現階段地理教學模塊中，可以引用一些與地理課本相關的歌曲，利用這些歌曲，更有利于學生的地理學習。比如“你從雪山走來，春潮是你的風采；你向東海奔去，驚濤是你的氣概。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兒女，你用健美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用這樣的開頭，情景交融，主題鮮明。“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說明了地形對物候的影響的地理規律，把它作為“地形對氣候的影響”一節的開頭，能充分調動學習興趣，激發學生強烈的求知欲。又如，在“天氣與氣候”章節教學中，教師可以引導學生背誦一些有關地理知識的詩句，比如“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等，讓學生沉浸在優美的詩情畫意中，讓學生更好地進行天氣及其氣候概念的分析。再如，講授我國地勢特點時，比如內蒙古高原，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可以串聯《敕勒歌》：“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一下子把學生的思緒帶到茫茫草原上。這種課前朗誦一段詩詞，創造一種情境，營造一種氣氛的方法，可以激發學生的情感，收到奇特的效果。好的開頭是成功的一半，教師要精心設計好的導入語，使整堂課的氛圍濃厚，從而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結語
[關鍵詞]經濟文化類型；語文課程資源；文化背景知識
[中圖分類號]G4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712（2013）34-0052-06
[基金項目]廣西教育科學“十一五”規劃課題“廣西民族地區學困生發展策略與語文德育的功能研究”（2008C21）。
[作者簡介]韋美日（1964―），女，廣西環江人，碩士，廣西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語文課程與教學論，廣西民族地區語文德育。
在語文課程改革中，出現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奇怪現象：一邊是課改實驗的“泛人文化”，表現為在公開課或是教學競賽中，以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為主，進行漫無邊際的拓展延伸，忽略了語文知識、技能的傳授、訓練；一邊是學校的常規教學中的“去人文”，表現為課堂教學仍然以傳授知識為主，扎扎實實進行應試能力訓練，把人文精神的培育當成可有可無的內容，隨意增減。
一、語文教學中遇到的問題
語文課堂教學中的矛盾現象背后是語文課程的價值取向指導下的語文課程資源開發的問題。功利化的價值取向使語文課堂教學僵化、老化，局限于狹小的語文課程，受制于語文教學的狹窄空間，不能進行真正的跨學科、跨領域、面向生活的語文綜合性學習，不能全面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
（一）語文教學實踐的功利化取向
語文課程改革中，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事實上有其內在聯系，即語文課程實踐中的功利性價值取向侵蝕了語文課程標準的理性價值取向，導致對語文課程理念的淺表理解，或者是誤讀。在教學行為上則表現為陽奉陰違：在展示語文教學改革成果的實驗課上，盡可能多地增加人文性的內容，貼近語文課程標準的要求，會獲得比較高的評價；在常規語文教學實踐中，認認真真落實語文知識點，盡量吃透語文考試的內容，在各種語文考試中成績優秀，會得到大家的承認。這種過于功利化的語文教學活動必然走向經驗性和機械化，輕視排斥理論指導，惰于實踐創新，消解語文課程改革的核心價值體系，在語文課程改革旗幟掩護下，走的是應試教學的老路。
（二）語文教學內容和語文教學研究的單一化
要擺脫語文教學的經驗性和機械化的慣性傾向，語文教學就不能只顧在自己的領地上埋頭耕耘，還需要具有宏觀的、全局的戰略眼光，超越眼前的功利性需要，為國家民族文化的傳承和學生的未來謀劃，在更廣闊的天地中運籌帷幄。語文教學立足于語文素養的提高而不只是在實驗課中表演人文性，語文知識和技能的獲得也不只在語文課本和語文課堂教學活動中，其途徑和方法是無限多樣的，需要語文教師在語文教學實踐中勇于探索，更需要綜合運用相關學科的理論和研究方法指導語文教學實踐，不同學科的理論可以為語文教學開辟新天地，提供不同的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法，有可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民族學的經濟文化類型理論所關注的經濟文化類型及其對經濟文化類型的研究方法，為成功地利用本土的語文課程資源提供可參照的理論框架和方法論基礎，引導語文課程實施走出“泛人文化”和“去人文”的泥潭。
二、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及其發展
（一）經濟文化類型理論的提出
人類學的經濟文化類型理論是“蘇聯專家CH托爾斯托夫、MT列文、HH切博克薩羅夫等人在20世紀50年代共同提出的。”[1]“1956―1958年期間，時任蘇聯民族學研究所東亞和南亞室主任的切博克薩羅夫到我國中央民族學院進行講學。期間，我國學者林耀華與他共同撰寫了《中國經濟文化類型》一文，全面地運用了經濟文化類型理論來研究中國民族問題，踏出了此理論在中國進行本土化研究的第一步。但在之后2O多年的時間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國內關于這方面的研究沒有取得任何進展，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林耀華的學生張海洋開始繼續此項研究，其碩士學位論文便是《中國經濟文化類型研究》。”[2]蘇聯的經濟文化類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條件下，并有近似的社會發展水平的各民族在歷史上形成的經濟和文化特點的綜合。”[1]林耀華先生認為經濟文化類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態環境下，并操持相同生計方式的各民族在歷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經濟和文化特點的綜合體。”[1]
（二）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在中國的發展
羅吉華文章所說的“本土化研究”是指中國的人類學家用蘇聯專家的經濟文化類型理論來認識中國的經濟文化類型，在研究實踐中修正完善這一理論，使之更貼近中國民族分布和經濟文化發展的特點，為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服務，這一工作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得到延續。50年代，林耀華先生在《中國經濟文化類型》中結合東亞各個經濟文化類型的情況，區分了三組經濟文化類型：第一組，以狩獵、采集和捕魚起著主導作用的類型；第二組，以鋤掘（徒手耕）農業或動物飼養為主的類型；第三組，以犁耕（耕耘）農業為主的類型。[3]他還對每一種類型的特點及分布范圍進行了具體的闡述，為建立和運用中國特色的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和基本的研究框架。其優點是將研究置于東亞的大背景中進行比較分析，有一個中觀的認識角度，選取了每一類型中的典型進行描述，加深了對某一類型的特點的理解和認識；其不足是未能深入到中國領土上的56個民族的生態環境內部，了解其具體的生計方式，區分其經濟文化類型，其研究成果依然是一個大致的輪廓，沒有構成一個細節完備的邏輯體系。
林耀華先生主編的1997年出版的《民族學通論》第四章《經濟文化類型》在原來分析框架的基礎上進行了充實和完善。首先，闡明了經濟文化類型理論的含義及其作用，強調了經濟文化類型理論的方法論意義，它在學科理論方面的價值和現實意義。方法論方面指出了它的一系列操作規范，為正確理解和實際運用這一概念指明了方向。其次，闡明了其在學科理論建設方面的重要貢獻和民族地區的現代化建設方面的作用，使其方法論意義落實到具體的學科內容方面和現實生活領域，有效擴大了它的影響范圍，強化其實踐意義，把它從純學科的認識論逐步發展為能為解決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事業發展提供理論依據的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學理論。與在《中國經濟文化類型》中所提出的內容框架相比，《民族學通論》區分了類型組里面的具體類型。第一組，采集漁獵經濟文化類型，包含兩個類型：以鄂倫春族為代表的山林狩獵型和以赫哲族為代表的河谷漁撈型；第二組，畜牧經濟文化類型組分為四個類型：以部分鄂溫克族為代表的苔原畜牧型，以蒙古族為代表的戈壁草原游牧型，以哈薩克族為典型的盆地草原游牧型，以藏族為典型的高山草場畜牧型。第三組，農耕經濟文化類型組，區分出六個類型：山林刀耕火種型、山地牧耕型、山地耕獵型、丘陵稻作型、綠洲耕牧型、平原集約農耕型，最后一種類型還區分出兩個亞型：北方亞型和南方亞型。[4]
《中國經濟文化類型》和《民族學通論》第四章《經濟文化類型》的內容相比較，有三點不同：第一點，類型組名稱有變化；第二點，類型組中的典型變成了具體的類型；第三點，各類型的經濟文化的地域性、歷史性、綜合性的特點更為突出。這三點變化把中國的經濟文化類型從東亞的經濟文化類型的背景中凸顯出來，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對象來考察，因而從名稱到特點都更符合中國民族地區的地理分布特點，歷史以來形成的各民族的居住格局，以及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的民族經濟文化發展的特點。這個體系的優點是很明顯的，它突出了中國地理環境和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的特色，有利于正確認識民族地區的社會結構及其歷史發展規律，能更好地指導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建設；其不足之處是由于顧及到經濟文化類型的綜合性特點，雖然提到了建立有層次的立體結構的四個內容，但在具體闡述內容時，沒有對構成這種綜合性的具體因素及其相互影響關系進行相應的描述，即其類型內部的基本結構仍然有待完善。
（三）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在民族教育中的應用
在哈經雄、滕星先生主編的2001年出版的《民族教育學通論》第四章第二節《經濟文化類型與民族教育》中，在林耀華先生所下定義和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根據“對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類型的概括分析，首先對世界民族及民族區域的經濟文化類型進行一個粗線條的分類，然后對民族經濟文化類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關系進行初步探討。”[5]這里區分出四個經濟文化類型組，第一組，采集漁獵經濟文化類型組，包括兩個亞型：北部寒帶亞型和南部熱帶亞型；第二組，游牧經濟文化類型組，包括兩個亞型：北部寒帶、溫帶亞型和南部熱帶亞型；第三組，農業經濟文化類型，包括山地雨林混合農業和犁耕農業；第四組，現代化工農牧業類型組，包括三種類型：高度發達的商品化農牧業、商品化的種植園農業、城鎮工農業綜合經濟文化類型。基于世界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和民族教育的視角，其內容的特點也很鮮明，第一點，從“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類型的概括分析”來區分的經濟文化類型，與世界多元文化教育的背景相呼應，吸收了《中國經濟文化類型》的中觀視角并賦予時代特色；第二點從“民族經濟文化類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關系”出發進行研究，重點不在于構建經濟文化類型的理論，而在于探討其特點對民族地區學校教育的影響。這一論題的優點是簡潔明了，突出特定研究視界中的經濟文化類型的核心內容，其不足在于宏觀角度必然要犧牲許多具體的內容，而經濟文化類型與民族教育的許多特點是要通過具體細節才能得到精確反映的。
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從20世紀50年代由蘇聯專家提出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在中國的實踐與發展，在理論體系的建構上，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進行了有成效的探索，在本土化的實踐中，經濟文化類型的區分更加能體現中國區域民族分布的特點，在方法論的意義上，強化了它在民族地區現代化進程中的價值和意義。
三、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對語文課程資源開發的啟示
經濟文化類型理論不但在民族學的發展和民族學研究中有積極的意義，因為其對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獨特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對語文課程資源的開發利用也有重要的啟示。
（一）語文課程資源開發立足于本地的物質文化基礎
“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充分地肯定了自然地理環境和社會生產力水平對于物質文化發展所帶來的影響，從而為民族學對人類社會物質文化的起源和特征的研究提供了一條科學的認識途徑。”[4]對語文課程資源的開發也要從認識本地的自然地理環境和社會生產力開始，進而認識其物質文化的特點，這一認識途徑對民族地區的語文課程資源開發來說尤其有價值，因為它是自然的饋贈和歷史的遺存，不須投資。廣西民族地區大部分都屬于“農耕經濟文化類型組”中的“丘陵稻作型”，“水稻種植與干欄式建筑的結合是丘陵稻作型的基本文化叢結。”[4]這是與民族地區學生的生活有密切聯系的物質文化，如水稻的起源和分類，水稻種植的知識，干欄式建筑的特點和地理環境的關系，也是最基本的語文課程資源，可以幫助學生理解自己和自然的關系，培養學生對自己民族物質文化的認同。不僅如此，本地物質文化資源進入語文課程還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活躍語文課堂氣氛，激活學生的生活經驗，使學生的學習更有成效。
（二）語文課程資源的開發面向不同的學科領域
對世界民族的分類有各種角度和方法，但各種方法都有其長處和短處，如語言譜系法，能準確標出各民族在歷史上的親緣關系及接近程度，但卻不能標出各族群的地理環境，經濟文化發展方向和生計方式的特征，這正是經濟文化類型理論的長處。[4]就是說，經濟文化類型理論綜合運用了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解決了本學科的理論問題。語文課程的綜合性、社會性、實踐性的特點，決定了語文課程資源的無限廣闊性，語文課程資源的開發如果局限于本學科領域，課堂教學中一味強調以語言文字為中心的“語文味”，只重視“語文”的課外讀物，或者只圈定在“語文教學輔助材料”的范圍里面，那么語文教學就很難逃脫沒有“文化”、脫離現實生活的宿命。不同學科領域的知識及其獲取知識的方法對語文課程資源的開發利用是有意義的，這是因為語文學科知識的綜合性特征決定了它必須不斷從各個學科領域中源源不斷地獲得新的知識和新的方法，再以“語文”為核心，對這些知識和方法進行整合，成為語文課程資源。
（三）語文課程資源的開發要重視背景知識的運用
經濟文化類型理論重視對各種經濟文化類型的縱向的歷史考察和橫向的地域差異比較，其經濟文化類型組的排列就體現了不同地域的民族發展的歷史進程及其經濟文化特征。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中執行國家、地方、學校三級課程體系，也是考慮到不同地域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而經濟文化類型的形成是一個長遠的歷史過程，因此要真正了解其類型特征并在此基礎上建設和發展，就必須了解其形成的歷史背景。民族地區學校教育的知識體系的構建，尤其是地方鄉土知識體系的構建，民族地區經濟文化類型的背景知識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內容，否則三級課程體系的建構就失去了實質意義。語文課程是所有學科的基礎，語言文字的正確應用不但是語言文字本身的事情，還有語言文字涉及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背景，也只有關注了語言文字所蘊含的社會經濟文化內涵，語文課程作為各門學科的基礎才名副其實，才能在三級課程體系中發揮它的基礎作用。“純語文知識”的教學，其實只重視語言形式方面，而拋棄了文字的豐富內涵，是缺乏“文化”的語文課程，無法完全承擔語文學科作為基礎學科的任務。
（四）語文課程資源開發要重視經驗的積累和理論的建構
“了解作為人類進化的遺傳和變異背景的經濟文化類型，必然能使體質人類學的認識途徑得到豐富。”[4]了解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類型，也可以開闊語文課程資源開發的眼界。因此民族地區的學校教育也應該重視作為課程資源基礎的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類型的認識和研究，重視在經濟文化類型的基礎上開發的語文課程資源的原始材料的積累。這些資料應該把已有的體質人類學、民族志的資料包含在其中，眼光不能只局限在語言文字的范圍內，也應包含物質文化，如民居、生產工具等要素，要透過語言文字和物質形態去理解和傳承語言文字和物質形態所承載的民族文化傳統。語文教學的目的從來就不是語言文字本身，而是以它為工具掌握其中的文化內容，形成適應社會的基本能力。另外，為了使經驗的積累具有明確的目的和意義，需要借助其他學科先進理論的指導，但即使是有親緣關系的交叉學科，也有自己的研究對象和范圍，其構建的理論體系首先必須能解釋本學科的事實和現象，而不是解釋相關學科的事實和現象。希望借助相關學科的理論解釋本學科的事實和現象，擺脫不了模仿和借用的慣習，最終會使自己處于缺乏適切的解釋框架的狀態，無法建構一個能充分闡述學科特點的理論體系。語文課程資源開發目前就處于這種尷尬的狀態。要有所作為，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也只是手段，目的還在于，在積累豐富的語文課程資源開發的經驗的基礎上建構語文課程資源開發的理論體系，只有這樣，民族地區語文課程資源的開發才會走上有序發展的道路。
（五）語文課程資源開發要體現語文學科的特點
經濟文化類型理論“不僅本身就注意環境、地域和經濟、文化的綜合因素，而且還有一個歷史民族區或歷史文化區的概念與之相輔相成。”[4]因為經濟文化類型理論的這種獨特視角和研究路線，使其區別于民族學的其他理論，對中國民族經濟文化具有更強的解釋力，也有更廣泛的適用范圍，為其他學科領域的借鑒和應用提供了可能性。把它運用于民族地區的語文課程資源開發領域，就要注意民族地區語文學科教育的特點與經濟文化類型的契合度。語文課程標準所闡述的語文學科的特點，即人文性、實踐性、具有漢語言文字的特點，適用于國家課程體系，而民族地區語文學科教育除了具有上述特點之外，還有適用于地方、學校課程體系的特點，其中之一就是母語思維和漢語思維的轉換、兼容問題，這個問題的背后其實就是歷史以來民族地區的經濟基礎和文化傳統的變遷問題，這是語文課程資源開發與經濟文化類型之間的結合點。
（六）語文課程資源開發要服務于本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
經濟文化類型理論的發展指向民族地區“因地制宜地開發和利用、保護生態環境與資源”“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實現本民族本地區的經濟發展”“減輕文化變遷中不可避免的心理壓力及其他方面的消極影響”“保持其應有的文化特點”。[4]應該說，這不僅是民族學及其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努力的方向，也是民族地區學校教育努力的方向，當然也是語文課程資源開發的目標。在語文課程資源的選擇和鑒別過程中，經濟文化類型理論提供了有實用價值的標準，這一標準包含三個內容：第一，作為語文課程資源它是否具有本地區生態環境的特點；第二，作為語文課程資源它能否促進本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第三，作為語文課程資源它能否反映本地區經濟文化變遷的特點。按照這一標準，并非所有的民族地區的鄉土知識都適合作為語文課程資源，在這個意義上說，語文課程資源的開發其實就是一個價值選擇、文化選擇的過程，而語文課程資源開發的標準的確定就是一個關乎教育哲學的問題，是民族學和教育學共同關注的基本問題，而服務于本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則是各學科當前都必須面對的基本問題。
綜上所述，從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在民族學研究和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出發，對作為同樣關注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的建設和發展的語文課程資源開發而言，它所受到的啟發是多方面的。把服務于本地的經濟文化發展作為立足點，關注本地特有的文化背景知識，從語文學科的需要出發，有效整合多學科的知識與經驗進行語文課程資源開發，就有可能有效解決當前語文課程實施中的經驗性和機械化傾向，走上促進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的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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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如今日益同質化的傳媒競爭中，在傳媒營收渠道單一的現狀下，如何開發內容資源，如何開拓盈利路徑成為構筑傳媒業競爭優勢和持續發展的重要策略，“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國際的”，西方的傳媒跨國公司也在經營中得出必須“全球化思考，本土化運作”的結論。開發本土的歷史文化資源打造獨特的傳媒內容，不但能在品牌攀附、傳播影響、優質客戶開發、主營業務延伸上都占得先機，而且有可能通過開發。建立傳媒產業鏈，引發盈利的乘數效應。這樣，不僅能凸顯其的特色，打造核心競爭力，而且能開發新的盈收渠道和盈利模式。總之，歷史文化資源的傳媒內容開發不但會實現傳媒內容的開拓，獲得新的盈利渠道，而且會成為推動一地文化產業實現跨越式發展的主要助力。
歷史文化資源的傳媒內容開發可以從以下開發的思路中得到啟示：
文化歷史資源的影視內容的開發
從立體的、系統的角度，歷史文化資源中具有的文化可分為二個層面：物質層、思想制度層、文化心理層，影視劇頁是多種文化要素的綜合體。因此，文化歷史資源可以為影視劇綜合利用。成功的影視劇能使文化歷史資源實現效益最大化。
其一可在新的創意之下，將歷史文化資源用影視的方式呈現出來。如1999年Hollywood安布林娛樂公司從網上獲得了中國云南祿豐的侏羅紀恐龍化石，以及轟動世界的河南西峽恐龍蛋的資料和圖像，受到極大啟發，攝制出科幻巨片《侏羅紀公同》，獲得巨大的社會反響和商業利潤，上演31個星期后國內票房收入達3.4億美元而海外票房更達破記錄的5.3億美元。又如，數年來，傳媒界投入巨資，陸續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等古典文學名著拍攝成電視連續劇和電影等，獲得成功，深受觀眾好評，不少國家向我國購買版權，不僅獲得豐厚的經濟效益，而且向全世界介紹宣傳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由楚雄州和深圳市聯合攝制的41集大型人文風情叢片《火之舞——告訴你一個楚雄》，用電視這種科技手段搶救和開發了民族文化，以百科全書式的大展示以及與國際影視接軌的藝術手法，舉起了文化傳承的火炬，展示了一個地區的民族文化景觀，將“博物館”辦到了電視熒屏上。它在我國宣傳文化界引起強烈反響，也是利用科技力提升歷史文化資源的一個成功的嘗試。
其二是利用電視的影響力度大，受眾數量多、啟動成本低、傳播速度快的特點，依托電視平臺成功把歷史文化資源與市場開發結合起來。例如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就是以《論語》、《莊子》為資源，借助《論語心得》、《莊子心得》這些大眾化的解讀為策略，不僅創造出令人羨慕的收視率，獲得很好的廣告效應，打響欄目品牌。又如南京在文化歷史資源的旅游業開發時，積極把文化歷史資源開發與電視業內容的開發相結合，形成了一種歷史文化資源與電視業密不可分的資源共享、互利共贏模式，可算做另一種方式。如南京市旅游局與南京市電視合開辦了全市第一個電視專題旅游欄目“邊走邊唱”；與南京電視臺新聞中心聯合在南京早新聞中開播《南京旅游頻道》。二、文化歷史資源的出版內容開發
盡管當前大多數地區對于歷史文化資源的開發還主要停留在旅游業和工藝品生產方面，但人們已經意識到，出版內容對歷史文化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遠比旅游和藝術表演廣闊，它使千里之外的人們直觀、形象、真實地了解客體，可以表達較深刻的思想和體驗。所以對歷史文化資源進行出版內容開發可以延長其開發的產業鏈，增加其附加值。
其一，圖書出版內容。文史哲名著、文物、民俗圖冊、畫冊、字帖等圖書，常常是圖書市場的“長銷書”，銷量穩定、持久。毋庸置疑，這是一種歷史文化資源圖書出版內容開發是可以考慮的路子。但更難能可貴的、更值得推崇的是蔡志忠運用自己的創意和繪畫技藝的結合對中國古代先哲思想的開發。
孔子、孟子、莊子、佛陀以及中國古代的許多哲學家，是古代文明留給今天的一筆燦爛財富。它們大多以文字印刷在紙張上，流傳了千百年。由于內容艱深博大，而且古代人的書面語言和今天人所采用的語言也發生了極大的差異，所以現代社會中只有少數人可以直接閱讀。20世紀80年代，中國臺灣漫畫家蔡志忠采用現代漫畫的形式，創造性地解釋了古代孔子、孟子、莊子等思想家的思想，讓今人與古代哲人在精神上對話。他把中國古代繪畫的樸實大方與現代漫畫的浪漫調侃結合起來，用現代人都能理解的繪畫語言，深入淺出，幽默風趣地表達了古代東方哲人的深刻思想蔡志忠的漫畫作品使當代年輕人能避開艱深隱晦的文字，在輕松愉悅中了解中國古老文化。他的漫畫集以19種不同文字出版，至1999年底總銷售量達3400萬冊，被稱為亞洲藝術家中最富有和最成功的漫畫家之一。
其二，音像出版內容。文化歷史資源的音像出版內容開發，市場廣闊。音像制品《中華泰山》、《云南風光》、《納西族古樂》、紅色經典《紅太陽》、黃梅戲《女駙馬》、《天仙配》、小提琴協奏曲《梁祝》、鋼琴協奏曲《黃河》等均受到不同層面消費者的歡迎。
不僅可以單項開發，也可以成系列推出。如華風氣象影視集團公司制作的10集文化系列片《徽州》，其以人性化的視角，第一次真實而詩化地再現了徽州美麗的山水和精細雅致的人文景觀，全方位地詮釋了這方華夏名區的村落、民居、祠堂、牌坊、老橋、書院、戲曲、繪畫、醫學、工藝、商幫、市井民俗、人文思想等，這些富有特定生命意味的精神符號，這些極具感染力的視覺形象，不僅呈現了中國傳統社會尤其是明清時期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的一斑，展現了古徽州人的生活方式和倫理準則，同時還揭示了這些文化遺存背后蘊涵的內在文化精神，2004年2月27日至3月7日在中央電視臺國際頻道《走遍中國》播出后，獲得了較高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被稱為“笑話王國”的山西萬榮縣，在政府的支持下，斂力于開發萬榮笑話音像內容產品的案例尤為突出，值得借鑒。如縣委宣傳部、廣播電視局聯合錄制的萬榮笑話光髓，選用本縣笑話大王柴振剛、王克勤、解孟虎等人擔當演員，選擇縣內農家院落、打麥場或田野為外景地進行拍攝，地方特色濃，笑料百出，十分暢銷。相聲大師侯耀文主講萬榮笑話的專輯，傾倒全國億萬觀眾，”2001年其笑話產品“銷售額高達500萬元，獲利325萬元。”
三、文化歷史資源的新媒體內容開發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新媒體日益走進千家萬戶，文化歷史資源的新媒體開發不但為文化歷史資源提供了新的展示平臺，而且能實現其新的價值。例如，南京市將南京的文化歷史資源搬上網絡，創建了金陵旅游網等網絡宣傳平臺。2007年，“網上游南京”網絡虛擬旅游平臺也通過了專家評審。
不但歷史文化資源的網上開已成氣候，游戲開發更是火爆，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西游記》衍生的網絡游戲就有《大話西游》、《夢幻西游》、《快樂西游》等多款主流游戲，受到了市場的追捧。
面對文化歷史資源開發的大潮，筆者認為首先要實施“產品模仿”戰略，直接借用創新者的成功經驗是成功的捷徑。
【論文摘要】經過二十年的新聞改革，中國報業從過去的三級黨報一統天下發展為以黨報為核心的縱橫交叉的網絡結構。而地市級綜合日報在所有報紙中最具有發展前景，人們對地方性新聞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報業的地域性特征日趨明顯，競爭也越來越激烈。這種地域性新聞的優勢是明顯的，但同時其暴露出來的問題弊端更應該引起我們的深思。
當前我國正經歷著空前的社會轉型，轉型的核心是從非市場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其目的則是借建立市場經濟牽動引發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領域的現代化。而就國民經濟總體而言，在不同領域、部門、地區，市場化程度并不相同。因此，敏銳地把握本地區社會轉型的不同階段出現的問題并給予及時的引導與解決，并形成整個社會的良性互動，使地區性綜合日報的趨勢日益明顯，其優勢及帶來的巨大經濟、社會效益愈來愈受到人們的青睞，但從中暴露出來的問題弊端同樣令人堪憂。
但從《南方周末》、《華西都市報》、《羊城晚報》及《楚天都市報》的發展經歷來看，其成功的運作有目共睹。因此，地方報的發展潛能不可估量，其勢頭之猛銳不可擋，當然其優勢更不可忽略。
既然是地方級綜合性日報，那么，地方性新聞必在其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地方性新聞也叫本土新聞，屬新聞的一個種類，是根據報道的領域范圍來分的，以傳媒所在行政區為根據。彭菊華所著的《新聞學原理》中指出：“除了高度專業化的傳媒以外，又通常以本土新聞為主，非本土新聞為輔。本土新聞為主直接指向本土化新聞和新聞本土化，這是新聞傳媒和新聞傳播的一種基本策略，是新聞的本質和特征決定的。”
在當代眾多新聞傳播著作中，不難發現，對于中國新聞改革的探索腳步從未停止，而是日漸加快。學者們對于地方化報業的關注尤甚，都可以說予以了充分肯定，也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改革意見。羅以澄教授在《自選集：新聞求索錄》的《武漢地區新聞傳媒的精品打造之路》一文中表示：地方性傳媒“危機并非多慮，優勢并不必然”；李良榮教授則表示很有信心：“在這一片跌宕中，我特別看好地方級綜合性日報。地市報在所有報紙中最具有發展前景。我相信，地市級報紙必將異軍突起，蒸蒸日上。”
那么，地方報為什么最具有發展前景，它究竟具體有哪些方面的優勢呢？
1、獨特地域優勢。相當數量的人口和不斷發展的經濟應該是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再加上地方報在地方的群眾基礎較好，建立了遍布城鄉的發行網絡，報紙的發行因為距離近，相對成本較低，因而可以實現以最快的速度投送報紙。地方報在所屬縣區大多建有記者站，因此，地方報在新聞信息選取上有更多自。
2、當地群眾優勢。地方報在當地群眾基礎通常較好，人們已習慣認可了它的權威性。長期辦報經驗積累，使地方報對當地讀者的需求、習慣、閱讀口味了解得十分清楚，特別是那些區域性經濟新聞、本土新聞，更能成為自己的特色菜。因而在受眾分割上，可以得到更多讀者的青睞，讀者也能從這些具有相對性的信息中得到有效需求，提高獲取信息的效率。
3、地方報的指導優勢。報紙對于地方工作的知道會更具體、更具有針對性。貫徹黨、政府的方針政策必須結合本地實際，因地制宜。地方性新聞在地方報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其具有當地特點的報道對于本地區的改革建設意義非同凡響，并且更是一種監督與及時的引導，地市一級獨具特色的經濟結構形式，使報紙對于地區工作的了解從實際出發，具體而微。
當然，地方媒體的“危機并非多慮”，地方性新聞傳媒在發展過程中，隨著市場經濟浪潮跌宕起伏，其弊端突出地擺在我們面前，發人深省：
1、警惕地方報庸俗化、低俗化。如反映市民呼聲和公眾要求而往往事無巨細，幾乎有聞必錄，流于生活瑣節；過于娛樂化，或對犯罪和一些粗俗心態的紀實化描述，以及對虛假廣告、不健康廣告把關不嚴等，這些疏于篩選或過濾的報道，在一定程度上引導受眾陷入低俗情趣，異化了公眾心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