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1 17: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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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鎮養老保險;部分積累制;現收現付制;基金制
社會養老保險不僅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內容，也是一個具有豐富經濟內涵和廣泛社會影響的政策問題。一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選擇，應該與其經濟發展水平、收入分配結構、要素市場發育程度、稅費征管體制、人口結構等現實條件相適應。因此，根據本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來制定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方案，是一項重要的政策內容。
近年來，在多方論證的基礎上，我國初步建立起了一個部分積累制的城鎮養老保險體系。然而，現行養老保險體系的實際運行卻不盡如人意，其中暴露出來的種種問題值得引起理論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反思。本文在對當前我國城鎮養老保險體系存在問題及其根源進行分析的基礎上，認為我國應當更加務實地對現行的城鎮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改革。
一、改革歷史的簡單回顧
我國城鎮養老保險制度起步于20世紀50年代國家頒布的《勞動保險條例》和《國家工作人員退休條例》，其保障對象是城鎮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職工；主要特征是由國家規定基本統一的養老待遇，由各類單位和企業支付養老費用。由于國有企業的經營由國家統負盈虧，因此這實際上是一種享受對象經限定的由國家統一管理并保證養老金發放的養老體系。
到了80年代，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要求國有企業成為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這樣，養老包袱的輕重就嚴重地影響到國有企業的盈利水平和競爭能力，養老基金由企業統籌向社會統籌方向發展勢在必然。1991年《國務院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標志著我國養老保險實行社會統籌的開始。這實際上是一種現收現付制的養老保險體系。
1995年《國務院關于深化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通知》，確定了基本養老保險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簡稱“統賬結合”）的模式，強調建立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的必要性。1997年《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規定》，進一步明確了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統一模式。該模式要求我國的養老保險體系從傳統的現收現付制向部分積累制過渡。事實上，我國采納了世界銀行倡導的“三支柱”模式，即強制性的現收現付制作為第一支柱，強制性的個人賬戶作為第二支柱，自愿的補充養老保險作為第三支柱。第一支柱按照繳費工資的13％由企業在稅前支付，它將保證繳費15年以上的職工在退休時獲得20％的替代率；第二支柱由個人和企業共同負擔，按繳費工資的11％繳納，當職工退休時每月可得到個人賬戶基金積累額的1/120。作為第一支柱的統籌賬戶和第二支柱的個人賬戶，可合計提供58.5％的目標替代率。①
概括起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養老保險體系改革的內容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從企業統籌走向社會統籌；二是從單一的現收現付制走向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相結合的統賬結合模式；三是擴大了養老保險的覆蓋面，將非國有企業納入養老保險體系；四是適當調整了繳費率和養老金的替代率，糾正了養老保險體系在精算上的失衡。而改革的目的在于順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解決養老保險的可攜帶性問題，疏通勞動力流動障礙；應對人口結構不利變動對現收現付制的挑戰，削減養老保險制度的代際再分配功能；等等。
二、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其原因
盡管已有的研究從理論上論證了多支柱模式的優越性，以及通過模擬研究②論證了我國從現收現付制向基金制轉型的現實可行性(WorldBank,1997；YanWang，etal.，2000)，[1-2]但現行養老保險體系在運作過程中還是出現了許多預期之外的問題。
1.個人賬戶“空賬”規模巨大，部分積累制名存實亡
由于現行的部分積累制是在現收現付以及沒有任何基金積累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就要求當前工作的一代不僅要承擔上一代的養老責任，還要為自己積累養老金，由此帶來了巨大的轉型成本。
對于改革之時已經離退休的“老人”、工作期間經歷制度轉換的“中人”以及改革之后才參加工作的“新人”來說，目前的養老保險制度采取“老人老辦法，中人中辦法，新人新辦法”③進行區別對待。即已經離退休的“老人”的養老金待遇保持不變，他們的養老金用每年收繳的社會統籌基金支付；對于“中人”,新制度規定將其在改革之前的工作年限視為繳費年限，他們所享受的養老金待遇與他們在改革之后繳納的養老保險費的差額也由社會統籌基金支付。這樣，“老人”和“中人”的養老金來源就成為一筆“歷史債務”（即轉型成本），如國務院體改辦2000年測算的結果為67145億元（何平，2001）。[3]
現行部分積累制的養老保險制度在實際操作中，由于養老保險費的實繳數額未能達到預期的目標，統籌賬戶的基金不足以支付現有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因此個人賬戶的基金幾乎全部被挪用來支付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從而形成個人賬戶的“空賬”現象，即個人賬戶只是一個名義賬戶。在名義賬戶下，資金的回報率是由政府規定的，而不是實際的投資回報率。這樣，從根本上看，現行養老保險體系仍然是現收現付制。
2.繳費率相當高，企業和工薪階層負擔沉重
我國養老保險繳費率（平均養老保險費與平均工資的比率）目前已經達到比較高的水平，從1991年的16％增加到目前的24％，遠遠高于世界平均繳費水平（為10%），甚至高于國際警界線（20%）。根據對OECD24個國家社會保障繳費率的統計，只有丹麥（24.55%）、意大利（29.64%）、荷蘭（25.78%）、西班牙（28.30%）和葡萄牙（34.75%）等5個國家的社會保障稅高于中國（孫祁祥，2001）。[4]
盡管企業可以通過降低工資基數的方式向職工轉嫁部分社會保險費（轉嫁能否順利實現取決于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彈性），但過高的繳費率無疑將提高企業的經營成本，并形成繳費企業與未繳費企業之間的不平等競爭。而在現行制度下，企業職工除了須繳納“四金”（住房公積金、養老保險金、醫療保險金、失業保險金）以外，還須繳納不菲的個人所得稅。在這種情況下，實現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體系再分配功能的資金來源和個人所得稅的收入，實際上大部分來源于工薪階層。這種狀況對于培育中產階級，改善我國居民的收入分配結構是不利的。
如果說西方國家的高繳費率主要緣于提供了過高的社會福利，即所謂的“福利病”（同工資一樣，社會福利水平具有很強的剛性），我國的高繳費率則主要在于龐大的轉型成本——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現象嚴重，覆蓋面、參保率難以提高，以及過高的替代率等原因造成的養老保險資金缺口。理論界熱衷于探討的老齡化問題，事實上并非造成高繳費率的重要因素，而這恰恰更增加了人們對于老齡化將帶來的高贍養率的擔憂。
3.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現象嚴重，擴大覆蓋面舉步維艱
當前企業拖欠、逃避繳納養老保險費的情況非常嚴重，近幾年來養老保險基金的收繳率呈逐年下降趨勢。1992年至1998年，收繳率分別為96%、92%、91%、86%、90.7%及82.7%，此后一直徘徊在90%以下（龔秀全、黃勝開，2002）。[5]截至1998年底，企業共欠繳養老保險費302億元，到2000年底上升到414億元，相當于當年養老金發放金額的20％。而且，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的工作進展也乏善可陳。1999年，國務院了《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加速把非公有企業職工和外來勞動力包括到養老保險社會統籌中來。但直到2005年底，養老保險參與率一直徘徊在50％~60％之間（見表1）。覆蓋面未能順利擴大，直接帶來了兩個問題：一是企業之間的不平等競爭。到1997年底，93.9％的國有企業職工參加了養老保險，而城鎮集體企業職工的參與率為53.8％，其他所有制企業只有32.0％，事實上造成了企業之間的不平等競爭。二是養老保險體系的負擔率大幅上升。如表2所示，從1993年到2005年，我國養老保險體系參保職工人數上升了78.8％，而參保離退休人員則上升了168.2%，負擔率提高了50個百分點。
在現實中，企業逃避繳費的行為是不可避免的；但過高的繳費率、有效征管體制的缺失，則大大增強了企業逃避繳費的動機。從我國的國情來看，逃稅漏稅現象本來就非常普遍，更何況是以“費”的形式進行征集的養老保險基金。
從職工個人方面來看，由于當前的工薪階層不僅成為轉型成本的主要承擔者，而且現收現付制本身所具有的再分配功能、④個人賬戶的“空賬”現象和過低的投資回報率等因素，也都抑制了其繳納養老保險費的積極性，難以有效形成職工對企業繳費的監督機制。
地方政府（縣或地、市級政府）在統一養老保險制度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值得注意。地方政府曾是養老保險體系的管理者，且在大部分地區至今仍然是實際的管理者，養老保險的省級統籌將使它們失去對養老基金的控制權。顯然，在它們擁有對養老基金控制權的時候，它們有積極性向企業收取養老保險費；而在它們喪失對養老基金的控制權之后，它們的積極性將相應降低。此外，在省級統籌的運作中，省內地區之間的交叉補貼也會對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產生嚴重的影響。例如，如果一個縣（或市）的養老基金盈余被拿去與其他縣（或市）分享，這個縣（或市）將不會有實現盈余的積極性；反之，如果一個縣（或市）的養老基金赤字可以得到來自統籌基金的補貼，這個縣（或市）也不會設法去消減赤字。
4.其他存在的問題
現行養老保險制度在運行中出現的其他問題還有很多，如社保基金未能獲得令人滿意的收益率、省級統籌進展緩慢等。以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的年報為例，其歷年的投資收益率（如表3），在所有年份均低于五年期定期儲蓄利率。而自1997年國務院要求養老保險實現省級統籌以來至2000年底，真正實現省級統籌的只有5個省，17個省通過省級調劑金進行上繳下撥，8個省還沒有建立省級調劑金或者雖然名義上建立了但沒有運作（趙耀輝、徐建國，2003）。[6]過低的投資回報率大大打擊了職工對于養老保險體系的信心，甚至使個人賬戶的繳費異化為某種稅負（由于資金回報率低于其機會成本）；省級統籌難以實施，則不利于調節省內地區之間的收入分配以及控制養老基金管理中的道德風險和腐敗行為。
綜上所述，個人賬戶空賬、繳費率過高、拖欠及逃避繳費現象嚴重是當前我國養老保險制度運行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從這些問題之間的關系中可以看出，它們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養老保險基金的拮據表現為個人賬戶空賬，并產生了提高繳費率的要求；過高的繳費率又大大增強了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的動機；而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的行為，反過來又影響了養老保險費的順利征收，并使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的工作難以實施；最終導致個人賬戶空賬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從而使整個養老保險體系的運作陷入惡性循環之中。
當前我國養老保險體系在實踐中遭遇的嚴峻形勢所折射出的現行制度設計的不合理，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過于執著養老保險體系自身的財務平衡。面對巨大轉型成本的現實，政府沒有必要拘泥于養老保險體系自身的收支平衡，以致于造成個人賬戶的“空賬”現象而失信于民。事實上，從世界各國的實踐來看，社會保障稅并不是社會保障資金的惟一來源。除少數國家(如德國)的社會保障稅能夠完全滿足社會保障支出的需要以外，多數國家的社會保障稅收入只占社會保障支出的較大比重，個別國家（如加拿大）的社會保障稅收入占社會保障支出的比重尚不足50%。而從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來看，我國的社會保障支出仍處在相當低的水平上。因此，增加其他資金來源（如國有資產的變現所得、稅收收入、國債籌資等）用以支付轉型成本是完全合理的。
第二，養老金的替代率偏高。現行制度設計中養老金的目標替代率為58.5％，而“老人”和“中人”的替代率更高。從實施情況來看，目前我國各地基本養老金替代率的平均水平已超過80％，遠高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見表4）；部分地區如河北、山西、內蒙古、吉林、安徽、江西、山東、河南等省（自治區）的養老金替代率均超過了100％，甚至出現了一些在崗還不如退休的情況。從人均產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來看，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仍十分巨大，現行制度如此之高的替代率未免有些自不量力。
第三，養老金領取條件過于寬松。主要表現在對提前退休領取養老金的政策把握和養老保險制度的設計上。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提前退休政策以達到減員增效目的。此外，80年代初期，我國27個產業部門相繼制定了1800多個特殊工種名錄，規定特殊工種職工可享受提前退休的待遇。但是，隨著現代化科技的應用，繼續沿用這個20年前制定的標準并不完全合適。不僅如此，為了順利實現減員的目的，地方政府和企業還有意放松了對提前退休審批的管理，從而導致一大批產業職工提前退休，過早地加入領取養老金的隊伍。從養老保險制度設計來看，新制度中繳費滿15年、舊制度中工齡滿10年即可領取養老金這一政策標準，在世界上已建立起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中也是相當低的。
第四，對制度實施方案的操作難度缺乏充分的估計。現行制度設計不僅建立起了一個擁有較高目標替代率的部分積累制養老體系框架，而且還指望由當前工作的一代承擔起巨大的轉型成本，但對于企業和職工能否承受由此帶來的高繳費率以及收取養老保險費的難度，卻似乎缺乏應有的思想準備。部分積累制的強制性個人賬戶客觀上也加重了企業和職工的負擔，事實上并不是一種比原有的現收現付制更優的選擇。
由此可見，過于簡單、理想化而缺乏可操作性的制度方案設計，是我國社會養老保險體系面臨困境的根本原因。現行制度在實施過程中遇到的諸多問題，暴露出政策設計者過于迷信理論模型的論證而缺少對現實國情的深入了解；忽視對我國政府和企業之間，以及政府上、下級之間博弈行為的考察。
三、反思與相關政策建議
如上所述，即使經過貌似嚴格的理論論證和數據模擬，一個制度的設計如果缺少了現實的可操作性，它也難免會在實施中遭到失敗。這是值得我國理論界深刻反思的。總的來看，過去的理論研究更多的是從純粹理論的層面對現收現付和基金制進行比較，或探討人口老齡化來臨的福利效應及應對措施；而在運用數學模型和數據模擬方法進行論證的過程中則多少顯得有些一廂情愿，對于從假設條件引出的結論與現實的差距缺乏客觀的分析，表現出熱衷于理論探討而疏于關注現實國情的傾向。
在對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的比較中，學者們較傾向于認為現收現付制對國民儲蓄具有擠出效應，減少了資本的形成，從而不利于長期經濟增長(Feldstein，1974）；[8]難以應對人口老齡化危機，并認為從現收現付制逐步向基金制過渡乃是大勢所趨。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現收現付制對國民儲蓄的擠出效應以及這種擠出效應有多大，在國內外學術界尚未得到嚴格的論證。而且，國民儲蓄率也并非越高越好。在過剩經濟的條件下，降低儲蓄率、擴大有效需求反而有利于解決當前我國經濟的動態無效率問題（袁志剛、宋錚，2000）。[9]對于現收現付制另一個常見的質疑是，它難以在一個不利的人口結構變化趨勢中得以維系。但從根本上看，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兩種養老保險體系只不過是退休一代采用不同的方式索取當前的產出。在現收現付制下，退休一代憑借過去繳納養老保險費獲得分享來自當前工作一代的轉移支付的權利；在基金制下，退休一代憑借資本所有權證獲得分享當前工作一代提供的產出的權利。兩者的物質基礎是完全一致的。可見，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才是解決老齡化問題的根本，基金制并不是解決老齡化問題的靈丹妙藥（NicholasBarr，2000）。[10]在老齡化問題上，基金制與現收現付制的區別只不過是基金制將問題拋給社會，而現收現付制則由政府承擔起責任而已。
實際上，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在實踐中各有利弊。現收現付制的最大弊端是由于其再分配功能而導致企業和職工逃避繳費，養老保險覆蓋面難以擴大；基金制則缺乏再分配功能，難以抵御通貨膨脹等缺陷，使退休人員的基本生活水平無法得到保證。從這一點來看，基金制已基本喪失了“社會保障”的功能。
老齡化趨勢對養老保險體系的考驗也是學者們所關注的問題。但是，如上所述，從實際運行的情況來看，造成我國養老保險體系負擔率較高的主要原因并非老齡化問題，而是養老保險覆蓋面難以擴大、職工參保率難以提高以及下崗和提前退休高峰的來臨等問題。這些問題對現行養老保險制度構成的壓力，顯然遠大于老齡化問題；而老齡化問題只不過是使入不敷出的養老保險體系)上加霜罷了。
在有關養老保險的理論探討中，學者們大多借助于代際交疊模型（Samuelson，1958；Diamond，1965）來進行分析，如對現收現付制與國民儲蓄關系的論證、人口結構變動的福利效應分析、繳費率和統籌比例的參數設定，等等。[11-12]但是，代際交疊模型的論證依賴于退休一代不留遺產的強假設，而這與現實情況是明顯不符的。在現實中，人們有種種理由在死亡時留下遺產，例如：（1）遺產動機是普遍存在的；（2）人們無法準確知道自己何時會死亡；（3）住房和耐用品的殘值一般會成為遺產等。在養老保險體系設計的數據模擬研究過程中，學者們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往往在模型中設定有利于自己結論的假設條件和參數值。例如，支持基金制的學者往往過分強調養老基金的投資回報率（Feldstein,1999），[13]似乎認為養老基金的投資回報率理所當然地將高于真實工資的增長率。事實上，在古典經濟模型的理想狀態下，兩者應該是一致的；而從我國的統計數據來看，在1986-2002年的大部分時間內，真實工資的增長率高于五年期國債的實際利率（袁志剛、封進，2004)[14]，從而基金制是比現收現付制更好的制度選擇；而支持現收現付制的學者則忽視了收取養老保險費的難度，隱含了養老保險費能夠順利收取的假設。
綜上所述，在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中，政策設計者不應無主見地人云亦云或照搬國外的經驗，而應更多地對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存在意義是什么、中國的現實國情適合什么樣的制度安排，以及設計方案能否得到順利實施等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
一般認為，政府介入養老保險主要基于三方面的理由。一是政府強制保險可以糾正由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所導致的市場失靈；二是社會養老保險具有再分配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財富在不同的收入階層和代際之間再分配；三是政府強制保險可以幫助人們克服短視行為，即所謂的“家長主義”。但從市場失靈和家長主義的觀點來看，政府介入養老保險的理由顯然不如醫療保險充分；特別是對于基金制來說，除了具有家長主義的含義之外，政府幾乎再沒有介入養老保險的理由，而事實上這種家長主義的強制儲蓄是否必要也是值得商榷的（在沒有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情況下，人們也可能會為自己的養老積極儲蓄）。相比較而言，現收現付制由于具有保障退休人員基本生活之需的再分配功能，而更加適合作為政府介入養老保險的方式。但是，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的經濟發展仍處在相當低的水平上，且貧富兩極分化相當嚴重，缺乏一個人口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在這種經濟條件下，面對顯而易見的人口老齡化趨勢，一個較低水平、廣泛覆蓋的養老保險體系，對于我國來說可能是更加合適的選擇。較低水平的養老金可以降低當前工作一代的負擔，有利于養老保險費的收取；而養老金水平也反映了政府介入養老保險的程度。從我國當前的現實情況來看，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首要目標理應是保障退休人員的基本生活之需；如果人們希望在退休以后過得更寬裕一些，他們有責任在工作時期為自己進行更多的儲蓄。
根據以上的分析，政策設計者可以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對現有的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更為務實的改革。
第一，降低企業和職工的負擔。政府應更多地考慮通過減持國有股、發行國債或稅收來支付轉型成本。為此，政府有必要重新審視當前的財政支出結構，應向社會保障、教育、國防等有關國計民生的項目傾斜，逐步縮減以至取消大量不必要的財政支出（如大量的形象工程項目、對競爭性國有企業的財政扶持、民間力量完全可以實現的投資項目，等等）。對于工薪階層的負擔，可以考慮以個人所得稅作為社會保險費的來源而取消社會保險費，或者取消個人所得稅而保留社會保險費。另外，可以考慮取消養老保險強制性的個人賬戶（即取消部分積累制）和“四金”中的住房公積金，⑤以進一步降低職工的負擔。
第二，建立一個較低水平的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體系。養老金的給付可以考慮采取DB模式而不必按目標替代率進行設計。養老金發放水平可參考當地的最低工資或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設定（如以當地的最低工資或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乘以一定的系數）。對于部分養老金待遇過高的“老人”和“中人”，考慮到養老金待遇的剛性，可以保持其原來的養老金發放水平不變；但如將來出現通貨膨脹，則不對養老金待遇進行調整，直到與其設定的養老金發放水平相當為止。
第三，取消提前退休領取養老金的權利，重新制定特殊工種提前退休的標準并嚴格其審批管理；適當提高領取養老金所需的繳費年限標準。對于因下崗而提前退休者，可以考慮將這部分人納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或失業保險制度之中。
第四，在保留一個較低水平的現收現付制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基礎上，鼓勵企業年金的發展以及個人為養老儲蓄。為此，必須為企業年金和個人年金提供稅收優惠政策。例如，企業購買企業年金可在稅前列支，個人購買養老金的支出部分可免繳個人所得稅（這些政策已為世界上相當多的國家所采用）。這樣不僅有利于降低政府的行政負擔，杜絕地方政府挪用養老金和腐敗行為的發生，而且有利于促進我國金融市場的成熟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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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這個目標替代率的計算方法是：假設預期壽命為70歲，實際工資增長率等于名義利率，職工按繳費工資的11％向養老保險體系交費35年，這樣退休時個人賬戶可以提供38.5％的替代率，統籌賬戶提供20%的替代率。二者合計共提供58.5％的替代率。
②Wang,etal.的模擬顯示，在2000年到2010年間，每年的轉型成本占GDP的0.6％左右，到2050年將下降到0.3％。轉型成本的補償可以通過稅收進行融資，這樣，支付第一支柱相當于工資20％的養老金所需交納的費用率只需10％~12％。
③“老人老辦法”是指對已退休者繼續實行以前的退休金發放標準，退休金替代率為60％~90％，退休金計算基數為退休時的工資額；離休者離休費為離休時工資的100％。“新人新辦法”是指1997年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實施以后參加工作的職工，他們的退休金相當于當年職工平均工資的20％，有35年工齡的職工，目標替代率為58.5％左右。“中人中辦法”是指中人的養老金由基礎養老金、新制度建立以后個人賬戶上積累的個人賬戶養老金，以及將統一制度建立以前的工作年限視為繳費年限計算的“過渡養老金”三部分組成[月養老金=基礎養老金個人賬戶養老金÷120過渡養老金，過渡養老金=指數化月平均繳費工資×（1.0%-1.4%）×視為繳費的年限]。
④現收現付制的再分配功能包括從工作一代對退休一代的轉移支付、從高收入群體向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從短壽者向長壽者的轉移支付，以及從男性向女性的轉移支付。
⑤我國現行的住房公積金制度缺乏再分配功能，而且人們顯然會為了購買住房而自覺地儲蓄。所以，這種強制性儲蓄幾乎是毫無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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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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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養老保險，社會保障，制度
前言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我國第一個針對農民的社會保險制度，它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已通過部分地方的試點逐步推廣建立起來了。在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我國原有的以計劃經濟為依托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逐漸成為制約經濟制度轉型和自身發展的重要因素，重建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尤其是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只有建立和完善包括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在內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才能徹底解決農民“老有所養”的問題，提高農村養老保障水平。
一、我國農村現行的養老模式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村人口的養老隱性問題將顯性化。解決農村人口養老問題將是社會不得不面對的重要任務。在目前廣大的農村地區，家庭養老、土地養老、社會保險養老三種模式是基本的養老保障方式，而社區養老模式則是一種新的嘗試，以上四者共同構成了農村養老體系。
（一）家庭養老模式
家庭養老模式是儒家文化的“孝”的強調，是中華民族綿延了幾千年的優良傳統，贍養老人的義務已經變成了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內在責任和自主意識，是其人格的一部分。這在廣大農村也表現得毫不例外，而且由于我國廣大農村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低下，實施其他養老模式的條件不太具備，家庭在提供生活照顧和精神慰籍方面又具有無可替代性。因此，目前家庭養老仍是我國農村養老的最主要模式。
（二）土地養老模式
土地是廣大農民賴以生活的基礎。土地對農民而言，既是生產資料，也是生活資料。尤其是在推行以后，農村老人可以依靠土地收入解決一部分生活來源。在現有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之下，用土地維持最基本的生存，可以說土地是他們最穩定也是最后一道養老保障安全網。
（三）社會保險模式
民政部于1992年出臺的《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試行）》（以下簡稱《方案》），即為“農村社會保險”開了先河。在方案中，提出了個人、集體、國家三方共同付費，由社會統籌解決農村養老問題的新思路。該方案于1994年在一些農村經濟發達和比較發達地區開始試點。其主要做法是，以縣為單位，根據農民自愿原則，在政府組織引導下，從農村和農民的實際出發，建立養老保險基金。保險基金以農民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予以政策扶持，實行儲備積累的模式，并根據積累的資金總額和預期的平均領取年限領取養老金。
（四）社區養老模式
社區（含鄉鎮）養老是指集體經濟實力比較雄厚的鄉村或鄉鎮企業，仿照城鎮企事業單位的做法，給農村老年人發放養老金。社區養老的實施范圍比較窄，往往受制于該地區的農村經濟發展水平。
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健全不僅關系到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而且也是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保證。然而，不容否認的是，以《方案》為基礎建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本身存在諸多“先天不足”，在運作過程中也存在大量的問題，面臨著一些不容回避的難題和困境。
（一）存在問題
《方案》確定的養老保險模式雖然在增加透明度、減輕政府財政壓力、促進農民儲蓄意識、改變農民的家庭觀念和生育意愿等方面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這種實質上“完全積累、自我平衡”式的商業儲蓄保險也存在著明顯的缺陷。
1、法律層次低，缺乏約束力
各地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辦法基本上都是以民政部制定的《方案》為基礎，結合當地實際情況稍作修改后制定的。其法規法律層次低，缺乏約束力。特別是對保險基金的流失和挪用等行為，未規定有效的限制和懲罰措施。據統計，到2000年底，全國農保基金積累總額198.58億元，其中收回本息有困難的基金12.7億元，占基金總額的0.68%。可見，目前農村社保基金管理中的違規行為還相當嚴重。正是這種不穩定的制度和屢見不鮮的違規行為讓農民感到后怕，積極性不高，開展農村養老保險工作困難重重。
2、國家重視不夠，養老保險滯后
由于我國傳統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造成了“城鄉分割”的保障格局。國家把大量的物力、財力投入到了城鎮社會保障建設，城鎮社會保險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而國家對農村的社會養老保險工作不甚重視，投入很少。現行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規定保險費的籌集以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輔助為輔，國家予以政策支持，農民的個人賬戶完全由個人交納，國家并無責任。這表明社會保障仍基本是或主要是城鎮職工的。
3、自給來源不足，吸引力小
現行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予以政策扶持”。集體補助不到位或數額太少，或只在部分地方或部分人身上得到體現；國家政策扶持，僅限于通過對鄉鎮企業支付集體補助予以稅前列支，除此之外再無其他扶持政策；地方財政，除經辦機構費用（一些地方此項費用財政也不負擔），也沒有其他扶持政策。在缺乏強制性的情況下，僅靠以上政策，其吸引力太小，難以發揮吸引作用。
4、基金增長速度慢，入不敷出
基金增長速度跟不上養老金發放的增長速度，出現負增長。農保基金增值方式主要是存入銀行、購買國債。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立之初，國家債券利率和銀行存款利率都很高，因而給農民承諾的保險給付率也高達12%，隨著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債券和銀行存款利率多次下調,致使基金增值緩慢。加上缺乏穩定的投資渠道，農保基金入不敷出，出現負增長。
5、違規存放農保基金，造成巨額損失
一些地方將農保基金違規存入地方商業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或者非銀行金融機構，這些機構有的因經營不善虧損破產，致使存入的農保基金無法取出造成損失，形成支付危機，參保的農民上訪事件亦時有發生，并有越來越多的人要求退保，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摘要】我國十多年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與實踐取得了初步成果，同時也存在著一些無法回避的問題。目前我國農村傳統的家庭養老體制已陷入困境，其存在的基礎從根本上發生了動搖。從長遠看，只有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才能有效維護農村社會安定穩定，推動農業發展，徹底解決農民“老有所養”的問題。
【關鍵詞】農村，養老保險，社會保障，制度
前言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我國第一個針對農民的社會保險制度，它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已通過部分地方的試點逐步推廣建立起來了。在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我國原有的以計劃經濟為依托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逐漸成為制約經濟制度轉型和自身發展的重要因素，重建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尤其是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只有建立和完善包括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在內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才能徹底解決農民“老有所養”的問題，提高農村養老保障水平。
一、我國農村現行的養老模式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村人口的養老隱性問題將顯性化。解決農村人口養老問題將是社會不得不面對的重要任務。在目前廣大的農村地區，家庭養老、土地養老、社會保險養老三種模式是基本的養老保障方式，而社區養老模式則是一種新的嘗試，以上四者共同構成了農村養老體系。
（一）家庭養老模式
家庭養老模式是儒家文化的“孝”的強調，是中華民族綿延了幾千年的優良傳統，贍養老人的義務已經變成了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內在責任和自主意識，是其人格的一部分。這在廣大農村也表現得毫不例外，而且由于我國廣大農村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低下，實施其他養老模式的條件不太具備，家庭在提供生活照顧和精神慰籍方面又具有無可替代性。因此，目前家庭養老仍是我國農村養老的最主要模式。
（二）土地養老模式
土地是廣大農民賴以生活的基礎。土地對農民而言，既是生產資料，也是生活資料。尤其是在推行以后，農村老人可以依靠土地收入解決一部分生活來源。在現有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之下，用土地維持最基本的生存，可以說土地是他們最穩定也是最后一道養老保障安全網。
（三）社會保險模式
民政部于1992年出臺的《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試行）》（以下簡稱《方案》），即為“農村社會保險”開了先河。在方案中，提出了個人、集體、國家三方共同付費，由社會統籌解決農村養老問題的新思路。該方案于1994年在一些農村經濟發達和比較發達地區開始試點。其主要做法是，以縣為單位，根據農民自愿原則，在政府組織引導下，從農村和農民的實際出發，建立養老保險基金。保險基金以農民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予以政策扶持，實行儲備積累的模式，并根據積累的資金總額和預期的平均領取年限領取養老金。
（四）社區養老模式
社區（含鄉鎮）養老是指集體經濟實力比較雄厚的鄉村或鄉鎮企業，仿照城鎮企事業單位的做法，給農村老年人發放養老金。社區養老的實施范圍比較窄，往往受制于該地區的農村經濟發展水平。
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健全不僅關系到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而且也是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保證。然而，不容否認的是，以《方案》為基礎建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本身存在諸多“先天不足”，在運作過程中也存在大量的問題，面臨著一些不容回避的難題和困境。
（一）存在問題
《方案》確定的養老保險模式雖然在增加透明度、減輕政府財政壓力、促進農民儲蓄意識、改變農民的家庭觀念和生育意愿等方面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這種實質上“完全積累、自我平衡”式的商業儲蓄保險也存在著明顯的缺陷。
1、法律層次低，缺乏約束力
各地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辦法基本上都是以民政部制定的《方案》為基礎，結合當地實際情況稍作修改后制定的。其法規法律層次低，缺乏約束力。特別是對保險基金的流失和挪用等行為，未規定有效的限制和懲罰措施。據統計，到2000年底，全國農保基金積累總額198.58億元，其中收回本息有困難的基金12.7億元，占基金總額的0.68%。可見，目前農村社保基金管理中的違規行為還相當嚴重。正是這種不穩定的制度和屢見不鮮的違規行為讓農民感到后怕，積極性不高，開展農村養老保險工作困難重重。
2、國家重視不夠，養老保險滯后
由于我國傳統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造成了“城鄉分割”的保障格局。國家把大量的物力、財力投入到了城鎮社會保障建設，城鎮社會保險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而國家對農村的社會養老保險工作不甚重視，投入很少。現行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規定保險費的籌集以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輔助為輔，國家予以政策支持，農民的個人賬戶完全由個人交納，國家并無責任。這表明社會保障仍基本是或主要是城鎮職工的。
3、自給來源不足，吸引力小
現行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予以政策扶持”。集體補助不到位或數額太少，或只在部分地方或部分人身上得到體現；國家政策扶持，僅限于通過對鄉鎮企業支付集體補助予以稅前列支，除此之外再無其他扶持政策；地方財政，除經辦機構費用（一些地方此項費用財政也不負擔），也沒有其他扶持政策。在缺乏強制性的情況下，僅靠以上政策，其吸引力太小，難以發揮吸引作用。
4、基金增長速度慢，入不敷出
基金增長速度跟不上養老金發放的增長速度，出現負增長。農保基金增值方式主要是存入銀行、購買國債。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立之初，國家債券利率和銀行存款利率都很高，因而給農民承諾的保險給付率也高達12%，隨著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債券和銀行存款利率多次下調,致使基金增值緩慢。加上缺乏穩定的投資渠道，農保基金入不敷出，出現負增長。
5、違規存放農保基金，造成巨額損失
一些地方將農保基金違規存入地方商業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或者非銀行金融機構，這些機構有的因經營不善虧損破產，致使存入的農保基金無法取出造成損失，形成支付危機，參保的農民上訪事件亦時有發生，并有越來越多的人要求退保，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
（二）原因分析
作為新生事物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事業在發展過程中遇到困難、出現問題是在所難免的，仔細探究其原因，無非是以下幾方面：一是傳統觀念依舊，現代保險意識尚未形成。家庭養老一直是我國農民首選的養老途徑，這屬于幾千年來自給自足經濟的組成部分，也是東方傳統倫理道德觀念的表現。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改革處于起步階段，廣大農民實現自我保障的意識淡漠，現代保險意識尚未真正形成。二是集體經濟薄弱，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有些地方的集體經濟發展滯后，為社會養老保險提供補助存在著一定的困難。集體經濟發育不良的地方，農民收入增長的速度也勢必緩慢，即使有余錢，農民也將其絕大部分用于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購買，對于參與養老保險則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三是管理體制尚未理順，破壞基金的完整性。保險基金處于屬地分散的管理狀態，分割管理的小規模基金難以進行多樣化投資，很難達到讓保險基金保值增值的目的；基金管理還受到地方行政干預，挪用、盜用現象屢見不鮮，破壞了基金的完整性。四是改革措施不配套，束縛養老保險制度發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事業是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乃至整個社會保障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至今，中國農村仍有幾千萬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他們的最低生活保障問題都沒有解決，又如何解決得了養老問題呢？而養老本身又不只是一個吃穿問題，還牽涉到醫療、服務等問題。由此可見，其他制度改革的不配套也束縛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手腳。
三、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及出路
未來20年中國城市化水平將得到快速提高。在這個進程中，農村養老將呈現出新的格局：新型的家庭養老將居于主體地位，社會養老保險將得到新的強化，從而與其他養老保障制度一起共同為農民養老建立一道比較可靠的屏障。我們要從現有體制本身去尋找問題根源，以采取相應的對策。
（一）加快法制建設，真正體現公平與效率
市場經濟本身是法治經濟。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必須以法律的形式保證其實施，而不僅僅是社會政策的形式。我們應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和做法，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結合財政、金融和稅收體制改革，盡快制定并健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有關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法律法規，對資金來源、運用方向、增值渠道甚至保障標準、收支程序等都有明確的法律規定，規范其操作行為，以法制的形式將農民的這項合法權利確定起來，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社會養老問題，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首先，應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法律地位。以立法形式明確規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國家為保證農村社會穩定，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本著社會公平的原則，對農村老年群體實施的社會保障，是作為調節社會分配手段而建立的。其次，加快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立法步伐，使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各項措施都有法可依，便于操作并提高制度的穩定性。我國社會保障立法工作方面，應把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吸收到綜合性的社會保障法律法規中，依靠法律的強制性推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老年基本保險制度的建設。再次，建立健全養老保險法律的監督機制，以確保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收繳、支付、運營的規范性，防范社會保險基金的風險，并通過合理運作使其不斷增值，以更好的滿足農村社會養老制度建設的需要。
（二）強化政府責任，加大扶持力度
社會化養老的主體是社會，是以社會運作的方式實現的。而能夠代表社會、管理社會的主導者是政府。在實施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時強調個人應承擔義務是對的，但不能以此為理由推卸政府應承擔的責任。調查研究結果表明：缺少政府扶持是農民缺乏投保熱情的根本原因。因此，針對目前集體補助過小、國家扶持微乎其微的狀況，應當考慮如何提高集體補助的比重、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鑒于目前我國政府財力有限，城鄉差別還比較大，可以按照“低水平、廣覆蓋”的原則，根據當地維持村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費用設計城鄉有別的社會養老保險標準，可以適當把支付養老保險金的年齡推遲到65歲。2002年我國農村65歲以上的老年人約為5400萬，按每人每年補貼300元計算，共需資金162億元，僅占財政收入的0.86%（2002年我國財政收入為18914億元），由政府財政負擔這一支出應該沒有問題。2002年中央財政用于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達到1362億元，比上年增長38.6%，如果在此基礎上再增加10%用于農民養老保險補貼（即136億元），中央政府應該有能力履行這一職責。不足部分可由地方財政來負擔，只有這樣，才能使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真正具有社會保險所應有的“社會性”和“福利型”，才能調動農民投保的積極性。
（三）發揮家庭養老的優勢，再造土地的保障能力。
中華民族素有尊老、敬老、養老的傳統，這為家庭養老制度的實行和鞏固奠定了思想和文化基礎。盡管由于人口老齡化的到來，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以及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使農村的家庭趨于小型化，家庭養老受到一定的威脅；從長遠的觀點看，隨著農村生產方式的進步，養老方式必然將由家庭向社會過渡。但現階段，由于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許多原因，農民養老不可能完全依靠社會，家庭養老仍然是老年保障的主要形式，必須充分發揮家庭養老的優勢。政府可以從制度建設上鼓勵農村家庭養老，例如給予稅收政策的優惠和適當的收入補貼。
農民的土地保障基本上屬于非正規保障，發展農民的社會保障，必須把增強土地的保障能力與發展土地外保障結合起來，積極實現保障方式的轉變，由傳統的家庭保障轉變為家庭保障與社會保障并舉。發展農村的社會保障，就應有效盤活土地資產，實現土地增值，加快農村土地流轉的進程，促進農業規模經營，實現土地保障功能的再造。
（四）理順管理體制，提高基金統籌管理層次
養老保險是一種社會保險，是根據國家法律規定，對達到退休年齡的老年人，由國家和社會提供物質幫助以保障其晚年生活所需的社會保險制度。中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已經過了幾十年的歷程，經過多次的摸索、實踐，在資金的管理上逐步形成了“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的籌資模式；為提高統籌管理效率，均衡離退休費用負擔，增強社會保障功能，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實行了養老保隊省級統籌。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對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改革、發展和社會穩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模式在現收現付的基礎上，既面臨著人口老齡化、支出需要大幅度增加的現實，又存在著缺乏政府的財源支持、企業和個人繳費已不堪重負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養老保險前進的道路是十分曲折、困難的。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針對我國社會養老保險在實踐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查找出現問題的原因，借鑒國外的一些經過實踐而逐漸成熟的經驗，淺談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
關鍵字：養老保險制度現狀完善
一、養老保險制度的發展歷程
養老保險是一種社會保險，是根據國家法律規定，對達到退休年齡的老年人，由國家和社會提供物質幫助以保障其晚年生活所需的社會保險制度。養老保險基金是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國家為實施養老保險計劃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而預先建立起來的、用于保障受保人養老基本生活需要的專用基金。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是50年代初期建立的，以后在1958年和1978年兩次做了修改，1991年各地區為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又進行了以退休費用社會統籌為主要內容的改革，制定了《國務院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國發［1991］33號）。1995年3月和1997年7月又分別制定了《國務院關于深化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通知》和《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等文件，中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已經過了幾十年的歷程，經過多次的摸索、實踐，在資金的管理上逐步形成了“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的籌資模式；為提高統籌管理效率，均衡離退休費用負擔，增強社會保障功能，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實行了養老保隊省級統籌。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對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改革、發展和社會穩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為使養老保險更合理地收繳及使用，養老保險實行了省級統籌，實行省級統籌的目標是：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適用城鎮各類企業職工和個體勞動者，資金來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層次，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管理服務社會化，在全省范圍內調劑和管理基金，以確保離退休金按時足額發放的養老保險體系。我省實行的養老保險制度，是根據這個目標，依據國務院的養老保險制度的規定，逐步做到統一繳費比例，統一管理和調劑使用基金，統一養老金的發放辦法和標準，通過規范和調整，逐步統一企業繳費基數和比率。
二、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現狀
1、養老保險制度實施的過程
我國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是1993年經過重大改革，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全的原則。1997年，國務院決定在全國范圍內統一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統一制度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統一和規范企業和個人的繳費比例。企業繳費比例一般不超過工資總額的20%，個人繳費比例要逐步達到本人工資的8%。二是統一了個人帳戶的比例。個人帳戶一律按個人工資的11%記錄。三是統一了基本養老金計算辦法。規定基本養老保險金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基礎養老金，按當地平均工資的20%計算，凡按規定繳費且繳費年限滿15年的，都可以享受這項待遇；另一部分是個人帳戶養老金，按退休時帳戶積累額除以120計算。
我省現行養老保險制度是根據國務院的養老保險辦法的要求，于2005年7月1日開始實施《鄭州市人民政府關于我市實行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市級統籌的通知》，實施此制度是進一步完善我省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客觀需要，其基本原則是：逐步建立起適應經濟發展水平和各方面承受能力，資金來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建立統一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統一基本養老保險費率、統一籌集和管理使用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統一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和人員管理、統一基本養老保險待遇社會化發放的統籌管理體制；并建立了獎懲機制，為進一步強化社會保險目標管理作了必要的補充。
2、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的出現及意義
社會統籌是指依靠國家立法和行政保證，對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進行統一籌集、統一管理、統一支付的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形式。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屬于社會公共基金，歸投保人共同所有；養老金的支付一般采取規定受益的方式，具有很強的社會財富再分配的性質。社會統籌表現為養老保險基金的現收現付，主要是使養老基金成為活動基金，加強現金的流通，它正常運行的最重要前提條件是長期相對穩定的人口結構和表現為退休人口占生產性人口比重的經濟負擔比率；以現收現付為特征的養老保險基金的社會統籌，更多強調的是短期尤其是年度內的財政收支平衡；強化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收入再分配，較好地體現市場經濟所要求的社會公平。社會統籌還使社會養老保險基金與國家的整體年度財政預算相協調，有利于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預算項目和國家的其它各項財政預算項目相聯系，保證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收支在年度內達到平衡，有利于國家整體經濟的運行。
個人帳戶是在國家立法和行政約束力的保證下，由政府推行的勞動者在職期間強制儲蓄以防備退休后的養老風險的制度，其核心是“自我保障”，它是個人帳戶基金屬于投保人個人所有，不作社會調劑使用。個人帳戶基金籌集采用的是完全積累的方式，規定繳費，自我受益。個人帳戶投保人的待遇水平是由個人預繳專款備付金的多少決定的，最終取決于勞動者投保期間的長短、繳費的多少和投資回報率的高低。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依法逐月交納保險費，歷經全部就職過程，積聚起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到勞動者退休時或者一次性連本帶息返還給交費人，或者按照一定比例逐月進行發放，以保障退休職工的基本養老需求。這是個人收入在其一生中的縱向平衡分配的過程，這種方式要求將一個人一生受保險期間所需的養老保險金通過科學的保險精算預測，按照一定比例平均分攤到勞動者一生的勞動期間內，使勞動者工作期間的部分收入能夠延遲至退休期間使用。因此，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個人帳戶形式是將勞動者就業期間的部分收入以延期支付的形式表現為其退休時領取的養老金。
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在現階段究其實質是現收現付的社會統籌模式與完全積累的規定繳費模式的綜合，它是通過國家立法，采取強制性手段，統一籌集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建立或選擇專門的機構對基金統一管理。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一部分供基金全體受保人共同調劑使用；余下的基金部分進入個人帳戶，歸受保人個人所有，并作為計發養老金待遇和繼承的基本依據。可見，現階段我國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個人帳戶”是由原來制度中現收現付的一定比例和改革后采取的完全積累基金的一部分構成的。
三、實施中出現的問題
1、在實踐中，社會統籌常常只能顧及當前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收支狀況，而無法顧及到未來人口老齡化和可能出現的經濟危機對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所帶來的風險，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長期平衡是社會統籌的難題。而大數額的人口進入養老金領取者的行列，這無疑會給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籌集帶來巨大的壓力。由于積累的個人帳戶由于要求收支平衡的期間過長，容易受到通貨膨脹的嚴重影響，一旦遇到大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養老金個人帳戶的貶值風險無法抵御；而且，單純以個人交納的保險費數額來決定養老金給付數額的模式下，社會的低收入者或負擔重的勞動者往往難以通過自身預提積累的保險金滿足維持退休后最基本生活水平的需求。
2、機制轉軌過程中存在著巨大的資金缺口。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從現收現付模式轉向“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的部分積累模式，從財富流動的機制上來看，新制度下的勞動者除了要為自己繳費之外，還必須為退休的上一代再交一次費用。現收現付模式向積累模式的轉換過程中，存在著一代人必須養活兩代人的難題，即當代勞動者在為自己積累資金、充實自己的“個人帳戶”之外，還必須繳納足夠的基金養活上一代人。
3、在社會極度進步的時代，經濟高速發展也帶來了極不穩定的因素，企業破產導致下崗職工增多，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籌集更加困難。由于各種因素所致的經營不景氣、頻臨倒閉或破產的企業很多，同時，下崗職工的人數也因此而增多。雖然企業破產了，職工下崗了，但時間不會停止，由此產生的養老保險基金還得繼續交，但下崗的職工拿不出這部分資金，但退休的那部分職工的退休工資還得繼續發放，在這種情況下，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只出不進，社會統籌的入不敷出就將不可避免。不僅如此，一方面企業經營困難，另一方面又需要被迫不斷地提高繳費率去應付日益增長的養老金支付壓力，不僅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入不敷出，由此也導致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乃至進一步拉大地區之間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即使是在省市級“社會統籌”的范圍內，不同縣市的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盈虧也涉及到當地的人口結構、制度的覆蓋范圍、企業的繳費能力、社會養老金的替代水平和基金征繳到位率等諸多因素，差距過大也會造成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統籌和調節的困難和壓力。
4、缺乏政府的財政投入。在1995年的《國務院關于深化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通知》中規定“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發生困難時，由同級財政予以支持”。但在實際工作中，有關支持的手段、力度、范圍和財政基金的來源卻沒有明確的規定，所以此種支持很難到位。
綜上所述，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模式在現收現付的基礎上，既面臨著人口老齡化、支出需要大幅度增加的現實，又存在著缺乏政府的財源支持、企業和個人繳費已不堪重負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養老保險前進的道路是十分曲折、困難的。
四、出現問題的原因
出現以上問題，一部分原因是養老金管理不善造成的。我國的養老金制度并沒有遵循切合實際的核算原則實施管理，或者說是很多因素導致無法切實遵照國家規定的制度實施，結果是繳費水平不足以支撐養老金的支付；以享受特殊待遇的職工為服務對象的特別養老金制度更是如此。國家公務員可以不向該養老金制度繳納任何的費用而在養老保險上都作為視同繳費，退休后都能享受到非常豐厚的養老金。另外，有些國家的養老金制度普遍存在逃避繳費的弊病，由于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老齡化趨勢不斷加強，計劃生育政策出現的弊端將在養老這一領域出現，有調查顯示，未來幾年，將出現兩個年輕人養活四個老人的狀況，這不僅意味著有更多的人有資格領取養老金，致使養老金的支付費用增加，而且還意味著為養老金領取者提供經費的在職職工人口比例在下降。目前的社會養老保險基金仍然是現收現付式的，許多地方發放養老金只能是拆東墻補西墻，拖欠職工養老金的現象也是屢見不鮮，交費人養老金難以兌現的風險在日益加大。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企業，特別是非國有企業對參加社會統籌的熱情不高，近年來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籌資情況不容樂觀，拖欠或逃避繳費的企業有增加的趨勢。就個人帳戶上的資金積累而言，按照統一制度的要求，個人繳費要逐步增加到8％，條件允許和經濟發達地區被要求加快增加提取的速度。與此相應，企業按比例劃撥的部分也要同步增加。這樣做固然對個人繳費有某種激勵作用，但社會財富的流動方向卻是與社會養老保險的設計目標是相違的。因為，按照現有的制度安排，經濟效益越好的企業，職工的工資收入就越高；經濟效益越差的企業，職工的工資收入也就越低，個人帳戶提取的比例即使相同，個人帳戶上養老金的積累額也是有差別的。工資差距越大，最后獲得的養老金收入的差別也就越大。而且，社會統籌部分的養老金水平，最后也要按照個人帳戶的“記帳比例”進行計算。這就是說，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模式的受益唯一的標準是個人和企業繳費的多少。顯然，這個模式中財富是向收入高的人群流動的，這與發揮社會養老保險在代際內部水平分配的功能，將高收入階層的財富轉移給低收入階層的既定目標是完全相反的。
由于必須用社會統籌的基金去償還舊制度對上一代人的欠債，難以在代際內部進行收入的再分配，這就造成了當代人個人帳戶的“空帳”。由于必須用現在交費人的交費來支付現在已經退休的老職工的養老金，事實上部分積累資金又不得不去完成現收現付的目標，個人帳戶也就只能有名無實。而由于現階段的部分積累基金還不夠上一代人的現實養老金，無論是個人帳戶，還是部分積累，就都只是一個構架而已。
目前，當代勞動者一代除了要為自己積累一個“個人帳戶”之外，還必須拿出另外的繳費比例來養活退休的老年一代，一代人要承受兩代甚至兩代人以上的繳費份額，以償還幾十年現收現付留下的養老金欠債。在新舊模式轉軌、同時又面臨人口老齡化的情況下，工作中的一代所承受的繳費壓力和在收入再分配中的犧牲是不難想象的。
五、國外養老保險的相關制度
德國養老保險的管理方法：1、自治原則。各行業和州、地方保險機構都獨立存在，自主經營，在自治管理中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2、依法行事。保險機構必須依照國家法律進行活動并有義務接受國家的監督。聯邦政府設立保險監督局、檢查和監督保險機構的行為規范。如果后者違反國家法律規定，企業或投保人有權依法照法律程序提出訴訟。德國這種管理方法與我國現在實行的較為相似，實行自治原則將可以使養老保險金更合理地管理與使用，而依法行事可以充分發揮各監督機構的權利，以保障專款專用，使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日漸直向成熟。
而美國養老保險由社會保障、企業年金和個人儲蓄三塊組成，這不實用于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就企業年金和個人儲蓄而言，這會加劇貧富兩極分化。
法國養老保險管理制度實行社會統籌，強制實施。養老金的支付屬待遇限定型，養老保險基金的征集屬現收現付制度。法國和我國不太一樣的地方有：1、養老保險的范圍和對象主要包括：1）工商企業的工薪人員；2）農業職工；3）社會保險系統的職工；4）不具有長期工作合同的臨時工。2、補充養老保險制度。法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分為四個層次：1）基本養老保險制度；2）強制的普遍實施的補充養老保險制度；3）非強制的補充養老保險制度；4）個人參加商業壽險。法國養老保險制度建立歷史較長，已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體系，其中這兩點很值得我們學習。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由于執行的力度不夠，很多企業或個人不愿意繳納養老保險，而隨著矛盾的出現：1、養老支出增長過快。平均壽命延長，隨著人們平均壽命的延長，老齡化帶來的經費支出增長，對養老保險基金帶來很大壓力。2、養老保險費限定繳納期限短。致使現在出現養老保險金出現國家大量補貼的狀況，這極大影響了國家的發展。
而加拿大實施的喪偶的存在生存方可得到對方所繳納所有養老保險的60%的制度，這種制度有力地保障了喪偶老人的利益，有利于社會的穩定，也很值得我們學習。
六、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
1997年7月國務院領導在全國統一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工作會議上指出在深化（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改革過程中，暴露和反映出了一些問題。一是多種養老保險辦法并行，給管理工作帶來諸多困難；二是基本養老保險水平差距過大，存在攀比待遇水平的現象；三是基金統籌層次過低，調劑能力弱，少數經濟效益不好的地區和企業，離退休人員的基本生活難以保障；四是個人繳費到位的速度慢，個人帳戶的功能沒有得到充分體現；五是國家關于基金管理的規定沒有得到認真執行，擠占挪用養老保險基金的問題比較嚴重。”這些問題，使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模式的環境風險和目標風險都在加大。因此，采取什么樣的政策和措施，化解風險，保證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模式能夠順利地運行，是目前實際工作中最重要的問題。
1、加強養老保險制度涉及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并且經營管理的期限長達數十年，因此應當針對已經出現的問題分別完善幾個層次的立法，如社會保險（障）法、養老保險管理辦法等，規范籌資方式，明確管理機構和經辦機構，規范資金的運用與投資，加大處理違規行為的力度，統一監管標準，保障資金的安全，促進養老保險制度體系的發展。
2、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籌資。一般來說，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制度的最終實現目標有三個方面。首先是能夠建立充分的基金儲備，以保證國家社會養老保險計劃的順利運轉，實現保險功能，這是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制度運行的根本目標。其次，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籌集的各個環節，都要充分保證社會經濟運行的效率性，而不能對社會經濟發展造成障礙。第三，通過其特有的財富轉移機制，達成社會收入第二次分配的目標，努力做到社會公平。“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模式，既能夠通過統籌機制照顧退休人員的現實利益，保證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現收現付功能的實現，又設立個人帳戶著眼于工作著的現在一代人的長遠利益。在實踐中它既能夠發揮現收現付模式和完全積累模式的長處，又在一定程度上互補了二者的缺陷。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模式的關鍵是基金的來源。只有國家、企業和職工個人共同承擔基金籌集的責任，共同參與、共同努力、相互協調才可能保證財源的穩定性。傳統的體制下，國家已經無力繼續支撐不斷增長的社會養老保險費用，實際上現收現付模式已經破產。但是國家作為社會保障的主體，組織、協調并保證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順利運行是其根本的權利和義務。推行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模式是創新性的嘗試，在目前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運行風險加大的情況下，國家需要加大參與和干預的力度。
3、國家對上一代人的債務，可以尋求一定的補償辦法：一是從現有的國有資產存量中取一部分補充其漏缺。我國在對國有經濟結構進行調整改組，自然要涉及對國有資產進行重新配置，可以結合這一過程，劃出部分國有資產補充到社會養老保險基金中去；二是國家財政應劃撥資金對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進行援助。比如為按時按數額繳納社會養老保險的企業實行稅收優惠政策等。因為，養老費用應屬于勞動力再生產費用的范疇，這筆費用本來可以作為勞動者的勞動報酬發給職工個人支配，職工用這筆費用選擇如何進行養老。現在國家從社會安全的需要出發，建立了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由企業代替職工個人繳納了用于職工養老的費用的一部分，即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顯然，這部分費用本來就不構成企業的利潤部分，不存在納稅的問題。因此，所謂財政讓利只是一種推動經濟發展的激勵模式。
如果國家財政不投入，靠企業和勞動者個人是不可能承擔得了的。再者，政府財政承擔部分社會養老保險基金，減輕了企業的負擔，不僅有利于企業改革，更有利于企業參與國際分工，增強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解決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危機的合理、公平的做法就是政府財政及時注入資金實施援助。
4、應建立最低養老金制度。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模式中，社會收入有從下向上、從貧向富流的傾向。對生活困難的企業下崗職工征收社會養老保險費不利于社會保險的基本原則，若對他們免征費用，首先是社會養老保險基金承受不了，再者不出力而吃飯的局面會難以控制，而且對繳費者也構成了不公平。因此，建立一個社會最低養老金，維持低收入者養老生活，使人人都有飯吃。
5、確保保險基金的增值。可以通過把死的那部分資金投入運營的方式來增加基金的收入，利用社會保險基金進行投資，購買國債或者存入國有商業銀行等。這樣一來，國家長期建設需要的資金可以依賴于此而解決一點，因此，承著金融風險的逐步解決，國內資本市場的進一步規范，應積極開拓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市場，將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方向著眼于建設周期較長、有穩定回報的長期投資領域。以真正發揮長期資金的優勢，創造最大的經濟效益；而經濟效益的提高不僅將直接對國民經濟產生良好的影響，同時又間接實現了基金收入的穩步增加。
6、逐步建立并完善農村養老保險。我國是農業大國，應加大力度進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立法，制定出適用于農村的養老保險制度，保證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實行，依法監督、管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實施，并確保農村養老保險基金保值增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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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河南省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辦公室《勞動爭議處理法規匯編》第254頁
④鄭州市市人民政府鄭政文〔2005〕105號文件
缺乏主體責任的有效劃分和準確定位。目前，對于農村參保人員，由中央政府承擔每人每年660元的基礎養老金補貼，由地方政府承擔每人每月不低于30元的繳費補貼和為重度殘疾人等繳費困難群體每人每年繳納81元養老費的代繳責任。現行財政補貼辦法只規定了地方政府支出部分由省、市、縣三級政府按照1：1：1的比例（省直管縣按照省、縣1：1的比例）負擔。雖然明確了中央政府的支持責任，但沒有考慮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差異。目前，農村居民養老保險主要強調地方政府的主體責任，規定有條件的地方政府可以適當加發基礎養老金，在繳費補貼的給付上也留有較大的彈性，導致富裕地區與貧困地區參保人員養老待遇會因地方政府補貼程度不同而形成明顯差距，不符合縮小貧富差距的制度設計初衷。財政支持對居民繳費激勵效應不明顯。河北省《關于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工作的實施建議》明確規定參保農村居民按年繳費，市縣級政府在個人繳費的基礎上按照每人每年30元進行補貼。經濟條件較好的地區鼓勵參保居民多繳多得、長繳多得。而“新農保”制度實施以來，大部分地區始終以政策規定的下限每人每年30元作為補貼標準，并沒有實現多繳多得的激勵政策目標，將在很大程度上挫傷參保居民的繳費積極性。在長繳激勵機制不能發揮作用的情況下，制度對于中青年的吸引力相對較弱，大部分人選擇觀望。基礎養老金未能體現與經濟發展同步的原則。養老金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參保人的基本生活，還主要取決于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特別是物價水平，很多居民選擇低檔繳費甚至不參保主要源于對養老待遇購買力不能平衡物價水平的擔憂。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民人均純收入不斷增加，但與之對應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也持續走高，加之通貨膨脹因素的影響，每人每月55元的基礎養老金與持續走高的物價水平相比顯然是杯水車薪。農村養老保險資金機制存在不利于可持續發展的因素。首先，資金籌集渠道狹窄。目前河北省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參保人個人賬戶繳費檔次偏低，籌集渠道主要依靠各級政府的基礎養老金和繳費補貼，集體補助基本處于空缺狀態，其他的社會主體在籌資方面也受相關制度缺失等因素的影響，未能在促進制度發展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其次，資金支出結構不盡合理。城鎮職工養老保險近年來保持平均每年10%的增長速度，而農村養老保險卻始終沒有太大變化。第三，資金保值增值難度大。當前數額巨大的“新農保”基金運營方式比較單一，僅依靠銀行存款和購買國債的方式進行保值，面臨著很大貶值風險。第四，資金到位機制尚待完善。“新農保”制度實施以來，個別地區在落實政府財政補貼方面仍存在低效、欠賬等不良現象。另外，由于缺乏完善的資金監管機制，違法違規擠占、挪用資金的現象時有發生。財政支持預算體系不健全。目前，“新農保”所需財政資金在公共財政收支中列支，特別是自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合并實施后，用于城鎮和農村社會保險的財政資金并未單獨安排預決算，因此，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具體的資金收支情況和資金結余情況沒有被全面、詳細地反映出來，也不便于相關部門進行管理和監督。
二、政策優化建議
一是明確界定財政支持主體責任。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應當本著以經濟社會發展實際情況為依據、兼顧效率與公平、實現整體與區域平衡的原則界定支持責任。具體來說，中央財政應當承擔制度的建立和引導、平衡地區差異、制度監督管理等責任。地方財政的主要責任則更加偏重于制度執行過程中各個環節的運行和管理，其中主要包括落實補貼責任、困難群體幫扶責任等。
二是落實財政支持激勵政策。在完善激勵機制方面，應當明確不同繳費檔次的激勵補貼標準，當參保人選擇更高檔次進行繳費時，補貼標準應當隨之提高，對多繳多得的激勵機制加以硬性的制度規定。在長繳多得方面，河北省部分縣市實行繳費滿15年的參保居民每增加一年繳費，在領取待遇時由縣級財政多給付2元的基礎養老金，但根據測算，多繳費一年在待遇領取時加發6-10元的基礎養老金才能對中青年居民參保產生吸引力，真正起到激勵作用。激勵機制的完善迫切需要根據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盡快出臺補貼標準以及實施細則，通過制定地方法律法規等形式加以強化和落實。
三是建立財政補貼正常調整機制。要想使農村養老保險真正惠及百姓，必須要建立與物價聯動的財政補貼正常調節機制，對基礎養老金做出調整，調整的基本思路是：本年度基礎養老金=上一年度基礎養老金×（1+上一年度CPI增長率）。根據這種模式建立起來的基礎養老金補貼制度可以基本保障養老金的購買力，同時，隨著物價水平上漲而不斷上漲的基礎養老金會增加農村居民參保的信心。
四是優化財政支持資金機制。在資金籌集方面，針對目前個人賬戶繳費較少的現象，加強對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宣傳，使農村居民真正了解該制度，打消疑慮；地方政府可以考慮對參與農村養老保險籌資的集體經濟組織給予稅收減免或優惠，改變目前集體補助缺失的局面。在資金運營方面，除了要考慮基金收益外，還要考慮投資風險和投資方式。目前，農村社保基金統籌層次低、缺少專業的保險基金管理人才，使得基金的運營無法高效，迫切需要提高基金的統籌層次。另外，省級管理機構既能在基金形成規模效益的條件下對基金進行高效的運營實現基金的保值增值，還可以將基金委托給具有專業資質的基金投資公司進行基金投資和管理，或投資國家大型基礎設施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等由國家擔保的市場化運行領域，在保證基金安全性的同時又能保證其收益。在資金分配方面，要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將財政支出力度逐漸向農村的保障項目傾斜，同時，通過財政支持力度的調整配合政策措施的執行，使農村養老保險制度逐步向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合并。在資金支付方面，從制度上保障資金的到位與落實，并且制定違規違紀處理制度，對扣留、延期、低于標準發放待遇的行為嚴懲不怠。還要將養老保險資金給付是否及時到位納入政府績效考核范圍，作為政府總體績效考核的重要指標。在資金審計監管方面，根據“收支兩條線”的原則建立嚴格的管理制度，定期進行內部審計，同時建立社會監督機制，鼓勵公眾或社會其他機關單位參與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監督。做好基金財務狀況公開，同時加強注冊會計師、審計事務所、保險精算等第三部門的監督，彌補內部審計監管的不足。
關鍵詞：農村；養老；保險；河北；制度
由于我國廣大農村的特殊情況以及人們思想觀念上的認識不同，到目前為止，河北省乃至全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還沒有形成一個成型并比較完善的制度，絕大部分農村地區面臨的養老保障形勢依然嚴峻，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養老社會保險勢在必行。
一、我國農村養老保險的現狀及河北的特點
為了更好地解決好農民養老問題，中國政府從1987年開始探索，并在部分地區進行試點，到1991年，民政部在國內調查的基礎上出臺了《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標志著我國養老保障制度建設工作的正式開啟。同年，在山東牟平縣組織試點，隨后在全國逐漸推廣，但效果并不理想。河北省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建設在《方案》下發后的一段時間內曾取得較大進展，但自1999年國務院決定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進行規范整頓，并停止開展一切新業務后，又一度趨于停頓，致使一些投保農民對社會養老保險失去信心，并在很多地方出現了農民大規模退保現象。此后，全省一定層面上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建設及相應的改革探索雖然一直沒有停止，并在部分地區和一些局部領域逐步走向深化，但總體進展緩慢，到目前為止，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還沒有建立比較完善的制度。
從整體上說，農村老年人投保意識淡薄，在投保問題上顧慮重重，怕政策不穩。1992年頒布的《方案》規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資金籌集上要堅持“個人繳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政策扶持”的原則，這一政策一直延續至今。在這一規定下，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主要是基金積累式個人賬戶模式。個人繳費及集體補助全部計入個人賬戶，個人賬戶屬個人所有。養老保險主要由農民個人繳納，有條件的集體雖可以給予一定的補助，但實際上因為我國農村普遍貧窮，享受這一待遇的農民很少。農民在達到一定年齡（一般為60周歲）時，可以領取養老金，養老金數額根據個人賬戶積累額和市場預期壽命來確定。1998年向5.98萬參保人發放養老金，人均42元，月均3.5元。顯然，這樣的保障沒有多大意義。
受經濟發展水平、經濟承受能力特別是小農意識的制約，當前，農民對加入農村養老保險、醫療保障等社會保障在認識上還存在偏差。據筆者在河北省部分縣市農村訪談發現，被調查老年人只有少數人投過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只有20%的老年人比較了解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與商業保險的區別，只有10%的農村老年人投過人壽或其他方面的商業保險。
就河北而言，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是：（1）農村地區開展的社會養老保險實行農民自愿參加，籌資主要依靠甚至完全依靠農民個人繳納，所采取的個人賬戶模式實際上是個人儲蓄，缺乏人與人之間的互助互濟，這與社會保險應具有的強制性、互濟性相違背，因此，它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保險。（2）基金管理水平低，缺乏可操作性，縣級主管投資空間小、收益差，使農村養老保險基金難以保值增值。違規投入非銀行運營機構，挪用、占用農村養老基金的案例比比皆是。（3）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目標人群的實際政策指向存在偏差。從一般意義上講，越是貧窮、年齡越大的農民對社會養老保險的需要越強烈。但是，目前的政策恰好相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實際走得是一條“保富不保貧”的路子。另外，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采用積累式個人賬戶模式，只能解決“未來老年人”的養老問題，對目前已進入老年和即將進入老年的農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4）缺乏有效的法律法規依據。河北省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主要依據民政部下發的《方案》和各級主管部門下發的業務指導性文件，雖然黨的十六大報告再次明確要求在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權威性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操作辦法和規定仍未出臺。
二、建立符合實際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新體系
縱觀國外發達國家的經驗，養老保險的發展都有完備的法律保障。考慮到我國農村的特殊性和養老保險的復雜性，在目前構建農村新型養老保險體系的同時，必須迅速制定相關配套的法律。法律的制定必須兼顧公平與效率、權利與義務相和諧的立法價值選擇，確定國家和政府的責任，明確農村養老保險是整個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此外，還應制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行政規章，并將這一層次的規章作為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法體系的主體。具體可包括：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具體實施辦法；農村養老基金管理、運營和監督條例；農村養老基金稅收減免辦法等。由于我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地區差距而造成的養老保險制度不統一狀況應盡快得到扭轉和協調。
為了推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穩步發展，實現農村小康社會建設目標，必須采取以下措施，積極穩妥地推進河北省農村養老保險。首先，加強各級政府對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推進。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對傳統家庭養老模式的一次重大變革，在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變遷中，作為變遷主體的農民并不具備創新主體的資格。我國以建立社會養老保險為目標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實際上就是政府主導的結果。政府主體利用其政治上的力量擁有資源配置的絕對權利，其制度供給能力和意愿決定著制度變遷的方向、深度、廣度和具體形式。從河北省來講，除了力爭盡快出臺一套較完備統一的基本法規之外，必須加強省級統一規劃，實行強制為主并與一定政策條件下的自愿相結合的原則，提高政府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強制程度。為此，有關部門應在縝密調查和分析的基礎上，摸清各地各類農民的經濟條件，制定統一規劃和適合不同收入層次的養老保險政策和實施方案。達到一定人均收入的地區，必須強制實施一定保險水平的社會養老保險。未達到規定人均收入水平的地區實行群眾自愿，但隨著經濟的發展，一旦達到規定的人均收入水平，就必須進入強制實施社會養老保險的行列。另外，在強制實施社會養老保險情況下，對部分確實困難而不具備負擔能力的農民可以實行減免政策。
其次，加強各級政府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財政投入力度，健全基金管理體系。資金籌集是社會保險制度運行的核心，縱觀國外，日本和德國對養老保險的財政支持都在1/3以上。事實證明，通過政府財政補貼發揮政府在資金籌集中的支持和利益誘導作用，是加快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關鍵所在。北京市大興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方案，就是通過政府財政補貼的方式，加大了政府的財力支持，建立了個人賬戶與儲備調劑金相結合的新制度模式。另外，國家還應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實行讓稅政策，并承擔養老基金運行的管理經費。在政府加大對財政投入的同時，面對龐大的養老基金，基金管理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一個完備的基金管理體系應涵蓋政策制定、基金監督和基金經辦三個層面。基金管理政策的制定由行政主管部門負責；基金監督體系由外部監督和內部監督兩部分構成，外部監督包括政府監督和社會監督，內部監督分為行政監督和內部審計稽核；基金經辦職能由各級農保經辦機構履行。為防止基金被挪用，基金收支必須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
再次，應著眼統籌發展全局，做好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與其他相關制度建設之間的協調工作。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是廣大農民各項社會保障制度的組成部分，除此之外，還有農村醫療保險、農村最低生活保險和農村社會救助等。養老保險的功能在于解決農民生活上的“遠慮”，而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險的功能則主要是解除農民生活的“近憂”。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與后者在保險農民生活安全上相互統一，相輔相成，但又存在著財力資源上的矛盾。因此，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設應納入整個農村社會保險體系建設全局，與其他保險項目統一考慮，統一規劃。對大部分農村地區而言，先行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險制度與完善農村社會救助制度是目前比較理想的選擇。另外，城鄉統籌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首要之舉，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還應著眼城鄉統籌發展的全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除農村務農的農民之外，還應包括被征地后失去土地的農民、外出務工者、個體從業者等現行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難以覆蓋的人員。在目前的情況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應盡可能實現與城鎮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協調銜接。
最后，除上述制度方面的建設之外，還應該大力培育農民的社會養老保險意識，提高農民對社會養老保險的認同程度。這對于推進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制度建設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總之，農村養老問題直接關系到我國農村秩序的穩定與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隨著農村商品經濟的不斷深化，構建和完善農村養老法律體系，確定國家和政府的主體責任地位，加大對農村養老保險的扶持力度，不斷規范農村養老保險已是大勢所趨。認真研究我國和各省農村的實際情況，建立符合國情和省情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是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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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遼寧省養老保險缺口較大
2001年起隨著養老保險試點工作的逐漸深入、遼寧省養老保險收支規模均不斷擴大，基金征繳收入由2001年的135.4億元，到2011年增加到727.2億元。但是快速增長的收入卻無法滿足養老保險支出的需要，遼寧省養老保險基金支出由2001年的178.6億元，到2011年增加到883.6億元。造成遼寧省基金缺口不斷增加由2001年的43.2億元，增加到2011年的156.4億元，平均缺口水平可占基金支出的17.4%。
1.2養老保險替代水平有所下降
通過收集歷年《遼寧統計年鑒》中關于養老保險的有關指標，并以此指標下的數據為樣本，經過整理得出遼寧省從2001年至2011年十一年間的現實養老金替代水平有較大幅度的下降，由2001年的60.94%，2002年的57.59%下降到2008年的44.08%，此后雖然有所提升，但幅度不大，到2011年為46.91%。其中遼寧省從2005到2011年間波動較小，最大值為2006年的47.47%，2008年的養老金替代水平處于最低值，為44.08%。這七年間的波動范圍都控制在3%以內，基本維持在45.00%左右。
1.3國內生產總值保險系數較為穩定
當前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作為現行養老保險制度，我國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城鎮職工社會基本養老保險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保障水平；同時也決定了社會成員晚年基本生活需要滿足情況和生活質量。根據國際通行規則，一般以一定時期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基本養老保險支出占該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作為衡量基本養老保險保障水平的重要指標。它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資源用于滿足社會成員養老需要的份額。利用遼寧省歷年統計年鑒的相關數據，計算出2001-2011年養老保險支出增長幅度平均水平為17.5%，比國內生產總值增幅的16.1%要高，國內生產總值保險系數基本維持在4%。
1.4實際繳費水平不足
遼寧省現行養老保險制度繳費人員主要集中在企、事業職工與城鎮個體工商戶和靈活就業人員，基本上遍及省內所有用人單位及職工。但從2001年至2011年征繳收入、在職職工平均工資的對比關系測算出的實際繳費率平均水平為17.59%，未能實現養老保險制度設定的28%繳費率。
2改進建議
2.1加大執法和宣傳力度
由于《勞動法》、《社會保險法》等法規中對于處罰條件規定不夠詳細以及懲處力度不夠等問題的存在，造成執法力度不強，部分企業鉆政策空子存在著不參保、繳費不及時、不足額繳費等問題。加大執法力度，努力實現應保盡保。使得實際實現的繳費率能夠不斷提升，最終達到制度預期的繳費水平，這樣有助于通過提高實際繳費替代率，從而實現制度預期的繳費替代率水平。同時，通過不斷的對養老保險制度及其相關政策的宣傳，使得企業以及企業的職工，其中尤其是第二產業企業及其職工參加養老保險和繳費的意識得到培養和提升。社會公眾成為主動關注企業為個人繳納養老保險費情況的監督員，成為監督企業繳費的生力軍。這樣即可通過提高實際繳費率，實現制度設定的替代水平，而且可以增加職工累積的繳費年限，實現社會統籌中32%的代際供養替代率，進一步促進制度設計替代率的實現。
2.2加強基金的增值能力，減緩替代率水平下降速度
利用前人的一些研究，當養老保險個人賬戶投資收益率既定的情況下，工資增長率與個人賬戶養老金替代率會出現反向的相關關系；若工資增長率保持不變的情況下，養老金個人賬戶的投資收益率與替代率會出現正比的相關關系。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如果平均工資增長率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投資收益率水平處于較高的層次，個人賬戶的自我保障能力也會不斷強大，養老金個人賬戶能夠實現的理論替代率也會較高。隨著經濟的發展，遼寧省人均工資水平處于快速增長狀態，平均水平已到達14.4%，致使養老金替代率呈現出快速下降的態勢。在當前工資水平快速上升時期，要求養老保險的積累基金必須能夠實現較高并且較穩定的收益水平。目前提升養老保險基金增值水平比較現實的方式是建立專門的社會保障金融投資運作部門或獨立的運作單位，強化保險基金保值增值能力，對社會保險基金進行專業化的管理。這是一個比較現實的選擇，能夠有助于實現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回報率得到提升，從而能夠保證遼寧省基本養老保險的支出有較充足的供給。
2.3建立養老金指數化調整制度
由于遼寧省老齡化加劇以及制度贍養比例的節節攀升，養老金替代率下降成為必然。保持一個與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適應的養老金替代率水平，既有利于對養老保險制度保持長期穩定發展，還有利于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隨著人口平均壽命的延長，退休持續時間必定也會隨之增長，在退休時所確定的養老保險金發放水平必定會因通貨膨脹因素的影響使得實際購買力不斷下降。為了確保退休人員的生活質量，在養老保險發放制度中引入指數化調整機制是必然的，從而實現保障退休人員的收入能夠隨著物價水平的變動而保持適度的增長，從而保障養老金的購買能力。
2.4采取多渠道籌集養老保險基金的模式
嚴重的人口老齡化現狀以及國家保障到社會保障所產生的較高轉制成本，僅靠向企業和企業職工收取養老保險費這一條渠道籌集養老保險基金，勢必會產生較大的收支缺口，形成個人賬戶空賬和對政府財政補貼的過度依賴。因此必須積極從其他渠道來籌措資金，如出售國有股份、發行社會保障彩票、個人所得稅收入全部或部分轉入等方式籌集資金，以維護基金的平衡和制度的平穩運行。
2.5建立統一的養老保險政策及自由轉移機制
產權理論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內容。按照阿爾欽的定義，“產權是一個社會所實施的一種經濟品的使用的權利”。馬克思認為，產權不是指人與物的關系而是指由物存在及關于它們自身使用而引起的人們之間相互認可的行為關系，是一系列用來界定人們在經濟活動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損，以及他們之間如何進行補償的規則。因而，從產權定義我們可以看出，養老保險制度的產權能幫助我們界定個人在養老過程中的責任、成本和收益。
根據產權理論，產權可以分為：私有產權、國有產權和共（公）有產權。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產權是指共同體所有成員共同行使的權利。共有產權意味著共同體否認國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體內的任何人行使其權利。私有產權則意味著社會承認所有者的權利，并拒絕其他人行使該權利。國有產權意味著國家可以在權利的使用中排除個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來使用國有財產。”
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金由單位和個人共同負擔，實行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模式。從產權視角看，養老保險的統籌賬戶應該屬于所有參保人的共有財產，屬于共（公）有產權；養老保險中個人賬戶部分屬于私有財產，是私有產權；養老保險中的國有產權指的是全國社保基金中用于養老的部分，這主要由中央財政或轉讓國有資產而來，是國家的重要儲備和戰略資源。
根據產權理論，不同類型的產權安排其經濟效率是有差異的。一種產權結構是否有效率，主要視它是否能為在它支配下的人們提供將外部性較大地內在化的激勵。在共有產權下，由于共同體內的每一成員都有權平均分享共同體所具有的權利，他在追求個人價值最大化時，一個共有權利的所有者由于成本過高而無法排斥其他人來分享他努力的果實，因而，共有產權導致了很大的外部性，出現“搭便車”行為。
當前中國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存在嚴重的產權問題，首先是產權界定不清晰，沒有明確界定政府、企業和個人的責任和范圍外邊界，造成大量養老基金的流失和企業逃避繳費的行為。其次，一味注重產權界定，在明晰產權的同時并沒有想到如何去保護產權，其實，事實上財政基金部分產權是明晰的，就是國家所有。但是，這種明晰的產權該有一個怎樣的具體主體來體現國家對整體國有資產“所有”這個權力，這還不明晰，以及這種明晰的產權該有一個怎樣的制度來對其進行保護，讓其在該有效的制度保護下保值、增值也還不明確。再次，個人賬戶的產權歸屬也不明確，國家一直沒有理清養老基金的所有權、管理權、經營權之間的關系，因此人問題一直是一個致命問題。
二、不清晰的產權權利對中國養老保險的影響
當前中國采取的是統賬結合的養老保險制度，養老保險社會統籌的部分屬于被保險人的共有產權，而個人賬戶部分是個人的私有產權。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對私有產權承認和維護，但是在具體權利的界定上還不是很完善和精確，這對我國養老保險產生了不利影響。
1.制度設計中的產權模糊問題。中國養老保險制度設計中雖然明確了社會統籌基金與個人賬戶基金相結合的模式，國家、企業和個人三方共擔的原則已經確立，但是各方的具體責任劃分并不明晰，責任分擔處于模糊狀態；同時，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這兩者之間的產權主次關系也沒有明確。這就意味著管理層并不清楚要建立的養老保險制度，到底是以社會統籌（現收現付）的共有產權為主，還是以個人賬戶（基金積累）私有產權為主。這種制度設計上的模糊，不利于制度的正常運行和可持續發展，還會帶來嚴重的“空賬”問題。
2.個人賬戶產權不明問題。個人賬戶作為一種帶有強制性的儲蓄，其積累的資金本質上是繳費者的私人財產，對其享有完全產權。作為其權利的自然延伸，繳費者個人在繳費期內享有其個人賬戶資金的自由轉移的權力，通過選擇較高管理水平的經營者投資運營，以獲得較高的收益，實現個人財產的收益權。一般來說，個人是其私有財產最好的看守者，在繳費者對其個人賬戶基金享有完整的產權時，個人有足夠強的風險意識和強烈的動機去關心資金的使用情況。但在目前的制度基礎上，由于政府的強制性使個人賬戶基金的產權受限，激勵機制受到損害。特別是在政府承擔起對養老金的運營時，個人普遍存在“搭便車”的心理，沒有較強的動機去關心自己資金的使用情況，更由于現有制度框架內，獲取資金經營狀況的信息成本很大，導致繳費者個人基本上放棄了這一動機。而個人賬戶基金所有者權力的缺位，使得政府不具備足夠的責任心來管理好這筆基金，往往把個人賬戶資金作為一種廉價的資本來源，用于平衡政府財政預算、補償政府的債務和行政支出等。個人賬戶的“空賬”運行已嚴重威脅到社會保障制度的運行基礎，個人賬戶基金產權的不完整已使得我國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處于一種無效率運行的狀態。
3.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問題。不清晰的產權使得社會保障基金管理中存在基金大量被挪用、流失、浪費、貶值的現象。2006年底國家審計署公布了29個省區市、5個計劃單列市三項社保金審計結果顯示，71億違規養老基金被審出。很多地方政府挪用、占用養老基金現象嚴重。如河南新密市將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基金637萬元存入兩家城市信用社，由于2002年11月信用社撤銷，資金面臨損失。2006年初，廣州市社保局稱，廣州曾有9億元養老金被挪用，其中5.7億已無法追回。有些行業主管部門存在截留社保費的問題。如建行貴州省分行與工行貴州省分行少申報繳費基數，在征得貴州省社保局的同意后，對已提取的基本養老保險費和失業保險費6422.64萬元予以截留。
三、中國現行產權制度的變遷對養老保險制度的影響分析
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變遷是和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聯系在一起的。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養老保險制度是以國有產權為特征的。隨著中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政府和企業職能的重新定位，1997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確立了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由現收現付制向部分個人積累制轉變的改革模式。當制度從現收現付制向個人積累制轉變時,“新人”不再負責“老人”和“中人”養老金的供應,政府此時承擔起了兌現“老人”和“中人”領取養老金權利的責任，從而出現一種隱性債務,這種債務過去隱藏在現收現付制下,體制的轉軌才使其顯性化。《決定》雖然對“老人”和“中人”的退休待遇如何確定有了規定,但并沒有落實資金來源的政策,也沒有建立起與隱性債務相對應的基金積累。在養老保險改革實踐中,政府采取向“新人”和“中人”的個人賬戶透支的辦法支付已退休人員的養老金,造成個人賬戶空賬現象嚴重。從1995年社保制度改革開始至2004年底,中國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空賬規模累計已達7400億元,而且每年還會以1000多億元的速度增加,社會養老保險體制仍在現收現付制的老路上運行,并沒有實現部分個人積累制的改革目標。個人賬戶“空賬”運行問題產生了一系列負面影響:首先,導致了人們對社會保障制度缺乏信任，部分積累制有名無實,養老問題得不到切實解決。其二,國家作為養老保險最后的支付者。如果空賬問題解決不好,最終將轉化為巨大的財政負擔,影響經濟的正常運行。其三,我國人口快速老齡化,隱性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會出現嚴重的支付危機,影響我國社會保險制度的運行。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根據以上分析，主要兩個產權因素影響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一個是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之間的共有產權和私人產權之間的產權界定問題，另一個是共有產權和個人賬戶私人產權的產權保護問題。所以，我們可以從制度建設和法律規范來協調，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我國養老保險制度中存在的產權不明晰主要原因是現行統賬結合模式沒有對政府、企業和個人責任予以清晰的界定，這就需要進行立法，通過法律明確規定政府企業責任，解決制度設計中的模糊問題。同時盡快將社保基金管理條例納入立法日程，禁止基金被占用和挪用。清晰的產權是解決養老保險制度問題的根本途徑。
2.明確個人賬戶產權歸屬和提高其運營效率。作者認為，應該同社會醫療保險基金個人賬戶一樣，政府應明確個人賬戶產權歸屬個人，任何部門不得挪用擠占。另一方面，對于個人賬戶基金必須從社會統籌賬戶中分離出來，個人除了在繳費期內不得提前支取外，對其享有完全的產權以及擁有廣泛的個人賬戶基金投資選擇權，亦即有權選擇競爭性的基金管理公司為其投資經營，以獲取高投資回報。
3.在清晰界定產權的同時，注重產權的保護。中國統賬結合的養老保險制度，克服了單一的現收現付制以及完全基金積累制度的缺點和不足，是一種創新。但是從歷史角度看，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變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連貫的問題，一味注重產權界定，在明晰產權的同時并沒有想到如何去保護產權，忽略了其他相應的制度建設，沒有達到設想的目標。所以，國家在政策上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對產權的保護和維護，妥善解決轉軌過程中的隱性債務，做實個人賬戶，這樣才能真正發揮現收現付和基金積累制度的長處，避免其缺點和不足，從而緩解我國人口老齡化壓力。
總之，從產權角度上講，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形式和內容上完美結合根本上需要產權制度的完善和對社會統籌的共有產權與個人賬戶私人產權的清晰界定和保護來解決，而這將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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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老齡化的趨勢
中國是發展中國家，自70年代中期起，大力控制人口數量過速增長，加強計劃生育，努力提高人口素質。認真實施控制人口增長政策的結果，就是大大降低了出生率。這樣就由原來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轉化，人口的年齡結構勢必發生變化，向老齡化發展。出生率下降的速度越快，幅度越大，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和達到的程度也越快，越高。但是，我們不能因為要解決人口老化問題，而放松計劃生育，以提高出生率來調整人口年齡結構，形成惡性循環；更不能以低出生率，高死亡率，違背社會道義來延緩人口老化過程，而由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過渡到相對靜止穩定狀態。中國同世界上任何國家一樣，要想達到相對靜止穩定的人口發展階段必然要經過人口老齡化階段，這是無法回避的自然規律。人口學專家研究證明，中國老齡化進程帶有四個方面的主要特征：
（一）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較快。1982年，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為7663萬，占全國總人口比例為7。6%，到2000年將達到1。3億，占總人口10%以上。英國老年人口從5。0%增長到7。0%用了80多年，瑞典用了40多年，1920年日本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5。3%，到1970年增長到7。1%，用了50年的時間，而我國完成這一增長過程僅僅需要18年的時間。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在2000年即可跨入老年型，世界人口年齡結構跨入老年型要在2010年，我國將比世界總體人口年齡結構提前10年進入老年型。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之快將達到世界之最。
（二）老年人口數量巨大。據預測到2040年，老年人口將增長到3。8億，占總人口的比例將上升到25。3%。老年人口數比歐洲所有國家人口還多。
（三）我國高齡老人數量與比例將增大，85歲以上的高齡老人將由1990年的200多萬，占老人總數的3。2%增加到下世紀中葉的5000萬以上，占老人總數的15%以上。
（四）我國傳統的大家庭模式正在向“核心家庭”模式演變。按照人口學家最近做出的家庭人口預測，我國獨居或只與配偶居住的65歲以上老人占老人總數比例將由1990的10%迅速上升到2050年的27%。從上述人口年齡結構的老齡化諸特點來看，中國將在下世紀初進入老年型國家，并排位于發展中國家行列之首。國家正處于經濟尚未充分發展的階段，原來基本由國家承擔的養老方式變得日益不適宜，需要探索新的路子，發展新的方式，這就要求我們首先要大力發展經濟，將逐步消除“經濟滯差”和解決老有所養兩方面結合起來，把兩方面的工作都做好。然而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雖然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仍存在不少問題。
二、解決人口老齡化的養老所存在的問題
首先是資金不足，養老金支出膨脹。有統計表明，1998年養老金缺口是50多億，1999年是100多億。其次是替代率太高。據有關部門統計，中國企業養老金的平均工資替代率高達80%以上。然后是交費率高，企業負擔重。目前的狀況是，養老金的交費率高達30%左右。還有“統賬”結合導致完全的現收現付，個人賬戶出現空賬。
三、解決的對策——建立綜合的養老保險制度
（一）實施社會養老和家庭養老相結合的養老方式
在解決養老方式上重視精神生活的一面，注意到老年人為社會貢獻的事實，重視家庭養老的功能，實施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并舉的方針。
一般健康和生活優裕的老人仍希望在自己的家里度過晚年。積極倡導家庭養老模式，投入財力、物力、人力，為居家養老提供全面的配套福利服務。同時，又重視對養老設施的建設，把養老設施作為老人們最后的生活保障。
（二）實行多層次、多形式的養老保障制度
第一個層次是國家立法規定的，低有保證、高有限額的強制性的基本保險。第二個層次是，各企業自定的企業保險年金。這種保險比政府規定靈活得多，形式多種多樣，標準有高有低。第三個層次是，個人養老保險。政府對企業、社會團體、私人舉辦的保險項目，只提供法律上的保護和政策上的支持。
以上三個層次的養老保險各有特色。在管理上，國家基本養老保險實行一體化、定額支付的原則，基本養老保險并不是保障當事人的全部生活，而只是保障最標準、最基本的需求部分，必須要依靠企業及個人的自助努力，要協調好互助與自助。企業補充養老保險由企業內部決定，個人儲蓄養老保險則遵循自愿原則。在基本模式方面，前者是部分積累籌資，后兩者是完全積累籌資。
（三）逐步實現費用征收的多元化
在考慮企業和個人經濟承受能力的前提下，逐步減少企業的養老保險的交費率，引進“受益者負擔”的原則，以解決養老保險的財源問題。在費稅改革方面，在適當的時候，將“費”變為稅，保證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此外還可提高一些社會福利設施的收費標準和擴大有償服務范圍。
（四）倡導養老保障事業的社會化
在不少發達國家，盡管具體管理養老保障項目的機構很多，既有政府機構（中央的和地方的），也有民間團體和私人企業，但總的傾向上看，養老保障制度是由政府集中管理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實施養老保障制度的一切細節，從資金來源，運用的方向，甚至保障的標準、收支的程序，大都有明確的法律規定。養老保障基金的管理機構通常由受保人、企業或雇主和政府三方代表組成的理事會領導。
人口老齡化意味著老年人越來越多，它一方面反映了社會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質量的改善，另一方面也要求盡快建立綜合的養老保險制度。人口老齡化給代際供養帶來了財政上的困難。因此，社會保障體系中社會和國家只能承擔基礎性的保障，一方面使勞動者一旦因風險失去收入來源后能享有基本生活條件，另一方面使國家和社會能夠長期地提供保障。中國雖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同時是具有優越政治制度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老年保障事業方面也應該把握和運用這種優勢，統籌全局，縝密考慮，真正成為全世界解決老年人口問題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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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養老；保險；河北；制度
由于我國廣大農村的特殊情況以及人們思想觀念上的認識不同，到目前為止，河北省乃至全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還沒有形成一個成型并比較完善的制度，絕大部分農村地區面臨的養老保障形勢依然嚴峻，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養老社會保險勢在必行。
一、我國農村養老保險的現狀及河北的特點
為了更好地解決好農民養老問題，中國政府從1987年開始探索，并在部分地區進行試點，到1991年，民政部在國內調查的基礎上出臺了《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標志著我國養老保障制度建設工作的正式開啟。同年，在山東牟平縣組織試點，隨后在全國逐漸推廣，但效果并不理想。河北省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建設在《方案》下發后的一段時間內曾取得較大進展，但自1999年國務院決定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進行規范整頓，并停止開展一切新業務后，又一度趨于停頓，致使一些投保農民對社會養老保險失去信心，并在很多地方出現了農民大規模退保現象。此后，全省一定層面上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建設及相應的改革探索雖然一直沒有停止，并在部分地區和一些局部領域逐步走向深化，但總體進展緩慢，到目前為止，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還沒有建立比較完善的制度。
從整體上說，農村老年人投保意識淡薄，在投保問題上顧慮重重，怕政策不穩。1992年頒布的《方案》規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資金籌集上要堅持“個人繳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政策扶持”的原則，這一政策一直延續至今。在這一規定下，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主要是基金積累式個人賬戶模式。個人繳費及集體補助全部計入個人賬戶，個人賬戶屬個人所有。養老保險主要由農民個人繳納，有條件的集體雖可以給予一定的補助，但實際上因為我國農村普遍貧窮，享受這一待遇的農民很少。農民在達到一定年齡（一般為60周歲）時，可以領取養老金，養老金數額根據個人賬戶積累額和市場預期壽命來確定。1998年向5.98萬參保人發放養老金，人均42元，月均3.5元。顯然，這樣的保障沒有多大意義。
受經濟發展水平、經濟承受能力特別是小農意識的制約，當前，農民對加入農村養老保險、醫療保障等社會保障在認識上還存在偏差。據筆者在河北省部分縣市農村訪談發現，被調查老年人只有少數人投過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只有20%的老年人比較了解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與商業保險的區別，只有10%的農村老年人投過人壽或其他方面的商業保險。
就河北而言，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是：（1）農村地區開展的社會養老保險實行農民自愿參加，籌資主要依靠甚至完全依靠農民個人繳納，所采取的個人賬戶模式實際上是個人儲蓄，缺乏人與人之間的互助互濟，這與社會保險應具有的強制性、互濟性相違背，因此，它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保險。（2）基金管理水平低，缺乏可操作性，縣級主管投資空間小、收益差，使農村養老保險基金難以保值增值。違規投入非銀行運營機構，挪用、占用農村養老基金的案例比比皆是。（3）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目標人群的實際政策指向存在偏差。從一般意義上講，越是貧窮、年齡越大的農民對社會養老保險的需要越強烈。但是，目前的政策恰好相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實際走得是一條“保富不保貧”的路子。另外，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采用積累式個人賬戶模式，只能解決“未來老年人”的養老問題，對目前已進入老年和即將進入老年的農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4）缺乏有效的法律法規依據。河北省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主要依據民政部下發的《方案》和各級主管部門下發的業務指導性文件，雖然黨的十六大報告再次明確要求在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權威性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操作辦法和規定仍未出臺。
二、建立符合實際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新體系
縱觀國外發達國家的經驗，養老保險的發展都有完備的法律保障。考慮到我國農村的特殊性和養老保險的復雜性，在目前構建農村新型養老保險體系的同時，必須迅速制定相關配套的法律。法律的制定必須兼顧公平與效率、權利與義務相和諧的立法價值選擇，確定國家和政府的責任，明確農村養老保險是整個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此外，還應制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行政規章，并將這一層次的規章作為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法體系的主體。具體可包括：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具體實施辦法；農村養老基金管理、運營和監督條例；農村養老基金稅收減免辦法等。由于我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地區差距而造成的養老保險制度不統一狀況應盡快得到扭轉和協調。
為了推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穩步發展，實現農村小康社會建設目標，必須采取以下措施，積極穩妥地推進河北省農村養老保險。
首先，加強各級政府對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推進。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對傳統家庭養老模式的一次重大變革，在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變遷中，作為變遷主體的農民并不具備創新主體的資格。我國以建立社會養老保險為目標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實際上就是政府主導的結果。政府主體利用其政治上的力量擁有資源配置的絕對權利，其制度供給能力和意愿決定著制度變遷的方向、深度、廣度和具體形式。從河北省來講，除了力爭盡快出臺一套較完備統一的基本法規之外，必須加強省級統一規劃，實行強制為主并與一定政策條件下的自愿相結合的原則，提高政府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強制程度。為此，有關部門應在縝密調查和分析的基礎上，摸清各地各類農民的經濟條件，制定統一規劃和適合不同收入層次的養老保險政策和實施方案。達到一定人均收入的地區，必須強制實施一定保險水平的社會養老保險。未達到規定人均收入水平的地區實行群眾自愿，但隨著經濟的發展，一旦達到規定的人均收入水平，就必須進入強制實施社會養老保險的行列。另外，在強制實施社會養老保險情況下，對部分確實困難而不具備負擔能力的農民可以實行減免政策。
其次，加強各級政府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財政投入力度，健全基金管理體系。資金籌集是社會保險制度運行的核心，縱觀國外，日本和德國對養老保險的財政支持都在1/3以上。事實證明，通過政府財政補貼發揮政府在資金籌集中的支持和利益誘導作用，是加快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關鍵所在。北京市大興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方案，就是通過政府財政補貼的方式，加大了政府的財力支持，建立了個人賬戶與儲備調劑金相結合的新制度模式。另外，國家還應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實行讓稅政策，并承擔養老基金運行的管理經費。在政府加大對財政投入的同時，面對龐大的養老基金，基金管理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一個完備的基金管理體系應涵蓋政策制定、基金監督和基金經辦三個層面。基金管理政策的制定由行政主管部門負責；基金監督體系由外部監督和內部監督兩部分構成，外部監督包括政府監督和社會監督，內部監督分為行政監督和內部審計稽核；基金經辦職能由各級農保經辦機構履行。為防止基金被挪用，基金收支必須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
再次，應著眼統籌發展全局，做好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與其他相關制度建設之間的協調工作。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是廣大農民各項社會保障制度的組成部分，除此之外，還有農村醫療保險、農村最低生活保險和農村社會救助等。養老保險的功能在于解決農民生活上的“遠慮”，而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險的功能則主要是解除農民生活的“近憂”。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與后者在保險農民生活安全上相互統一，相輔相成，但又存在著財力資源上的矛盾。因此，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設應納入整個農村社會保險體系建設全局，與其他保險項目統一考慮，統一規劃。對大部分農村地區而言，先行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險制度與完善農村社會救助制度是目前比較理想的選擇。另外，城鄉統籌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首要之舉，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還應著眼城鄉統籌發展的全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除農村務農的農民之外，還應包括被征地后失去土地的農民、外出務工者、個體從業者等現行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難以覆蓋的人員。在目前的情況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應盡可能實現與城鎮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協調銜接。
最后，除上述制度方面的建設之外，還應該大力培育農民的社會養老保險意識，提高農民對社會養老保險的認同程度。這對于推進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制度建設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總之，農村養老問題直接關系到我國農村秩序的穩定與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隨著農村商品經濟的不斷深化，構建和完善農村養老法律體系，確定國家和政府的主體責任地位，加大對農村養老保險的扶持力度，不斷規范農村養老保險已是大勢所趨。認真研究我國和各省農村的實際情況，建立符合國情和省情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是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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