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5-22 03: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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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文學教學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實現教學的感染力，做到溫情感人。要實現上述目的就需要研究中國古文教學存在的問題，針對實際情況進行系統性分析。例如，高校課程教學體系在不斷的進行改革，導致中國古文教學課時量大量的減少，許多高校存在嚴重的課程內容信息量大，教授課時少且課程日期經常改變，教學方法單一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筆者提出下面幾點建議。第一，高校進行教學改革的初衷是為了更好的實現學生的全方位發展，滿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對人才的需求。從古文教學方面來講，許多高校選擇的教材多為《中國文學史》、《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這種情況就很容易導致教學信息量大與教學課時量少兩者之間的矛盾。另外，針對高校教學中存在的課時變動且少的問題，可以通過抓重點的方式帶動學生自主學習，重點培養學生學習古文的思路，鼓勵學生多參加學校開設的古文選修課程，增加學生學習古文的興趣。第二，現在許多學校在進行古文教學時，多采用“滿堂灌”的方式，即教師教授完本節課內容之后，很少和學生進行現場交流溝通便離開。針對這種問題，可改變教師的教學方法，例如教師在講授古文學時可以采用分組討論法、理論講授法以及學科論文等方式。所謂分組討論法是教師在講授教學內容時，針對某名家經典作品進行分組討論，最后選取小組代表進行發言；所謂理論講授法指的是教師可以借助教學輔助設備，圖文并茂的對某些理論知識、基本知識進行逐一講解，這樣有利于幫住學生理解文章的重點內容；所謂學科論文法指的是向學生提供必要閱讀書目，有目的的引導他們進行課外知識的學習，養成記讀書日記的習慣，通過這種方式培養學生獨立思考以及獨立寫作的習慣。
二、突出古文教學古為今用的特點
中國古文教學課程所包含的的內容多為中國古代文化遺產的優秀部分，能給予人精神層面的訴求，具有鮮活的時代意義，例如其中包含的愛國主義精神、獨立自主的觀念以及獨樹一幟的愛情觀等，是古人和現代人在精神層面的交合點。教師在講授古文教學時，可以將古文學中合理的優秀的內容和現代社會中的實例聯系在一起，做到學以致用。例如教授屈原、杜甫等人詩詞時，可以對屈原、杜甫兩位名家的愛國主義精神進行對比，并將之引申到當代人的愛國主義精神；講授李白的詩詞時，可以強調他詩詞中積極進取的精神意識，如“天生我才必有用”，借此可以鼓勵學生遇到困難時要努力進取，用頑強的毅力克服困難；講授莊子、陶淵明等人時，可以分析他們在人性、尊嚴、自由以及不畏權勢等方面的閃光點。而當下社會，很多人被利欲熏心，早已忘記自己本來的面目，為了權勢阿諛奉承，不惜犧牲自己的尊嚴和人格，進而借古人之精神，喚醒當下人的民族氣節和尊嚴；講授詩經中的《關雎》時，可以對比古今人們的選美和擇偶標準，突出德美的重要性。通過這種古今對比的方式，將教學內容和社會現實相聯系不僅可以極大的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感染學生，還可以提高學生的自身修養，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三、教學設備的改進
當今社會是計算機信息化時代，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已然來臨，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工作和學習，并且逐漸成為推動社會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時下不論哪個行業的發展基本都離不開網絡，中國古文學是社會學科的一個分支，在教學中自然也離不開計算機的使用。和傳統的教學方法相比較，多媒體教學不僅包含的信息量大，形象內容生動具體，給人以直觀感受以及有效的表現力，還能夠節省教師板書的時間，活躍課堂氛圍，為古文教學注入新的生命力。但在多媒體教學時也需要注意下面幾點：第一，應合理安排多媒體教學課件，對幻燈片中表述的內容要清晰明白，圖文并茂且安排合理；第二，要有一定量的精美圖片供學生欣賞，從古至今留下了許多名家的經典畫跡，通過合理的圖片展示，能夠更加吸引學生的眼球，提高學生對知識的理解力。同時，加以適當的音樂作為主體背景，更能渲染氛圍。另外，如果能在文件中加入電視劇或者電影的改編短片，則更能引起學生的共鳴。
四、結語
[關鍵詞]教化；審美；社會功用
在古代文藝觀中，一直存在著對“文”的追求和對“質”的追求兩種理念。由此古代的文學作品上表現形式也體現出了不同理念下各自的特點和形態。這就要求我們必需對古代“文”與“質”的文學觀進行一下探索分析，從而更好的把握這兩種形式對今天文學作品現實意義所產生的影響。
“文”在《說文》中解釋為，錯畫也，象交文。故以有紋理之意，《易·系辭》下中有其旨遠。其辭“文”之詞，便有華麗之意。《孟子·萬章》上也提及“文”這一說，這里除了指偏于形式方面的事物外，還含有美、譽、漂亮等意思。從《說文》中對“文”的解釋到作品中“文”的體現，我們可以知道在古代文學當中，“文”是表現文學作品的華麗秀美，詞藻豐富。
“質”，《說文》中解釋為以物相贅也。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所提到“若仆大質已虧缺矣”的質，便是樸實，與文相反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文學當中，“質”趨向表現為作品語言的質樸，形式簡潔。在思想上，“質”更是體現載道與教化相結合的社會功用方面的意義。
同時，也正是在這兩種不同的創作觀念中產生了重文與重質這兩種文學傾向。
一、從“文質相合”到“質樸之詞”
早在春秋時代的孔子便在《論語·雍也》中提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的“文質”說觀點，他認為“文章的內容勝于詞彩，則過于質樸。文章的詞彩勝于內容，則過于虛飾，浮夸，而不實在。只有外在與內在相伴，才稱的上合適。”這也就成為了早期“文質相合”的理論觀。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之下，魏時的曹丕也在《典論·論文》中提出了“文以載道”的觀點。因為在魏晉前期，普遍的士人還都用作品表現民生，諷喻社會，他們是借助文章的諷喻來達到對自己理想世界的追求。這也就為“重質輕文”的理論建立了文學基礎。
漢朝王充在《論衡·超奇》中就體現出了“質”勝“文”的觀點，“有根株于樹下，有榮葉于上，有實核于內，有皮殼于外，文墨辭說，士之菜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在表里，自相副稱”。雖然他也把“文”與“質”看成是相互依賴的，但在這段話中，王充認為起著主導和決定性作用的仍然是“質”——內容。其載道的政治教化意義。若不顧及文章的內容而一味追求形式，文藝作品無論其辭藻多么華美都是“有皮殼于外”。所以注意內容的同時也不應忽略文章的詞彩。
從孔子“文質”，曹丕的“載道”，再到王充《論衡》中所提出的理論觀點，可以看出他們在重視文學的教化功能的同時，并沒有忽略文的存在，他們把文學的政治功效與文學的審美功效結合在一起，使得文章在外在形式。語言華麗的基礎上更好的表現文章的本質內容。
而墨子的文章則是脫離了文的華茂。體現出一種質樸與實際效用的文學觀念。正如墨子在《非樂上》中所說的，“華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這里的意思說出了墨子對言辭富麗的文章，雖然大多數人都認為美。而他則認為這并不是屬于真正的美的文章。
重質輕文除了受到文學自身的影響之外，也受到政治基礎對其的影響。從孔子時期，到魏晉前期，再到漢朝的前期，以曹丕，王充為代表“重質”的這些人。可以看出，他們并不是把文學單一的看成一種具備審美功效的東西，實際上他們是把文學作品看成是一種載體。因為在他們所生存的那個時代下，文學必有著它現實的政治意義，這使得它所承載的意義要遠遠高于文學作品本身的意義。這種高于文學本身的意義，便是作家對社會的關注，對政治的關注，對人自身的內在思想的關注。也正是在這種時代下使得文學作品的本身審美價值成為了第二位。而教化，關注實際和關注人自身就成為了其主要內容，這也就形成他們文學作品理論中的主要內容。
“文”以載道的觀念，便作為了文學作品的重要發展方向，逐漸忽視了文學作品審美功能，使得文藝觀從“文質相合”而走到了“質樸之詞”，“文”以載道的觀念更注意了文學作品內容的政治教化作用。
二、從“文辭秀麗”到“靡靡之音”
而與之相反，重文輕質的文學風格也作為一種理論觀，存在于古代文學觀中。他們以文學的審美功能，為其基點，減弱了文學的教化功能，他們更注意文學的語言特點，文學作品的形式特點，而其內容卻很空泛，對社會現實的諷喻意義也在減弱。
(一)“質”的教化功用的淡失
就如漢代的大賦，在形式上更加注重言語的華美，結構的宏大。一句“可其少進也，浩浩皚皚，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云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就是其漢大賦語言和結構的代表形式。劉勰評其為“腴辭云構，夸麗風駭”。班固《漢書藝文志》評其為：“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競為侈麗宏衍文詞，沒有諷喻之義。”其后文學作品的形式更是有騷體賦，“九體”“七體”賦都相繼的出現更增加了文學作品的文學藝術樣式，再語言上和文學作品的形式上更是把“文”的這種審美功能表現出來。
直到后來的梁陳為代表的宮廷詩，也更加注重文學的審美功效，而其對文學作品的教化功能則徹底的失去。在文學作品的內容上，他們更多是對女性和對宮室、器物以及服飾等方面的審美關照，通過艷麗的辭藻和聲色來推動形式。這時的文學作品更注重語言的形式美和音樂美，他們忽視了文藝作品的政治教化意義，而更加注意了文學的娛樂性，審美功能。
以謝眺，王融為永明體的代表人物，更是把文學作品的審美性與娛樂性放在了首位。其文章的風格也不再著眼于對人的教化作用而是更加追求文章的形式與語言的新奇，音韻的和諧。使文學作品真正成為了游戲性活動，加大了其審美的功用。“游人欲騁望，積步上高臺”。“潮落猶如蓋，云昏不作峰”。由此可以看出，其注意了音節的頓挫，但同時過分追求詞彩的華美，未免產生劉勰所說的“文貴形似”。直到蕭綱入住東宮時，這種宮體詩真正的發展到了極端，這種體式也是繼承了永明體的形式風格，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更注重辭藻，對偶與聲律，其內容上也是以女人，景物為其創作源泉，徹底的顛覆了文學的教化公用，其內容徹底的從反映現實關注社會，走向了單一追求審美性與音樂性的方向上。劉勰的《文心雕龍》中所說，“麗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以窮力而追新”。顏之推也說“去圣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這就充分說明了，永明時期的官體詩人對文學作品娛樂性與審美功能的注重。
從這些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出+在這種文學觀念下，已經完全把文學作品當成一種具有審美價值的藝術作品，其形式，語言，都給人呈現的是一種美感。它所注重的不再是對社會有多大的教化作用，而是注重文學作品的審美價值與娛樂價值，這就使文學從政治上剝離出來。展現出一種單純的藝術樣式。這種文學與政治相分離的現象，也許正是與當時社會，政治的松懈、糜爛的上層生活，對文學提出了新的要求，才會產生這種新的審美需求。但也正是這種對文學藝術美的追求，對審美價值的追求，才會對后來的文學觀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二)物的描寫細致及擴大文詞的豐富性
從后梁的宮廷詩到以后的謝眺，王融他們在內容上不再是對家國社稷的關心，而是轉移到了，或是宮廷、或是美女、或是山水園林上來，要不就是抒發自己個人的離情別意上來，這與重質輕文理念下的“家國”的內容為主要表現方式形成強烈的對比。由于他們在文學作品中“質”的內容上的局限，也必然促使著他們對所描寫事物更加細致入微，想出那些“重質輕文”下不可能出現對物的細致描寫的詞語，這使得詞語的豐富性得到了更加廣闊的發展，同時也增強了作品的新鮮性。對那些曾不能用言詞形容的物品，出現了新的詞語對其形容，這樣描寫事物的復雜性也得到了解決。
而對這種山水或器物，宮廷美女的描寫，也促使他們對美進行了重新的價值評判，追求一種全新的審美方式，他們把這種美的景色與其音韻相結合，促進了四聲音律的出現，有助于語言的發展。對后代文學的言語美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但不管怎么說在“文”與“質”的關系上，它們還是相互依存的。梁朝的劉勰在其《文心雕龍》中提及道“文”與“質”：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同犬羊，犀有皮，而色資丹漆，質褥、文也。這些都是劉勰運用比喻，指出了文藝作品中的這種關系。同時中國古典文學也正是在“重質輕文”和“重文輕質”的影響下出現了不同時期下的不同文學樣式。
三、中古文學與西方古典時期文學中“文”與“質”比較
但從整個古代的中國文學來看，還是更強調“質”這種內容上的教化作用，這種對內容上的凸顯，使得形式上受到過一定的影響，即使在一些時期和流派，“文”的形式被加以重視，但“文”始終沒有占主體地位。而相對于古代的西方來說，在“文”與“質”，這種內容與形式來說，形式的重視更成為了一個主要方面，對在藝術方面的成為其主要特點，從《伊利亞特》和《奧德休斯》到索福克勒斯的悲劇《俄底浦斯王》和歐利比德斯的《特洛伊婦女》，都是運用著寫作的形式，藝術的方式，來取勝的。這些作品在人物的刻畫和語言的運用都體現著“人”的性格而不是“神”的性格，而對人的教化作用確是沒有顯現出來。正如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中所寫的那樣，把一切詩人與藝術家趕出理想國，在他看來文藝作品褻瀆神靈，丑化英雄人物，并且使謊言夾雜其中，而這種對“人”的描寫，更會滋養人的，使人心靈中低劣的部分顯現出來。
一、中國傳統文學觀的影響
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可謂源遠流長。“詩言志”貫穿了我國古代整個詩文理論，我國古代的文學理論，一向主張詩以言情。如《詩大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陸機《文賦》說:“詩緣情而綺靡。”嚴羽《滄浪詩話•詩辯》篇說:“詩者，吟詠情性也。”我國古代長期以來詩歌創作以抒情為主，敘事詩不發達，因此影響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主情一直是中國詩歌理論的主流:《毛詩序》講“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以及詩歌的“吟詠性情”，無論是“志”還是“情”都不屬敘事。西晉陸機有“詩緣情而綺靡”，唐代有“詩者，苗言，根情，華聲，實義”之說，晚唐司空圖提出“味外之旨，韻外之致”。宋代詩歌總體來說是重理尚法，以議論為詩，也沒有把現實生活當作詩歌內容來詠唱，嚴羽又說“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后來的“四靈派”、“江湖詩派”，明代公安三袁的“獨抒性靈”一直到清代的“格調派”、“肌理派”等等。總而言之，上述諸多詩學理論都沒有把目光投向現實生活，而是投向心靈，把“情”和“志”以及人生體驗作為詩歌所要表達的對象，或把精力用在技巧上而忽視詩歌內容。很少把現世生活和現實事件作為詩歌要表達的對象，這顯然影響敘事詩的發展。另一方面，詩歌五言、七言以及格律押韻等這些形式上的要求也限制了詩歌的敘事。詩歌從一開始就注重章句的整齊，以便歌、舞、樂的配合協調。從詩經的四言詩到漢魏六朝的五言詩、七言詩，最終發展為唐代的五、一七言格律詩。格律詩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對仗和押韻有嚴格的要求，這種詩體是極其不便敘事的，因而影響敘事詩的發展。除了敘事詩不發達影響人物形象的塑造外，我們還必須注意到不同時代的文學價值觀是不同的，人們的審美評價標準也是不同的。唐以前人們主要從政治美刺角度去認識文學的功用，由此界定文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對文學辭章之美、個性情感之美，開始有所認識，如以有韻、無韻區分文、筆;唐以后人們開始把文章之用從政治美刺轉向道義，提出“文以載道”。在駢體文昌盛的南北朝，文人把駢體文學崇尚的騙偶、辭藻、聲韻、用典等語言文辭之美，作為作品最重要、最普遍的藝術特征來看待。唐代詩文創作涌現出一部分文人主張寫散體文，詩歌領域一部分人提倡寫古體詩，推崇建安風骨。但從總體上看，還是駢體文學占據優勢地位，并反映到理論批評方面。《舊唐書•文苑傳序》鮮明地表現了編者擁護駢體文學的立場和態度。我國古代詩歌創作以抒情詩為主，敘事詩不發達。古代詩論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諸如比興、意境、星期、韻味、神韻等，大抵都是從抒情或情景交融的角度探討的，很少涉及到人物形象。古代戲曲、小說到元明清才進入繁榮時期，在此之前詩文一直在文壇占據統治地位，比較通俗的敘事作品(志怪、傳奇、變文等)，往往受文人的輕視和排斥。
二、中國傳統史學觀的影響
從先秦到唐代，中國古代敘事作品除了上古文學中的神話、寓言故事、志怪小說外，主要是依附著歷史寫作發展起來的歷史敘事方式。《史記》等紀傳體史書中的人物傳記部分就是這種歷史敘事的典型。近年有學者通過中西文論的比較，認為中國古代詩文理論中的“詩性敘事和敘事詩論最初是寄生在歷史敘事和敘事史學中的”。并認為:“中國的敘事詩論是從詩之外的小說戲劇等寫作經驗中生長出來的，而小說戲劇的母胎更像是史傳而非詩歌。因此，以小說戲劇論的樣式而出現的中國敘事詩論的形成史就是既依存又艱難偏離史傳敘事理論的歷史。”③古代文論的敘事傳統從《尚書》和《左傳》開始，《尚書》是最早的歷史文獻匯編《左傳》則是被譽為“敘事之最”的第一部完整的編年史。二者構成中國史官文化的敘事之源，劉知幾《史通•敘事》討論史官文化的敘事傳統及敘事原則，就是從《尚書》和《左傳》開始談起的。劉知己指出:“史之為務，必藉于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④“以文敘事”，即中國文化“文史不分”的傳統。“史”之敘事必須借助于“文”，而“文”之批評和理論又常常寄生于“史”。就后者而言，《史記》有文學家列傳及其“太史公曰”，《漢書》有《藝文志》，《后漢書》有《文苑傳》，《隋書》有《經籍志》和《文學傳》……歷史敘事與文學(理論)敘事纏雜交錯，難解難分。在古代中國，“史”的敘事者，同時也是“文”(文學和文論)的敘事者，如司馬遷、班固、沈約、劉知己、歐陽修、司馬光、馮夢龍、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章學誠等。他們或者在自己的史書中討論文學理論問題，如《史記》之《太史公自序》、《屈原傳》等;或者在史書之外另有文學理論的專門著述，如班固之《離騷序》、《兩都賦序》等;或者其著作兼有史學(理論)與文學(理論)的雙重性質，如劉知幾《史通》、章學誠《文史通義》等。中國傳統的史學觀，使“史傳文學”更好地承擔了人物形象塑造這一重任。“我們考察、衡量古代詩文的藝術價值，應當實事求是地結合作品的實際情況，結合它們在藝術表現上的民族特色和歷史傳統，而不是套用國外的理論(如形象性、典型性)，這樣才能取得比較客觀中肯的評價。”⑤我國古代文論注重語言和修辭具有較強的詩性特征，從而忽視了人物形象的塑造。這是和我國的傳統哲學觀、文學館、史學觀密不可分的，只有在特定的文學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與之相適應的文學樣式。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我國古代文論詩性特征的內在矛盾。我們評價判斷一種文學理論的根本尺度在于此種文論對文學現象解答的深刻性和對后世文學的指導性，而中國傳統詩文理論“以詩論詩”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批評本體(文論)與批評對象(文學)的界線。古代文論如何更好地適應當今社會的發展，如何成功“轉型”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作者：肖艷
股骨轉子間、股骨轉子下骨折是老年人髖部常見的骨折，約占股骨近端骨折的50%，特點是:常合并多種內科疾病和骨折并發癥。本組76例存在一種或多種合并癥，高達63%;多為低能損傷造成。本組中111例為跌倒所致，占92.5%，因此需加強對老年人群防跌倒宣教;骨質疏松骨折治療需兼顧局部進行骨折固定和全身抗骨質疏松治療;合并癥、骨折復位程度和鋼板位置常常影響臨床效果。治療需要注意以下幾點:積極治療各種內科合并癥和骨折并發癥，作好術前評估;盡早對骨質疏松進行藥物干預，還要避免影響骨折愈合;手術盡量采用微創，骨折盡量解剖或接近解剖復位，準確放置鋼板，穩定固定;早期功能鍛煉。
2股骨解剖學近端鎖定鋼板優勢
股骨近端解剖學鎖定鋼板具有角度穩定性，置于股骨近端張力側，構成穩定的架構固定骨折端，可有效防止復位丟失，有助于控制旋轉和防止股骨頭切割，微創操作盡量保護骨折端血運，不強求復位和固定后內側骨塊，適合治療骨質疏松骨折。生物力學研究顯示就固定強度而言，股骨鎖定鋼板優于DCS，與股骨角鋼板相當，但不如髓內釘。在軸向強度方面占優，但在抗旋轉及扭轉方面欠缺。近幾年出現的萬向鎖定鋼板，盡管生物力學與傳統單向鎖定鋼板近似，但鎖釘自由度會犧牲其承受負荷能力，也會影響螺釘整體拮抗負荷能力，甚至螺釘相互阻擋。
3適應證
目前認為股骨近端鎖定鋼板適應證包括:嚴重骨質疏松患者;股骨近端嚴重粉碎不穩定骨折，或伴有大轉子部冠狀及矢狀位劈裂骨折者;股骨近端骨折累及股骨干者;陳舊性骨折不易復位者;DHS或髓內固定手術失敗者;股骨近端髓腔狹窄或畸形不適宜髓內固定者。
4臨床療效
鎖定鋼板用于治療股骨近端骨質疏松骨折，國內外文獻報道療效不盡一致。國內文獻報道臨床療效滿意。而國外多數文獻報道該法失敗率較高，主要是髖內翻、不愈合和內固定失敗。臨床研究表明骨折愈合問題多與骨折復位不良、間隙過大，以及術后負重時間有關，而非固定強度不夠。鎖定鋼板因角度穩定作用無法縮小骨折間隙，不利于二期愈合，從而增加骨折延遲或不愈合風險。臨床使用表明良好復位是取得成功的前提。因此，如何在解剖復位和保護骨折血運之間達成平衡成為影響手術成敗的重要環節。而鎖定鋼板固定復位丟失與后內側失去有效支撐的相關性尚不確定，也與骨質疏松無關。并發癥可能在于患者因素及醫師技術因素，而非固定強度不足。本組內固定失敗及骨折不愈合率均較低，也提示骨質疏松及固定強度并非是造成上述結果的主因。
5閉合與切開復位的選擇
傳統切開復位接骨板固定并發癥發生率高，手術時間長，術中失血量大，老年患者圍手術期發生心、腦血管意外風險增加。而間接復位和微創固定技術對骨折塊血運破壞小，從而可提高愈合率、降低感染率和減少術中失血。骨折復位不良多見于閉合復位組，閉合復位時更需注意確保骨折復位準確。作者強調不以犧牲復位精度換取閉合復位。盡可能縮小主要骨折的斷端間隙，但不強求股骨近端后內側骨塊解剖復位和固定。與文獻報道相比，本組病例手術時間更長，可能將閉合復位時間計算在內有關，術中失血量大，可能與切口及手術時間較長有關。本組病例患者大轉子部位疼痛發生率較高，但切開與閉合復位組無顯著差異，微創插入并無優勢可言。可能與接骨板設計外形、放置位置不良，以及手術對轉子滑囊損傷有關。操作時需要確保鋼板準確放置，盡量減少對大轉子滑囊的損傷。
6抗骨質疏松藥物治療
髖部骨質疏松骨折的治療，除了骨折復位固定外，還要重視全身抗骨質疏松藥物治療。因骨折及術后制動，破骨細胞異常活躍，出現快速骨丟失。如果無有效抗骨質疏松藥物治療，將加劇骨質疏松。合理應用藥物治療，不但可促進骨折愈合，增強內固定效果，還可延緩骨質疏松進展，有效減少再骨折發生。研究證實降鈣素可刺激軟骨內骨化、增加骨痂血管生成，增加軟骨骨痂和加快骨痂成熟。鈣劑和維生素D能提高骨密度、預防骨質疏松，為骨質疏松治療的基礎用藥，需長期服用。鈣劑能抑制甲狀旁腺激素(PTH)的過度分泌，促進骨形成，保持骨骼強度，減輕骨質疏松癥狀。活性維生素D可促進鈣吸收，并有協同PTH、降鈣素的作用，使舊骨釋放磷酸鈣，提高血鈣和血磷濃度，促進骨鈣化，改善骨細胞功能。老年人因缺乏日照以及攝入和吸收障礙常有維生素D缺乏，可能存在維生素D含量不足、活性維生素D合成減少。目前臨床常用的骨化三醇，是維生維D3最重要的活性代謝物之一，經肝臟迅速轉化成1，25－(OH)2－VitD3，調節體內鈣磷代謝。功能鍛煉可增加骨皮質血流量和促進骨形成。骨質疏松骨折術后早期應用二膦酸鹽類藥物對骨折愈合的作用，目前尚存在分歧。最近的研究認為二膦酸鹽對骨折愈合的影響可能與給藥時間有關，給藥時機可能影響骨痂組織結構。本組患者均早期進行抗骨質疏松藥物治療，以期最大限度阻止骨量丟失，改善骨質結構，提高骨強度。
7股骨近端鎖定鋼板的不足
(二)思無邪———善?真?《論語》中的“思無邪”出自《為政》“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這三個字本是《詩經•魯頌•駒》:“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的一句。一般認為“思無邪”是說《詩經》的思想純正，后世為了證實這種說法的正確性，不惜歪曲《詩經》中的某些篇章，譬如《毛詩序》將《關雎》一詩解釋為歌頌后妃之德即是此例。這種說法被引申開，即是說《詩經》中的詩意在勸善而懲惡。但是正如有的學者所強調的，《詩經》中的“思無邪”本來是在歌詠馬，馬豈有邪正?而且，“祛祛”，是強健貌，而“徂”是行義;所謂“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說的是馬直路行走;而其中的“思無邪”的“思”只是語助詞，沒有意思，“無邪”乃直義。也就是說“三百篇之作者，無論其為孝子忠臣，丑男怨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寫衷曲，毫無偽飾，此即所謂詩言志，乃三百篇所同”，臺灣學者李炳南和唐瑜凌等人也認同這種說法，并且認為“邪”字念“虛”音。這樣看來，將“思無邪”理解為思想純正，大概并沒有真正把“思”作一個助詞來看待，但是這仍然不失為一種可行的解讀。這兩種解釋，一種偏向于思想的純正，一種偏向于內容的真實。如果原意正是后者，那么，孔子在整部《論語》中不僅探討了美與善的關系(所謂《八佾》中“盡善矣，又盡善也”所言)，還探討了真的問題。
孔子直接探討《詩經》的言論其實不多，不過他與門人子弟對于《詩經》中詩句的問答以及其他一些與文學有關的言論則對于后世的影響較為深遠，遠遠甚于孔子對于《詩經》解讀的影響。
(一)實用上的斷章取義《論語•八佾》篇中有言:“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后素。’曰:‘禮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詩經》中本無“素以為絢兮”句，子夏所說的幾句是描述一個美女的，但孔子認為，一個純潔的女子要先知禮才是真美。②而“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這章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詩經•衛風•淇澳》)來解釋“貧而樂，富而好禮”的所謂“精益求精”。而根據有關學者研究，“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陽貨》)也意在讓伯魚(孔子的兒子孔鯉)領悟詩意而早點結婚生子，含蓄地運用了《周南》《召南》多男女愛情、婚姻家庭的表層意義。可以看出，孔子以《詩》為修身之具，與外交場合賦詩言志一樣，是可以離開全詩的本來意義而斷章取義為我所用加以發揮的。誠然，“唯其因為目的在于應用，所以孔門言詩往往斷章取義，借題發揮，甚至只是作為一種語言材料來運用，闡說的對象和原詩的本意常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這就開了后來經學家任意曲解詩義的先河”。后來的孟子雖然提倡“以意逆志”，其實也還是不免斷章取義。而這種斷章取義，在后世對于“經”的解讀上顯得更加顯明，《詩大序》將《詩經》解讀為“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的怨刺功能即是此例，這種解讀與孔孟為我所用的思想雖然不無繼承關系，但是后者顯然是一種歪曲，與孔孟的實用觀相差甚遠。
(二)尋章摘句所謂斷章取義，可以說就是按照具體環境對詩歌的意思進行解讀的意思，這在春秋時代比較普遍，在《左傳》中多有記載。譬如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賦《鶉之奔奔》以表達對于鄭伯的不滿，而原詩卻是衛人諷刺其君上宣姜的荒，顯然，這里賦予了詩本沒有的意思。而這種斷章取義如果走向另一面，就是一種“尋章摘句”了。所謂“尋章摘句”，就是用摘取詩中的一些語句來對詩歌進行概括，當然，這種摘句，很可能運用了原詩句的意思，也很可能在對原詩句進行了改造，但無論何種情況，都只“突出了某一點或某一方面，從而形成不同的關注重心”。《論語•為政》:“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正如上文所言，“思無邪”出自《詩經》，孔子用這三個字來概括《詩經》，很可能是在說《詩經》的思想純正，也可能是在說《詩經》內容的真實;如果是前者，顯然是在對原詩句進行改造，而后者則符合原詩句的意思。無論怎樣，我們將這種摘句的傳統歸之于孔子，雖然顯得唐突，但是仍然不無道理，因為后世的解經者或文學家都在先圣那里找到依據，以作為自己突破的勇氣和決心。這在下面的德言之論中表現得更加明顯。
(三)德言之論所謂德言之論，出自《論語•子路》:“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這種言論當然有輕言論重道德的意思，其實儒家的經典大都有這種傾向，譬如《左傳》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就將“立言”放在“立德”“立功”的后面。這種重德輕言的思想為歷來的治經者所接受，但是，將德言之辨提上日程卻始于文道之爭。“言”在漸漸演化中，成為了一個與“文”相提并論的概念;“道”本來是指前輩先哲們的大道，荀子、劉勰的“原道”、“征圣”、“宗經”即是如此，即使在古文運動倡導者韓愈那里，其實還是在說先輩們的大道。不過在韓門弟子，即古文運動的繼承者那里，則漸漸發生了分歧，本來在韓愈那里文道并重的思想分化為兩派:一派重道，一派重文。重道的一派將古文道統與儒家道統合二為一，仁義與文章合二為一了，自然也就是提倡“有德”在先，即“有德者必有言”。宋代的道學家更是使其成為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朱熹雖然也重德輕文，但是他卻對于“有德者必有言”表示懷疑。這涉及到文統與道統的關系等等。但如果引申言之，則可以發現，這個德言之論其實與人品—文品之辨有所重合，這更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了。其實，這個話題又牽涉到文質的問題。
(四)文質彬彬“文質彬彬”出自《論語•雍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質，是本質。勝，多。文，是文采。野，包咸注:“如野人”。史，古注有兩層意思:史書，史官。這句話的意思是:本質多于文采，則如野人，文采多于本質，則如史書。史書乃史官所寫，不免有所偏廢或言過其實。子貢也說過類似的話:“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顏淵》)這兩處的意思本來與文學沒有太大聯系，不過后來被引入文學中，譬如劉勰《文心雕龍•情采》中所言“圣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這就將文質與文章的內容—形式等同起來。其實，在孔子的其他言論中還是談及到了內容形式的問題。比如“辭達而已矣”(《衛靈公》)，不過孔子所說的“辭”到底還是偏重于政治外交辭令，幾乎不涉及文學，并且這句話看起來說的是那樣輕巧;即使《左傳》中孔子所說的“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襄公二十五年》)也一樣不屬于文學，但是對于內容和形式并重的觀點還是比較明顯的。在孔子之后，卻有許多學者將“文質”“辭達”納入到文學體系內進行闡釋。
(五)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出自《論語•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商朝的賢大夫。孔子自言只述而不作，《論語》即是秉持這種宗旨的結果，即使相傳為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不得已而作。孔子和老子都有一種向往恢復到古代那種社會的情結，孔子是想恢復到禮樂文化昌盛的西周時代，老子向往那種“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小國寡民時代，其實，這都是一種復古的念頭。這種復古的思想，其實在后來愈演愈烈:對于新鮮事物進行打壓，而對于古代的東西都一味推崇。可是，新出現的事物，經過一段時間或歷史，也還是會變成“古”的，這就造成一種惡性循環。對于新的事物保持距離，使得人們無法認清新事物的優缺點;而幾乎全盤接受舊的事物，也就把舊事物的一切視為精髓或營養而吸收掉，這就導致中國文學缺少當下的反思。這種復古思想歷代都有，越接近封建社會晚期，這種思想也就越突出，比如明朝的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秦漢派等即是如此。而與這種思想相關的另外一個表現就是是古非今，歷代都出現過這種聲音，譬如摯虞的《文章流別論》中在談到文章流變時就認為今不如古，前勝于后。
(六)升堂入室所謂《論語》中的“升堂入室”，出自《先進》篇:“子曰:‘由之瑟，奚為于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其實無關文學，孔子只是在說子路入道雖然還不夠深入，但是已經不淺，叫門人子弟不得小覷了子路。后來的鐘嶸在《詩品》中評論曹植陳思王時曾這樣說道:“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于廊廡之間矣。”鐘嶸直接將孔子的“升堂入室”運用到對于人物的評論上來。唐朝張為《詩人主客圖》將中晚唐的詩人分為六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門五等，雖有偏頗，但將鐘嶸的這種做法更細化了。后來江西詩派的呂本中在《江西詩派圖》將一個詩派的人物歸入一類，也有這個意思在，而后來的方回，其在《瀛奎律髓》中為江西詩派重續家譜，提倡“一祖三宗”(杜甫;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之說，則更加明顯。這種突出一個宗派之內的座次排名的做法，如果僅僅限于一個派別之內，而對其他門派不予借鑒，則很可能造成門戶之見，這就是下面所要講到的內容。
(七)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出自《論語•為政》。其實在孔子那里，誠如錢穆先生所解釋的，“攻，如攻金攻木，乃專攻義，謂專于一事一端用力。或說攻，攻伐義”，“異端，一事必有兩頭，如一線必有兩端，由此達彼。若專就此端言，則彼端成為異端，從彼端視此端亦然”。但是也有解釋說，反對圣人之道的都為異端，并且還舉例，說釋家、道家和儒家很多地方相互抵牾。雖然這種說法純粹是歪曲，是無稽之談，因為孔子時代，百家爭鳴，根本還沒有形成一個派別，道家和儒家還只處在形成中，而佛家還要等到西漢末年才傳入中國。但是，這種說法還是被后世許多人所接受，他們拘于自己的小天地或派系之內，對其他派系進行攻伐，且常常引此言證明圣人孔子已有先見:攻于與自己不同的學問就要大家韃伐。這顯然是門戶之見的缺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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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教學內容方面:
實行學分制后，在開設多門專業選修課的同時，各門專業必修課的學時被大量壓縮，中國古代文學課程自然也因時而變，由之前的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段改為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四段，形成了新的結構體系，但這一體系仍存在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由于此前中國古代文學并未分別開設文學史與作品選這兩門課程，而只開設了中國文學史一門課程，故此“重史(文學史)輕文(文學作品)”的情況一直存在，這一問題在學時被壓縮后便日益凸顯出來，任課教師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將文學史梳理清晰已屬不易，根本無法分配更多課時用以分析作品，如此一來必然會導致一些經典文學作品與學生失之交臂。
2.在教學主體方面:
對于高校擴招所帶來的生源質量逐年下滑的現實，相信所有高校教師都有切身體會，尤其在二本院校更是如此，一些學生帶著“不想學”或“不會學”的心理或習慣步入大學校門，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古代文學這門對基礎素質要求比較高的課程的教學難度。加之我校地處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生源中有一定比例的蒙古族預科生，這些學生在進入大學之前是以蒙授教育為主，現代漢語基礎薄弱，更不必談古代漢語，這種語言困難勢必會影響到對古代文學教學內容的理解與吸收，必然會形成教師教學難、學生學習難的局面，因此，這一問題必須引起足夠重視。
3.在教學方法方面:
古代文學課程時間跨度大，囊括了從先秦到近代的千年佳作，與教學內容繁鉅形成鮮明對比的卻是教學方法的單一化，“一塊黑板、一支粉筆、一本教案”的陳舊教學方法延續至今，老師上課講教案，學生埋頭記教案，期末考教案的填鴨式的教學模式令學生感到枯燥無聊的同時，也無法促進教師知識的更新與拓展，如此往復，只會將原本內涵豐富的古代文學硬生生簡化成學生成績單上的一個學分，除此以外沒有任何教學效果可言。在學分制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利用課時，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調整單一的授課方式，調動學生的主動性，是每一位有責任心的教師都必須要認真思考的。
二、古代文學教學改革的構想與實踐
1.調整優化教學內容:
在整體學時壓縮、開設多門選修課的背景下，我校古代文學的課程分段進行了微調，將之前的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段中的唐宋合并為一段，但這一結構體系并未有針對性地考慮到我校古代文學所開設的選修課的具體情況，從而造成有的分段學時充裕而有的則捉襟見肘，貧富不均。要解決這一問題就應該依據所開設選修課的內容重新進行更為合理的分段。例如先秦、兩漢開設的選修課有五門，包括“《詩經》品讀”、“《論語》導讀”、“老莊研究”、“《左傳》研究”、“《史記》研究”，那么在必修課的教學過程中相關的重復部分則簡略概括，如此先秦、兩漢這兩段所用學時均會大大減少，就可以考慮將二者合并在一個學期。宋代文學所開設的選修課有五門之多，因此這段所需學時也會縮減。元明清這段教學內容最多，但開設的選修課卻只有三門，而元代文學又是我校古代文學碩士點重點建設的內容，故此建議將元代與學時充裕的宋代合并，剩下的明清為一段，如此就可以很好地解決學時少內容多的矛盾。不僅如此，在每一段的實際教學過程中，還必須注意文學史與作品的比例設置，適當增加對作品的賞析而減少對文學史的梳理，因為文學史發展脈絡學生通過閱讀教材即可掌握，但對作品的理解賞析卻需要教師的悉心引導，一直以來的“重史輕文”的教學傾向必須加以調整，否則在課時大量壓縮的背景下，更容易出現學生“知史而不懂文”的尷尬局面。
2.采用多種教學方法:
也是一門新的比較文學分支學科，所以，新的術語與概念的提出對于中國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是極其重要的，從該書的研究目標而言，它們也是相當適用的，并且也是十分必要的。該書的理論性與學術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體現在這樣一些新的概念表述與話語方式上。大量的統計數據，是作者研究中國歷代文學作品與文學史的結果，也是支撐該書所有論點的堅實基礎。80多個圖表與統計表，分布在全書的五章之中，許多論點就是靠這些圖表來進行論證的，多數圖表都很直觀、具體，具有強大的說服力。圖表統計是文學地理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借用地理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文學，沒有想到梅新林運用得這樣到位，是其著作的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正是以上三點的統一，讓這部中國文學地理學研究著作達到了很高的學術水準，開創了中國文學史特別是中國古代文學史研究的新境界。
二、然而，《中國文學地理形態與演變》一書
只能是處于一定的歷史階段，因此它的局限性也是必然存在的，本文主要就第二章《流域軸線與文學地理》來談一談這個問題。筆者認為，主要存在以下三個問題：①圖表統計的來源問題。在這一章中，主要的圖表是四個流域（長江、黃河、珠江與運河流域）著名文學家的分布圖，這些統計數據本身是有意義的，然而統計的根據是什么？什么樣的文學家才是“著名”的？作者也指出這些統計數據的來源是譚正壁先生所編的一部辭典，不過也是存在問題的：一方面，這部辭典是不是具有權威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者所編的與文學相關的全書之類的出版物，可謂眾多，如《中國大百科全書》文學各卷、《辭海》之類，自然是具有更大的參考價值。另一方面，可以以一部為主，還可以參照許多其他經典性的著述，包括《全唐詩》、《全宋文》、《全清詩》之類。這樣才有比較充分的依據，同時也有統一的標準。這樣的數據是不是可以說明某一個流域文學歷史的變遷與中心的轉移問題。作家與詩人的產生是與地理相關的，并且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環境也是決定性的因素之一，然而在某一個特定的時代，這個省多一個、那個省少一位詩人與作家，也許并不說明什么問題，特別是不可能一對一地說明流域中文學流變與文學中心轉移的問題。因為詩人作家的產生具有偶然性，同時作家詩人也是不斷流動的，出生地或者客居地對其創作所產生的影響哪個為大，存在多種多樣的情況。如果說到文學歷史發展的周期，作家的數量能不能夠說明它們的周期，也許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四大流域軸線擁有各自不同的生命節律與周期。黃河流域軸線較之其他三大軸線具有先發優勢，其中先后經歷了自西租東運動的四次波瀾。第一波始于傳說中的炎黃時代，終于商代；第二波始于周代，終于戰國；第三波始于秦漢，終于南北朝；第四波始于隨唐，終于清代。每一波都是從上游開始，經過一定時間的徘徊，最終止于下游，然后又開始新一波自西租東運動，以此往復循環。”（169—170）這樣的觀點是不是經得起推敲，的確也是一個問題。以流域軸線來說明整個中國文學地理的問題，也許并不科學，不可能具有合理性。“北線諸省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山東由53人增加到96人，河北由31人增加到48人，北京由8人增加到23人，天津由0人增加到3人，但南線數量升得更快，其中居于第一、二位的江蘇、浙江分別由327人、317人上升到481人、411人。安徽位居第三，由80人上升到98人，增幅不多。另，上海由55人上升到78人，位居第五，增幅比較可觀。所以元代以來運河流域文學軸線向南線傾斜趨勢在明代進一步加劇之后，至清代依然沒有根本的改變。若以元明清三代京杭大運河南北兩端所在北京與浙江文學家的數字變化做一比較，則分別為25∶144，8∶318，23∶411，后者分別為前者的5.76、39.75、17.87倍，可見從元到明，彼此的差距迅猛拉大，而到清代，似有所縮小，但相對于元代而言，依然不成比例。”（247）因為黃河流域、長江流域與珠江流域是中國人口集中的地區，也是文化發達的地區，運河流域自隋朝之后，也成為重要的文化與文學區域之一，可以說明中國文學地理的主體內容，然而廣大的西北地區、東北地區與西南地區，特別是蒙古草原與新疆南北地區，都并不在這四條河流的流域之內，那么它們的文學地理是如何的呢？所以，我們認為中國的文學地理不可能在流域軸線之內來進行全部的合理的闡釋，因為還有山地與草原，也還有邊地與沙原，因為那些地方并不是沒有人居住，詩人作家也是存在的，雖然不像上述四個流域，那么眾多，那么顯著。
三、結語
一、中國古代文學實踐教學模式芻議
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模式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建構。其一，學時設置上，實踐學時和講授學時要進行有機整合，既要有一定的區分度，也要強調二者的可溶性。就前者而言，實踐教學與課堂上的講授教學有本質的區別。作為一門古老的傳統學科，中國古代文學涉及到眾多的作家、作品，其沒有講授學時是不可能的。實踐學時只能是講授學時的有益而必要的補充。同時，我們應該注意到，實踐教學與講授教學二者在本質上并不矛盾，實踐的過程也需要教師必要的指導，講授的過程，也是實踐的另一種模式。二者的融合，能夠加強彼此所強化的領域，對學生的理論與實際操作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其二，要探索有意義并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實踐教學方法。目前，工作在第一線的中國古代文學教師，對實踐教學的方法進行了有意義的探索，并有了較成熟的案例，諸如古體詩詞的寫作、古籍文獻的整理、經典敘事文學的排演、古詩文的誦讀與傳唱等。任何成熟的教學模式，都需要有相應可行的教學方法作為支撐。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學的實踐教學方法是統攝整個教學改革的靈魂。從教學實踐中得來，應用到實踐教學終曲，是中國古代文學實踐教學方法得以成熟的唯一選擇。其三，重視中國古代文學實踐教學中宏觀因素與微觀因素之間關系的協調。理論上的宏觀建構，或許不能保證微觀與宏觀的完全一致性。作為一種切實可行的教學模式，如果微觀教學現實與建立的宏觀模塊不能完全一致的話，會導致一系列因素的隨之變化。沒有基本固化因素的存在，教學模式也就無從談起。所以，協調教學過程中宏觀與微觀的諸多因素，也是中國古代文學實踐教學所要注意的問題之一。
二、個性化考查與中國古代文學的實踐教學
中國古代文學實踐教學模式的建構是一個系統的工程，課堂上的閉卷考試或者開卷考查已經不能滿足教學的基本要求。在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改革的大背景下，對課程考查的改革，理應得到一定的重視。所謂的個性化考查，指在課堂的常規教學和實踐之后，根據具體作家、作品或文學史現象，創造性地針對某一可操作性題目，進行考查問題的建構，問題要具有新鮮性和趣味性，其答案一定是開放性的，從學生的作答中，可以看出，其對專業的理解，以及對專業延伸部分的操作能力。中國古代文學的個性化考查的模式建構必須遵從以下原則。首先，無論是多么開放性或富有趣味性的問題，必須以文學原典或文學史基本史實為依據。其次，個性化考查的題目設置要合理，以便給學生留出盡可能大的思考空間，并且這種思考盡量涉及到多學科的知識與技能。最后，個性化考查切忌隨意性。教師要認真思考，要像備課一樣準備考查內容。個性化考查的實施，對教師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教師的思考維度要跳出文學史固有的局限，要嘗試以當下的眼光，以大文學視角，重新審視并梳理原本的文學史基本事實，要讓作家作品活起來，讓學生體會到流淌在文學歷史中的血脈。只有教師具備了多維思考的能力，學生才有可能在學習過程中有所提高，有所創新。當然，無論我們如何強調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實踐性，考查的獨特性，我們都不能忽視對基本知識、基本技能的傳授。對文學原典的通讀和背誦，是我們進行個性化考查的前提。“通讀、背誦重要的古籍和詩文名篇，似乎很笨，其實最巧。巧就巧在用力較省而收效較大：既提高閱讀能力和理解能力，又扎扎實實地擴大了知識領域，而寫作能力、記憶能力和藝術感受能力，也得到了培養。這真是一舉數得!”個性化考查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學生帶著問題找尋答案，這本身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但并不枯燥，且趣味橫生。在此基礎上，個性化考查才能夠提升學生的實踐技能，真正做到學以致用。學生不僅在學習知識，而且能夠運用現有知識，解決與學科有關的一些實際問題，在解決過程中，知識與能力得到了相溶和轉化。
作者：高政銳鄧福舜趙麗單位：大慶師范學院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