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0-06 22:4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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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稅收會計核算現狀及存在的主要問題
隨著現行稅收征管改革的深入，特別是近年來稅務信息化建設的發展，現行稅收會計核算日漸凸現出與稅收發展的不適應，嚴重地滯后于稅收征管改革，突出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稅收會計在會計體系中的地位不明確
按照我國現行對會計體系的分類方法，把會計分為企業會計和預算會計兩類。一種觀點認為，稅收會計是預算會計體系的組成部分；另一種觀點認為，稅收會計并非預算會計的組成部分，稅收會計與預算會計是并列的關系。對于這一問題，國家有關的會計制度和準則中沒有明確說明，甚至在1997年預算會計制度改革中出臺的一系列預算會計準則和制度中也只字未提稅收會計，給人的感覺似乎稅收會計不屬于預算會計。因此，從上個世紀后期開始，稅收會計總是獨立于預算會計之外，其在會計體系中的地位始終不明確。正是這種模糊定位使對稅收會計的研究無法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和深度，制約了稅收會計的進一步發展。
（二）稅收會計核算內容存在局限性
從稅收會計的定義來看，稅收會計核算的對象始終圍繞著稅收資金運動，實質上就是圍繞著稅收收入的實現、征解、入庫、減免和提退進行核算的，而對稅收成本這一問題卻視而不見。目前，因我國對稅收成本缺乏一個科學、規范、系統的核算體系，社會上對我國稅收成本率的高低說法不一。有的人士分析，目前我國的征稅成本率高達5%～6%；有的人士則認為。我國的稅收征收成本率大約為4.7%左右。而目前發達國家的稅收征收成本率一般在1%～2%之間，低的如美國為0.6%，日本為0.8%；高的如加拿大為1.6%，法國為1.9%。相比之下，不論就高還是就低，我國的稅收成本都是一個突出問題，這在建設節約型社會、強調增產降耗的今天，已經成為稅務機關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
（三）稅收會計核算功能趨于統計化
從現行稅收會計核算科目設置和核算內容來看.歷次稅收會計核算改革或會計報表的調整，都是根據稅收政策的變化而變化，核算內容越改越復雜.核算指標和核算體系越來越龐大，也使得稅收會計核算的信息化舉步維艱。目前，全國尚沒有一套成熟的稅收會計核算軟件，其原因就在于對稅收會計核算功能的定位不準，從目前的核算功能看，很多是屬于統計范疇的，會計與統計不分，所需的統計指標用會計核算的方式反映和獲取，勢必加大會計核算難度，也不利于稅收會計職能的發揮。
（四）現行稅收會計制度的設計過于復雜
會計制度的設計是圍繞會計目標，依據基本會計法律法規來進行的。現行稅收會計制度設計除了要遵循一般會計法律法規之外，還要結合稅收法律法規的要求，符合稅收征管工作的需要來設計。由于這個特殊性的存在，使得稅收會計核算制度既要符合國家統一會計制度的要求，又要兼顧稅收管理本身的業務需求。從現行稅收會計制度的設計情況看，存在著會計核算單位設置層次過多、會計科目設計繁雜、核算程序不統一等問題，具體表現在：
1.會計核算單位設置層次過多。稅收會計設置了上解單位、混合業務單位、雙重業務單位和入庫單位四種不同的會計核算單位，四種核算單位核算范圍不盡相同，除了入庫單位完整地反映了稅收資金運動的整個過程之外，其他三種核算單位只是部分反映了稅收資金的運動過程。這種多層次的會計核算單位的設置，雖然與稅收征管機構的設置比較接近，但從會計核算體系上看并不科學，造成了對同一核算對象多次重復核算問題。
2.會計核算科目設置較多、較繁。由于稅收工作的特殊性，經常要求稅收會計對同一個數據從不同角度進行反映，以滿足不同部門、不同層次的不同管理需要，使得稅收會計明細科目的設置非常復雜。主要是明細科目層次多。例如，反映“欠繳稅金”的科目，既要按納稅戶設置明細，以滿足分戶管理的需要，又要按稅種設置明細，以滿足分稅種管理的需要，有的還要按征收單位或征收人員設置，以滿足考核各單位或各征收人員的工作質量的需要。稅收會計明細科目的這種復雜性在其他專業會計中較為少見。
3.會計核算憑證的取得缺乏客觀性。稅收會計核算的主要憑證－－稅票，既是完稅證明，又是預算收入憑證，還是統計核算憑證；同樣－份稅票，它的不同聯次具有不同的作用，有的是在途稅金核算憑證，有的是入庫稅金核算憑證。幾乎所有的稅收會計核算憑證均由稅務機關統一制定、統一印制，絕大部分憑證由國家稅務總局和省級稅務機關統一制定并集中印制，少部分由地（市）、縣級稅務機關根據國家稅務總局和省級稅務機關規定的格式自行印制，這種主要核算憑證由一個部門制定和印制在一定程度上不符合會計核算客觀性的條件。
4.會計明細賬設置量過大，且大量使用多欄式。一個基層稅務機關所管的納稅戶常常有幾百戶，多的達幾千戶，稅種一般有十幾種，每個納稅戶都要繳納幾種稅，這需要設置大量的明細賬才能全面反映。所以，有多少納稅戶就有多少明細賬.并且為盡量減少明細賬的設置，大部分明細賬都采用多欄格式，其賬簿的長度均超出其他專業會計所能承受的水平，會計核算的形式重于核算實質，使稅收會計核算日趨復雜化。
二、影響現行稅收會計核算改革的因素分析
（一）稅收征管模式對現行稅收會計核算改革的影響
現行的稅收征管模式是1994年新稅制實施后逐步建立的，2000年以后進行了完善，形成了目前“以納稅申報為基礎，以計算機網絡為依托，集中征收，重點稽查，強化管理”的征管模式。在這一模式下，稅收征收管理的信息化手段不斷提升，隨著國家“金稅工程”一期、二期和三期的建設，在全國逐步實現了“一個平臺，兩級處理，三個覆蓋，四個系統”的信息化建設目標。2004年安徽省通過CTAIS（中國稅收征管信息系統）在全國率先實現了征管數據的省級集中，征管數據的省級集中徹底改變了原有稅收會計核算模式，使直接從事稅款的征收和入庫業務的稅務機關無法行使會計主體職能，省級國稅機關成為會計主體，擔負稅收會計核算職責。這對建立在直接從事稅款的征收和入庫業務基礎上的會計制度和會計核算方法將產生一定影響。
（二）現行預算體制和稅銀庫一體化對稅收會計核算改革的影響
在現行財政預算體制下，稅收的主要職能是收入職能，它要求稅務機關能準確核算各預算科目（稅種）和預算級次（中央與地方的分成比例）的收入情況，它并不關注稅收資金在征收過程中所處的形態.它關注的是從稅收資金的形成到劃入國庫成為財政資金的時間越短越好，隨著稅銀庫一體化的實現，這一時間將會大大縮短，開票即入庫。除了欠稅等稅收資金之外，稅收資金在稅務機關賬上停留的時間將更加短暫，這對核算稅收資金的占用形態以及資金來源也將產生較大的影響。
三、稅收會計核算改革的基本思路
本文認為，總體思路應是：圍繞稅收資金運動過程，建立從稅收資金產生到入庫、收入與支出相對應的核算體系，充分運用信息化手段，提取核算的原始資料，進行加工、匯總，總括地反映稅收資金的運行、稅收成本支出規模和征管效益分析的過程。
（一）在核算內容上，應主要從進行稅收收入的核算，逐步過渡到對稅收成本收益的核算
應對稅收會計進行重新定義，確立新的稅收會計核算體系，改革核算內容，明確劃分范圍。在對稅收收入的核算上，立足于宏觀稅收收入的核算，注重分征收單位和稅種來源的核算，取消分戶核算，進一步減輕稅收會計的核算壓力。在支出核算上，確立一個基本核算單位，支出項目分別從人員經費、征收費用兩方面進行核算。
（二）在核算層級上，稅收聯合征管軟件上線后，實現以省為單位的數據集中
這個集中的意義主要在于進一步降低稅收成本，對于稅收會計核算來說，目前安徽省實行的“集中核算、分級管理”的核算模式，統計的意義大于會計，便于統計而不便于會計核算，特別是不便于進行稅收成本核算，因此，目前會計核算層級上，層次不宜過多，應以稅收經費獨立核算單位為稅收會計核算單位.便于進行稅收收入與稅收成本的核算，便于核算和衡量一個地區稅收征管的效能。
（三）在核算依據上，稅收會計核算憑證逐步實現無紙化
隨著納稅申報網絡化的實現，依據電子數據處理稅款的上解、入庫等各項業務將是稅務部門的主要業務，因此申報表、稅票等紙質核算憑證已失去目前核算憑證的原有功能，將逐步退出會計核算并最終將被各種電子轉賬等憑證所取代。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于電子繳稅完稅憑證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發【2002】155號）規定，當實行稅銀聯網電子繳稅系統后，稅收會計核算稅款征收情況的原始憑證可使用電子數據。作為書面資料的電子數據和紙質資料應按國家有關規定嚴格進行檔案管理。
（四）在核算手段上，要逐步確立會計核算信息化的發展方向，加快開發全國統一的稅收會計核算軟件
一是以規范稅收會計核算業務為基礎推進軟硬件建設。注意防止稅收會計核算業務與軟硬件建設出現“兩張皮”的問題，在確立會計核算主體單位的基礎上整合核算流程，以優化組織機構為前提，優化業務設置，使各項稅收會計核算業務和工作流程適應計算機處理的要求，進一步規范數據采集、存儲、傳輸等各方面的業務操作，軟件的設計開發必須不斷適應稅收會計發展的需要。二是提高整個系統的標準化建設水平。以完善的會計科目設置、代碼標準，數據標準、接口標準為基礎，實現與綜合征管系統（CTAIS）的連接，按照平臺統一、一次錄入、數據一致，信息共享、綜合利用的原則，分步實施，實現會計核算軟件平臺的標準化：按照統一組織管理的原則，統一數據采集的口徑，規范業務流程，提高數據信息共享度和有效使用率，實現稅收會計核算的標準化。
四、稅收會計核算亟待改革的問題－－稅收成本效益問題
（一）確立有別于企業會計和預算會計核算的稅收會計核算體系
從核算內容上看，稅收資金在性質上也有別于企業生產經營資金和財政預算資金，稅收資金脫胎于企業生產資金，是企業生產資金在經營過程中發生增值的部分，稅收資金又終止于財政預算資金，稅收資金是介于兩者之間的一種特殊存在形態。同時，在稅收資金的征收、入庫過程中發生的成本費用又是財政預算資金的組成部分。這種獨特的核算內容決定了稅收會計必須實行有別于現行企業會計和預算會計的核算形式，建立獨立的稅收會計核算體系。
（二）建立稅收成本效益指標評價體系
考慮稅收成本收益問題的目的就是要通過不斷降低稅收成本，取得最大的稅收收益。因此.要建立稅收成本效益指標評價體系，通過一系列的評價控制指標以及對這些指標的核算，達到不斷降低稅收成本的目的。
（三）建立稅收成本預算制度、考核制度與監管機制
要把稅收征收成本的高低作為評價稅務機關工作成效大小的一個重要標準，要樹立成本觀念，注重成本核算，講求效率。只有考核稅收成本，強化稅收成本管理，才能有效地降低稅收成本，提高征管效率。
（四）對實行成本核算、降低稅收成本的正確認識
摘要：近年來保險業的改革發展成為黨和政府高度關注的問題，要求盡快把《國務院關于保險業改革發展若干意見》有關保險業稅收政策落到實處。通過對保險業稅收政策及其發展趨勢的研究，深入分析現有問題及其原因，并提出一系列具體建議。
一、我國保險業稅收政策的現狀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保險市場由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一家經營，全部保費收入只有4.6億元。到2007年底，全國保險公司達到110家，總資產2.9萬億元，實現保費收入7000多億元，市場規模增長1500多倍。保險已經滲透到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逐步成為服務民生、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手段，成為支持投資、擴大消費和保障出口的重要因素，成為優化金融結構、提高金融市場資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力量，成為促進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創新、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的重要方式。
從1980年恢復保險業以來，國家對保險業采取了免稅扶植的政策。但從1983年開始，國家對保險業實行高稅負的政策。1983年財稅體制改革后，逐步確立了國家對保險業主要征收營業稅和所得稅兩大主體稅種的保險稅制。同時，征收印花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等。總體看，我國保險業稅收政策的調整整體上延續了逐步規范、合理化的演化路徑，稅種、稅目不斷得到優化，總體稅負有所下降。但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保險業稅收政策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主要問題，嚴重制約了我國保險業進一步發展。
二、我國保險業稅收政策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2.1保險業稅負偏重
(1)從計稅依據來看，作為保險業兩大主體稅種的營業稅，是以營業額全額為計稅依據進行征稅，而不是按照凈額(即價差)征稅，更不是像增值稅那樣只對增值額征稅，即保險業務所消耗的購進貨物所承擔的增值稅稅額不能得到扣除。所以，保險業承擔了營業稅和增值稅的雙重稅收負擔。此外，營業稅的營業額包括金融機構收取的各種價外費用，因此，一些實際并不構成企業收入的代收費用，也被計入營業額征收營業稅。
(2)從稅率來看，相對于美國等發達國家而言，一般稅率在4％以下，我國營業稅率雖然為5％，但仍然屬于較高水平。同樣，印花稅率也較高。財產保險合同與倉儲保管合同、財產租賃合同適用千分之一的印花稅率，比其他合同所適用的萬分之五、萬分之三等稅率要高。在這種情況下，稅負過高，一方面不利于保險公司進行有效保險產品的供給和產品創新；另一方面，稅負過高，保險公司將稅負轉嫁給消費者，導致保險產品價格上升，減少產品需求，降低社會福利。
(3)城市維護建設稅具有附加稅性質。對金融企業來說，它以納稅人實際繳納的營業稅稅額為計稅依據，稅率按納稅人所在地的不同而分為三檔：在市區的，稅率為7％，在縣城、鎮的，稅率為5％，在其他區域的，稅率為1％。由于金融機構一般都坐落在城市或者縣城、鎮內，所以實際適用稅率多為7％或者5％。
2.2現行保險業稅收政策不完善
(1)稅收政策不適應新會計準則的要求。
《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保險企業所得稅若干問題的通知》規定，未報告未決賠款準備金按不超過當年實際賠款支出額的4％提取，超出部分應做納稅調整。而按照新會計準則，保險公司應當采用精算方法謹慎提取已發生未報告未決賠款準備金，以真實反映盈利情況，實際提取金額大大超過4％比例限制。繼續按4％的比例做納稅調整將大幅增加保險企業的所得稅負擔。另外，在新會計準則中，未決賠款準備金的內容擴大到了理賠費用準備金，而現行稅收法規對理賠費用準備金的稅前扣除問題沒有明確規定。
(2)稅收政策不適應新所得稅法的要求。
新企業所得稅法第七章第五十條規定：“企業在中國境內設立不具有法人資格營業機構的，應當匯總計算并繳納企業所得稅。”但當前在實際納稅過程中，各地稅務機關按照《金融企業呆賬損失稅前扣除管理辦法》的規定，按年末允許提取呆賬準備的資產余額的1％，對保險公司各分支機構允許稅前扣除的呆賬準備金額進行控制，且不允許總公司進行匯總納稅調整。由于保險公司分支機構沒有投資業務，允許提取呆賬準備的資產主要是應收保費，其計提壞賬的比例大大高于1％，因此，這一政策實際上加重了保險企業整體稅負。
(3)部分稅收政策不適應保險行業發展新形勢的需要。
現行政策規定保險企業支付的手續費在實收保費8％范圍內可在稅前扣除。由于保險市場快速發展變化，目前保險行業手續費實際支付比例普遍在8％以上，均需對超比例部分進行納稅調整，稅收負擔較重。實際上，對超額手續費進行納稅，是對機構(人)和保險公司施行了重復征稅，不符合稅收的一般原則。同時，為了應對超額手續費所帶來的稅收成本，一些保險分支機構可能出現不規范的列支行為，這也不利于整個保險行業的健康發展。
(4)重復征稅。
保險營銷員收入水平一般較低，需要同時繳納營業稅和個人所得稅。雙重征稅導致稅負負擔過重。這樣，導致保險營銷員激勵不足，更容易發生機會主義和高交易成本，從而造成保險質量下降，扭曲保險資源優化配置。
三、完善我國保險業稅收政策的建議措施
3.1降低保險業稅負水平
(1)根據保險市場競爭狀況與市場結構的變化，適當調低金融保險業營業稅率，或通過改變營業稅納稅基數的方式，調低保險業實際繳納的營業稅額。
(2)在稅前扣除方面：①取消或放寬對未報告未決賠款準備金的納稅比例限制，對于按精算方法提取的未報告未決賠款準備金，可稅前據實扣除，不做額外的納稅調整。明確保險公司按精算方法提取的理賠費用準備金也可在稅前扣除。⑦不再針對保險公司各分支機構對允許稅前扣除的呆賬準備金比例進行控制。盡快出臺具體辦法，對于稅法規定有扣除標準的扣除項目，允許保險公司進行統一的納稅調整。③取消或放寬對手續費8％稅前扣除比例的限制。
3.2完善保險業稅收政策的具體措施
(1)調整相關稅收政策以適應新形勢的要求。
一方成要立足于國家整個稅收制度，在保持稅收制度總體穩定的基礎上調整我國保險業的稅收政策；另一方面要考慮保險業的自身特點和發展需要，兼顧稅收政策取向和保險業發展的客觀要求，按照公平稅負、合理扣除和適當優惠的原則，調整現行的保險業稅收政策，細化稅制設計，完善和充實稅收政策內容，充分發揮稅收政策對保險資源配置和保險業運行的宏觀調控功能。
(2)適當擴大免稅范圍。
目前，我國對農業稅和返還性人身保險和出口信用保險業務實行免稅。除現行免稅規定外，也可對非盈利性保險和社會保障乃至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的保險，例如地震險、洪水險等實行適當減免，以充分體現國家政策導向，發揮保險稅收政策的社會保障和自動穩定器作用。
[關鍵詞]財產稅；稅收公平；地方財政
從經濟學意義上講，稅收公平性問題基本可以歸結為對稅收歸宿的討論，本質上是稅收對相對市場價格的影響。自tiebout提出“用腳投票”的公共品提供模式以來，有關財產稅稅收歸宿的研究一直是經濟學家們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基于邏輯基礎的差異，關于財產稅稅收公平的研究文獻大體形成了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即“受益論”與“新論”，并分別在實證文獻中得到了支持。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有關財產稅公平性的研究得到了進一步拓展，但大多是上述兩種觀點的應用。本文綜述半個多世紀以來關于財產稅公平性研究的理論文獻，一方面為國內學者了解這一領域的發展狀況與發展方向提供參考，另一方面也可以為國內學者研究國內物業稅的下一步改革提供有益的思路。
一、“受益論”與財產稅稅收公平
自庇古以來，人們對公共品的市場有效提供一直持否定態度，tiebout模型改變了這種局面，為公共品的市場提供勾勒出一個理想的“用腳投票”式的市場運作模式。盡管最初的tiebout模型并不能恰當地反映現實，但其富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為財產稅“受益論”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財產稅的“受益論”觀點由hamilton、fischel和white率先提出，并由hamilton和fischel進行了更為深入的闡述。這種觀點認為財產稅是一種幾乎能夠鼓勵當地居民做出正確財政決策的受益稅。房屋業主作為地方政府支出的主要承擔者，他們通過“用腳投票”等方式，促使地方政府在市政支出、稅收和土地使用方面選擇最佳方案，以使他們房屋價值最大化，這種選擇的結果使財產稅成為房屋業主對其所獲服務的支出，從而也使財產稅成為一個有效稅種。
“受益論”觀點在局部均衡框架內分析稅收歸宿，認為對房屋所征的稅是累退的，不利于公平收入分配。其基本邏輯是：由于財產稅是基于住宅單元價值的比例稅率，而低收入家庭在住房支出上的比重較大，所以與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承擔的財產稅義務較重。“受益論”成立需要兩個核心理論基石：一是分區制，即要求一個地區能夠有效地保證財產稅稅基不受新居民過多的影響；二是資本化，即要求政府支出的收益能夠充分體現到住房價值中。大量關于分區制的理論文獻都致力于不存在公共土地控制的情況，模型構建的基礎是居民對于地方服務和住房需求存在收入和價格彈性，而收入與價格彈性在居民與不同的地方政府之間存在差異，這為居民對公共服務的分類選擇提供了可能。顯然，這類研究并不能很好地模擬現實。事實上，對土地利用的控制往往是地方政府的最重要職責之一，miller對加州雷克伍德計劃的分析、elllckson對euchd訴ambler案件的分析都試圖證明社區居民通過地方政府影響土地控制的情況確實存在。而沿著這一思路最成功的理論則是中位選民定理。中位選民定理由howard bow-en首先完善，其后經濟學文獻對該法則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統計檢驗。tnman調查了長島58個學區，結果發現中位選民模型能夠很好地預測學校支出之間的差別；在miller對洛杉磯縣的詳盡研究中，發現普通選民，而不是精英才是地域合并的最終決定者；randau holcombe總結了其他類似研究，發現這些研究很有說服力，并提出可以用中位選民模型作為政府決策的合適基準，就如完全競爭之于私有市場的基準一樣。
資本化問題要求房屋購買者比較確切地了解社區之間的財政狀況以及公共服務水平的差異。oates首先提出了這一觀點并予以統計證明，他研究了美國新澤西州北部城市1960年的數據，認為“如果一個城市提高稅率，并用增加的那部分稅收收入改善學校系統，那么回歸系數表明預算開支增加所帶來的收益可以大致抵消高稅率對地方財產價值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此外，reimhard等也研究了其他公共事件對地方房屋價值的影響，結果表明，各種地方公共事件的影響都會非常準確地體現在房屋價值上。
二、財產稅“新論”與稅收公平
與財產稅“受益論”相對立的另一種觀點是財產稅“新論”，這一觀點由mieszkowski首先提出，后經george zodrow和mieszkowski進一步完善成為完整的理論體系。mieszkowski通過調整harberger有關稅收歸宿的一般均衡模型，使其適用于對地方財產稅的分析。mieszkowski的模型將整個經濟中的行政區域分為兩類：高稅區域與低稅區域，同時假定整個國家的資本供給完全沒有彈性，研究表明，資本所有者作為一個整體負擔了全國財產稅的平均稅負，mieszkowski把財產稅的這一特征稱為財產稅歸宿的利潤成分。同時，由于高收入家庭的資產多，他們承擔的稅賦也多，所以財產稅屬于累進稅制，是有利于公平收入分配的。顯然，“新論”的這一結論與傳統“受益論”觀點截然相反。
另外，在zodrow-mieszki完善的“新論”模型中，資本的競爭性回報也得到了考慮。在稅率較高的行政區域中，財產稅使資本流出該地區，從而降低了當地生產要素的生產率以及對這些要素的競爭性回報，最終提高了房屋價格；同時，由于資本被吸引到稅率相對較低的地區，從而使流入地的土地與工資價格上升，并使房屋與商品價格下降，這一結果被稱為財產稅的消費稅效應。然而，就經濟總體而言，財產稅“新論”認為相對于利潤稅成分，消費稅效應只起到次要作用，因此，對稅收歸宿起主要作用的是利潤稅成分。
財產稅“新論”同樣也依托兩個核心假設：一是資本可以因為不同地區間稅率的差異而自由流動；二是在全國范圍內資本總量保持不變。并且，即使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tiebout類型的特征，這兩個基本的假設仍能保證“新論”結論的成立，因此，對“新論”的實證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對其兩個假設的經驗驗證方面。
三、稅收競爭與地方公共服務均等化
稅收競爭對地方公共服務水平的影響實際上是財產稅“新論”在地方公共產品供給上的一種應用，也可以說是對“新論”的一種經驗驗證。最早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學者是break和oates，他們認為，由于稅收競爭的存在，地方政府不愿對流動資本征稅的心態，可能會導致他們將支出控制在沒有效率的水平上，即導致地方公共服務的供給不足。
zodrow和mieszkowski、wilson首先對這一觀點進行了系統研究，他們建立了一個存在許多相同 行政區的模型，這些行政區內的土地是固定的，資本則可以自由流動；每個地方政府選擇其提供公共服務的數量，以使他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最大化。其結論是：如果人頭稅可行，則用人頭稅資助的公共服務是有效的，此時財產稅稅率為零。如果人頭稅的使用存在限制，則財產稅融資的結果表明地方政府選擇的公共服務會低于有效水平，原因是地方政府怕資本外流而采取稅收競爭策略，從而減少了對資本稅的使用。
brueckner對這種簡單的稅收競爭模型做了進一步延伸，在其中加入了勞動力要素，且允許這一要素根據其對不同公共服務的偏好而分屬不同的行政區域，進而在模型中融入了勞動力要素在不同行政區域間流動的影響，結果表明仍然會出現稅率和公共服務水平低于有效水平的特點。一般來說，wilson證明，即使在比基本模型更復雜的考慮生產結構的模型中，只要征收財產稅降低了地方資本存量，那么公共服務提供水平低下的結果就會產生。不過，如果行政區域面積可變時，公共服務數量不足的問題會有所減輕。而當大的行政區域與小的行政區域共存時，大的行政區域比小的行政區域提供的邊際服務水平更接近于有效水平。當然，小的行政區域也可能會提供過高的公共服務水平，因為在小行政區域相對低稅率會使小行政區域獲得巨大的資本存量。
關于稅收競爭導致公共服務低水平提供的傳統理論都遵循了一些相當嚴格的假設，諸如地方公共服務不會出現人口規模經濟效應、地方公共服務的提供完全由選民意愿決定等。而事實上，公共產品的基本特征決定了其人口規模效應存在的必然性，出于政治或其他方面的考量，地方政府對公共品的提供也可能存在市場勢力。因此，關于財產稅稅收競爭的最新理論也在這些方面進行了一些嘗試。wilson證明，當地方公共服務具備規模經濟效應時，稅收競爭模型不一定會產生公共服務水平低下的結果。luc noi-set將稅收輸出分析融入到標準的稅收競爭模型中，放棄了傳統稅收競爭模型中一個經濟體只生產一種產品的假定，并進一步假設這個經濟體中某個地區對某個特定產品具有專業化優勢，即在這個產業上具有市場勢力。結果表明，面對家庭與企業的利益權衡，政府可以通過對可流動的資本征稅獲得壟斷租金，從而通過稅收輸出或租金收益給本地居民以直接的福利增加，并且，這種福利的增加完全可能超出由于稅收競爭引致的資本流出而導致的福利損失。toshihiro ihori與c.c.yang在稅收競爭模型中植入了行政區域內政策制定與實施的政治競爭模型。他們構建了一個有n個相同地區(n表示競爭強度)、n個居民、資本與勞動兩種生產要素的模型，并假定一個地區中位選民擁有的資產數量小于這一地區平均的資產數量。于是政治家為選舉獲勝而對稅收政策的選擇可以導致地區間的一個最優競爭強度，而這個競爭強度剛好可以保證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并且如果稅收競爭低于最優競爭強度，則加強稅收競爭有利于社會凈收益的增加。
四、財產稅改革、限制措施與稅收公平
美國財產稅改革的主要原因是納稅人的公平要求，也與財產稅的特點密不可分。arthur o'sullivant以時間為軸線，介紹了美國財產稅的改革歷史。20世紀初，美國實施了最古老的稅收限制形式，即對特別類型(級別)的地方政府的財產稅率進行限制；大蕭條時期，由于公民不愿意為地方政府公共設施建設而承擔納稅義務，第一次財產稅革命發生了，在1932年和1933年，美國共有16個州通過稅收限制，其中大部分的措施都全面地對地方財產稅稅收設定了一個最高上限；加利福尼亞第13號提案的通過標志著現代財產稅稅收革命的開始，在1960年代以后，大部分現代財產稅限制直接或間接地涉及到對財產稅收入增長率的限制，此外，把對財產稅稅率的限制與對評估價值增長率的限制結合使用的措施也開始在一些地方政府使用。進而arthuro'sullivan給出了地方政府進行稅收限制的主要原因：一是居民財產稅在其支出中所占比重的增加；二是為了抵消政府間轉移支付的增加而引致的減少財產稅的要求；三是從財產稅過渡到對使用者收費的要求。
對于現代財產稅限制的影響。preston和ichniowski調查了1976—1986年間在市政府層次上的財產稅限制對財政收入的影響，結果表明財產稅限制減少了財產稅稅收收入及其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同時，地方政府其他形式的財政收入增加了，政府間的轉移支付也同時增加了。figho和sullivant設計了一個用于分析地方政府對稅收限制反映的簡單模型，模型假定政府使用兩種投入：管理投入和服務投入，只生產一種公共產品的情況。假定地方官員有一個支付函數，并在他們的預算限制下使其支付額最大化，如果預算限制是由稅法決定的，則支付最大化的投入組合必須滿足如下條件：政府官員在管理投入和服務投入間的邊際替代率(mrs)必須等于要素價格。顯然，如果支付函數與生產函數一樣，那么投入組合的選擇就是有效的，否則政府的投入組合就缺乏效率，此時，預算消減會導致地方政府改變它的投入組合與產出水平。然而對這一模型的實證檢驗存在相互矛盾的結論：figlio提供的證據表明稅收限制會導致地方政府削減服務投入而不是管理投入；dye和mcguire則給出了相反的結論。這種實證方面的差異或許可以用地方政府操縱選民的能力加以解釋，即如果一單位稅收削減帶來的公共產品的損失越大，那么公民就越有可能同意通過地方政府的越限試圖，從而消除稅收限制的沖擊；反之則反是。
財產稅限制的影響也體現在其他方面。人們認為政府雇員工資過高可能是導致稅收限制的一個主要原因，figlio研究了在實施限制和不實施限制的州中教師的工資，結論是實施稅收限制的州中教師工資更低。o'sullivan、shefffint和sexton分析了基于購置價值稅收體系的加利福尼亞的財產稅改革，結果發現老年人與低收入私房業主是兩類受益人群，很明顯，這兩類人群的遷移率低于平均值。這說明，只要市場價格的增長快于再評估限制，以購置價值為基準的稅收體系就會導致水平方向的不公平，即市場活動越頻繁的人需要支付越高的財產稅。shires以地方政府是否有權從一項來源中吸納財政收入作為判斷地方政府是否對財政收入具有控制權的標志，其具體分析了加利福尼亞州1978年和1995年受地方政府控制的財政收入的變化，結果表明受地方政府控制的財政收入大幅下降。
[論文摘要]在我國的稅收實踐中,雖然納稅人是導致稅收流失最主要的方面,但由于征稅人方面的原因而導致的稅收流失也不客忽視。運用預期效用理論,對稅務人員的違規行為進行建模分析的結果表明,應加強對稅務人員的管理,以防止和減少因稅務人員的違規所導致的稅收流失。
稅收流失是指各類稅收行為主體,以違反現行稅法或違背現行稅法的立法精神的手段,導致實際征收入庫的稅收收入少于按照稅法規定的標準計算的應征稅收額的各種現象和行為。在我國的稅收實踐中,雖然納稅人是導致稅收流失最主要的原因,但由于征稅人方面的原因而導致的稅收流失也不容忽視。征稅人是相對于納稅人而言的,它是指代表國家行使征稅權的各級稅務機關以及稅務人員,本文所關注的是稅務人員的行為。
一、對一個簡單的稅務人員違規行為模型的簡要述評
在分析稅務人員違規行為對稅收流失的影響方面,我國已有學者在借鑒國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比較簡單的稅務人員違規的模型。該模型為(s+B)(1一P)+(s—M)P>S,其中:S表示稅務人員的薪金收入;B表示違規收益,即稅務人員由于違規行為所獲得的收益;M表示稅務人員違規行為被查獲后受到的處罰,包括罰金、行政處罰或刑事處罰等形式;P表示稅務人員違規被查獲的概率。該模型簡單給出了稅務人員違規的前提條件為B(1/p一1)>M,而制止稅務人員違規行為發生的前提條件則為B(1/p—1)<M。同時得出,稅務人員是否實施違規行為取決于違規收益、對違規行為的查獲概率和對違規行為的處罰程度。梁朋在《稅收流失經濟分析》的專著中對這一模型進行了更為詳細地探討,并對稅務人員違規如何導致稅收流失的機制在A-S模型的基礎上進行了分析。
上述關于稅務人員違規行為的簡單化的模型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設前提下:(1)稅務人員是風險中性的,其效用與收入之間是線性關系;(2)稅務人員的效用只取決于收入的多少;(3)稅務人員是不作道德判斷的完全理性人,只是追求其效用的最大化;(4)稅務人員是獨立作出行為決策的,只關心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其行為不受周圍環境(其他稅務人員的行為)的影響;(5)稅務人員違規所受處罰與違規收益的大小無關;(6)稅務人員的決策只涉及一個時期。
二、利用預期效用理論建立基本模型
本文擬對上述簡單化的模型作一些改進:(1)以“預期效用理論”作為模型的理論基礎;(2)借鑒國外學者對納稅人逃稅行為進行分析的A—s模型,將其建模方法應用于稅務人員的違規行為分析;(3)基本承接上述簡單模型的假設前提,但作一些必要的改進。以期更接近現實。這里首先將上述假設前提(1)和(5)分別修改為:稅務人員為風險規避者;稅務人員違規所受處罰與違規收益的大小成比例,其他假設暫時不變。根據這一思路,建立基本模型如下:
假定稅務人員的薪金收入為s,稅務人員實施違規行為所得到的違規收益為B,違規行為被查獲的概率為P,違規行為被查獲后稅務人員所受到的處罰(包括罰金、行政處罰或刑事處罰等形式,將各種形式的處罰一律轉化為可計量的貨幣單位)與違規收益B成比例,即所受處罰為kB。則如果稅務人員的違規行為未被查獲,其凈收人為W=S+B;如果其違規行為被查獲,其凈收人為Z=S—kB。U(x)為稅務人員的效用函數,x表示收入,由于假設稅務人員為風險規避的,則有U>0,U”<0。稅務人員的預期效用是在可能發生的兩種狀態(即違規行為被查獲與否)下其效用的加權平均值,其權數分別是P和1一P,
即:EU=(1一P)U(W)+P(U)(z)(2—1)
如果稅務人員不實施違規行為,即B=O,此時其預期效用為u(s)。顯然,稅務人員選擇實施違規行為的前提條件為:EU=(1一p)U(w)+pu(z)>U(s)(2—2)
Ep:p<[U(w)一u(s)]/[U(w)一u(z)](2—3)
[論文關鍵詞]預期效用理論 稅收行為 稅收流失 稅收管理
[論文摘要]在我國的稅收實踐中,雖然納稅人是導致稅收流失最主要的方面,但由于征稅人方面的原因而導致的稅收流失也不客忽視。運用預期效用理論,對稅務人員的違規行為進行建模分析的結果表明,應加強對稅務人員的管理,以防止和減少因稅務人員的違規所導致的稅收流失。
稅收流失是指各類稅收行為主體,以違反現行稅法或違背現行稅法的立法精神的手段,導致實際征收入庫的稅收收入少于按照稅法規定的標準計算的應征稅收額的各種現象和行為。在我國的稅收實踐中,雖然納稅人是導致稅收流失最主要的原因,但由于征稅人方面的原因而導致的稅收流失也不容忽視。征稅人是相對于納稅人而言的,它是指代表國家行使征稅權的各級稅務機關以及稅務人員,本文所關注的是稅務人員的行為。
一、對一個簡單的稅務人員違規行為模型的簡要述評
稅收籌劃論文分析了在現代經濟條件下，稅收作為企業的客觀理財環境之一，如何依法納稅并能動地利用稅收杠桿，謀取最大限度的經濟利益，成為企業理財的行為規范和基本出發點。一個企業如果沒有良好的稅收籌劃，不能有效地安排稅務事項，就談不上有效的財務管理，也無法達到理想的企業財務目標。對于追求價值最大化的企業來說，如何在稅法許可下，實現稅負最低或最適宜，也就成為企業稅收籌劃的重心所在。因此，稅收籌劃論文深入探討企業稅收籌劃的理論依據和籌劃思想，就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
一、稅收籌劃論文稅收籌劃的含義與特點
稅收籌劃論文闡述了稅收籌劃是指在遵守稅法和符合立法精神的前提下，利用稅收法規所賦予的稅收優惠或選擇機會，通過對企業投資、經營和理財等活動的事先安排和籌劃，盡可能地節約稅款，達到稅負最輕或最佳，以實現利潤最大化的行為。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日趨完善，稅收籌劃必將成為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稅收籌劃論文提到它具有以下幾個顯著的特點：
（1）合法性。稅收籌劃不僅符合稅法的規定，而且符合稅法立法的意圖，這是稅收籌劃區別于偷稅避稅的根本點。在合法的前提下進行稅收籌劃，是對稅法立法宗旨的有效貫徹，也體現了稅收政策導向的合理有效性。國家在制定稅法及有關制度時，對稅收籌劃行為早有預期，并希望通過稅收籌劃行為引導全社會的資源有效配置與稅收的合理分配，以實現國家宏觀政策。因此，提到稅收籌劃不僅不違法，而且作為納稅人的權利受到國家的保護。
（2）超前性。稅收籌劃是企業對生產經營、投資活動等的設計和安排。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納稅義務的發生具有滯后性，即由于特定經濟事項的發生才使企業負有納稅義務。一旦經營活動實際發生，應納稅款就已確定，再進行籌劃已失去現實意義。稅收籌劃就是要將稅收作為影響納稅人最終收益的重要因素，對投資、理財、經營活動做出事先的規劃、設計、安排。
（3）整體性。稅收籌劃的整體性，一方面指稅收籌劃不能只注重于某一個納稅環節中的個別稅種的稅負高低，而要著眼于整體稅負的輕重；另一方面指總體稅負的輕重并不是選擇納稅方案的最重要依據，應衡量“節稅”與“增稅”的綜合效果。稅收籌劃不僅要考慮納稅人現在的財務利益，還要考慮納稅人的長期利益；不僅要考慮納稅人的所得增加，還要考慮納稅人的資本增值；不僅要考慮納稅人的稅后財務利益最大化，而且還要使納稅人因此承擔的各種風險降到最低。總之，稅收籌劃只有從納稅人財務計劃、企業計劃這些整體利益出發，趨利避害、綜合決策，才能真正達到目的。
（4）積極性。從宏觀經濟調節看，稅收是調節經營者、消費者行為的一種有效經濟杠桿，國家往往根據經營者和消費者的“節約稅款，謀取最大利潤”的心態，有意通過稅收優惠政策，引導和鼓勵投資者和消費者采取政策導向行為，借以實現某種特定的經濟或社會目的。
（5）目的性。稅收籌劃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減輕企業的稅收負擔。減輕稅收負擔一般有兩種形式：一是在多種納稅方案中選擇稅負最低的方案；二在納稅總額大致相同的各方案中，選擇納稅時間滯后的方案，這就意味著企業得到一筆無息貸款，通過稅負減輕而達到收益最大化的目的。
（6）普遍性。從世界各國的稅收體制看，國家為達到某種目的或意圖，總要犧牲一定的稅收利益，對納稅者施以一定的稅收優惠，引導和規范納稅人的經濟行為，這就為企業提供了進行稅收籌劃、尋找低稅負、降低稅收成本的機會，這種機會是普遍存在的。
二、稅收籌劃論文闡述了稅收籌劃的主要方法
1.稅收籌劃論文闡述了籌資過程中的稅收籌劃
不論是新設立企業還是企業擴大經營規模，都需要一定量的資金。可以說，籌資是企業進行一系列經濟活動的前提和基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可以通過多種渠道進行籌資，如企業內部積累、企業職工入股、向銀行借款、企業間相互拆借、向社會發行債券和股票等，而不同籌資渠道的稅收負擔也不一樣。因此，稅收籌劃論文表明企業在進行籌資決策時，應對不同的籌資組合進行比較、分析，在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確定一個能達到減少稅收目的的籌資組合。
（1）債務資本和權益資本的選擇。就舉債籌資而言，要考慮舉債籌資費用，如發行債券要支付手續費和工本費等，而借款雖不需支付手續費和工本費，但要按借款合同金額的一定比例繳納印花稅，因此稅款的繳納作為籌資費用因素必須考慮。但是利用債務籌資，納稅人不僅可以獲得利益收益額，而且負債利息可以在所得稅前扣除，與不能作為費用支出只能以稅后利潤中分配的股利支付相比，負債籌資可以少繳所得稅，獲得節稅收益。這樣，企業在確定資本結構時必須考慮對債務籌資的利用。一般而言，如果企業息稅前的投資收益率高于負債成本率，負債比重的增加可提高權益資本的收益水平。然而，負債利息必須固定支付的特點又導致了債務籌資可能產生的負效應，如果負債的成本率超過了息稅前的投資收益率，權益資本收益會隨著負債比例的提高而下降。因此也不是負債越多越好，隨著負債比例的提高，企業的財務風險也就隨之增大了。
（2）融資租賃的利用。租賃也是企業用以減輕稅負的重要籌劃方法。通過融資租賃，納稅人不僅可以迅速獲得所需的資本，保存舉債能力，更主要的是租入的固定資產可以計提折舊，折舊作為成本費用，減少了所得稅的征稅基數，少納所得稅，而且支付的租金利息還可在所得稅前扣除，進一步減少了納稅基數。因此融資租賃的稅收抵免作用極其明顯。
2.稅收籌劃論文闡述了投資過程中的稅收籌劃
稅收籌劃論文闡述了企業在進行投資預測和決策時，首先要考慮投資預期獲得的效益，其次要考慮收益中屬于本企業的有多少。對投資者來說，稅款是投資收益的抵減項目，應納稅款的多少直接影響到投資收益率，尤其是所得稅對投資收益的影響更需決策者的重視。
（1）組織形式的選擇。企業在設立時都會涉及組織形式的選擇問題，而在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可供企業選擇的企業組織形式很多，不同的組織形式稅收負擔不同。企業可以通過稅收籌劃，選擇稅收負擔較輕的組織形式。
（2）投資地區的選擇。企業需要對投資地稅收待遇進行充分考慮，有時國家為了支持某些區域的發展，一定時期內對其實行政策傾斜，如現行對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西部地區等的稅收優惠政策。在這些地區投資，有些稅種可以少交或不交，這完全符合政府的政策導向和稅法的立法意圖。
（3）投資行業的選擇。為了優化產業結構，國家在稅收立法時，也做了相應的規定，以鼓勵或限制某些行業的發展。因此，企業投資時選擇投資何種行業也可以進行稅收籌劃，要結合實際情況，予以充分的考慮。
3.稅收籌劃論文闡述了經營過程中的稅收籌劃
企業以不同的方式籌集資金，并按照科學的方法投入企業后，其經營活動進入營運周轉階段，這一階段集中了企業的主要經濟活動，籌資、投資的效益通過這個階段得以實現，而且自始至終包含著稅收籌劃。企業可以通過合理安排生產經營活動來進行稅收籌劃。例如，對于享受限期減免所得稅優惠的新辦企業，獲利年度的確定也應作為企業稅收籌劃的一項內容。由于新辦企業產品初創，市場占有率相對較低，獲利初期的利潤水平也較低，因此，減免所得稅給企業帶來的利益也相對較小。為了充分享受所得稅限期減免的優惠，企業可通過適當控制投產初期產量及增大廣告費用等方式，一方面推遲獲利年度，另一方面通過提高產品知名度，充分挖掘其潛在的市場占有率，提高獲利初期的利潤水平，從而獲得更大的節稅利益。
三、稅收籌劃論文闡述了進行稅收籌劃應注意的問題
（1）遵守稅法，依“法”籌劃。稅收籌劃的一個顯著特點在于合法性。不合法，就沒有稅收籌劃。具體包括3方面的內容：一是以依法納稅為前提。二是以合法節稅方式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進行安排，作為稅收籌劃的基本實現形式。三是以貫徹立法精神為宗旨，使稅收籌劃成為實現政府利用稅收杠桿進行宏觀調控的必要環節。
（2）稅收籌劃活動要充分考慮實際稅負水平。影響稅負實際水平的因素有貨幣時間價值和通貨膨脹。貨幣時間價值對企業投資績效及稅負水平的最深刻影響，表現在現金流量的內在價值的差異方面。在稅收籌劃中，企業應提高應收現金的收現速度和有效比重，在不損害企業市場信譽的前提下，盡可能延緩稅收支出的時間和速度，控制現金支付的比重。考慮通貨膨脹因素會形成應稅收益的高估，同時還應注意到通貨膨脹也使得企業延緩支付稅金，會達到抑減稅負的效應。
（3）稅收籌劃要考慮邊際稅率。對稅收籌劃影響較大的稅率不是某項稅負的平均稅率，而是其邊際稅率。邊際稅率是對任何稅基下一個單位適用稅率，也即對每一新增應稅所得額適用的稅率。在實踐中，往往會出現“邊際稅率越低，稅收收入越高，邊際稅率提高，稅收收入反而降低”的怪現象，這反映了邊際稅率變化對納稅人心理的影響及對經濟行為的影響。企業應通過對邊際稅率的考察，核算稅收籌劃的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合理開展稅收籌劃活動。超級秘書網
（4）稅收籌劃要有全局觀。稅收籌劃要從企業微觀經濟系統甚至國家宏觀經濟系統角度全面考慮，細致分析一切影響和制約稅收的條件和因素。
（5）稅收籌劃應注意風險的防范。稅收籌劃之所以有風險，與經濟環境、國家政策及企業自身活動的不斷變化有關，尤其是那些立足長期的稅收籌劃，更是蘊涵著較大的風險性。因此，在稅收籌劃中，有關人員除了全面學習稅收法規之外，密切保持與稅務部門的聯系與溝通至關重要。
【論文摘要】從1997年開始,隨著大量的諸如IBM等國外IT行業進入中國和中國因特網的迅速普及,電子商務在中國得到蓬勃發展。然而由于電子商務是一項新興交易模式,其規范化運做還存在很大的問題,雖然諸如阿里巴巴、支付寶等傳統電子商務企業發展的十分迅猛,但中國整個電子商務環境并沒有達到一個健康有序的高度,特別在電子商務活動的稅收問題成為了中國電子商務繼續發展的桎梏。
一、電子商務對傳統稅收的挑戰
1、電子商務稅收法律關系主體難以確定
電子商務的特點是使經濟全球化、虛擬化、一體化和流動性加強。一方面,電子商務當事人無須在一個國境內有其固定的住所,可以從全球的任何一個角落對其產品、勞務等進行銷售,交易主體的收益來源難以準確地判斷,使稅收管轄權運作失靈,直接導致征稅主體模糊不清。另一方面,網絡交易有其虛擬性,在虛擬的交易中是通過交易主體的網址進行交易,無法通過網址來判斷其納稅主體是誰。納稅主體可以通過虛假名稱來進行交易,也可以經常性改變其網址,這樣網址并不能成為確定納稅主體的依據,也就是說,納稅主體與其從事交易的網址之間并不存在直接的關聯,難以確定納稅主體。
2、電子商務稅收法律關系客體難以確定
電子商務使貿易數字化,整個交易過程中只是數字化信息流的傳輸過程。傳統貿易中的商品、勞務、特許權、收益所得等此時都是以比特流的形式在當事人之間流動,尤其是網絡上出現的新型服務如知識產權等,任何人都可以下載和復制,對交易的數量、性質無法準確地掌握,交易客體及性質無法確定。
3、商業中介課稅點減少,增大了稅收流失的風險
在電子貿易中,消費者可以從廠商的網站直接和廠商進行交易,而不需要中介如人、批發商等,而實際稅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中介的代扣代繳稅款。隨著電子貿易的發展,這些中介在稅收中的作用日益削弱,是稅收流失的一個重要原因。雖然國內銀行可以提供納稅人的情況,但近年來網上銀行的電子貨幣的發展,出現了設在避稅地的網上銀行及其提供的“稅收保護”,因而削弱了稅務機關對網上交易的監控力度,無法像傳統貿易一樣征稅。傳統貿易的征稅是以審查企業賬冊憑證為課稅的依據,但電子商務的數字化、無紙化對課稅增加了前所未有的難度。電子貿易不再有傳統的賬冊,取而代之的是存儲于計算機中的數字信息,而對這些數字信息可以隨意地由企業自行修改。一方面,這些給稅務部門對全面掌握企業的貿易情況帶來難度,另一方面,即使稅務部門掌握了企業的一些貿易信息,而這些信息可能都是假的。所以,稅收稽核不能根據企業貿易的實際交易量來稽查。現行稅務登記依據的基礎是工商登記,但信息網絡交易的經營范圍是無限的,也不需要事先經過工商部門的批準,因此,現行有形貿易的稅務登記方法不再適用于電子商務,無法確定納稅人的經營情況。由于網上交易的電子化,電子貨幣、電子發票、網上銀行開始取代傳統的貨幣銀行、信用卡,現行的稅款征收方式與網上交易明顯脫節。現行稅收征管方式的不適應將導致電子商務征稅方面法律責任上的空白地帶,對電子商務的征納稅法律責任將無從談起,因而稅務機關更加難以開展征管。
二、我國電子商務稅收政策的思考
1、我國稅收政策遵循的原則
為促進我國稅收健康有序地發展,稅收應遵循稅收中立性原則、稅收公平性原則和維護國家稅收權益原則。中立性原則是指保持傳統貿易和電子商務稅負一致性,也就是說,傳統貿易和電子商務在本質上是一樣的,不存在優劣之分,并在電子商務市場體系沒有完善之前,可以給予適當的稅收優惠,以避免因電子商務稅收政策的出臺及其不完善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公平性原則是納稅人無論采用傳統貿易方式還是電子商務方式都應享有同等的稅負,這樣人們才愿意選擇進行更多電子商務活動,電子商務也才能夠穩定的發展。同時營造公平的稅收環境,是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維護國家稅收權益原則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本國的稅收權益。具體講就是要堅持稅收中性原則,為國內外企業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維護發展中國家稅收利益,防止巨額稅款的流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能夠在國際稅收的對抗和協調中找到利益的均衡點,最終形成新的國際稅收格局,達到共同發展的目標。
2、我國電子商務稅收總體框架
(1)以現行稅收法律制度為基點,全面啟動以互聯網為基礎的電子稅收征管信息系統。目前,我國還沒有關于電子商務的稅收政策,但是我國的稅務部門以現行稅務法律制度為基點,對電子商務條件下的稅收征管手段的現代化進行了積極探索,取得了較好的成果,如“三金工程”,但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還存在許多問題。電子商務稅收信息系統應以互聯網為基礎,建設對非網絡交易征稅的電子征稅管理系統和對網絡交易的電子征稅管理系統,嚴密監視網絡貿易,跟蹤貿易數據流向,依據貿易規則和法律依據進行稅收征管和稅收稽查,同時利用互聯網的普及性,納稅人可以隨時隨地進行申報和納稅。
論文關鍵詞：企業年金,EET,TEE
企業年金，是指企業及其職工在依法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基礎上，自愿建立的補充養老保險。對于政府而言，企業年金可以減輕政府在籌資、管理和支付養老金等方面的負擔，緩解社會養老保險的壓力。對于企業而言，建立企業年金制度有利于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吸引和留住人才；企業還可以根據員工貢獻設計差異性年金，從而形成公平合理的激勵機制。
稅收優惠政策是企業年金計劃發展的推動力，也是企業和個人合理節稅以獲得更大經濟收益的手段。如果缺乏對企業年金的稅收優惠政策，企業和個人都無利可圖，那么非強制性的企業年金計劃必然發展不起來。國外企業年金計劃的迅速發展與稅收優惠政策密切相關，例如美國企業年金制度是在二戰期間取得了巨大發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戰爭期間企業年金的免稅政策與公司利潤的高稅率形成鮮明的對比，極大地激勵了雇主參與企業年金計劃的積極性。
一、國外企業年金的稅收優惠政策分析
通常情況下，企業年金的稅收優惠政策的選擇主要在以下三個環節：（1）繳費籌資環節：是否允許企業雇主將為職工繳納的企業年金在所得稅前列支，免征企業所得稅；是否允許職工個人將繳納的企業年金從應納稅所得額中扣除，免征個人所得稅；（2）投資收益環節：是否對企業年金取得的投資收益免征企業所得稅；（3）養老金領取環節：是否對退休職工從企業年金中領取的養老金免征個人所得稅。對應各個環節稅收待遇又可以簡單地區分為征稅（taxing，T）和免稅（exempting，E）兩種，由此企業年金稅收政策可以用EET、TTE、TET、ETT、EEE、TEE、ETE和TTT八種模式表示。國外企業年金的征稅模式實行情況如表1。
表1國外企業年金征稅模式
征稅模式
實行國家
EET
英國、比利時、希臘、西班牙、法國、愛爾蘭、荷蘭、奧地利、葡萄牙、芬蘭、加拿大、瑞士、德國、美國、日本、韓國、墨西哥、斯洛伐克、毛里求斯
TTE
新西蘭、盧森堡、德國
TET
捷克
ETT
丹麥、意大利、瑞典、澳大利亞
EEE
瑞士、波蘭、土耳其
論文摘要:電子商務作為全新的貿易形式,具有交易虛擬化、全球化、隱蔽化和成本低廉等特點。電子商務活動雖然使現行稅法中的某些規定不能適用或不能完全適用,但是,其并未對稅收法律關系本身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因此,完善電子商務時代的稅收法律制度仍應遵循稅法的基本原則,即稅收法定原則、稅收中性原則、稅收公平原則、稅收效率原則和稅收社會政策原則。
稅法基本原則是一國調整稅收關系的法律規范的抽象和概括,是一定社會經濟關系在稅收法制建設中的反映,也是對稅法的立法、執法、司法等全過程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法律準則,其核心是使稅收法律關系適應生產關系的要求。電子商務作為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應運而生的網絡經濟的組成部分,具有交易虛擬化、全球化、隱蔽化和成本低廉等特點。雖然電子商務的出現為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變化,使現行稅法的某些規定難以適用,并形成了一些稅收征管中的盲點,但其并未對生產關系和稅收法律關系本身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因此,完善電子商務時代的稅收法律制度,仍然不能背離以下幾項稅法的基本原則。
一、稅收法定原則
稅收法定原則是民主和法治原則等現代憲法原則在稅法上的體現,是稅法至為重要的基本原則。它指的是國家征稅應有法律依據,要依法征稅和依法納稅。稅收法定原則要求稅收要素法定而且明確,征稅必須合法。諸如,納稅主體、征稅對象、稅率、納稅環節、減免優惠等稅收要素必須由立法機關在法律中予以規定,其具體內容也必須盡量明確,避免出現漏洞和歧義,為權利的濫用留下空間。而征稅機關也必須嚴格依據法律的規定征收稅款,無權變動法定的稅收要素和法定的征管程序,依法征稅既是其職權,也是其職責。
(一)不宜開征新稅
在電子商務條件下,貫徹稅收法定原則,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是否開征新稅。實際上對這個問題的爭論由來已久,以美國為代表的免稅派主張對網上形成的有形交易以外的電子商務永久免稅,認為對其征稅將會阻礙這種貿易形式的發展,有悖于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與此相對的是加拿大稅收專家阿瑟·科德爾于1994年提出“比特稅”構想,即對網絡信息按其流量征稅。“比特稅”方案一經提出,即遭致美國和歐盟的反對,原因是他們認為“比特稅”不能區分信息流的性質而一律按流量征稅,而且無法劃分稅收管轄權,并將導致價值高而傳輸信息少的交易稅負輕,價值低而傳輸信息多的交易稅負重,從而無法實現稅負公平。筆者認為,經濟發展是稅制變化的決定性因素,開征新稅的前提應是經濟基礎發生實質性的變革,例如,在以農業為最主要的生產部門的奴隸制和封建制國家,農業稅便是主要稅種;進入了以私有制下的商品經濟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社會后,以商品流轉額和財產收益額為課稅對象的流轉稅和所得稅取代了農業稅成為主要稅種。電子商務也屬于商品經濟范疇,與傳統貿易并沒有實質性的差別。因此,我國在制定電子商務稅收政策時,仍應以現行的稅收制度為基礎,對現行稅制進行必要的修改和完善,使之適應電子商務的特點和發展規律,這樣不僅能夠減少財政稅收的風險,也不會對現行稅制產生太大的影響和沖擊。例如,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做法便值得借鑒,其并未出臺專門的電子商務稅法,只是要求納稅人在年度報稅表內加入電子貿易一欄,申報電子貿易資料。
(二)明確各稅收要素的內容
稅收法定主義原則要求稅收要素必須由法律明確規定,電子商務對稅收要素的影響突出地表現在征稅對象和納稅地點的確定上。以流轉稅為例,網上交易的許多商品或勞務是以數字化的形式來傳遞并實現轉化的,使得現行稅制中作為計稅依據的征稅對象變得模糊不清,對此既可以視為有形商品的銷售征收增值稅,也可以歸屬為應繳營業稅的播映或服務性勞務。這就需要改革增值稅、營業稅等稅收實體法,制定電子商務條件下數字化信息交易的征稅對象類別的判定標準,從而消除對應稅稅種、適用稅率的歧義。就納稅地點而言,現行增值稅法律制度主要實行經營地原則,即以經營地為納稅地點,然而高度的流動性使得電子商務能夠通過設于任何地點的服務器來履行勞務,難以貫徹經營地課稅原則。由于間接稅最終由消費者負擔,以消費地為納稅地不僅符合國際征稅原則的趨勢,而且有利于保護我國的稅收利益,為此,應逐步修改我國現行增值稅的經營地原則并過渡為以消費地為納稅地點的規定,從而有效解決稅收管轄權歸屬上產生的困惑。
二、稅收公平原則
稅收公平原則是稅法理論和實踐中的又一項極其重要的原則,是國際公認的稅法基本原則。根據稅收公平原則,在稅收法律關系中,所有納稅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因此,稅收負擔在國民之間的分配也必須公平合理。稅收公平原則在經歷了亞當·斯密的“自然正義的公平”①和瓦格納的“社會政策公平”②理論之后,近代學者馬斯格雷夫進一步將公平劃分為兩類,即橫向公平和縱向公平。稅收橫向公平要求相同經濟情況和納稅能力的主體應承擔相同的稅負;稅收縱向公平則要求不同經濟情況的單位和個人承擔不相等的稅負。
納稅人地位應當平等、稅收負擔在納稅人之間公平分配是稅收公平原則的內容和要求。電子商務是一種建立在互聯網基礎上的有別于傳統貿易的虛擬的貿易形式,它具有無紙化、無址化以及高流動性的特點。高流動性使得企業的遷移成本不再昂貴,企業由于從事電子商務的企業不必像傳統企業那樣大量重置不動產和轉移勞動力,若想要在低稅或免稅地區建立公司以達到避稅的目的,往往只要在避稅地安裝服務器等必要的設備、建立網站并配備少量設備維護人員即可。其他為數眾多的工作人員可以通過互聯網在世界各地為企業服務,從而可以使納稅人通過避稅地的企業避免或減少納稅義務。而電子商務的無形性和隱蔽性則讓
稅務部門難以準確掌握交易信息并實施征管,使得網絡空間成了納稅人輕而易舉地逃避納稅義務的港灣。上述種種都導致了從事電子商務的納稅主體與從事傳統商務的納稅主體間的稅負不公。但是稅收公平原則卻要求電子商務活動不能因此而享受比傳統商務活動更多的優惠,也不能比傳統商務更易避稅或逃稅。因此,為貫徹稅收公平原則應從以下兩方面著手:
第一,改變對電子商務稅收缺位的現狀,避免造成電子商務主體和傳統貿易主體之間的稅負不公平。稅法對任何納稅人都應一視同仁,排除對不同社會組織或個人實行差別待遇,并保證國家稅收管轄權范圍內的一切組織或個人無論其收入取得于本國還是外國,都要盡納稅義務。
第二,貫徹稅收公平原則還要完善稅收征管制度。建立符合電子商務要求的稅收征管制度,首先應制定電子商務稅務登記制度。納稅人在辦理了上網交易手續之后,應該到主管稅務機關辦理電子商務稅務登記。在稅務登記表中填寫網址、服務器所在地、EDI代碼、應用軟件、支付方式等內容,并提供電子商務計算機超級密碼的鑰匙備份。稅務機關應對納稅人的申報事項進行嚴格審核,并為納稅人做好保密工作。其二,應建立電子發票申報制度,即以電子記錄的方式完成紙質發票的功能。啟用電子發票不僅可以推動電子商務的發展,也為稅收征管提供了嶄新的手段。納稅人可以在線領購、開具并傳遞發票,實現網上納稅申報。其三,逐步實現稅收征管的電子化、信息化,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拓展稅收征管的領域和觸角,開發電子商務自動征稅軟件和稅控裝置,建立網絡稽查制度,不斷提高稅收征管效率和質量,構建適應電子商務發展的稅收征管體系,實現稅收公平原則。
三、稅收中性原則
稅收中性原則是指稅收制度的設計和制定要以不干預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行為基本出發點,即稅收不應影響投資者在經濟決策上對于市場組織及商業活動的選擇,以確保市場的運作僅依靠市場競爭規則進行。
電子商務與傳統交易在交易的本質上是一致的,二者的稅負也應該是一致的,從而使稅收中性化。稅收制度的實施不應對網絡貿易產生延緩或阻礙作用,我國電子商務的發展還處在初級階段,對相關問題的研究也才剛剛起步,而電子商務代表了未來貿易方式的發展方向,與傳統貿易相比,其優勢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對其稅收政策的制定應避免嚴重阻礙或扭曲市場經濟的發展,而宜采用中性的、非歧視性的稅收政策,通過完善現行稅制來規制并引導電子商務健康、有序、快速地發展。
不開征新稅不僅是稅收法定原則的要求,也是稅收中性原則的體現。許多國家在制定電子商務稅收制度時,也都認為應遵循稅收中性原則。例如,美國于1996年發表的《全球電子商務選擇性的稅收政策》中便指出:“建議在制定相關稅收政策及稅務管理措施時,應遵循稅收中性原則,以免阻礙電子商務的正常發展。為此,對類似的經濟收入在稅收上應平等地對待,而不去考慮這項所得是通過網絡交易還是通過傳統交易取得的。”文件認為,最好的中性是不開征新稅或附加稅,而是通過對一些概念、范疇的重新界定和對現有稅制的修補來處理電子商務引發的稅收問題。而經合發組織1998年通過的關于電子商務稅收問題框架性意見的《渥太華宣言》中也強調,現行的稅收原則將繼續適用于電子商務課稅,對于電子商務課稅而言,不能采取任何新的非中性稅收形式。歐盟對待電子商務稅收問題的觀點是,除致力于推行現行的增值稅外,不再對電子商務開征新稅或附加稅。
根據稅收中性原則,我國對電子商務不應開征新稅,也不宜實行永久免稅,而應該以現行稅制為基礎,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和普及,不斷改革和完善現行稅法,使之適用于電子商務,保證稅收法律制度的相對穩定和發展繼承,并能夠降低改革的財政風險,促進我國網絡經濟的穩步發展。
四、稅收效率原則
稅收效率原則是指稅收要有利于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機制的有效運行,提高稅收征管的效率。稅收效率原則要求以最小的費用獲取最大的稅收收入,并利用稅收的經濟調控作用最大限度地促進經濟的發展,或者最大限度地減輕稅收對經濟發展的障礙。它包括稅收行政效率和稅收經濟效率兩個方面。稅收的行政效率是通過一定時期直接的征稅成本與入庫的稅金之間的比率來衡量,表現為征稅收益與征稅成本之比。這一比率越大,稅收行政效率越高。稅收的經濟效率是指征稅對納稅人及整個國民經濟的影響程度,征稅必須使社會承受的超額負擔為最小,即以較小的稅收成本換取較大的收益。簡言之,就是稅收的征收和繳納應盡可能確定、便利、簡化和節約,以達到稽征成本最小化的目標。
雖然在電子商務交易中,單位或個人可以直接將產品或服務提供給消費者,免去了批發、零售等中間環節,使得稅收征管相對復雜,但是為了應對這一嶄新的交易形式,越來越多的高科技手段將會運用到稅收工作的實踐中,使稅務部門獲取信息和處理信息的能力都得到提高;憑借電子化、信息化的稅收稽征工具,稅務機關的管理成本也將大大降低,為提高稅收效率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五、社會政策原則
國家通過稅法來推行各種社會政策,稅收杠桿介入社會經濟生活,稅收不僅是國家籌集財政收入的工具,而且成為國家推行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的手段,于是稅收的經濟職能便體現為稅法的基本原則。
目前,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稅收的社會政策原則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
? (一)財政收入原則
貫徹這一原則需要明確的是,一方面隨著電子商務的迅猛發展,會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實施網絡貿易,現行稅基日益受到侵蝕,這就需要不斷完善稅收法律制度,保證對應稅交易充分課稅,使得財政收入穩定無虞;另一方面,針對目前我國企業信息化程度普遍較低,電子商務剛剛起步的現狀,為了使我國網絡經濟的發展跟上世界的腳步,應當對積極發展電子商務的企業給予適當的稅收優惠。財政收入原則的確立,不可避免地沖擊和影響了稅收的公平原則,但是為了從全局和整體利益出發,它又是有利于國民經濟發展并且有利于社會總體利益的。正如前任財政部長項懷誠在“世界經濟論壇2000中國企業峰會”上所表示的:“不想放棄征稅權,但又想讓我國的電子商務發展更快點。”
(二)保護國家稅收利益原則
就目前而言,我國還是電子商務的進口國,無法照搬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驗制定我國的電子商務稅收法律制度,而是應該在借鑒他國經驗的基礎上,構建有利于維護我國稅收的稅制模式。同時,還應該考慮到對國際稅收利益的合理分配,為國際經濟貿易建立更為公平合理的環境和更加規范的秩序。國際稅收利益的分配格局,將會影響各國家對貨物和勞務進出口貿易、知識 產權保護以及跨國投資等問題的基本態度。只有合理分配稅收利益,才能為國際經濟交流與合作提供更好的條件和環境。因此,我們應該在維護國家稅收的前提下,尊重國際稅收慣例,制定互惠互利的稅收政策,從而實現對國際稅收利益的合理分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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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劉劍文.稅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5]劉劍文.財稅法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論文摘要]在我國的稅收實踐中，雖然納稅人是導致稅收流失最主要的方面，但由于征稅人方面的原因而導致的稅收流失也不客忽視。運用預期效用理論，對稅務人員的違規行為進行建模分析的結果表明，應加強對稅務人員的管理，以防止和減少因稅務人員的違規所導致的稅收流失。
稅收流失是指各類稅收行為主體，以違反現行稅法或違背現行稅法的立法精神的手段，導致實際征收入庫的稅收收入少于按照稅法規定的標準計算的應征稅收額的各種現象和行為。在我國的稅收實踐中，雖然納稅人是導致稅收流失最主要的原因，但由于征稅人方面的原因而導致的稅收流失也不容忽視。征稅人是相對于納稅人而言的，它是指代表國家行使征稅權的各級稅務機關以及稅務人員，本文所關注的是稅務人員的行為。
一、對一個簡單的稅務人員違規行為模型的簡要述評
在分析稅務人員違規行為對稅收流失的影響方面，我國已有學者在借鑒國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比較簡單的稅務人員違規的模型。該模型為(s+B)(1一P)+(s—M)P>S，其中：S表示稅務人員的薪金收入；B表示違規收益，即稅務人員由于違規行為所獲得的收益；M表示稅務人員違規行為被查獲后受到的處罰，包括罰金、行政處罰或刑事處罰等形式；P表示稅務人員違規被查獲的概率。該模型簡單給出了稅務人員違規的前提條件為B(1／p一1)>M，而制止稅務人員違規行為發生的前提條件則為B(1／p—1)<M。同時得出，稅務人員是否實施違規行為取決于違規收益、對違規行為的查獲概率和對違規行為的處罰程度。梁朋在《稅收流失經濟分析》的專著中對這一模型進行了更為詳細地探討，并對稅務人員違規如何導致稅收流失的機制在A-S模型的基礎上進行了分析。
上述關于稅務人員違規行為的簡單化的模型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設前提下：(1)稅務人員是風險中性的，其效用與收入之間是線性關系；(2)稅務人員的效用只取決于收入的多少；(3)稅務人員是不作道德判斷的完全理性人，只是追求其效用的最大化；(4)稅務人員是獨立作出行為決策的，只關心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其行為不受周圍環境(其他稅務人員的行為)的影響；(5)稅務人員違規所受處罰與違規收益的大小無關；(6)稅務人員的決策只涉及一個時期。
二、利用預期效用理論建立基本模型
本文擬對上述簡單化的模型作一些改進：(1)以“預期效用理論”作為模型的理論基礎；(2)借鑒國外學者對納稅人逃稅行為進行分析的A—s模型，將其建模方法應用于稅務人員的違規行為分析；(3)基本承接上述簡單模型的假設前提，但作一些必要的改進。以期更接近現實。這里首先將上述假設前提(1)和(5)分別修改為：稅務人員為風險規避者；稅務人員違規所受處罰與違規收益的大小成比例，其他假設暫時不變。根據這一思路，建立基本模型如下：
假定稅務人員的薪金收入為s，稅務人員實施違規行為所得到的違規收益為B，違規行為被查獲的概率為P，違規行為被查獲后稅務人員所受到的處罰(包括罰金、行政處罰或刑事處罰等形式，將各種形式的處罰一律轉化為可計量的貨幣單位)與違規收益B成比例，即所受處罰為kB。則如果稅務人員的違規行為未被查獲，其凈收人為W=S+B；如果其違規行為被查獲，其凈收人為Z=S—kB。U(x)為稅務人員的效用函數，x表示收入，由于假設稅務人員為風險規避的，則有U>0，U”<0。稅務人員的預期效用是在可能發生的兩種狀態(即違規行為被查獲與否)下其效用的加權平均值，其權數分別是P和1一P，
即：EU=(1一P)U(W)+P(U)(z)(2—1)
如果稅務人員不實施違規行為，即B=O，此時其預期效用為u(s)。顯然，稅務人員選擇實施違規行為的前提條件為：EU=(1一p)U(w)+pu(z)>U(s)(2—2)
Ep：p<[U(w)一u(s)]／[U(w)一u(z)](2—3)
[論文關鍵詞]預期效用理論稅收行為稅收流失稅收管理
[論文摘要]在我國的稅收實踐中，雖然納稅人是導致稅收流失最主要的方面，但由于征稅人方面的原因而導致的稅收流失也不客忽視。運用預期效用理論，對稅務人員的違規行為進行建模分析的結果表明，應加強對稅務人員的管理，以防止和減少因稅務人員的違規所導致的稅收流失。
稅收流失是指各類稅收行為主體，以違反現行稅法或違背現行稅法的立法精神的手段，導致實際征收入庫的稅收收入少于按照稅法規定的標準計算的應征稅收額的各種現象和行為。在我國的稅收實踐中，雖然納稅人是導致稅收流失最主要的原因，但由于征稅人方面的原因而導致的稅收流失也不容忽視。征稅人是相對于納稅人而言的，它是指代表國家行使征稅權的各級稅務機關以及稅務人員，本文所關注的是稅務人員的行為。
一、對一個簡單的稅務人員違規行為模型的簡要述評
在分析稅務人員違規行為對稅收流失的影響方面，我國已有學者在借鑒國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比較簡單的稅務人員違規的模型。該模型為(s+B)(1一P)+(s—M)P>S，其中：S表示稅務人員的薪金收入；B表示違規收益，即稅務人員由于違規行為所獲得的收益；M表示稅務人員違規行為被查獲后受到的處罰，包括罰金、行政處罰或刑事處罰等形式；P表示稅務人員違規被查獲的概率。該模型簡單給出了稅務人員違規的前提條件為B(1／p一1)>M，而制止稅務人員違規行為發生的前提條件則為B(1／p—1)<M。同時得出，稅務人員是否實施違規行為取決于違規收益、對違規行為的查獲概率和對違規行為的處罰程度。梁朋在《稅收流失經濟分析》的專著中對這一模型進行了更為詳細地探討，并對稅務人員違規如何導致稅收流失的機制在A-S模型的基礎上進行了分析。
上述關于稅務人員違規行為的簡單化的模型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設前提下：(1)稅務人員是風險中性的，其效用與收入之間是線性關系；(2)稅務人員的效用只取決于收入的多少；(3)稅務人員是不作道德判斷的完全理性人，只是追求其效用的最大化；(4)稅務人員是獨立作出行為決策的，只關心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其行為不受周圍環境(其他稅務人員的行為)的影響；(5)稅務人員違規所受處罰與違規收益的大小無關；(6)稅務人員的決策只涉及一個時期。
二、利用預期效用理論建立基本模型
本文擬對上述簡單化的模型作一些改進：(1)以“預期效用理論”作為模型的理論基礎；(2)借鑒國外學者對納稅人逃稅行為進行分析的A—s模型，將其建模方法應用于稅務人員的違規行為分析；(3)基本承接上述簡單模型的假設前提，但作一些必要的改進。以期更接近現實。這里首先將上述假設前提(1)和(5)分別修改為：稅務人員為風險規避者；稅務人員違規所受處罰與違規收益的大小成比例，其他假設暫時不變。根據這一思路，建立基本模型如下：
假定稅務人員的薪金收入為s，稅務人員實施違規行為所得到的違規收益為B，違規行為被查獲的概率為P，違規行為被查獲后稅務人員所受到的處罰(包括罰金、行政處罰或刑事處罰等形式，將各種形式的處罰一律轉化為可計量的貨幣單位)與違規收益B成比例，即所受處罰為kB。則如果稅務人員的違規行為未被查獲，其凈收人為W=S+B；如果其違規行為被查獲，其凈收人為Z=S—kB。U(x)為稅務人員的效用函數，x表示收入，由于假設稅務人員為風險規避的，則有U>0，U”<0。稅務人員的預期效用是在可能發生的兩種狀態(即違規行為被查獲與否)下其效用的加權平均值，其權數分別是P和1一P，
即：EU=(1一P)U(W)+P(U)(z)(2—1)
如果稅務人員不實施違規行為，即B=O，此時其預期效用為u(s)。顯然，稅務人員選擇實施違規行為的前提條件為：EU=(1一p)U(w)+pu(z)>U(s)(2—2)
Ep：p<[U(w)一u(s)]／[U(w)一u(z)](2—3)
在實際生活中，稅務人員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在作決策的時候，會受到來自周圍環境的影響。更為合理的假設是，稅務人員在決定是否實施違規行為時，會觀察周圍的稅務人員。如果他發現周圍的稅務人員在實施違規行為，他就很有可能選擇實施違規行為。將稅務人員之間的相互影響考慮進模型，就是將其與心理成本聯系起來。由于發現周圍的稅務人員在實施違規行為，他的心理成本會降低，因此可以在考慮稅務人員心理成本的模型中將稅務人員之間的相互影響也考慮進去。用m(N)表示當稅務人員發現周圍的稅務人員在實施違規行為時自己心理成本減少的比例，0<m(N)<1，其中，N為周圍稅務人員實施違規行為的人數。假設m<O，m”>O。則稅務人員的預期效用函數變為：
EU=(1一P)u(W)+pU(z)一m(N)V(B)(4—1)
稅務人員實施違規行為的前提條件變為：
EU=(1一P)u(W)+pu(z)一m(N)V(B)>u(S)(4—2)
即：p<[u(w)一u(s)一m(N)V(B)]／[u(w)一u(z)](4—3)
令P=[u(w)一u(S)一m(N)V(B)]／[u(w)一u(z)]
表示主觀臨界概率值，將式4—3與式2—3、式3—3進行比較可以得出P<<P。即在模型中將稅務人員之間的相互影響考慮進去，主觀臨界概率值處于基本模型和擴展模型一之間。對求關于S、B、k、N和V的微分。計算結果為：dp"／dS?，dp"／dk<0，dp"／dB?，dp"／dN>0，dp"／dV<O。如果對式4—1的預期效用最大化問題，假設存在內部最優解，則滿足最優解的一階條件：dEU／dB=(1一P)U(w)+pu(z)(一k)一m(N)V(B)=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