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2-04 18: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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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幣蟲洞：日本這么多年物價沒有上漲不值得羨慕吧！？這是典型的通縮現象，也是經濟學家和執政者比較頭疼的問題。安培經濟學的核心之一就是想消滅通縮，刺激日本二十多年來停滯的經濟。 ——看到世界博覽的博文《零花錢也能成為奢侈品》有感而發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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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K孫岳：我上學時，20元太奢侈，一個月的包伙午餐15元，還可以買《世界知識》、《世界博覽》、《大眾散文》。后來，可買16元《國家地理》和4元一菜一飯。再后來，就沒有后來了……
@戴眼鏡的南方：前一兩年很喜歡《三聯》，后來有幾期覺得《人物》周刊做得很好，這次看到《世界博覽》，覺得風格更活潑多樣。前兩者有時在深度報道做得更好。在博覽雜志看到幾個頗為讓人震驚的話題：城市農民工與榨菜指數；6成中國人去英國買東西不退稅每年白給2千萬英鎊；多金男與美女的求包養網站已經開到中國。
[關鍵詞]網絡口碑;在線評論;感知可信度
[中圖分類號]F274 [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673-0461(2010)10-0017-07
一、問題的提出
基于互聯網所具有的高度互動性、匿名性、便利性和個性化特征,越來越多的人接觸到網絡并應用網絡平臺發表見解、分享信息或獲取資源,消費者使用電子媒介進行溝通已經顯得越來越普遍,人們之間的虛擬交流互動也正在迅速擴散[1]。因此,越來越多的企業意識到網絡技術帶來的全方位的挑戰,從而努力在戰略、營銷或技術上尋找相應的變革機會和發展對策。在線評論作為網絡口碑的一種重要形式,突破了傳統口碑對于時空的限制,給消費者選購商品和服務前的信息搜尋帶來了極大的便利。然而由于交流各方的匿名性,消費者難以辨別信息傳播者的真實意圖,可能會存在企業借用消費者身份在網上有利于自己的評論,或者消費者在匿名的情況下發表不實的言論。
網絡環境中信息發送者和接收者的不熟悉,使得弱連結的發生更為頻繁,網絡人際交往的信任度低,在線評論不再具有傳統口碑所具有的高信源可信度特點。由于在線環境的特殊性,相對于傳統環境中來說,消費者感受到更多的風險。在線信任可以幫助消費者克服在線風險和不安全感,有利于消費者之間分享個人信息和賣家建議,從而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愿。可見要了解在線評論對消費者購買決策的影響,就必須了解影響在線評論感知可信度的影響因素[2]。因此,在線評論感知可信度影響因素研究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二、文獻綜述
在線評論(Online Review),又被稱作在線消費者評論(Online Consumer Review),作為口碑傳播的一種新形式,是消費者在網絡上的,以文本形式為主對產品的評價,這些評價包括對產品的贊美、抱怨,或個人對特定產品或服務的購買和使用感受。網絡用戶可以通過在線社區或評論網站免費閱讀和分享這些評論。在線評論是一個新興的獨立產品信息來源,日益普及和重要,引起了業界和大眾媒體的極大關注(Godes和Mayzlin,2004)。而當前在線評論網站的異軍突起,更催生了在線評論的發展。Boush和Kahle(2001)根據在線評論網站所有者的不同,將在線評論網站分成兩大類,一類是由零售商或生產商贊助支持的網站,如亞馬遜;一類是由獨立的社團或興趣團體所建立的,不以促進產品和服務的銷售為目的的第三方評論網站[3],譬如大眾點評網。
研究表明,消費者在購買之前會受到他人評價和建議的影響[4],作為傳統口碑數字化的在線評論已經成為網絡消費者的主要信息來源之一。在線評論在消費者的購買決策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基于用戶使用體驗的在線評論,可以作為營銷溝通組合的新元素和免費的“購買助理”,幫助消費者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商品。在線評論有助于信息在消費者之間的傳播,消費者可以利用這些信息評估網上產品的質量,消除網絡消費者對于網上購物的一些顧慮,建立買賣雙方的信任。美國Rubicon咨詢公司2008年9月實施了一項調查,通過對3,036名13歲以上美國的網絡用戶在線調查顯示,由用戶撰寫的在線評論和評注對消費者購買決策有著很大的影響,對美國人的購物影響僅次于傳統口碑。調查發現所有在線信息在購物決策中都有重要影響,其中最有影響的信息由用戶產生。
隨著網絡的不斷發展,人們越來越多的通過網絡來獲取信息,可信度成為當前對于網絡至關重要的一個課題。關于網絡所討論的最多的主題之一便是網民們如何評價他們從中所得到的信息的可信度。
影響在線評論可信度的因素很多,當前學者大多根據1959年霍夫蘭德和詹尼斯在耶魯大學提出的基于信息傳播過程的說服或態度改變模型,從信源、信息內容、接收者三個方面來進行研究。對于在線評論而言,評論者往往通過在線評論來表達自己對某產品或服務的看法、觀點等,接收者接收評論信息的過程實際就是一個被評論者所說服的過程,因此,眾多學者將這一模型引入在線評論感知可信度影響因素的研究。針對網民的調查發現,最影響網站可信度的因素主要是站點的發起者(Site Sponsor)、接觸信息(Contact Information)、信息的及時性(Currency)、服務回應時間(Customer Service Response Time)以及站點結構(Site Structure)等。近年來的研究發現,評論者的聲譽威望、評論質量、接收者個人因素等會影響受眾對在線評論的信任。
目前在國內,從理論和實證方面對影響在線評論感知可信度因素的研究還不夠深入,這為我們提供了許多令人振奮的研究機會。本研究將借鑒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學者所開發的量表,在國內進行有益嘗試。
三、理論基礎和研究假設
(一)理論基礎
本文基于霍夫蘭德1959年提出的說服模型,構建了本研究的理論框架(見圖1),從信源、信息內容、接收者、社會影響四個方面來研究在線評論感知可信度的影響因素。本研究還認為接收者可能存在調節作用,因此將其作為調節變量引入。研究模型如下圖所示。
(二)研究假設
1.信源與可信度
信源是影響信息可信度的最重要因素,信源的不可信將會極大的降低評論的可信度。相比低可信度信源,從高可信度信源處接收的信息更具有可信度和說服效果。許多學者研究表明,主要消費者在線評論信息的第三方評論網站,對消費者感知可信度的影響更大。因此,為了控制網站類型這一因素對感知可信度的影響,本研究只以第三方評論網站/論壇為例進行研究。即對信源的考察,只考察評論者資信度因素。還有研究表明,評論者資信度(The Reputation of The Review)與其所寫評論對后續購買者的購買決策的影響力有關。由于在線評論者的匿名性,閱讀者無法直接判別者的身份和動機,因此往往需要借助網站對評論者的資信度評估(等級、威望等)來分析信息的真實性[5]。本研究認為,評論者的資信度會影響接收者對評論可信度的評價,因此提出如下假設:
H1 :評論者資信度對在線評論感知可信度具有正向的影響。
2.信息內容與可信度
本研究從評論質量、評論結構兩個變量來考察信息內容對可信度的影響。評論質量指評論內容的真實性、可靠性、內容與其所評價的產品的相關性、以及是否為后續購買者提供了大量有用的信息。評論內容是否容易理解,是否詳細描述了評論者對該產品或服務的體驗過程,都會影響到接收者對評論可信度的感知。相關研究表明,在線信任很大程度上受到接收者感受信息的質量和數量的影響。如果評論具有可讀性,并且能提供對產品/服務全面的評估,接收者感知可信度可能會較高。提供詳盡的解釋或者實際的使用經驗可以增加評論的可信度,因此提出如下假設:
H2 : 評論質量對在線評論感知可信度具有正向的影響。
評論結構即在線評論的正反性,指評論者的是對廠商、產品或服務的正向評價還是負向評價。由于生活中關于產品服務的正面信息往往比較常見,如廠家的廣告、宣傳等,而可接收到的負面信息較少。因此,人們可能會更關注負面評論,也有研究表明,在挑選產品時,消費者會認為負面的口碑信息比正面的口碑信息更有用。對于國內的消費者,本研究認為這一結論仍然是成立的,因此提出如下假設:
H3 :和正面評論相比,負面評論對在線評論感知可信度的影響更大。
3.接收者信任傾向與可信度
信任傾向是關于個人的特征,指基于擴展的社會化的對于他人依賴的一般意愿[6]。網絡環境下的信任研究普遍將個體信任傾向納入模型進行分析,認為個體信任傾向影響消費者在線購物的信任。一個具有高信任傾向的人往往樂意去信任他人,信任傾向和信任有很強的關系,尤其是在信任雙方還不熟悉的情況下。因此提出如下假設:
H4 : 接收者信任傾向對在線評論感知可信度具有正向的影響。
4.社會影響與可信度
社會影響一般常用社會規范與關鍵群體兩個因素來表示,結合在線評論的特點,本研究從共識性來分析社會影響對感知可信度的影響。通常情況下,其他人對某評論的評價可能會影響到接收者對其可信度的評價,而群體的意見更會影響信息的接收,消費者傾向于保持群體和諧,與群體中大多數人的意見相一致。在線評論網站一般都會有對某一特定評論的評價系統,讓閱讀者對其進行打分,例如非常有幫助、沒有幫助,或者贊成、反對等。閱讀者在閱讀該評論時可以看到其他人的投票,如果發現自己與大多數人的意見不一致,往往會傾向于改變自己的意見以和大部分人保持一致。對于在線評論而言,可能接收者開始對于某評論的信任度評價很低,但參考其他人的投票后,會提升其的信任度評價。因此,提出如下假設:
H5 : 評論共識性對在線評論感知可信度具有正向的影響。
5.接收者類型的調節作用
調節變量是調節兩個變量之間關系的第三個變量。不同類型的接收者,其與網站/論壇其他成員之間的關系強度是不一樣的。對于在線評論的接收者,熱衷愛好者對于社群的主題及評論信息、活動擁有高度的興趣及熱情,但是和社群其它成員則缺少情感的交流;內部人員在社群中多半都有強大的人際關系及堅強的社交聯系,并且對于社群的評論信息或活動,都具有高度的興趣;瀏覽型成員與社群的其它成員缺少社交的聯系,對評論也只是表面性的瀏覽;社交型成員與社群的其它成員維持著強大的社交聯系關系,但對于社群的主題及評論信息、活動興趣及熱情較低[7]。本研究認為,不同類型的接收者,其對同一評論者、同一評論內容、同一社會影響的感知可信度也是不一樣的。從而提出如下假說:
H1a: 接收者類型不同,評論者資信度因素對在線評論感知可信度的影響不同;
H2a: 接收者類型不同,評論質量因素對在線評論感知可信度的影響不同;
H3a: 接收者類型不同,評論結構因素對在線評論感知可信度的影響不同;
H4a: 接收者類型不同,接收者信任傾向因素對在線評論感知可信度的影響不同;
H5a: 接收者類型不同,評論共識性因素對在線評論感知可信度的影響不同。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正式數據收集采用網上調查的方式,在專業的調查網站省略生成網絡問卷。問卷調查的時間是從2009年8月5日開始到2009年9月5日結束。本研究通過向選定的大眾點評網、口碑網等9個第三方評論網站/論壇的注冊用戶隨機發送電子郵件的方式進行調查,共發放問卷270份,回收問卷253份,剔除無效問卷后,有效問卷201份,有效率達79.4%。人口基本信息統計情況如表1所示。
從上面的人口統計特征來看,樣本的分布呈現如下特點:首先,女性的數量明顯多于男性。根據Forrester研究公司的調查,2003年,52%的美國在線購物者為女性消費者。雖然男性網絡用戶的總數仍然大大超過了女性網絡用戶,但是女性消費者卻更加熱衷于網絡信息的搜尋,并在電子口碑搜尋努力及信任程度上較男性為高。由于本研究所調查的網站均為點評信息類網站,因此性別比例與實際情況較為符合。其次,從年齡分布上看,年輕人占了絕大多數,小于35歲的被訪者所占比例為96.0%,這與被調查網站用戶的年齡結構接近一致。第三,從職業上看,被訪問者以學生和上班族居多,這也被調查網站用戶的年齡結構相符。最后,被訪者普遍具有較高的學歷, 97.5%的被訪者具有大學及以上的學歷。綜上所述,本次研究的樣本群體所具備的高學歷、年輕化的特征,這與我國目前互聯網用戶的構成基本一致,與被調查網站的用戶群較為相符。因此,從人口統計情況來看,本研究的數據采集對象比較具有針對性。
為了有效觀測各個變量,本研究采納了國內外學者們開發的相關量表以便對評論者資信度、評論質量、評論結構、接收者信任傾向、接收者類型以及評論共識性進行測量,以李克特(Likert)七點法來計量,其中1表示“完全不同意”, 7表示“完全同意”。 對于媒介可信度的測量,包括四個核心維度:信賴度、準確性、公正無偏和完整性。本研究參考上述測量維度,結合在線評論自身的特點,構建了消費者對在線評論感知可信度評價的測項,同樣以李克特(Likert)七點法來計量。
控制變量的選擇。以往的研究表明:性別、年齡、職業、教育學歷等人口統計變量以及接觸網絡時間都會在線評論的感知可信度,因此,在本研究中,這5個變量被選為控制變量。
五、數據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結果
表2給出了本研究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和調查中所有變量的Pearson相關系數。本研究中所有變量的Cronbach’s α值都在0.7以上,可見都具有較高可信度。所有的量表都具有較高的內部一致性。通過相關分析,如表所示,本研究可以看出:在0.01的顯著水平上,評論者資信度、評論質量、評論結構、評論共識性、接收者信任傾向與感知可信度顯著正相關。在0.05的顯著水平上,消費者個人因素方面,除了性別與感知可信度顯著相關外,其余四項本調查的數據與感知可信度的相關均不顯著。
(二)假設檢驗結果
為了驗證研究假設,本研究采用層級回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方法,將因變量(感知可信度)對自變量(評論者資信度、評論質量、評論結構、評論共識性、接收者信任傾向)與控制變量(性別、年齡、職業、教育學歷、接觸網絡時間)進行回歸。通過檢驗回歸系數β的顯著性來確定他們之間的線性關系。具體的步驟為:首先在多元回歸方程中先放入控制變量,再放入自變量(評論者資信度、評論質量、評論結構、評論共識性、接收者信任傾向),這樣做是為了區分變量單獨的影響。模型1表示將控制變量(性別、年齡、職業、教育學歷、接觸網絡時間)放入回歸方程,通過回歸系數的顯著性來確定控制變量對消費者購買決策的影響。模型2表示將控制變量和自變量先后放入回歸方程,通過回歸系數的顯著性來確定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模型1和模型2中各自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VIF均在2左右,表明該回歸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回歸的結果如表3所示。
從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只有控制變量時,F統計量在回歸模型并不顯著;再把自變量放入回歸方程之后,F統計量在回歸模型十分顯著,說明模型擬合的整體效果很好。
控制變量包括性別、年齡、職業、教育學歷、接觸網絡時間。性別、年齡、職業、教育學歷、接觸網絡時間(表3模型2中p均大于0.05)對感知可信度沒有顯著影響。
從模型2中可以看出,評論者資信度(β=0.297,p
*p
接收者類型調節作用分析。如果變量Y與變量X的關系是變量M的函數,稱M為調節變量。調節變量可以是定性的(如性別、種族、學校類型等) ,也可以是定量的(如年齡、受教育年限、刺激次數等) ,它影響因變量和自變量之間關系的方向(正或負)和強弱。正如假設部分所述,根據以往學者的研究,本研究認為接收者類型對評論者資信度、評論質量、評論結構、評論共識性、接收者信任傾向5個自變量與感知可信度之間的關系存在著調節作用,運用二因素方差分析來考察調節效應。
從表4中可以看出,接收者類型與評論者資信度、接收者類型與接收者信任傾向的交互效應顯著(p
六、研究結論
(一)研究發現
首先,本研究結果表明,評論者資信度對在線評論感知可信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評論者資信度越高,接收者對在線評論的感知可信度越高。該結論和以前大部分學者的研究結論是相同的。在傳統的口碑傳播活動中,口碑的接收者和傳播者往往都是認識甚至很熟悉的人,信源具有很高的可信度。而在網絡環境中,口碑的接收者和傳播者多為陌生人,傳播者可以使用網名、昵稱來口碑信息,而不用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傳統口碑的高信源可信性受到了挑戰。因此,依靠網站的積分機制、或其他網友對其投票所形成的評論者資信度評估(等級、威望等),成為考察信源可信度的重要依據。本文的實證研究也證實了這一影響的存在。
其次,本研究結果表明,評論內容的質量對感知可信度的影響是最大的,即接收者對一則評論可信度的感知判斷,主要還是基于評論內容本身的。評論內容的質量越高,接收者感知可信度越高。通過分析發現,如果評論的內容與產品/服務密切相關,有較多的關于產品/服務細節的介紹,包含了大量有用的信息,描述的評論者對該產品/服務的直接體驗,則其對于接收者的感知可信度影響越大。
第三,本研究結果表明,評論共識性對在線評論感知可信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說明接收者一般會關注評論的評價系統,如多少人對其投了好評,多少人投了差評,其認為是可信的還是不可信的。而其他人對該評論的評價會影響接收者對其可信度的評價,認為評論可信的人越多,接收者對該評論的可信度越高。
第四,接收者信任傾向對在線評論感知可信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Mayer等(1995)的研究發現,個人信任傾向和信任有很強的關系,尤其是在信任雙方還不熟悉的情況下[6]。在網絡環境下,許多時候評論的接收者和者之間都是素未謀面的,這種強關系也是存在的,這與上述傳統環境下的研究相一致。
第五,評論結構對感知可信度影響假設不成立原因分析。以往的許多研究發現負面口碑比正面口碑具有更大的影響力。一些關于網絡口碑的研究也發現網絡負面口碑對于消費者購買決策的影響效果要明顯高于正面口碑[8]。然而在本研究中,這一假設沒有獲得支持。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同時測量好幾個自變量,而評論結構可能和其他變量有關,測不出單獨的評論結構對可信度的影響。此外,本研究所獲得的數據多為接收者對其閱讀的正面評論的評價,對于主動搜尋信息的接收者,夾雜在眾多正面評論中的一條負面評論可能對其影響不是很大。另外,本研究是運用問卷調查的方法,缺乏對正負面評論數量的控制,對于評論結構對可信度的影響,實驗法可能更好一些。
第六,本研究對接收者類型的調節作用進行了檢驗,結果發現接收者類型對評論者資信度與感知可信度、接收者信任傾向與感知可信度的調節效應顯著,而對評論質量、評論結構、評論共識性與感知可信度的調節作用則不顯著。這說明接收者類型不同,評論者資信度因素對在線評論感知可信度的影響不同。從數據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內部人員更傾向于通過評論者資信度來判斷評論的感知可信度。這說明因為內部人員對網站和其許多成員都非常熟悉,如果看到是認識的ID(賬號)或者網站知名ID所的評論,感知可信度會高于其他人所的評論。另外,內部人員一般對網站關于用戶威望等級評價系統非常熟悉,對評論者的資信度很容易作出判斷。結果也說明,接收者類型不同,接收者信任傾向因素對在線評論感知可信度的影響不同。和其他三類相比,對于內部人員,信任傾向對感知可信度的影響更高。
(二)對管理理論實踐的啟示
任何研究都是來源于實踐,又是服務于實踐的,本研究也不例外。本研究具有積極的實踐意義,可以為企業所借鑒。
1.在線評論網站要加強評估系統的建設和完善
對于在線評論網站而言,應加強評論者的資信度評估體系建設。本研究通過實證研究發現,評論者資信度對于感知可信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一個完善的評論者資信度評估系統對于一個在線評論網站是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完善的評論者資信度評估系統應可以甄別并剔除惡意騙去信用積分者,并且是簡潔明了的,使閱讀者能很容易的判斷出相應圖標所代表的資信度含義。
同時,在線評論網站應完善針對評論內容的評估系統,該系統應即包括定量的投票系統,如對該評論是好評、差評,或者對該評論打幾分;同時,也應可以讓閱讀者留言,來對該評論的看法。這些都有利于增強評論的可信度感知。通過這些努力,可以提升消費者對該網站的可信度感知,從而形成網站忠實的用戶群,增加網站的訪問量。
2.企業可以利用在線評論更好的開展營銷活動
由于在線評論在消費者的決策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企業應重視和利用在線評論開展營銷活動。
首先,現在關于某一類具體的產品或服務,往往會有一兩個比較知名的專業評論網站或者論壇,供該產品/服務的用戶來發表各種看法和交流心得。企業要關注和整理消費者對企業產品服務的評論,根據消費者的意見不斷的改進自身的產品和服務,并反饋給消費者。
其次,企業可以多組織與消費者的互動,通過邀請一些點評網站/論壇的用戶,尤其是那些活躍用戶,如知名ID、高威望用戶,來試用自身的產品和服務,鼓勵其對產品/服務的評論。這種評論往往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對于其他消費者的決策有著更大的影響力。如新開張的飯店,可以邀請大眾點評網的一些用戶來餐館試吃,鼓勵他們發表詳細的點評,從而有助于提高餐館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的人前來就餐。
(三)研究局限和未來的研究方向
盡管本研究獲得了一些有益的研究成果,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有待于將來進行更多的研究來予以解決。
首先,在樣本選取方面,由于研究時間和資金的限制,本研究的數據從多個知名的第三方評論網站/論壇采集。雖然這些網站/論壇在站點可信度都較高,但由于每個網站存在一定的差異,因此一些網站因素也可能對評論的可信度產生影響。
其次,本研究基于接收者對一周內閱讀在線評論經歷的回憶來填寫,因此參與者有可能不按照他們在實際情形中的行為和真實反應來回答。研究中對變量的評價,完全由受試者主觀判斷,可能會受其當時的情緒等因素而對數據的客觀性產生影響。
第三,本研究將評論結構劃分為正面評論和負面評論,然而實際上評論不僅有正面評論和負面評論,還有即包括正面信息又包括負面信息的評論。而且本研究所收集到的數據多為正面評論,而負面評論較少,這導致了評論結構對感知可信度的影響不是很顯著。
第四,社會影響因素的研究,較好的辦法是通過分析一個虛擬社區中每個在線評論的評論者和接收者之間的關系強度,最終繪制出該社區的社會網絡圖,通過社會網來具體分析社會影響。然而復雜社會網的繪制耗時較久,而且需要用到一些高級的算法和模型,對數學能力要求較高,由于本研究時間和相關專業能力的限制,沒有進行更深一步的挖掘。因此,以后的研究可以探索多種研究方法。可以運用文本分析法、社會網分析法等,通過分析具體的評論,繪制網站成員之間的社會關系網等方法具體的對某個網站進行研究。通過深入細致的考察,進一步拓展該理論模型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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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Credibility of Online Consumer Reviews
Guo Guoqing,Chen Kai,He Fei
(1.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School of Business,Beijing 100872,China;2.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Beijing 100083,China;3.China Everbright Bank Beijing Branch,Beijing 100032,China)
全世界每年約有1.11～1.35億兒童患有輪狀病毒腸炎，其中大約有65萬兒童死于該病，我國每年約有 1800 萬兒童發生輪狀病毒腸炎，其中約有3～4萬兒童死于該病。
作為一種可防可治卻嚴重危害兒童健康的常見疾病，臨床醫師尤其是廣大兒科醫師對其并不陌生，盡管如此，在臨床實際工作中卻仍然存在一些容易忽視并且需要注意的問題，本文就目前臨床常見問題及近年研究進展進行分析總結，希望對您臨床實際工作有所幫助。
認識輪狀病毒及其傳播途徑――預防先行
輪狀病毒（Rotavirus）屬于呼腸病毒科（Reoviridae）輪狀病毒屬（Rotavirus），1973年，由澳大利亞學者 Bishop 等首先從腹瀉患者的十二指腸超薄切片中發現，由于電子顯微鏡下該病毒形狀似車輪狀，故命名為輪狀病毒。該病毒呈世界性分布，是人類、哺乳動物和鳥類腹瀉的重要病原體。
目前發現輪狀病毒共有7種，分別以英文字母編號為A、B、C、D、E、F，其中是A組輪狀病毒在世界范圍內最常見，是引起嬰幼兒腹瀉的主要病因。在流行季節， A 組輪狀病毒感染率高達90% 以上，也是嬰幼兒重癥腹瀉最重要的病原體，是嬰幼兒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B組輪狀病毒常見于成人腹瀉，其它幾種病毒感染臨床相對少見。
輪狀病毒主要以糞-口傳播途徑傳播，另外，病毒顆粒在空氣中以氣溶膠形式經呼吸道傳播不可忽視。在流行季節，住院病人之間的交叉感染極其常見，近年甚至不斷有報道新生兒病房出現輪狀病毒腸炎的爆發流行，因此，做好住院患兒的消毒隔離及醫務人員的手衛生工作非常重要。
經典臨床表現必需知道――先吐后瀉，三多一少
很多兒科醫師都有經驗：輪狀病毒腸炎的首發癥狀往往不一定是腹瀉，而是嘔吐，所以，很多國外指南都將其描述為急性胃腸炎。
病程早期出現嘔吐，部分患兒嘔吐頻繁，隨即出現腹瀉（大多病例呈現先吐后瀉的臨床表現），典型病例每次大便量較多，呈水樣、蛋花樣，大便次數較多，可以日解10余次，可伴有不同程度的脫水或酸堿平衡、電解質紊亂，由于經胃腸道丟失液體較多，小便量常減少，即呈現大便量多、水多、次數多而小便量少之“三多一少”的臨床特征。
部分患兒可伴有低熱、呼吸道癥狀，偶有驚厥、腦病、腦炎、心肌炎、肝功能損害等胃腸道外并發癥出現，大部分患兒自然病程3～7天。
實驗室檢查
（1）血常規常見白細胞升高――你可能也經常遇到
臨床工作中，會經常遇到考慮輪狀病毒腸炎的患兒血常規顯示明顯的白細胞總數與中性粒細胞增高現象，這與通常認為病毒性感染患兒血常規白細胞總數及中性粒細胞多正常或減少相違背，那么輪狀病毒腸炎患兒為什么會出現此種變化呢？會不會是同時伴有細菌感染呢？
事實恰恰相反，大多數情況不是因為細菌感染，其合理解釋可能是大多患兒早期常表現為嘔吐，部分患兒嘔吐頻繁并同時伴有腹瀉及低熱，因嘔吐應激反應及（或）脫水引起血液濃縮而導致白細胞總數與中性粒細胞顯著升高，而若予以C反應蛋白（CRP）及前降鈣素（PCT）檢查多無異常發現，此類患兒如果經及時口服或靜脈補液治療復查血常規可很快恢復正常。
所以，臨床不宜單獨以血常規及C反應蛋白升高作為細菌感染標準，而過度使用抗菌藥，通常需要結合病史、臨床表現及糞便常規等檢查作出綜合判斷。
（2）糞便檢查必不可少――抗原檢測宜早，抗體稍遲更好
患兒糞便常規檢查常見脂肪球，可有少許白細胞。由于輪狀病毒感染后 1～3 天內即有大量病毒自糞便中排出，最長可達6天，故臨床上常用的糞便輪狀病毒抗原檢測應該在感染早期進行，以提高檢測陽性率；而血清抗體滴度一般在感染后 3 周開始上升，故早期檢測臨床意義不大。
心肌酶升高與心肌損害――你需要區別對待
輪狀病毒感染引腸道外損害早已引起臨床兒科醫師重視，臨床尤其以心肌酶升高最常見，不同文獻報道CK-MB升高占輪狀病毒腸炎病例總數的比例在50%～90%不等，但不適宜單純以CK-MB升高作為標準判斷心肌損害，除此之外，尚需要結合 CK-MB/CK 比值及心電圖、臨床癥狀及有無顯著脫水、酸中毒等并發癥的發生而作出綜合判斷。
相對對于單純CK-MB升高（CK-MB/CK 比值正常）而言，無臨床癥狀，無明顯水電解質、酸堿平衡紊亂及心電圖異常的患兒多數預后良好，一般心肌酶多在1～2周內恢復正常。而對于有臨床癥狀的患兒，如伴有心電圖改變，或有明顯水電解質、酸堿平衡紊亂及有原發基礎疾病患兒需充分進行病情評估，警惕心肌炎甚至惡性心肌損害的發生。
并不少見的胃腸炎相關性驚厥――或許要多一些了解
胃腸炎相關性驚厥通常稱為輕度胃腸炎伴驚厥（convulsions with mild gastroenteritis，CwG）或輕度胃腸炎伴良性嬰幼兒驚厥（benign infantile convulsions associated with mild gastroenteritis，BICE），多由輪狀病毒等感染引起中樞神經系統的免疫反應誘發驚厥。
該病的發病季節與輪狀病毒腸炎的流行季節相一致，最初由日本學者Morooka于1982年首次提出，國內近年報道日益增多，臨床工作中，在輪狀病毒腸炎發病季節，胃腸炎相關性驚厥實際并不少見，需引起兒科醫師重視。
目前多數學者接受的診斷標準為：
（1）既往健康的6月齡至3歲的嬰幼兒；
（2）輕度胃腸炎伴無熱驚厥，可有輕度脫水，但無明顯酸中毒和電解質紊亂；
（3）驚厥在1次病程中可單次或多次發作；
（4）發作間期腦電圖正常，無異常放電；
（5）血清電解質、血糖、腦脊液檢查正常；
（6）本病多為自限性疾病，預后良好。
本病的臨床診斷并不困難，但需注意與癲癇、屏氣發作、水電解質紊亂、低血糖、熱性驚厥、病毒性腦炎、中毒性腦病，出血及缺血性腦卒中等鑒別。
此外，輪狀病毒性腦炎與輪狀病毒性腸炎所致的CwG容易混淆，在臨床上尤其需仔細鑒別，常需腦脊液等檢查，確診需隨訪至發病后 1～2 年。
可逆性胼胝體壓部損害――其實不應該在你的認識范圍之外
可逆性胼胝體壓部損害最初發現于成人的病毒性感染侵犯胼胝體壓部，近年兒童患者感染引起可逆性胼胝體壓部損害報道越來越多。
引起兒童可逆性胼胝體壓部損害的常見病原體有流感病毒、輪狀病毒與肺炎支原體等，以上病原體感染誘發的可逆性胼胝體壓部損害常見頭顱MRI影像學表現DWI序列見到胼胝體壓部孤立性高信號，常伴有精神狀態、意識變化，腦電圖可見彌漫性慢波，但腦脊液檢查常無異常發現，其病變呈可逆性，大多不需過度治療，預后良好。
近年也有學者將輪狀病毒感染誘發的可逆性胼胝體壓部損害稱為輪狀病毒相關性腦病。臨床上可逆性胼胝體壓部損害的診斷需注意與病毒性腦炎、胃腸炎相關性驚厥、脫髓鞘病變等鑒別。
以下提供一例可逆性胼胝體壓部損害病例供大家參考（如圖 1，2 所示）：
2 歲男孩，突發意識障礙入院，既往發育正常，入院前2天持續嘔吐、腹瀉，體溫38.1℃，突然不能認識父母并失去交流能力，輪狀病毒抗原（+），CSF無細胞、蛋白增多，無血糖降低，頭顱CT掃描未見出血、占位、水腫，EEG提示全腦彌漫性慢波，強烈提示輪狀病毒感染相關性腦病，頭顱 MRI-DWI 序列提示胼胝體壓部損害。
經過補液及對癥治療5天后癥狀好轉，復查頭顱MRI胼胝體壓部DWI高信號明顯消退，隨訪無精神運動發育異常，提示輪狀病毒感染誘發的可逆性胼胝體壓部損害。
曾經充滿挑戰的輪狀病毒疫苗――安全性已經顯著提高，臨床預防效果已見成效
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就進行了輪狀病毒疫苗研究，Rotashield?疫苗對重癥腹瀉的保護率高達88%～100%，相對于其極其罕見的腸套疊并發癥而言，服用疫苗所獲得的益處顯著大于其帶來的副作用，但由于腸套疊的潛在風險，該疫苗已經于1999年退市而停止使用。
輪狀病毒有與流感病毒類似的變異特性，可出現周期性地區性流行，由此，也給疫苗的研制帶來了不小的挑戰。目前國內常用的疫苗由于借鑒早期疫苗研制經驗，各種新開發的疫苗都經過大規模隨機臨床試驗，安全性得到充分驗證，故腸套疊風險顯著降低。
當前，輪狀病毒疫苗已開始在世界各地廣泛使用，對輪狀病毒性腹瀉提供了顯著的保護效果，但因不同地區，不同時期輪狀病毒流行優勢毒株不同，由此導致同一種疫苗在不同地區，不同時期預防效果可能產生一定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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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本困惑;中國文化;翻譯痕跡;異化;文化因素
《京華煙云》(Moment in Peking)是林語堂于1938年用英文創作的長篇小說。1939年底在美國出版后短短半年即行銷5萬多冊,并多次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這部著作使林語堂蠻聲海內外,并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壇乃至世界文壇中的地位。然而,中國大多數讀者都誤認為林語堂用英語原創的《京華煙云》是由漢語翻譯過來的譯著。為什么中國讀者會有這種文本錯覺呢?本文旨在從林語堂的文化背景、《京華煙云》作品分析,及其以“異化”為主的文化傳輸策略入手,闡釋說明這部著作帶給讀者的文本錯位困惑。
㈠ 林語堂的文化背景
林語堂出生在一個清貧和睦的牧師家庭。1916年獲得上海圣約翰大學英語學士學位。畢業后于清華大學英文系任教。1919年赴哈佛大學文學系留學,并于1921年獲比較文學碩士學位。同年轉赴德國萊比錫大學攻讀語言學。1922年獲博士學位。1923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和英文系主任。40歲時林語堂為自己寫了一副對聯“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正如林語堂在其自傳中所說“有一位好作月旦的朋友評論我說,我的最大長處是對外國人講中國文化,而對中國人講外國文化”,“自我反觀,我相信我的頭腦是西洋的產品,而我的心卻是中國的。” [1]
林語堂的大多數作品雖然是用英文撰寫的,但從內容上看,有很大一部分是屬于創作兼翻譯。雖然文字形式是英語,但同其它英語作品有著很大的不同,其取材植根于中國文化,述說著中國古老的文化,屬于地地道道的中國產物。所以,很多中國讀者對林語堂的英語原作會產生是譯作的文本錯覺。
㈡《京華煙云》作品分析
《京華煙云》以姚木蘭大半生的經歷為線索,描述了北平曾、姚、牛三大家族從1901年到30多年間的悲歡離合,通過大量解釋性的描寫向外國人展示了一幅幅生動的中國人生活的畫面,堪稱是中國現代社會的一副全景圖,從而成為西方世界了解中國社會生活的一個窗口。
通讀英文原版的《京華煙云》,在感嘆作者精湛的英文造詣和深厚的中國文化底蘊之余,小說的一個重要特點也耐人尋味,那就是書中處處流露出的翻譯痕跡。這也是為什么大多數懂英語的中國讀者會覺得這是一部從漢語翻譯過來的作品的原因。
㈢ 以“異化”為主的文化傳輸策略
翻譯是一種跨文化的交際,文化的處理得當是能否成功交際的關鍵。對翻譯策略而言,“歸化”和“異化”兩個對立的概念一直是翻譯界爭論的焦點之一。德國著名翻譯理論家施萊爾馬赫認為,翻譯的途徑只有兩種,“一種是盡可能讓讀者安居不動,引導讀者接近作者;另一種則反之,引導作者接近讀者”,韋努蒂在此基礎上,將它們分別歸納為“異化法”和“歸化法”[2]在《京華煙云》中,林語堂采取了“異化”為主的文化翻譯策略,用英語對西方讀者詳細解釋了在中國人看來是路人皆知的風俗人情、社會情況等,以至于讓中國讀者產生是譯著的文本錯覺。
美國翻譯理論家奈達把翻譯中涉及的文化因素分為五類:“⑴生態文化⑵語言文化⑶宗教文化⑷物質文化⑸社會文化”。[3]
⒈ 生態文化
生態文化指的是一個民族或群落生活的自然地理生態環境、氣候條件與特征等。漢英民族有著各自不同的地理環境,因此漢英語言里的很多詞匯都體現了各自獨特的地域色彩。在《京華煙云》里就有大量的此類詞匯,如:Matajen Hutung――馬大人胡同;moon door――月洞門;Shanhaikwan――山海關等就是采取異化的譯法。
⒉ 語言文化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中華民族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特有的語言,如:成語、諺語、俗語、俚語等。對此,林語堂多采用了異化的策略:
Children should have ears and no mouth. 大人說話,小孩別插嘴。
⒊ 宗教文化
《京華煙云》的文化傳輸中,一個很大的特點即為儒道互補,中西交融。對于“天”的概念表述,林語堂主要采取異化手段,在語言中植入東方文化,西方文化的讀者也能接受。如:
Nature plays pranks with human beings. 造化弄人。
⒋ 物質文化
物質文化是指一個民族的經濟生活和日用物品,生產工具和設施,以及科學技術等條件。林語堂在《京華煙云》中傳輸此種文化的時候,也采用異化為主的策略。
⒌ 社會文化
一個民族的傳統、習俗、生活方式,社會活動的特點和形式,對個人、社會和階層的習慣稱謂等都屬于社會文化的范疇。
《京華煙云》在稱呼方面大量運用的就是異化手法,還對喪葬和婚嫁都做了描述。如:
Keeping the vigil, or guarding the “soul” 守靈
綜上所述,《京華煙云》(Moment in Peking)是林語堂用英語撰寫的原著,并非譯著。中國讀者之所以將這部英語著作視為譯著,首先是因為林語堂“非中非西,既西又中”的文化背景;其次,由于《京華煙云》這部小說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以至于林語堂的英語也具有中式英語的特點;再次,林語堂采用的以“異化”為主的文化傳輸策略也很容易使得大多數中國讀者產生這種文本困惑。
參考文獻
[1]林語堂.林語堂自傳.林語堂作品集[A].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
直到2008年，武漢科技大學曹詩圖教授經過多年的學術積累，出版了《旅游哲學引論》一書，填補了國內旅游學研究學術專著的空白。該書首次對旅游哲學的概念、學科目標、研究對象、學科意義、研究方法等基本問題進行了系統思考，初步構建起了旅游哲學的理論體系。該書出版后不久，學界便有多篇書評發表，大多給予積極評價。其中，有學者認為該書“將旅游學的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在旅游研究學術領域具有里程碑意義”。也有學者在肯定該書“開創性和建設性”意義的基礎上，認為該書未能很好構建起“以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論為主體的旅游哲學體系”，并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應該說，作為國內第一部旅游哲學研究專著，《旅游哲學引論》具有較大的學術價值，對推動我國旅游哲學的研究和學科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著者苦心孤詣、篳路藍縷之功亦為學界所認同。但學界同時也認識到，旅游哲學研究和理論體系的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持續不斷的努力和更加深人地探討。
正是抱著對學術孜孜以求、認真負責的態度，曹詩圖教授繼續扎根旅游哲學研究領域不斷探索，近年來又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果。其中，由學苑出版社在2013年出版的《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一書便是其中的集大成者。著名學者、世界休閑科學院資深院士馬惠娣女士為該書撰寫序言，對該書的學術水平和研究價值予以高度評價，認為“這個層面的工作恰恰是近30年中國旅游研究最為缺失的東西。能做這樣的研究，自然是旅游學界的一樁幸事……希望這部著作能為變革人的旅游觀念、旅游行為、旅游目的而推波助力；希望借機讓政策制定者、規劃設計者、教書育人者、業界經營者、學術研究者、職能管理者有些發反思與批判”。
該書分為7章，共28萬余言。第1章“緒論”提綱挈領，統領全書，在評述國內旅游哲學研究現狀的基礎上，著重介紹了全書的邏輯思路、研究內容、研究方法與基本觀點。第2章“旅游本體論”是全書的重中之重，作者從旅游哲學的元概念和邏輯起點-一…旅游的概念一一人手，深人探討了旅游的本質，提出了“旅游是人們以消遣、審美、求知等為主要目的，利用余暇到日常生活和工作環境之外的地方的旅行、游覽和逗留的各種身心自由的體驗”、“異地身心自由體驗是旅游的本質”等重要觀點。第3章“旅游價值論”全面分析了旅游所具有的文化功能、美育功能、認知功能、經濟功能、德育功能、康體功能、成人成才功能、再生產功能、社會功能等，并從旅游與人、旅游與社會的角度深人分析了旅游的內在價值。第4章“旅游倫理論”分析了不同旅游利益相關者應該遵守的倫理道德與旅游道德，指出了旅游倫理建設的路徑。第5章“旅游批判論”引人哲學中的“異化”概念，對國內存在的旅游異化現象進行了“反思與批判”。第6章“旅游矛盾論”提出了“旅游現象是一個矛盾復合體”的觀點，指出了旅游現象中的諸多矛盾表象，并對旅游矛盾產生的原因及化解之道進行了分析。第7章“旅游認識論”以哲學的思維方式來分析和解決旅游領域的認識與實踐問題，構建起了旅游研究的哲學認識論框架。縱覽全書，“旅游本體論”、“旅游價值論”和“旅游認識論”三章是該書的重點，所占篇幅最大，論述也最為充分。
《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以旅游概念為邏輯起點，重新構建了旅游哲學的理論體系。構建旅游哲學理論體系是開展旅游哲學研究最為核心和重要的工作，“關乎整個旅游哲學的系統性和科學性”W。然而，由于學界的旅游哲學研究嚴重不足，國內外幾無可以參照和借鑒的成果，因此按照怎樣的邏輯思路和模塊來建構旅游哲學理論體系，成為旅游哲學研究的一個全新學術命題。在第一章“導論”中，作者開宗明義，明確提出了“以哲學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旅游概念為邏輯起點，以旅游本質為核心，以旅游的現實問題為研究內容，將旅游學與哲學、社會學、文化學、倫理學、美學等學科有機結合，從本體論、價值論、認識論等哲學領域”，系統研究旅游本質等旅游學基本問題，以此來構建旅游哲學體系的邏輯思路(見圖1)。
鑒于作者先前出版的《旅游哲學引論》一書所構建的、按8個模塊展開的旅游哲學理論體系“有些欠嚴謹，某些內容安排欠妥當”w,該書對原有的旅游哲學理論體系的“綱”和“目”都進行了較大調整。作者按照“旅游本體論”、“旅游價值論”、“旅游倫理論”、“旅游批判論”、“旅游矛盾論”、“旅游認識論”等6個模塊，重新構建起了以“本體論、價值論、認識論”為基礎框架的旅游哲學理論體系。在該書中，作者將《旅游哲學引論》一書中的“旅游本體論”與“旅游本質論”歸并為“旅游本體論”。旅游本體論的研究內容回歸到旅游哲學的根基--旅游的概念與本質，避免了以前“用價值論的理解代替了本體論的理解”等問題，更加符合哲學意義上“本體論”的內涵。原來的“旅游實踐論”和“旅游方法論”歸并到“旅游認識論”。還有各個模塊的研究內容也經過了較大幅度的刪減、補充和調整。經過重新設計后，該書所確立的旅游哲學體系，既合乎了傳統哲學的基本框架，又保留了原有理論框架的特色。新的理論體系更加嚴謹，內容安排也更趨合理。當然，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樣，該理論體系“并不意味著這是哲學視野旅游研究或旅游哲學研究應有的理論框架，或不能簡單理解為旅游哲學體系含有這六個相等或并列的層級內容”。該理論體系僅是作者旅游哲學研究的理論探索，為一家之言。
學術研究，貴在創新，尤其是理論與觀點的創新。研究者要創新理論、觀點，不能依靠主觀臆斷，而應該具備“問題意識”等學術素養、豐富的研究經驗以及深厚的學術功力，“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經過一系列嚴謹的學術過程，才能提出經得起學術檢驗、令人信服的理論與觀點。《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包括《旅游哲學引論》）中的一些觀點，如作者關于旅游的定義、旅游的本質、旅游的功能、旅游的異化、“旅游亟需從哲學的視角和高度進行研究”等，已經以學術論文的形式在學界廣泛傳播，產生了較大的學術反響。在《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中，作者又提出了旅游概念的“圈層理論”、旅游本質的“樊籠理論”、旅游結構的“冰山學說”以及旅游層次或境界的“金字塔理論”。這些理論是作者經過長期思考后，對旅游現象和本質的高度概括，仔細品味，意蘊深遠。在觀點創新方面,該書將旅游的本質由旅游者的“異地愉悅體驗”提升到了旅游者的“異地身心自由體驗”的高度，更加切入 旅游本質，頗具海德格爾關于“人詩意地棲居”的哲學韻味。還有該書從文化、美育、認知、德育、康體等多角度對旅游功能的論述，極大地豐富了旅游功能研究。如果用該書所提出的旅游多功能觀點去反觀國內對旅游經濟功能的頂禮膜拜現象，我們很容易發現，僅從經濟角度解釋旅游功能的做法是何等的狹隘與短淺。又如，作者在論述“旅游與人的精神世界”中，提出“旅游真正價值則在于充盈并提升人的精神世界”的觀點，聯系到作者還將旅游研究納人到“人學”的范疇去認知并實踐，這說明作者真正洞悉了旅游活動之于旅游主體的最高價值（馬惠娣在該書“序言”中對作者關于旅游哲學研究的核心思想“旅游是人的自由境界”這一觀點頗為欣賞)。這些觀點將會對我國的旅游研究與實踐起到警醒的作用，彰顯了旅游哲學研究作為“警示平臺”的意義。
《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彰顯了哲學研究所秉持的“質疑、反思與批判”的學術態度，并將其一以貫之。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旅游哲學對旅游的一切問題都要追本溯源、尋根究底，作一番反省性或前瞻性的思考；它在別人從未發現問題的地方發現問題，對人們通常未加省察和批判就加以接受的一切成見、常識等進行批判性的省察、質疑它的合理性和存在權力”作者在研究中很好地堅持了這種“質疑、反思與批判”的學術態度，在某些章節展現得尤為淋漓盡致。最明顯的例子便是第五章“旅游批判論”。作者直面我國旅游領域的異化現象，提出了旅游異化的概念，分析旅游異化的表現并進行反思與批判，構建起了旅游異化研究的分析框架。異化現象廣泛存在于旅游的學術研究、發展模式、思想觀念、消費者意識和行為、消費環境等各個領域，旅游異化研究正是對“背離旅游本質和旅游業發展初衷”現象的批評與反思。這種批判性的聲音在學術界猶如空谷回音，彌足珍貴。另外，作者對旅游概念和本質的研究也體現了這種批判性的學術態度。作者對旅游概念和旅游本質的探討，正是建立在“批判性地反思國內外學界提出的旅游概念”基礎之上的。事實上，《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一書本身也是作者對自己的學術研究批判性自省的結果，讀者很容易發現作者對先前文章與著作中的某些理論、觀點等方面做出的修正、完善與提升。
當然，任何一部學術著作都可能存在不足之處。依筆者淺見，《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在某些地方仍值得進一步強化和改進。首先，該書去掉了《旅游哲學引論》中的“緒論”和“旅游方法論”部分，筆者認為此種做法似有不妥。《旅游哲學引論》的“緒論”部分，論述了旅游哲學的概念、學術緣起、學術價值、研究內容、理論體系、學科性質、學科地位、研究方法等旅游哲學切關宏旨的基礎性問題。這些問題關乎旅游哲學這門學科存在的“合法性”，應該是一本“教科書”式的旅游哲學著作不可或缺的。同樣不可或缺的還有“旅游方法論”部分，因為“旅游研究的理論基礎與研究方法屬于旅游方法論范疇，是旅游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其次，《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部分章節的內容稍顯單薄，理論性還不夠強，哲學味道也不夠濃厚。例如，第六章“旅游矛盾論”所論述的矛盾皆為旅游實踐中的具體矛盾，并引用大量實例。雖然這種做法能夠讓理論分析與旅游實踐的聯系更為緊密，但似乎削弱了文章的理論性與“哲學”韻味。
然而，瑕不掩瑜，盡管該書在個別篇章和具體研究領域還有待進一步深化和完善，但從總體上看，該書較之《旅游哲學引論》已經有了“較大的改進和提高”，“彌補了《旅游哲學引論》存在的一些不足與缺憾”。尤其是該書對旅游哲學理論體系以及一些具體問題做出了新的、深刻的思考，提出不少令人耳0一新的觀點和理論。《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一書的出版，將進一步地推動我國旅游哲學研究的深人和相關研究學術水平的提高。旅游哲學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學術領域頗為深廣，是旅游研究中的最高殿堂。曹詩圖教授在此領域精耕十余載，為國內的旅游哲學研究開創了一片新局面，引起了學界的高度關注。但從整體而言，國內旅游哲學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相關研究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筆者不揣淺陋，所闡發的僅是一孔之見，不當之處還敬請各位方家指正。
保護弱者制度是經濟法的基本制度。經濟法的基石是維護社會整體經濟利益，因此，經濟法更加注重社會整體利益，強調實質公平。通過對處于弱勢地位的群體進行傾斜性保護實現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保護，為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環境。
一、保護弱者制度
(一)‘‘弱者’’含義
經濟法中的弱者，主要指市場交易活動中在信息獲取、經濟能力等方面處于弱勢的一方。通常弱勢交易方主要是由“信息偏在”這一市場“失靈問題”所造成的。“弱者”主要體現在以下幾種情況：①在一般交易活動中，對于交易信息，消費者掌握的信息往往少于經營者，從而處于弱者的地位。②在特殊交易活動中，如信托、證券、房地產的開發經營等活動中，交易雙方一方往往是具備專業技術人員和技術設備的專門機構，而另一方則信息占有量相對不足，處于弱勢。③在交易一方具有自然壟斷地位的交易活動中，如在與公用企業之間的交易中，自然壟斷公用企業在交易中的優勢地位為其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提供了可能，而相對方有時不得不屈從于其行為，處于明顯弱勢。④在交易一方為政府的活動中，政府在充當投資者的角色時，往往濫用其經濟管理者的身份權力，存在濫用職權的行政性壟斷行為。
本文重點研究的“弱者”，指的是交易雙方的消費者群體。消費者在市場經濟中更容易受到侵害，弱勢地位明顯。
(二)保護弱者制度
眾所周知，經濟法是公私融合的新領域，作為社會法的特別法，它責無旁貸的以維護社會整體經濟利益為己任，以社會公平和社會正義為基本價值取向。伴隨著市場經濟的日益復雜化和多樣化，市場上的“經濟人”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狂熱追求令社會整體利益備受威脅。而經濟法所維護的正是社會整體的公共利益，因此，經濟法應該以實現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己任，平衡各方的經濟利益，其中的重點就是對弱者權益的保護。因此，保護弱者制度就是指為實現社會公平，保障社會安全，促進經濟全面發展而對生產生活中處于弱勢地位的公民或企業給予特殊保護的一種制度安排。
(三)意義
經濟法中保護弱者制度設計的目的就是為了達到真正的實質公平和社會安全。由于毎個人的生存條件及環境的不同，法律在適用過程中必然對每個人產生不同的影響。只有對經濟生活中的弱勢一方給予特殊的保護和照顧，實施特殊的制度安排，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方面，弱勢群體的存在是社會安全穩定的隱患，對弱者的特殊保護，能夠消除不安定因素，使社會經濟持續、穩定、安全的發展。
二、經濟法對弱勢群體一消費者的保護
在市場交易中，消費者相對于經營者來說是處于弱勢地位的一方。因而，經濟法更應該注重對弱勢消費群體的保護，防止經營者為謀取個人私利而危害社會公眾整體利益，已達到更好地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
(一)對消費者隱私權的保護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的發展，市場經濟高速發展，特別是網絡電商的規模化發展，消費者可能受到損害的范圍正在日益擴大。其中，最易受到侵害的就是消費者的隱私權。消費者的隱私權在經濟生活中越來越多地受到侵犯，已經不僅只為民商法所調整。民商法注重“形式公平”，而經濟法則更加關注“實質公平”。因此，經濟法當然也應當關注消費者的隱私權。當代經濟社會中，有種現象已經屢見不鮮：經營者為了謀求利益，在未經消費者允許的情況下，擅自泄露消費者的個人隱私，使消費者飽受騷擾;而再看消費者一方，卻只能束手無策，更別提保護自己的隱私了。弱者恒弱，強者恒強，這必然會造成社會經濟的畸形發展，造成對社會穩定的威脅。
(二)對消費者知情權的保護
由于信息偏在，消費者權益屢屢受到損害。如傳銷、互聯網、短信、電視購物騙錢等問題屢屢發生，嚴重影響社會正義，阻礙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
以幾年前轟動一時的“三鹿奶粉”事件為例，由于信息偏在問題，對消費者知情權的保護不足而使消費者權益受到嚴重損害。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作為信息公布者的經營者未履行必要的信息公布義務，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作為監督經營者經濟行為的國家機關未盡到監管義務。此外，食品免檢制度存在的缺陷，也從另一方面說明政府應加大對經營者必要信息的監督與公布。
經濟法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市場失靈、維護社會整體經濟利益。在法律規定的基礎上，還需要完善經濟法適用的各種條件，如具體規定信息偏在的種類、方式等問題;另外，還應建立經營者信息披露強制制度。在司法救濟程序中，可以專門設置信息評價環節，來衡量消費者信息的知情度，以及經營者信息的披露情況，從而更好地實現對弱勢消費者群體的救濟。
(三)交易雙方發生糾紛時的舉證責任
經濟法的理念，認為經濟法應當維護“實質公平”，即達到市場上不同能力、資質的市場主體的實質上的平等對待。在舉證責任方面，究竟應當由誰來舉證?本著舉證責任應當與舉證能力相適應的基本原則，應當傾向于對處于弱勢的消費者的舉證責任制度。消費者的舉證責任應當包括：在因商品質量問題提出請求時，應當由消費者提供購買憑證、發票等以及展示商品存在的缺陷這兩方面。而此時，如果經營者對商品質量損害賠償的主張有異議時，應當由經營者提供相關證據證明，實行舉證責任倒置。
(四)經濟全球化中對我國消費者群體的保護
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尤其是在全球化大浪潮下，大量的進口產品涌人我國，真偽難辨，優劣難分。為維護我國消費者對進口商品的知情權和使用權，政府相關部門應加強合作，充分利用互聯網優勢，便于消費者隨時査詢;建立綜合性開放性商品査詢網站，將廠商的生產證明、衛生合格證、質檢證明等資料對社會公開;建立完善的保稅區，專業從事對外進出口商品貿易，讓消費者購買國外商品更加有保障;建立完善的行政執法體系，及時受理消費者的各種投訴。在進口商品的交易中更應當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維護消費者權益，實現實質公平。
三、對完善經濟法保護弱者法律制度的幾點建議
(一)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當前，弱勢群體的消費者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維護，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弱勢群體的法律觀念單薄，法律意識不強，因此，在交易過程中往往不知道應當如何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而在事后，一旦發生糾紛，有些人甚至不知道通過何種渠道來維權，即使知道應當通過仲裁或訴訟程序來維權，也往往因為證據保存不足或簽訂的合同條款不利而造成對自己的不利影響。這些問題可以通過法律援助來解決。但以往談到法律援助制度，著重點在于對糾紛的事后救濟，而缺乏對弱者利益的事前法律援助。如何來做好事前的法律援助呢?可以通過免費的法律咨詢熱線給予弱者事前的法律援助，為弱者普及法律知識及自我救助途徑和通道。此外，由于法律援助工作專業性極強，而法律援助對口專業人才缺口大，可以在有關政府援助部門中設立專門的法律援助機構，由國家財政撥款聘請專職律師來做法律援助，無償向弱者提供法律咨詢和幫助。同時，也可以鼓勵律師事務所來開展各種形式的法律援助活動，多種渠道地向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援助。
(二)完善經濟訴訟制度
沒有完善的法律實施機制，再完善的立法也只是一紙空文，無法為其提供法律保障。從目前來看，我國對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的維護法律機制還很不健全。弱勢群體在涉及自身合法權益的案件中，往往存在打不起、打不贏官司的心理，致使其不能有效地對自身合法權益進行救濟。例如，毎年，如何為農民工討要工資都是一個社會難題，要切實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建立健全法律實施機制，這當中最為突出的便是完善司法救濟制度。在司法領域，首先應當解決弱勢群體告狀難的問題;應當進一步完善對弱勢群體訴訟費用的減、免、緩制度，降低其獲得司法救助的門檻;應當加快對侵犯弱勢群體權益案件的審理節奏，縮短案件審理周期，建立快速裁判機制，保障弱勢群體能夠快捷和經濟的獲取司法救助，從而充分發揮司法救濟在保護弱勢群體中的最后保障作用。
四、結語
一、掌握語言學理論，提高研究者自身素養
“本領不是天生的，是要通過學習和實踐來獲得的”。當今時代，各種新知識、新情況、新事物層出不窮。如果我們不努力提高各方面的知識素養，不自覺學習各種科學文化知識，不主動加快知識更新、優化知識結構、拓寬眼界和視野，那就難以增強本領，也就沒有辦法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把學習型放在第一位，是因為學習是前提”。不僅要培養學習興趣，“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更要在學習中善于思考，要“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作為語言學研究者，我們不僅要學習語言學理論，了解語言學前沿問題，掌握語言學的最新知識，更要學習語言學研究的方法、技巧，借鑒前人研究的先進成果。通過學習，我們才能提高語言學研究能力（如用國際音標準確地記錄民族語的詞語、短語、句子及話語材料的能力），完善我們的研究方法和技巧（如能夠分辨主要特征和伴隨特征，不能把主要特征當作伴隨特征，也不能把伴隨特征當作主要特征；區分顯性特點和隱性特點，從顯性特點考察隱性特點，從隱性特點歸納顯性特點等等），才能不斷地發現問題，從而進一步解決問題，才能夠運用我們的知識、技能和方法對黔南州的少數民族語言進行充分、深入的研究。“語言學家包括有作為的語言學家，當他們著手進行一個新課題時，不可能‘平地而起’，對別人的經驗和成果都會有不同程度的模仿。模仿常常不會是單純的模仿，模仿的過程總會帶有不同程度的創新。”模仿“是認識語言的開始，處于語言研究的初級階段”，創新“是再認識過程，是語言研究開始深入的高級階段”。[1]只有自身能力提高了，才能夠不斷地發揮、運用，才能夠在實踐中得心應手，才不會在遇到問題的時候措手不及，更不會出現“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狀況。
二、堅定民族語研究信念，挖掘民族語研究寶藏
關鍵詞：利益相關者；旅游度假區；生態化管理；浙江省
中圖分類號：F59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34-0178-03
一、問題的提出
浙江省地理區位優越、旅游資源豐富，旅游業發展快速、成績顯著，正逐步由旅游經濟大省向旅游經濟強省邁進。隨著觀光旅游逐漸向休閑度假旅游轉型，度假旅游成為發展焦點，旅游度假區建設大批推進。截至2009年底，浙江省共有杭州之江國家旅游度假區1處及蕭山湘湖、淳安千島湖、寧波東錢湖、象山松蘭山、溫州甌江、湖州太湖、平湖九龍山、嘉興湘家蕩、紹興鑒湖―柯巖、紹興會稽山、金華蘭溪、金華武義、金華仙源湖、衢州龍游石窟、臨海牛頭山、仙居神仙居等省級旅游度假區16處。
總體而言，目前浙江省度假旅游仍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度假區規劃不科學、開山建房、污水廢氣排放系統不完善、垃圾遍地等“粗放式”發展問題突出。這些由于度假區主管部門管理不當，旅游要素企業、游客等社會責任感及環保意識弱等原因導致的問題致使度假區的自然環境、人文環境等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壞，極大地阻礙了度假旅游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旅游度假區謀求可持續性發展的呼聲日益高漲。生態化管理方式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契合全球環境保護的呼聲，是減弱甚至消除旅游度假區環境問題的有益嘗試。印度尼西亞巴厘省的杜阿島、韓國慶州波門湖、墨西哥坎昆、多米尼加波多普拉塔、土耳其南安塔尼亞、西班牙加那利藍島等世界著名旅游度假區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便在于對生態化管理方式的重視及大力實踐，從而也為浙江省旅游度假區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旅游度假區的生態化管理可定義為旅游度假區按照生態學觀點和理論進行的全程管理活動，以期實現可持續發展[1]。同時，旅游度假區生態化管理應是全方位、多層次的[2]。目前，浙江省旅游度假區環境問題突出的原因不在于生態化管理的缺失，而是尚未正確理解生態化管理。例如，在多數旅游度假區管理中，主管部門只是單方面開展了污水、垃圾處理等淺層次的生態化管理工作，收效不佳。旅游度假區是能夠為國內外游客提供高質量的度假、休閑、觀光、娛樂等綜合的旅游經濟區域，其可持續發展除了依賴主管部門的有效管理之外，還受度假區內的旅游要素企業、員工、當地居民、度假旅游者等利益相關者的影響。然而，這些利益相關者在目前旅游度假區的生態化管理過程中卻處于被動地位，積極主動性尚未發揮。
目前，國內有關旅游度假區的文章多數局限于從宏觀的層面探討旅游度假區的管理問題。從利益相關者視角出發來探討旅游度假區生態化管理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國內該領域的研究空白，很有必要性且意義較大。
二、利益相關者理論回顧
利益相關者理論是一種廣義的公司治理理論，認為企業的本質是利益相關者的契約集合體。利益相關者概念于20世紀60年代提出，并經歷了一個從利益相關者影響到利益相關者參與的發展過程。目前，國際上較著名的利益相關者概念多達三十余種，其中又屬弗里曼（Freeman）的觀點最具代表性，他在《戰略管理：一種利益相關者的方法》一書中提出：“利益相關者是能夠影響一個組織目標的實現，或者受到一個組織實現其目標過程影響的所有個體和群體。”[3]這些個體和群體主要包括股東、債權人、雇員、供應商、消費者、政府部門、相關社會組織、社會團體、周邊社區等[4]。
旅游業是涵蓋食、住、行、游、購、娛六要素的綜合行業，旅游度假區作為這些要素載體的集合體，同樣能夠滿足游客多樣化的需求。《浙江省旅游度假區管理辦法》第13條鼓勵旅游度假區投資經營的項目包括旅游飯店、別墅、餐飲、購物、游覽、娛樂、文化、體育、健身等設施，旅游度假區服務綜合性特征可見一斑。總體而言，旅游度假區利益相關者主要包括旅游行政部門、所有者和股東、管理人員、員工、旅游要素企業、旅行社、游客、當地居民等。各類利益相關者積極參與管理，群策群力，發揮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有利于旅游度假區提升整體競爭力，實現利潤最大化。
三、寧波松蘭山海濱旅游度假區發展問題分析
寧波松蘭山海濱旅游度假區位于象山縣中心城區東南部的海濱，建成于1997年，總面積25.1平方公里。整個度假區環山面海，東、西兩片沙灘橫貫山與海之間，風光旖旎。目前，區內共有兩家四星級酒店――黃金海岸大酒店和海景大酒店、一個小型高爾夫練習場，主要娛樂項目包括沙灘騎馬、蹦極等沙灘休閑運動及水上自行車、摩托艇等海上運動；同時，度假區還具備荒島探險、巖峰垂釣、野外露營等功能。
全省17個省級及以上旅游度假區中，依托湖泊和山岳的居多數，而集山、海、島嶼、沙灘為一體的旅游度假區僅寧波松蘭山和平湖九龍山兩處。寧波松蘭山海濱旅游度假區開發較早，且目前的發展較之平湖九龍山旅游度假區完善。在長江三角洲一帶，海濱型旅游度假區資源稟賦較獨特，比較優勢較突出，雖較之北方的大連、青島及南方的廈門、三亞等存在較大的差距，但在區內卻屬于稀缺性的度假區，潛在市場巨大。
經過十余年發展，寧波松蘭山海濱旅游度假區基礎設施不斷完善，接待能力逐步提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先后榮獲省級旅游度假區、國家AAAA級景區、寧波市“十佳”旅游景區、上海市民最喜愛的浙江景區、浙江省最佳休閑旅游基地、寧波市文明景區、寧波十佳浪漫場所、長三角雙休日旅游休閑熱點景區、“浙江旅游金名片”、“浙江最值得去的五十個景區”等榮譽稱號。然而，綜觀其發展歷程，寧波松蘭山海濱旅游度假區并非是一個成功的案例，發展過程中問題層出不窮，且多數尚未得以合理解決。其中，以下幾大問題尤為突出：
1.歷史遺留問題。松蘭山海濱旅游度假區的管理權與經營權長期處于分離狀態。它是省內17個省級及以上旅游度假區中尚未設立管委會的，其日常管理事務由松蘭山旅游度假區管理處（直屬于象山縣旅游局）負責。松蘭山海濱旅游度假區在1997年開發建設時，縣旅游局未買斷區內的沙灘和山林，因而管理處沒有經營權。真正擁有經營權的是度假區附近村莊的老百姓，其中東沙灘的經營權歸屬于下余村，南沙灘的經營權歸屬于梅岙村，兩個沙灘上的蹦極、沙灘騎馬、水上自行車、摩托艇等娛樂項目的經營者基本為當地村民。在經營過程中，當地村民經營意識落后、短視行為嚴重，娛樂項目質量差、價格無理，以致當地村民之間爭搶游客時有發生，與游客之間的矛盾突出。據統計，每年象山縣所有旅游景區中，松蘭山海濱旅游度假區游客投訴量位居榜首且只增不減。而每次游客與當地村民爭執未果時便找管理處投訴，管理處限于無經營權，只能嘗試性勸導當地村民規范經營、注重服務質量。毋庸置疑，結果多半不盡如人意。
2.旅游旺季游客容量超負荷。7―9月是松蘭山海濱旅游度假區的旅游旺季，旅游團隊最多時每日可達上百個，區內停車場及道路擁堵著各類旅游車輛；東、西兩處沙灘上人滿為患，各類娛樂設施超負荷運行，區內綠化嚴重破壞，沙灘上、浴場里、道路旁隨處可見垃圾。
3.破壞性建設。區內兩家四星級酒店總床位不足1 000張，旅游旺季時“一房難求”現象普遍。為提高接待能力，松蘭山海濱旅游度假區內出現了“開山建房”，不僅影響了整個度假區的正常運營，干擾游客休閑度假，還致使山體植被遭受嚴重破壞，生態系統岌岌可危。
四、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的寧波松蘭山海濱旅游度假區生態化管理對策探析
（一）寧波松蘭山海濱旅游度假區利益相關者分析
鑒于以上對寧波松蘭山海濱旅游度假區發展問題的分析，其主要利益相關者包括縣級及以上旅游行政部門、度假區管理處、旅游要素企業（酒店、購物商店）、旅行社、當地村民、游客等。解決寧波松蘭山海濱旅游度假區發展過程中呈現出的諸多問題的主要途徑之一是增強各個利益相關者的責任感，并調動他們參與旅游度假區管理的積極性，最終實現和諧共生及旅游度假區可持續發展。
（二）利益相關者理論視角下的生態化管理對策
1.旅游行政部門完善旅游度假區政策法規，統籌規劃。“休閑度假旅游”時代的到來，各級旅游行政部門不僅要高度重視各類旅游度假區的建設，同時應在旅游度假區發展過程中發揮積極引導作用。（1）完善旅游度假區政策法規。一直以來，度假旅游不是旅游業的發展重點，有關旅游度假區的政策法規不完備。因此，各級旅游行政部門應根據本地區旅游度假區特點不斷完善相關政策法規，明確各個利益相關者的權利與義務，為旅游度假區的可持續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政策環境。象山縣旅游局在開發松蘭山海濱旅游度假區時，考慮到當地經濟、社會的長遠發展以及當地村民的利益，將度假區中相關項目的經營權轉交給當地村民，但由于當地村民狹隘的經營觀念，松蘭山海濱旅游度假區問題、矛盾重重，發展幾乎停滯不前。政府通過多種手段，多次與當地村民協商，試圖收回度假區的經營權，但均未果，以致成為今天的歷史遺留問題。這一歷史遺留問題的產生，原因之一在于對于此類與當地社區利益相關聯的旅游度假區的開發與建設缺少相應政策法規的保障，而其得以徹底解決的關鍵點是當地村民的利益。因而，象山縣旅游行政部門在制定當地旅游度假區的政策法規或管理辦法時，應在重點考慮當地村民利益的基礎上解決度假區經營權與管理權的歸屬問題。（2）統籌旅游度假區規劃。旅游度假區科學、合理的規劃是實現生態化管理的前提，而一個科學、合理的規劃應是在對當地度假旅游的目標市場及客源規模充分調研、預測的基礎上制定的。度假區中的接待設施應該能夠承受最大的游客容量而不至于出現環境質量下降。同時，旅游度假區的規劃當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注重生態廁所、污水廢氣排放系統的建設及垃圾處理方法，杜絕“開山建房”等破壞生態系統的做法。
2.度假區管理部門做好監督、協調工作。度假區管理部門是生態化管理的執行部門，應重點做好監督和協調兩方面的工作，進而調動其他利益相關者積極參與度假區管理。（1）監督工作。度假區管理部門應按照相關政策法規及管理辦法監督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行為，特別是度假區內酒店、購物商店等旅游要素企業對污水、廢氣、垃圾的處理，對于違規企業應及時加以指正并正確引導。（2）協調工作。度假區管理部門應將協調工作作為工作重點，處理好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第一，加強溝通，處理好自身與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積極貫徹、落實旅游行政部門有關旅游度假區的政策法規及管理辦法，并及時反映度假區發展中出現的重大政策性問題，征求解決方案。對于旅游要素企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疑難問題給予幫助，積極推廣綠色管理方式，引導其參與度假區生態化管理，為度假區可持續發展出謀劃策。定期對當地村民開展經營培訓，逐漸改善其經營方式，提高其對可持續發展的認識。大力倡導環保理念，積極引導游客不文明行為。第二，秉持公正，處理好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矛盾。旅游度假區中由于利益問題導致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沖突、矛盾不可避免，其中經營者之間、經營者與游客之間的利益沖突較為普遍。此時，作為管理者應始終秉持公正的原則，不偏不倚、合理地解決矛盾。
參考文獻：
[1]張莉.旅游景區生態化管理的策略[EB/OL].，2009-12-29.
[2]韓也良.循環?整合?和諧――第二屆全國復合生態與循環經濟學術討論會論文集[C].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
關鍵詞：新基礎教育；理論者；深度介入；校際合作
中圖分類號：G40
引言
有學者指出，在過去的二十年多中，當代學術研究正在經歷一場實踐轉向［1］。反映在教育學研究中就是近年來回歸實踐、回歸生活世界等思潮的興起，不過從實際情形來看，這些實踐、生活世界的詞匯表達更多還是抽象化的理論概念，與真正活生生的中小學學校生活相去甚遠，說的比做的多、走近比走進的多。但是，畢竟大勢所趨，當前一部分高校教育理論研究者正在努力主動深度介入到中小學教育實踐中去，“在教育之中研究教育”、“在研究之中變革教育”已漸成形［2］。這種介入不滿足于解釋、描述教育現象、教育問題，更通過與實踐者的深度合作共同開展教育實踐變革與研究，將對研究實踐與變革實踐合而為一，促進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的雙向建構式的轉型［3］。本文并不探究這種深度介入“為何”［4］、“何為”與“如何”［5］，而是思考在高校教育理論專業人員與眾多中小學開展協作研究過程中［6］形成的協作關系形態。當然，在國外已有對于院校協作模式的許多闡述。如圖什納（Naida C. Tushnet）在對三十幾個不同的院校協作項目比較后根據兩類組織間的關系水平區分出初級伙伴／有限關系（primary partner/limited partnership）、協作伙伴（coalition partnership）、合作伙伴（collaborative partnerships）［7］；巴內特（Bruce G. Barnett）也曾提出類似的劃分：交易模式（vendor model）、合作模式（collaborative model）、共生模式（symbiotic partnership model）、“副產品”模式（spin-off model）［8］；拉維（Ruth Ravid）及哈德勒（Marianne G. Handler）則提出教師專業發展學校模式（the PDS model）、商談模式（the consultation model）、一對一模式（one-to-one collaboration model）、傘形模式（the umbrella model）［9］等等。在中國，香港、臺灣、大陸、澳門兩岸四地近年來院校協作也有進展，形成了多樣化的關系形態，如“U－A－S”(University-Administration-School)、“U－D－S”(University-District-School)、“U－A－T－S（University-Administration-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chool）”、“U－N－S（University-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chool）”等等［10］。還有學者曾探討區域層面推進學校變革的大學與地方院校之間的項目合作、大學與中小學之間的協議合作和中小學校之間行政導向與科研導向的合作三種類型［11］等等。總體上看，上述關系形態在合作內容與方式、時間與效果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共性則在于都是一所高校與一所中學或小學間的單數型一對一關系。與此不同，“新基礎教育”研究在理論者與眾多中小學多年合作的過程中，形成高校與不同區域不同層次中小學間的多種形式的復數型校際合作關系。對這一經驗的探討相信會豐富當前的院校協作認識。
一、以理論者的深度介入為紐帶開展的校際合作
古得萊德（John I. Goodlad）先生曾指出，由于中小學在組織性質與結構上的同質性，不管相互間在規模、生源、資源上存在多大差異，彼此間的交流都不可能打破共有的惰性［12］。而根據我們的經驗，這種狀況將會因為理論者這一異質因素的深度介入而發生根本轉變。
“新基礎教育”研究中理論者除了有計劃地深度介入每所學校促進其努力實現整體轉型性變革并在變革中創造新經驗和形成個性外，還十分注重搭建平臺促進校際間的交流，以使相關經驗、創造得以在不同學校擴展，并對一些共同問題共同尋找解決策略。所以，合作的諸多學校“體”雖不同，但其“魂”卻是共同的，即都體現出“新基礎教育”的理念、理論、研究精神及文化。這種狀態由市場和市場驅動的校際合作的差異是明顯的［13］。大致而言，由高校理論者搭建的校際合作平臺有以下幾種：
第一，積極促進學校不同層次領導、骨干教師間的校際經驗交流。如定期初召開由各校校長及相關領導共同參加的工作策劃會、不定期召開的座談會、沙龍等。以工作策劃會為例，會上一般先由理論者詳細闡述推進變革的基本思想、策略、方案及要求等，并征求大家意見。然后，各校分別介紹自己學校開展變革積累的相關經驗、進一步推進的思路及存在的問題與困惑等。這種策劃會的特點是：其一，不斷強化學校領導作為變革的第一責任人意識；其二，不斷增強各校推進研究的策劃與策略意識；其三，不斷凝聚不同學校的共同體意識，形成共同體運作的核心價值與理念。其四，是極大地促進由個別學校創生的優質經驗和“變革文化”［14］在共同體中的擴散。
第二，由理論者策劃開展整體性的校際經驗交流活動。如合作的中期評估、普查、精品課等［15］。這些活動在一定期限內（一般是1年左右）由參與學校輪流承擔，在開展時共同體其他學校領導、各領域第一責任人及核心骨干教師須全程參與。由于每次活動一般都是向其他學校展示自己學校整體在不同領域開展研究的基本狀態，從而使得共同體學校可以全面相互了解彼此的優勢、弱勢、獨特、經驗與創造，并將所了解的經驗、創造、優勢等在自己校內轉化并有可能生成新的經驗、創造和獨特，促進自己學校的發展。
第三，由理論者在日常分領域（如不同學科、管理、學生工作等）開展的由不同學校承擔的具有一定頻度的專題研究活動。一般由負責不同領域的理論者在與共同體學校相關領域第一責任人共同商定的基礎上，提出日常專題研究的“選擇菜單”，供各校根據自己的狀況――教師數量與水平、研究積累、發展需求等認領或申報。活動按計劃開展時，共同體其他學校相關領域第一責任人及核心骨干教師都會齊聚到承擔學校開展研討。每次專題研討前，由于事先各校都提前知道活動內容，他們一般都會提前在自己學校開展相關研究活動（即每次活動的“前移”），到活動時各校參加者都是有備而來――帶著自己的經驗、創造、困惑、問題與需要等。在活動中，通過不同學校不同人員間及他們與理論者之間的交流與碰撞會生成新的重建建議、措施，回校后再進行進一步的重建工作（即每次活動的“后續”）。
第四，理論者為中介橋梁形成的或整體或局部的校際合作。如學校之間的“結對子”，即在某個領域或某個方面較弱的學校與在相應領域或方面較強的學校合作，學習轉化外部資源促進本校發展；某兩個或兩個以上學校共同開展某一或某些領域的專題研究等等。
二、培育本土兼職研究員在理論者指導下開展的校際合作
在眾多院校合作中，基本都存在這樣的問題：教師可能更需要或更愿意接受作為同行的專家型教師而非理論者的指導；由于合作學校眾多或需要指導的教師太多，理論者經常感到人手不夠或精力不濟。對此，不同的高校理論者都會傾向借助合作對象――一些優秀的專家型教師的力量。較典型的如，香港中文大學在其推進的協作中聘請了一批“學校發展主任”（涵蓋香港中小學教育各環節的專家型教師）［16］，經由培訓后他們能按照理論者的意圖并結合自己的經驗頻繁進入中小學開展指導，當然也向理論者反映學校及教師的狀態。不過他們一經聘任就不再擔任中小學的教學或管理工作，成為了專職的“中間人”。
“新基礎教育”研究在推進過程中，則非常注意在一定區域里的布點，即先重點培育一所或幾所基地學校，在學校不同領域培養出相對“成型”的“新基礎”意義上的核心骨干，在其不脫離本校工作崗位的情形下聘請其為兼職研究員，使其成為一定區域內能對其他學校相應領域變革進行指導的本土專業力量，從而為這一區域其他學校將來自主開展變革和研究奠定基礎。這些本土兼職研究員具有以下特點：其一，他們依然是中小學教師，并不在大學開展研究工作，也沒有大學理論者身份，而是在學習并轉化教育理論后具有了一定理論素養的實踐研究者，依然全日制地執行所在學校教育教學工作安排。其二，他們一般都經歷過理論者幾乎一對一、手把手的長期培育過程，熟悉合作研究的基本理念、價值取向、研究精神，自身經歷過變革理論與其觀念、實踐行為間的轉化過程，并積累了在具體領域開展實踐研究的基本經驗和能力。其三，他們的指導工作離不開理論者的指導和培養，起初的角色是理論者的輔助人員，是為了落實理論者深度介入時的工作計劃（如相關專題研究的落實、日常研究的推進等）；隨著他們自身的成熟逐漸成為這一區域指導合作學校開展研究主動策劃者、實施者、監控者和推進者，這種策劃、推進還會受理來自理論者的評估。其四，他們的指導工作并不是單向的，而是也將其他學校的經驗、創造、優勢吸收并轉化到自己的工作和研究中去，促進自己和學校的發展與變革。其五，兼職研究員身份、工作任務及其方式與教育行政部門主管的地方研究機構中教研員具有明顯差異，當然兩者間可以開展合作。
具體而言，本土兼職研究員在以下幾個方面開展推進校際合作的工作：
第一，和理論者一道作為指導力量參加由理論者策劃并組織實施的研究活動，如作為評估組成員和理論者一起分領域參加對學校不同領域開展研究狀況的評估活動。
第二，以工作室或工作坊的形式定期組織合作學校不同領域骨干教師開展專題研究、交流等活動，承擔培養各校骨干教師的責任。
第三，直接介入合作學校，指導開展專題研究、日常研究以及理論與實踐學習。
第四，及時了解不同學校開展相關研究的進展狀況，與理論者一起策劃區域共同體學校整體的或不同領域不同專題的相關研究活動。
第五，來自不同學校的兼職研究員之間專門或日常的交流與合作。
三、以合作基地學校為核心開展的校際合作
在一定區域層面內推進擁有優勢資源的學校與其他相對弱勢學校合作來促進區域內教育均衡發展的校際合作在各地都有嘗試［17］。在核心理念上它們與“新基礎教育”研究推進的以合作基地學校為核心開展的校際合作有共同點，其差異則在于由于“新基礎教育”研究團隊的持續深度介入，使校際合作呈現出“蘿卜炒肉”的新味道而非同一層面上的“蘿卜炒蘿卜”，且由于高校理論者的整體策劃、督促實施和評估調整，使校際合作的頻度、力度、深度和效度產生根本差異。在一定意義上，這是在區域層面上更好和更有效發揮高校理論者介入的新方式。這種校際合作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地方教育行政機構支持下理論者以深度介入方式在一定時期內（一般為5年左右）重點培育基地學校，使其在整體上呈現出新型學校之“型”、各個領域具備核心骨干教師、學校新型文化與研究精神等價值意識形態牢固樹立，并積累了豐富的、多元多層的教育變革和實踐研究的經驗、創造和案例等資源。
第二，依照“自愿報名、雙向選擇”原則擴展規模，組建校際共同體。如，可以將新加入的學校根據地理范圍劃片（“面上”學校），每片確定“組長”學校一所（一般是基礎較好的學校），并另外確定一所基地學校引領這一“片”學校的變革和發展，形成“基地學校引領、組長學校緊跟、面上學校嘗試”的基本格局。運作時，基地學校重點輻射和支援各組長學校，各組長學校在獲得基地學校各種研究資源及專業支持后積極轉化為自身的發展并負責輻射所轄“片”內的其他合作學校。
第三，激活基地學校與組長學校引領校際合作的積極性。一方面地方教育行政機構出臺相關政策，如明確基地學校與組長學校的職責、“片”內面上學校的職責、組長校開展“片”內校際研討的頻度與要求等，規范校際合作。同時，要注意建立組長學校之間學期工作交流例會制度，相互交流自引領校際合作的思路、成效、經驗、問題、對策、突破點與獨特性、改進建議等，強化組長學校引領“片”內學校開展學校變革的“第一責任人”意識，提升組長學校自主策劃、實施校際研究的能力。仍以上海閔行區為例，這里的學校創造了許多校際合作的鮮活經驗［18］：一類是“自助共研”，如平南小學通過七校聯手，集聚各校優秀骨干教師，組建“自助”式學科共研小組，形成一支學科門類齊全、力量相對較強的學科指導群，化校際差異為校際發展資源；一類是龍頭帶動，如七寶二中充分發揮組長學校學科優勢，由組長學校承擔研討課和專家指導后的重建課任務，成員校上移植課，共享專家資源；還有一類是“引進優質”資源，如田園一小通過與基地學校華坪小學結對，引進基地校這一優質資源，帶領成員校圍繞某一學科聘請理論者進行深度介入式指導，開展相關專題研究。
第四，地方教育行政機構成立專門機構（如上海市閔行區教育局成立“新基礎教育”研究所）直接負責策劃并組織實施整個區域內校際共同體的日常運作。一方面這一機構積極利用理論者的研究資源、基地學校的資源對新加入學校教師進行各種專項研修，加強理論與實踐學習，促進這些學校接觸、學習、實踐相關理論與實踐研究成果。同時還專門成立督導室組成專項檢查組對這些學校開展合作研究和變革的情況進行專項督導，強力推進。此外，定期策劃組織大型區域研討活動，共同體學校參與觀摩學習。另外，還組織開展對各共同體學校的診斷調研與中期評比活動。每當一所學校接受這樣的活動任務都會主動邀請理論者、共同體內其他學校領導與骨干教師一起參加。
具體來說，這種區域校際共同體運作在運作上有以下幾個特點：其一，理論者的深度介入與地方教育行政機構的推進相結合，特別是地方教育行政機構從行政干預、政策規范、成立專門機構組織實施等方面與理論者開展合作，共同促進區域共同體的發展。其二，根據區域內學校差異構建校際合作的層次梯隊，利用梯隊的差異促進共同體的整體持續發展，在合作中競爭，形成區域內不同層次學校開展校際合作的整體格局。其三，突出研究活動的開放與互動。區域共同體學校開展的各種活動呈現向外和向內兩個向度的開放：首先，基地學校研究活動不僅“向外”圍繞理論者和其他基地學校開放，形成了與理論者及基地學校校際間的有效互動；而且還“向內”自主開展各種研究活動，形成校內不同領域、不同層面的有效互動。其次，組長學校不僅“向外”圍繞專門機構組織的各類活動及基地學校的研討活動進行開放，汲取養分；而且還“向內”組織開展“片”內校際研討和校內研討，輻射經驗，促進自身并帶動共同體學校共同發展。再次，各“片”內學校不僅“向外”圍繞理論者、基地學校、組長學校開展的各類研討活動進行開放，向其他先行、先進學校學習，同時在組長學校帶領下在校內嘗試實踐，努力追求跨越式發展。這些不同層面學校的向外、向內的全面開放、多元互動，形成了區域共同體學校在研究意義上的多元、多層的過程互動。其四，關注區域本土力量的培育與指導，強化區域共同體校際合作運作內生力量的培養，逐步實現區域共同體“自組織”式的運作。
四、與其他高校教育理論者合作共同開展的校際合作
高校理論者之間合作開展科研課題研究經常發生，但通過合作對一定區域內學校變革共同深度介入則并不多見。隨著“新基礎教育”17年的發展，在國內理論界與實踐界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一些地方高校主動尋求與團隊在所在地區開展合作，由此生發出新的院校協作形式。
第一，其他高校理論者組成一支專門的介入團隊。這一團隊日常要加強對相應變革理論的系統學習，認同、內化其核心精神、基本理念；同時定期參加共同體的研究和研修活動，在參與中學習、內化一定的介入方式、溝通與指導的策略與技巧等，以不斷提升自身的介入水平。
第二，運作上，一般由其他高校理論者在相應地方區域內策劃校際共同體層面的專題研究活動和各校日常研究活動。專題研究活動邀請“新基礎教育”研究團隊深度介入，各校不同領域第一責任人及重點培養的骨干教師須全程參與。日常研究活動則主要是在專題研究活動開展前及開展后由其他高校理論者深度介入（如每兩周到一所學校一天）。具體來說，日常研究的介入要為專題研究活動做好“前移后續”工作，即之前做好研究的準備（“初建”工作），之后則和學校一起消化、吸收、轉化專題研究活動中的建議（“重建”工作）。
第三，其他高校理論者還可以分領域開展其他促進教師發展的系列活動。如，策劃由共同體學校不同領域核心骨干教師（一般是第一責任人1名、核心骨干教師1-2名）參加的定期舉行的工作坊，搭建平臺加強校際研究核心力量的日常交流。這些系列活動，一般都需要事先策劃（如不同領域的教師梯隊建設及其發展、學期學習與研究方案的制定與落實、專題研究與日常研究的開展、教學變革中某一具體問題的解決等等），實施過程則是為了促使共同體核心研究力量達成共識發現問題及其對策、交流各校經驗與創造等等。
總的來看，這種校際合作模式具有以下特點：其一，在組成方式上形成了多元主體，特別是由不同高校教育理論者團隊共同介入地方學校的實踐變革。通過合作，后加入的高校借助院校合作平臺鍛煉了自己介入地方教育實踐變革的理論者隊伍；同時，后加入高校可以憑借其以地方相應區域教育生態的熟悉使合作迅速在地方打開局面。其二，兩支理論者隊伍在介入學校變革時各有側重，在頻度與效度上相互補充。
結語
盡管“新基礎教育”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校際合作模式，但總的來看這些不同的校際合作模式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共同點：
第一，在中國這一特殊時空背景下，地方教育行政力量對學校變革的影響是巨大的［19］，因此校際合作必須爭取地方教育行政力量的支持，并要善于根據支持的程度采取不同的合作策劃。
第二，校際合作的核心追求是形成教師實踐共同體，創建各種促進教師開展“合法性邊緣參與學習”［20］的平臺與機會。過程中，由于始終堅持共同的變革理論的系統學習、核心理念的領會和研究精神的日常滲透，使校際合作呈現出典型的“精神共同體”［21］氣質特征。
第三，校際合作過程中理論者自始至終都堅持面對面的深度介入和全面策劃與調控［22］。
第四，注重培育不同區域的本土專業力量和核心學校，并通過與理論者的有效互動促進區域共同體開展自組織式的校際合作。
第五，始終關注校際核心力量（如校長、不同領域第一責任人及核心骨干教師等）的深度交流、溝通與合作，使其成為提升合作質量的決定性因素。
第六，堅持開展有頻度與深度保障的不同類型、不同領域、不同主題、不同層次的精心策劃的校際研討活動，利用校際間的差異，放大新質、滾動發展，使個別學校在某些領域積累的變革經驗、資源轉化為共同體所有學校發展的經驗和資源，并積極促進新型經驗與資源的創生、交流與放大，形成規模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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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華東師大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研究所重大項目“基礎教育改革中教育理論與實踐關系的中國特色研究”；課題批準號：11JJD880016。
收稿日期：2012-01-01
作者簡介：伍紅林（1976- ），男，湖南永州人，教育學博士，淮陰師范學院教育科學學院副教授，華東師范大學新基礎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從事教育基本理論與當代學校變革研究；淮安，223300。
A Research on the Interschool Collaboration Designed by the Theorists of University
Wu-Honglin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in Huai Yin Normal University，Jiang-SuHuai-An，223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