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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競技體育長期以來堅持業余體校、地方隊、國家隊“三級培訓體制”,這樣的舉國體制在上個世紀末以前保證后備人才培養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世紀末以來,隨著社會進步,我國競技體育發展過程中的一些問題日趨激化,尤其是優秀運動員文化教育的問題和運動員高淘汰率所引發的就業壓力問題。我國于上世紀80年代提出了“體教結合”的理念。1987年,教育部和原國家體委聯合下文,在高校中試辦高水平運動隊,開始實施“體教結合”戰略,將競技體育與學校教育相融合,通過學校教育來彌補競技體育體制的不足。筆者以“體教結合”的理論為基礎,旨在解決我國當前競技體育發展中的諸多問題,探索建設適合我國國情的競技體育發展的新模式。
2.當前我國競技體育發展中的主要問題
2.1優秀運動員文化教育的問題。優秀運動員文化教育的問題,是中國乃至世界范圍內競技體育發展中的一個常見而又十分棘手的問題。它既涉及對競技體育性質“本原”的認識,關乎競技體育可否持續發展的大事,又與優秀運動員能否全面發展、形成全社會對競技體育強力支持的良性循環有著直接的關系。解決優秀運動員文化教育問題已成為21世紀我國競技體育能否持續、健康、快速發展的一個刻不容緩的重大課題。
2.2運動員高淘汰率及退役后所引發的就業壓力問題。目前我國競技體育發展中的科技含量還較低,運動員的低成才率、高淘汰率現象依然十分突出。相反,退役運動員由于競技訓練體制的原因導致專業口徑窄,無法滿足現代社會對人才的要求,很多退役運動員無法找到適應自己的工作機會。為了解決運動員的后顧之憂,國家體育總局、中央編辦等六部委頒布了《關于進一步做好退役運動員就業安置工作的意見》的文件;甚至全國政協委員、國家體育總局人事司司長史康成列席2008年全國人代會時透露,今后運動員在退役后為期一年的“職業轉換期”內,將能享受政府的財政補貼。但這些辦法只能暫時幫助退役運動員解決生活問題,并不能從根本上減輕社會負擔和提升退役運動員適應本科教育普及化社會的能力。
3.國內外競技體育人才培養現狀
3.1歐美等發達國家的競技體育人才培養與我國有著很大的區別。美國采用民辦官助,主張體育自治。體制的基本形式為中小學、大學、職業隊或俱樂部。競技體育運動以學校為中心,依靠學校的業余訓練來培養后備人才,實施訓練和學習的機構都是學校。學生運動員的學習與訓練均由學校統一管理,學校對他們在學業上的要求與普通學生無兩樣。日本采用業余與職業相結合,政府予以政策指導,社會經濟體育組織享有完全自的松散型、社會化的體制,形成以中小學體育運動訓練隊為基礎,以企業俱樂部和綜合性大學、體育大學為中堅,以國家集訓隊為最高層次的三級訓練網絡。日本各大學實行學分制,允許學生適當延長學習時間,一般沒有減免學分或免修課程。俄羅斯是政府與社會團體共同管理的多元化體制。競技運動后備力量的培養主要依靠各種形式的兒童、青少年體育運動學校;高水平運動員集中組成國家隊。國外競技體育人才運動訓練是謀求幸福的個人行為,競賽周密而廣泛,后備人才培養學校化,有良好的人才循環鏈,運用現代化教學手段,重視體育與教育的結合,在體教結合方面對教有著極為具體的規定,以此來糾正“只體不教”的偏差。
3.2我國競技體育長期以來一直實行業余體校、地方隊和國家隊的“三級培養管理體制”。這種舉國體制辦體育具
有專業化程度高、力量集中的優勢,確實對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和運動成績的提高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其與之俱來的相對封閉獨立、資金來源受制約、選拔運動員路子越來越窄、訓練與文化學習脫節、運動員再就業難等問題也日漸凸顯。
4.我國實施“體教結合”戰略的意義
“體教結合”戰略為我國培養出智能水平和體育技能雙優的人才探索了一條全新的道路。競技體育體系與教育體系相結合,以培養優秀體育后備人才和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人才為目標,既遵循訓練規律,保證系統的業余訓練,又遵循教育規律,保證系統的文化教育,我們應充分發揮體育和教育兩個部門的優勢,堅持走“體教結合”之路,把競技體育與人才的全面發展結合起來,使我國從“金牌大國”走向“體育強國”。
5.體教結合與我國競技體育發展創新模式
雖然我國在上世紀80年代就提出“體教結合”的理念,同時在部分高校中進行實施,但是在應用于競技體育人才培養方面仍處于探索階段。雖然清華大學等國內高校在“體教結合”上已經有了較為成功的嘗試,但是仍然存在下列問題:(1)體育部門和教育部門的認識不統一;(2)教練配置問題;(3)競賽體系問題;(4)重訓輕學問題;(5)學校功利主義問題。
我國未來競技體育人才的培養機制將是兩條主線(體育部門和教育部門)的相互融合與合作,將現有“三級培養管理體制”與九年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相結合,以“以人為本”的理念為指導,把全面發展作為高水平競技體育人才培養的核心,促進每一個運動員全面、健康地發展。
參考文獻:
[1]鄭婕.“體教結合”培養高水平競技體育人才新體系構建的研究[J].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08,(2).
[2]王朝軍.等.奧運會承辦國后奧運競技體育體制研究[J].體育學刊,2007,(4).
關鍵詞：體育產業 體育經濟 發展模式 廣義經濟學
一、我國體育產業的發展特征
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體育產業已經有了一定的規模，并成為國民經濟的又一個增長點與全社會的一個重要投資方向。當前我國體育產業表現出以下特征。
1.產業發展資金充足
從當前體育產業的發展狀況來看，國家財政撥款仍然是主要的、不可或缺的一種方式。隨著體育產業與體育市場的逐步發展，市場在體育經費來源配置上發揮著更大的作用，表現為事業收入、附屬機構上繳收入、捐贈收入以及投資收入等非財政撥款比重提高與經費自給率逐步提高。
2.產業發展初具規模
體育產業要發展，必須先發展體育市場。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與我國體育改革的逐步深入，體育社會化與產業化進一步深化，體育市場逐漸發展起來。當前，我國的體育產業正由以前的單一、主次模糊向全面、層次分明的方向發展，市場購買力不斷增強，產業的主要框架已經產生，即以競技表演市場為指導，以體育健身市場為出發點，以體育培訓市場、體育資產運營市場、體育福利彩票市場、體育廣告市場以及體育旅游市場為主要內容。
3.產業經營形式多樣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市場發揮了對資源的配置作用，使得許多體育資產與資源表現出很大的開發潛力與潛在的競爭優勢。隨著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與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體育消費需求迅速增長，很多健身娛樂性強的體育項目已經成為投資熱點。近些年來，公眾投資開發體育產業的態勢良好，出現了大量經營較好的體育俱樂部與體育企業。除了某些大型企業投資足球、籃球以及排球之外，許多中小企業投資于群眾參與性較高的消費市場上，這種態勢在經濟發達地區更加明顯。
二、我國體育產業的發展瓶頸
1.市場價值低
我國體育用品市場規模較小，市場不集中，使得行業壁壘過低，小企業數量過多，企業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同時，我國體育用品的科技含量較低，企業研發能力較差，很多企業為謀生存，只好模仿國外的品牌進行生產，沒有自已的核心產品，產品附加價值低。此外，我國體育產業發展的層次也較低，主要表現為資源型、勞動密集型以及來料加工型幾個層次。
2.產品供給不足
目前，我國體育產業最突出的問題是需求不高與有效供給不足，特別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更為突出。在我國經濟發達區域，尤其是京津唐區域、長江三角洲區域和珠江三角洲區域，居民的收入水平與消費水平日益提高，追求提高生活品質與生活品位的新型生活方式的趨勢正在形成，體育愛好者的消費也向大眾化與生活化方向發展。這些區域約束體育產業發展的原因是體育有形產品與無形產品結構單一，且種類較少，很難滿足消費者多樣化與高層次的需要。而與之相對的是西部省份及占中國人口70%的農民，因為收入增長較慢，幾乎沒有體育消費能力，有效需求不足成為目前體育產業發展中最大的瓶頸。
3.體育市場管理不規范
我國體育市場管理不規范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體育產業管理機制還未完全理順，多頭領導與無人管理并存；二是還沒有形成有效的行業監督、預警、評價以及考試體系與行業發展、投資、運營的系統；三是缺乏支持體育產業的明確政策，特別是缺乏在投資、稅收、捐贈、新產業發展基金設立等方面的支持政策；四是缺少高層次立法。
4.體育經營管理人才缺乏
當前，我國體育產業人才的狀況是：擁有運動知識的人不懂經濟知識，缺乏市場經驗；而擁有經濟知識與市場經驗人才又不懂運動知識。目前，我國體育產業缺少三類人才：一是行使體育產業與體育市場規劃監督職能的行政干部；二是高素質的體育愛好者、企業家以及體育中介人；三是體育營銷人才與體育產品研發人才。這三類人才的嚴重匱乏是影響我國體育產業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5.體育中介缺位
當前，我國體育產業結構中還沒有一個頗具規模、能提供高品質的專業化服務的體育經紀中介業。體育中介產業缺位的根本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體育用品市場對體育中介的服務需求不足；二是國內專業化體育中介公司數量較少，開展業務的種類單一，影響力很小；三是體制改革不徹底，國家對運動員資源有全部控制權，運動員幾乎不能自由流動。
三、發展體育產業與經濟社會的關系
1.拉動消費
隨著人們健康觀念的改變，人們對于休閑娛樂的認識也相應發生了轉變，對健康的需求日益強烈。體育消費是一種非常廉價的健康消費，體育消費的形成將使得社會的醫療衛生消費大大降低；同時，體育消費作為一種娛樂型消費，將伴隨社會生產力水平與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而不斷發展。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人類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生活的高度自動化導致人們空閑時間增加，這為體育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客觀條件。
2.增加社會商品的供給
體育產業為民眾提供健康消費，在推進社會安穩、提高生活品質與改善精神面貌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首先，由于體育培訓向社會提供體育知識宣傳與技能指導，從而極大地提高了體育人口的數量與質量。其次，體育運動有助于增強勞動者素質，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第三，體育產業提供給社會一種獨特的文化娛樂場所與積極、健康的生活方式，滿足了未成年的體育娛樂需求，有效地解決了老年人及殘疾人的健康問題，對于保持身體健康與改善亞健康狀況有著深遠的意義。最后，體育產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在提供就業機會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3.優化產業結構
因為體育產業位于旅游休閑產業的上游，它對第二、三產業的拉動與促進作用顯著，對國民經濟總量提高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體育產業是“無煙產業”、綠色產業與健康產業，能耗極低，不會對環境產生污染，滿足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根本要求，極具產業發展前景與潛力。
4.提供新的經濟增長點
體育產業的發展需要國民經濟其他產業的支持，反過來體育產業的發展與壯大也能促進其他產業的發展。人們對各種體育活動的需求在逐步增加，體育產業的產出在大幅提高，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在不斷提升。與其他產業相比，體育產業是一個能夠長期存在與可持續發展的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遠遠超過其他產業；同時，體育產業是處于關聯度較大的上游產業，其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能拉動相關行業的發展。
四、經濟學視角下的體育產業發展模式
1.產業經濟學視角下的體育產業發展模式
當前，我國體育產業的發展過于關注發展主體行業，且認識又不到位，對相關及外延產業的重視與開發力度不足，特別是對無形資產的開發不足，對體育產業的商業經濟價值挖掘不夠。在發達國家，體育產業的資產絕大部分是通過無形資產體現的。為推進發掘體育產業的關聯效應，國務院也提出了對應的戰略目標，即協調促進體育產業和有關產業互動發展，發揮體育產業的綜合效應與拉動功能，促進體育產業和文化、旅游以及電子信息等相關產業的聯合經營，推進體育旅游、體育宣傳、體育廣告、體育會展以及體育影視等相關產業的發展。
2.技術經濟學視角下的體育產業發展模式
體育產業是跟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而不斷發展的，盡管當前我國體育產業取得較大成果，但產業發展急功近利，導致一直處于粗放型發展階段，很難和國外體育產業相競爭；與此同時，人們對待體育產業可持續發展的觀念不一致，體育產業發展的指導思想、方案選取、經濟評價都沒有采取技術經濟方法，這都嚴重制約了體育產業的健康、穩定發展。
3.區域經濟學視角下的體育產業發展模式
根據體育產業與地方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原則，應把體育產業的發展放到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面規劃與布局當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要重視體育產業和其他相關產業的關系，確定合適的比例，真正實現從目標到過程執行、從總體發展目標到階段性目標的整體協調，保持發展的同步與互相促進。在發展體育產業的過程中，要重視營造健康的經濟社會發展氛圍。體育產業的發展與其經濟社會環境的協調與配合密不可分，脫離不了經濟社會創造的軟件與硬件環境。例如發展體育產業不僅要有較好的政策扶持、制度法律保證，維護體育投資企業的投資權、經營權以及收益權，而且要為體育產業提供良性的硬件環境與相關軟件環境，比如促進交通、餐飲及住宿的發展和服務質量的提高，創造良好的治安環境與文化環境，積極提升地方的整體服務層次與質量，這些均是發展體育產業所必需的。
4.新興古典分工理論視角下的體育產業發展模式
體育產業的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生產過程復雜，與流水線標準化作業生產相比較，體育產業生產的勞動監管成本很大，某些運動項目技術性很強，屬于無形資產，勞動邊際收益很難確定，勞動力交易的定價較為困難，交易效率通常比體育產品交易效率低得多。所以在實際管理當中，要促進制度建設，減少勞動力交易成本，推進專業化分工發展。新興古典分工理論提出，報酬遞增由專業化分工的發展所決定，而專業化分工水平的高低是由個人專業化素質、間接生產鏈條的維度、此鏈條上每個環節中產品的類別數綜合確定的，均與產品開發密不可分，本質上是專業化分工水平與專業化分工程度的細分過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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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融資規模各指標占比變化根據表1的分類方法，我們得到社會融資規模的占比如表2所示。從表中看到，表內業務的占比整體下降，2002年的占比是95.5%，到2013年為54.73%,下降了40.77個百分點，，但表內業務占比一直是最高的。而表外業務和直接融資的占比不斷上升，其中表外業務占比從2003年的8.2%上升到2013年的29.82%，上升21.62個百分點；直接融資占比從2002年的4.9%上升到2012年的15.94%，上升11.04個百分點。雖然直接融資占比在2013年下降到11.74%,但根據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和實體經濟的融資偏好，我們相信，其占比在未來將不斷上升。因此，我們看到，在社會融資規模中，表內業務占比逐漸下降，而表外業務和直接融資的占比不斷上升,但表內業務占比一直最大。
（二）社會融資規模各項指標每年融資數量變化根據表3，從整體上看，表內業務、表外業務、直接融資每年新增融資數量增加，社會融資規模增大。表內業務從2002年的19206億元增加到2013年的94764億元，平均增長率約為15.62%。表外業務的數量從2003年的2611億元增加到2013年的51625億元，平均增長率為34.78%。除個別年份融資數量有所減少外，表外業務融資量每年增加。直接融資每年新增融資數量在2002年的為995億元，在2012年達到25059億元，平均增長率為38.07%（盡管在2013年下降到20332億元）。其次，從圖1中，我們觀察三大指標每年增長速度。表內業務的增長率除在2009年因金融危機的影響，擴大貸款投放量而達到最大之外，其余年份，表外業務的增長率都比表內業務的要高。同時，除了2003年和2013年這兩年之外，直接融資的增長率也比表內的增長率高。雖然表內業務在融資規模的數量上占有優勢，但是其增長率卻小于表外貸款和直接融資的增長率。以上分析，我們發現，在實體經濟的社會融資規模中，社會融資規模總量和各項指標的社會融資數量每年增加。表內業務雖然在融資數量和占比上呈現絕對優勢，但其增長率和占比呈現出下降趨勢，而表外業務和直接融資的融資數量和占比不斷上升。這說明實體經濟社會融資結構出現變化，打破以表內業務為主的單一融資模式，逐漸向表內業務、表外業務以及直接融資的多元化方向發展。
（三）社會融資結構變化的原因社會融資規模總量不斷增加，各項指標每年融資數量不斷增加，表內業務占比下降，表外業務和直接融資的占比上升，造成社會融資結構變化，針對這種變化，原因總結為以下幾點。1.我國金融改革的導向作用。我國金融改革的方向之一是改變依賴銀行貸款的單一融資模式，推進直接融資的發展，拓展融資渠道，優化資金的配置，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一直以來，實體經濟主要依賴銀行貸款進行融資，2002年銀行貸款的占比仍高達95.5%。伴隨著金融改革的推進，我們看到表內業務的占比逐漸下降，表外業務和直接融資的占比不斷上升。2.銀行為滿足資本充足率和盈利要求，控制表內業務和發展表外業務。根據《巴塞爾協議》資本充足率的規定，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不能低于8%，從表2的數據中，我們看到，在2009年，銀行新增表內貸款為105207億元，2010年到2013年累計新增表內貸款為350698億元，不考慮銀行留存等因素，銀行需要將近3.65萬億元的資本以滿足2009~2013年的貸款增長，然而我國的資本市場還不能支撐銀行如此龐大的融資數量。面對這一現實，銀行只能收縮貸款規模。貸款收縮降低了銀行利潤，也使其面臨轉型壓力，因此，開展表外業務不僅可以使銀行開展風險較低的金融中介服務,而且可減少銀行的資本占用，降低經營成本，也為更多的中小企業提供資金，從而創造就業機會并使經濟更穩定發展。3.經濟下行壓力大，企業經營利潤下降，銀行為減少信用風險，有意控制表內業務的規模。雖然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的區間，但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部分產業出現產能過剩，產業結構亟需調整，企業增長乏力，利潤減少，破產和違約的概率增大。面對這一經濟態勢，銀行為降低信用風險，對企業的信貸投放日趨謹慎，造成表內貸款占比下降。4.從企業的角度來看，直接融資的成本低，融資便利。由于直接融資直接在企業和投資者之間進行，沒有銀行貸款利差等中介環節，融資成本相對較低。同時，經過近些年的發展，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日漸成熟，金融制度和法律進一步完善，金融機構證券發行和承銷的業務日趨熟練，以及流動性良好的一級和二級市場，為企業的直接融資提供了便利。
二、銀行業風險防范與實體經濟發展
（一）社會融資規模變化給銀行帶來的風險銀行既是經營信用又是經營風險的機構，隨著社會融資規模的變化，它將給銀行帶來以下風險。1.銀行存貸業務受到沖擊，貸款市場份額降低。首先，金融市場日益開放和多元化發展，使企業和居民投融資的渠道日漸增多，居民的儲蓄存款和企業存款也會通過各種渠道回流到金融市場，金融脫媒深化，銀行吸存放貸的經營能力下降。其次，我國一直致力于構建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并逐步實現利率的市場化，導致直接融資的快速發展。相對于銀行貸款來說，直接融資成本相對較低，吸引一部分銀行的大型優質企業。然而這部分企業往往具有經營穩定、信用較好、資金需求量大的特點，并在銀行表內業務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優質客戶的流失造成銀行對這一部分大型優質企業的放貸量減少。2.信用風險增大。首先，銀行一部分大型優質客戶流失降低銀行貸款客戶的整體信用質量。相對于大企業來說，中小企業的市場份額和貸款規模整體較小，競爭優勢、經營穩定性和盈利能力沒有大企業強。與貸款給大客戶相比，中小企業貸款增加銀行的信用風險。其次，表外業務是銀行或有資產負債，不計入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不影響銀行的資產負債規模。因而銀行沒有像對待表內業務那樣，對其高度重視。同時，銀行對表外業務的審核和監管的力度都比較弱，導致銀行面臨的隱蔽信用風險增大。一旦客戶違約，就會轉移至表內，成為銀行的不良資產負債，損害銀行資產負債表規模，降低銀行資產回報率。3.監管風險增強。對委托貸款和信托貸款，銀行正常情況下只是作為一個中介機構，不用承擔違約風險，因而認為其屬于低風險業務，對其監管較弱，然而，銀行如果不認真審核和監管貸款資金的用途和流向，那么其將面臨很大的監管風險。目前，在委托貸款和信托貸款的社會融資規模增多和占比增大時，銀行更應加強對其資金用途和流向的監管，降低監管風險。4.操作風險進一步增大。相對銀行表內業務來說，表外業務在我國的起步時間晚，業務內容復雜，加上缺少專業性的人才，管理人員和操作人員在處理具體的業務時，出現操作失誤的概率大。此外，農村信用合作社、城市信用合作社也獲得開辦中間業務的資格，他們工作人員的業務水平相對商業銀行的業務水平來說略遜一籌，無疑又會進一步增加操作風險。
（二）銀行風險防范與實體經濟發展針對社會融資規模變化給銀行帶來的風險，銀行應該積極應對，清晰定位，順應市場發展，創新業務和經營模式，從而為實體經濟更好的服務。1.增加對高質量中小企業的貸款并將貸款打包證券化，盤活存量資產。首先，銀行一部分優質客戶流失，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加上國家的“兩個不低于”的目標，即：“對于小企業信貸投放，增速不低于全部貸款增速，增量不低于上年”。銀行作為實體經濟的金融中介同時又是盈利機構，應該對現金流穩定、發展前景好和信用狀況優的中小企業提供貸款，幫助他們解決融資難的問題。同時，銀行也應適當降低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成本，可以對不同信用等級的企業，實行差別定價，解決融資貴的問題，助力實體經濟的發展。其次，在對中小企業進行融資時，一定要對申請貸款的企業進行充分調查，查清企業的經營情況和信用狀況，必要時建立全國征信系統，監督企業信用，對符合貸款要求的企業進行放款。貸款發放后，銀行還要進行貸后監督，關注企業的經營狀況，監督貸款去向和使用情況，一旦企業的信用狀況惡化，銀行可以停止對其貸款發放，降低銀行風險。再次，銀行為降低貸款風險，可以將貸款存量進行打包，進行資產證券化，盤活貸款存量，盡早回收資金，改善資產負債結構，將貸款資產移到表外，降低銀行風險。2.銀行應積極創新，拓展新的業務和經營模式。面對實體經濟融資結構的變化，銀行“吸存放貸”的經營模式在一步步地受到市場沖擊，銀行的傳統貸款逐漸失去其優勢。因此，銀行應該反思其業務品種和經營模式，摸清市場需求，創新業務品種和經營模式。首先，激發和培養銀行的創新力，加強新產品和業務的開發。比如，深化基金、保險、債券、貴金屬、外匯、理財等投資理財產品設計，并在此基礎上，增加投資理財產品的種類。同時，在直接融資規模日益擴大的情況下，進一步發展投資銀行、資產管理和交易承銷等業務。其次，探索新的經營模式，除發展銀行傳統的柜臺業務外，積極開展互聯網金融業務，為客戶提供快捷方便的網上支付、轉賬、理財等服務。當前，手機銀行、微信銀行業務日益盛行，銀行應積極豐富移動銀行的業務種類并提供良好的客戶體驗。再次，銀行應加強與其他金融機或者企業的合作，拓展銀行服務領域，向其他業務領域交叉滲透。總之，銀行應該從單純的融資中介向全面的服務中介轉型，向客戶提供多種類的業務品種和綜合化的金融服務，從單純依靠利息收入向收入多元化的方向轉變。3.在控制表外業務風險的基礎上，積極發展表外業務，以服務于實體經濟。表外業務的社會融資規模和占比增加，表外業務的收入在銀行總收入中的比重不斷提升，這是在國家控制銀行貸款規模和直接融資業務發展的情況下，銀行增加盈利的方式。因此，銀行要在控制風險的基礎上，了解實體經濟的需求，根據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適當擴大委托貸款、信托貸款以及銀行承兌匯票的規模，一方面增加銀行的表外業務收入，另一方面，通過給實體經濟進行融資，解決實體經濟的資金需求，幫助實體經濟發展。其次，在擴張發展表外業務時，必須要積極控制風險。銀行在增加經營表外業務的規模時，信用風險、監管風險和操作風險進一步增大，銀行應從三方面進行防范。首先，提高表外業務的風險意識，加強對進行表外業務的監管。強化貸前調查，主動進行風險識別和風險選擇。其次，銀行應對表外業務的資金去向和使用情況進行監管，一方面用于監測企業的經營情況，降低信用風險；另一方面，防止企業將資金用于法律法規嚴禁的領域，降低監管風險。再次，銀行應加強對業務人員的專業化培訓，增加其對表外業務的理解和提升業務操作技能，降低操作風險。
三、結論
關鍵詞：產業發展模式 ；城市規模；協同發展；經濟績效；空間計量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5.02
中圖分類號：F121.3；F29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7）05-0006-05
Industry Development Pattern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ity Size and Urban Economic Performance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Spatial Econometric
CAO Congli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model to analyze the synergy effects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patterns and city size on urban economic performance. Based on urban panel data from 2003 to 2013 in China， it estimates the marginal benefit of speci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under a constraint of urban scale， the optimal city size for a given level of specialization or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spillover range of specialization. It finds that： only when a city scale surpasses 129 million can diversification pattern enhance economic performance； as the population size increases，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experiences an inverted U structure and the marginal revenue of urban scale increases as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shift from specialization to diversification； the improvement of specialization index of industry shows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on the industrial efficiency of surrounding cities， and this spatial spillover performs more strongly around 100 kilometers and 400 kilometers.
Key words：industry development patterns； city siz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conomic performance； spatial econometric
S著中國經濟進入“三期疊加”的新常態階段，驅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正從增加投資轉向技術創新和提高經濟效率。與此同時，隨著全球城市化的進程，經濟活動呈現出愈加顯著的空間集聚特征，發達國家的城市人口大約超過總人口的60%，而相應的面積不超過5%[1]。2015年中國以常住人口統計的城鎮化率達到56.1%，在城市人口不斷集聚，中國面臨經濟減速、驅動轉換的現實挑戰下，城市產業發展如何選擇合適的生產模式，從而更好發揮空間和地理上集聚經濟的溢出效應，進而帶動整個經濟體效率的提升引起了學者的廣泛關注。
1 文獻評述
對于集聚經濟和城市生產率，國外學者最早傾向于從城市規模的視角來考察。許多關于“集聚經濟”和“集聚不經濟”的研究發現：隨著城市規模的增長，城市生產率可能會經歷先增后減的倒U型轉變[2，3]。另外，早期的相關研究通常假設城市的最優規模是唯一的，忽視了城市產業結構、人力資本和內在功能等城市特征的變化對城市效率規模的動態影響。Abdel-Rahman 和 Anas，Capello等否定了單一最優規模，認為在構成城市體系的不同等級規模的城市，經濟效率會隨產業結構的變化而變化[4，5] 。柯善咨研究發現從制造業向生產業轉型中提高效率的門檻規模大約為43.5萬人，以2008年生產業與城市制造業的結構比例1.437來測度，城市的最優人口規模是245萬人[6]。隨著城市產業結構和功能等特性的變化，城市具有動態非唯一的最優規模。
隨著集聚經濟研究的深入，一些學者從專業化和多樣化經濟的視角研究集聚經濟和地區生產率的關系，但目前還沒有共識。Henderson 發現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本地化經濟集聚效應將逐漸消失[7]，而Duranton則觀點不同，認為隨著城市規模擴大和產業走向成熟，城市應從綜合性城市體轉變為專業化高度發達的特色城市，通過地方化生產模式以獲取更大收益[8] 。這些分析表明專業化、多樣化生產模式以及帶來的外溢效應可能與城市規模協同發展，共同作用城市的經濟績效，如果割裂兩者的協同影響單獨研究可能會忽略某些重要因素。
縱觀已有文獻，由于缺乏一個共識的綜合框架，對城市產業發展模式的綜合檢驗相對缺乏，以往對城市規模、產業發展模式和城市經濟績效的大部分研究是獨立的，在計量方法上也很少考慮基于距離的空間外部性。鑒于此，本文的創新主要在于：①在分析視角上，考慮了城市發展方式和人口規模的協同影響效應，并進一步考察城市規模的倒U型特征。②在研究方法上，利用空間計量模型，考慮了基于距離的經濟體間的空間互動。③在證研究上，進行了城市產業發展模式、城市規模和城市經濟績效提升的綜合實證檢驗。
2 計量模型
2.1 計量模型設定
全要素生產率（TFP）被定義為生產活動在一定時間內的效率，本文用全要素生產率表示城市經濟績效。根據前文已有文獻的研究，建立可供檢驗的計量模型，在回歸模型中用一次項、二次項表示經濟績效隨人口規模變動的倒U型結構；產業發展模式和城市規模具有協同發展的特性，使用產業發展模式（專業化、多樣化）與城市規模的乘積項表示兩者的協同作用；根據Anselin的研究[9]，幾乎所有的空間數據都存在空間相關性，因而建立模型時需要考慮空間因素和溢出效應。本文借鑒于斌斌和金剛的方法[10]，建立空間計量模型如下：
其中lnTFP代表城市經濟績效，RZI和RDI分別代表城市產業的專業化指數和多樣化指數，N表示城市人口規模，交叉項RZI×lnN 和RDI×lnN分別表示專業化或者多樣化與城市規模的交互影響，X表示其他控制變量，主要選取產業結構、政府作用和人力資本，W表示空間權重矩陣，εkt表示誤差項，αk表示個體效應，γt表示時間效應。
當λ=0時，模型為空間面板杜賓模型（SDM模型），定義為模型1和模型2；
當θ1=θ4=λ=0時，模型為空間面板滯后模型（SAR模型），定義為模型3和模型4；
當θ1=θ4=0時，模型為空間面板交叉模型（SAC模型），定義為模型5和模型6；
當θ1=θ4=ρ=0時，模型為空間面板誤差模型（SEM模型），定義為模型7和模型8。
2.2 相關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經濟績效（lnTFP）。參照張浩然、蔡偉毅等學者的處理方法[11，12]。此外，為使數據具有可比性，本文以2003年為基年，將地區生產總值和固定資本存量分別用城市所在省區生產總值指數和固定資產投資指數進行平減處理。
（2）解釋變量及控制變量。專業化、多樣化指數：借鑒Duranton和Puga的方法[13]，城市的專業化發展模式用RZI 指數測量，多樣化發展模式用RDI 指數測量。RZI計算公式為RZIk=Max（sjk/sk），RDI指數計算公式為RDIk=1/∑jsjk-sk，其中sk表示所有j 產業的就業人數和全部城市就業人數的比值，sjk表示城市k中，j 產業的就業人數和該城市總就業人數的比值本文根據《中國城市統計年鑒》選擇了主要的產業，包括制造業、生產業、生活業和公共服務業。在14個服務業行業中，生產業為：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業，房地產、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教育；消費業為：批發和零售業以及住宿和餐飲業；公共業為：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 ，專業化指數體現了城市的MAR外部性，多樣化指數體現了城市的Jacobs外部性。事實上，RZI指數和RDI指數并不絕對相斥，某些多樣化水平較高的城市，某一個行業的專業化水平也可能具有較高的水準。
城市人口規模用市轄區年末總人口來表示。由于城市非農業人口數據從2009年起停止，本文使用市轄區年末總人口來表示人口規模，使得數據統計口徑一致。
交叉相乘項。專業化和城市人口規模的交叉相乘項（RZI×lnN）：該交叉相乘項用以考察隨著城市人口規模的增加，專業化對城市經濟效率的影響。多樣化和城市人口規模的交叉相乘項（RDI×lnN）：該項用以考察隨著城市人口規模的增加，多樣化對城市經濟績效的作用。
其他控制標量。產業結構升級（third）：采用第三產業相應增加值占城市年度總產值的比重反映。外商投資強度（fid）：采用根據歷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平均價換算的外商直接投資額與當年固定資產投資的比值來反映。政府作用強度（gov）：選擇政府財政支出占城市年度總產值的比重來衡量。人力資本積累（edu）：采用每萬人中等以上學校教師數衡量。
（3）空間權重矩陣。已有文獻中使用的空間結構權重矩陣有經濟距離、地理距離等，但根據國外的相關研究，在實踐中應用比較廣泛的還是基于地理距離的空間權重矩陣，本文采用距離衰減的空間權重矩陣，定義如下：
Wkl，d=exp（-dkl），其中k，l表示不同的城市，d表示距離。
3 計量檢驗與結果分析
3.1 數據來源說明
本文選取了27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市轄區面板數據，數據主要來源于2003～2013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人口統計年鑒》《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年鑒》、地區統計信息網等。價格指數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因為沒有各城市的相關指數，所以用各省的指數代替。
3.2 空間面板模型的估計結果與討論
首先進行豪斯曼檢驗，各模型均應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其次根據自然對數函數值（logl） 對四種空間面板模型進行判斷與選擇，由表1可知，SDM模型是實證研究中考慮RZI和RDI效應的最優模型。接下來根據模型1和模型2進行實證分析。
（1）專業化、多樣化指數對城市經濟績效的影響。在方程1中，對專業化指數求偏導數，可得，lnTFP/RZI=0.0551+0.0402W-0.0011lnN，專業化指數RZI的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在考察的樣本區間，專業化發展模式顯著促進了城市經濟績效的提升，但專業化和人口規模的乘積項（RZI×lnN）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隨著城市人口規模的擴大，專業化效應對城市經濟績效的提升作用在逐步減小。在方程2中求偏導數，得出多樣化對城市經濟績效的邊際效應lnTFP/RDI=-0.0073+0.0015lnN，多樣化指數RDI在5%的水平顯著為負（-0.0073），表明樣本區間內城市的多樣化發展模式抑制了城市經濟績效的提升，但多樣化指數和城市人口規模的乘積項（RDI×lnN）系數顯著為正，說明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多樣化生產模式逐漸開始發揮正向的促進作用，這也表明多樣化生產方式正向效應的發揮有一定的門檻規模要求，進一步，可以解得城市多樣化對經濟績效的門檻規模大致為129萬人。2013年我國城市體系中，城市人口規模超過129萬人的有99個，大部分城市低于城市多樣化生產模式經濟績效發揮效應的門檻，所以對于中國大部分的中小城市來說，盲目地發展“小而全”的多樣化生產模式是不太適宜的。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一些中等城市逐漸發展成為區域性中心，此時，城市也需及時適時調整產業發展戰略，從專業化經濟向多樣化經濟轉型發展，激發城市持續增長的潛力。
（2）城市規模對城市經濟績效的影響。從城市人口規模的回歸系數來看，一次項系數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二次項的系數在10%的水平下顯著為負，說明城市規模對經濟績效的影響存在倒U型結構：一方面隨著人口規模的擴大，產生集聚效益，人們面對面的交流有助于知識和信息的溢出，形成模效應，促進城市經濟績效的有效提升；另一方面，隨著城市集聚度的不斷提升，交通、房價等成本持續上升，達到一定程度時，就會產生擁擠效應，從而降低城市的經濟績效，抑制生產規模的進一步擴大，當收益和成本均衡時，城市規模達到最優。同時這一規模隨
著城市產業發展結構模式、人力資本、外資情況，政府作用等也在動態變化。利用方程1的估計參數，可以得到lnTFP/lnN=0.0173-0.0011RZI-0.0026lnN，把2013年專業化指數的平均值2.56帶入，可以得出具有平均專業化水平的城市最優規模大致為262萬人。利用方程2的估計參數lnTFP/lnN=0.0167+0.0015RDI-0.0038lnN，把2013年多樣化指數的平均值3.98帶入，可得具有平均多樣化水平的
城市最優規模為389萬人，這與王小魯等的一些研
究結果類似[14]。比較兩個邊際效應，可知城市規模的邊際收益隨專業化向多樣化轉變和多樣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由以上研究，從2013年的數據來看，我國大多數城市人口規模還遠遠小于發揮專業化和多樣化效應的最優規模，今后在較長一段時間，我國要進一步采取政策措施，加強引導，推動中小城市的人口集聚；而對于一些城市規模比較大的城市，如北京（1245萬人）、上海（1364萬人）等則要提升產業多樣化的水平，與相應的城市規模相匹配，使城市在專業化向多樣化的轉變中實現城市經濟績效的有效提升。
（3）空間溢出效應。WlnTFP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1%的水平），表明全要素生產率存在顯著的空間相關性，一個城市經濟績效的提升可以通過技術溢出效應促進臨近城市效率的提升，而且這一技術溢出效應一旦產生會對整個經濟部門的增長產生明顯推動作用[15]。從RZI和RDI的空間滯后項來看，專業化的空間滯后項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多樣化的空間滯后項不顯著，表明專業化效應具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這可能與研究樣本區間的城市規模以及多樣化水平有關，一方面我國大部分城市的規模還比較小，多樣化對經濟績效的促進作用還沒有有效發揮出來，另一方面我國的多樣化水平相對不高，部分學者認為多樣化水平較高時才能發揮對經濟績效的促進作用和對臨近經濟體的空間溢出。
為了進一步分析隨地理距離增加，專業化效應對城市經濟績效的溢出效應，本文使用SDM模型，對空間權重設定100～800千米的距離閥值，分別回歸得出空間溢出系數（見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專業化效應的溢出效應在100千米和400千米左右較大，在600千米以后逐漸變得不顯著。100千米左右較強的溢出效應說明較短的距離（比如臨近城市）有助于專業勞動力和產品的提供，可以有效促進知識和技術等創新因素的溢出。400千米左右較強的溢出效應與集聚陰影效應（Agglomeration Shadows）的減弱有一定關系，根據Fujita等的研究[16]，當與中心城市距離逐漸增大時，市場潛力函數表現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呈現“∽”型曲線。在100～400千米之間，隨著與中心城市地理距離的增加，市場潛力函數逐漸上升，中心城市的集聚陰影效應逐漸減弱，經濟績效的空間溢出效應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回升。當距離超過600千米，隨距離的增加空間溢出效應迅速衰減，并且逐漸變得不顯著，難以對周邊城市的經濟績效產生促進作用。
（4）其他控制變量。其他控制變量中，產業結構對本地經濟效率的影響不顯著，表明產業結構的優化并沒有顯著提升地方經濟績效，反映了地方產業發展中，產業結構虛高而產業發展水平和質量較低，這種測算的失真使得產業結構對經濟績效的促進作用沒有發揮出來。人力資本積累對本地經濟績效的影響顯著為正，表明提高教育質量可以促進人力資本的積累。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人力資本逐漸替代物質資本成為最重要的投入要素，而且人力資本特有的收益遞增和外部性特征提高了其他要素的效率，進而促進了城市經濟績效提升。政府作用強度的回歸系數為正，顯示了在中國式的城鎮化過程中，地方政府對地方經濟績效的提升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外商直接投資對本地經濟績效的影響不顯著，本文認為這可能與外商投資的領域有關，如果外商投資的領域偏重于加工制造業，技術含量低，則對城市經濟績效的作用不顯著。
4 結論
本文構建綜合實證模型分析經濟發展模式、城市規模對城市經濟績效提升的協同影響，研究結果顯示：①專業化、多樣化對經濟績效提升作用的發揮與城市規模相關，隨著規模的擴大，專業化對經濟績效的促進作用逐漸減弱，多樣化的提升作用逐漸增加，多樣化對經濟效率提升的門檻規模是129萬人。②隨著城市規模擴大，經濟績效呈現倒U型結構，而城市規模增大的邊際收益隨專業化向多樣化轉變而增加。以2013年的專業化、多樣化平均水平為基準，與專業化水平相適應的最優城市規模是262萬人，與多樣化水平相適應的最優城市規模為389萬人。③專業化具有顯著的跨區域空間外部性，空間溢出效應在100千米和400千米時較大，在600千米以后逐漸變得不顯著。由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國家和各級政府應設計傾斜政策，引導剩余農業人口和非農產業向規模偏小的中小地級城市集聚，使其成為我國地方性城市群的核心和城市體系的基層結構。目前，中國大部分城市的規模還遠遠小于專業化和多樣化經濟發揮效應的最優城市規模，擴大中小城市規模可以提{城市的集聚經濟效益，同時讓更多的人分享各類保障和發展機會。（2）不同規模等級的城市應根據城市特征實施不同的產業發展戰略，同時促進城市群內部、不同城市之間專業化和多樣化分工協作。大城市要實施“多樣化”為主、“專業化”為輔的“驅動”城市路徑，中小城市要實施“專業化”為主、“多樣化”為輔的城市路徑。我國大部分地級市的實際規模仍未達到產生多樣化效應的門檻規模，在大城市向制造業和服務業多樣化經濟發展的同時，中小規模的地級市應結合城市要素稟賦、比較優勢，集中人力資源和資本推動當地特色產業專業化發展。（3）城市間溢出效應范圍為都市圈的區域規劃、產業布局提供了借鑒意義。城市間的溢出范圍在100千米和400千米處相對較強，對于東部地區城市群內的城市而言，產業發展應采取功能互補、差異化的發展戰略，重點推進區域一體化的進程；對于西部地理距離較遠的城市而言，應建立不同區域的市場核心，形成多核發展格局，推動資源在更大范圍內的優化配置，更好發揮產業集聚的溢出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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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非正式約束;經濟一體化;發展模式
經濟增長是傳統經濟學研究的最根本問題。然而傳統經濟理論在研究區域經濟增長問題時，過度分析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和資本)、技術和制度這幾類因素對經濟增長績效的影響，而忽視非正式約束在區域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事實上，勞動、資本、技術和制度因素在區域經濟長期的歷史演進中是相對易變的，尤其是它們都會對空間差異做出適應性調整而發生誘致性變遷。因此，對于長期經濟增長而言，各種生產要素的投入、技術的進步和制度的變遷都不足以對國家或地區興衰的全部歷史做出有力的解釋。這種理論與實踐的割裂迫使我們從另一個全新角度尋找區域經濟增長的內在本質。不同區域間的各種非正式約束作為一種歷史積淀，其核心價值體系影響著區域經濟主體的價值趨向、行為規范，進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區域經濟增長路徑。
一、非正式約束與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述評
非正式約束是人們長期交往中無意識形成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習俗、道德倫理、意識形態等經濟行為影響因素集。從非正式約束視角揭示經濟增長的多以定性方式展開。馬克斯·韋伯認為文化對經濟發展具有決定意義，資本主義的起因應該從西方文化中獨具的合理性中去尋找。格雷夫從文化信念與社會組織和制度安排的角度揭示非正式約束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他認為，經濟制度由文化信仰和組織這兩個相關的因素組成，制度結構之所以表現出路徑依賴，是因為過去的行為、文化信仰、社會結構和組織都影響著價值觀念和社會實施機制的發展，從而壓制了背離舊有行為模式的靈活性。
哈耶克認為，非正式約束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人為的，既不是通過遺傳繼承下來的也不是經由理性設計出來的，非正式約束是一種由習俗的行為規則構成的傳統，復雜的非正式約束形態的形成往往是一種優勝劣汰的結果。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將經濟動機歸結為復雜的心理，強調經濟活動植根于廣泛的社會習慣和文化道德之中。亞當·斯密的“經濟人”具有“利己心”，也具有勤勉、節約、慎重、機敏、質樸、用心、周到等若干品德。“經濟人”的活動是“經濟與道德”的統一。如果不具備這些必要的倫理道德，僅僅追求自利無法促進社會財富的增進。穆勒認為各國的經濟情況取決于道德的或心理的因素，整個社會的知識水平和相互信任程度對生產要素、生產力程度有較大的決定作用。阿瑟·劉易斯認為，資源是經濟增長的條件，但不是決定經濟增長的唯一因素，經濟增長率是人的經濟觀念、行為和制度決定的。他認為，經濟增長依賴于人們對工作、財富、節儉和冒險等等的態度。而人們的不同態度往往與宗教信仰的不同有關。阿馬蒂亞·森強調非正式約束對經濟發展存在促進作用，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的高效率運行依賴于強有力的價值觀和規范系統。他論證說，一個交換經濟的成功運行依賴于相互信任以及對公開的或隱含的規范的使用，即使對機構和制度而言，其運行也是以共同的行為模式、相互信任以及對對方道德標準的信心為基礎。
二、非正式約束與經濟增長機制分析
(一)非正式約束是影響經濟發展方式的深層次因素
通常利用資本、勞動、技術三個要素分析經濟增長是否有效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方向是將經濟發展轉到更多地依靠技術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上來。然而，技術和勞動這兩個要素深受非正式約束的影響：技術進步需要的是崇尚創造、摒棄簡單模仿、包容錯誤的氛圍，需要的是企業家群體的創新精神；勞動者素質的提高，最根本的是知識技能、職業道德、個人操守等多方面修養的提高，可見非正式約束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具有重要作用。
(二)非正式約束對經濟增長諸因素具有整合效應
非正式約束總是要滲透到經濟增長各類因素的作用過程中，從而造成經濟增長因素功能和績效上的差異。非正式約束對經濟增長要素的整合，既體現在從工具理性層面把握生產要素的各個環節，也體現在從價值理性層面把握生產要素的各個環節。從工具理性層面看，各區域經濟增長過程中生產要素的形成、發展和進步過程，是一個區域非正式約束印記不斷滲合的過程。從這一點上說，生產要素總是包融在區域非正式約束印記中的；從價值理性層面看，非正式約束整合效應，著重表明區域經濟增長諸因素的人文價值和人文信念的回歸。生產要素不僅是人們創造有形財富的手段，而且還是人類自身發展的認知成果和創造成果，因而具有以人的發展為向度的價值尺度。一種非正式約束如果無法接受和融合不斷創新的科技和制度的進程，就必然要受到由不斷創新的科技和制度所包蘊著的文化潛能的侵蝕和創傷，而這又能夠刺激該種非正式約束自我革新，重新以積極的姿態接受、融合和拓展科技、制度等因素的發展沖力。
(三)非正式約束具有規模報酬遞增的特性
非正式約束具有規模報酬遞增的特性，是能夠實現邊際報酬遞增的稀缺要素。準確地說，非正式約束是能夠實現邊際報酬遞增的稀缺要素。這是因為非正式約束具有自組織能力，它一旦形成就會不斷地自我強化，這也是一切非正式約束所具有的特性。一種非正式約束一旦在競爭中被人們接受，它就會竭力形成壟斷，排除其他非正式約束的存在。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如果非正式約束的偶爾積累帶來了利潤，利潤會吸引更多的人來迅速學習或復制特定的非正式約束，要想阻攔這種觀念的傳播幾乎是不可能的。當更多的人習得了特定的非正式約束后，該國家或地區的非正式約束似乎被“鎖定”在一個獨特的路徑上并沿著這一方向持續發展下去。而導致經濟增長的特定文化資本會進一步同各種相近的思想觀念混合在一起，自我組合，互相傳遞。有利于經濟增長的非正式約束的自我強化行為，推動著那些有機會進入增長軌道的國家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人均收入持續增長。
三、基于非正式約束的經濟增長一體化模式
非正式約束與經濟相互融合的基礎是現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現代社會生產力系統的重構。現代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極大促進了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發展和變化，帶來了新的文化、經濟、科技與信息產業的出現和迅猛發展。社會化生產與交流的發展，使人們經濟的需求及其滿足程度都有較大的發展和變化，引起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變化。產業發展中的非正式約束因素與日俱增。產業集群內的企業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原因，在于要素的集聚，也包括非正式約束要素的集聚。非正式約束深刻影響著集群內企業的裂變、要素的流動、創新能力的形成、區域品牌的創立和發展等，由此形成了十分獨特的集群特征和競爭力。
市場經濟體制要求摒棄傳統的生產方式，要求以市場為紐帶和以市場規律為主導的文化、經濟資源的廣泛流動和優化配置。這是非正式約束與經濟走向新的融合，趨向一體化的基礎。非正式約束與經濟一體化，不是非正式約束和經濟的板塊結合，而是非正式約束和經濟內在的有機聯系、相互滲透、相互作用，融合成整體關聯的一體化格局。非正式約束和經濟原本就是相互聯系的，經濟活動的主體就是具有非正式約束的人，經濟活動的組織和方法就包含著非正式約束品性。非正式約束與經濟一體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非正式約束與經濟的聯系，而是非正式約束與經濟突破傳統，在理念、實踐、模式和制度上的全面創新。非正式約束與經濟一體化是非正式約束與經濟的生態有機體。非正式約束與經濟運行過程和運行機制具有系統性、整體關聯性和開放性的基本特征，在非正式約束和經濟之間以及非正式約束與經濟系統內的諸因子、諸方面之間都存在著共生互動的辯證關系，非正式約束與經濟與市場經濟之間也是根據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性協調和變化的動態關系。在社會現實中也有諸多因素和方面影響和制約著非正式約束與經濟一體化的形態。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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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循環經濟；墻體材料；清潔生產
現階段正處于經濟發展與轉型的關鍵時期，建設節約型社會以及發展循環經濟是社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這對社會以及經濟發展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墻體材料行業作為資源消耗大戶長期存在，不僅會對土地資源以及能源造成較大的消耗，還會對環境造成較大污染，具有高能耗、高資源消耗以及高污染等明顯缺陷。當前發展理念為循環經濟，在這種大環境與大背景之下，對墻體材料行業來說既是機遇又是挑戰。
一、循環經濟下的產業發展模式
循環經濟與傳統經濟在在發展模式上有顯著差別，傳統的經濟發展主要采用單向的線性流動模式，這種發展方式需要大量的能源資源進行支撐，是一種對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破壞的發展模式，不能實現能源以及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在物質循環的基礎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就是指循環經濟，該種模式主要利用系統在最大限度上實現對廢棄物的少量排放，促使環境與經濟是協調發展，最終實現資源節約以及環境保護的發展目標。
二、循環經濟視域下影響墻體材料行業發展的主要因素
1.新型墻體材料市場秩序較為混亂
墻體材料行業在不斷發展與進步，現階段正是關鍵時期，雖然已經取得顯著的成績，但還是有一些不能忽視的問題是存在于整個發展過程中，故意炒作以及虛假宣傳等都在其涵蓋范圍。因此在實際發展時必修對上述問題進行注意，從問題的關著手，在真正意義上促使墻體材料發揮自身的價值與意義。新型墻體材料進行市場是一些不良商販進行惡意宣傳的噱頭，最終導致大量的劣質產品流入市場，這不僅對墻體材料行業自身發展有不良影響，同時對社會以及經濟發展有極大的阻礙作用。
2.產品質量問題
工藝門檻較低是墻體材料生產的顯著特點，同時兼具設備成本較低以及操作技術相對容易的優勢是，但上述優勢與特點最終導致部分企業進行盲目生產與投資，最終導致產品質量得不到應有的保障。同時有些制造企業還會在設備是采購以及生產過程中進行故意的宣傳，對市場產生誤導作用。大量簡陋以及質量較差的設備進入到市場，最終對新型墻體材料質量造成嚴重影響，對整個行業的發展都有阻礙作用。
3.對新型墻體材料的系統性研究不足
當前國內針對新興墻體材料所開展的相關工作還較為欠缺，這主要是時間累積和生產產業發展現狀造成的，加之研制過程中缺乏必要的研究規劃，導致生產出來的產品出現無試驗根據的問題。
4.新型墻體材料的施工技術相對復雜
部分新型墻體材料因為在性能等方面不能達到基本的墻體材料表中，因此在施工過程中必須采取對應的配套措施，例如針對空心墻體材料而配套采用的專用砌筑砂漿，粉煤灰或者灰砂磚等若采用一般的抹面砂漿，其整體粘結性能較差，將導致施工難度加大。
三、循環經濟模式下新型墻體材料的循環體系構建
循環經濟的經濟活動的循環模式主要集中體現在：基于企業內部的小循環體系；基于企業與行業之間的中循環體系；基于社會層次的大循環體系三個方面。
1.小循環體系的構建
小循環體系體現的是在企業內部實施清潔生產以及資源的循環、綜合利用方面。通過產品的生態設計、清潔生產等方式和途徑，讓整個材料生產工藝流程、環節都盡量不產生或者少產生廢棄物，增加對生產資源的利用比例，實現對環境污染的最小化。而墻體材料產品的清潔生產體現在一個重要方面，即清潔蛇根草方面，其通過對應的生產工藝技術與裝備來控制生產資源以及能源的消耗，增加對廢棄物資源的應用，這是新型墻體材料在生產企業內部小循環體系構建的主要內容。
2.中循環體系的構建
中循環體系是構建在企業與行業之間的一種生態發展循環網絡，在企業之間形成共生發展的關系。而體現在新型墻體材料方面則主要是以對廢棄物的循環利用方面，將上游產業中所產生的廢棄物、廢渣等通過合理的廢物利用技術將之作為下游墻體材料生產所使用的原材料。從而實現企業與企業之間實現中循環，最終達到對資源的優化配置目的。
很多行業在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廢棄物都可以作為墻體材料產品的生產原料。例如，通過與煤炭企業形成鏈接系統，利用煤炭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煤矸石，將之進行燒結處理之后得到煤矸石砌塊；通過與電力企業形成鏈接系統，利用電廠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粉煤灰，通過與非金屬礦山企業建立鏈接系統，利用選礦過程中產生的剝離土、尾礦等作為原材料，生產得到墻體材料產品等。
3.大循環體系的構建
所謂的大循環體系及時基于社會層面而建立起來的一個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系統。通過應用整個社會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廢棄物作為基本的生產原料來生產建筑墻體材料。例如，通過利用建筑垃圾、城市生活垃圾以及江河淤泥等作為原料進行墻體材料的生產。這是循環經濟在大循環模式下實現墻體材料生產的生態資源調節與控制，是在保證境得以持續穩定發展的基礎上實現戰略發展的重要徑。同時，圍護結構所使用的墻體材料對建筑節能所造成的影響尤為凸出，通過使用保溫性能和隔熱性能的材料能夠有效的改善建筑墻體材料，達到降低環節溫度、減少建筑能耗的目的。這是墻體材料大循環體系在社會層面實現循環經濟基本理念的重要依據。
四、實現墻體材料行業循環發展的產業措施
1.使用空心化生產工藝
所謂的空心化生產工藝就是通過生產多孔磚、空心磚、空心砌塊等方式來實現清潔化生產。在整個生產的原料處理、成型、干燥以及焙燒等環節中對相關的工藝有具體的要求。通過選擇合理的工藝參數保證產品的整體質量，使得產品的合格率能夠達到95%以上。與傳統的實心磚相比，多孔磚能夠節省材料25%，降低能耗12%左右；空心磚能夠節省材料45%左右，降低能耗25%。通過使用空心化產品工藝技術，能夠有效達到資源節約、能源控制以及減少污染的目的。
2.采用內燃燒技術
內燃燒技術已經在我國的制磚行業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通過在原料當中摻加對應比例的工業廢渣、廢料等，不但能夠減少資源的耗費，而且還能夠減少制磚過程中的能源消耗。例如，在生產過程中通過使用燒失量相對較高的粉煤灰、具有對應發熱量的工業爐渣、農作物秸桿等，能夠增加。
五、結語
通過這種工業生產循環模式，可以建立起完善的生態工業產業園，在園區內就能夠進行廢棄物的交換和再生產，實現真個園區內部物質的閉路循環，保證內部的能量實現梯級應用。最終形成一個相互依賴的工業生態系統，實現整個墻體材料生產系統的零排放，達到墻體材料行業與環境的協調發展目的。
參考文獻：
關鍵詞：社會融資規模；實體經濟；協整；Granger因果檢驗
一、引言
2011年4月14日，央行在“一季度金融統計數據報告”中首次了社會融資規模這個指標，社會融資規模是指一定時期內（每月、每季或每年）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全部資金總額，是增量概念，它全面反映了金融與經濟的關系，以及金融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逐步完善，直接融資快速發展，非銀行金融機構融資功能日益增強，銀行等機構創新性地向社會提供形式多樣的融資，以及民間融資、私募股權基金的日益發展，我國的社會融資規模和結構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人民幣新增貸款已不能全面準確的反映金融和經濟的關系，而社會融資規模與主要的經濟指標的相互關系則十分密切。通過研究社會融資規模和實體經濟之間的內在關系，可以為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大量的理論和數據支撐。
二、實證分析與檢驗
（一）變量和數據選取
由于社會融資規模是從2011年起正式統計并按季的，人民銀行在2012年9月公布了2002年以來的月度歷史數據，所以考慮到數據的完整性和可獲性，本文采取的數據將樣本區間設定為2002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二季度，共50個樣本。本文以第一產業增加值和第二產業增加值之和（TRE）來代表實體經濟發展，又引入了社會融資規模（sF）這個變量來研究社會融資規模和實體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其中TRE、SF均是增量概念，數據來源于中國國家統計局和中國人民銀行網站。
（二）ADF單位根檢驗
由于所選數據均為時間序列數據，而時間序列數據可能是平穩的，也可能是非平穩的，為了防止偽回歸，必須在時間序列的數據進行回歸之前對其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采用EViews6.0中的ADF檢驗對以上2個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由結果可知，2個變量的一階差分序列是平穩的，所以第一產業增加值和第二產業增加值之和、社會融資規模這兩個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為了對這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做進一步分析，就需要對其做協整檢驗。
（三）協整檢驗
由于兩個變量均為I（1）序列，如果它們的線性組合是協整的則說明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為了驗證作為實體經濟代表的TRE與社會融資規模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關系，本文采用EG兩步法檢驗方法對變量進行協整檢驗分析。由協整檢驗結果可知，TRE、SF這兩個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社會融資規模和實體經濟之間存在長期均衡的協整關系。
（四）Granger因果檢驗
由協整檢驗結果可知，TRE、社會融資規模這兩個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但是這種關系是否構成因果關系以及因果關系的方向如何，還需作出進一步的分析。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檢驗對此進行分析。由于本文所選取的數據均為季度數據，所以在Granger因果檢驗中依次將滯后階數從滯后一期設定到滯后六期，結果發現，在六次檢驗中，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增加值之和這一變量是社會融資規模的Granger原因的結果出現了五次，因此可以說明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增加值之和這一變量是社會融資規模的Granger原因；相反，社會融資規模是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增加值之和這一變量的Granger原因的結果只出現了一次，即社會融資規模不是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增加值之和這一變量的Granger原因。綜上所述，可以說明，社會融資規模隨著實體經濟的逐步增長而增加，而社會融資規模的增加并不能直接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這與我國當前社會金融發展和實體經濟發展的實際狀況相符。
三、實證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實證結論
1、從長期趨勢上來考察，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增加值之和所代表的實體經濟變量和社會融資規模之間存在長期的正向協整關系，這說明社會融資規模和實體經濟的發展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2、由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可知，實體經濟和社會融資規模存在單向Granger因果關系，實體經濟的發展可以促進社會融資規模的增加，但社會融資規模的增加并不能直接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這表明在本文所研究的這個時間區間內我國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并沒有直接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同時也說明將社會融資規模作為我國宏觀調控的中間目標可能不太符合我國現階段社會經濟和金融環境的發展特征。
（二）政策建議
基于以上Y論，本文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
1、加強和完善各部門之間數據統計協調機制
2、轉變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調控方式
一、互動發展模式歸納
被調研高校在服務地方、與地方發展互動方面都各有特色，主要形成了以下六類富有成效的高校與地方發展互動的模式。
（一）高校通過實施服務地方計劃實現校地互動發展的模式
南通大學、濟南大學、臨沂大學、揚州大學通過制訂實施服務地方行動計劃，用計劃統領和推動服務地方工作，目標明確，措施有力，成效顯著。
南通大學成功實施了《“五支撐一引領”服務地方行動計劃》，有效地推動了“校地互動”深入發展。濟南大學成功實施《服務濟南行動計劃》，通過五大舉措，形成全方位推進互動的局面。確保計劃落實。臨沂大學實施《服務沂蒙行動計劃（2012―2015年）》，重點是發揮大學的六大優勢，使大學成為引領和助推老區發展的強大“引擎”。 揚州大學大力實施“創新服務促進計劃”，積極推行與區域發展、城市建設和新農村建設的“三個聯動”。
（二）高校通過建立健全服務地方工作機構推動校地互動發展的模式
青島大學、江漢大學、廣州大學等高校通過建立健全服務地方工作機構，配備專職人員，加大服務地方工作力度，建立完善服務地方工作體制機制，有力地促進了互動發展。
青島大學先后成立了服務地方工作辦公室、戰略發展項目推進領導小組、科技成果轉化中心，從全校抽調和配備得力的干部和人員，給予足夠的經費支持，以此來構建學校與政府各部門、各大企業，學校與各學院、各研究機構之間的協調互動機制。
江漢大學專門成立了服務社會與發展規劃處，統籌謀劃和組織全校的社會服務工作，將社會服務工作與學校的發展規劃緊密結合，并將社會服務作為一級指標納入學院評價指標體系。服務社會與發展規劃處的成立，為學校社會服務工作的寬范圍、多領域深入開展提供了組織保障。
廣州大學創新工作體制，成立專門的社會服務組織機構，促使服務社會工作制度化、系統化。成立學校服務地方經濟社會工作領導小組，由校黨委書記和校長共同擔任組長，成員除職能部門領導外，還包括在服務社會工作中成果突出的若干名專家。成立專門的職能部門“服務經濟社會工作處”，代表學校行使服務經濟社會工作職能，推進校地、校企合作，爭取社會資源，給更多的專業教師和學生提供參與社會服務工作的機會，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全方位服務。
（三）通過省市地方政府共建高校促進校地互動發展的模式
青島大學、集美大學、常熟理工學院等高校通過省市共建這個平臺，積極推動落實省市共建協議，爭取所在地市政府的政策資金支持，融入地方發展，在互動發展中增強自身實力，提高服務能力，實現互動雙贏。
青島大學借助省市共建，爭取地方政府加大資金政策支持力度，進而更好地融入和推動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為支持青島大學申報山東省應用基礎型人才培養特色名校，青島市政府與省教育廳簽署了共建青島大學的協議，在“十二五”期間安排不低于5億元的資金，支持青島大學。青島大學利用青島市政府5億元重點支持資金，重點建設10萬平方米的科技研發中心和醫學教育綜合樓，并順利獲批山東省應用基礎型人才培養特色名校立項建設單位。
集美大學通過省市共建，廈門市政府幫助集美大學改善教職工待遇，增加集美大學的正常辦學經費，集美大學相關辦學經費按廈門市屬高校標準撥補，廈門支持集美大學建成博士學位授權單位，并在建設教學科研平臺及安排科研項目等方面給予傾斜支持。通過省市共建這個平臺，集美大學著力打造一批在全省乃至全國領先的一流學科，提升辦學質量，進一步強化為廈門經濟發展的服務意識，提升服務地方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繁榮的能力。
常熟理工學院通過省市共建，實現了“更好地貼近地方，走互動發展之路”的發展戰略，發揮專業、學科、技術和人才優勢，牢牢抓住服務觀念轉變與服務能力培育這兩大核心問題，積極思考并主動參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對接，掀起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熱潮。通過服務地方，實現學校的辦學任務和自身價值，贏得辦學資源，開拓辦學空間，增強了辦學能力。
（四）地方主導、高校配合的互動發展模式
杭州市政府專門建立支持杭師大建設省內乃至國內一流綜合性大學領導小組，由市主要領導任組長，定期研究、協調解決杭師大在建設發展中遇到的重大問題。杭師大緊緊圍繞杭州十大產業發展的重點，充分發揮高校的學科平臺優勢，建立產學研合作平臺，組建創新團隊，助力地方經濟發展，構建大學―政府―中小學（即U-G-S）教師教育聯盟，學校與杭州江干區共建杭師大東城教育集團、與杭州余杭區共建余杭藝術教育集團、成立杭師大幼教集團等。三大附屬教育集團的成立有效推進了義務教育的優質均衡發展，同時也有效提升了學校教師教育的質量和水平。
（五）高校學科建設、隊伍建設等與地方經濟建設緊密聯系的互動模式
蘇州大學、四川文理學院等高校通過將學校學科建設、隊伍建設與地方經濟建設緊密聯系在一起，主動出擊，全方位服務地方發展，卓有成效的實現了以服務求支持、以貢獻促發展，實現了自身騰飛，提升了服務能力，進而更好的實現了校地互動發展。
蘇州大學是通過這一模式實現騰飛的典型案例。一是借助蘇南良好的經濟環境，蘇大探索出一條堅持特色發展的多元化辦學新途徑，先后與江蘇的錫山市、昆山市等簽訂聯合辦學協議。二是讓地方政府和企業參與學科建設，是蘇州大學的一個創舉。蘇大采取與地方企業合作加強學科建設的辦學新模式，與在蘇的臺資企業旺宏電子和著名跨國公司及蘇州工業園區管委會，共同組成了蘇州大學IT專業企業指導委員會。三是蘇州大學主動面向經濟建設主戰場，把主動為地方提供智力支持作為辦學的一條重要思路，不斷加強對蘇州地區社會現實問題和經濟發展前沿課題的研究和探索，設立了地方戲曲研究室、吳文化研究室、蘇南發展研究院等研究機構。
四川文理學院把教育教學、科學研究的著力點調整到主動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軌道上來。調整系科專業設置，大力建設應用型專業。推動修訂完善人才培養方案。制定并實施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的中長期發展規劃，克服自發性和隨意性。拓寬服務平臺，創設良好環境。整合全院研究力量，深入研究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社會現實問題，為地方黨委政府的決策提供科學依據。
（六）廣泛搭建合作平臺、助力地方發展的互動模式
寧波大學、西安文理學院、安徽大學重點通過發揮自身優勢，與地方政府建立各種形式的合作協議，廣泛搭建合作平臺，進行項目化運作，有力地促進了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也得到了更多的政府支持。
寧波大學通過廣泛搭建平臺，實現校地互動發展。與寧波市11個縣市區簽訂全面戰略合作協議，與浙江省其他縣市區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在慈溪、椒江、三門、紹興等縣市區設立地方技術轉移中心，拓展大學與政府的合作領域。學校以服務寧波文化強市建設為切入口，組織與寧波市相關部門的合作對接交流會，與寧波市20多個部門建立長效合作機制，校地雙方充分發揮各自的資源優勢和人才優勢，實現了校地雙方的共贏發展。學校聯合寧波市相關部門和20多家地方行業龍頭骨干企業成立了“校企合作委員會”，充分利用寧波市國家大學科技園、產學研戰略聯盟等合作平臺，加強與行業龍頭骨干企業的溝通聯絡，拓寬合作渠道，建立長效合作機制，與地方企事業單位共建地方合作平臺30多個，實現互動共贏發展。
西安文理學院設立“一所六中心”，彰顯開放辦學的姿態。學校與地方黨委、政府等合作，成立“長安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國際民生文化研究所”、“區域教育發展研究中心”等七大中心，積極探索“校地合作”新模式和新途徑。產出了一批成果，鍛煉了一批干部，發揮了示范作用，引起了較大反響。
安徽大學與17個地市簽訂了多層次的校市科技合作協議，與20多家大中型企業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系，與120多家企業保持多種形式的產學研合作關系，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各方面的服務，成為研究與解決安徽經濟建設、社會發展重大問題的主要基地。學校創辦《決策參考》，注重成果轉化，將一些應用性的科研成果形成對地方社會經濟發展對策和建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把《安徽社會發展報告》藍皮書的組織編寫作為長期性的研究項目，以原創性和權威性的研究對安徽社會發展的未來作出科學預測，為解決安徽社會發展問題出謀劃策，為政府決策社會發展政策提供參考依據。
二、互動發展存在“四個不協調”
（一）地方高校與地方政府對雙方互動發展的認識不協調
一是地方高校越來越認識到服務社會是高校的三大職能之一，特別是作為地方高校，“以服務求支持、以貢獻求發展”的意識已經成為廣大地方高校干部教師的共識。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對地方高校在促進本地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促作用認識不足，缺乏對地方高校學科、科研、人才和文化優勢的全面深入了解、關注。不少地方政府低估甚至蔑視地方高校的能力和水平，盲目攀高，寧肯舍近求遠，一味地去追求所謂的名校進行合作，寧肯花費數倍的費用聘請所謂的名校的一般專家，也不給本地高校中有著這方面特色優勢、完全可以勝任的教授，不能很好地發揮本土優勢。
二是不少高校都成立了專門的服務地方或服務社會工作機構，體現了對發揮自身作用服務地方的重視。然而，地方政府幾乎沒有設立或者指定專門的部門和人員來有計劃地協調組織推動地方高校與地方發展互動工作。
（二）地方高校和地方政府雙方科學研究思想存在不協調
一是高校科學研究特別是基礎研究追求的是學術創新、學術真諦，不惜耗費大量時間反復研究。這與地方政府企事業單位追求短平快之間存在矛盾。地方政府喜歡短平快，希望科研人員盡快按照他們的要求拿出成果，從而盡快實現自己的發展目標，熱衷于選擇短期內成功可能較大的課題進行研究。
二是大學科研人員注重自身研究方向和成果的內在邏輯體系和學術價值，而地方政府注重科研成果順利產業化創造利潤和收益。
三是大學注重學術交流，科研人員喜歡通過讓大家共享自己的研究成果，通過上課給自己的學生傳播自己的新思想新成果，提高人才培養水平。而地方政府往往為了自己的利益，為了在市場競爭中搶得先機，千方百計的對合作取得的研究成果進行嚴格保密，一定時間不允許公開。
（三）地方高校與地方政府發展目標定位時常不協調
一方面，目前地方高校特別是地方本科院校一般都隸屬于省市自治區，經費撥款主要來自省級財政，高校的專業設置、招生計劃、機構設置和人員編制等都由省級主管部門決定，往往按照高等教育發展和本校治校理念確定戰略發展定位與方向，不注重所在地市戰略發展。特別是一些地方高校不顧自身實際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一味地盲目追求“高大全”， 一味地向綜合大學挺進，導致地方高校發展定位與地方政府戰略發展規劃不吻合，高校的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學科專業不能適應當地經濟社會發展需要。
另一方面，一些地市政府，往往注重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問題而對地方高校的發展不夠重視，為了短期發展目標，有時不顧國家和省高教發展布局和規律要求，一味的要求地方高校服從服務于地方，甚至只給地方高校任務不給經費和物質支持，影響了高校的積極性和發展。
（四）地方高校滿足地方產業結構調整及新興產業發展的學科專業、科研平臺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存在不協調
地方高校現有的學科專業和科研平臺大多是在辦學中積淀形成，有的與地方快速發展的經濟社會關聯度不夠，需要調整優化和發展創新。而當前地方高校普遍面臨經費緊張壓力，有限的資金主要用于維持人才培養運轉和傳統學科建設發展，缺乏足夠的資金來建設新的學科和研究平臺。因此，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速度和需求變化快于地方高校學科專業建設和調整速度，兩者存在的這種不協調，影響著雙方的互動發展。
三、理想互動發展模式建議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地方高校服務地方，與地方發展互動的模式各有特色，但基本上都是形勢內容比較單一的模式，還存在這樣那樣一些困惑和問題。根據廣泛調研，經科學梳理、系統歸納和深入分析，課題組研究提出以下地方高校與地方經濟社會互動發展的理想模式：
地方高校與地方經濟社會互動發展理想模式=認識+機構+計劃+優勢+平臺+機制，即：領導重視認識到位+設立專門工作機構+制定切實可行計劃 +發揮本土優勢特色+搭建廣泛互動平臺+建立長效互動機制。
（一）領導重視認識到位
地方政府和高校領導重視是雙方互動發展的關鍵。只有當領導特別是主要領導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和足夠的重視，把促進互動發展工作放在重要位置，經常過問，專人負責，并作為一項長期工作持之以恒地抓下去，這項工作才能更加切實有效的開展起來。
（二）設立專門工作機構
這是推動雙方互動發展的組織保證。政府和高校分別指定或成立專門部門，負責高校與地方合作的工作。特別是地方政府成立或者指定專門的部門負責統籌協調，最為重要。
（三）制定切實可行計劃
這是雙方實現互動發展的基礎。地方高校要推進校地互動，絕不是學校內部個別教師、單位或學科的個體行為，而是涉及教師、學生、管理人員等多個方面和教學科研學科等多個環節的系統性工程，需要加強頂層設計，科學規劃和統籌協調各種資源。要把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納入學校工作大局和總體規劃，根據地方發展需要和學校特色優勢制定切實可行的服務地方行動計劃，明確具體的工作目標和實施步驟，并真正付諸實施。地方政府要把充分發揮地方高校作用，推動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納入地方發展中長遠規劃和相關政策法規，一方面用政策資金鼓勵引導高校服務地方發展，一方面明確規定和要求政府各級部門必須優先考慮和加強與本地高校的互動發展。
（四）發揮本土優勢特色
這是實現互動發展的核心。高校要對照地方經濟主導產業和新興產業發展，調整優化學科專業布局和結構，積極發展同地方主導產業、新興產業緊密相關的學科專業，從而吸引和培養適應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高素質專門人才，開展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科學研究。要積極參與地方政府的戰略決策咨詢，從國家經濟和社會科學發展的需要出發，發揮人文社會科學人才與科研優勢，針對地方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制定發展戰略、解決熱點難點問題、促進地方經濟社會文化繁榮、和諧、健康發展，發揮智庫和智囊作用，積極參與和承擔重大課題研究，提出科學合理和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地方政府要充分發揮政策資金和產業發展優勢，給予地方高校更多的關心支持，采取有效措施引導高校提高人才培養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關聯度和匹配度，促使高校根據人才培養要求調整學科專業結構和培養方案，最終培養出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專門人才，產出符合地方發展的學術成果并實現本土產業化。
（五）搭建廣泛互動平臺
這是促進互動發展的重要支撐。由政府主導建立產學研合作信息平臺，匯聚和政府、企業的需求信息以及高校人才資源、科技成果、人才培養培訓等供求信息。高校要發揮自身科研資源優勢，廣泛與地方合作，共建研發機構和科技合作平臺，建立協同創新中心，有針對性的參與到地方發展需要攻克的重大問題。
關鍵詞：和諧社會；集體經濟；發展方向；模式選擇
一、傳統集體經濟與新型集體經濟的差異
新型集體經濟不是對傳統集體經濟的全盤否定，其通過對傳統集體經濟的“揚棄”，呈現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鮮明特征。總體來說，新型集體經濟相較于傳統集體經濟，具有主體獨立、產權清晰、產權結構多元化、治理結構現代化等特征。1997年9月，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對新型集體經濟做了充分肯定，指出：“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勞動者的資本聯合為主的集體經濟，尤其要提倡和鼓勵”。新型集體經濟是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而產生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其現了現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傳統集體經濟與新型集體經濟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界定標準的較大差距。傳統集體所有制的界定標準主要體現在：分配方式實行按勞分配，生產資料集體所有，提取公共積累、共同勞動等；而新型集體經濟則是在舊有的標準上增加新功能：實行按勞分配與按股分紅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勞動者按份入股，擁有控制權，進行民主管理，共同勞動。
第二，范圍和具體形式有區別。新型集體經濟所包含范圍更加多種多樣，從資金源來看，有來自國家、集體、個人或者其他的合法途徑；而企業組織的模式也相對較多，如股份合作制、合作制、股份制等；組織形式包括了勞動與各種要素，如勞動、技術、知識、資本、人力資源、土地等，合作范圍多元化，具有一定的廣泛性，能夠對各種生產要素進行優化重組，保證各種資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配置都是最優化的，最大程度上調動了勞動者、經營者以及投資者的積極性，而這些都是舊有集體經濟制度所不具備的。
第三，發展集體經濟的途徑也不同。傳統的集體經濟實行“農具集中、土地歸公”的模式，主要依靠農民的剩余積累和合并家庭經濟來實現集體經濟的發展，積累的速度非常緩慢。而現代的集體經濟則依靠興辦集體企業、開展經濟聯合以及開展農業社會化服務等多種模式進行多元化的發展，包括引進技術和資金，將農村的資源優勢變為資金優勢，可以迅速地積累發展資金。
二、和諧社會構建中我國集體經濟的發展方向
根據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集體經濟作為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實現全體人民奔小康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研究集體經濟的發展方向及其實現形式有著長遠的歷史意義和重要的現實意義，所以要嚴格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對我國當前的新型集體經濟的管理體制要進行進一步的改革和完善，使之成為真正的市場競爭主體。
衡量集體經濟的發展方向以及實現形式是否有效、正確，就要看企業的發展是否符合“有利于集體經濟發展壯大”這一標準。具體來說就是：企業的盈利能力要高，發展速度要快，競爭能力要強；還要有利于員工個體價值的實現，即經濟發展的目的就是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生活質量。
三、當前我國發展集體經濟的模式選擇
第一，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是遵循“按勞分本、按股分紅、入社自愿、退社自由、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原則，以“民辦、民管、民受益”為發展宗旨，以個體為基礎，產業為依托所創辦的新型合作經濟組織。這種模式的關鍵在于體現了個體勞動者在組織中既是勞動者、生產者，同是又是投資者、經營者的雙重身份，個體勞動既為集體也為個人，大大提高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
第二，新型社區合作組織。新型社區合作組織是以大村、強村等經濟發展穩步上升的村子為主要依托，兼并或聯合一個或幾個小村、亂村、貧困村等共同發展的一種新模式。這種合作組織相對來說比較適用于農村經濟環境，對于有能力有條件的龍頭企業也可以聯合或者兼并農村。在兼并或聯合中組建總公司，并成立黨總支部等政治組織為企業發展做導向，實現經濟上對生產要素進行優化配置，政治上統一領導的局面。這樣不但可以加快資金、人力、土地等資源向優勢產業的流動和集中，也推進了農村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和有效調整，將拳頭產業做強作大，徹底改變弱村、小村的貧窮落后面貌。
第三，創辦各類科技經濟園。創辦各類科技經濟園的關鍵在于土地流轉問題，這里的土地主要指兩類：一是集體所保留的少量機動田；二是農民進城做工后愿意將閑置的土地租賃給集體作集中開發經營的土地。集體組織利用這些土地與外商、企業、個體、科研部門等實行聯合開發，興辦各種科技經濟園。這種集體經濟發展模式對于加速科技成果轉化、深入科技體制改革以及提高集體收入等都有著非常積極和有效的作用。
總之，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大環境下，集體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幫助全國人民共同致富，因此各地要結合自身的實際環境選擇適用的集體經濟模式，以達到人民共同奔小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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