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7-30 18:38:39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征收管理論文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關鍵詞]增值稅；納稅評估；稅收監督
自新稅制建立以來，從福建省看，商業增值稅收人隨著經濟增長而不斷增長，但商業增值稅收入增長幅度低于商業企業增加值的增長幅度。據統計，我省商業企業增加值1996～1999年分別比上年增長16.2%、18.3%、13.8%和14.5%，而同期我省商業增值稅收入分別比上年增長7.5%、8.3%、5.5%和6.9%.商業增值稅占國內增值稅收入的比重也不理想，1997～1999年商業增值稅收入占全省國內增值稅收人的比重分別為24.9%、24.1%、23.6%.筆者認為，這除去商業經濟結構變化、稅源轉移等因素外，也有稅務機關日常管理不到位的問題。比如，對一般納稅人的認定只注重銷售額，而忽視健全帳證要求；引導推進小規模納稅人健全帳證工作不力；重增值稅專用發票管理，輕普通發票管理；一般納稅人稅負普遍下降，零稅負或負稅負的商業企業占一定比例；小規模納稅人和個體商戶普遍采取核定征稅，并且核定額不足；征收機關日常監管和稅務稽查沒有突出重點，稅款普遍流失，等等。這里從分析商業環節增值稅問題的原因入手進行探討，以尋求堵漏辦法。
一、我國商業環節增值稅存在問題的成因
（一）產業結構調整，造成商業稅收正常的遞減。
1.經濟結構調整優先發展地方特色的第三產業，造成了商業稅收正常的遞減。各地優先發展有特色的第三產業，作為新的增長點加以培養，新的消費觀念和消費方式的形成和地方政府有意無意的引導，導致了稅源結構變化，如，各級批發商業企業轉制后改為有經濟效益的文化娛樂場所；有經濟實力的單位和企業熱衷于投資經營賓館、酒樓、餐館、酒吧以及夜總會等非增值稅的第三產業。這樣，各地體現增值稅稅源不但沒有增加，而且還不斷減少，同時也體現了營業稅收人增加，增值稅收入減少。
2.小規模商業企業受東南亞金融危機沖擊，瀕臨倒閉。近幾年，受東南亞金融危機沖擊，國內外經濟形勢滑坡，一蹶不振，致使許多小規模商業企業營銷上不去。有的企業拖欠銀行貸款，而被凍結戶頭，無法經營，被取消一般納稅人資格；有相當一部分企業為工業企業代銷機構，工廠不景氣，商業貨源不暢，消費者購買力不強，進銷差小，無利可圖，被迫關閉停業。
3.市場競爭激烈，必然引起稅收結構調整和商業稅收減少。一是工業企業采取直銷的營銷策略，主動應對市場的競爭，減少了商業環節的銷售額。工業企業為擴大其產品市場占有份額，同時也為減少銷售費用、流通環節和經營風險，利用其對產品性能及市場比較熟悉的優勢，直接在銷售地設分支機構銷售其產品，直接參與產品流通；特別是電子商務這一新型直銷方式的出現，使得過去貨物通過商業環節流通轉移到了工業環節；二是激烈的競爭促使商業環節購銷差額減少。據1999、2000兩年度福建省稅源普查資料顯示，商業毛利率從10.3%下降為9.06%；特別是我國即將加入WT0，開放零售市場，世界知名大型超市憑借先進的管理經驗所實行的低價銷售的介入，加劇了國內商業企業的競爭，促使商業企業分化，價廉物美的大型超市日益占據商場的主要份額，使原本不是很高的商業環節的毛利率仍有下降趨勢；此外，增值稅購進扣稅法有推遲實現稅款因素，部分新開業的商業企業在經營生長期稅收倒掛或者“零稅負”現象嚴重。一些新開業的大型零售商業企業在經營初期大量取得進項專用發票，而在經營生長期間進項稅款長期留抵，無稅可收。當商業無利可圖時，就關門不干了。
（二）商家偷稅行為較為隱蔽，造成商業增值稅非正常遞減。
1.廠家各種名義的直接貼補返利等非正常手段嚴重侵蝕了增值稅稅基。如一些工商企業跨越中間經銷環節通過報銷費用、現金、實物獎勵、銷量提成等方式直接向經銷商返利，經營者此部分收入又不作帳，規避了商業環節稅收。
2.現金交易具有極大的隱蔽性、欺騙性，給商業環節偷稅的查處增加了重重困難。特別是以零售為主的各商業企業，位于增值稅鏈條的末端，由于缺乏與稅收征管相配套的各種經濟行政管理手段，現金銷售，多頭開戶，銷售不開發票，開“大頭小尾”發票，大量采取“體外循環”手法進行偷稅等，商業企業這些問題仍然相當嚴重。
（三）稅基不寬，稅源轉移影響增值稅增長的問題不可忽視。
增值稅鏈條不完整，使建材、飲食、娛樂業等仍實行營業稅，存在偷稅隱患的問題突出。以建材商品為例，建筑業在生產過程中需消耗大量的貨物，但由于該行業征收營業稅，作為建材等物資最終消費者的施工單位，在購進上述貨物不需要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甚至發包單位也不需要取得普通發票，造成增值稅管理鏈條中斷。此外，受地方財政的干預，使稅源發生轉移。各地自行制定的名目繁多的地方財政稅收返還優惠政策，影響了商業企業在不同銷售環節和地區的正常定價，誘導商業企業利潤跨地區間不正常收入轉移，其中以企業外設經銷機構商業增值稅最為明顯。
（四）商業增值稅征管不是十分到位。
商業企業進項差價的減少和工業企業的直銷行為僅會引起商業增值稅稅額的減少和稅負的下降，但商業企業負稅負等異常申報的增加，則要歸結為企業不正常的偷逃稅行為。因此，面對曾一度擴散的商業增值稅異常申報，有必要審視目前的商業增值稅征管情況。
1.商業企業的應納稅額監控不力。一是帳證健全是監測工作的重要前提。目前，企業帳證不全，有帳不作，作假帳或作兩套帳的問題仍然比較突出；二是監控指標還不能反映企業的經營情況。各商業企業經營商品品種、商品價格以及經營規模差異較大，再加上融資渠道和營銷方式的多樣化，使得單一用某一戶商業企業稅負等指標推斷其他商業企業的納稅情況缺乏可信度，尤其是應用在增值稅納稅評估上，因缺少必要的佐證材料而收效不大。
2.征管手段相對滯后。一是征管信息來源渠道單一。目前，稅務部門能取得的納稅人的有關信息，主要通過企業在納稅申報時提供的一些比較粗略的資料，其真實性完全取決于納稅人的誠實與否，在具體管理過程中，處于被動局面，在此基礎上實施稅務稽查必然也難以奏效。同時通過企業以外的信息渠道獲取必要的商業企業經營情況和相關資料幾乎無法保證。二是征管手段落后。目前商業企業管理開始廣泛使用現代化的電子設備，越來越多的大型商場，特別是倉儲超市收銀記錄、統計以及進銷存等帳務處理已經使用電算化。而稅務征收仍實行企業填報納稅申報表到申報服務廳錄入計算機申報，事后下企業短時間檢查的征收方式，數字化程度低，與企業管理電算化不相適應。三是征收方式呆板。對商業企業征收的方式有查帳征收、核定征收和定額征收三種方式，目前，沒有嚴格地劃分其適用范圍，定額征收較查帳征收征稅成本和稅收負擔要低已是公開的秘密，征收方式不易變，導致納稅人特別是小規模個體私營經濟建帳沒有積極性，使征管質量提高艱難。
3.稅務稽查效果帶有局限性。商業企業屬中間流通環節，經營貨物品類繁多，再加上直接發貨制及跨地區間的倉庫的設置以及各種靈活代銷辦法，用傳統的征收方式盤存納稅人貨物十分困難，也影響企業經營；同時，稅務稽查部門查稅不求質量，只求數量，直接影響了稅務稽查的威懾作用。
4.發票使用不規范。長期以來由于我國消費者缺乏購物索取發票的習慣。商業企業，尤其是從事零售的商業企業，銷售貨物習慣于未按規定開具發票，或以自制調撥單或提貨單等內部核算憑據代替發票，開具發票的銷售額和實際銷售額之間存在偏差，納稅人利用“移花接木”等手段隱瞞某些商品的銷售收入，主管國稅機關又無法監控納稅人的稅基，造成增值稅流失。
二、建議與對策
商業增值稅征管中存在的問題，較集中地突出了我國現有增值稅存在的稅基和稅負的監控、征管信息的獲取、共享等深層次的稅收征管問題，因此，解決商業增值稅的征管問題也決不能采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作法，除健全現行稅制外，應用系統的現代的征收管理手段解決適應新形勢下商業增值稅的稅收流失問題。
（一）加強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管理。
1.嚴格執行一般納稅人認定管理。按現行稅法規定年銷售額和健全帳證的商業企業都應認定為一般納稅人。但是，各地執行此規定有偏頗，如，批零企業為商品最終消費環節，消費者不需要也不能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分支機構推銷產品既不開票，也不直接收款，因此，對以上一定規模商業企業不愿意納入一般納稅人管理，然而，為了省事，稅務機關也不按規定督促其申請認定一般納稅人，這個問題各地很普遍。筆者認為，各地稅務機關必須嚴格執行一般納稅人認定規定，凡是年銷售額達到180萬元和帳證健全的商業企業都應按規定申請認定為一般納稅人；對已具備條件的商業企業不申請一般納稅人，按規定以銷項稅額全額征收增值稅，絕不姑息遷就。這是增值稅管理的需要，也使增值稅鏈條不會中斷，從而，可以增加稅收收入。
2，完善商業一般納稅人管理制度。應該看到，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制度具有約束納稅人的作用，而小規模納稅人稅收政策則不具有此特性。一般納稅人，即使銷售貨物不申報納稅，但其購進貨物時卻以消費身份負擔了購進貨物應抵扣的稅款，因此，規模較小的一般納稅人企業，尤其是中小商業企業，保留其一般納稅人資格管理的意義大于稅款征收的意義。為此：一是保持現有的商業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規模的穩定。一經認定，除非納稅人偷稅、關閉、破產，則不應輕易取消，對存在不良記錄的商業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則限期整改，在整改期間取消其進項抵扣權。二是對新認定的商業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在認定的初期（一年）實行暫認定一般納稅人管理，應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實行“代管監開”。其進項發票在貨票款一致情況下，才能給予抵扣。
（二）加強小規模納稅人稅收管理。
1.繼續推進小規模納稅人建帳建證。對小規模納稅人建帳建制，嚴格其財務會計核算，實行查帳征收，減少稅收流失，是國務院和國家稅務總局多年來工作部署的要求，但是，各地稅務機關因抓小規模納稅人建帳建證工作難以奏效，而幾乎放棄了這項工作，這對依法治稅十分不利。因此，筆者認為，稅務機關是收稅的，收稅的依據是什么？大量小規模納稅人繼續使用“雙定”征稅肯定不行了，繼續引導推進小規模納稅人建帳建證十分必要，而且，態度要堅決，措施要得力。應該做到建帳一戶，成功一戶，并及時改變征收方式。至于小規模納稅人建帳建證后稅負低不可怕，稅務機關還有最后一道防線，即加強稅務稽查，要以稅務稽查來確保建真帳。對查出小規模納稅人建假帳的，要依法補稅和處罰，并公開曝光。同時，對小規模納稅人建真帳，納稅態度又好的，只要其達到一般納稅人標準和條件，就可鼓勵申請升格，按一般納稅人管理。
2.完善定期定額戶的管理辦法。在保持原定額基數的前提下，實行稅務機關采用各種測定法估算出銷售額，與同行業會互評定額相結合的做法，來確定“雙定戶”本期銷售額，做到既公開透明，又相互監督；在定額的評定期限上，不宜過長，最好每半年調整一次。同時，在調整“雙定戶”銷售額時，稅務機關應講究核定的銷售額有升有降，合理又合法。此外，應加強對“雙定戶”會計基礎知識的培訓，引導其記帳規范，建帳符合標準。
3.加強商場柜臺承包租賃戶的征管。通過增強與出租方的信息聯系溝通，掌握承包租賃戶的開業、經營情況，同時，實行商場統一收銀，代收代繳增值稅管理辦法，把承包租賃戶的應納稅額及時、足額解繳入庫，有利于征收機關與商場共同監管。
（三）加強分支機構的稅收管理。
目前，為適應市場經濟需要，工業企業的銷售網點遍及全國各地，雖然國家稅務總局有137號文件，但是，稅務機關對分支機構的稅收管理還不夠規范，造成經營地稅源大量流失。因此，本人認為，一是加強分支機構稅務登記管理和發票管理。對于各類分支機構，不管是經營范圍和形式如何，均應按《征管法》規定辦理注冊稅務登記；在發票的領購管理上，實行發票保證金（人）和限期繳銷發票等制度；二是完善分支機構增值稅政策管理規定。分支機構不論是否開票或收取貨款，原則上由其所在地稅務機關征收增值稅。分支機構需要總機構匯總繳納增值稅的由總機構提出，報有權稅務機關審批，并建立納稅信息聯系制度。同時，對匯總繳納的分支機構采用按銷售額依一定比例在其所在地稅務機關預繳增值稅，其預繳稅款可在總機構應納稅額中進行抵減。
（四）實施增值稅納稅評估制度。
增值稅納稅評估制度旨在全面提高納稅人申報納稅的準確性和稅務機關征收管理質量，突出對一般納稅人涉稅行為的防范監控，及時發現并處理納稅申報情況，在納稅評估的操作過程中，應全面掌握一般納稅人的涉稅資料，嚴格按照申報審核、案頭評估、下戶核查、稅務處理等步驟進行。因此，為了做好增值稅納稅評估，我們必須做好以下幾項工作：
1.準確采集納稅資料，提高資料的利用效率。根據增值稅納稅評估工作要求，有針對性地選擇收集、積累所需的納稅人的各種與納稅相關的，諸如銷售情況、貨物購人情況、發票使用情況以及財務變動情況等各種當年和歷史資料，并對獲得的納稅資料進行歸類、匯總、相互對照，并運用適當的方法加以運算、分析、處理，充分發揮增值稅進銷之間相互稽核作用，加強貨物進出企業監督，為稅務機關提供案頭評估參考數據。有條件的可以逐步通過稅企聯網實現。這對于日新月異的電子商務下增值稅的征管有著現實意義。
2.建立增值稅納稅評估的分析指標體系。包括細化篩選參照指標，如按國家統計局行業劃分標準統計出本地商業系統的諸如平均稅負率、銷售額變動率、進項稅額變動率、存貨變動率、毛利率等納稅評估所需的各項指標。同時，收集本地（市）、省乃至全國同行業的財務指標參考資料，并進行比較、分析和修正，提高指標的準確性；同時設置具體企業考核資料指標，正確選擇使用各種案頭評估測定辦法，能根據已收集掌握的有關企業貨物、資金變動資料，通過恰當的運算，推算出納稅人本期大體銷售額、進項稅額和應納稅額，提高納稅評估質量。
3.設置納稅評估機構，充實評估專業人員。隨著稽查機構設置轉變，各地稅務機關應設立專門的稅收稽核或納稅評估機構，將原來的征管分局配備一級稽查人員改為稅收稽核或納稅評估人員，合理調整崗位和明確職責，側重于通過納稅人申報資料的評估分析，下戶核查，堵塞漏洞。這樣，可以轉變增加稅收依靠查補的傳統做法，以增強稅收管理專業化力度。
4.根據納稅人信譽評定納稅人的納稅評估頻率。對納稅人的納稅行為進行記錄，作為評定納稅人的分類管理定等次的標準，不同等次設置不同的納稅評估頻率，合理分配征管力量，即實行稽核基礎上的動態分類征管。在一個公歷年度內對稽核后評選A級信譽等次的商業企業，可以實行一年免審優待；對評定B、C級信譽等次的商業企業可以實行定期的納稅評估，以鼓勵商業企業遵章納稅，鞭策信譽不佳的企業改變形象，爭取升級。
（五）強化商業企業稅收監督。
1.完善發票使用制度。各地稅務機關發票管理工作應從注重增值稅專用發票管理轉變到專用發票與普通發票并重管理上來，規定所有單位和個人購買貨物有權利與義務索取發票，并禁止商業企業利用各種內部憑據替票，納稅人違反發票管理規定依法處理。對定期定額戶亦實行定額發票管理制度。同時，在全國各地普遍開展發票搖獎和不開發票處罰活動。在各商家張貼公告，告知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有索取發票的權利和義務，形成消費者購物自覺索取發票的社會氛圍。堅持盡快推廣使用稅控收銀機及稅控加油機，把納稅人銷售收入納入稅務監督之列，同時，促進稅收收入的增長。
2.對商業企業的財務管理等管理軟件，稅務機關如何介入管理，應盡快出臺相關的辦法。比如，商業企業有義務向征稅機關提供使用電算化記帳的軟件的共享信息，有義務按稅務機關要求報送規范化納稅申報資料等，避免企業自行變更原始記錄或利用現代化手段偷逃稅款。
3.推行片管員制度。稅務機關取消專管員以后，應推行商業企業片管員制度，確定片管員工作崗位和職責，督促其經常下戶了解納稅人經營情況，催繳稅款，指派下戶進行貨物盤點，主要應通過不定期分柜重點核查，掌握納稅人購銷的來龍去脈；并加強對非正常損失進項稅的管理。
（六）強化稽查功能，突出重點到位。
為了保證各項商業征管措施到位，促進納稅人健全帳證，依法納稅，強化稅務稽查功能十分必要。首先，每年必須開展一次商業增值稅專項檢查，以查促管；其次，加強稅務稽查的重點應放在連續異常申報戶、納稅評估移送的嫌疑戶，帳證不健全戶、申報停歇業戶和違章使用發票戶。再次，按照稅務稽查計劃安排，有的放矢安排上述重點納稅戶查深查透，檢查發現問題，按規定程序及時查處，嚴懲不貸，并以一定形式予以暴光，讓偷逃稅分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七）健全社會化的稅收綜合管理網絡。
1、當前我國財政稅收管理體制中存在的問題
1.1稅權分配過于集中。由于財務稅收關系著國家的命脈，是決定國家發展水平的關鍵因素。因此，我國對于財政稅收實施中央集權的管理方式，即所有的財政稅收都要上繳國庫，并有國家中央統一調配管理。這樣雖然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財政稅收的利用效率，但是也會對地方經濟發展造成一定的影響。尤其是當前我國各地的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各地的經濟各具特色，過于集中的稅權分配管理體制使得社會資源配置率難以提高，不利于調動各地經濟發展的積極性。
1.2稅收管理體制的法制性較弱。我國雖然是一個法制性國家，但是在財政稅收管理體制上，與其相關的法律法規建設水平還相對較低。很多稅收管理條例并無法律依據，或者一些有法律依據的稅收管理條例的法制性較弱，很難在稅收管理工作中真正落實相關法律法規。這就使得稅收人員在缺乏法律依據的情況難以順利開展稅收工作，而也同樣因為法律法規不健全，使得稅收人員的工作行為無法受到有效約束。不利于財政稅收管理工作的有效性提升。
1.3財政稅收管理的監督體制不健全。盡管我國已經進行了稅制改革，也放寬了部分稅制的收取范圍，并且減免了部分特殊的稅種。但是在實際的財政稅收工作開展中，還是存在較為嚴重的偷稅漏稅行為，給國家造成極大的經濟損失。這也反映出了我國當前財政稅收監管力度較弱，監督體制不健全的問題。同樣能夠反映這一問題的是財政稅收人員缺乏責任感，在工作中以公共謀私，貪污受賄現象屢禁不止，工作積極性不高等多種問題和不良現象。
1.4財政稅收轉移支付體制不規范。實施財政稅收轉移是我國通過稅收調節經濟的重要手段，其主要是將財政稅收所得補貼給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地區，以促進我國經濟的平衡發展。但是由于財政稅收轉移支付的數額較大，涉及因素較多，再加上監管不力，轉移支付方式不規范等多種問題，更的使得財政稅收轉移支付中存在多種漏洞，不但不利于財政調節政策的實施，還會造成較大的不良社會風氣，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
2、如何完善財政稅收管理體制
2.1合理下放一定的稅權。雖然中央集權具有便于統一管理的優點，但是過于集權也不利于各地經濟的良好發展。為此，在財政稅收管理權限中適當的下放一定權力也是完全可行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要下放一定稅權，必須要在嚴格的法律法規體制下進行，并由國家統一指導稅收調整政策，以免放權后地方不懂如何使用而造成濫用權力的不良局面。
2.2加強稅收管理體制立法。建立我國稅收的中央和地方管理權限的劃分的法律依據，做到有法可依，如中央和地方稅收管理權限（包括權限的體制和范圍）需要進行相應的調整和變更，也一定要遵照法律規定的執行，不能藐視法律，采取其他手段來代替。稅收管理體制的權限實施法律依據，提高實施過程中的權威性和高效性，消除執法人員人為因素造成實施稅收混亂及不公平等現象。
2.3貫徹稅收的政策、制度及法規。完善我國財政稅收管理體制，在中央財政稅收管理體制的基礎上，根據各地區區域特色建立相應的地區財政稅收管理實施細則，合理規劃稅收管理和稅收收入的分配，明確我國各級政府的權責、職能等，平衡稅收執法力度，使各地區納稅企業和個人依法納稅，公平競爭，平衡各地區經濟發展。
2.4加強稅收監管力度。建立科學、完整的稅收考核機制，加強對稅收征管質量的考核，補充查補入庫、準確率等稅收征管質量的指標。提升稅收監管人員的素質，通過培訓、深造等措施，大力培養一批責任感強、使命感強、專業能力過硬的專業人員，提高稅收監管人員的綜合協調能力，稅收監管嚴格按照法律規定執行，避免違法違紀現象的發生。
2.5建立合理的財政稅收轉移支付體系。中央財政部應當將轉移支付的款項分為專項支付和一般支付，支付方式上，兩種支付合理搭配，一方面可合理分配資金；另一方面可穩定資金來源。首先，中央財政部應合理調整轉移支付款項的比例，適當調整專項轉移支付的比例，并適當提高一般性支付的比例；其次，轉移支付所需資金的來源，可通過分享增值稅和返還財政稅收；最后，要建立科學合理的資金分配體系，分配財政稅收要公平、公開、合理。
2.6提升財政稅收管理人員綜合素質，實施績效評估措施。在我國財政稅收管理工作之中，管理人員的素質直接影響著財政稅收管理工作的效率以及發展，它是財政稅收管理工作在主要執行者，是財政稅收管理效率的力量之本。財政稅收管理運作的好優劣直接依靠管理人來決定。因此，管理人員的綜合素質直接影響著財政稅收管理的最終效果。所以，提升我國財政稅收管理人員綜合素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首先要建立規范的財政稅收內部秩序，并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對管理人員進行學習、教育、培訓等；然后要強化財政稅收管理的培訓指導，優化其知識結構，使得管理人員均具有管理與服務相統一的意識，提升其綜合協調和組織能力，為百姓提供最優質的服務，推進我國財政稅收管理事業的發展。另外，在我國十七屆三中全會中指出，要建立新型的公共管理體制，深化和推進農村公共財政的實施。因此，財政稅收部門的工作職能設置就可以根據市場情況進行調整，實行“精兵簡政”，盡可能的減少機構設置，降低財政支出負擔，營造寬松的財政發展環境；并且也要建立相關的“評估管理”政策，實施績效評估，提升財政稅收管理工作的工作效率。
3、結語
【關鍵詞】土地征收補償范圍間接損失土地承包權社會保障
征收補償的范圍是征收補償制度的基本構成要素之一，也是征收制度中各種補償原則的落實和具體化。征收補償范圍主要解決的是應對哪些方面的財產損害進行補償的問題。
一、我國土地征收補償范圍存在的問題分析
根據我國《土地管理法》的規定，征收耕地的補償費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地上附著物補償費和青苗補償費；征收其他土地如林地、草地、水域、建設用地等，也應當給予補償。土地補償費。它是因國家征收土地對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對土地的投入和收益造成損失的補償，補償的對象是集體組織喪失的土地所有權。安置補助費是為了安置以土地為主要生產資料并取得生活來源的農業人口的生活所給予的補助費用。安置補助費主要用于征收土地后農業人口的安置，因此，誰負責農業人口的安置，安置補助費就應該歸誰。地上附著物的補償費包括地上地下的各種建筑物、構筑物如房屋、地土地下管線等設施的拆遷和恢復費用，及被征收土地上林木的補償或砍伐費等，其具體標準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地上物的補償費是補償被征收土地上附著物的直接損失。青苗補償費是對被征收土地上處于生長階段的青苗被毀壞后給與未能獲得可預期收益的補償。這種補償也是農民在征地中的直接損失。
根據上述分析，土地補償費、地上物的補償費和青苗補償費都是對土地征收的直接損失進行補償，安置補償費是對農民基于土地所產生的穩定的收益之損失補償，體現了對農民生存保障的考慮。但是，我國這種補償范圍立法規定，無論是與外國征收補償立法比較，還是從我國征收補償制度的實踐來看，都是值得仔細斟酌的。我們認為，我國征收補償制度之立法，基于農村土地制度的現狀，從不同角度進行分析，存在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從被征收土地上存在的權利體系角度考察，可以發現我國征收補償的權利損失僅限于土地所有權，根本就沒有對農民享有的土地承包權等土地他項權利之損失給予補償。然而，土地承包權卻是農民對土地享有的最主要的權利，因為集體所有的土地實際上是不可能進行分割的，而在實質意義上由農民享有和處分所有權，所以，農民享有的土地所有權實際上一個虛有權，只有土地承包權對于農民而言才有實際意義。土地經營的目的是取得收益，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實質是農民對其承包的土地的收益權。長期穩定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獲取的應是長期穩定的經濟收益，包括直接耕作的長期收益和土地經營權流轉的收益(轉包費、租金、轉讓費)。承包土地的農民正是靠對所承包的土地的使用和經營取得收益而維系生存的。由此可知，長期穩定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其長期經濟價值，是承包土地農民的重要財產權。但在目前的現實中，這種權利遭受征收制度侵犯時，國家卻恰恰忽視對這個在農民看來具有實質性和決定性意義的權利給與補償，結果出現一個奇怪的悖論：在征收中不對土地承包權進行補償，似乎認為土地承包權是一個無關緊要的權利，然而這個土地承包權卻是農民生存的根基之所在，國家也因此一再強調它的重要作用且不斷強化對他的保護，如以《土地承包法》的出臺來專門保障這種權利的實現。所以，當承包的土地被國家征用后，農民失去了對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失去了經營土地的長期的收益來源，國家應當給予失地農民充分合理的補償。如果農民得不到合理補償，則極易陷入生活無依靠的困境。
第二、從被征收土地的財產損害角度分析，征收補償范圍基本上只限于被征收人的直接損失，對被征收人的間接損失如殘余土地補償、工事費用補償、移遷費補償等等，則根本就沒有考慮，這是我國征收補償制度上一個明顯的立法漏洞。即使是已經規定的關于直接損失的相關補償費用，由于補償標準過低，按照土地原用途進行計算而不是采用土地的市場價值進行計算補償費，根本不可能對被征收人的直接損失實現全部補償和全面補償，只能達到一個部分補償的效果。并且，在實際操作中，政府往往還極力地限制征收補償的范圍，加上補償費的分配過程中的各種問題存在，使得被征收人能夠獲得的征收補償費就更少。
第三、從土地上所承載的功能角度分析，我國農村土地上不僅是農民的生活來源和收益來源，更是我國農民的社會保障基礎。因為我國農民在目前沒有被納入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不能像城市人口一樣獲得失業救濟金、最低生活保障、基本醫療保障和養老保障等社會保障制度的救濟，生活在農村的農民的社會保障基礎，全部依靠在其享有權利的土地之上。現行征收補償范圍中的安置補償費，實際上是按照城市的失業模式而采取的勞動力貨幣安置方案，但是對于社會保障中的基本醫療保障和養老保障卻沒有給與考慮，而這恰恰是農民所最關注的兩個方面的保障問題，農民的養老問題和醫療問題一直是三農問題中的焦點和難點所在。可見，在征收補償范圍上，我國立法缺乏從功能角度的考慮，對農民土地上的社會保障功能之補償極不全面。因此，從土地承載的功能角度，征地補償需要把農民的社會保障利益納入補償范圍。與西方國家征地補償范圍不涉及社保利益補償問題相比較，這是我國征地補償制度中比較特殊的地方。因為西方國家社會保障制度健全，土地不需要承載社保功能，但由于我國農村社會保障機制沒有建立起來，因此，農村集體土地對于農民而言，不僅有收益功能而且還有社保功能。
二、完善我國征收補償范圍的立法對策
我國現行的土地征收制度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卻仍然采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低補償標準和很窄的補償范圍，這種征收補償范圍和標準都已經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需要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進行全面的變革。根據上文指出的三方面問題，從相應角度來完善我國征收補償范圍的立法規定。
（一）把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納入征收補償范圍
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實質是農民對其承包的土地的收益權，因為農民種植和經營土地的目的是取得土地收益。長期穩定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獲取的是長期穩定的經濟收益，包括直接耕作的長期收益和土地經營權流轉的收益(轉包費、租金、轉讓費)。承包土地的農民正是靠對所承包的土地的使用和經營取得收益而維系生存的。由此可知，長期穩定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其長期經濟價值，是承包土地農民的重要財產權。因此，從土地上財產權利體系角度而言，當國家征收農民承包經營的土地時，實際上發生了既直接征得了發包方的土地所有權又直接征得了承包方的土地經營權兩個法律后果。顯然，政府征用農民承包的土地，在直接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支付對所有權的土地補償費的同時，亦應直接向農民支付對承包經營權的土地補償費。然而，很多地區的實際情況是，政府僅把土地補償費支付給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民承包者并未得到應得的土地補償。征收土地承包經營權給予的補償難以落實的理由在于，我國至今延用的只對農村土地所有者——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進行土地補償，不對土地承包經營者——農民進行土地補償的計劃經濟的征地補償制度。實際上，在實行農村土地承包以后，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權利屬性顯現，使得被承包的土地出現了作為所有者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作為承包經營者的農民兩個權利主體；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價值屬性，使得土地所有權的價值和土地經營權的價值亦對應著作為土地所有者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作為承包經營者的農民兩個主體。此時，國家征用土地的受償主體已經不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獨家，而是同時包括被征地的農民承包者，支付的土地補償費已經不單是對集體土地所有者土地所有權的補償，還應包括對土地承包經營者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補償。
我國關于征地補償制度的立法規定與其他現行法律的一些條文規范是存在矛盾和沖突的。現行的征地補償法律制度主要體現在《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中，這些專門規定對于農民土地被征收時其土地承包經營權如何受到法律保護，如何對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直接進行補償并未做出規定。但《農村土地承包法》和《農業法》都明確要求對農民的承包土地給與補償，如《農村土地承包法》第16條規定了“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權依法獲得相應的補償”，《農業法》也有相似規定。但問題是，在《農業法》、《農村土地承包法》通過或修改以后，《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并未進行同口徑修訂，沒有規定土地承包權被一并征收時應給與補償和明確相應的補償標準，由此形成土地承包權補償方面的法律沖突。這些沖突使已經生效的《農業法》、《農村土地承包法》關于征地補償的規定成為一紙具文。
為保護被征地農民的合法權益，迫切需要改革現行的征地補償制度。第一，要明確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為農民的財產權在法律上的地位，確立對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所有權和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同時進行補償的并行補償機制。其次，確立被征地農民基于土地承包經營權而享有依法取得土地補償費的受償主體地位，由有關部門直接對被征地農民予以征地補償登記，對農民直接支付土地補償費，而不是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轉交或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之間分配。
2、應該把土地上的農民社會保障利益納入補償范圍
現階段農村居民應對生存風險的基本方式是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助。制度化的社會保障如養老、醫療保障及社會救助，在農村社會保障中只占極小的比重。家庭保障作為一種古老的保障模式，是通過家庭成員及其親屬之間的物質互助和情感、精神層面的交流而實現的。傳統上作為家庭保障的物質基礎的土地。仍然是現階段農村家庭保障的重要的物質或資金來源之一。實行以來，農村居民以家庭為單位承包一定數量的土地，由家庭中有勞動能力的成員經營，取得的收成或收入成為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來源和應對生存風險(年邁、疾病、災害等)的物質來源。在國家征收他們的土地后，他們基本上就喪失了社會保障的基礎，因為現在農民所獲得的征收補償費，在不斷上漲的社會物價與消費面前，是很難保證他們能夠獲得一個基本穩定的生活狀態的，特別是在子女的教育費用及醫療費用不端攀升的情況下，靠這些征收補償費來保持目前的生活水平都是問題，何況談失地后的社會保障問題。因此，從這個角度而言，國家在征收土地過程中，有必要解決他們的社會保障問題，以求保證失地農民在遇到風險時有最基本的繼續生存條件。這應當是國家在征收補償中更應該考慮的問題。
另外，從社會學角度而言，在國家實施征收土地行為前，農民和農村在生活邏輯上，實際上處于一種農耕社會的生活模式，但在征地后，農民直接面對的高度發達的現代化的工業社會，他們將要適應的是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社會運作方式和生活模式，這是一種與其祖祖輩輩所生存的農耕社會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他們在這種突如其來的生活模式的巨變中，有一個較長的適應過程。當農民在這個轉變過程中不能很好地適應社會體制的轉換時，他們會懷念或者試圖退回到以前舊體制的生活模式中，但舊體制在征地過程中已經被破壞了，被征地的農民就會出現在新舊體制中都不能很好適應社會的情形，從而形成在“兩個體制”中都不沾邊的邊緣群體。我們認為，解決被征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就是解決他們努力去適應新的市場經濟運行體制的問題，因為社會保障機制為農民適應市場邏輯過程中提供了堅實的后盾，使他們沒有后顧之憂了，也就是解決了征地農民的行動空間與“退路”問題。另外，從社會結構層面來看，把征地農民納入社會保障系統，是把他們重新組織到社會經濟結構當中來的重要舉措。征地農民在土地被征收后，由于沒有了土地，實際上他們已經脫離了原來的農業社會結構，但是他們又沒有獲得像城市人口一樣的地位，即沒有社會保障、也沒有最低失業救濟金。實際上，失地農民此時已經被強制性的拋在了社會經濟結構之外，既不能繼續保留在傳統的農村社會經濟結構中，也不能被新的市場經濟結構所認可和容納，處于極端不利的夾縫之中。這正如有的農民所說的：“論身份，我們是農民但沒有地種；論生活，我們像城里人但沒有社保。”因此，對失地農民實行身份轉換——“農轉非”，再把他們納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范圍，是對農民進行再結構化，使之融入新的社會經濟結構的做法。同時，也是把他們所處的社會運行邏輯，從前工業社會邏輯轉向工業社會或后工業社會運行邏輯的有力措施，使之更好地適應新的社會體制、社會經濟結構的要求，融入新的生活共同體。
因此，根據勞動體制改革的現狀與經驗，取消勞動力安置補助費，而直接設立農民社會統籌保險基金，并在土地補償費中留出一定數額直接轉為被征地農民的社會統籌保險的做法，無疑是使失地農民生活的更好的一種策略，也是避免他們被淪為在社會轉型時期不能被社會體制和經濟結構所接納的弱勢群體。
3、應把被征收人的間接損失納入征收補償范圍
間接損失與直接損失的區分標準有兩種學說，一種借助因果關系的觀念區分二者，認為“著眼于損害之引發，謂損害事故直接引發之損害為直接損害，非直接引發而系因其他媒介因素之介人所引發之損害則為間接損害。另一種以行為結果的時間性關聯為判斷標準，認為“著眼于損害之標的，謂損害事故直接所損及之標的，其損害即直接損害；其他之損害，則為間接損害。在征收所造成的損害問題上，一般而言是采用的后一種標準，即征收行為給被征收人帶來的直接財產損害是直接損失，如土地所有權或使用權的喪失以及土地上的附著物損失補償等；而征收給被征收人帶來的間接損失補償包括殘地損失補償、工事費用補償、移遷費補償、營業損失與租金損失補償等。我國目前的征收補償制度范圍僅限于補償直接損失是不妥的，我們認為，征收制度的補償范圍，不僅應包括直接損失補償，也應包括間接損失的補償。
關于我國征地中形成的間接損失的補償項目之規定，可以參照日本土地征收法和我國臺灣地區的相關規定。一般而言，以下幾項內容是比較重要的間接損失補償項目，殘地損失補償、工事費用補償、移遷費補償、營業損失與租金損失補償等，國家應當考慮給與補償。（1）殘地損失補償。殘地損失是指由于土地征收而給被征收地塊之外的殘留地所造成的間接損失，是易被忽視的一項重要補償內容。土地征收給殘留地造成損害極為常見，如征收導致土地分割，形成不經濟的土地規模，造成土地利用效率的損失；另外，被征收土地的新用途也可能降低殘留土地的生產力，比如噪音污染等都可能降低農作物的產量及額外增加農地投入成本。（2）工事費用補償。在征收土地后形成殘地狀態的，國家還應該給與工事費用方面的補償，以使被征收人的財產能夠恢復到基本適用的狀態。工事費用補償是指因收用屬于同一土地所有人的一整塊土地的一部分致使殘余地須為通路或挖溝渠、修建墻垣等工作物時所需費用的補償。(3)移遷費補償，包括建筑物和動產的遷移費補償等。（4）營業損失與租金損失補償。（5）對于被征收人的其他間接損失的補償，立法者也應考慮給與補償，如暫時居住費用補償與生活再建補償等等。只有國家對被征收人的直接損失與間接損失都給與補償，才能把失地農民的損失降到最低，其補償范圍才合情合理。
三、結語
征收補償范圍的大小決定著征收補償制度的廣度，也體現著對失地農民的損失補償到何種程度。我國現行的征收補償制度，無論是從土地權利體系，還是從土地的相關損失及土地的功能角度來分析，都有征收補償范圍的現行立法不能涵蓋并給與補償的地方。我們應從這三個方面來完善我國土地征收補償范圍方面的立法，以盡可能地彌補失地農民在征地過程中的損失。
注釋與參考文獻
季秀平．物權之民法保護機制研究［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287．
李迎生．市場轉型期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進展與偏差［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4）：23
李友梅．制度變遷的實踐邏輯——改革以來中國城市化進程研究［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108．
一、優化稅制理論：國際稅收競爭模型的出發點
追根溯源，國際稅收競爭的研究始于戴蒙德和米爾利斯(DiamondandMirrlees，1971)對“優化稅制理論”的研究。根據優化稅制理論的基本觀點，稅制優化首先要符合稅收效率原則的要求，其次稅制設置在滿足效率原則的同時，還要兼顧稅收公平原則的實現；而一個能夠實現效率與公平兩大目標的稅制，將能夠較好地解決對經濟行為主體的刺激問題。但是，這一優化稅制目標能否實現、如何實現以及實現的方式等，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對實現這一優化稅制所需的信息的獲取程度；現代優化稅制理論的最大特點，在于它能夠從稅制優化與信息需求這對矛盾統一體的相互關系入手，將在充分的、完全的、對稱的信息獲取條件下的優化稅制形態作為一種理想化的參照系，來探討現實中不充分的、不完全的、不對稱的信息獲取條件下的優化稅制設置問題，探討在這一過程中稅制對經濟行為主體的刺激作用。
雖然優化稅制理論并未直接探討國際稅收競爭問題，但其在討論效率與公平原則并存性時，始終將稅制對經濟行為主體決策的刺激作用列為首要研究問題，進而論證在不充分信息條件下對經濟行為主體決策過程提供刺激的方法、目標和約束條件，這種分析思路為研究國際稅收競爭奠定了理論起點。尤其是優化稅制理論摒棄了孤立、封閉地看待一國稅制設置的研究思路，而現實性地將經濟的開放作為外部約束引入一國的最優稅制分析，這正是國際稅收競爭理論模型的一個最基本的假設前提。戴蒙德和米爾利斯在1971年撰文分析了開放經濟的小國在資本可以自由跨國流動從而追求世界資本市場收益率的約束條件下，如何制定最優資本所得稅的問題，并認為對于開放經濟的小國，原則上應該放棄按收入來源地原則對資本所得從源征稅，而應采取居民管轄權原則對資本所得采取從人征稅。這樣，稅收不會干擾國內投資與國外投資之間的選擇，從而實現資本的有效配置。進而，當本國無法充分獲得其居民在國外的收入的充分信息、以至不能實施監控時。開放經濟的小國此時最優的選擇是對資本所得不征稅。
正是在優化稅制理論的研究思路以及分析方法的基礎上，西方經濟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國際稅收競爭模型，這些模型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3個方面：一是關于所得課稅國際協調原則的研究；二是關于生產要素流動和稅負分布的研究；三是關于國際稅收合作的研究。
二、關于所得課稅協調原則的研究
這一方面的研究試圖對所得兩種基本課稅原則及所得稅國際協調具體原則進行優劣比較。戈登(Gordon，1992)在《CanCapitalIncomeTaxesSurviveinOpenEconomies?》一文中，對戴蒙德和米爾利斯的結論的假設前提進行了全面的重新審視，認為優化稅制理論得出的結論——出于效率考慮應采取從人征稅原則和開放經濟的小國應放棄對資本所得征稅，其理論假設前提應受到質疑。例如，當國家規模相對于世界資本市場較大，或者如果國家經濟是不完全開放的，那么上述結論是否仍然成立?如果這些理論假設被，那么優化稅制理論得出的結論就站不住腳。戈登在此文中著重分析了一些國家規模相對于世界資本市場較大的情況，認為這些國家如果能通過其擁有的市場力量對借貸進行限制從而影響利率使自身獲利，那么資本輸出國和資本進口國在稅制的設定上就應該有很大的差異，這顯然不同于優化稅制理論所推導出的標準稅收模式。事實上，優化稅制理論無法解釋很多國家的資本所得稅收現狀。在現實中，幾乎所有國家都對其境內發生的公司和個人所得征稅，同時在許多國家的稅制結構中，存在著一個實際上普遍存在的特征：即對本國資本在外國發生收入的雙重稅收管轄權。這種慣例通過賦予本國居民將其在外國產生收入的已納稅收在本國應納稅收中進行抵免的權利，從而可以避免該筆收入的雙重征稅。
戈登對此現象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如果國家之間存在這種協定，則無法導致納什均衡(Nashequilibrium)稅率的出現，但是當存在著主導市場的資本輸出者時，會出現斯坦克爾伯格均衡(Stackelbergequilibrium)的結果。如果資本輸出國采取雙重稅收管轄權的慣例，就會激勵資本進口國采用資本輸出國的所得稅率對進口資本征稅。因為跨國投資人可以將這一稅負在母國應納稅收中抵免，所以這種從源課稅不僅不會阻礙國外投資，而且會達到增加財政收入的結果。這樣，資本輸出國通過采取雙重稅收管轄權，可以使自己制定的國內資本所得稅率在世界范圍內設定。同時，資本輸出國誘使資本進口國采取它制定的稅率從源征稅，也減少了其居民通過海外投資逃避國內稅收的動機。但是，如果資本進口國成為斯坦克爾伯格主導者時，資本輸出者將不會采取雙重稅收管轄權，在這種情況下無法得出對資本所得課稅的均衡結果。這一理論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戰后美國作為主導資本輸出國對其他國家稅收政策的影響。但隨著世界經濟的變化，世界資本市場結構愈加復雜，已沒有一個單獨的國家可以在世界資本市場上占據主導地位。因此戈登認為，資本所得課稅是否在未來仍然存在或將發生怎樣的變化，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采取雙重稅收管轄權，并利用稅收抵免法消除雙重征稅，是國際上對資本所得征稅最普遍的做法。然而，利用稅收扣除法來消除雙重征稅也仍然在一些國家得到使用。財稅理論界對這兩者的優劣爭論已久。就目前而言，主流觀點認為抵免法優于扣除法，因為抵免法可以徹底消除雙重征稅，并可以實現資本的有效配置，而扣除法由于不能徹底消除雙重征稅，會產生阻礙資本流動的結果。但邦德和薩繆爾森(BondandSamuelson，1989)的研究認為，之所以得出抵免法優于扣除法的結論，是因為這一結論是在稅率和資本流向固定的假設前提下得出的靜態均衡結果。實際上，如果采取兩國博弈分析，并假定國家可以區分屬于國內居民的資本和屬于國外居民的資本，則在稅收抵免法和扣除法的不同規則之下，國家在博弈中將采取不同的戰略行為。在稅收抵免法下，兩國采取的戰略行為將導致國家間資本流動的消除。其原因是：東道國將試圖設定和母國稅率一樣高的稅率，以試圖獲得最大的稅收收入，而母國則會試圖使自己的稅率設定得比東道國更高，以從限制資本的流動中獲取最大收益。這種稅收競爭的納什均衡的最終結果是：稅率設定太高以至限制了資本的跨國流動。相對于稅收抵免法，稅收扣除法下得出的均衡結果表明：扣除法將不會阻礙兩國間的資本流動，均衡產出在國家福利上也優于抵免法。和傳統上達成共識的觀點相反，這一分析結論表明，恰恰是稅收抵免法而不是扣除法阻礙了資本的國際間流動，同時，采取扣除法對資本進口國和資本出口國都有好處。
三、關于生產要素流動與稅負分布的研究
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國際稅收競爭對流動程度不同的要素所承擔稅負的不同效應及其對公共物品提供的影響。由于現實中資本跨國流動頻繁，國家間稅收政策缺乏交流和協調，因此，母國往往對本國居民的國外收入缺乏有效監控或因成本太高而使監控實際上成為不可能。這樣，居民管轄權原則實施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政府出于財政收入的需要，從源征稅就不可避免，同時，為了吸引稀缺資本而大大降低資本所得稅率。國際稅收競爭模型對此所持的主導觀點是：一方面，稅收競爭將導致資本所得課稅的低稅率，導致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Wilson，1986)；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有效地實行居民管轄權原則，政府的最優選擇是應免除對流動資本的課稅，而代之以對國內非流動性要素如土地和勞動征稅，這樣就可以有效地滿足公共物品提供的需要，對開放經濟的小國而言尤其是這樣(RasinandSadka，1991)。
然而，布克維斯基和威爾遜(BucovetskyandWilson，1991)的國際稅收競爭模型，針對上述觀點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們首先假定政府在給定一組稅收工具的條件下，除了對資本所得從源征稅以外，僅僅對工資收入征稅。其得出的結果是：在不實施居民管轄權的情況下，政府對公共物品的提供依舊不足，對資本所得課征的稅率仍然很低且缺乏效率，并且低于對工資所得課征的稅率。然后，他們假定一國相對于世界市場足夠小，從而政府放棄對資本所得的從源征稅而僅僅依靠對工資征稅的收入提供公共物品，結果還是得出了工資所得課稅缺乏效率、稅率過低導致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結論。這個結論和“開放經濟的小國可以通過放棄對流動資本征稅而代之以對國內非流動要素征稅以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結論顯然是相左的。布克維斯基和威爾遜認為，兩種觀點沖突的根源在于后者模型的假設前提是兩個小國面對的是外生的、固定的世界資本市場利率，而他們的模型則假定世界上每個國家的稅收政策都是內生決定的。為了尋找能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稅收工具組合，他們最后考慮了政府同時采用收入來源地和居民管轄權對資本所得征稅、并放棄對工資所得征稅的組合，結果證明政府的均衡行為將有效地利用這兩種征稅方法，而使公共物品需求水平得到有效滿足。可以看出，實際上其最終結論為：是放棄了對資本所得課稅的居民管轄權。而不是缺少對勞動等非流動要素的課稅，才導致了對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這種結論和優化稅制理論也是有區別的，因為優化稅制理論所推崇的最優稅制中通常包括對勞動的征稅。
四、關于國際稅收合作的研究
眾多國際稅收競爭模型都試圖論證在各國經濟存在異質性的條件下，國際稅收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可能采取的方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模型是近期由萊斯穆森(Rasmussen，1999)提出的。他認為，既然國際稅收競爭將導致無效產出，那么就為國際稅收合作提供了實施空間。國際稅收合作應是兩國間稅制的全方面的合作，包括稅收信息的交流、稅收管轄權和稅率的選擇以及是否采取資本流動限制等。作為一種參與約束，國際稅收合作的前提是：每一個參與國際稅收合作國家的合作均衡產出必須比非合作狀態下的均衡產出更好。這樣，國際稅收合作的可能性就取決于非合作均衡的結果。
萊斯穆森假定在非合作的稅收競爭中，由于采用居民管轄權原則對國外資本所得課稅需要東道國提供充分的稅收信息，政府只能采取收入來源地的原則，這樣在一個兩國的稅收競爭模型中，對資本跨國流動進行限制就成為緩解稅收競爭不利后果的重要政策工具。同時，他分析了兩國存在經濟異質性的3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兩國完全相同。分析結果表明，稅收競爭會導致缺乏效率的產出而使公共物品提供不足，但此時對資本跨國流動進行完全限制將會導致有效率的產出結果。進一步分析表明，國際稅收合作均衡的產出等同于對資本跨國流動完全限制的非合作均衡的產出。也就是說，在國家經濟同質性的假定下，完全限制資本流動和采取國際稅收合作的政策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第二種情形是：兩國僅僅在經濟規模上存在不同，一個是大國，一個是小國。分析結果表明，國際稅收競爭將是缺乏效率的，小國將會利用稅率的差異作為稅收競爭的工具，最終導致小國國內的過度投資和大國國內的投資不足。此時大國將會對資本跨國流動進行限制，從而會對小國產生不利影響。但就總產出而言，大國對資本跨國流動進行限制，其結果將是有效率的。分析結果同時表明，在產出水平上，雖然進行國際稅收合作將無法替代資本流動的跨國限制，然而大國以對資本跨國流動限制的威脅將通過影響雙方非合作均衡的產出，從而最終影響雙方合作均衡的產出。因為如果在合作無法達成時，大國將會運用資本跨國流動限制，小國不合作利益則會受到損害，而大國則至少會獲得有效資本跨國限制帶來的利益。這時，大國限制資本流動的威脅就是可置信的，它不僅改變了國際稅收競爭中大國與小國討價還價的地位，也為國際稅收合作提供了可能性。第三種情形是：兩國資本稟賦上存在不同，一個是富國，一個是窮國。在這種情形下，所有的非合作均衡的產出結果都是無效率的，甚至引入資本跨國流動限制也不能產生有效率的結果。當兩個國家具有足夠大的資本稟賦差異時，他們都會傾向于讓資本自由流動和進行國際稅收合作，使雙方的福利獲得改善，即使這種國際稅收合作不一定會產生有效率的產出結果。
以上是對一些重要的國際稅收競爭模型的介紹和評述。總體而言，雖然這些模型的假設前提有較大的差別，其得出的結論也有所不同，但它們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產出市場完全競爭的基礎之上的。同時，這些模型假定政府作為博奔的參與者，通過稅收政策的制定來實現國家福利最大化。雖然政府擁有市場力量，但這些模型將政府利用稅制操縱貿易條件的可能性限制在一個很小的范圍內。
五、戰略性國際稅收競爭模型
在全球化的世界經濟中，國家間貿易利益的沖突已成為一個日益嚴重的問題。政府作為經濟的管理者，總是試圖通過政策工具來操縱貿易條件，進而對產出市場產生影響。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發展起來的新國際貿易理論——戰略性貿易理論(EatonandGrossman，1986；HelpmanandKrugman，1989)正好為政府這種干預經濟貿易的行為提供了理論支持。標準的戰略性貿易模型是建立在以下基本假定基礎之上的：一是產出市場是不完全競爭的；二是存在規模收益遞增的效應。不難理解，一且這兩個理論假設前提成立，就為政府介入廠商貿易行為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戰略性貿易理論一個很重要的結論是，政府應該對國內企業進行稅收補貼，以提高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從而獲取最大的福利效果。同時，兩國的戰略性貿易模型的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假定前提是，廠商通常是不可移動的，它們只能在國內生產，產品在第三國消費。那么，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就被提出來了：當轉移成本為零，廠商可以自由跨國移動到國外進行生產時，對廠商的稅收補貼是否會加劇稅收競爭，或者這種補貼最終是否有效率?
賈尼巴(Janeba，1998)針對這個問題提出了不完全競爭市場中的稅收競爭模型。他通過給國際稅收競爭模型增加不完全競爭的假定，并將廠商流動性假設賦予戰略性貿易模型，從而將這兩種模型結合在自己的分析之中。其結論是：不完全競爭和廠商流動性并不會產生相互增強效應以至加劇稅收補貼競爭。相反，當政府無法或不可能對外國企業實行差別待遇時，會使政府放棄補貼采取不干預的態度。在這個模型中，廠商可自由選擇在兩國進行生產，但消費在第三國進行，同時假定政府對所得從源征稅并使凈剩余最大化。這一模型得出的結論是一個多階段博弈均衡的結果：由于對國內生產進行補貼時無法排除外國企業，那么過度補貼將是一種浪費。在稅收競爭博弈的最后階段，每個國家都希望自己的廠商在對方國家生產，以享用對方給予的過度補貼的好處，其結果是大家都放棄補貼而不去干預貿易。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賈尼巴的結論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基礎之上的，其結論在很大程度上還存在著爭議，但他創見性地將國際經濟學和國際稅收學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思路交叉結合在一起來研究國際稅收競爭，無疑是具有相當重大的理論意義的。
六、國際稅收競爭的政治經濟學
現行對國際稅收競爭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一般均衡分析和博弈均衡分析的結合，這種分析方法也代表了這一研究領域的主流分析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一些經濟學者開始從政治經濟學角度來研究國際稅收競爭。雖然這些對國際稅收競爭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主流研究方法，但從這樣一個新的角度探討國際稅收競爭，不僅對主流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而且對經濟全球化下的國家稅收制度設計有一定的理論啟發性。
第一種觀點是從“管理競爭”(regulatorycompetition)的角度研究稅收競爭(Vogel，1995；SunandPelkmens，1995)，認為稅收競爭規則取決于社會、政治和利益集團相互斗爭的結果，并因此在每個國家有不同的政策傾向，其結果也是不確定的。第二種觀點是從稅收競爭產生的財政負外部性入手，研究其對不同類型國家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并尋求將財政負外部性內部化的制度解決方案(KanburandKeen，1993)。還有一種觀點則應用尋租理論，假定政府決策者本身是有集權傾向的尋租者，他們有強烈的擴大國家財政的動機。這種分析的一個典型結論是：一定程度的國際稅收競爭是必須的，它可以遏制財政權力尋租者不斷擴大財政的內在沖動(Mclure，1986；SiebertandKoop，1993)。
一、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的理論基礎政府間稅收競爭的理論框架是以三個基本理論為支柱構建而成的,即財政聯邦主義的財政分權理論、公共選擇學派的非市場決策理論和演進主義的制度競爭理論。這三個理論從各自的角度解釋了稅收競爭存在的原因。
1、財政聯邦主義的財政分權理論在聯邦體制國家中,多級政府形成多級財政體制,同級政府擁有同等權利且具有各自獨立的經濟利益。如前所述,基于自身利益的驅使,地方政府會憑借自己的權利爭奪經濟資源和稅收資源,從而在聯邦體制國家中產生了地方政府間的稅收競爭。財政分權理論從經濟學角度來解釋這一現象,即稅收競爭是地方政府作為“經濟人”的自利行為。
2、公共選擇學派的市場決策理論20世紀70年代中期,西方出現了公共選擇學派,它把主流經濟學對市場競爭中人類行為的分析范式引入到政治制度中對政府行為進行分析,說明在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的條件下,地方政府間競爭類似于市場競爭。在這個“準市場”的作用機制下,人們可以通過“以足投票”來選擇能夠滿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居住,因此,地方政府必須具有競爭意識,謀求本地區經濟發展,滿足本地區居民的需求,從而得到選民的支持。稅收競爭作為地方政府間競爭的主要手段,在提高地方政府競爭力上具有一定的優勢,人們都會選擇交最少的稅,而享受最好的公共產品的地方居住。
3、演進主義的制度競爭理論演進主義認為,競爭可以實現變化、進步和創新,社會活動主體間不斷的相互競爭產生了各種活動規則。哈耶克曾提出“競爭有利于制度創新”的觀點。而政府間競爭主要表現為制度競爭。所以,政府間的稅收競爭是高效率稅收制度的發現者和維護者,它構成了誘致性制度變遷或中間擴散性制度變遷的重要動因,可以更容易的實現轉型期的制度選擇,從而構成財政分權制度完善的外在條件。
二、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理論研究的發展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理論在半個世紀的發展過程中,人們對其經濟效應作了深入地研究。但是,理論界對他的態度仍不一致,有人認為適度的稅收競爭可以帶來正效應;但也有人認為稅收競爭的存在就會影響經濟的正常發展,損失社會福利。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國外理論界廣泛運用實證方法,對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的效應進行了分析。國內學者在國外學者研究的基礎上也對地方政府競爭理論進行了一定的論述,并針對中國實際進行了一些實證分析。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理論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四個方面:1、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與公共品的提供國際上,一般認為對國內稅收競爭問題的研究始于蒂布特的政府間稅收競爭模型。他在1956年發表的《地方公共支出的純理論》一文中,明確提出“財政分權下的地方轄區政府間競爭有利于地方公共產品提供效率”這一觀點。他在新古典框架下證明了:如果存在足夠多的地方政府,均衡時公共產品的提供能夠達到帕累托最優。這是一種“類市場的理論”,他運用市場競爭理論分析聯邦制下地方轄區政府間稅收競爭具有效率。但是由于蒂布特的國內稅收競爭有效理論存在很多太過理想化的假設條件,所以遭到了很多學者的質疑,但是它開辟了國內稅收競爭問題研究的先河。目前,西方學者在“稅收競爭會導致公共支出水平下降,尤其是主要服務于勞動力的公共產品提供不足”這一問題上的看法基本一致。Oates(1972)指出由于各地政府為了吸引資本,競相降低相應的稅收,使得地方支出處于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的最優水平之下,從而政府無法為最優的公共服務產出籌集足夠的資金。
特別是對于那些對當地經濟無法提供直接收益的投資項目上。所以,他擔心稅收競爭會使地方公共服務的產出達不到最優水平。另外,他還提出了國內橫向稅收競爭的“外部性”,即一地方政府采取的公共政策會影響另一或另幾個地方政府管轄的居民的福利水平以及其稅收收入。在前人理論模型的基礎上,Keen和Marchand(1997)提出了另外一種公共產品提供的無效理論:地方政府吸引資本流入的競爭,將驅使地方政府更為關注公共投入,從而導致公共投入提供過度,而過度的公共投入必然會擠占為本地居民提供服務的公共產品數量,從而使供公共產品數量過低,過度的公共投入和不足的公共產品都是缺乏效率的。后來Matsumoto又假設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并且資本和勞動力在生產中是互補的,得到的結論是,增加公共產品的投入將吸引更多的勞動力尤其是有技能勞動力的流入,勞動力的增加可以鼓勵投資。這種效應會在很大程度上減弱地方政府提供過度公共投入而偏向使資本獲利的動機,但稅收競爭下公共支出的總體水平依然是處于缺乏效率的低水平狀態。Huber(1999)的分析則表明,如果稅收競爭扣動政府間機動稅“競爭到底”的扳機,會降低稅收收入,當稅收下降,政府被迫或者減少支出,或者提高其他稅收。如果政府支出對居民產生效用或產品收益,或替代稅收不好尋找,那么財政償付能力的下降會導致地區福利的降低。
2、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與經濟增長德國學者何夢筆(1999)把西方政府競爭理論運用到中國,他在《政府競爭:大國體制轉型理論的分析范式》一文中,著重分析了俄羅斯和中國兩個國家的經濟政治轉型過程,強調政府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競爭或體制競爭。他認為:中國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在中國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周業安(2003)通過博弈的方法研究了地方政府競爭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他認為,經濟分權導致地方政府圍繞經濟資源展開競爭,但這種競爭受到政治體制的限制,導致地方政府在選擇競爭策略上的扭曲,(進取,進取)的均衡策略組合實際上無法實現,而得到其他策略組合,導致經濟資源的浪費。
3、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與要素流動稅收競爭就是要爭奪經濟資源或擴大稅收資源,所以很多學者致力于研究稅收如何影響FDI。Dunning(1981)提出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被廣泛接受。他認為,作為尋求最大化收益的跨國公司,如果其擁有所有權特定優勢、區位特定優勢和內部化優勢,那么該跨國公司就會愿意并有能力發展對外直接投資。
其中,區位優勢又包括自然稟賦優勢和投資環境優勢,稅收制度屬于投資環境優勢的一個組成部分。ZodrowandMiesz-kowski(1986)通過四個假設分析認為,資本的流動性導致對資本的低稅率;資本流動性與資本課稅稅率負相關;如果資本是可以自由流動的,對資本稅率做微小的下調能導致帕累托改進。Wei(1997)發現稅率和和外資流入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Hines(1997,1999)研究認為:調高l個百分點的稅率會引致0.5至0.6個百分點的FDI內流的下降,稅率已經對跨國公司的決策行為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JanK.Brueckner在《政府是否加入了不動產稅的戰略競爭?》一文中以財產稅為研究對象,運用空間滯后經濟模型(spatiallageconomicmodel),收集了美國波士頓主要地區的截面數據,建立當地
財產稅率與競爭地區不動產稅率的函數關系,證明財產的流動與稅率之間存在非零的斜率關系,即投資選擇對稅率具有應變能力。而且這一斜率的正負還取決于其他參數。陽舉謀、曾令鶴(2005)運用MacDougall———Kemp模型,采用Janeba(1995)的分析框架,結合我國稅制特點,分析地區間稅收競爭對資本流動的影響。
通過他們分析表明,我國地區間的稅收競爭是基于有效稅率的競爭,競爭會導致有效稅率降低和資本的非效率配置;如果地區間能夠進行合作,資本可以實現合理流動和有效配置。4、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與政府策略選擇Wildasin(1988)認為,當參與稅收競爭的政府個數比較少時,以公共產品的水平作為決策變量得到的均衡解不同于以稅率作為決策變量時的均衡解。它證明了當各地方具有相同的偏好和技術水平時,用前者作為決策變量時得到的均衡稅和均衡公共產品投入水平要低于后者作為決策變量時的均衡水平。ucovetsky和wilson(1991)分析了“大地區”和“小地區”之間“不對稱資本稅稅收競爭”情況。結果是:大地區的稅率相對較高,小地區的稅率則較低。所以,在地區大不對稱的情況下發生的不完全資本稅競爭中,小地區占據一定的優勢。DepaterandMyers(1994)發現,地區間在規模、生產技術以及消費者偏好上的差異有可能會得一地區把資本輸出到其他地區,資本輸入地區就會具有這些輸入的動機,從而得規定的資本稅后利潤率下降。這些地區具有提高稅率以獲得有利的“貿易條件效應”的額外激勵。他們稱這些貿易條件效應為金融外部性,正是這種金融外部性存在導致了資本輸入地區的公共產品過度提供,同時又使得資本輸出地區公共產提供嚴重不足。
沈坤榮和付文林(2006)通過運用空間滯后模型對我國省際間截面數據進行回歸,發現中國的財政分權改革激發了地方政府推進本地區經濟發展的積極性,但不恰當的分權路徑也加劇了地區間的稅收競爭。省際間稅收競爭反應函數斜率為負,說明省際間在稅收競爭中采取的是差異化競爭策略;同時也意味著地方政府目前對公共產品的偏好較低。而對省際間稅收競爭增長績效的格蘭杰因果檢驗則顯示,公共服務水平對地區經濟增長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并且地方政府的征稅努力與其財政充裕狀況直接相關。殷華方和魯明泓(2004)將中國外商直接投資政策分為中央政府政策和地方政府政策,運用1979—2000年的資料,研究和分析了中國外商直接投資政策的有效性。得出了中央政府政策對外商直接投資具有顯著的影響力,而地方政府政策則較少或沒有影響。超級秘書網
因此,地方政府之間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競相提出過于優惠的條件是無效的。因而,地方政府沒必要在政策優惠上相互惡性競爭,真正要做的是大力發展當地經濟,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改善企業經營環境。綜上所述,不同學派從各自的角度對稅收競爭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理論學者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融入了自身的理解,從而推動了稅收競爭理論的不斷前行。關于稅收競爭的利弊,學者的討論主要集中在這一形式與效率間的關系。我國國內橫向稅收競爭研究中觀點認為:稅收競爭可以形成強有力的約束機制,借助這一形式,可以實現公共產品和服務提供的帕累托最優,而無需政府對經濟的強制性干預。對企業而言,政府間良性的稅收競爭帶來最直接的收益就是稅收負擔的減輕作為該地區的成員之一,企業同時可以享受那些提高了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最后,還可以借助經濟力量維護自身的權利,如用資本、人員的自由流動迫使當地政府做出有利于企業生產的一些決策。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制定過低的稅率,可能會吸引更多的投資,但政府收入水平與支出水平之間的差距會進一步加大,使得政府“吝嗇”于公共支出項目,從而降低了公共產品的總體支出,降低了公共產品的水平。一方面,損害了國家利益,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應有的提高;另一方面,投資企業可能獲得了暫時的經濟利益,但從長期看,投資“硬”環境的制約必將最終影響到整個企業的進一步發展,是一種效率的損失。無論誰是誰非,稅收競爭的范圍從最初的一國內部延伸到了全球,本身就說明其強大的生命力。從最初的稅率減低,到避稅港的出現,稅收競爭的手段可謂層出不窮。人們之所以不遺余力地致力于稅收競爭的沿用,事實上正是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這一政府工具的實用性。那么對于稅收競爭的運用,我們只能更多地本著趨利避害的原則,創建一個公平的競爭秩序,在這樣一種秩序下尋求獲得制度收益。
參考文獻
[1]陳曉,肖星,王永勝.稅收競爭及其在我國資本市場中的表現.稅務研究,2003(6),18一23
[2]周業安.地方政府競爭與經濟增長.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3(l),97一102
[3]陽舉謀,曾令鶴.地區寫作論文間稅收競爭對資本流動的影響分析.涉外稅務,2005(l),14一18
1.1一般資料
手術間的空間是有限的，整理好這個空間，更好地確保手術順利進行和患者的安全，這是我們所面臨的問題。
1.2目的
通過組織品管圈活動，提高術畢手術間整理完備率，推行精細化管理。
1.3方法
1.3.1組圈：手術室腔鏡組取九名護士組圈，投票選舉的方式產生一名圈長，八名圈員，護士長任輔導員。通過圈會討論圈會為每月一次，每月具體時間待定，品管圈活動時間為2016年7月～2016年12月。1.3.2活動主題：以頭腦風暴的方式征集活動主題，再以投票的方式確定活動主題為提高術畢手術間整理完備率。1.3.3現況調查：利用查檢表調查四周的不完備例數，統計結果。見表1。1.3.4活動目標：通過品管圈活動，提高術畢手術間整理完備率，推行精細化管理，目標值=現狀值-現狀值×改善重點×圈能力。1.3.5原因分析：根據統計數據，圈員采用魚骨圖的方式對手術間不完備率的原因進行分析討論，主要原因在于人為因素、環境因素和其他因素。1.3.6根據分析要因，擬定相關對策。（1）制定手術間物品放置的標準，統一各手術間物品的擺放位置；（2）把手術間整理納入手術人員崗位培訓內容；（3）落實書面交班制度；（4）建立完善的房間整理標準，及時主動更新學習；（5）加強責任心教育。1.3.7對策實施與檢討（1）根據完善的手術間整理標準進行操作整理，把標準放入每個手術間的操作流程本內，護士按照整理標準進行整理，護士根據歸位標識將各類儀器設備、物品進行整理；（2）新護士進行全面培訓，人人掌握手術間整理制度，結合工作實際，制定切合手術間最便捷有效的手術間整理培訓制度；（3）交接班者以認真執行交接班制度，專科組長不定期抽查手術間，積極落實書面交班制度，每次交接班，交接者最后確認無誤后雙方簽字；（4）組織手術間管理護士學習物品補充標準，并加以實施，將手術間特殊物品進行歸類整理，實施個性化整理措施；（5）認真學習晨會中強調的物品補充整理的重要性，時刻自我提醒，專科組長每天術畢后不定期督促巡查，互相監督，明確個人職責，認真做好物品整理工作。
2結果
術畢手術間整理不完備例數統計結果。見表2。QCC活動后，我科的手術間整理不完備率由每周平均300例下降到到100例，通過現狀調查表分析得出，手術間整理不完備率有明顯改善。
3討論
通過QCC活動的開展，不僅僅提高術畢手術間整理完備率，還制定了手術間整理標準化，這樣更有利于護理人員提高工作效率，提高護理質量。另一方面，在活動的過程中，使成員的自身價值得到最佳體現，提高了護士的工作責任感，發揮團隊精神，充分調動護士的工作積極性和創新性，在工作中獲得滿足和榮譽。護士不再只做傳統上醫生的“執行者”，應針對問題不斷提出解決的方式方法。在本次的實驗中，護士不斷豐富著自身的職業內涵，也更深程度掌握了PDCA發現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為提升護理工作打下基礎。
作者:劉秀琳 單位:武漢市黃陂區人民醫院
參考文獻
[1]潘海燕,顏波兒.品管圈活動在ICU醫護人員手消毒管理中的應用[J].中華醫院感染學雜志,2012(10):2154-2155.
[2]許晨耘,柯雅娟,陳茹妹,等.品管圈活動在手術病理標本安全管理中的應用[J].中國護理管理,2012,12(1):20-23.
關鍵詞：競爭性分析、占有率、觀眾流動、節目類型、節目編排
在目前電視業的市場運動中，競爭是無法回避的主題。由于頻道數目持續攀升，新節目層出不窮，而觀眾收視時間的增長已經進入“平臺期”，各頻道（節目）能夠分享的注意力資源在逐漸下降，電視競爭已趨于白熱化。與此相應，電視人對于競爭性收視分析的關注，對于競爭性收視分析路徑的探索，也愈來愈熱切。
電視競爭說到底是對觀眾的爭奪，把握觀眾顯然是個中要義。在電視傳播活動中，觀眾收視有兩個基本特征：其一是呈現時間約束型模式，分為資源性時間約束和結構性時間約束兩種。前者指觀眾收視時間是一種有限資源，收視時間的彈性增加是有限的，而且注意力在時間維度上的分配也是惟一的；后者指觀眾的日常作息是結構化的，因而不同時段有不同的可得觀眾[1]，而且觀眾收視被節目編排所結構化，只能按照順序依次進行。其二是指觀眾具有一定的主動性和選擇性，其收視行為會在不同頻道和節目之間表現出一定的流動性。
觀眾收視的這些特征，決定了競爭性收視分析必須是一種以我為主，外向地觀照市場、相對于競爭者的分析，必須與時段、可得觀眾、觀眾構成和節目類型相聯系；收視分析不應局限于簡單靜態的競爭狀況描述，還應包括動態的觀眾流動分析，以及對不同頻道節目編排策略的探討。
本文所謂競爭性收視分析，是指在收視調查數據的基礎上，對電視競爭現象進行的描述和分析。競爭性收視分析包括一系列分析指標和分析單元，比如占有率及相關分析、觀眾流動分析、觀眾構成、節目類型、編排與競爭策略分析，等等。將這些分析單元有機整合形成一套分析體系和方法，由靜態到動態、從微觀具體到中觀（宏觀）戰略的角度進行分析，將幫助人們實現分析目的，以便有針對性地調整傳播策略，在競爭中學會競爭。
一、占有率及相關分析
收視率是一般性收視分析的基本指標，也是競爭性收視分析的基礎指標。然而，在進行競爭性收視分析時，用得更多的是占有率指標，它的作用更直觀，也更有效。換言之，在收視率系列指標中，占有率是競爭性收視分析的最重要的指標之一。
占有率（share），是收視占有率和視聽眾占有率的簡稱，又稱市場份額，指特定時段內收看某一頻道（或節目）的人數（或家戶數）占打開電視機總人數（或家戶數）的百分比[2]。占有率與收視率的區別在于：收視率只關心某一時段觀看某一頻道或節目的觀眾占總體觀眾的百分比，并不考慮總體觀眾中有多少人打開了電視機；占有率則相反，它考慮的是在打開電視機的觀眾中，觀看某頻道或節目的觀眾所占比例。正因為占有率是針對開機的觀眾而言，是對實際觀眾收視選擇的一次逼近考察，它更能表明特定時段某一頻道或節目在收視市場上的競爭力。
占有率分析是競爭性分析的第一步。在忽略觀眾構成的前提下，比較同一時段不同頻道（節目）的受歡迎程度，占有率是一個簡潔而有效的指標，誰的占有率高，誰的競爭力強；對同一頻道而言，比較前后不同時期同一時段兩檔不同節目的競爭力狀況，或者一天中不同時段節目的競爭力狀況，占有率也是一個可敷使用的指標。例如，某頻道21：30～22：00原來播出X節目，占有率為8％，改為Y節目后，占有率為5％，顯然X節目比Y節目的競爭力強；或者21：30～22：00播出的Y節目占有率為5％，13：00～13：30播出的Z節目占有率為1％，兩者比較，答案也是明顯的。
占有率是表征某頻道或節目在收視市場上“量”的競爭力，如果想要概括性地進一步把握某頻道或節目“質”的競爭力，可以考慮引入觀眾平均忠實度概念，即了解觀眾群的穩定程度，并進行比較分析。觀眾平均忠實度指標主要用于衡量某一時段內某頻道或節目的觀眾穩定程度，由該時段內頻道或節目的平均收視率除以到達率獲得。
競爭性收視分析又可以稱為假想敵策略，以對象頻道為主，設想并分析某一市場上其主要的競爭對手，競爭時段，競爭的節目類型，以及觀眾分布情況。占有率分析的一項重要作用便是為這一策略服務，比如，為競爭性收視分析的重要環節——觀眾流動分析打基礎，觀眾流動分析的第一步是確立競爭性頻道。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選擇相同時段內收視率特別是占有率比較高的頻道（排名前5或其他）；二是選擇相同時段類型相同或相近的頻道。本文主要探討前者，即通過收視率和占有率分析了解某一電視市場上各頻道或節目的競爭力強弱分布，以此劃分電視市場，把握各頻道或節目在市場中的地位，確定競爭對手或競爭集團。
例如，分析對象頻道A在晚間21：30～22：00時段在北京市場上的競爭情況。首先，可以看看該頻道全天收視占有率的走勢情況。經分析發現，A頻道全天平均市場份額為9·2％，而在21：30～22：00時段，市場份額為8.3％，略低于全天平均水平。
進一步分析A頻道在北京市場上所面對的競爭對手。由收視率和占有率分析，不難發現，雖然北京市場一般能夠收看到大約70套電視節目，但是在21：30～22：00時段真正有競爭力的頻道并不多，只有A、B、C、D、E、F六個頻道。其中，前三個為非本地頻道，屬于一家電視臺，后三個為本地頻道。六個頻道的時段平均收視率在1.7％以上，占有率達到4.3％以上。它們共占據北京市場將近60％的份額，本地頻道D、E、F共占約40％，非本地的A、B、C頻道所占份額不足20％。
表1北京市場上排名前六頻道的平均收視率和占有率（21：30～22：00）頻道收視率%占有率%
1E頻道8.120.3
2F頻道6.115.4
3A頻道3.38.3
4B頻道2.35.7
5D頻道1.74.2
6C頻道1.74.3
由此，可以將此一時段的北京市場大致劃分為幾大競爭集團，第一類：E、F頻道，兩個頻道占據北京市場超過三分之一的份額，優勢主要來自影視劇、音樂、娛樂等內容；第二類A頻道，占據將近十分之一的市場份額，其新聞、專題和談話節目擁有較高收視率；第三類是B、C、D頻道，各有自己的特色節目，在不同類型的觀眾中有一定影響；第四類是其他頻道（表中未列出），比較分散，在收視市場上影響很小。
二、觀眾流動分析
觀眾流動是指觀眾在各頻道（欄目）之間的佇留、進出和往返等行為。它是觀眾收視行為的基本特征之一。隨著頻道競爭的加劇，觀眾收視選擇性不斷增強，觀眾流動也日益頻繁。觀眾流向主要分為三種，當觀眾在持續收看某一頻道節目時，稱為“順流”；當觀眾從本頻道轉向另一頻道時，稱為“溢流”；若觀眾從其他頻道轉往本頻道，則稱為“入流”[3]。
所謂觀眾流動分析，簡單地說是指以收視調查數據尤其是累積測量數據為基礎，對觀眾流動行為進行的動態描述和剖析。透過對觀眾個體一定時段內收視行為的縱向跟蹤，了解觀眾在各頻道（欄目）之間的流入、流出狀況，觀眾流動分析能夠比較具體真實地反映某一時間進程中各頻道（欄目）對觀眾的爭奪態勢，進而能夠更動態、更深入地把握競爭現象背后的特點與規律。
觀眾流動分析重在考察在某一時段中，對象頻道（欄目）相對于競爭頻道（欄目）的觀眾流入和流出情況。流動分析以頻道為單位，但是分析目標往往是某一時段上該頻道的欄目（節目），在選擇分析時段時，也大多以該欄目（節目）的播出時段為閾界。為全面、系統地了解觀眾的流動狀況，通常會將整個欄目（節目）劃分為開播前后、播出中、結束播出前后等幾個時段（各時段還可進一步細分），對各時段觀眾流進、流出等情況，分別予以考察。這樣，一來可以針對節目開播與結束時——這個觀眾流動的“破口”處，具體分析觀眾的實際流向與流量；二來對節目播出過程中觀眾群是否穩定有所了解，進而深入節目細部，對其鎖定觀眾的能力有一定把握。
仍以前例為例，A頻道在21：30～22：00播出一檔節目，考慮到節目前后廣告對觀眾流動的影響，將整個時段劃為三部分：開始前后5分鐘（21：25～21：35）、播出中（21：35～21：55）、結束前后5分鐘（21：55～22：05）。表2顯示，通過對各競爭頻道相對于A頻道的觀眾流入、流出和凈值（人數）分析，可以發現，在21：25～21：35，A頻道的總流入量遠大于總流出量，由競爭頻道流入的觀眾較多，“入流”明顯；在21：35～21：55，總流入量稍大于總流出量，但是觀眾的“入流”和“溢流”都比較明顯；在21：55～22：05，總流出量大于總流入量，A頻道的觀眾“溢流”相對顯著。
稍加深入還可以發現，節目開始前后，由E、F頻道流入的觀眾最多，換句話說，這一時段A頻道成功地吸引了第一競爭集團的不少觀眾；節目進行中觀眾流動頻繁，顯示A頻道在保持觀眾群穩定性方面還需要改進。節目播出中和結束時，流失的觀眾大多去了D頻道和B頻道，尤以前者為最。D頻道是本地頻道，與A頻道性質相同，B頻道則是以娛樂性節目見長的非本地頻道。可見，這一時段A頻道在吸引部分觀眾“入流”的同時，也損失了一部分觀眾，尤其是在節目結束時，流失更多，其中同質性的D頻道競爭力不可小覷。
表2A頻道及其競爭頻道的觀眾流動情況（21：25～22：05）（單位：千人）流入
時段A頻道B頻道C頻道D頻道E頻道F頻道
21：25-21：35225148038
21：35-21：554733485970
21：55-22：0524313104
流出
A頻道B頻道C頻道D頻道E頻道F頻道
21：25-21：351541666
21：35-21：557215723333
21：55-22：0519429168
凈值
A頻道B頻道C頻道D頻道E頻道F頻道
21：25-21：3571-27432
21：35-21：55-2518-242637
21：55-22：055-1-16-6-4
注：凈值＝流入－流出，數值表示流動人數。
至于“順流”觀眾的情況，不妨采用觀眾重復率（又稱觀眾重疊率）來分析，即本頻道內相鄰節目的觀眾重復程度，目的是考察頻道保持觀眾的能力，后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頻道的競爭力，這也是競爭性收視分析中日益突出的一環。
例如，A頻道在午間時段開設了兩檔非虛構類欄目，由于比較好地把握了午間時段觀眾的收視興趣，兩欄目收視率均高于此前該頻道同一時段的節目，開創了一個新的午間時段收視高峰。另外，經過分析發現，由于兩欄目之間的差異性相對來說不算太大，觀眾群的同質性較高，前一檔欄目的觀眾中有80％的觀眾接著觀看了后一檔欄目，觀眾重復率高達80％。換句話說，此一時段A頻道絕大部分觀眾在本頻道內“順流”，該頻道鎖定觀眾群的能力較強。
在分析節目保持觀眾群的能力時，亦可采用同樣方法，考察節目前后部分觀眾的重復程度。
三、觀眾構成分析
前述占有率分析和觀眾流動分析，主要是對觀眾群“量”的把握，事實上，在進行這些分析時，往往離不開對觀眾群“質”的把握，即觀眾構成分析。觀眾構成分析也稱為觀眾群特征分析，包括性別、年齡、文化程度、職業、收入等指標。
對觀眾在不同頻道之間的流動狀況進行分析后，接下來自然會產生這樣的問題：被競爭對手“搶去”的是什么樣的觀眾？從競爭頻道中“奪來”的又是怎樣的觀眾？要回答這樣的問題，分析觀眾群特征便必不可少。通過對流動觀眾具體而微觀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頻道（欄目）之間的競爭取向和規律。從這個意義上說，觀眾構成分析是對觀眾流動分析的進一步深化和細化。
比如，通過流動分析我們發現，在21：30～22：00及其前后時段，A頻道流入了一些觀眾，也流失了一部分觀眾。那么，這些觀眾的特征是怎樣的呢？我們試以性別指標為例，看看21：30前后和22：00前后時段上，A頻道觀眾構成的變化。
[page_break]
表3A頻道觀眾的性別構成變化（%）目標觀眾21:25～21:3021:30～21:3521：30前后觀眾
構成差異21:55～22:0022:00～22:0522：00前后觀眾
構成差異
男性52.250.6-1.650.953.52.6
女性47.849.41.649.146.5-2.6
表3顯示21：30前后和22：00前后時段上A頻道觀眾構成在性別上的變化情況。可以看出，在性別上，21：30后，男性減少，女性相對增多；22：00后，女性減少，男性有所增加。
上述比較主要基于觀眾構成的百分比，反映的是一種相對變化情況。為了更直觀地了解不同觀眾的動態，還可以直接比較在某一時間點前后目標觀眾收視率的差異。比如，我們可以考察21：30前后和22：00前后時段上，A頻道男性觀眾與女性觀眾收視率的變化。
表4A頻道目標觀眾收視率變化（％）目標觀眾21:25～
21:3021:30～
21:3521：30前后觀眾
收視率變化21:55～
22:0022:00～
22:0522：00前后觀眾
收視率變化
男性3.22.9-0.32.73.10.4
女性3.13.20.12.82.5-0.3
由表4可知，21：30前后，男性觀眾收視率下降了0.3個百分點，女性觀眾收視率則上升了0.1個百分點，流失觀眾以男性為主；在22：00前后，男性觀眾收視率上升了0.4個百分點，女性觀眾則下降了0.3個百分點，男性觀眾流入較多。
觀眾構成由多種人口統計指標來表征，對這些指標的分析，或許各有側重，繁簡不同，但大抵可以遵循基本一致的路徑來操作。
四、節目類型分析
按照使用與滿足研究的觀點，觀眾具有積極、主動、工具性收看電視的一面，為了實現自己收視需求的滿足，觀眾會對各種節目類型或內容作出一定選擇，表現為在不同頻道和節目之間的游走和移動。
本文所謂節目類型，泛指節目內容類別及相應的樣式。北京廣播學院“世紀之交中國城鎮電視觀眾需求變化及其對策”曾經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抽樣調查，結果發現，在23類電視節目中，新聞、影視劇、綜藝娛樂、體育競賽等節目，是觀眾最喜愛的幾類節目[4]。不同節目類型對觀眾的吸引力不同，競爭力也不一樣。對節目類型進行分析，是從一個新的角度對此前進行的一系列量化分析的有益補充，也是競爭性收視分析的必要環節。
比如，已知某一頻道觀眾在一定時段內的流向與流量分布，我們可以繼續考察觀眾所“流入”頻道相應的節目類型，據此分析和推測觀眾流動現象背后的原因，進一步深化對各頻道（欄目）爭奪觀眾的特點與規律的研究。
舉例來說，表2“A頻道及其競爭頻道的觀眾流動情況”顯示，在北京市場上，21：25～22：05時段，觀眾較多地由A頻道“溢流”到B頻道和D頻道。分析此一時段B、D兩頻道的節目類型，B頻道主要是音樂、體育和專題片；D頻道雖然與A頻道性質相同，但此一時段的節目類型以娛樂性的戲劇、音樂為主。可見，在此一時段，B、D頻道的這些節目類型對觀眾具有較強的吸引力。當然，節目質量因素也不應忽視。
五、節目編排與競爭策略分析
節目編排是指按照觀眾收視規律和頻道（節目）定位的要求，將各種類型的節目依時間順序進行系統的排列和組合，并形成排期表。節目編排是一項創造性活動，任何頻道（節目）要想取得競爭優勢，除了在節目內容上下功夫外，科學合理的節目編排是決定其勝負的關鍵。
節目編排也是頻道（節目）競爭策略的重要體現。競爭策略，通常是指從戰略角度分析競爭狀況，并在戰術上對排兵布陣作出策劃和安排。就此而言，分析和評判頻道（節目）的競爭策略，離不開對節目編排的考察；而改進舊的節目編排，制定新的編排計劃，亦需要競爭策略“共謀”。
上例中，A頻道在晚間21：00與22：00各有一檔新聞節目，兩檔節目之間另安排了一檔節目，類型不固定。這意味著兩檔節目之間存在一定的“異質間隙”，而且節目缺乏連續性，不利于培養觀眾的收視習慣，反觀競爭對手，這一時段大多安排娛樂性、連慣性較強的節目。這可能是造成A頻道部分觀眾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有鑒于此，不妨考慮在兩檔新聞節目中間安排兼有一定新聞性與輕松休閑性的節目，作為過渡，亦起一定的導入作用。由于新聞一直是A頻道的強項，不少人收看A頻道便是沖著其新聞節目而來，而晚間尋求休閑和娛樂，也是一般人的正常心理。因此這樣的安排，一來張馳有度，一定程度上滿足人們晚間休閑娛樂的需求；二來有助于觀眾在A頻道內“順流”；第三，可以吸引一部分觀眾“入流”A頻道觀看其下一檔新聞節目。
由于市場不同，競爭格局和態勢各異，競爭策略會不一樣，相應采用的編排手段也有多種，比如硬碰硬策略、反向策略、水平策略、垂直策略、吊床策略、搭帳篷策略，等等[5]。
六、結語
本文提出了競爭性收視分析的一般方法和路徑，并舉例進行了簡略說明。這些方法和路徑是我們在思考各種競爭現象、探索多種分析的可能性的基礎上提出的，也會隨著我們思考的深入和探索的深化而進一步充實、完善。
需要指出的是，擁有完整準確的收視數據，以及科學方便的操作軟件，是實現分析目的重要前提。
在多頻道電視競爭時代，一個電視臺、一個頻道乃至一個欄目（節目）要想生存、發展，有所作為，都需要了解市場動向，熟諳競爭規律，都不能忽視對競爭性收視分析的掌握和運用。由于電視市場紛繁復雜、變幻莫測，競爭性收視分析的路徑和方法，需要視具體情況不同而作出相應的調整和變動，以適應不同的要求。只要熟悉指標，理清思路，兼顧相關因素，掌握基本的方法和技巧，競爭性收視分析都會有獨到的發現，較好地實現分析目標。
注釋：
[1]可得觀眾：指由日常生活作息規律所決定的一天當中某一時段可能收看電視的觀眾。
[2]劉燕南《電視收視率解析》第98頁，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
[3]劉燕南《電視收視率解析》第172頁，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
[4]葉家錚等“世紀之交中國城鎮電視觀眾需求變化及其對策”調研報告，國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2001年7月。
[5]劉燕南《電視收視率解析》第174～178，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
參考資料：
1、劉燕南《電視收視率解析》，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
2、劉燕南《電視傳播研究方法》，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
【關鍵詞】稽征車輛；車輛檔案；管理
車輛檔案是每一部車輛在稽征部門的戶口本，是稽征人員能夠及時掌握和了解車戶情況、車輛動態，便于在工作中及時進行詢問、提醒、催繳、追繳繳費服務的有效依據，是稽征行業檔案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每位司機朋友首次在稽征部門繳費前都要填寫一份新車入戶申請表，提供車輛和車戶有關詳細資料，這便是我們稽征部門的車輛檔案（簡稱車檔），它由繳費人提供并由稽征人員建立，是車輛的“戶口簿”。建立車輛檔案是車輛繳費服務的第一步，也是稽征部門費源管理的開端，是稽征行業檔案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通過查詢車輛檔案，稽征人員能夠及時掌握和了解車戶情況、車輛動態，便于我們及時進行溝通，改進服務，及時進行詢問、提醒、催繳、追繳等。車輛檔案的建立和管理是稽征部門的一項基礎性工作，但在我們日常的工作實踐中，有的同志對車檔的重要性還沒有引起足夠重視，誤認為車檔管理僅僅是車輛入籍時建立的檔案資料，只要車子有繳費，其檔案內容就無所謂了，所以有些車輛直至報廢、停征時，其車檔也未曾更新過，從而使車檔變成了死檔。一成不變的車檔不但給稽征執法帶來很大困難，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費，還會導致費源的流失，甚至引發訴訟糾紛。因此，車輛入籍時所建立的車檔隨著車輛的運行，需要我們稽征人員不斷地去關注、修正和充實，否則，將無法充分發揮其在公路征費中的作用。應當說，管好用活車檔，讓它服務于規費稽征，是我們文明服務、以車為本、和諧稽征的現實體現，意義重大，勢在必行。本人以為，做好稽征車檔工作要注重以下幾個方面內容：
一、保證開征申請表初始資料的真實、有效
通常我們在建檔時往往會碰到一些“人”。他們或是車主的朋友或是下屬來為車主辦理入戶，在開征申請表上車戶地址欄多數填的是車戶身份證上的地址，而這些地址并非都是實際住址；在聯系人和聯系電話欄目中經常填的不是車主本人姓名或電話，或者僅寫一個手機或一個固定電話，有的甚至一片空白。一旦欠費，憑身份證的地址去催繳，增加稽查成本徒勞無功；打電話不是未留電話就是號碼變更或停機，如泥牛入海。所以建檔時，我們的征費人員要不厭其煩地多向車戶詢問，讓其提供實際居住地和盡可能多的留下聯系方式保存在檔案中。比如不是車戶本人親自來辦理的，要讓其詳細填寫車戶現住址，除了正常的手機號碼和電話號碼外，還可留下“人”的號碼；如果是車戶親自來的還可請他多留下幾位車主朋友和鄰居的電話，這樣不但可以準確地發出催繳通知書或通過短信催繳，還可以在當事人無法查找時，通過其朋友或鄰居來轉告。這樣既了解了欠費車輛的去向，同時也降低了待查率。總之，磨刀不誤砍柴工，詳盡的車輛信息對正常的稽查工作具有實質性的幫助。
二、日積月累、加強溝通，及時豐富變更車檔
由于日常經濟生活的不斷變化、車輛買賣的頻繁導致車戶、車主住址、聯系方式不斷變更，因此在車檔建立后我們要注意及時更新資料。加強與車戶的交流是我們日常一項重要工作。比如有的車輛私下買賣或交警部門過戶后不到稽征辦理變更手續、車輛意外發生的交通事故等信息，這不但需要稽查人員通過路檢戶查向車戶咨詢，更需要窗口征費人員細心地去咨詢了解，并形成習慣，從而既能不斷地完善征費車檔，也能使稽查工作及時、準確地掌握到第一手資料，還能為因不了解稽征政策而未及時辦理過戶手續或因交通事故等種種原因而欠費的車戶提供政策咨詢，減少車戶無謂的損失，提高工作效率，樹立稽征良好的社會形象。車檔資料的完善是每個稽征人員應盡的義務，我們每個稽征人員不論在何崗位，都應不分彼此，互通信息。它也是對我們工作責任心和團結協作精神的檢驗，所以我們必須共同努力使之日益豐富。
三、利用每年一次的年檢審及時更新車檔
每年一次的車輛公路規費年檢審不僅僅只檢查車輛繳費情況，更要核對車輛的異動內容。它包括對車輛主體變更、車輛改裝、車輛使用人變更、技術參數修改等情況的檢查核對。可以說是對車檔的再次審核，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實際工作中有的同志對年檢審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工作留于表面形式，沒有抓住年檢審的大好時機認真負責地核對車戶提供的資料，甚至根本沒有要求車戶提供資料，只是按照計算機中原有的資料填寫年檢審表的全部內容以應付上級檢查，這樣就與年檢審的初衷背道而馳了。應當說，年檢審的意義非常重大，它是我們當前掌握車輛異動情況的最佳途徑，是要求車戶在車輛情況更改后及時到稽征部門辦理變更的最好時機，是積極發揮稽征主動權，減少和改變送達難的可行之舉，所以此項工作只能加強而不能削弱。
四、加強橫向聯系，主動更新車檔
我國財政稅收管理體制經歷了高度集中階段到適當分權的分級管理階段。這是我國特定的歷史、政治以及經濟發展狀況決定的。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與完善，我國現有的財政稅收管理體制已經發揮出一定的作用，即增強了我國宏觀調控能力，緩解了不同地區間的財力差距擴大的趨勢，給市場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定的制度支持等。但是，由于很多因素的影響，我國現有的財政稅收管理體制中仍然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突出問題，嚴重阻礙了我國財政稅收事業的健康穩定發展。
(一)財政稅收管理體制過于高度集權這種財政稅收管理體制的特征是我國的體制本身決定的，因為我國本身就是一個高度集權的發展中國家，盡管我國在實施了改革開放政策后實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并沒有能夠完全消除掉，很多地方經濟發展并不夠平衡，稅權仍然集中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稅權較為有限，從而造成了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尤其是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財政收支的有效配置。
(二)財政稅收管理體制的相關法律不夠完善我國現行的財政稅收管理體制的法治建設工作較為弱化，很少具備較為完善的法律機制，從而導致了我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財政稅收管理方面的權限劃分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據。此外，我國財政稅收管理人員也缺乏必要的管理監督機制，他們在某些領域中享有過于自由的裁量權，嚴重損害了我國財政稅收司法機關的執法權威性。這些都是我國財政稅收管理體制缺乏可靠的法律保障的集中體現。
(三)我國財政稅收管理體制中缺乏強有力的監管機制我國現行的財政稅收管理體制中不僅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據提供可靠的保障，同時還缺乏必要的強有力的監管機制來提供監督與管理工作。此外，我國現有的財政稅收管理人員的素質仍然有著較大的差異性，缺乏強烈的工作責任心與使命感，對于一些違法違紀現象常常會監督不力。當然，我國最近這些年來也在對財政稅收監管機構進行人員精簡工作，從而大大削弱了一些工作人員的工作積極性與主動性，嚴重影響到了我國財政稅收管理工作的順利開展。另外，我國財政稅收管理機構對于財政稅收轉移支付方面也存在著監管不力的問題，從而無法對我國財政稅收事業的均衡發展發揮出積極的作用，也無法促進戰略目標的順利實現。
(四)國稅與地稅機構的分設而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國財政稅收管理體制中，對于稅務機構的設置是有著不同的區分的，基本上都是設置為國稅和地稅。但實際上，這種稅務機構的分設反而增加了我國的稅收征收成本提高，因為這是分設的機構必須配備一定的辦公設施與工作人員。此外，國稅與地稅由于各自不同的利益而對納稅人有著不同的征稅要求與標準，反而增加了納稅人的納稅成本，有時還會出現重復征稅的問題，大大降低了納稅人的稅收遵從度，不利于我國財政稅收管理體制的進一步完善。
二、我國財政稅收管理體制問題的解決路徑
鑒于以上的突出問題，我們必須盡快對現行的財政稅收管理體制進行改革，選擇一個合適的問題解決路徑，從而促進我國財政稅收管理事業的健康穩定發展。
(一)進一步完善我國財政稅收管理體制由于我國現行的財政稅收管理體制還不夠健全和完善，從而導致了該管理工作開展過程中的各種突出問題。因此，我們必須盡快擺脫掉傳統集權、分權循環的不良體制影響，強化自身的法律意識，降低人為的作用力，適當的放權，尤其是要把中央的集權適當的分散到地方政府的手中進行管理，只是地方政府在實行財政稅收管理工作時，應該以中央的稅收政策作為主要導向，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稅收政策制定與實施權利。當然，中央政府在放權的過程中，也應該做到適當有度，切不可過大，也不過小，要讓中央與地方之間形成一種默契的財政稅收管理機制，避免出現各種違法違規行為，讓中央與地方處于一種健康、和諧的財政稅收管理關系之中，讓中央與地方的財政稅收管理權限都有一定的法律依據，從而促進我國財政稅收管理工作的健康運行。
(二)提升財政稅收管理人員的綜合素養在我國財政稅收管理工作中，管理人員的素質直接影響到稅收管理工作的效率與效果，因為他們是直接的參與者與實際執行者。那么，這就需要我們盡快提升財政稅收管理人員的綜合素質。這就需要我們首先建立一個較為規范的財政稅收內部秩序，強化對財政稅收管理人員的教育與培訓工作，增強這些管理人員的責任感、使命感，并努力提升他們的專業能力，避免各種違法亂紀現象的發生。此外，我們還需要對這些財政稅收管理人員實施績效評估措施，優化其知識結構，建立相關的評估管理政策，讓他們在工作中能夠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大大提升我國現有財政稅收管理工作的效率與效果，為財政稅收管理工作營造出一個更為寬松的財政發展環境，讓這些財政稅收管理人員獲得更佳的工作環境，及時鞏固自我發展的能力，真正為人民提供優質的財政稅收服務。
(三)建立一個合理的財政稅收管理與服務體系這就是說，我們應該合理界定并不斷擴大財政稅收的收支范圍，建立一個一體化的管理與服務體系，充分利用好各種社會經濟資源來強化對人力資源的開發工作，并結合我國實際的經濟發展狀況來重新調整財政稅收收支的范圍，科學劃定稅負的比例，把我國財政稅收的管理工作納入到預算管理范圍以內，調整各種不公現象，降低各種不良因素對財政稅收收入的影響力，建立一個較為長期有效的健康發展的財政稅收管理與服務體系，并建立一個合理的財政稅收轉移支付體系，讓一般支付和專項支付實現二者的合理搭配，不僅可以合理分配資金，還可以穩定資金來源，并通過建立一個資金分配體系來確保財政稅收管理體制的合理、公平和公開。
(四)建立資金協調機制來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益我國財政稅收資金很多情況下都是應用在公共事業方面，但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發展，我國必須盡快提高財政稅收資金的使用效益。這就需要我們的財政稅收管理部門和機構整合各種財政稅收資源，盡可能的對各項財政稅收項目進行公開、透明化的管理，并加大對相關事業的扶持力度，利用財政稅收管理的優勢來實現資源和信息的共享，提升財政稅收資金的管理與使用效率與效益。此外，我們還應該建立一個相關的資金整合協調機制，通過現代化信息技術的支持與使用來對資金使用狀況進行全程式的跟蹤與管理，切實讓財政稅收資金得到切實有效的利用。
三、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