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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指出，一部刑罰史就是一部國家權力對個體征服、控制和利用的歷史。英國法對自殺者的懲罰和寬宥，一方面可以用福柯的刑罰政治經濟學來解釋，另一方面又擴展了刑罰政治經濟學的視野。英國法的歷史表明，從中世紀到資本主義興起時期，國家權力通過懲罰或寬宥自殺者而對活著的個體進行威懾、控制和利用，與此同時權力也自我調整，從而使個體的存在和發展與國家權力的轉型和發展相契合。
一、福柯的刑罰政治經濟學
對于人類社會中刑罰方式的變遷，許多人都樂于將其概括為一個“從野蠻走向文明”的過程，并由此而贊美“啟蒙和人性發現”的偉大。但對于以冷酷思想和銳利思維而著稱的福柯(Michel Foucault)來說，這種溫情脈脈、似是而非的人道主義論調顯然是不夠深刻的。因為據他考證，在歐洲近代刑罰史上，從酷刑轉向監禁的過程相當短暫。雖然公開的酷刑在17世紀還非常盛行，但進入18世紀特別是中期以后，往昔熱鬧非凡的公開處決幾乎都銷聲匿跡了，那種慘烈壯觀的斷頭臺場景再也難覓蹤影。為什么在短短的幾十年間，刑罰會發生如此重大的變化？這種轉變意味著什么？除了“啟蒙”和“人性”之外，還有沒有更深刻的原因？這正是福柯在《規訓與懲罰》[1]一書中所要解決的一個重大歷史問題。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福柯根據許多不引人注目且少為人知的邊緣史料，細致地梳理出了三種刑罰權力運作機制：“酷刑展示與公開處決”模式、“傳播懲罰符號表象”模式、“監禁”模式。他指出，在18世紀晚期，人們面對著“酷刑展示與公開處決”、“傳播懲罰符號表象”和“監禁”三種組織懲罰權力的方式，它們分別以舊式君主制度、懲罰表象和強制制度為基礎。在君主制度中，刑罰是君權在眾目睽睽之下制造強烈恐怖效果的一種報復儀式，是君主及其權力的物質表現，但這種權力不連貫、不規范，總是凌駕于自身的法律之上。在懲罰表象中，刑罰被視為使人重新獲得權利主體資格的程序，其采用一系列被編碼的符號和表象，并使之在民眾之間得到迅速和廣泛的傳播，從而阻斷犯罪。而在監獄制度中，刑罰則被視為對人實行強制的技術，其以一種特殊刑罰管理權力的建立為先決條件，通過在習慣、行為中留下痕跡而訓練肉體。
這三種模式分別對應著不同的權力策略和技術：第一種模式基于舊式專橫的君主制度；第二種模式基于懲罰的符號技術；第三種模式基于教養所的強制制度。通過闡述和分析三種刑罰模式之間的轉換過程，福柯向人們展示了他從眾多史料中提煉出來的刑罰政治經濟學———在刑罰日益寬松的現象背后，并非溫情脈脈的“人性和啟蒙”，而是刑罰作用點的微妙轉換，即從“鮮血淋淋的肉體”到“精神和觀念”再到“馴順的肉體”。這種轉換的實質是刑罰權力策略和權力技術的轉變，是國家權力對個體的征服和控制方式的轉變；并且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一部刑罰史就是一部國家權力對個體征服、控制和利用的歷史[2]27-34。
毋庸置疑，福柯對刑罰史的這一發現和概括是驚世駭俗的，并且犀利睿智。但是，除了活著的個體外，福柯的刑罰政治經濟學并沒有涉及國家權力對自殺者的態度。而在歐洲，尤其是英國，有大量歷史事實表明，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國家權力的觸角甚至還延伸到了自殺者的尸體和財產。這應作何解釋？在發掘和梳理相關史料的基礎上，本文認為，這一問題同樣可以用福柯的刑罰政治經濟學來進行解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擴展了刑罰政治經學的視野———從中世紀到資本主義的興起，權力通過懲罰或寬宥自殺者(尸體和財產)而對活著的個體進行威懾、控制或利用，與此同時權力也進行自我調整，從而使個體的存在和發展與國家權力的轉型和發展相契合。
二、英國法中自殺者的罪與罰
英國法中出現禁止自殺的規范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紀的普通法，但直到封建制度瓦解后，普通法才代替了教會法和其他宗教規范對自殺進行懲罰。由于最早反對自殺的法律是以普通法的形式出現的，因此很難明確這類法律的起源時間；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14世紀，自殺才被認為是重罪[3]253。14世紀中期以后，自殺在普通法中已被普遍當作謀殺罪，認定該罪的兩個前提是行為人已成年和神智正常，這同時也是認定自殺未遂罪(被視為輕罪)的部分要件。除了所涉及的法律要件外，自殺罪還有一個特別的名稱，“felo-de-se”，意思是“恥辱的自殺者”。從詞源學上來看，“felo”指的是仆從破壞其與主人之間信任關系的一類犯罪；“felon”則是指實施前述犯罪的行為人，在以家臣制度(vassalage)束縛仆從的時代，這是一個被普遍使用的詞匯；“felony”是對“最惡劣且無法彌補的犯罪”(具體案情見Hales v。 Petit (1565)， 1 Plowd， 253， 260。)的稱呼，一般認為其派生于拉丁文“fell”(“惡毒”的意思)。由于在時間上，懲罰自殺的各種刑罰要早于禁止自殺的法律出現，因此，英國普通法在界定“felonies”這類犯罪時，更多的是從法律后果方面著手(例如會導致財產喪失)，而較少涉及其實體內容[4]139。
從13世紀到18世紀期間，懲罰自殺主要有兩類刑罰。一類涉及對自殺者尸體的懲罰，另一類涉及對自殺者財產的懲罰。在第一類刑罰中，根據教會法，那些自殺或者自殺未遂的人被認為是“不名譽”的，不得舉行基督教葬禮[5]87。這些規則后來為英國的普通法和成文法所采納，效力一直延續到19世紀上半葉。對于自殺者的尸體，英國的傳統作法是在夜間將其放置于十字路口并用木棍穿刺而過，此外還用石頭壓住死者的臉面，以此表征自殺者的“恥辱”。據考證，這種對尸體的懲罰源自非洲部落和澳大利亞原著民的原始宗教儀式[6]115。總體而言，公開褻瀆尸體的實踐意在給公眾強化這樣一種印象———自殺行為具有異教性，并以此威懾其他有自殺傾向的人；此外，這種實踐還反映了一種鬼神信仰，即要用針將自殺者的鬼魂扎住，使其無法從墳墓中逃脫，這非常重要。
第二類刑罰是沒收自殺者的財產，大約在1221年以普通法的形式出現，脫胎于一系列神智正常的人實施的自殺案件。13世紀一位著名的法學者布萊克頓(Bracton)區分了針對不同自殺者而應當實施的沒收財產的刑罰，認為：一個人若是為了逃避被判罰極刑而自殺，就應當剝奪其財物和土地；若是普通的自殺，則只須沒收其財物[7]97。但布萊克頓并沒有明確被沒收的財產應當歸屬于誰。另一位同時期的法學者威廉姆斯(Williams)則認為，“自殺者的動產應當與重罪犯人的動產等同對待”[8]102，不過他沒有提及土地。在英國的司法實踐中，盡管自殺者的財物常常要被沒收，但沒有證據顯示自殺者的土地也要被沒收。根據司法規則，沒收自殺者的財物必須經過調查詢問的程序，只有認定自殺者為“felo-de-se”(意為“恥辱的自殺者”)之后，才能沒收其動產。由此，如果調查官員寬恕自殺者，認定其自殺是出于神智錯亂或者其他可減輕罪過的情節，不構成“felo-de-se”，那么就可以避免自殺者的財物被沒收。
在懲罰自殺的普通法出現之前，被認定為“felo-de-se”的自殺者的財產歸屬于其領主(Lord)。而到了中世紀晚期，自殺者的財產則開始成為國家的財政收入來源[9]273。為了達到把自殺者的財產從其領主那里轉移到國庫的目的，國家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將自殺定為重罪。因為根據英國的法律傳統，重罪犯人的財產是要收歸國王的。與普通法上的其他犯罪一樣，將自殺定為犯罪要經歷一系列緩慢、零碎的司法程序，要建立在法院判決、傳統和慣例的基礎之上，而非以成文法的形式加以規定。哈里斯訴貝蒂特(Hales v。 Petit〔1565〕)案也許是這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案件。本案中，針對有爭議的沒收自殺者財產這一問題，布朗大法官(Mr。 Justice Brown)認為：“自殺是違反大自然的罪犯，是最為恐怖的事情。其不但因為違反戒律而背叛了上帝，而且因為導致國王喪失臣民而背叛了國王。”(具體案情見Hales v。 Petit (1565)， 1 Plowd， 253， 260。)這種觀點的最后一部分尤為重要，因為其暗示了一種還沒有發展成熟的國家理論，即認為在一個國家中，國王是首領，而民眾是臣屬。在政治國家開始從封建秩序的灰燼中建立起來的時期，這種對國家的關注儼然成為了法官在司法過程中所要完成的重要“政治任務”。此外，從功能主義的角度來看，將自殺確定為犯罪還有助于現代政治國家的確立。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自殺者被視為重罪犯人，因而其財產要被沒收并上繳國庫，這增加了國家的財政力量；另一方面，確立一個新的罪名，能夠使在具體層面上的司法權力和在總體層面上的國家權力，都擴展了各自相應的干預范圍，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強化了國家對社會的控制。
當然，這兩方面的功能與更大層面的國家政治經濟體制是分不開的，而且只有將其置于從封建主義向重商主義轉變的社會發展進程中，才能夠得到更好的理解。懲罰自殺的法律之所以規定要將自殺者的財產收繳國庫，是因為一種基于土地所有和領主-仆從關系的制度(a system of land tenure and lord-vassal relations)，已經被另一種基于商業和商人-政治國家的制度(a system of merchant-state relations)所取代。國家政治經濟環境的變革，使得針對自殺的刑罰也發生變化：在封建制度中，將自殺者的財產收歸領主，目的在于補償領主因喪失在封地內勞作的仆從而發生的損失，同時從經濟后果上也對潛在的自殺者構成威懾，警告其不得自殺，否則就會拖累家人；而在重商主義制度中，將自殺者的財產收繳國庫，一方面也會對潛在自殺者產生威懾力，另一方面還從源頭上增加了國家的財富，強化了國家的權力。畢竟在以“自由”和“平等”標榜的重商主義制度中，財富的基本形式表征為財物(goods)，而非對人身的控制。
三、英國法對自殺者的寬宥
盡管自殺在普通法中被界定為一種犯罪，但在英國，從14世紀到18世紀，都少有自殺者被逮捕、起訴、定罪或判刑。而負責執行這類法律的、最常見的刑事司法官員就是驗尸官。為什么驗尸官沒有嚴格執行法律懲罰自殺者呢？要理解這一點，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英國驗尸官這一職位早在1194年就已被完全確立下來，而且一直到18世紀，驗尸官都被賦予了廣泛的權力。當發生非自然死亡的案件時，尤其是引發刑事責任的死亡案件(例如自殺、他殺以及其他暴力致人死亡的案件)，首先要由驗尸官負責進行調查。此外，驗尸官最初的一個名稱就是“國王的保稅官”(guardian of the king s revenue)，要通過執行刑事法律來保障國王的財政收入。驗尸官甚至還被授權逮捕和沒收重罪犯人的財產。當發現自殺者的尸體后，驗尸官的主要職責就是進行調查并判定死亡的原因。如果無法確定自殺者死亡的地點，就如其他重罪案件一樣，要全案移交治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來調查，或者交由王座法院(the Court of the King’s Bench)來處理。通常，自殺者的死亡地點都可以確定，因此驗尸官就成為了第一個調查涉嫌“felo-de-se”(恥辱的自殺者)案件的人。
協助驗尸官詢問證人和收集其他證據的是一個陪審團，其成員由12到30個與自殺者同等的人(peers)構成，而且全都是來自離事發地最近的四個鄉鎮。這些陪審員不但聽審證據，而且還憑借個人知識或者所獲悉的傳聞，就自殺者如何以及為何自殺等問題，協助驗尸官進行分析[10]47。驗尸官要記錄在調查中所發現的事實，以便為陪審團作出終局裁決提供依據。如果陪審團認定自殺者在自殺時“神智正常”，自殺者就不能獲得基督教的葬禮，并且其財產也要被沒收。相反，如果陪審團認定自殺者在自殺時“神智錯亂”，自殺者就無須承擔刑事責任，并且其家人也不會因此而負擔懲罰性的后果。實踐中，“因一時神智錯亂而自殺”，是陪審團最為經常作出的認定結論。從14世紀中葉到19世紀，隨著自殺案件的不斷增多，這類裁決也不斷增加。到了18世紀末，已經少有自殺者被認定為神智正常的人。例如，據記載，從1780至1888年間，肯特郡(the county of Kent)的驗尸官在580例自殺案件中，只認定了15例案件當中的自殺者構成“felo-de-se”(恥辱的自殺者)[11]157。
然而，驗尸官和陪審團在處理自殺案件中所表現出來的慈憫，受到了18世紀一些重要法學者和史學者的尖銳抨擊。布萊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就指責陪審團在“道貌岸然地作偽證”，利用“神智錯亂”這一托詞來幫助自殺者逃脫刑罰制裁。根據布萊克斯通的說法，如果驗尸官在調查過程中發現了任何顯示自殺者精神焦慮并有可能誘發自殺動機的證據，就會宣告正是這種焦慮“擾亂”了自殺者的神智；如果驗尸官找不出自殺的動機，就會把自殺行為本身作為“神智錯亂”的證據[12]324。同時代的霍金斯(William Hawkins)也批評了“每個自殺者必定是精神失常的”這種觀念。他指出，這種推理的危險在于，一個殺害了孩童的人會據此而爭辯自己當時已“神智錯亂”，因為一個神智正常的人永遠都不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來[13]66。盡管存在這些批評，但判定自殺者“神智錯亂”的裁決還是普遍存在。這種裁決不但可以使自殺者能夠獲得一個體面的葬禮，避免財產被沒收，而且還可以使其撫養/扶養的人能夠從保險公司那里領取保險收益。人們普遍認為判定自殺者“神智錯亂”的裁決反映了英國社會草根階層(the grassroots level)民眾的意見，這種裁決的效果也許正是陪審員所預見和期待的。顯然，大多數普通民眾都不希望自殺法中那些嚴厲的刑罰被施加到自己朋友和鄰居身上。而且事實上，正是這種強烈的情感使得民眾在司法實踐中，通過陪審團阻止了自殺法的完全實施。
廣泛抵制自殺罪還是19世紀英國法律改革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場運動由羅米利爵士(Sir Samuel Romilly)發起，吊詭的是，他本人后來就是以自殺的方式來了結生命的。羅米利認為，正是刑法當中那些極度嚴厲的刑罰導致其自身難以實施。尤其是，他重申了布萊克斯通所說過的一個觀點，即由于刑罰嚴厲程度與行為違法性之間的比例嚴重失調，從而使得陪審員自己都卷入了偽證罪，常常違反證據作出裁決。羅米利還進一步指出，將重罪犯人的財產收歸國家是封建壓迫制度的殘渣余孽，應當被廢除，因為其總是導致無辜的人因為犯人的罪行而被剝奪本應可以享受的物質財富[6]211。在羅米利與其他改革者一起領導的這場運動中，自殺法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其中兩個最為重要的成果就是：1823年的《安葬權利法》(Right to Burial Act)賦予了自殺者獲得宗教葬禮的權利； 1870年《廢除沒收財產法》(Abolition of Forfeiture Act)廢除了個人因犯罪而被沒收財產的刑罰。此時，盡管自殺仍被視為“felo-de-se”，是一種犯罪，但法律已不再懲罰自殺者的尸體或財產。到19世紀末以后，與自殺有關的就只有三類行為會受到法律懲罰：自殺未遂，教唆自殺和在自殺過程中導致他人死亡。
在宏觀層面上，自殺法改革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英國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進程。一個重要的事實是，自殺法的重大改革在時間上與繼承法的改革相重合。這一吻合實質上顯示了，針對自殺的刑罰改革在源頭上與重商社會中的物質主義(materi-alism)是相通的。財產繼承是資本積累的一個重要渠道，對于早期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張尤為重要。然而在工業資本主義的早期，代際財產繼承卻受到長子繼承制和其他封建法律制度的阻礙，迫切需要變革。為此，資產階級興起后，從19世紀初開始，英國的繼承法就陸續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變革，許多新法律得到頒行，例如1833年的《繼承法》(Inheritance Act)、1856年的《遺產統一分配法》(Uniformity in Distribution of Estates Act)、1890年的《非遺囑財產繼承法》(Intestate sEstate Act)和1925年的《遺產管理法》(Administration of Estate sAct)。顯然，這些法律清除了諸多封建主義對遺產繼承的限制，有助于其對資本財富的積累。由此可見， 1870年廢除沒收自殺者財產這一法律變革，與上述指向財產的制度改革和其他服務于資產階級利益的改革，是相契合的。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只需認識到，從資產階級的立場出發，沒收自殺者的財產實質上就是一種阻礙財富流轉的封建制度。因此，沒收自殺者財產這種刑罰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了資產階級改革者手中“柳葉刀”所要剖解的對象，正如資產階級要迫切地解構封建土地法一樣。與此同時，對于19世紀的政治國家而言，懲罰自殺者的刑罰已經變得不重要了，因為沒收自殺者的財產已不再是一種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導致這種情況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公眾對自殺法的抵制極大程度地限制了國家所能獲得的財物和金錢；二是，相比于中世紀，此時國家已有更多其他途徑來獲取財政收入，例如國內稅、關稅等。
四、結 語
在理論上，對刑罰的解釋歷來存在著報應論和功利論兩種視角。報應論認為，“刑罰之所以應該存在，原因不在于懲罰可以帶來有益于社會的結果，而在于作為懲罰之前提的犯罪是一種道德上或法律上錯誤的行為”，即“為懲罰而懲罰”；功利論則認為，“刑罰之所以應該存在，不是因為懲罰本身具有某種值得追求的內在價值，而是因為它具有服務于有益于社會的目的的工具價值”，即“為社會目的而懲罰”[14]2-3。圍繞著報應論與功利論，有人將“刑罰進化”的主要原因歸結為“人類對刑罰理性的不斷發現與追求”，甚至斷言“一部刑罰進化史，實際上也就是一部刑罰理性的發現和完善史，亦即以刑罰體制的更迭為表征的刑罰理性進化史”[15]8-9。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另辟蹊徑，從功能意義上對刑罰的歷史變遷進行理解和闡釋。在福柯看來，刑罰既有報應的因素，也有其他目的；無論何種刑罰機制，對于決定其是否能夠繼續存在的根本原因，都要從刑罰的制度性功能與社會結構的關系中去尋找；只有當一種刑罰所發揮的制度性功能契合了社會結構、滿足了社會結構的要求，這種刑罰才能獲得正當性并得到貫徹。
遵循福柯的這一分析視角，我們就可以看到，英國法對自殺者的態度轉變，不僅僅是“文明”和“理性”的進步，毋寧說是國家權力技術的一種革新。起初之所以懲罰自殺者，是因為在人身依附性極強的封建社會中，因懲罰尸體和沒收財產所起到的威懾力，一方面能夠有效地減少封建領主勞動力的損失，另一方面還能夠補償甚至增加封建領主的財產性收入。而后來之所以寬宥自殺者，則是因為懲罰自殺者的尸體首先在政治上遭到了民主司法的抵制，而且沒收財產從根本上不利于新興資產階級原始資本的積累，無益于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因此，就英國法對自殺者的懲罰與寬宥、英國自殺法的變革而言，我們首先要認清其所處的大背景是社會結構和權力架構正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轉變，這是由經濟力量所左右的，并且服務于那些控制著生產和積累財富的利益集團。由此，從英國法對自殺者態度的轉變過程中，我們看到了一種作用于死者(尸體和財產)的國家權力技術，一種在福柯分析基礎上擴展了的刑罰政治經濟學。
注釋:
[1]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M].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三聯書店， 1999.
[2]黃永鋒.歷史變遷中的刑罰政治經濟學[J].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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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情境教學法 高中政治 《生活與哲學》
【中圖分類號】G633.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2095-3089(2012)02-0033-01
高中思想政治必修4，即《生活與哲學》這門課程具有時代感，教學內容與社會生活、學生實際密切聯系，因此在課堂教學中，教師有針對性地創設情境，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讓學生在特定的情境中思考、領悟、評價、體驗和鍛煉，不僅能激發學生的求知欲望和學習興趣，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更能提高課堂教學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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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探究1：同學們，你們能斷這個案子嗎？案例中張三為什么會犯如此荒唐的錯誤？
活動探究2：請結合案例和教材，列表比較運動和靜止的關系。
活動探究3:生活中有哪些體現或違背運動與靜止關系的事例、故事或諺語？
三、借助多媒體運用多種形象手段創設形象情境
運用網絡或多媒體手段能節約時間，增加教學容量，還可利用詩歌、音樂、寓言、成語、小故事、錄像、圖片、漫畫、視頻、動畫等形式來創設情境，全面調動學生的聽覺、視覺等感覺器官，從而提高課堂教學實效。
（1）運用詩歌創設情境
詩歌是我國文學寶庫里的一顆璀璨的明珠。詩境不出于理外，哲理自存于詩中。詩歌在給人美的享受的同時，更能讓人從中感悟到頗多的社會、人生哲理。運用詩歌創設情境，有助于增強教學內容的吸引力、感染力，形成活潑、生動的教學氣氛；有助于學生對哲學觀點作深層次的理解和把握；有助于進行滲透教育，陶冶學生情操，升華學生情感，使學生受到美的熏陶。
如：在講完“運動是物質的根本屬性”時，可用多媒體展示一首“動字歌”：
人生在于悟動，生命在于運動，
機緣在于活動，創業在于行動，
開發在于優動，改革在于巧動，
致富在于勤動，衰敗在于懶動，
創新在于主動，挨打在于被動，
災禍在于盲動，罪過在于亂動，
離心在于私動，無為在于不動。
在講“聯系的普遍性”時，可用多媒體展示中華民國時期愛國將領馮玉祥的詩《鳥愛巢》：
鳥愛巢， 不愛樹，
樹一倒， 沒住處，
看你糊涂不糊涂。
人愛家， 不愛國，
國如亡， 家無著，
看你怎樣去生活。
（2）運用音樂創設情境：
音樂的語言是微妙的，也是強烈的，給人以豐富的美感，往往使人心馳神往。它可以以特有的旋律、節奏，塑造出音樂形象，把聽者帶到特有的意境中。運用音樂創設情境的關鍵在于選取的樂曲與教材在基調上、意境上以及情境的發展上要對應、協調。比如在講“矛盾普遍性”時，可用多媒體播放歌曲《籬笆·女人和狗》導入新課；在講“矛盾特殊性”時，可播放歌曲《走進新時代》導入新課；在講“事物運動變化是有規律可循的”時，可播放歌曲《霧里看花》導入新課；在講“量變與質變”時，可播放歌曲《眾人劃槳開大船》導入新課，等等。
（3）運用成語典故創設情境
我國漢語中的成語典故源遠流長，語言簡練，含義精辟，熔知識性、思想性、藝術性、趣味性于一爐，給人以智慧的啟迪、情感的陶冶和美的享受。在《生活與哲學》教學中，恰當地運用成語典故創設情境，不僅能加深學生對知識的理解，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能激發興趣、啟迪思維、培養情感、開發非智力因素，達到教書育人的根本目的。如《生活與哲學》教學中，在講解“事物在總體上數量不變，由于構成成分在結構和排列次序上發生變化也能引起質變”時，可用成語“田忌賽馬”來創設情境；在講解“想問題、辦事情應從實際出發，而不應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時，可用“按圖索驥”來創設情境，等等。
結語
情境教學法作為《生活與哲學》教學的重要方法，能極大地培養學生對哲學課的學習興趣,有效地培養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學生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能提升教師的教育教學理念，融洽師生感情，促進師生情感交流；能優化教學資源配置，提高哲學課堂教學效益，情境教學法也是哲學課堂教學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的有效途徑之一，在同類學校的《生活與哲學》教學中具有推廣價值。
參考文獻
【編者按】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整體轉型所帶來的契機，以及國家政策層面的有意扶持，創新創業教育在高職院校掀起了一波發展。經歷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發展周期，高職院校的創新創業教育結出了碩果，也發現了問題。
為了更好地梳理和總結，本刊近期推出“創新創業教育看高職”系列報道，對浙江省內高職院校近年來的創新創業教育進行回顧和總結，以期為高職院校的創新創業教育提供更多的借鑒和思考。
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中國的工業體系已經形成，教育水平、勞動力素質也在逐步提升，制造業的大部分領域已站在了世界前列，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制造業大國。近年來，隨著我國總體經濟結構進一步轉型發展，制造業也重新迎來了改革發展的契機，而創新創業作為改革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正逐漸成為制造行業發展的新訴求。作為制造業人才的重要補給線，創新創業教育對工科類高職院校而言，也早已不是錦上添花的擺設，而是行業發展的迫切需求。本期“創新創業教育看高職”系列報道組走進浙江機電職業技術學院，一窺這所省內工科龍頭院校的創新創業教育。
深夜依舊燈火通明的“雙創”實驗室，周末也人滿為患的指導教師辦公室，還有進不了創新創業園還愿意在門口“練攤”的學生。浙江機電職業技術學院的校園里，這些不同尋常的“怪事兒”還有不少，學校何以能像一塊磁石牢牢地吸引住學生，讓學生時刻處于“電力”滿格的狀態？記者帶你走進校園一探究竟。
作為浙江省工科類高職院校的龍頭，近年來，浙江機電職業技術學院從學院特色出發，打造起以培養敬業精神、專業能力和市場意識為三項核心競爭力的“雙創”教育機電模式，使學生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走出了一條獨特的雙創教育發展之路。
而如何打造、培育學生的核心競爭能力，讓“雙創”教育的機電模式持續保持吸引力？記者有幸請到了浙江機電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黃道平對此進行獨家解讀，向您全面展示“雙創”教育的機電模式。
核心競爭力之一：敬業精神
一個人對于專業的態度、職業的態度，往往能直接影響他的個人成就。而作為工科類機電院校，苦、臟、累，是在專業學習過程中不可回避的現實，要克服這些困難，進而在專業上有創新，甚至開創自己的事業，敬業精神必不可少。肯干、能干，下得了一線，忍得住辛苦，是我們希望學生首先具備的個人素質，也是我們希望通過“雙創”教育打造的學生核心競爭力之一。
什么是敬業精神？敬業精神是對學習專業、個人職業的一種敬畏之心，是對自身崗位的責任心，是對自身能力提升的進取心。它是一種個人品質，一種精神力量，育成這種精神我們不搞形式主義的量化，而是著力通過教師身教、文化熏陶和企業實踐，實現精神的內化。
身教為本，文化共育
以身教代言傳，是浙江機電職業技術學院“雙創”教育中的一項重要原則。將教師隊伍打造成學生的榜樣，通過教師的行為感染學生，讓學生不自覺地效仿和學習，從而實現更好的教育效果。學院積極鼓勵專業教師組織開展各類創新創業活動，不論是教師獨立完成創新創業作品，還是帶領指導學生的創新創業，學院都在政策和資金上給予充分的支持。在各個二級學院都建立起了以專業優秀師資為核心的創新創業實驗室，這批專業教師都是學院經過嚴格選拔、外派培訓后組建的精英團隊，不僅專業能力過硬，更重要的是對專業本身有興趣、有追求，對工作有責任心。
教師自己承接或開發的項目，學生申請研發的項目，讓各分院的創新創業實驗室幾乎全年無休，經常是晚自修結束后，實驗室依舊燈火通明。在這批教師的帶領下專業學生不僅能干，而且肯干，形成了良好的“雙創”文化氛圍。
機械工程分院的實訓教師黃明鈞就是這支隊伍中的一員，他被學生親切地稱為“老黃”。學生們都知道“老黃”不愛講道理，愛做事，任何創新作品在“老黃”那里都不存在差不多一說，有時為了調整一個微不足道的技術細節，“老黃”會帶著學生到一線的企業去請教大師傅，然后反復調試，直至達到完美的技術標準。在“老黃”的帶領下，每年的創新大賽上，學生們都成果頗豐。學生對他不僅敬重，更視為個人發展的榜樣。
此外，學院還積極開展“雙休日”工程，保證學生在公休假期時間，也能得到創新創業專業指導和集中培訓，而為了保證自己作品的質量，即使在周末，專業指導教師的辦公室里依舊擠滿了學生。學生們你追我趕，齊頭并進，營造起一股濃厚的學習實踐氛圍，進一步提振了學習實踐的精神氣兒。在學院的各項榮譽評比中，除了對專業創新給予肯定，團隊的合作精神和學生的敬業精神，也通過特定獎項、校內宣傳等方式給予褒揚和鼓勵。
除了校內的磨煉，學院還積極聯系企業，把學生送到企業一線去，讓學生在一線車間，跟著企業的專家能手學習技藝，了解他們在自身崗位上的創新，親身體會他們身上的敬業精神，并且通過企業文化的熏陶和企業專家能手的個人經歷，樹立起正確的職業觀和職業精神，在認可自己的專業之余，更增添一份對未來從事職業的敬畏感。
核心競爭力之二：專業能力
創新創業必須建立在育成學生的個人能力之上，否則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而專業能力作為學生個人能力中的硬指標，直接關乎學生的就業、創業。浙江機電職業技術學院作為工科類院校，對于學生的專業能力無疑有著更具體細致的要求。沒有夯實專業能力基礎，學生的創新和創業就缺乏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很可能只是在校園里曇花一現，無法面對真實市場的考驗。
為了給學生打下堅實的專業能力基礎，同時讓學生的個人專業能力為創新創業所用，浙江機電職業技術學院通過“雙創”教育與專業學習相結合的方式，將創新創業課程融入專業課程，并通過創新創業實踐進一步提升和拓展專業能力。
充分融合，共同推進
為了實現“雙創”教育與專業課程的充分融合，浙江機電職業技術學院把培養創新型高技能人才作為校十二五規劃人才培養目標，制定了《浙江機電職業技術學院關于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的實施意見》，建立專門的課題研究小組，設計規劃課程內容和課程體系改革。學院積極對教育教學模式進行改革與創新，在學生專業能力培養的各個環節中，都明確要求把創新能力和創業能力培養作為創新教學模式、內容和方法的重要內容。
近年來，學院已自主開發創新創業教育課程68門，建成11門國家精品課程、25門省級精品課程，開發11個省新世紀教改項目，編寫了37本省級重點教材和《創新創業與就業》《大學生創業實踐》和《機械創新設計》等多本“雙創”教育需求與學生專業能力培養相融合的校本教材。
從大一入校開始，在學生的專業發展和職業規劃中，學院就植入創新創業理念，鼓勵學生在專業學習的過程中，反思、質疑，進而提出自己的見解，為創新創業儲備思維能量。進入大二學年，開設有專業針對性的創新創業課程，幫助學生積累創新創業所需的專業基礎知識。除常規課程外，還開設各類與創新創業相關的專業領域延伸、拓展課程，供學生選擇適合自身的專業發展方向。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到創新創業中來，將想法變為現實，在實踐中進一步檢驗自己的專業能力。學院設立學生創新創業基金項目支持學生的課題立項和項目開發，每學期申報一次，通過嚴格的評審予以立項，保證創新創業項目的數量和質量。對于立項的項目，學校提供2000~3000元的無償資助資金，確保項目的可持續發展，并根據創新創業項目的不同專業性質，配備專門的指導老師，幫助解決專業疑問。目前，在學院成功立項并進入運行階段的學生創新創業項目有三分之二與學生所學專業相關。通過創新創業實踐，學生的專業能力進一步拓展和提升，并且更具實用性。
大三學年，進入畢業實習階段，根據學生前兩年的學習和實踐情況，學院幫助學生分析自身情況，選擇合適的發展方向。對于專業能力較強的學生，鼓勵其選擇企業的一線技術崗位，在工作崗位上實現技術創新，對于有創業想法和能力的學生，則提供專業的創業資訊和服務。近年來，在“雙創”教育與專業能力培養的充分融合下，學院學生的就業質量和創業水平有了顯著提升，實現了兩者的共同發展。
核心競爭力之三：市場意識
如今的時代早已不適合兩耳不聞窗外事的讀書，而是需要學生放眼全球的時代。與市場聯系緊密的高職教育，則更需要學生開眼看世界。近年來眾多創新創業的成功案例證明，把握發展趨勢，洞察發展先機的市場意識在創新創業中的重要性。而在信息時代，面對洪水猛獸般的信息和風云變幻的市場環境，要讓學生提前具備成熟的市場意識，“雙創”教育就成了突破口。
近年來，浙江機電職業技術學院以校內創業園為基地，借由創新創業實踐和系統的市場教育，全面提升學生的市場意識，使學生帶著能夠理解市場、分析市場的頭腦走出校園，迎接挑戰。
內培外引，鍛造思維
在2014年7月的全國首屆“挑戰杯——彩虹人生”全國職業學校創新創效創業大賽上，浙江機電職業技術學院的《智能嬰兒搖籃》頗受好評。除了技術環節上的創新，設計團隊對于搖籃的市場價格和環保安全性，都做了充分的考量，很好地適應了市場需求，充分彰顯了學生的市場意識。目前該項目已成功申請專利，并與企業達成成果轉化協議，現已投入生產。不為創新而創新，不為創業而創業，而是在市場意識的指導下去做符合市場需求的創新創業項目，正是浙江機電職業技術學院在“雙創”教育中始終堅持的原則。
作為浙江機電職業技術學院的“雙創”實踐主戰場，學院的創新創業園成為了培育學生市場意識的重要陣地。根據學院規定，學生在規劃創新創業項目前，必須進行充分的市場調查，提交市場調查報告，得到審核認可后，才能落地創新創業園，使有創新創業念頭的學生不得不主動認識、考察市場。
對于暫時不具備落戶實力的創新創業項目，學院允許學生在創新創業園門口先“練攤”，而成功入駐的項目企業也要進行定期考核，考核末位的三家項目企業將被淘汰，然后再面向學院重新招商。通過這種校園內模擬的市場準入制度，讓學生學會在競爭中，分析長短利弊，鍛造市場思維。截止到目前，入駐創新創業園孵化的學生企業已有41家，有10家企業注冊公司，9家成功孵化，有3個項目團隊獲得杭州市資助的創業資金17萬元，600多名學生參與了實踐鍛煉，園區年營業額保持在200萬元，園區企業基本實現盈利。
[摘要] 目的 探討安非他酮緩釋片對抑郁癥患者血清P物質（SP）和神經肽Y（NPY）水平的影響及療效觀察。 方法 將70例抑郁癥患者隨機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分別予以安非他酮緩釋片和氟西汀治療6周，觀察兩組治療前后血清SP和NPY水平變化，并比較其療效及不良反應。 結果 治療6周后，兩組血清SP水平[（40.12±12.73）、（48.43±12.17）ng/L]均較治療前[（55.17±14.76）、（54.97±15.01）ng/L]明顯下降，NPY水平[（138.49±23.17）、（119.53±22.86）ng/L]均較治療前[（104.64±21.37）、（103.26±20.56）ng/L]明顯上升（P < 0.05或P < 0.01），且實驗組下降或上升值明顯大于對照組（P < 0.05）；同時實驗組患者的臨床總有效率（94.3%）明顯優于對照組（77.1%）（χ2=4.20，P < 0.05），不良反應發生率（14.3%）明顯低于對照組（37.1%），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79，P < 0.05）。 結論 安非他酮緩釋片治療抑郁癥效果確切，安全性較好，其作用機制與其能降低血清SP水平及升高NPY水平密切相關。
[關鍵詞] 安非他酮緩釋片；氟西汀；P物質；神經肽Y；療效
[中圖分類號] R749.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4）03（c）-0107-03
Influence and curative effect observation of Zyban Sustained Release Tablet on serum substance P and neuropeptide Y levels of depression
CHEN Xingyang TANG Yiping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Tai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Taizhou 3172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influence and curative effect observation of Zyban Sustained Release Tablet on serum substance P （SP） and neuropeptide Y （NPY） levels of depression. Methods 70 cases of depression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t random. The patients in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given Zyban Sustained Release Tablet， while 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Fluoxetine. The period of treatment in was 6 weeks. The changes of serum SP and NPY levels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medical treatment were observed， and the curative effect and untoward effect was compared. Results After 6 weeks' medical treatment， serum SP level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40.12±12.73）， （48.43±12.17） ng/L] were obviously declined than before [（55.17±14.76）， （54.97±15.01） ng/L]， while the NPY level [（138.49±23.17）， （119.53±22.86） ng/L] were obviously rose than before [（104.64±21.37）， （103.26±20.56） ng/L] （P < 0.05 or P < 0.01）， and the declining or rising rate in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much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total clinical efficiency in experimental group （94.3%）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77.1%） （χ2=4.20， P < 0.05）. The occurrence rate of untoward effect in experimental group （14.3%） was much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37.1%） （χ2=4.79， P < 0.05）. Conclusion Zyban Sustained Release Tablet has reliable curative effect on depression with high security， whose mechanism of action has close effect on reducing serum SP level and rising NPY level.
[Key words] Zyban Sustained Release Tablet； Fluoxetine； Substance P； Neuropeptide Y； Curative effect
抑郁癥是常見的精神疾病之一，以顯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為主要臨床特征，患者常悲觀厭世，嚴重者甚至會出現自殺企圖和行為[1]。抑郁癥診斷較容易，但治療較困難，多數病例病情會反復發作，有研究表明其終身患病率高達15%～20%[2]。目前抗抑郁藥物是治療抑郁癥的最主要手段，其種類多樣，療效各異。安非他酮是一種新型的去甲腎上腺素、5-羥色胺、多巴胺再攝取的弱抑制劑，近年來逐漸應用于抑郁癥的治療中取得了較好的療效，但其作用機制尚不完全明了[3-4]。本研究觀察了安非他酮緩釋片治療抑郁癥患者的效果及對血清P物質（SP）和神經肽Y（NPY）水平的影響，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2年4月～2013年1月在浙江省臺州市第二人民醫院（以下簡稱“我院”）門診治療的抑郁癥患者70例。納入標準：①符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3版（CCMD-3）抑郁癥的診斷標準[5]；②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D）>17分。排除標準：①伴有嚴重的心、肺、肝、腎等器質性疾病；②懷孕或哺乳期婦女；③有嚴重的自殺企圖及行為；④長期使用鎮靜類藥物；⑤抗抑郁類藥物過敏者。采用隨機數字表將患者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組，每組各35例。兩組患者的性別、年齡、病程時間等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本研究方案經我院倫理委員會討論通過，兩組患者入組前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表1 兩組一般資料比較（x±s）
1.2 治療方法
實驗組予以安非他酮緩釋片（迪沙藥業集團有限公司，規格：150 mg×12片，批號：111123），起始劑量150 mg/d，連用3 d，第4天開始加量至維持劑量300 mg/d，分2次服用，連用6周。對照組予以氟西汀分散片（禮來蘇州制藥有限公司，規格：20 mg×28片，批號：120106），起始劑量10 mg/d，連用3 d，第4天開始加量至維持劑量20 mg/d，每日清晨服用，連用6周，兩組患者治療期間均不合用其他抗精神病藥物。兩組分別在治療前及治療后2、4、6周檢查血常規、尿常規、肝腎功能、心電圖及腦電圖，觀察兩組治療前后的血清SP和NPY水平變化，并比較其臨床療效及藥物不良反應。
1.3 觀察指標
1.3.1 血清P物質與神經肽Y水平測定 抽取患者外周靜脈血3～5 mL，采用3000 r/min低溫離心20 min取上清液分裝，置于-20℃冰箱內保存待檢。通過酶聯免疫吸附法測定血清SP和NPY水平，試劑盒由深圳晶美生物公司提供，操作過程嚴格按照試劑盒說明書進行。
1.3.2 治療效果評定[6] 采用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D）進行療效評定，其中痊愈：HAMD減分率≥75%；顯效：HAMD減分率50%～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7.0統計學軟件，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組內和組間比較分別采用配對t檢驗和成組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治療前后血清SP和NPY水平的比較
兩組患者治療前血清SP與NPY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治療6周后，兩組患者血清SP水平均較治療前明顯下降（t = 2.98、2.26，P < 0.01或P < 0.05），NPY水平均較治療前明顯上升（t = 2.89、2.30，P < 0.01或P < 0.05），且實驗組下降或上升幅度明顯大于對照組（t = 2.25、2.19，均P < 0.05）。見表2。
表2 兩組治療前后血清SP和NPY水平的比較（ng/L，x±s）
注：與本組治療前比較，*P < 0.05，**P < 0.01；與對照組治療后比較，P < 0.05；SP：血清P物質；NPY：神經肽Y
2.2 兩組療效比較
治療6周后，實驗組患者的臨床總有效率（94.3%）明顯優于對照組（77.1%），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20，P < 0.05）。見表3。
表3 兩組療效比較（例）
注：與對照組比較，*P < 0.05
2.3 兩組藥物不良反應發生率比較
實驗組患者的不良反應發生率（14.3%）明顯低于對照組（37.1%），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79，P < 0.05）。見表4。
表4 兩組藥物不良反應發生率比較（例）
注：與對照組比較，*P < 0.05
3 討論
抑郁癥的病因及發病機制較復雜，迄今國內外對其作用機制尚未研究清楚，大多數學者認為其發病與心理因素、社會因素、遺傳因素及大腦器質性改變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7]。近來，有研究發現抑郁癥與腎上腺素、5-羥色胺、多巴胺等神經遞質失衡密切相關[8]。NPY是一種廣泛存在于中樞和外周的多肽，具有增加應激反應、抑制肌肉及交感神經興奮的作用，有研究發現NPY與感情培養和協作行為有密切的關系，NPY水平升高有利于緩解抑郁癥患者的情感障礙，減少抑郁癥患者的自殺行為[9-10]。SP是一種含有11個氨基酸的腦-腸肽激素，主要分布于中樞神經系統和胃腸道內，神經激肽1是SP的受體，其主要分布于紋狀體、海馬、杏仁核及下丘腦等處。有研究發現神經激肽1參與了情感障礙的病理生理過程，SP水平的降低能拮抗神經激肽的作用，達到抗抑郁的效果[11-12]。因此，SP與NPY水平能夠有效地反映抑郁癥患者的病情，調節SP與NPY水平可能是治療抑郁癥新途徑[13-14]。
抑郁癥的治療是困擾臨床醫生多年的難點，其最主要的問題為抗抑郁藥物治療的臨床治愈率低，復發率高，患者生活質量差[15]。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是以往臨床上最常采用的抗抑郁藥物，但使用后僅40%左右的患者能達到完全臨床緩解。安非他酮緩釋片是一種新型的抗抑郁藥物，其通過抑制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的再攝取達到抗抑郁的效果。安非他酮緩釋片與5-羥色胺受體、組胺受體等缺乏親和力，對突觸前與突觸后5-羥色胺神經傳遞無影響，因此藥物不良反應少[16-17]。安非他酮緩釋片治療抑郁癥的臨床效果明確，但其抗抑郁的作用機制及與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治療的效果及安全性的優劣存在一定的爭議，臨床上與之相關的報道較少[18]。本研究結果發現治療6周后，實驗組血清SP水平下降幅度及NPY水平上升幅度明顯大于對照組，且實驗組臨床總有效率明顯優于對照組，不良反應發生率明顯低于對照組。由此實驗結果可以看出安非他酮緩釋片治療抑郁癥與氟西汀比較更安全有效，其作用機制除了與抑制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的再攝取相關外，還可能與其提高NPY水平及降低SP水平密切相關。
總之，安非他酮緩釋片治療抑郁癥效果確切，安全性較好，其作用機制與其能降低患者降低血清SP水平及升高NPY水平密切相關。但由于外周血與中樞間存在血腦屏障，血清SP和NPY水平變化并不一定與中樞改變一致，必要時應對腦脊液SP和NPY水平進行測定，以進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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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陽市中心醫院重癥醫學科,河南南陽 473000
[摘要] 目的 探討連續性血液凈化（CBP）在ICU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MODS）患者的治療和預后因素。方法 回顧性分析2008年2月—2013年5月我在ICU患者治療前后MODS銀行CBP一般信息，驗血，重大疾病的分數等，CBP在臨床參數的變化進行比較分析治療及預后的關系。結果 ①CBP治療收集的401例MODS患者，ICU行CBP的主要適應癥患者的治療是：氮質血癥（62.3％），少尿或無尿（51.4％），急性肺水腫（27.9％） ②通過CBP治療的患者心率，呼吸頻率，中心靜脈壓，血肌酐，APACHEI得分下降（P<0.05）;③401例，196例，好轉191例（47.6％）死亡，給治療14例死亡的攻擊和205例（51.1％）放棄治療。死亡的老年患者，多器官功能衰竭，APACHEⅡ評分高（P<0.05）。結論 CBP能改善ICU 中MODS患者的預后；有條件的患者應及時轉入ICU進行監測和CBP和其他器官功能支持治療。
[
關鍵詞 ] 連續性血液凈化；MODS；ICU
[中圖分類號] R459.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5654（2014）03（b）-0172-02
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的發病率逐年增加，由ICU患者， ICU患者已成為最常見的死亡原因[1]。連續血液凈化(continuous blood purification，CBP)是指所有緩慢，連續清除水和溶質處理的，其近幾年的臨床應用已遠遠超過了腎臟替代治療領域的范圍，擴展到非腎臟疾病治療區，重癥監護是最近的一項重要技術領域的發展，以及機械通氣，營養支持同樣重要的是，各種ICU危重治療多器官功能障礙的重要手段支持。本文回顧性分析2008年2月—2013年5月開展了在我們醫院ICU患者MODS CBP治療401例數據探索應用CBP與MODS患者預后因素。
1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ICU ，我院于2008年2月— 2013年5月CBP治療401 MODS患者的完整數據。男291例，女110例，年齡16~94歲，平均（58.4 ± 19.6 ）歲。在ICU的患者1~ 90 d，平均（ 10.0±10.7 ）d， CBP治療時間為1~37 ，平均時間為（44.8 ± 51.6）h; CBP的數字前的器官功能衰竭（4 ±1.1）個月， APACHE ⅱ評分（28.4 ±6.7）分。
1.2 方法
患者采用Seldinger技術經股靜脈或鎖骨下靜脈插管患者建立血管通路，根據患者病情使用普通肝素，低分子肝素或無肝素透析方法。 CBP采用連續靜脈血液濾過（ CVVH）模式，或在某些患者使用前稀釋法稀釋前后，碳酸氫鹽置換液， 2~10 L/h，血流量150~250mL/min，所有的替代率患者在ICU床旁8~24 h連續處理，過濾器使用PRISMA機配套的M100（面積為1.2m2）或聚砜膜AV 600S （面積為1.3m2）[2] 。
1.3 觀察指標
收集患者治療前臟器衰竭數， CVVH治療生命體征，血液檢查，血氣分析，APACHEⅡ評分（評分方法采用埕島君2002 APACHEⅡ評分系統收集到的數據進行處理軟件，繪制分），使用血管活性藥物和預后，這些指標變化的比較分析前后的治療，死亡率計算，分析和預后因素。
1.4 統計學
使用spss 13.0統計軟件。計數資料用χ2檢驗，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P<0.05被認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 CBP血管通路
CBP治療的401例患者的血管通路是：右側股靜脈321例（80.0％），左股靜脈50例（12.5％），23例（ 5.7％），右鎖骨下靜脈，左鎖骨下靜脈7例（1.8％） 。
2.2 CBP適應癥
在ICU患者的主要適應癥包括治療CBP線氮質血癥，少尿或無尿，急性肺水腫，部分患者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跡象。
2.3 CBP治療前后臨床參數比較
通過CBP治療的患者心跳率，呼吸率，中心靜脈壓，血肌酐， APACHE 1I評分下降，病情好轉。 401例患者病情好轉，轉出ICU患者L96例（48.9％） ， 191例住院死亡率（ 47.6％），放棄治療在病情危重，估計短期住院死亡率分別為14例（3.5％），死亡和放棄治療的患者205例（51.1％） 。
2.4 單因素分析
條件改善，轉出ICU患者存活組，死亡患者，放棄治療患者的人數經過統計分析，兩組患者的臨床前數據CBP單因素分析顯示：男性患者的死亡比例大年紀了，疲憊的數量多器官， APACHEⅡ評分高，平均動脈血壓，血小板低，血乳酸水平高，條件更重要。
2.5 回歸分析
上述因素之間存在差異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表明： CBP治療前器官功能衰竭數， APACHEⅡ得分為病人臨床死亡的獨立危險因素。
2.6 器官功能衰竭和死亡率
CBP治療的ICU患者各器官或系統功能障礙的發病率分別為：腎臟380例（94.8％），肺癌357例（89.0％），297例（74.1 ％），心臟，腦216例（53.9％），胃腸道的168例（41.9％），血135例（33.7％） ，肝92例（22.9％）。不同的器官或系統故障和死亡率的關系：血液，腦，胃腸道，肝，肺，腎功能不全，患者的死亡率均明顯高于無功能障礙（P<0.05） 。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的關系：在ICU死亡率器官功能衰竭的患者數量增加數增加顯著（P<0.05 ） 。
2.7 CBP治療并發癥
401例在治療過程中與CBP低血壓患者的擴容，升壓及對癥治療后，73例（18.2％），低血糖46例（11.5％），所有患者可完成CBP治療; ICU期間未發生血管栓塞，嚴重出血，血腫和靜脈導管相關的敗血癥。
3討論
CBP功能包括：血流動力學穩定，溶質清除量，糾正電解質，酸堿平衡紊亂，改善環境，及時的營養支持治療。MODS患者病情危重，往往伴有血流動力學不穩定，CBP的過程中容易出現低血壓，低血糖等并發癥[3] 。近年來，CBP的意識日益增強的機制：可以削弱炎癥，免疫狀況，改善血管內皮功能，提高氧合，提供營養治療空間，遏制嚴重的敗血癥引起的一系列病理生理紊亂，因此它的功能由腎臟替代的演變多器官功能支持治療，維持生命，成為跨學科的重大疾病治療的重要輔助手段[4] 。這種觀察在愈合過程中的對象，雖然低血壓，低血糖，但擴張后，升壓和對癥治療即可完成CBP治療與間歇性血液透析相比，CBP是更適合ICU危重患者血流動力學不穩定。我們的經驗是，在密切監測血流動力學CBP，超濾緩慢，血流動力學不穩定的患者重負載能力超濾適時增加膠體滲透壓;監測血糖的前提下，采用CBP過程維持輸注高滲糖，少糖有些病人必要時置換液。這里CBP治療前后的心率，呼吸頻率，中心靜脈壓，血清肌酐，APACHEⅡ評分下降，氧合指數上升緩解MODS后續搶救治療在ICU機會贏得患者臨床癥狀明顯改善。死亡與生存：本組患者相比，老年患者放棄治療，多器官功能衰竭，APECHE1I得分高，病情危重病人在ICU死亡率衰竭器官的數量在增加，顯著增加。對于ICU患者與MODS CBP機會，現在早，咄咄逼人的CBP能改善MODS患者的預后。
綜上所述，CBP已成為一個嚴重的疾病是多學科綜合治療的重要輔助手段，對于MODS患者，有條件的早，及時轉移到ICU疾病監測和CBP和其他器官功能支持治療。
[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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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論》與哲學
體驗之思與哲學的思想創新
促進中國社會學的“理論自覺”
“中國模式”的探索與面臨的挑戰
中國的社會發展道路與學術挑戰
政治經濟學批判與唯物史觀
政治經濟學批判與資本現象學
高清海與當代中國思想的啟蒙
黑格爾哲學中的神學維度
阿爾都塞的“根本問題”及其啟示
中介性的存在觀和實踐哲學范式
文化哲學范式的歷史淵源和發展
作為社會歷史批判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恩格斯晚年對《資本論》哲學思想的闡揚
“類哲學”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論馬克思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淵源
《資本論》哲學思想研究的學術史清理
馬克思《資本論》研究的理論前史探源
《資本論》與政治經濟學基本問題
現象學的“事情本身”:從胡塞爾到德里達
康德和黑格爾對概念客觀有效性的論證
論馬克思對現代政治結構的批判與超越
為什么說《資本論》是馬克思的邏輯學
中國經驗與中國體驗:理解社會變遷的雙重視角
社會發展理論創新的中國經驗與全球議題
能切中現實生活的政治哲學何以可能
先驗反思的界限與現代哲學觀念變革
資本邏輯與馬克思的三大社會形態理論
《資本論》的哲學思想與馬克思的現代史觀
《資本論》及其手稿中的三種空間概念
代序:發展問題的哲學關切與社會學關切
析柯亨的“馬克思批評”和“后馬克思”轉向
《資本論》的再現——詹姆遜的《資本論》解讀
追隨“思”,為了“人”的覺悟和中國哲學的覺醒
突破教條、回到根本、暢所欲言的哲學
資本邏輯的自我揚棄:《資本論》哲學的未來向度
出入“有”“無”之境:馬克思哲學研究的實相與命理
論青年馬克思批判哲學的雙重邏輯及其理論意義
類哲學的生命隱喻——紀念《“人”的哲學悟覺》出版十周年
“我是誰?”——對哲學基本問題的一個現象學探索
貨幣的本質——從《巴黎手稿》到《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
詩意地棲居何以可能——讀孫正聿《人的精神家園》
張盾、田冠浩新著《黑格爾與馬克思政治哲學六論》述評
論差異性社會的正義邏輯——基于政治哲學的視域
“類哲學”:價值世界的理論奠基——高清海先生晚年哲學思考的再理解
中國哲學自我革新的探路人——紀念高清海先生逝世十周年
從“各美其美”到“美美與共”——對少數民族文化傳承的概念反思
【關鍵詞】中國語境; 政治哲學; 研究
【中圖分類號】G631 【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2095-3089(2012)09-0048-02
1西方政治哲學首要主題:建構政治秩序
西方政治哲學的每一次重大發展都與政治危機相關,它的推動力是建構新的政治秩序:《理想國》是在雅典衰落之后探討城邦和個人生活的正義,探討真正理想之城邦的秩序構造;《毛主論》是馬基雅維里進諫佛羅倫薩統治者,以強有力的統治使意大利擺脫外敵入侵、內政混亂的危機局面;《利維坦》寫于英國內戰,霍布斯試圖以強大的擁有絕對權力的政府來為英國提供和平;《政府論》則是詹姆斯二世時期國王與議會之間因“排斥法案”發生激烈沖突的時刻,洛克為議會派提供革命性理論資源的努力。可見,政治哲學的進步在于對政治制度的危機和挑戰的回應,當制度無法整合政治各種社會力量、以往的價值理念和觀念資源無法繼續成為大多數人的信念,從而社會失序、混亂叢生、人的世俗生活和精神領域都得不到安寧的時候,往往需要思想家們反思已有的制度和意識形態體系,進而為重新建構秩序提供思路,也為未來的新制度構建意義。因此,政治哲學思考的首要主題是秩序與和平,使某種范圍內作為群體的人類能夠和平地生存下去。
中世紀的政治哲學家們以基督教信仰為基礎,將國家當作為教會和宗教目的服務的機構,從而建構起神學的政治秩序。15至16世紀,從意大利北部地區發端并迅速波及歐洲各國的文藝復興運動中,人文主義思想被用來反對神學。思想家們開始關注世俗事務,提倡理性和個性自由,反對神性與等級桎梏。路德倡導的宗教改革把個人理性當作精神信仰的唯一依據,抽空教會在上帝和信徒之間設置的思想鉗制和清規戒律;加爾文在路德思想的基礎上主張預定論,肯定個人的努力和現世積極謀取事業成功。經過韋伯的注解,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成為資本主義制度形成和發展最為適宜的“倫理精神”。
2西方政治哲學基本傾向:理性、權利與自由
除了建構秩序之外,自古希臘至近代英國的西方政治哲學至少還有以下基本傾向,即理性、正義、保護個人權利與自由。
如上所述,在西方政治哲學發展的大部分時段,思想家們都在追求或運用人類理性的力量。西方政治哲學史是從理性到信仰,又從信仰到理性的過程。古希臘文明的突然興起“使人感到驚異或難于解說”,除了因為他們首創了數學、科學和哲學,最先寫出有別于純粹編年表的歷史書,對于政治哲學而言,則是因為他們“自由地思考著世界的性質和目的,而不為任何因襲的正統觀念的枷鎖所束縛”。這種不為任何枷鎖束縛的狀態就是理性的狀態。柏拉圖代表的古典作家認為理性可以被用來發現真實的真理或觀念,因此以理性作為政治知識的基礎,《理想國》中蘇格拉底等人在言辭中建立理想城邦即是古希臘人把理性當作政治思考的基礎的典范。
雖然自古希臘以來的西方政治哲學關注的首要的問題是構建社會秩序,但是正是西方政治哲學以人的理性為基礎,探討秩序建構和保護個人權利與自由、從而達成社會正義的一面對中國近代政治有著深刻而持久的影響。因為,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道德所極力強調的正是以等級制度建構的穩定政治秩序,儒家從家庭等級秩序到國家等級秩序的思想對中國政治具有最為強大的支配作用。
3現代政治哲學在中國的引入:語境中的政治哲學研究
當西方思想進入中國的時候,隨著中國政治環境的變化,它在中國的境遇呈現以下幾種特點:
3.1以徹底反傳統為開端。近代以來,中國對西方政治哲學的初步認識是以“啟蒙”這一關鍵詞為起點的。20世紀初的是近代以來中國思想界啟蒙運動的發端。以《新青年》雜志為核心陣地,把中國積貧積弱的原因歸結為落后的封建文化,主張為了民族生存而割裂民族傳統文化,用西方文化來造就全新的中華民族新文化。這與19世紀中期以來西方列強進入中國之后激起的改革呼聲和舉措都有所不同:之前的改革是以拯救民族及其文化為宗旨,而則在某種強烈刺激之下采取以激進方式擁抱西方文化的態度。的口號是民主與科學,這與以人的理性為基礎,高舉科學與人權的啟蒙價值完全一致,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是中國近代的思想啟蒙,正如歐洲啟蒙時代思想家們力圖擺脫古代和中世紀政治哲學中等級和信仰因素一樣,中國努力做到的正是與中國原有文化傳統劃清界限。
3.2以經濟自由為第一要義。的完全反傳統思路在中國“”時期得到夸張而扭曲的附和。改革開放之后的三十多年中,無論知識界,還是普通大眾,學術思想和人們的思維意識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被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政治長期占據人們的思想和生活空間之后的大解放中,這一時期中國知識分子關心的最為重大的根本性問題是“中國向何處去”以及“人應當如何生活”,答案就是中國要走向現代化。16經歷了“”帶來的物質、精神全面壓制之后,中國要解決的問題是一方面解放思想,另一方面發展生產力;但80年代末的休止符被認為是思想過分自由、全盤西化的結果。當學術界熱烈的思想爭論被中斷之后,意識形態的導向和人們的自愿性選擇一道(兩者的力量均十分強大),將“發展生產力”作為基本國策,將中國推向急速市場經濟化進程。工業革命和英國在近代世界帝國的確立使人確信:經濟自由的力量堤無窮的。這樣的經驗對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市場經濟起到很大的刺激和促進作用。
4當前的重要問題:一種反思
近一個多世紀以來,與現代化相關的政治和經濟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化”的結果,然而現代化過程中西方理論進入中國的過程所呈現的特點也造成了今天我們必須面對的—些根本性問題。
4.1以徹底反傳統作為中國現代化開端的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使中國傳統文化遭受毀滅性打擊。加上“”時期對傳統文化的再次批判,原本在中國占據統治地位、決定了中國政治模式和人們政治思維乃至生活方式的儒學傳統成為僵死的學說。盡管近年來有研究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的學者做出頗有影響的成果,但對于普通民眾而言,傳統文化已經死了,其僅僅是象牙塔內學院派研究的對象,遠不是規范人們日常行為的標準。
4.2改革開放之后中國以全力發展經濟為主要方向的政策導向使得經濟自由取代政治自由,經濟理性取代政治理性。這里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政治哲學向經濟發展的轉向發生在自由主義政治理論臻于完善、代議制政府已經確立、自由觀念深入人心的時候;近年來西方實證主義政治學的發展中用經濟人理性假設研究政府行為問題,也是發生在西方以契約論為基礎的責任制政府運行良好的時候。中西方政治發展的時間差導致中國在引入西方理論的時候往往會忽視其中“隱蔽的主題”——對于西方人而言已經沒有必要再說出來的真理,常識,或者說,中國尚未遇到西方人現在面臨的根本問題,而西方人現在則不必思考中國現在的處境。
4.3意識形態作為學術研究的標準,是國內政治哲學研究另一種潛在的危險。由經濟自由取代政治自由、以經濟理性研究政治行為的傾向導致一種世俗化傾向,這種世俗化與既定意識形態緊密結合,造就粗俗的所謂政治科學。這種世俗化不追究政治理性,對政治正義和公平也不怎么關心,它僅僅是一系列極端簡化的最容易理解但往往與真理并不相關的政治信念。施特勞斯認為,政治哲學關注的問題是“善”和“正義”;它對政治具有價值判斷,以獲取好生活和好社會的知識作為明確的目標。因而政治哲學是具有超越價值的、求“真”的,對于政治的判斷使它具有未定之未來。與之相對比,在極端的情況下,就意識形態而言,“普通百姓都認為它是正確的;哲學家認為它是錯誤的;政治家們則認為它是有用的。”Ⅲ意識形態則具有明確方向性、自我封閉性,“強勢意識形態具有高度的自我封閉性,它往往與現代知識隔絕,甚至與常識隔絕。
關鍵詞：經濟常識；學習；哲學；政治；意義；教師素質
全面提高中學生的整體素質，是學校教育的根本任務，也是社會的共同目標。學校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學生培養面為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人才，無論將來從事何種職業，都要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因為其決定著個人的發展方向，并能為個人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單就高中的政治課而言，本身包括經濟常識、哲學常識和政治常識三大板塊，其內容設置各有其道理，各有其必要性。教師的素質會直接影響課程開展過程中學生的學習效果，甚至繪產生更長遠的影響。
一、經濟常識與生活息息相關
經濟常識是指與公民的經濟生活密切相關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知識。生活在現代社會中，每個人都會接觸到許多經濟現象，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經濟關系之中。人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都離不開經濟。人人都要懂得有經濟的基本知識。從家庭和個人的角度來看，居家過日子，柴米油鹽菜，樣樣不能少，水電煤氣都得交費。每個家庭的收入的開支，不可能一分錢不多、一分錢不少。錢不夠用的時候怎么辦？有余錢的時候怎么辦？是把它存到銀行，還是購買債券、股票？從國家和社會的角度來看，情況就更加復雜了。春夏秋冬，農民生產出糧食、蔬菜、水果、肉類、禽蛋和棉花；機器運轉，工人生產出食品、布匹、機床、煤炭、汽車和樓房。在工廠，有的廠家賺錢，有的卻虧損。在農村，有的時候賣豬難，有的時候賣豬易。人們買東西，有的時候拿現金有的拿支票，還有的人用信用卡；有的東西要預付款，有的東西可以賒銷。有些時候地方的農民脫貧的時間還不長，有些地方的農民卻早已實現了“樓上樓下，電視電話”。
學習經濟常識，有助于了解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概況，明確社會主義公有制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基礎、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知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懂得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國經濟振興和社會進步的必由之路，了解我國經濟建設取得的成就和光明前景，認識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堅定社會主義方向，堅持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從而逐步樹立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貢獻的志向；有助于提高參與經濟活動的能力，做有經濟頭腦的人。今天的中學生，將來走上社會時，將面臨更加發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此，我們無論現在還是將來，無論從事什么職業，都必須具備一定的經濟知識，做一個有經濟頭腦的人。學習經濟常識，可以使我們逐步學會運用比較的方法，提高分析問題的能力參加社會實踐，進行社會調查，撰寫調查報告，提高參與經濟活動的能力。
二、學習哲學一生受用
人們要提高自己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就必須學習哲學。哲學是"明白學"，許多事情只有學了哲學才能真正明白；哲學是"智慧學"，學了哲學可以使人變得聰明，腦子活、眼睛亮、辦法多。不學哲學，天賦再好也不能算明白人。當然，一個人要有所作為，需要多方面的知識，而哲學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運用這些知識。哲學不能代替具體的科學，但是哲學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掌握和運用具體科學。認識來源于實踐，是就認識的根源講的，不能簡單地理解為認識的水平與實踐的次數成正比。具體到每個人，能否進步和進步大小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在于能否善于使自己的感性認識變成理性認識，使具體經驗上升為一般，能否在理論指導下實踐，能否用理論總結實踐經驗，賦予工作經驗以理論的意義，這是所有人能否做好工作，不斷進步提高的一個共同性問題。從這個意義上看，學習哲學，也是提高人的素質的一項重要措施。
三、學習政治的意義突出
學習政治常識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處于基礎性地位，政治常識對高中生而言，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突出意義：①培養：中學思想政治課的重要任務就是要將學生培養成“四有”新人，學校培養出的大批具有高度覺悟的人才既是發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的主力軍，同時也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主力軍；②導向：中學政治課的重要任務就是要通過學習，引導學生正確認識學習知識和陶冶情操的關系，把個人成才同國家前途、社會需要有機結合起來，形成科學的世界觀、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③保證：只有加強中學思想政治課才能使中學生掌握科學文化知識，形成良好的思想品質和堅定的政治方向。因此，中學思想政治課是用科學的思想武裝人，以崇高的精神塑造人的重要保證；④促進：可以增強學生學習的目的性，提高主動性，促進他們掌握更多的知識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四、教師應具備的素質要求
[關鍵詞]中國政治哲學;宏觀理論建構;微觀政治主體;述評
政治哲學作為一門“對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學問”,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受到我國學者的關注和研究。近十年來,無論是從從事政治哲學研究的學者人數,還是從政治哲學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來看,政治哲學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較大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政治哲學在當代中國已然成為一門顯學。本文以發表的學術論文為線索,對近十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作一綜述和簡要評論。
一、從宏觀理論建構到以問題為中心的轉向
政治哲學研究在中國的興起,激發了諸多學者對當代中國政治哲學進行理論建構的興趣。
從政治哲學的學理結構角度探討中國政治哲學的體系。有學者指出,政治哲學的學理結構是從哲學的人學理念推演出倫理學的道德原則,進而再引申出政治價值學說來展開邏輯的。這也就意味著,規定著政治活動的性質、任務和目標的政治哲學之思想來源,是某個特定時代的人學理念和道德原則的政治學演繹和邏輯結論;而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哲學體系應該堅持的邏輯起點和基礎是的人學本體論,辨證地繼承我國的優秀文化傳統,建立起一種既鼓勵物質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學、道德倫理學和政治哲學體系。
從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討論中國政治哲學的建構。有學者認為,價值性和事實性的關系,構成了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任何一門政治哲學的建構,都需在理論內達成價值性與事實性的某種統一;而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建構之路應該從理想性轉到現實性,即從經典致力于理想社會的理想性政治哲學到依據現實生活的現賣性政治哲學的轉變。
從理論綜合的角度討論中國的政治哲學建構。有學者指出,政治哲學是對政治權力的來源及其行使的正當性,以及理想社會模式等問題從根本處進行思考的一門學問;對于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研究者來說,一件充滿著挑戰的理論工作應該是在綜合中國傳統政治哲學、近現代政治哲學和政治哲學三大思想的基礎上,形成社會主義現代中國的政治哲學的思想體系與新的傳統。
對中國政治哲學進行理論建構是近十年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一個趨勢。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學的基本概念、政治價值論、方法論等,對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有著重要意義。但是,這種宏觀建構的政治哲學理論體系有著不可忽視的缺陷:一個是玄之又玄,其表現就是在概念中轉圈子,從一個概念轉到另一個概念;一個是空發議論,其表現是依據某個政治價值,比如公正、自由來批判宏觀現象與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實地分析身邊的小問題與小制度。
對此,有學者著重強調,政治哲學研究在中國剛剛起步,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趨地與當代西方學術“接軌”,而是要自覺地形成中國的批判意識與獨立視野。中國學者研究政治哲學的基本任務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學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國政治哲學的傳統。對中國學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時代能夠始終堅持自己的學術自主性。無論對施特勞斯學派,還是對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共和主義或后現代主義等,我們都主張從中國的視野出發進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討論。中國政治哲學的開展,毫無疑問將有賴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國的古典文明傳統,特別是儒家這一中國古典政治哲學傳統。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國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問題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開儒家和中國古典傳統內部的問題、矛盾、張力和沖突,以及儒家和中國古典傳統在面對現代社會和外部世界時所面臨的困難,對此我們并不需要回避、掩蓋或否認,恰恰需要充分展開并加以分析。中國政治哲學的開展,同時也必然以日益復雜的中國現代社會發展為動力。當代中國已經是一個高度復雜的現代社會,同時又處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們對中國古典文明的重新認識和重新開展,無疑必須從現代中國和當代世界的復雜性出發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問題研究為中心,特別是以當代中國的現實問題為中心成為了近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一個基本轉向。
二、以現實問題為導向的政治哲學研究
以問題為導向的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研究,首先要面對的就是當前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對此,有學者認為,當前國內政治哲學界存在的問題是缺乏對當代中國社會類型的準確定位。這不僅在理論上嚴重影響了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發展,而且在實踐上對政府決策和社會治理也產生了不利影響。發現和確定當下我國社會處于何種類型應是我國當代政治哲學的出發點。該學者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社會總體上是屬于在根本利益上無對抗、無沖突,但在具體利益追求上體現多元的個性化差異狀況,這種差異化主要表現為:(1)差異化的生產關系,即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外資、民營等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并存的生產關系;(2)差異化的政黨關系,即,多黨合作;(3)差異化的社會階層關系一“兩個階級化為十大階層”,即由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化為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人員階層、產業工人階層、 農業勞動者階層、城市失業半失業人員階層。因此,差異性社會無疑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所面臨的最大現實,其社會類型是“差異性社會”。因此,差異性社會與和諧政治是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基本向度。
有學者指出,當代中國的問題很多,但從政治哲學的視野看,現實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權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會層級結構帶來的官本位、權力本位的政府運作體制和政治體制。社會層級結構的討論和建構雖然不能說是解決當下“中國問題”(當然主要指國內問題)的惟一有效途徑,但根據馬克思社會層級結構理論,立足社會結構變遷,從學理層面和社會層級結構的討論無疑可作為破解“中國問題”、建構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而獨特的分析進路。作為凝結和展現當代人社會政治地位‘c全息圖”的社會層級結構既是當代中國問題的總根源,也是消解諸多中國問題的著力點,因而社會層級結構分析對諸多社會乃至政治問題就具有相當的解釋力,應該成為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基本論域。
還有學者認為,政治哲學研究在中國的興起,主要動力并非來自西方學術界的刺激,而是來自中國發展的內在要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中國發展進入經濟起飛階段之后,政治起飛的任務得以彰顯,而政治起飛應該是中國思考的問題意識。因此,中國政治哲學研究必須直面中國社會發展的核心難題一政治發展與政治起飛。該學者指出,面對中國發展的政治起飛問題,我們的政治哲學研究應當回答:中國社會的政治起飛如何可能?人類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現代權利政治之外,能否發展出第二種可能的政治(哲學)模式?若能,那么東方政治(哲學)傳統能否發展出人類第二個政治(哲學)類型?從當代世界發展看,政治領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權與東方的崛起。于中國哲學研究而言,我們的根本問題是,如何在批判地揚棄中國傳統王道政治哲學與西方現代權利政治哲學的基礎上,創建新的政治哲學范式?圍繞這一問題,我們的政治哲學研究還必須創造性地回答的重大問題有:良好的社會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導的世界上我們如何進行政治思考?中國的政治起飛如何實現?
三、從宏觀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觀政治主體研究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的各種現實問題逐漸暴露出來,中國現代社會日益走向復雜性,這也推進了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以問題研究為導向。正如我們所知,政治哲學所要面向的問題很多,有宏觀問題和微觀問題之分。近十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發展經歷了從以宏觀政治制度問題為導向到以微觀政治主體問題為導向的轉變。
有學者認為,政治哲學參與現代中國社會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釋阻礙中國社會發展與正義的“中國結”。但是,其理論維度從一開始就超越具體的問題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結”之編組的原因與根據。也就是說,直接探討一般國家政治制度的正當性問題,比如討論土地的所有權、政府的基本原則,或者立法的正當性基礎等此類的問題,不是提出解決具體問題的實用對策。極其重要的一點,中國在與現代世界,尤其與西方世界對話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規則時,社會一歷史的差異,使中國的政治哲學學者更趨向于選擇社會一歷史的宏觀視野來討論政治哲學的問題。因此,從政治哲學角度研究宏觀的制度問題也就引起了我國學者的關注。
有學者從社會現代轉型的角度,以(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的矛盾為中心線索,把制度放進價值學的視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進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過程中所具有的價值及其實現機制。該論者認為,隨著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革和全面轉型,政治建設與政治發展問題凸顯出來。如果說經濟和軍事實力屬于“硬實力”,而政治價值觀屬于“軟實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設則是存在于“硬實力”和“軟實力”之間。通過政治制度建設,不僅可以將“硬實力”和“軟實力”整合起來,而且是“硬實力”和“軟實力”提升的根本途徑,將推動“硬實力”和“軟實力”的提升機制化。因此,該論者認為,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是政治文明建設的核心。
與此不同的是,有學者指出,盡管以政治制度為中心的宏觀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學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對高度復雜的現代社會,宏觀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觀政治哲學那里,政治哲學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另外一種理論哲學,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學化”的理論哲學或意識哲學范式的支配。它習慣于抽象掉內在于社會生活各個層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態化的、多樣性的、邊緣性的和微觀的權力結構和控制機制,把中心化的、宏觀的權力運作和國家制度安排等宏觀政治活動,以及周期性的經濟活動機制,即一種理性化的政治權力或經濟權力放大為人類社會歷史運動的普遍的、絕對的規律和力量。對此,該論者進一步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由于理性的危機而重新審視日常生活的意義和價值的時代,生活在社會結構、社會分層、社會機制日益多元差異,非中心化的微觀政治權力和文化權力結構日益發展的時代,自覺地開辟微觀政治哲學的領地,顯然是對馬克思實踐哲學的新發展。因而,在當代中國語境中,推進微觀政治哲學研究更具有啟發意義。
有學者認為,在現代法制社會條件下’提升每一個個體的“政治主體意識”的自覺程度,以形成廣泛介入的政治參與和政治監督,是實現權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而這需要有政治哲學層面的深層論證。該論者指出,政治主體分為“社會政治主體”與“政治權力主體”兩個層面。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思維的根本缺失是“社會政治主體”認識的缺席與“政治權力主體”認識的強化,致使社會一般成員的政治認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參與意識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權利意識。因此,當代中國政治哲學要關注微觀的社會政治主體研究。
我國著名學者韓慶祥教授指出,馬克思哲學本質上是一種實踐生成論哲學,其主體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實踐中生成自己與實現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為人,能力問題很重要。能力原則能培養人的先進性:第一個先進性是能力本位內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機會,這種公正,相對于等級而言是先進的;能力本位還會產生第二個先進性,就是它歡迎民主;能力本位還會產生第三個先進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對獨立的人格。過去我們的政治行為圍繞權力做得太多,今天我們應該圍繞能力來組織政治行為、政治活動;把能力原則引入我們的政治活動,用能力而不是權力來增強我們政治的權威及其影響力。以此,當代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應由權力本位的政治哲學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學,最終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為中真正成其為人,使從事政治活動的人真正成其為人。
四、結束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