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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裴斯泰洛齊生平簡介

約翰·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齊是世界影響巨大的偉大的民主教育思想家、教育改革家。他生活的年代正值瑞士社會處于封建主義經濟向資本主義經濟過渡時期。在家庭、學校中有民主進步傾向的教師及法國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影響下，裴氏成為一個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者，他在青少年時便立志要獻身于改善勞動人民生活的事業，并為此奉獻自己的一切。

二、裴斯泰洛齊的勞動教育思想

1、實驗和著述活動

裴氏自大學畢業后，就開辦“新莊示范農場”，他試圖采用新技術、新方法的農業種植示范實驗，改善勞動人民生活狀況，結果實驗失敗。裴氏以不折不撓的精神總結失敗教訓，苦苦思索，選擇—條通過教育貧苦兒童的手段，用教育的方法去提高人民生活、改良社會的道路。為實現這一教育理想，他從1774年開辦新莊貧兒教養院開始，直至1825年伊弗東學院關閉為止，前后用了50年左右的時間，分別在新莊、斯坦斯、布格道夫和伊弗東等地，結合教育實踐，堅持不懈地長期進行教育實驗，作教育演講，宣傳新教育觀，推廣民主教育制度，同時還以驚人毅力，在接受前人和當代科研新成就的基礎上，以求知探索精神，尋找教育規律，開拓教育理論新領域。

2、裴斯泰洛齊的勞動教育理論

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作為一種思想主張不是裴斯泰洛齊第一個提出來的，但真正付諸實踐把二者的結合看作和諧發展的基本途徑、并在實踐中不斷深化認識，卻是他的功勞。

裴氏重視勞動教育，視之為人的全面和諧發展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裴氏所說的勞動教育包括：身體器官的訓練，日常生活活動能力的訓練，手工職業訓練，以及其它一切有實踐技能訓練意義的教育。裴氏認為，勞動教育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人的本性是德、智、體（心、手、腦）的統一體。他從兒童個性發展的角度提出，教育不僅是向兒童傳授知識并發展他們的智力的過程，還必須是發展他們的手藝、活動技巧的過程，以及發展他們的道德、德性、心性的過程，三者密不可分。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全面和諧地發展人的一切天賦力量和能力，培養有智慧、能思想、能實干的道德完善的人。他從當時瑞士社會實際需要出發，突出強調勞動教育是人的全面和諧發展教育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指出，勞動教育是發展兒童勞作能力的民眾教育所必需，也是對兒童進行普通教育的一個重要方面。

早在新莊時期，他就開始試驗，每天既教兒童手工勞動和園藝勞動，又進行初等文化知識如讀寫算的教學。他認識到由于發展了孩子們的勞動技能和技巧，必然能給他們以后謀生的手段。因此他更深刻地把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放在教育心理化的基本原則下來進行，他深信這樣一來，必將在培養全面發展個性中發揮真正作用。教老結合思想的實現具有重大的意義，對社會改革和社會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必將推動教育的面貌、人的發展出現嶄新的一面。

裴氏還根據教育心理化原則，對勞動教育應如何實施和進行提出了看法。勞動教育的最簡單的，最基本的要素是關節活動，家庭實施最早的勞動教育，就應從手、臂、腿等的關節活動鍛煉開始，并根據由簡單到復雜、由個別到一般的原則，從關節活動，逐步擴展到全身的復雜的體力活動。裴氏還提出家庭中的勞動教育應以家庭生活為教育中心，實施生活教育。他認為，意志的鍛煉是人類才能的中心問題，也是其幸福的源泉。他把意志這個非智力因素突出地放在兒童全面和諧發展教育的重要地位，因為他看到家庭從兒童幼小時起，有意識培養吃苦耐勞、頑強奮斗、持之以恒進行勞動的意志力，會激發他們主動進取精神，而這是兒童的才能發展和將來能有效地參加社會生活的重要保證。

由于時代的局限，裴斯泰洛齊提倡的教勞結合沒有反映大工業生產發展趨勢，兩者間的結合是機械的而不是有機的。但他通過長期實踐，隨著認識的逐步深化，較深刻地揭示了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在培養兒童能力全面發展上的意義，以及提出教勞結合是未來新教育的基本途徑，這個思想是難能可貴的。

三、現實意義

裴斯泰洛齊的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思想對我國目前學校存在的教勞脫離現象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市場規則的趨利原則給整個社會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功利主義的泛濫，人們的生活和思維方式的滯后性還沒有來得及對社會出現的種種現象作出思考，一是思維中的陳舊觀念“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封建傳統管年根深蒂固，因此，導致了教育中出現了只學習不做事的現象。家境優越、社會富有、時代進步為當代學生提供了優越的成長條件，但部分學生并沒有充分利用，出現了好逸惡勞的不良發展傾向。有人說這種傾向的形成責任在于家庭的溺愛和事事包辦。這不無道理，但學校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部分學校一味抓升學率，重智育輕勞動教育的現象普遍存在。雖然開設了勞動課，但往往被一些考試科目擠占，而有些學校則干脆不開課。此外，勞動在一些學校被個別老師扭曲異化成懲罰“問題”學生的手段，導致更多學生對正常勞動產生反感和抵觸情緒，進而躲避、厭惡勞動。勞動教育中的“好逸惡勞可恥”不同于一般的道德觀。它對人的影響不僅表現在是非判斷上，更表現在實踐行為上。

第2篇

江戶時代是日本道德教育體系初步形成的時期，這一時期的主線是武士道教育，它融合了日本神道思想、佛教思想和中國儒家思想。縱觀中國知網的相關研究，這一時期的內容較少，而且大多出現在對于日本道德教育歷史進程的通觀研究中。程晉寬的《論日本道德教育的傳統及面臨的問題》認為，作為日本道德教育思想基礎的神道教和武士道是對日本封建文化與道德意識的獨特反映，為日本近代侵略行為開辟了道路，并為現在日本戰后軍國主義的死灰復燃提供了歷史依據。［2］王凌皓等人的《日本武士道的生成、作用及影響》，通過對日本武士道的歷史、特點、作用與影響的闡述，為我們揭示了日本近代新武士道對于世界以及日本本國的消極影響。［3］解娟的《江戶時代武士教育特點分析》指出，這一時代的道德教育比江戶時代之前有著更完整的內容、更正式的教育地點并且融西方思想于其中，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4］蘭卉的《日本傳統文化對青少年道德教育影響研究》，將日本武士道精神發展分為江戶時代以前、江戶時代、明治維新以后三個階段，并指出武士道精神本身內涵并沒有錯，只是與二戰時期日本軍國主義聯系起來才導致人們對武士道精神的反感。［5］朱玲莉的《日本江戶時期的平民道德教育》從平民階層角度對道德教育的政治基礎以及內容進行了詳細的敘述，可以說是對這一時期日本道德教育的一個專題性論述，并且十分少見地提到了對女子的道德教育，對于研究江戶時期日本平民的德育狀況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6］王瑞蓀在專著《比較思想政治教育》中［7］，使用了通觀比較和專題比較等一系列方法對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發展進行了深入評價。饒從滿的專著《日本現代化進程中的道德教育》［8］，對整個日本道德教育從時間上進行了梳理。這些文章或專著通過對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介紹、評析，用大量歷史事實使我們對江戶時代日本道德教育的情況有了一個比較明確的認識，糾正了有人認為軍國主義是近代日本的產物這一看法。此外，這些文章所提供的大量材料以及信息，為今后進一步的比較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由于對這一時期日本的道德教育研究缺乏第一手資料，大多數停留在對道德教育歷史現象的簡單羅列，缺乏對其深層本質的挖掘，研究具有膚淺性與重復性。

二、明治維新時代日本的道德教育

明治維新對于整個日本的發展是一個歷史轉折點，因此，對這一時期日本道德教育的研究有很大的理論價值和實踐價值。通過對這一時期成果的研究，雖然還是以介紹為主，但是相比江戶時期，對這一時期的介紹更加詳細、深入，不再只是對歷史知識的再現，還對其原因進行了分析。主要成果有:王智新的《日本的道德教育》［9］，姜輝的《明治時代における武士精神の様態についての考察》［10］(明治時代武士精神的演變)，張鳳蓮的《論日本教育中傳統道德思想的滲透》［11］，孔祥宏的《論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教育改革》［12］，尹貞姬的《教育敕語與近代日本國民道德教育的啟示》［13］等等，這些文章對明治時期到二戰結束前日本道德教育的演變以及所產生的后果進行了系統全面的論述。由于他們的研究具有很大的關聯性，綜合以上諸多學者的觀點，可以歸納為以下幾方面內容:資本主義倫理道德的啟蒙與封建帝國主義的傳統并存發展;由學制令向教育敕語的轉變迎合了日本天皇制的統治需要，成為日本近代道德教育的大綱;修身教育制度由最初的從屬地位躍居為主導地位;軍國主義思想、極端民族主義以及變質的武士道精神成為日本國民的主要道德標準。另外，這一時期日本的第一次教育改革對日本道德教育乃至整個教育體系的影響也是我國學者熱衷探討的問題之一，這一點也值得我們注意。王建平［14］在他的文章中對這一時代日本道德教育觀念對國民的影響進行了研究。涉及這一時期的研究專著有蘇崇德的《比較思想政治教育學》［15］第三章第一節，陳立思的《比較思想政治教育學》［16］第四章第一節，蘇振芳的《當代國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較》［17］第十章等，這些專著都對明治時代到二戰結束前日本道德教育的情況進行了比較系統的論述，對我國比較思想政治教育學科體系的進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三、民主時代日本的道德教育

這一時期關于日本道德教育的研究成果不僅數量多，質量高，而且研究方法也由單一轉向綜合，研究視野、范圍更加開闊，研究的深入程度與細化程度更加突出。歸結起來主要有日本道德教育的目標、內容、方法、途徑、特點、現狀、環境等方面。研究日本戰后道德教育的目標，很多研究論文都有所涉及，雖然日本道德教育目標進行過多次修改，但它具有一定的連續性。學者們主要從有利于教育對象與社會發展的視角說明日本道德教育目標的現狀。張德偉等人的《從培養豐富的心靈到培養豐富的人性再到培養人性豐富的日本人》指出，日本德育方針自20世紀80年代第三次教育改革以來，道德教育的目標重心由重智不重德逐漸轉向注重個性發展以及豐富心靈的培養。［18］王超的《比較德育學》指出，日本道德教育的核心目標是培養公民的民族精神，培養具有民族優越感的人，形成民族認同，使全體日本人具有民族意識。［19］曹能秀的《當代日本小學和初中的道德教育述評》對日本道德教育目標進行了較全面的歸納，主要有四點:培養忠誠于國家、集團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公民;培養具有基本道德素質和社會公共精神的公民;培養面向世界的日本人，有利于與世界接軌;發展學生個性，促進學生人格健全發展。［20］王麗榮的《近現代中日道德教育目標比較》認為，日本在道德教育目標上實現了從過分強調外延較廣的民族國家的社會本位向社會本位與個人本位并重的轉變，既有利于自身發展，同時對社會體系的健康運行產生積極影響。［21］饒從滿的《關于道德教育中若干基本問題的思考———基于日本道德教育的經驗與教訓》指出，日本道德教育目標與中國德育目標雖然都旨在培養學生的德性，但日本道德目標更多體現為一種有利于在社會生存的人格特點，強調各種價值觀的綜合作用，而中國則將其認為道德目標在于培養學生的品德。［22］牛立忠的《淺論日本學校道德教育的經驗和啟示》認為，無論在哪個學齡階段，日本道德教育目標都注重道德意愿、道德態度、道德判斷力、道德實踐能力的培養，并以對心的教育為核心。［23］關于日本戰后道德教育的內容，研究者均有所提及，并且形成了一致的觀點:日本的道德教育內容大致相同，但實施的力度卻越來越大。史忠媛的碩士論文《當代日本青少年道德教育體系研究》提出，日本道德教育的內容包括:個性教育、愛國主義教育、人生觀教育、國際化教育、勞動教育五個方面。［24］耿華的《當代中日中小學道德教育比較研究》認為，日本的道德教育內容包括自身培養、與他人相處、自然和崇高事物、集體和社會關系方面的內容。［25］曹能秀的《當代日本中小學道德教育的發展趨勢》認為，在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的背景下，日本道德教育內容呈現出“規范”與“發展”并重的趨勢，加強了文化傳統和愛國心的教育，注重對核心價值觀的培育。［26］在中國任教多年的日本學者奧田真紀子在《道德教育與人的價值創造》中，通過對日本道德文化的變遷、所面臨的課題以及對牧口學說的贊同，認為道德教育最重要的內容應該是實現人的價值創造，只有創造社會價值的道德教育才能使人抱有感恩的心。［27］除此之外，日本戰后德育課程的改革也是學者研究日本道德教育內容的一個重點，例如王映哲的《教育改革中的日本道德教育演進及啟示》，通過對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的指導思想、特點以及新的變化的研究，認為這些改革雖然存在不少問題，但它確實對日本成為世界強國起了無法磨滅的作用。［28］吳潛濤的《日本道德教育的戰后演變及其現行改革》認為，日本現行的教育改革，在思想上重視學校教育地位，在內容上重視價值觀與實踐相結合，在方法上重視全社會的合力，最終有利于構建終身道德教育體系。［29］關于日本戰后道德教育的方法和途徑，不少學者無論在專著還是論文中均有所研究。在專著中，學者往往用單獨的章節闡述日本是怎樣進行道德教育的。代表性著作有蘇崇德的《比較思想政治教育學》，王玄武的《比較德育學》［30］，蘇振芳的《當代國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較》等。其觀點主要有:一是通過家庭教育培養兒童的道德啟蒙意識與初級的道德習慣，父母以實際行動影響兒童;二是通過學校教育培養學生系統的道德體系，道德教育以正式課程、學科滲透、道德實踐的方式融入學生所處的環境中;三是通過兩種類型的社會教育，即針對大眾的普遍性道德教育與針對失足青少年的道德教育，社會教育機構在聯系學校與家長、促進整個社會形成良好道德氛圍有著重要的作用;四是利用大眾傳媒進行宣傳教育，通過制造良好的社會道德公眾輿論影響公民道德建設。相關學術論文中，主要是從某一個或幾個具體方面或者與其他國家道德教育進行對比研究日本道德教育的實現路徑。白俊的《日本道德教育對我國德育教育的啟示》指出，家庭教育不僅有利于培養孩子的個性，還有利于培養孩子的創造性與審美情趣。［31］基國林等人的《“中日新”三國高校實施德育途徑比較及辨證思考》［32］、王佳的《日本思想政治教育路徑研究》，認為日本高校的道德教育實施途徑有學校、家庭、社會三方面共同努力，并對這三方面分別進行了詳細說明。［33］徐雯娟的《中日高校德育比較研究》認為日本高校道德教育的具體方法有理論教育法、挫折教育法、直接體驗法、言傳身教法、環境熏陶法等立體多面的方法，比較注重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突出學生的主體性。［34］謝惠蓮的《當代中日中小學活動德育比較研究》，通過對中日兩國活動德育在理論、原則、形式以及存在的問題等方面的比較，強調了道德實踐在培養人的道德修養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35］為我國道德實踐提供了很好的理論借鑒。田靜等人的《當代中日中小學道德教育發展趨勢比較》指出在道德教育路徑上，日本比中國有著更加完整的德育形式，日本道德教育發展不僅僅是一種趨勢，更是形成了藍圖，是有計劃的，這是中國道德教育所應該學習的。［36］還有學者總結出日本道德教育在途徑方法上與中國道德教育有著共同特點:政府高度重視;道德教育的顯性與隱性結合;道德教育注重整合化與社會化［37］。對于日本戰后道德教育的其他方面，我國學者都有所研究。在對日本道德教育特點的研究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李新慧的《二戰后日本德育的特點和啟示》，歸納了五大特點: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并存，課堂教學與實踐教學相結合，學校、家庭、社會共同配合進行德育，政治化與組織化突出，挑戰與缺陷共存。［38］在對日本道德教育的現狀研究上，主要有王麗榮的《當代日本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狀況》，通過圖表和報告的形式指出日本現在青少年道德教育積極方面和問題都有，對與我國的道德教育現狀比較研究具有參考作用。［39］在對日本道德教育的環境上，有鄭永廷的《美國、日本的德育環境建設》，對美國與日本為構建良好的道德教育環境所做的努力進行了介紹，指出沒有好的道德教育環境，道德教育是很難成功的。［40］鐘啟泉《兒童德性的形成及其環境影響分析》，通過對德性及其層級、影響兒童的環境進行分析，指出兒童的道德教育必須建立在自律性的基礎上。［41］另外，對于日本20世紀70年代產生的道德教育荒廢現象以及由此開展的第三次教育改革的研究，應該是我國學者今后需要關注的一個重要方向。

四、簡要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