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06 18:4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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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尤其是在論述“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節約”問題時，曾經明確提出過與“循環經濟”原則類似的思想和觀點。在此基礎上，本文對馬克思關于循環經濟的幾個重要思想進行了歸納和總結。
“循環經濟”一詞是美國經濟學家波爾丁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自20世紀80—90年代起，發達國家為提高綜合經濟效益、避免環境污染，以生態經濟理念為基礎，重新規劃產業發展，提出一種新型的循環經濟發展思路。20世紀90年代末，循環經濟理念開始引入我國。2004年9月29日，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召開全國循環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用循環經濟理念指導“十一五”規劃的編制。
雖說“循環經濟”是一個新理念，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尤其是在論述“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節約”問題時，就曾經明確提出過與“循環經濟”原則類似的思想、觀點。馬克思的這些見解給我們以深刻地啟迪，可以說是“循環經濟”理念的理論先聲。馬克思循環經濟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馬克思看來，應用科學技術是減少工業和生活廢物的有效手段。這種思路與當今人們處理生產與生活垃圾的思路是一致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討論“生產排泄物的利用”問題時明確指出：“我們所說的生產排泄物，是指工業和農業的廢料；消費排泄物則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陳代謝所產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費品消費以后殘留下來的東西。”那么靠什么手段來處理這些排泄物呢？當然要依靠科學技術手段，因為“科學的進步，特別是化學的進步，發現了那些廢物的有用性質”。馬克思特別強調，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改造過的工業，可以充分利用工業廢料，變廢為寶，減少工業廢料對環境的污染。“化學工業提供了廢物利用的最顯著的例子，它不僅發現新的方法來利用本工業的廢料，而且還利用其他工業的各種各樣的廢料，例如，把以前幾乎毫無用處的煤焦油，變為苯胺染料，茜紅染料（茜素），近來甚至把它變成藥品。”馬克思指出：“化學的每一個進步不僅增加有用物質的數量和已知物質的用途，從而隨著資本的增長擴大投資領域。同時，它還教人們把生產過程和消費過程中的廢料投回到再生產過程的循環中去，從而無需預先支出資本，就能創造新的資本材料。”在這里，馬克思實際上已經涉及到了利用科學技術的手段建立完整的循環經濟體系的問題、廢物資源化問題和產業生態化問題。馬克思的上述思想與我們今天大力提倡的“利用可持續的科學技術來支持和支撐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見解是一致的。
其次，馬克思認為，利用科學技術改進生產工藝可以提高生產資料的使用率，減少廢棄物的排放，減輕對生態環境的壓力。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列舉了大量的生產實例，對生產工藝的提高在充分利用工業廢物，減少排泄物方面的作用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伴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的生產工藝水平也日益提高。工藝的進步，改變了對生產原料的利用途徑和方式，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來不能利用的、生產中的各種廢料，獲得了一種在新的生產工藝中可以再利用的形式，廢料成為了新工藝的原料。現在，循環經濟學家常說的一句話是：“垃圾是放錯了位置的原料”。其實，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明確地說過類似的話：“所謂的廢料，幾乎在每一個產業中都起著重要作用。”馬克思用實例說明，當時由于生產工藝水平的低下，在英格蘭和愛爾蘭許多地方的農場主不愿種植和很少種植亞麻，一個主要理由是：在靠水力推動的小型梳麻工廠里，粗糙落后的生產工藝導致了在加工亞麻時產生了很多廢料，損失高達28%到30%，工人們經常把這些廢麻拿回家當柴燒，可是這些廢麻是很有價值的。后來，人們采用了先進的生產工藝，用水漬法和機械梳理法對亞麻進行精細處理，使亞麻的損耗大大減少。再次，馬克思還看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導致了大批新型生產工具的問世，而生產工具的革新同樣可以提高工業廢物的利用率，變廢為寶，減少資源的浪費。馬克思多次指出：“機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來不能利用的物質，獲得一種在新的生產中可以利用的形式。”“廢料的減少，部分地要取決于所使用的機器的質量。”馬克思列舉了意大利和法國在磨谷技術上的差異說明這個問題。在羅馬，當時的磨還很不完善，因此，不僅同量谷物的面粉產量低，而且磨粉費用相當大，客觀上造成了極大的浪費。而巴黎人使用的磨，是按照30年來獲得顯著進步的力學的原理實行改造的精致的磨，大大提高了同等谷物的面粉產量。馬克思還提到，處理紡織工業產生的廢絲時“人們使用經過改良的機器，能夠把這種本來幾乎毫無價值的材料，制成有多種用途的紡織品”。在馬克思看來，“在生產過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變為廢料，這要取決于所使用的機器和工具的質量。而這一點是最為重要的。”我們都知道，生產工具是“物化”了的科學技術，用科學技術手段改造我們的生產機器和工具，的確可以提高自然資源的使用率，從而節約自然資源，減少生產過程中的廢物，減輕生產廢物對生態環境的污染。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馬克思對循環經濟思想的論述不僅具有前瞻性，而且具有深刻性。馬克思的這些真知灼見提出了實現循環經濟的具體手段和方式，對我們大力推進循環經濟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本論文借鑒結構主義的一些方法，抱著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從考察馬克思論述政治經濟學的話語結構入手，抽離出“自然·歷史”、“共時·歷時”、“一般·特殊”、“抽象·具體”四組基本的話語組合方式，為了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馬克思把闡釋歸入“歷史/歷時/特殊/具體”，而排斥“自然/共時/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著馬克思放棄對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從黑格爾那里繼承了辯證法，并把它作為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所在，而辯證法恰恰是“共時/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辯證”的敘述動力能否承載歷史唯物主義的訴求，馬克思是如何在“辯證法”的運動中納入“歷史”的聲音，我將通過對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解讀來回答這兩個問題，從中可以看到馬克思突破文本的敘述抵達歷史的艱辛，這對于語言學轉型以來處理文本與歷史的關系，以及在后結構主義解構“宏大敘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自然-歷史、共時-歷史、一般-特殊、抽象-具體、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抽象人類勞動、剩余價值、能指/所指/歷史參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對于馬克思、以及《資本論》的態度不得不帶有復雜的情感。改革開放是在批判“”歷史的基礎上開啟的，而在思想領域則伴隨著對于教條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時期以來很長一段時間，不再成為知識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隨著90年代市場化在中國的全面展開，一些曾經借助批判和拒絕的東西浮現出來，中國究竟是在“發展主義”2的歷史允諾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還是掉進了“現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糠侄隕緇岢鐘信辛⒊〉鬧斗腫佑種匭氯鮮兜鉸砜慫己吐砜慫賈饕宓募壑擔啞渥魑槿肷緇崤械墓擼謖飧鲆庖逕希奧砜慫嫉撓牧欏?又回來了（按照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說法，“馬克思的幽靈”從沒有離開過），或者借用《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書的結尾語“因為指引我們思考剝削，而剝削還沒有終結”5，可以說，并沒有被歷史想象性地“終結”6。
數據包絡分析方法(DEA)是Charnes和Cooper等學者在“相對效率評價”概念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系統分析方法，其功能是進行多個同類樣本間的相對優劣性的評價。利用數學規劃技術，該方法可以較好的解決具有多輸入多輸出特征的同行業企業生產率評價問題。學者魏權齡也證明了相對有效的決策單元就是在相同情況下采用多目標規劃解出的Pareto有效解。
假設有n個決策單元DMUj(j=1,2,Λ,n)的輸入輸出向量分別為
xj=(x1j,x2j,Λ,xmj)T>0
yj=(y1j,y2j,Λ,ymj)T>0
極效率模型是以CCR模型為基礎，利用極效率來甄別有效DMU的效率差異，從而可以給出所有DMU的效率排序。極效率模型如下：
minθsup
s.t.
保險公司經營績效的評價指標分析
指標的選擇必須滿足評價的要求，能客觀反映評價對象的競爭力水平，在技術上盡量避免投入產出指標具有較強的線性關系。從全面性、客觀性、代表性、可得性的原則出發，本文把各個保險公司作為決策單元，選取投入指標為逆費用率、逆賠付率、資金運用率、逆資產負債率、流動比率，而產出指標則選取資本利潤率、營業利潤率。其中，費用率為營業費用與保費收人的比率，反映保險公司在一定時期內經營保險業務發生的成本費用；賠付率則是賠款支出與保費收入之間的比率，可以用來衡量保險公司的經營效益；而資金運用率是指保險公司在一定時期內投資總額占企業全部資產總額的比例；資產負債率為負債總額與資產總額的比率，主要用來衡量保險公司在清算時保護債權人利益的程度；最后，流動比率為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的比率，衡量保險公司的流動資產在某一時點可以變為現金用于償付即將到期債務的能力，表明保險公司每一元錢流動負債有多少流動資產作為支付的保障。另外，作為產出指標的資本利潤率為利潤與實收資本的比率，說明一定時期內利潤總額與全部資本金的關系，表明保險公司擁有的資本金的盈利能力；而營業利潤率則是利潤與保費收入的比率。
實證研究
由于數據來源的限制，本文選取我國9家主要保險公司作為決策單元，分析的樣本容量為9，投入產出指標為7，很明顯樣本容量大于指標個數，滿足DEA分析的要求。首先采用DEA對偶模型對保險公司績效進行評價，結果θ列。華泰、太保、天安、大眾、永安的相對績效為1。再利用極效率DEA模型對這五個保險公司進行相對效率評價，結果華泰最優效率，永安緊隨其后，接著是太保、天安和大眾。最終的效率排序結果在最后一列。
從結果可以發現，華泰、太保、天安、大眾、永安相對于人壽、平安、新華、新疆而言，是有效的。其中，人壽、大眾可以看作弱有效，天安、太保則是比較有效，華泰、永安是非常有效，表明它們的投入產出指標值比較平衡。具體分析，華泰、永安在營業利潤率、資產負債率的指標值上較其他保險公司高出許多，反映綜合盈利能力較強。雖然，天安資產負債率是所有保險公司中最高的，但其在營業利潤率方面表現較差，從而導致其在綜合盈利能力方面低于華泰和永安。另外，新疆雖然在營業利潤率方面表現較好，但是其資產負債率卻只有1.064，低于平均水平，從而使其綜合盈利能力下降。在費用率和賠付率方面，華泰、永安及天安、大眾遠遠高于人壽、平安、新華。這也從一個方面反映出它們經營效益的差異。在資金利用率方面，無疑華泰、永安顯得尤為突出。最后，流動比率是人壽最高，達到10.014,說明其流動負債，包括應付手續費、應付工資、應付福利費、未交稅金等項目，在所有保險公司中最少。資本利潤率最高是平安、新疆，分別達到0.637和0.538。不過，從本質上而言，雖然資本利潤率可以衡量盈利能力，但是其反映的是創造單位盈利所需資本金數量，即盈利的成本。
相關建議
以后，各個法律學科都得到了革新和發展，經濟法的出現，更是法律、法學領域內的一次突破、一場革命。有些同志總是批評經濟法“保守”，是“計劃經濟的法”，是維護舊的政企不分管理體制的法。這些看法都是看顛倒了，應該把顛倒了的再顛倒過來。其實，經濟法在我國的出現，才正是“思想解放、實事求是”的結果。那些創建中國經濟法學的人是在法律、法學領域內進行著一場思想大解放和現代化的改革，是革新而非保守，是前進而非倒退。如果我們仍然承襲西方的公法與私法截然劃分的傳統體系；如果我們囿于“縱向經濟關系歸行政法，橫向經濟關系歸民法，內部經濟關系歸勞動法”的傳統格局而不敢動其分毫；如果我們也一切唯古、唯外、唯本本，那么，中國經濟法是根本不可能產生的。
大陸法系在法律、法學的歷史發展上的貢獻是巨大的，功不可沒。現在看來，仍然有著重要的法律價值和不少的法理精華。原有的法律、法學部門包括新興的經濟法都仍然應該研究它、運用它。但也必須看到，主要發源于歐洲大陸，成熟于自由資本主義階段的大陸法系，其不少理論觀點和方法已不適應現代市場經濟關系的實際和需要。它應該也必須有所改革，有所前進。這在全世界范圍來說都應如此。在我國更不可簡單地將大陸法系（以及英美法系）作為評斷我們法學理論是非和法制工作成敗的標準。
經濟法的出現，至少在以下十個方面對傳統法律、法學有所突破，有所發展。
一、把法律、法學與經濟直接地、密切地結合起來。傳統法學理論多半在原則上和抽象意義上談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關系，民法也只在微觀上滲入到經濟領域。經濟法的出現使法與經濟實現全面、整體的結合，使法對經濟的作用大大加強，更有力地為經濟基礎服務。
二、突破了公法與私法絕對劃分的界限。經濟法是在西方“私法公法化”和東方的一定程度上的“公法私法化”過程中產生的，是公法與私法在一定范圍內相互滲透、相互結合的產物，它既非私法，也非“純粹”的公法，是“以公為主，公私兼顧”的第三法域，是在公法與私法之間進行平衡協調的“社會經濟法。”
三、正確解決了國家與市場的關系問題。經濟法在西方突破了國家不干預市場經濟的傳統觀點，實現了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參與和管理的歷史過程。在我國情況正好相反，我們已經實現了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直接的、全面的和過度的干預和管理，所以，中國經濟法的任務是要解決國家干預過多、市場無法自轉的體制問題。因此，不能照搬西方經濟法早期的“國家干預說”，不能簡單地說“經濟法是國家之手的法”。其實，無論是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法，還是東方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法，都是在“國家之手”與“市場之手”結合協調中產生的，都是兩只手的產物，只有一只手是不可能產生現代經濟法的。只有“市場之手”，產生和起主導作用的只能是民法；只有“國家之手”，產生和起主導作用的只能是行政法或實質上是行政法的“經濟行政法”。經濟法的“雙手說”，解決了現代經濟法兩家產生、形成的共同規律問題，也為現代社會正確處理國家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奠定了科學的理論基礎。
四、在調整對象理論上，突破了傳統理論中一個法律部門只能調整一種社會關系的“一對一”觀點，提出“一個法律部門不一定就只能調整一種社會關系，一種社會關系也不一定就只能由一個法律部門調整”的主張。經濟法認為，在現代社會，尤其在經濟領域，由于經濟關系復雜多變、相互交錯；也由于法律、法學自身的變化，因此，一個法律部門可以調整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相互聯系和相互轉化的社會關系；一種社會關系也可以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法律部門從不同層次上，運用不同的方法去調整。此種見解主要是就經濟、民事關系而言的。刑法是典型的‘一對一“調整模式，所調整的關系在實質上不應混淆，但其調整方法卻可由有關的經濟法規規定和運用。
五、突破了國家身份的“一重說”（行政管理者）和“二重說”（行政管理者、國有資產所有者）提出國家身份“三重說”（行政管理者、經濟管理者、國有資產所有者）、“三種職能說”（行政管理職能、經濟管理職能、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以及“三次權利分離說”（行政管理權與經濟管理權相分離，經濟管理權與所有權相分離，國家所有權與企業經營權或法人財產權相分離）。將經濟管理關系從行政管理關系剝離出來，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之一，也是經濟法調整對象理論的基石。經濟管理關系與行政管理關系有相同處和相通處。經濟管理關系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性質（上下層次性），有時也運用行政方法，但兩者有著基本區別。經濟管理關系本質上是一種物質利益關系，是對物質利益實體進行管理的關系，必須承認被管理的相對方（經濟組織等），是有著自己獨立利益的經濟實體。在經濟管理法律關系中，國家機關和經濟組織，都既是權利主體，也是義務主體。國家機關仍然可以發號施令，依法行政，但必須對相對方的經濟組織承擔義務和責任；經濟組織應依法接受領導和管理，但也有權對上級國家機關主張自己的權利，保護自己的利益。這種經濟管理關系主要應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管理，而不能以行政命令為主……這些都不同于行政管理關系。
六、突破了“法律只調整社會關系（人際關系、外部關系）”的觀點，提出“法也調整那些有著共性的和重要意義的經濟組織內部關系”的理論。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的三個內部條例、《公司法》以及一系列財務、會計規則，都是這一理論的法律依據。在現代社會，國家基于社會利益的需要，必須以法律手段對企業公司的“后院”，進行必要的、直接的管理和監督。這表明法律調整范圍的擴大和調整功能的加強。當然，對此應嚴格限定，不可把企業管死，企業大量的內部關系仍應由其內部章程調整。
七、提出了“經濟法主體”概念，給縱、橫、內部各類經濟關系中的各種組織以一個統一的主體資格。若能運用于立法、將可能解決現行法律、法規中許多模糊、疏漏之處，也有助于司法審判中訴訟主體的認定。如《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及《轉機條例》都規定了企業和政府的關系，這是一種縱向經濟管理關系。在此種關系中的企業應屬何種法律主體，上述法律和法規均未明確。很顯然，叫行政法主體不行，叫法人更不可，因為企業不能以法人身份和政府發生關系；叫企業也不可取，因為“企業”不是法律主體概念。再如，《經濟合同法》等幾個法規定的“其他經濟組織”，又屬何種法律主
體，很顯然，它不是法人，但也不是合伙。諸如此類問題甚多，我們的立法不應再這樣“模糊”下去！經濟法主體涵蓋了“內部組織”，這也是對法學理論和法制實踐的一個突破。傳統理論是根本不承認內部組織有任何主體資格的，但是，從經濟法所調整的內部經濟理論中已經必然引伸出內部組織主體的概念。現行立法實踐中將繼續會出現這類問題。如兩個銀行法中的分行、支行，都應屬內部組織，法規將會給予它們以統一、明確的規定。只稱之為“分支機構”，由銀行內部章程調整是不夠的，無法滿足其地位和活動的需要。
八、突破了“法只是打官司”的觀點。持此狹隘觀點的人可能已不多，但我們的法學教育中許多方面仍然突出著這種傾向。法律是要“秋后算帳”的，法律也是要為打官司服務的。但這只是法律功能的一部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還將可能有所縮小。經濟法是天然的法系統工程，其系統調整的思想，將法律調整功能貫穿于經濟活動的全過程，在經濟糾紛、經濟違法事件發生之前即發揮作用。通過管理、監督、引導、指導，確立法律關系，保障依法運行，使經濟糾紛和經濟違法案件不發生、少發生，這對國家、對社會、對當事人，對有關方面都是有利的。經濟法當然也要“治于已然”，但更著重“防于未然”。其實，我們當前正在大力推行的“依法治國”的方針，其重點也不是依法追究責任，而主要是指導、引導經濟關系的依法確立，依法運行。我國的《產品質量法》不同于西方的產品責任法的重大區別就在于它不是單純的產品責任追究法，而是將其包括在內的產品質量管理法與產品責任法的統一體。加強質量管理，將產品質量糾紛消滅在其產生之前，這正是我國產品質量法較之西方的產品責任法更為先進的地方。
九、突破了“法只是確認、鞏固已有權益”的觀點，將法律調整的功能向前、向未來延伸。經濟法是發展之法，是未來之法。經濟法體系中的許多部門法都既調整著當前現實的經濟關系，確認和保護著當前各類主體的合法權益，也為未來的社會經濟發展創造基礎條件，保護必要資源，如計劃法、基本建設法、產業政策法、可持續發展法等等，經濟法的這種功能是任何其他法律部門都不能取代的。我們還可以由此看出，那些主張反壟斷法是經濟法的核心的觀點，是沒有全面觀察經濟法體系，沒有看到經濟法的超前引導功能的。
會計政策變更是指企業對相同的交易或者事項由原來采用的會計政策改為另一種會計政策的行為。一般情況下，企業采用的會計政策在每一會計期間和前后各期應當保持一致，不得隨意變更。但是在下列兩種情形下企業可以變更會計政策：第一是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國家統一的會計制度等要求變更;第二是會計政策變更能夠提供更可靠、更相關的會計信息。
會計估計是指企業對結果不確定的交易或者事項以最近可利用的信息為基礎所作的判斷。會計估計變更是指由于資產和負債的當前狀況及預期經濟利益和義務發生了變化，從而對資產或負債的賬面價值或者資產的定期消耗金額進行調整。由于企業經營活動中內在的不確定因素，許多財務報表項目不能準確地計量，只能加以估計，而估計過程涉及以最近可獲取的信息為基礎所作的判斷。但是，估計畢竟是就現有的環境狀況對未來所作的判斷，隨著時間的推移，如果賴以進行估計的基礎發生變化，或者由于取得了新的信息、積累了更多經驗，可能不得不對前期的估計進行修訂，但是會計估計變更的依據應當真實、可靠。一般而言，會計估計變更包括兩種情形：一是由于賴以進行估計的基礎發生了變化;二是取得了新的信息、積累了更多的經驗。
當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時，企業應根據實際情況來確定調整方法。在當期期初確定會計政策變更對列報前期影響數切實可行時，要采用追溯調整法調整，即對某項交易或事項變更會計政策時，視同該項交易或事項初次發生時即采用變更后的會計政策，計算累積影響數將變更后的會計政策追溯到比較財務報表的最早期初留存收益;而在當期期初確定會計政策變更對列報前期影響數不切實可行時，則采用未來適用法，將變更后的會計政策應用于變更日及以后發生的交易或者事項。而按照會計準則，對于會計估計的變更，只能選擇未來適用法。通過對準則的分析和研讀，采用未來適用法會對本期的報表產生影響;而采用追溯調整法會對本期和前期都產生影響。但對基于各種利益視角的報表分析者而言，同一個會計政策變更對不同的利益相關者的影響是不相同的。
會計準則的經濟后果說是在20世紀60年代才出現的一種現象，它是和技術說相對立的一種假說。隨著資本市場不斷發展，經濟后果學說代表了會計思想的真正革命。經濟后果問題的提出，改變了人們對會計的認識。會計不是絕對中立的，它可能會給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帶來不同的經濟后果。一直以來，會計規則制定者都在假設會計的效果是中性的，而經濟后果問題的提出，使制定者能夠正視經濟后果的存在。澤弗(Stephen. A. Zeff )在《經濟后果學說的興起》(The Rise ofEconomic Consequences)(1978)一文中認為從20世紀60年代起，美國的會計職業界就注意到，在規則制定過程中第三方干預會使會計準則的制定變得極為復雜。澤弗將經濟后果定義為會計報告對企業、政府、工會、投資者和債權人決策行為的影響。顯然Zeff是從會計報告的角度來定義經濟后果的。WilliamRScott在其《財務會計理論》(Financial Accounting Theory)一書中將經濟后果定義為經濟后果是指，不論證券市場理論的含義如何，會計政策的選擇會影響公司的價值。從本質上來說，經濟后果就是認為企業的會計政策及其變化是有影響的。也就是說Scott把會計政策選擇(也就是會計選擇)影響公司的價值等同于經濟后果。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會計準則不是一種純粹的技術規范，不同的會計準則及會計政策選擇將會生成不同的會計信息，從而影響到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包括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損失。利用會計政策選擇作弊是一種不通過實實在在勞動就可以改變業績的捷徑。
國內學者認為，會計的經濟后果學說是指各社會經濟主體通過利用會計信息在他們中間進行財富的非公平性轉移而帶來的社會性后果(雷光勇等，2001)，具體的表現就是一個公司會計政策的選擇對其市場價值產生影響。會計準則經濟后果產生的途徑分四個步驟：由權威機構制定、頒布會計準則;企業根據所頒布的會計準則，進行會計政策選擇，設計符合本企業特點的財務會計系統;本企業的財務會計系統生成會計信息的載體會計報告;會計報告傳遞給相關方，如政府、投資人和債權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