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06 18:4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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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國內行政哲學研究很少系統地探討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從近年召開的哲學或行政學研討會上的發言和已經發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學的有關論著看，國內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行政活動”是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行政哲學是“關于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的科學”。事實上，對“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有成效有意義的研究只能屬于行政科學研究范圍，是理論行政學的研究對象。“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在行政哲學研究中，是終極意義的研究對象，行政哲學不可能也不能夠取代行政科學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動。第二種觀點認為，行政哲學是以行政科學、行政理論為研究對象，是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元行政學。這種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邏輯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學當成了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元行政學），因而存在兩個難以自圓其說的問題：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學當成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名曰行政哲學又是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顯然就會產生一個學科性質問題。人們必然要產生行政哲學究竟屬于哲學學科還是屬于行政學科的疑問。雖然行政學家和哲學家是可以而且應該聯盟的，但行政學屬于社會科學，它與超越科學的哲學在知識性質上有本質的區別，因而行政哲學不可能既是哲學的又是具體科學的。否則，只會產生一種非哲學非科學的怪異知識和學科。目前出現的那種把哲學的概念、術語往現實行政生活貼標簽的“研究”，和直接借用哲學的原理、規律構建的種種行政哲學體系的“研究”，無不是受此種觀點的影響。其二是把行政哲學當成行政科學的元理論，即元行政學，也不符合國際通行的學科研究規范。行政科學的元理論準確地說應該是“行政學學”或“行政學學理”。行政哲學屬于“行政學學”的范疇，但行政哲學不同于“行政學學”，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學學或元行政學從不同的角度和領域對行政科學進行研究，行政哲學則是從哲學角度研究行政科學的行政學，它可以屬于元行政學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個元行政學。因此，行政科學、行政學學（元行政學）和行政哲學是三個不同的概念。第三種觀點認為，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是行政科學，是對行政科學的哲學考察。即，行政哲學以行政科學為研究對象的哲學。就學科性質而言，行政哲學屬于部門哲學，是哲學的分支學科。
對行政哲學的研究內容，國內一些學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學的論著中也作了一些簡略的描述。如王滬寧認為，行政哲學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動和行政關系的性質、行政活動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動中的價值觀念、道德規范倫理原則等基本理論范疇[1]。薄貴利則將對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價值取向和現代政府的責任問題作為行政哲學研究的基本問題[2]。顏佳華在《行政哲學論》一書中構建了一個行政哲學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動論（邏輯起點）、行政主客體論、行政認識論、行政實踐論、行政方法論、行政價值論[3]；后來，他又在《行政哲學：一個亟等進一步開拓的領域》一文中，將行政哲學的研究內容界定為：行政哲學導論、行政學對象論、行政學結構論、行政學功能論、行政學評價論、行政學發展論等[4]。
仔細分析國內行政哲學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的界定我們不難發現，在我們稱之為“行政哲學”的名稱背后，實際上存在著兩種行政哲學：一種是以行政活動為研究對象的行政哲學，一種則是以行政科學為研究對象的行政哲學。為了研究的方便，我們分別用“行政活動的哲學”（簡稱為“行政哲學”）與“行政（科）學的哲學”（簡稱為“行政學哲學”）這兩個稱謂來標示行政哲學研究的上述兩種主題、兩個方向。這兩種行政哲學，一個涉及“實際的行政活動”領域，一個涉及“理論的行政科學”領域。
行政活動的哲學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質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問題。由此可見，行政活動的哲學是對“行政活動中的問題”或簡稱“行政問題”做出根本性的尋根究底的反思，以便為行政活動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實踐原則或“行政觀”。這些根本性的實踐原則不等同于各種具體行政行為的“規范”、“準則”，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礎”或“根據”具體行政行為的“規范”、“準則”除了要依據于這些原理之外，還要考慮具體實踐過程中諸多的內部和外部條件，包括那些隱而不顯的“緘默因素”。
行政學哲學則主要研究行政科學發展的模式、行政科學理論評價、行政科學研究方法及其評價、行政科學研究的價值判斷等問題。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是對“行政學活動中的問題”或簡稱“行政學問題”進行根本性的尋根究底的反思，以便為行政學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導原則或“行政學觀”。同樣，這些根本性的指導原則也不等同于各門具體的行政科學的研究規范、方式、方法，而是為后者的研究提供認識論和價值論的“原理”、“基礎”或“根據”。
二
行政哲學的上述兩個研究主題之間存在著邏輯的與歷史的聯系：
從邏輯上看，對“行政學問題”的哲學研究是對“行政問題”研究的“次一級”的研究，是對實際的“‘行政問題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們對任何行政問題的研究總是先在地包含一個方法論，即總是從某一個特定的角度、立場來研究的。這種角度、立場盡管可能不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卻客觀地存在著。而且，這種角度、立場本身就制約著對行政問題的認識結果。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立場出發往往得出不同的結論。要對這些結論的可靠性做出判斷，就必須檢討他們的方法論。按照荷蘭著名經濟學家庫普曼（197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研究，無論是在自然科學中，或者是在社會科學中，任何系統的理論體系均表現為一個“價值觀假定＋邏輯推理”的結構[5]。庫氏的這一邏輯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戰。顯然，任何行政學理論體系，均是從某種價值觀或方法論見解出發的邏輯推理系統，其中的價值觀或方法論假定，只能表現為某種行政哲學。因此，任何行政學理論體系都是以某種行政哲學的邏輯展示的，它不能不內含著某種行政哲學。從這個意義上說，“行政學哲學”是以“行政哲學”為思想資料的和最終歸屬的。我們也只有對行政學的根本問題進行了哲學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問題的研究提升到一個自覺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從歷史上說，對行政活動根本問題的哲學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歷史上許多偉大的哲學家、政治家都對此做過深入的論述。而對行政學根本問題的研究則不過是近100年來的事。按照時間順序，對行政活動的研究先后產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論、行政學說或行政學、行政科學、行政哲學。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論的分散的、不系統的、粗淺的行政理論；行政理論則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較完整、系統、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學說或行政學往往是較為完整、系統的關于行政的知識體系；而行政科學則是更加系統化、科學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論、行政學說、行政學，是關于行政活動的基本規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學；行政哲學則是對行政理論、行政科學研究活動進行思辯的產物，是行政科學的哲學。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在出現了獨立的行政科學時才出現的，是行政問題研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必然，對行政學活動的哲學思考是人類的行政認識和行政實踐從童年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條件。行政學哲學與行政科學研究的問題是顯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務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學是通過對行政活動的考察——這種考察主要包括歷史上的各種行政思想、行政理論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動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論并給出某種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說，行政科學主要關注的是為實際的行政活動提供一套具有普適性的系統的行政知識、思想、原則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點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學為行政學哲學提供思想，行政學哲學則對行政科學起指導作用。任何時代的行政學哲學，除依據各自的一般的哲學觀外，都必須吸收以往的以及現時代的行政科學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學研究要接受行政學哲學的指導，這不僅體現在任何行政科學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學觀的指導下從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學體系的構建、其邏輯分析與論證也要符合哲學方法論的要求。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考察的是行政科學的基礎，行政科學的基本問題便是行政學哲學的研究主題。那么，這個基本問題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學的基本問題，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是行政學者以及行政人員較少或不特別考慮的問題。情況也許就是這樣，人們通常是在一種沒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識的增長，提出概念、形成理論，獲得某種高效的行政方法。這一切都是圍繞著行政活動的目的而進行的，行政學者為的是行政知識的不斷增長，而行政人員則是把行政學者的研究成果，諸如理論、方法、模式等，作為正確的東西應用于行政活動之中。他們的問題常常是一種理論或方法對他們的行政活動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種理論或方法才能夠達到一種活動的預期目的。人們一般并不考慮一種理論或方法的合理性問題，只是在少數情況下，比如當理論或方法的功用開始減弱或失效的時候。一些人才可能會對已有的關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論和方法本身進行反思。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說他們正在進行著對行政中的某些基本問題的哲學思考或批判。而所謂的對行政科學中的基本問題的研究，就是對關于行政科學元問題的研究。這個元問題就是行政科學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學正是以此作為出發點而展開討論的，對“行政”這個基本問題的明確和把握，就構成了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
三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行政哲學是對行政本質以及行政科學發展進程進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學。行政哲學能否有一個好的發展前景，從根本上為行政科學呈現出實質性的理論進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實際的行政活動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這首先取決于我們對行政哲學本身是否有一個正確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們不能達成一致的意見，那么，不要說對行政科學的發展不會起到推動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學本身的發展和存在，都將會面臨巨大的困難。筆者在本文的討論中，就是試圖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學”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對象上存在的歧義性和含糊性。當然。我們在這里給出的關于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的討論還只是探索性的和試驗性的。但是，只要我們能夠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學的精神實質，研究主題的問題就不再是一個理論難題了。因為，它將會隨著我們研究的深入而不斷得到擴展和進一步的完善。
【參考文獻】
[1]王滬寧.行政生態分析[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
[2]薄貴利.中國行政學：問題、挑戰與對策[J].中國行政管理，1998(12).
[3]顏佳華.行政哲學論[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哲學依據的選擇，決定著教師教育的基本走向。教師教育的哲學問題主要表現為哲學依據的選擇，依據不同的哲學觀念，教師教育將會形成不同的基本走向。教師教育作為一種特殊形態的教育，其基本走向與人性論主張、教育哲學理論有著密切的關系。進一步而言，人性論與教育哲學提供了教師教育的哲學依據。人性論從總體上提示了教師教育的發揮作用的方向，教育哲學解讀了教師教育究竟要做什么及能做什么。忽視這兩方面的哲學考慮，僅僅關注技術層面很難從根本上解決教師教育的問題。人性論的善惡分歧演繹出的內發說與外鑠論，為教師教育提供了發揮作用的兩種方向。基于內發說教師需要充分發揮受教育者的內在潛能，最大限度調動受教育者的主觀能動性。基于外鑠論教師需要加強對受教育者的約束和引導，充分發揮環境在受教育者成長中的主導作用。在實踐中，人們并沒有執著于一種人性論認識，往往是對內發說與外鑠論加以同等重視，教師教育出于職業主張，更重視了從外而內的教育作用。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從內而外的教育作用，這樣的選擇符合整體性哲學觀念對受教育者的重視。教育哲學流派眾多，古今中外主張各異，但有一個基本共識是都會剖析教育的本質，甚至包括那些明確反對教育本質存在的主張，也從另一個方面解析了教育的真諦。教育的本質必然決定教師教育的本質，這是我們思考教師教育的哲學問題的基本前提。此外，各種哲學主張也將直接影響教師教育的價值取向。如“遵循教師生命的整體性、自主性、獨特性、超越性是教師教育的前提性要求”，這類主張同樣是整體性的哲學意蘊的反映，發生作用的途徑依舊直指人性假設和教育本真。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整體性，為教師教育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整體性理念與過程哲學淵源密切，雖然過程哲學并沒有過多明確指出整體性的主張，但其理念的宗旨無不與整體性相關，此意義上的整體性與傳統的認識，尤其是系統論的整體觀點截然不同。后者重視的是事物整體與部分的相互關系，著眼于系統及其構成要素的關系，前者重視的是事物內部的過程性及外部的生成性關聯。事物不再是作為可以分解的部分組合，而是作為相互內在的過程存在。事物與外部的關系不再是簡單的主體與環境的關系，而是相互生成的關系。這種整體性主張為教師教育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對教師教育的考慮不再僅僅基于教育者的立場，而更多地開始關注受教育者的立場。在教育目標和內容的設置上，開始擺脫單純的職業需求，回到教育的軌道上來。具體地說，教師教育不再是某種知識及傳授技能的訓練，而是體現教育理念的教育精神塑造和未來教育者的培育。在以往的教師教育中，對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提法相對較少，原因在于缺失整體性的哲學指引，偏執于某種所謂滿足實踐需要的職業培訓，丟失了教師教育的教育真義。在實際生活中，教師群體中存在的大量問題與當初的教師教育價值取向偏離不無關系。
二、教師教育的主體問題
過程性的主體預設，奠定了教師教育的生成意識。教師教育的主體是明確的，在倡導受教育者重要地位的今天，受教育者自然成為一切教育活動的主體，這種主張只是對某種教育理念的最為簡單的實在化，從而將預設的主體進行了現實推演。既然主體是預設的，那么如何預設就影響著教師教育的現實品質。整體性的哲學理念根源于過程哲學的過程性，強調事物在過程中流變、展開，預設主體呈現過程性。預設主體是人為活動的前期建構，屬于理論假設階段，因為人為活動終將由預設主體掌控，最終決定著人為活動的性質和品質。一種教育活動之所以能夠成為教師的教育活動，關鍵在于其預設主體擔負的實際任務和職責，以及這些任務和職責背后折射的精神。過程性的主體預設，將奠定教師教育的生成意識，生成意識是流變的，具有現時性和最強活力。過程性重視當下生成，生成具有最強大的創造性。傳統的教師教育認為，幾乎一切在實際活動開展前就預訂了，實踐者只能是模擬或實現預訂。過程性的主體預設強調實際活動的開展只在當下生成，其間蘊含著無盡的變數和可能。教師教育的參與者能夠最大可能地在過程中實現自己和體驗自己，而實現和體驗的方式就是生成，也是最具活力的創造。進一步而言，這樣的過程既是接受教育的過程，更是自我更新和創造自我的過程，教育者在創造著自己，受教育者也在創造著自己。事實上，所有的要素都在生成中，意義和價值只在生成中產生。解讀教師教育共同體，促進教師教育的主體確立。教師教育過程性的主體預設，解決了實施中的意義生成問題，進一步明確了受教育者的主體地位。教師教育主體地位的實際確立，與教師教育共同體有著密切的聯系，對教師教育共同體的解讀，將會促進受教育者主體地位的確立。在實踐中，受教育者的地位取決于教師教育共同體的認識和行動。教師教育共同體是在一定的專業規范的基礎上，旨在研究教師教育問題的固定的團體。教師教育共同體以整體的面貌出現，囊括了教師成長過程中的每一環節和所有相關人群，無論是職前教育或職后教育階段，還是相關的認識者和實踐者，在整個培育的過程中，都形成對受教育者培養的合力，這有助于教師教育的主體確立。事實上，在不同階段及不同人員眼里，教師教育的主體是存在分歧的，尤其在職前教育階段，主張以教育者為主體的意見既是傳統的呼聲，也是現實的強有力主張。畢竟，在培養教師的起初階段，教育者幾乎控制了教師教育的整個過程和品質，表面上看來教育者是必然的主體，占據著決定性的位置。教師教育共同體的提出，為我們全方位地考察教師教育活動提供了過程性視野。在這一過程中，人們發現真正銜接教師教育整體的是受教育者而不是教育者，教育者的實際載體一直處于變化中，這只是為了滿足受教育者的成長需要才出現的。
三、教師教育的本位問題
反省能力本位，回歸教師教育的教育本義。傳統的教師教育本位問題指向能力，塑造符合教師職業能力要求的專業隊伍是教師教育的本位追求。基于能力本位，教師教育的體系是單一的，直指合格教師應該具有的素養，這些素養包羅萬象、內容雜陳。在整體性哲學意蘊下，教師教育的本位問題是教育而非教師。合而言之，教師教育是為了培養合格教師的一種教育活動。既然是教育活動，能力培養就成為開展教育活動的依托，以能力為本位，單純重視能力培養的教師教育活動就會偏離這一過程的本質追求，導致培養出來的教師只具有熟練的教學技能、技巧，而缺乏合格教師所應具備的教育精神和人格。對能力本位的反思突破了以往對能力取代知識的贊譽，反省能力決定一切的武斷，明確提出教師職業情感問題和信仰問題。情感問題和信仰問題的具體提出，實質上反映的是教師教育的本義回歸。強調在以能力為基礎的前提下，要注意培育“未來的教師”的健康的教育情感和篤定的教育信仰。也就是說，教師教育的能力本位不能準確反映實際的狀況，作為職業教育的教師教育終究不能脫離教育的真義，否則就會淪落為簡單的職業培訓，無法給予“未來的教師”以足夠的精神培育，進而影響到現實的學校教育生活。今天存在的學校問題已間接地反映了教師教育能力本位的嚴重后果。重建教師教育體系，開發教師教育的層級目標。教師教育能力本位問題的徹底解決，只能依靠重建教師教育體系，開發教師教育的層級目標。“基于層級目標，教師教育目標應該是三級:一級目標———教師，二級目標———教育者，三級目標———教育研究者。”教師針對教學，教育者針對教育，教育研究者針對教師人生意義和教育工作改進。在這一體系中，教學與教育、教師與教育者、教育者與教育研究者有了明顯的區分。這種區分并沒有割裂教師教育的本位問題，而是使原本整體性的本位問題表現得更為準確而鮮明，使教師教育的部分之間相互內在地關聯，使教師教育的整體蘊涵于每一具體部分之中，而不是混沌于單純的、唯一合格的教師指標上。這樣的教師教育本位，既全面反映了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整體性哲學意蘊，又真實反映了教師教育的本位只能是教育，而不是傳統所認為的能力。教師人生意義之所以能夠納入考慮范圍，既是教育的本質要求，也是解決教師職業倦怠問題的有益嘗試。目前，學界對教師教育的思考，從趨勢上折射了對教師教育本位問題認識的轉向。比如有的學者提倡在教師教育中關注教師的幸福感問題，至于對教育信仰等問題的思考，已經從教育精神培育深入到操作層面，可以預言教師教育的本位問題將成為引領教師教育重建的首要問題。
四、教師教育的模式問題
追求模式創新，實現教師教育的整體性取向。解決了教師教育的哲學問題、主體問題、本位問題之后，就需要進入操作層面，依照整體性的哲學意蘊考慮教師教育的模式問題。表面上看，教師教育模式與其他性質的教育模式相比較具有統攝作用，從社會整體的角度考量教師教育的運行，實際上這種上位作用必需轉化為具體的行動或行為，才能夠實現教師教育的目標追求。模式問題是教師教育理論向教師教育實踐轉化的中介，一種教師教育理論能否得到實際應用，取決于它能否形成相應的教師教育模式，體現為具有操作原則和規范的程序性方式、方法的集合。教師教育模式演變的歷史主要集中于教師教育主題的演變，不斷演變的主題充分體現了教師教育的整體性。從簡單的職業培訓到自由寬泛的選擇性的教師教育，充分考慮了新時代教師教育的整體性變化。任何環節的獨特性都將在這一整體中得到體現，更不用說社會性需求這一最為重要的因素。時至今日，教師教育模式需要走向多元化，追求模式的不斷創新，因為只有多元化的教師教育模式才能滿足社會的整體性需求，只有不斷創新的教師教育模式才能實現教師教育的整體性取向，教師教育整體性的哲學意蘊終將體現為不斷推進的具體的操作模式及操作行為。梳理教師知識結構，確立實踐知識的核心地位。教師教育模式的運行離不開教師素養的規劃和規定，教師素養是隨著時代演變的，具有極強的靈活性，但其基本構成成分按照教師專業發展的理念大體可以分為專業知識、專業技能和專業情意。在此三種成分中，教師知識結構始終是教師素養中的基礎部分，專業技能和專業情意的養成需要以專業知識的掌握為前提，否則技能的形成、情意的養成就成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按照知識的分類，教師專業知識中既有理論知識又有實踐知識，教師是個實踐性非常強的職業，實踐性幾乎貫穿了教育的各個要素。從目的、內容到方法都充滿了實踐性，實踐知識必然成為教師知識結構中的核心成分。對實踐知識的重視與教師教育的實踐取向也有關聯，因為需要通過大量的實踐練習，才能培育能夠解決實踐問題的“未來的教師”。目前，人們對實踐教學的關注，從側面反映了教師教育的實踐取向是符合現實發展邏輯的。
五、結語
一、社會心理學發展的整合趨向
從社會心理學誕生之日起，以羅斯為代表的社會學的社會心理學和以麥獨孤為代表的心理學的社會心理學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研究取向，后來又出現了文化人類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等。社會心理學不同研究取向有各自不同的基本特點。心理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試圖從個人的人格結構中求得對人類社會行為的解釋，強調個體變量的重要性；社會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通過社會地位、社會角色、社會化等“塑造嬉體”的因素來研究人們的社會互動，并進而達到對人類行為本質的解釋，強調社會呀群體變量的重要性；文化人類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是從因素入手探索有關人類行為的解釋，強調文化變量的重要性。但是，俱、社會、文化是緊密聯系而不可分割的，彼此之間的互動是持續不斷的。要充分準確地描繪人的社會行為，單一的研究取向是難以實現的，必須建立一種綜合的研究取向才有可能。從本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開始，欲圖將社會心理學的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努力得以具體實施，盡管許多人做了大量工作，但學科間的聯姻卻未能獲得預想的成功。最近20多年，不同研究取向的論爭再度興起，當理智戰勝了感情之后，開始邁上了整合之路。更為重要的是，近幾年學科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為實現不同研究取向的整合奠定了現實的基礎。
從國內外社會心理學多種研究取向的整合發展和現狀啟示中，我們認為，社會行為心理學是關于社會、文化和人格及派生物地位、角色和自我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塑的造的綜合應用社會科學，是從心理層面上對于人類社會行為的流行性反應的總體把握。從學科性質上講，它既不是心理學的分支，也不是社會學的分支，而是在社會學、心理學、文化學、文化人類學、行為科學、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等相互作用相互滲透基礎上形成的一門獨立的事合社會心理學。它是在社會學、心理學和文化人類學等母體學科的基礎上形成的一門具有邊緣性質的獨立學科。正如南京大學周曉虹博士所言：“我們只有從社會學、心理學、文化人類學以至生物學的多維視野出發，才能獲得對人類社會行煌完整解釋”。從社會心理學的起源上看，它是在母體學科的基礎上形成的邊緣學科，是母體學科在解釋人類行為及春與社會、文化、人格的關系時彼此接近、相互滲透的結果。從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方法和理論體系來看，它雖然是在母體學科的基礎上形成的，但它既不是某一學科的附屬物，又不是多種學科的簡單的拼湊和混合，而是多種學科的整合，具有其他學科所不具備的全新的性質和特點。因此，社會心理學應獨立地著力于社會行為心理的整合研究。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夏學鑾教授第一次提出了整合社會心理學，其研究對象分為三層次或三個單元：第一層次為宏觀層次，又叫社會主體單元，其基本概念是社會、文化和人格，認為社會行為是這三個因素的函數，其公式為B（S）＝f（S.C.P）；第二層次為中觀層閃，又叫個人主體單元，其核心概念是地位、角色、自我，認為個人行為是這三個因素的函數，其公式為B(I)＝f(S.R.S)；第三個層次為微觀層次，其操作概念是目的、工具和態度，又叫行為主體單元，認為任何作為社會行動的行為都是這三因素的函數，其公式為B(A)＝f(O.M.A)。夏學鑾教授“三層次九因素”存在著一種相互影響、相互塑造的關系，在水平層次上的任何一個主體單元的行為都必須考慮行動的三個參照系數的綜合作用。總之，它們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合在一起的。
從“三層次九因素整合說”中可以盾出，社會心理的外在行為律與社會行為的內在心理律的整合及個體作用、群體互動、社會影響的整合是社會行為心理整合的關節點。社會心理與社會行為是人類社會性質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社會心理是社會行為的內在過程，而社會行為則是社會心理的外在表現。社會心理整合研究是指社會行為流行性反應的內在心理一般本性和一般規律的研究；社會行為整合研究是指現實生活中人們直接關注的流行性心理反應的外在行為特征研究。社會心理的維度是我們所熟知的，而社會行為的維度則往往有所忽視。目前，社會心理研究所有社會學化和社會行為研究有心理學化的整合趨勢。社會行為心理學既要探計內在的社會心理學過程，又要研究外在的社會行為規律，以避免行為主義忽視行為內在心理過程，而認知論學派忽視心理過程外顯行為的偏向。
二、社會行為心理不足合的切入點
中國社會近10年來，社會心理學進入重建與復興階段，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社會各界對社會心理學知識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又不知傣何下手方能切合實際研究中國社會的具體問題，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是“一個相當混亂的時期”因為社會生活是豐富多彩的，社會行為也是千姿百態的，對社會行的總體把握不僅涉及到對鞭一般存在的把握，而且必然要涉及到對其各種存在樣態及方式的把握，面對五光十色的多種多樣的社會行為，應該從哪里入手呢？最適宜的入手處或生長點哪里?
一些社會科學工作者發現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社會生活中存在大量社會流行的社會行為心理問題，并認為社會學、心理學、文化人類學、行為科學的研究能夠為這些總是提供依據和答案，因而開始了社會行為心理與現實社會問題結合上的研究。一般來說，具體的社會生活實踐和現實生活的信息資源，限定了研究的切入點或理論的生長點。就此而言，當代中國的社會行為心理研究的最適宜的切入點只能是社會心理與社會行為的熱點問題。社會行為心理熱點問題是一種客觀的社會反映，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社會行為心理熱點問題也是社會行為的心理的重點問題，這些行為關系到社會主義改革的進程和前途。社會行為心理熱點同時也是社會行為心理的難點和焦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尖銳的社會矛盾，是很敏感、很尖銳的社會焦點問題，解決起來也往往難度不小。社會聚群行為是種種社會行為心理的起始點和矛焦點，也是社會心理與社會行為整合研究的著力點。
社會心理學是對社會生活和處于熱烈社會生活聚焦點上的人們所思所慮、所作所為的本質的思考，社會心理學一開始就是為解決與現實生活有關的社會心理問題的迫切需要而產生的，以后的每一步發展都直接從社會生活的急需中獲得了無限的動力。顯然，這門學科具有很強的應用性。例如，20年代“霍桑試驗”中士氣與生產效率的提出，是為了解決當時工業生產之急需；30年代輿論、流言、種族和價值沖突等主題，是為適應世界經濟的蕭條和社會的動蕩不安之需要；40年代信仰、態度、民族性格等主題，是應第二次世界大戰這需要；而五六十年代以后社會相對穩定和平發展，許多具有明顯應用性的分支學科相繼出現，既繁榮了社會心理學本身，又使它在社會生活需要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今天，不僅在歐美國家，而且在日本、俄羅斯的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社會心理學這門應用科學的社會職能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都越來越大。有人統計，這10多年中《全國新書目》上刊有社會心理學方面的書有數百種，其中90％以上都與應用于社會生活有關。并且社會心理學應用成果相當大的一部分已經或正在轉化為直接的社會生產力。
三、社會行為心理整合的著力點
大量的有關研究表明，社會互動是人的社會行為的主要表現形式。人們在對稱性和非對稱性的社會互動中，形成種種群眾行為、大眾行為、集群行為。也就是不受通常行為規范所指導的、自發的、無組織的、無結構的群體行為方式。也就是我們這里所說的聚群行為。聚群心理的外在行為律與聚群行為的內在心理律對社會發展和人們社會行為的健康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積極的社會聚群與人們積極的社會觀念和社會行為之間正相關，而消極的社會聚群（矛偏行為）與人們社會觀念的偏頗和社會行為的偏離也有正相關。特別是當代中國青年有一種比西方更重視同輩凝聚的矛群意識，在這種社會心理環境下，社會變革過程中的社會熱點問題，往往在聚群面對面的互動中會越聚越熱，熱到一定程度就會將問題自然聚焦，聚焦到一定程度必然會施放出來。由此看來，聚群和赤心理的發展存在著兩種可能性，既可能成為社會變革的推動力，也可能成為社會變昔的掏力。所以，假公濟私在生生的聚群行為心理入手，探尋研究社會行為心理現象和規律，是整合社會心理學具有生命力的著力點。
布魯姆（H. G. Blumer）1946年曾把集合體分為四種：集群、大眾、公眾和社會運動團體。后來，布羅溫（R. W. Rrumer0又把集群分為兩種：暴眾和聽眾。這種分類依照無組織群體的有機程度和無組織群體在社會結構中的地全劃分的，有利于人們對無序群體的理解和把握，對聚群行為的研究有一定參考價值。
大眾與聚群有聯系也有區別。這兩類群體都是一種無組織群體的集合現象。在大眾傳媒日益發達的現代社會生活中，以大眾面貌出現的無組織群體將越來越多，越來越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越來越影響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值得引起重視的群體現象。它們的區別主要表現在人數和接觸方式上。大眾是散布在廣大社會范圍內、接觸大眾傳播媒體為數眾多的一群人，大眾對社會生活的了解接觸是間接的，是通過大眾媒體發生作用的。聚群是以視野所及、耳聞所達的一群人，相互之間的接觸是直接的，通過感官和軀體感知群體中的人與事。大眾和聚群都是無組織群體，具有自發性、散漫性、情緒性、無責任性等。
國外將聚群行為稱為collective benhavior，也就是無組織無紀律的大眾集合現象。原蘇聯社會心理學家安德列耶娃把它稱為“非集體行為”（或譯為“集體外行為”），而我國社會心理學和社會學文獻上，一般譯為“集體行為”。中國人民大學沙蓮香教授稱為在公共場合或社會活動中出現的集群現象。蘭州大學曹孟勤教授等認為，譯為集體行為不妥，稱為“群體行為”失之過寬，沒有限制，稱為“非集體行為”也不妥，因“集體外行為”并非個體行為。因此，人道我這種偶然聚在一起無組織的一群人的行為為集群行為。我們認為“聚群行為”這個概念更能全面地動態地表達無組織的、自發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的激烈行為特征。
社會心理學認為，趨群性是人類的本性之一，人類行為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趨向于合群。社會生產方式越發達，生活方式越先進，各類人員的趨群意識和結群傾向就越強烈。面對社會的巨大變革和發展，社會聚群現象 普遍存在的、經常發生的，發生的原因、情況和結果也是多種多樣的。這種隨意性、自發的、無拘無束的聚群現象無所不在。它的啟動原因之一是出于人們最基本的交換信息需要。這一需要最原始的生物學價值是減少對周圍環境的不確定性，從而及時調整自身的行為以適應變化了的環境。聚群者希冀在集合中尋找到共鳴點，并力圖補充缺陷，達到志趣相投、知能互補。不僅如此，而且聚群行為心理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聚群已由過去的單一性發展到多學科廣泛交叉，層次日益增多，品位日益提高，形式日趨復雜。因此，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優化整合聚群心理與聚群行為發生、發展的過程特征和規律，即聚群心理的外在行為律與聚群行為的內在心理律，探求對積極聚群行為的鼓勵、強化，以及尋求對偏離聚群行為的預測、預防和調控的有效途徑和方法，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正如著名科學家錢學森1986年10月3日給沙蓮香教授的信中所強調的：“在現代科學技術九大部門之一的行為科學部門中，社會心理是一門重要學科。而行為乘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聚群心理是聚群行為的內在條件和依據，聚群行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現。一般情況下，聚群需要形成聚群動機，聚群動機驅使聚群行為。“因為一切行為的基礎和根據都是心理現象的規律，同樣一切心理的外在表現都構成某種行為”。人的行為無一不是由動機所引導、維持和導向，而動機又是以人的需要為基礎的。一個人的行為是這樣發生的，一個聚群集合行為也是在相互一系列心理活動的支配下發生的。聚群心理是聚群行為的內中動力，聚群行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現。可見，個人行為與聚群行為都是一種動機性的心理行為。所不同的就是聚群行為中有大部分人只能模糊地意識到這種需要和動機，而簡單的幼稚認同就應聲而起，被動地或奇特地介入進去了。
四、社會行為心理整合的交互點
社會行為心理學主要研究個人心理與社會心理、社會心理與社會行為、社會行為與社會聚群行為活動等三大領域。當代社會行為心理學是研究社會行為的內在體驗和外在表現發展變化過程及其規律的整合科學。整合社會心理學主要研究三大層面的內容，即社會環境、文化心理、人格信仰、角色地位之間相互作用的宏觀社會文化行為心理整翕支；社會認知、社會情感、社會意志、社會態度之間相互作用的中觀社會行為心理整合層；親和行為、互動行為、聚群行為、規范行為之間相互作用的微觀社會聚群行為心理整合層；這三大層面內容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的整合構成了當代社會行為心理研究的有機整體，力圖發揮心理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社會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文化人類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三者的“雜交”優勢，克服不足，建立共性與個性、世界化與本土化相統一的社會心理學。
在個人與社會的交互作用點上，社會行為心理整合所關注的社會文化與亞文化因素的影響，文化心理的積淀，對社會成員人格信仰、角色地位等社會行為產生的影響，以及人格與角色待社會和赤又在何種程度上影響社會環境與文化心理的建構。
在個人與個人的交互作用點上，社會行為心理整合所關心的個人之間的相互認知、情感、意志、態度等怎樣在社會認同層面，人際關系層面，人際溝通層面相互作用產生的角色地位與社會行為，以及后者在何種程度上影響前者。
在群體與個人的交互作用點上，社會行為心理整合關注從群體到個體又從個體到群體的影響過程，在群體合作、競爭、沖突、調適等對稱性社會互動和模仿、暗示、感染等非對稱性社會互動中，如何影響人們的親和行為和規范行為，以及人個行為又如何作用于群體行為。
在各體與群體的交互作用點上，社會行為心理整合主要研究社會與社會、群體與群體、文化與文化之間，在聚群行為、群眾行為、大眾行為、偏離行為、規范行為相互作用過程中，如何鼓勵強化規范行為心理和優化整合聚群行為心理，為適應跨世紀社會的現代化而加快人的行為素質的現代化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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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
據《長江商報》3月29日報道，去年，武漢多所高校啟用的反抄襲軟件，遭遇了五花八門的“反反抄襲”，使軟件行將失效。包括論文抄襲在內的學術不端行為一直是社會關注熱點。被稱為論文“測謊儀”的反抄襲軟件因此被寄予了很高期待。然而，除了遭遇“反反抄襲”外，其在實際中的使用也需要得到規范，這是筆者近日對40所高校有關論文“測謊儀”的“實施辦法”進行比較分析后的發現。
從已經公布的40所高校的“實施辦法”來看，目前高校在論文“測謊儀”的使用上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其一，在實際操作中，出現簡單化、粗暴化的傾向。據筆者統計和實地調查，有些學校明確要求對檢測過程、檢測內容和檢測結果嚴格保密，沒有有效地開展學術規范教育；雖然多數高校都規定了專家鑒定或學術委員會審核程序，但實踐中卻因操作程序不明確或時間有限而很少啟用，嚴重損害了學生的基本權益，也使該系統成為懲罰學生的“利器”。
其二，從適用對象看，多數高校將所有博士生的學位論文納入檢測范圍，部分高校尚未將碩士生全部納入，這可能是考慮到兩者培養目標的不同，也可能是基于現實條件的局限性。但還有一些高校將全日制研究生和在職研究生區別對待，讓人有些費解。事實上，無論是《學位條例》還是《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在規定學位授予條件和授予程序時都沒有對二者作出區分。當然，學猩以根據培養目標從不同角度對其學術能力進行考察，如更側重實際運用能力的考察，但在學術規范和學術道德的遵守上不應區別對待。
其三，從檢測指標看，各高校的做法千差萬別。從指標構成看，有的只采用單一指標，即文字重和百分比或文字復制比；有的采用雙重指標，即重合字數和重合百分比。問題是多數高校在規定檢測指標時并未區分不同學科，而只是在“實施辦法”中規定統一的指標體系，并由研究生院在實施檢測時統一適用于全校各院系的論文。這種無視學科差異、整齊化一的做法損害了學術的權威性、科學性和公正性。
關鍵詞：中西行政學；方法論；現狀；建設；發展
中圖分類號：DF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3）02-0105-02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開始恢復對行政學的研究，至今已經歷20多年的學科建設，取得了諸多進展與成績。但是也應認識到，與西方國家先進理論相比，我國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建設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一、中國行政學研究方法論建設現狀
（一）研究方法較為滯后
對于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理論的發展來說，涉及到國計民生的方方面面，因此科學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非常重要。雖然我國一些學者已經引入了多元化研究模式，但是研究方法普遍落后，如原則原理推導法、總結經驗法等等，集中表現為靜態化、定性化的分析行政現象，而沒有意識到動態分析的重要意義。可見，我國有關行政學的研究方法論建設集中停留在初級發展階段。很多研究主題尚未存在文獻評估，也沒有明確的研究目標或方向，深入研究的力度遠遠不足。當前，很多非實證性的研究取向也沒有遵循批判研究、詮釋研究等方法，嚴重影響了中國行政學的研究質量，在知識增長方面沒能發揮作用。
（二）路徑依賴現象嚴重
所謂“路徑依賴”，主要是行政學者過于習慣或者依賴某種特定的方法，不能根據實際情況而靈活選擇，同時方法論的創新意識與能力不強。尤其對于一些非專業出身的行政學家來說，路徑依賴現象更為嚴重。由于他們缺乏堅實的理論基礎，也沒有受過任何系統性的方法論訓練，沒能有意識地吸收新觀念、改變研究方法等[1]。例如，研究哲學的學者多用哲學觀念、思辨色彩來探討行政學問題；研究歷史的學者則采取文獻分析、歷史分析等方法來探討行政學問題。雖然這些方法也存在一定優勢，但是過于狹隘，將觀念禁錮在某個角度，顯然不利于方法論的全面建設與發展。另外，還有一些導師習慣了自己所用的研究思路與方法，也會將其傳遞給自己的學生，進而形成導師與弟子的方法論繼承，也是路徑依賴的一種形式。
（三）方法論研究有待強化
一方面，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響作用，我國有關行政性的整體研究較為滯后，尤其在各種學術刊物中，有關行政學方法論研究的論文相對較少，專著更是十分鮮見。大多機構沒有將行政學方法論作為專門的研究課題。當前，行政學方法論的滯后已成為制約行政學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需引起足夠重視。另一方面，以我國當前行政學界的研究重點與方向來看，有關方法論的訓練非常匱乏；相關研究學者普遍存在創新意識、創新能力不足現象，這也在一定角度反映出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創新力度不足問題。但是若想實現方法論的創新與探索，就必須進行大量的實踐與試驗，這就涉及到經費的支持問題；例如，在一些實證研究工作中，必須投入一定的人力、財力與時間，如果缺少了經費的支持，研究活動無從談起[2]。
二、西方行政學研究方法論建設分析
（一）多元化的研究模式與途徑
在西方行政學的發展歷程中，提出了多元化、多渠道的研究方法，并逐漸完善、成熟，形成一道體系。在西方行政學中，主要集中在詮釋性研究、解釋性研究與批判性研究三大模式下，并且不同的模式對應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可以結合目標、邏輯等不同實行優化選擇。以研究角度、研究渠道來看，由于公共行政具有一定復雜性，如果僅有單一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遠遠不足，一般需要政治、法律、管理三大角度為著眼點，對公共行政提出不同的認識與見解，并且不同的途徑存在不同的價值與觀念，彼此之間存在沖突和矛盾[3]。除了三大主要角度以外，心理學、經濟學、生態學、倫理學也是可供選擇的視角。從西方行政學的整體發展來看，多種研究視角、研究途徑給我國帶來深刻啟示。
（二）激烈的方法論討論
在西方行政學的發展中，各種矛盾、沖突及爭論屢屢存在，而對學科研究方法的討論與反思則是一個熱門性話題。經過長期的反思與探討，一些西方行政學者逐漸意識到，行政學的合法性危機實際上也是方法論面臨的危機，也就是當前行政學研究過程中過于關注研究方法、工具理性方法等，難以對公共行政產生系統性、完整性的認識。從公共行政領域來看，實證主義研究方法是最常見的方法之一，奠定在工具理性思維的基礎上，但是很多學者也開始批判過度張揚的工具理性研究行為。另外，在大多數理論研究過程中，涉及到問題描述和變量識別問題，那么將公共行政研究學科與其他社會學科比較，顯然存在一些不足，這就提醒學者應更多地關注核心議題，爭取更多制度、政策的支持，優化研究方法[4]。
（三）注重方法論的訓練
與我國長期忽略行政學方法論的情況比較，西方行政系在方法論教育與訓練領域做出了較大努力。當前，西方國家已經關注到科學方法是開展一切學科研究的基礎所在，因此在行政學教育專業中開設了有關方法論的研究課程，如行政學的高級學位教育中，方法論教學占據重要位置。另外，在西方行政學的培訓過程中，除了關注研究方法以外，對行政管理的實踐能力、技巧、方法也非常重視。以美國為例，較為關注學生對問題的分析能力，教授系統性的思維方法、管理方法、分析技能、決策技巧等。
三、中國行政學研究方法論借鑒西方觀念的幾點建議
（一）深入探討行政學研究方法論
以我國當前方法論滯后的實際情況來看，與研究方法的滯后存有必然聯系。結合西方行政學的發展經驗，我國必須意識到行政學研究方法資深研究的重要性，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提高我國行政學研究方法的層次與質量。有關行政學方法論的深入研究，普遍存在于行政學研究的后期階段，在學科知識增長、理論進步方面起到積極作用[5]。實際上，這也是有關行政學研究方法的“關照”或哲學性研究。那么研究行政學方法論的具體方法，不能僅停留在表面階段，更要以哲學角度為出發點，對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具體方法、原則進行探討。
為了更好地踐行行政學研究方法論，必須采取一定的發展策略，分析如下：其一，鼓勵專業的行政學教師或者研究生，在研究方法方面有所建設，并發表學術論文；其二，在各個學術期刊中開設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專欄，為專家學者提供交流的空間與陣地；其三，各級機構應加強重視程度與支持力度，在行政學方法論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的資金，鼓勵出版行政學研究方法論方面的著作與研究成果；其四，組織各級學者召開相關研討會，發揮集體的力量，共同促進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建設與發展[6，7]。
（二）以“中國特色”為出發點
以我國有關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現狀來看，若想實現長遠性的研究目標，仍需從多方面作出努力。結合我國發展實際情況，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行政學研究體系，必須從行政學研究方法論角度為著眼點，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加強建設：首先，在方法論體系的最高層是有關行政學研究的方法理論思考，也就是行政學研究的基礎與“元理論”，以宏觀角度落實行政學研究方法建設的目標，有針對性地選擇指導方法，逐漸構建完善的研究方法理論與研究技術體系，對行政學的發展起到積極作用[8]；其次，在方法論體系的中間層是有關行政學研究的具體方法思考。實際上，有關行政學研究方法涉及到諸多方面，結合各種劃分標準，可以對研究方法進行分類，根據不同情況而優化選擇；再次，在方法論的最底層是有關行政學研究的具體技術的分析。也就是研究行政學過程中涉及的具體資料、方法與手段等，如問卷調查、抽樣分析，這些都在行政學研究中起到積極作用。
（三）加大方法論的訓練力度
從西方行政學的發展實際情況來看，加強對方法論的教育與訓練，是行政學研究的重要方向，這也是值得我國借鑒的成功經驗。為了改善我國在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理論、方法、觀念等方面的滯后現象，必須通過教育手段進行優化，貫穿全新思路與方法。當前，我國以本科、碩士及博士的多層次學歷教育體系為主，但是無論是哪一階段，都缺少對方法論的系統教育；再加上我國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建設落后于西方國家，缺乏具有中國特色的方法論體系，那么就需要引進國外先進的方法，如研究模型、分析軟件等，都應在行政學教育中起到作用。
若想真正掌握方法并自覺運用，需要一個不懈努力、長期積累的過程。因此在行政學的本科階段就應開始著手訓練方法論，開展具體化的方法論教育與訓練工作，結合專業領域的發展方向，培養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不斷提升技能與方法，為學生今后就業或深造奠定基礎，同時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發揮終身教育的作用；在碩士或博士階段，除了基本的方法訓練之外，更要開展反思性校驗，也就是對方法進行審視，并自覺地運用到實際中。
總之，我國已經意識到行政學研究方法論建設的重要程度，客觀分析當前存在的問題與缺陷，積極借鑒西方先進的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經驗，指導我國體系的建成并形成“中國特色”，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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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國內行政哲學研究很少系統地探討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從近年召開的哲學或行政學研討會上的發言和已經發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學的有關論著看，國內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行政活動”是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行政哲學是“關于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的科學”。事實上，對“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有成效有意義的研究只能屬于行政科學研究范圍，是理論行政學的研究對象。“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在行政哲學研究中，是終極意義的研究對象，行政哲學不可能也不能夠取代行政科學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動。第二種觀點認為，行政哲學是以行政科學、行政理論為研究對象，是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元行政學。這種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邏輯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學當成了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元行政學），因而存在兩個難以自圓其說的問題：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學當成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名曰行政哲學又是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顯然就會產生一個學科性質問題。人們必然要產生行政哲學究竟屬于哲學學科還是屬于行政學科的疑問。雖然行政學家和哲學家是可以而且應該聯盟的，但行政學屬于社會科學，它與超越科學的哲學在知識性質上有本質的區別，因而行政哲學不可能既是哲學的又是具體科學的。否則，只會產生一種非哲學非科學的怪異知識和學科。目前出現的那種把哲學的概念、術語往現實行政生活貼標簽的“研究”，和直接借用哲學的原理、規律構建的種種行政哲學體系的“研究”，無不是受此種觀點的影響。其二是把行政哲學當成行政科學的元理論，即元行政學，也不符合國際通行的學科研究規范。行政科學的元理論準確地說應該是“行政學學”或“行政學學理”。行政哲學屬于“行政學學”的范疇，但行政哲學不同于“行政學學”，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學學或元行政學從不同的角度和領域對行政科學進行研究，行政哲學則是從哲學角度研究行政科學的行政學，它可以屬于元行政學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個元行政學。因此，行政科學、行政學學（元行政學）和行政哲學是三個不同的概念。第三種觀點認為，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是行政科學，是對行政科學的哲學考察。即，行政哲學以行政科學為研究對象的哲學。就學科性質而言，行政哲學屬于部門哲學，是哲學的分支學科。
對行政哲學的研究內容，國內一些學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學的論著中也作了一些簡略的描述。如王滬寧認為，行政哲學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動和行政關系的性質、行政活動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動中的價值觀念、道德規范倫理原則等基本理論范疇[1]。薄貴利則將對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價值取向和現代政府的責任問題作為行政哲學研究的基本問題[2]。顏佳華在《行政哲學論》一書中構建了一個行政哲學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動論（邏輯起點）、行政主客體論、行政認識論、行政實踐論、行政方法論、行政價值論[3]；后來，他又在《行政哲學：一個亟等進一步開拓的領域》一文中，將行政哲學的研究內容界定為：行政哲學導論、行政學對象論、行政學結構論、行政學功能論、行政學評價論、行政學發展論等[4]。
仔細分析國內行政哲學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的界定我們不難發現，在我們稱之為“行政哲學”的名稱背后，實際上存在著兩種行政哲學：一種是以行政活動為研究對象的行政哲學，一種則是以行政科學為研究對象的行政哲學。為了研究的方便，我們分別用“行政活動的哲學”（簡稱為“行政哲學”）與“行政（科）學的哲學”（簡稱為“行政學哲學”）這兩個稱謂來標示行政哲學研究的上述兩種主題、兩個方向。這兩種行政哲學，一個涉及“實際的行政活動”領域，一個涉及“理論的行政科學”領域。
行政活動的哲學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質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問題。由此可見，行政活動的哲學是對“行政活動中的問題”或簡稱“行政問題”做出根本性的尋根究底的反思，以便為行政活動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實踐原則或“行政觀”。這些根本性的實踐原則不等同于各種具體行政行為的“規范”、“準則”，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礎”或“根據”具體行政行為的“規范”、“準則”除了要依據于這些原理之外，還要考慮具體實踐過程中諸多的內部和外部條件，包括那些隱而不顯的“緘默因素”。
行政學哲學則主要研究行政科學發展的模式、行政科學理論評價、行政科學研究方法及其評價、行政科學研究的價值判斷等問題。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是對“行政學活動中的問題”或簡稱“行政學問題”進行根本性的尋根究底的反思，以便為行政學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導原則或“行政學觀”。同樣，這些根本性的指導原則也不等同于各門具體的行政科學的研究規范、方式、方法，而是為后者的研究提供認識論和價值論的“原理”、“基礎”或“根據”。
二
行政哲學的上述兩個研究主題之間存在著邏輯的與歷史的聯系：
從邏輯上看，對“行政學問題”的哲學研究是對“行政問題”研究的“次一級”的研究，是對實際的“‘行政問題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們對任何行政問題的研究總是先在地包含一個方法論，即總是從某一個特定的角度、立場來研究的。這種角度、立場盡管可能不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卻客觀地存在著。而且，這種角度、立場本身就制約著對行政問題的認識結果。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立場出發往往得出不同的結論。要對這些結論的可靠性做出判斷，就必須檢討他們的方法論。按照荷蘭著名經濟學家庫普曼（197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研究，無論是在自然科學中，或者是在社會科學中，任何系統的理論體系均表現為一個“價值觀假定＋邏輯推理”的結構[5]。庫氏的這一邏輯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戰。顯然，任何行政學理論體系，均是從某種價值觀或方法論見解出發的邏輯推理系統，其中的價值觀或方法論假定，只能表現為某種行政哲學。因此，任何行政學理論體系都是以某種行政哲學的邏輯展示的，它不能不內含著某種行政哲學。從這個意義上說，“行政學哲學”是以“行政哲學”為思想資料的和最終歸屬的。我們也只有對行政學的根本問題進行了哲學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問題的研究提升到一個自覺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從歷史上說，對行政活動根本問題的哲學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歷史上許多偉大的哲學家、政治家都對此做過深入的論述。而對行政學根本問題的研究則不過是近100年來的事。按照時間順序，對行政活動的研究先后產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論、行政學說或行政學、行政科學、行政哲學。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論的分散的、不系統的、粗淺的行政理論；行政理論則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較完整、系統、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學說或行政學往往是較為完整、系統的關于行政的知識體系；而行政科學則是更加系統化、科學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論、行政學說、行政學，是關于行政活動的基本規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學；行政哲學則是對行政理論、行政科學研究活動進行思辯的產物，是行政科學的哲學。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在出現了獨立的行政科學時才出現的，是行政問題研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必然，對行政學活動的哲學思考是人類的行政認識和行政實踐從童年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條件。行政學哲學與行政科學研究的問題是顯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務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學是通過對行政活動的考察——這種考察主要包括歷史上的各種行政思想、行政理論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動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論并給出某種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說，行政科學主要關注的是為實際的行政活動提供一套具有普適性的系統的行政知識、思想、原則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點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學為行政學哲學提供思想，行政學哲學則對行政科學起指導作用。任何時代的行政學哲學，除依據各自的一般的哲學觀外，都必須吸收以往的以及現時代的行政科學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學研究要接受行政學哲學的指導，這不僅體現在任何行政科學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學觀的指導下從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學體系的構建、其邏輯分析與論證也要符合哲學方法論的要求。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考察的是行政科學的基礎，行政科學的基本問題便是行政學哲學的研究主題。那么，這個基本問題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學的基本問題，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是行政學者以及行政人員較少或不特別考慮的問題。情況也許就是這樣，人們通常是在一種沒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識的增長，提出概念、形成理論，獲得某種高效的行政方法。這一切都是圍繞著行政活動的目的而進行的，行政學者為的是行政知識的不斷增長，而行政人員則是把行政學者的研究成果，諸如理論、方法、模式等，作為正確的東西應用于行政活動之中。他們的問題常常是一種理論或方法對他們的行政活動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種理論或方法才能夠達到一種活動的預期目的。人們一般并不考慮一種理論或方法的合理性問題，只是在少數情況下，比如當理論或方法的功用開始減弱或失效的時候。一些人才可能會對已有的關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論和方法本身進行反思。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說他們正在進行著對行政中的某些基本問題的哲學思考或批判。而所謂的對行政科學中的基本問題的研究，就是對關于行政科學元問題的研究。這個元問題就是行政科學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學正是以此作為出發點而展開討論的，對“行政”這個基本問題的明確和把握，就構成了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
三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行政哲學是對行政本質以及行政科學發展進程進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學。行政哲學能否有一個好的發展前景，從根本上為行政科學呈現出實質性的理論進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實際的行政活動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這首先取決于我們對行政哲學本身是否有一個正確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們不能達成一致的意見，那么，不要說對行政科學的發展不會起到推動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學本身的發展和存在，都將會面臨巨大的困難。筆者在本文的討論中，就是試圖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學”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對象上存在的歧義性和含糊性。當然。我們在這里給出的關于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的討論還只是探索性的和試驗性的。但是，只要我們能夠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學的精神實質，研究主題的問題就不再是一個理論難題了。因為，它將會隨著我們研究的深入而不斷得到擴展和進一步的完善。
【參考文獻】
[1] 王滬寧.行政生態分析[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
[2] 薄貴利.中國行政學：問題、挑戰與對策[J].中國行政管理，1998(12).
[3] 顏佳華.行政哲學論[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從單維度轉向多維度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您談談十六大以來行政管理學研究取得了哪些成就。
高小平：概括地說，行政管理學研究在三個方面取得了積極進展：一是基礎理論的創新，加強了對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公共服務理論的研究，為建立中國特色的公共管理學、完善行政管理學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二是政府管理實踐問題的研究，加大了行政改革、應急管理、社會管理和政府服務等方面的研究力度，為推進政府改革、提高行政能力、實現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作出了貢獻。三是行政管理技術與方法的創新，更加重視實證研究、案例研究、比較研究等方法，為政府引入績效管理、目標管理、質量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網絡管理的方法提供了理論與技術咨詢服務。
《中國社會科學報》：十年來，行政管理學的成就是在什么樣的背景下取得的？有哪些鮮明的特點？
高小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調整、發展歷程，可以從改革和創新兩個維度來分析，并劃分為兩大階段。從1978年到2002年，是以改革為引領、創新蘊涵其中的時期，重點放在改革計劃經濟下形成的傳統行政管理體制、職能和組織結構；2002年之后，進入到改革和創新并重、創新引領的時期，重點是按照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轉變職能，創新行政流程、工作方式和運行機制。近十年正處于第二個階段的開始期，或者說是兩個階段的轉換期。我們分析行政管理學研究取得的成果不能離開這個背景。
通過回顧可以發現，十年來我國行政管理學從研究改革為主向改革與創新并舉發展，從研究實踐為主向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發展，從通過個別問題的拓延性研究為主向系統化研究指導下的對策研究為主發展。行政管理學研究從以往的單維度研究（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轉向多維度、全景式、精細化研究，在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大體系相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語境中建立行政管理研究的新坐標。
借鑒國際成果 打造中國特色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行政管理學發展進程中，國際學術流派和中國傳統行政管理思想產生過重要影響？
高小平：對。人類關于管理和治理的研究是一個開放的領域，其知識體系呈現交叉性、輻射性和融合性。我國行政管理學研究不斷深入，得益于學科的分化整合過程與國際化“生態”的有機結合。行政管理學是綜合性學科，科際整合特征比較明顯，研究行政管理學必須研究行政生態，即行政的經濟生態、政治生態、社會生態以及學科生態，才能獲得“生態動力”。
轉貼于
中國行政管理學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借鑒國際上的研究成果。國內多家學術研究機構和學者翻譯了一大批國外行政管理學領域的經典著作、教材，向國內學術界和實務界介紹西方行政管理學理論和實踐的最新發展動態，舉辦或參加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從2005年至今，由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發起，電子科技大學與國際知名學術機構共同主辦的公共管理國際會議連續舉辦了五屆。
與此同時，我國學者注重行政管理學的中國化，打造中國特色的行政管理學，其在學科和理論上的影響力已超越了行政管理學自身的范圍，成為中國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為了把行政管理學科的基礎打造得更加牢固，我國行政管理學研究者不斷加強對行政管理基礎理論和深層次問題的研究，展開了行政哲學、行政方法論、公共性思想、行政戰略、行政倫理等內容的思考，十分關注中國傳統行政管理思想對現代化的意義。2003年4月，中國行政管理學會與南京財經大學聯合召開“全國行政哲學研討會”， 此后每年或兩年召開一次行政哲學研討會，聚集了國內行政哲學研究的力量，涌現了一批有較高質量的論文，深化了對行政哲學本身及相關問題的研究。這對于運用傳統行政管理思想去研究和解決全球化背景下行政理論和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探索行政活動的本質和規律，建立學術理性規范，具有重要意義。
積極為政府管理改革建言獻策
《中國社會科學報》：行政管理學是一門應用性學科，請您談談這十年來行政管理學研究是如何為政府改進行政管理發揮作用的。
【關鍵詞】開放教育；實踐環節管理；研究
一、研究意義
（一）實踐環節的重要性
1.綜合實踐是培養學生運用所學專業知識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重要途徑。與普通高等學校學生不同，電大學生已經完成了從學校學生到社會人的轉變，電大學生缺少的不是實踐經驗，而是如何運用理論解決實踐問題的經驗總結和提升理論認識的深度。因此綜合實踐是不可或缺的教學環節。
2.實踐環節是提升學生理論素養的重要手段。電大學生在職學習，工學矛盾突出，面授課時有限，理論學習成為學生學習的瓶頸之一實踐環節敦促學生搜集相關理論資料，了解理論研究現狀和觀點，使學生自覺地學習了理論，增強了掌握和運用理論的能力，有效彌補了理論學習深度和廣度不足的缺憾。
3.實踐環節是提高學生綜合分析能力的主要方式。電大學生鮮有機會將各門課程基礎知識和理論進行綜合實踐運用，實踐環節則在畢業前夕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對于實踐問題進行深入思考，綜合運用各門課程相關理論進行分析，提高學生解決實踐問題的能力。實踐環節有助于培養學生理論思考習慣，實踐環節可以幫助學生學會從理論的視角分析實踐問題，學會提升實踐問題的理論深度和運用理論分析問題的自覺性，學會把實踐問題上升到理論層面去思考認識，逐漸培養理性思維的習慣。
（二）主要解決的教學問題
（1）實踐環節管理松懈、流于形式，指導過程缺失，個別教師責任心差；（2）舊有的實踐教學模式不適合開放教育學生的學習語境；（3）學術素養和理論功底薄弱導致抄襲、雷同現象泛濫。
二、相關研究綜述
對于實踐環節的研究伴隨著開放教育的出現而產生。根據文獻檢索，筆者選取了近十年中國知網對中國期刊全文數據搜索篇名中包含“開放教育”和“開放教育實踐環節”詞匯的論文，從2004-2013年分別為4635和129篇，見圖1所示。
從數據分析可知，對于開放教育的研究一直受到學者的廣泛關注，研究論文呈現平穩增長的態勢，相比而言，對于開放教育實踐環節的研究卻鮮有關注，每年只有區區十數篇，2009年甚至只有9篇。
從內容分析來看，國家開放大學王朝中教授在《構建遠程開放教育實踐教學模式的途徑與辦法――以中央電大行政管理專業專科實踐教學改革為例》一文中指出，開放的實踐教學要體現出系統性、針對性、可行性等特點，同時王教授在實踐環節的一體化方案中也指出要創新實踐環節的模式；山西廣播電視大學的王燕、湖南廣播電視大學的豐云和山西廣播電視大學的裴小瓊分別從實踐教學改革的視角來談實踐教學，王燕副教授以實踐為例，改之前的專科論文為文獻綜述，體現了專科實踐教學的多元化思路的一種探索；裴小瓊等人也主張應摒棄之前對專科實踐環節統一采用學術論文的固化的模式，應改為研究報告、文獻綜述、調查報告等多種方式；豐云以網上學習的實證分析得出實踐環節的改革是大勢所趨，應該革新社會實踐的模式。
三、研究方法與思路
（一）研究方法
1.嚴格把控實踐環節過程，實施無縫隙管理。研究報告提出了實踐環節流程圖（見圖1），規范了實踐環節全過程管理。
2.精細構建質量監控體系，嚴防問題死角。對實踐環節管理工作實施全面質量管理，從教學目標落實、教學條件準備、教學過程監控和教學結果驗收等各個環節嚴把質量關，構建周密的質量控制網絡（見圖2）。
3.探索創新實踐教學模式，突破傳統范式束縛。實踐教學模式改革是一個歷久彌新的命題，對于合適模式的探索遠未停止。研究報告中通過工商管理、法學、旅游管理和行政管理等幾個專業的改革樣本，試圖在模式探索與創新上起一個引領和示范的作用，先試點再鋪開，由點到面，開創實踐教學的一個新局面。
圖1 實踐環節指導過程流程圖
圖2 實踐環節教學管理質量監控體系結構圖
（二）研究思路
本研究重點涵括過程管理、質量監控和改革創新三個部分。加強全過程無縫隙管理、重視構建質量監控體系、注重實踐環節模式的改革與創新。
1.整合學校內七個“快樂的原子”。依據麥肯錫“7-S”模型（見圖3），在實踐環節管理方面整合學校內各個部門的力量，形成合力，提高實踐環節管理能力和效果。
結構：各部門協同聯動，合理分工協作，形成有效的組織架構，這是實踐環節管理的組織保證。
策略：過程控制+質量監控體系+實踐環節模式改革創新
制度：專科論文抽查+本科論文答辯+實踐環節工作手冊。
員工：所有與實踐環節指導、管理等工作相關聯的專兼職課程責任教師。
共有的價值觀：提高實踐環節管理的有效性和實踐環節的質量。
象征（風格）：質量第一、以學生為中心和團隊協作。
技能：教師對于實踐環節指導和管理的能力。
2.踐行TQM（全面質量管理）理論的七個核心理念。質量第一、顧客導向、系統管理、過程控制、團隊工作、預防為主和不斷改進。
圖3 7―S構架圖
3.實行PDCA循環的動態管理。按照計劃、實施、檢查和處置的四步驟動態循環管理的策略管理實踐環節。
圖4 PDCA循環圖（左圖為“大環套小環”，右圖為不斷上升的循環）
（三）實施步驟
本研究立足于充分地占有翔實的數據資料，以學界公認的權威理論為支撐，從實際工作的現實出發，提出一定的研究假設，在理論與實踐對照、融合的基礎上對假設進行證實，從而構建全過程的質量監控體系。
圖5 本研究實施步驟
四、研究總結與建議
（1）加強頂層制度建設，夯實實踐環節管理基礎。（2）構建質量控制體系，強化實踐環節管理過程。（3）創新實踐環節模式，豐富實踐環節考核手段。
參考文獻
[1] 鄭建輝.“新生代“農民工”特點及其權益保護調查與分析――基于中央電大開放教育行政管理專業社會實踐活動[J].福建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1，1.
[2] 楊述厚，李百齊.創新高校行政管理專業實踐教學模式的探討[J].中國行政管理，2006，6.
[3] 豐云.電大行政管理專業實踐教學改革成效分析[J].湖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