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5 11:24:53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中國社會問題論文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1、土地資源問題
首先，隨著經濟增長帶動城市化的發展，我國城市的數量在逐年的上升，一些中小城市的規模也在逐漸的擴大，這樣導致的結果是更多的農業用地轉化成城市的建設用地和工業用地，農耕地面積在逐漸的減少。尤其在我國近幾年房地產發燒階段，很多城市頻現“無人區”，大量的土地被圈成住宅用地，但由于種種原因房子修好無人居住，逐漸荒涼變成一片廢墟;其次，由于農業生產都是家庭聯產承包，每家就那么幾畝地，糧食作物生長期長，勞動者從中獲得的利潤遠遠小于二、三產業，再加上整個社會消費水平的逐年上升，家庭經濟開銷的壓力，使得很多農民扔下土地跑到沿海一些城市打工，這樣產生的結果是很多的農耕地被荒廢，雜草叢生。再者就是農村的宅基地問題，很多家庭在修建新住宅樓時并沒有修建在舊的宅基地上，或者在其他地方重新修建而老房子并沒有拆除并轉化成農耕地。
以上三種現象隨著城市化的發展越來越明顯，使得我國的土地資源逐漸的減少。在連續這幾年召開的兩會上，都會涉及一個問題――保護中國18億畝耕地紅線。民以食為天，我國是一人口大國，盡管國土面積很大，但由于受到地形和氣候的影響，使得耕地面積有限，再加上我國特殊的地理位置，多自然災害，所以確保一定的耕地面積是保證人民糧食問題的本質所在。針對這一問題，國家應從法律政策方面給予相應的土地管理制度，并嚴格執行把關，嚴防盲目占用農耕地，防止土地的流失;當然，針對農村出現大面積的荒廢地，除了法律制度，也可以采取一些其他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將大量分散荒廢的土地統一收回再承包給個人或集體，發展一些農業產業園，瓜果、蔬菜種植基地等，實行專業化，規模化的生產。這樣既保護了荒廢的土地，同時又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2、家庭問題
這一問題主要發生在大量的農村，體現在兩個方面：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和老年人口的養老問題。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的經濟發展呈現出明顯的不協調，東部沿海地區利用自身優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雄厚的資金，先進的科學技術和良好的工業基礎，成為我國經濟發展最快、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區，吸引著大量農村人口的流入，使之成為我國人口的主要遷入地。相反，我國中西部地區，交通閉塞，經濟落后，城市化水平低，成為我國主要的人口遷出地。計劃生育的實施，使我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減低，人口增長速度逐漸減慢，但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人口總數依然持續上升，導致當今很多家庭呈現出“4―2―1”模式（即兩個年輕人，一個小孩，四個父母），加之整個社會經濟水平的提高和人們消費水平的提升，使得一個家庭的兩個年輕人生活壓力很大，尤其在廣大農村，如果兩個年輕人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就只好通過常年外出打工供養整個家庭。正是這樣一個原因，很多小孩從小就跟爺爺奶奶一起生活，隨著年齡的增長，加之父母長時間不在孩子的身邊給予孩子足夠的關愛和良好的教育，導致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出現很多問題，如性格孤僻，缺乏自信心、感恩之心，自暴自棄等。“少年強則國強”，父母永遠是孩子最好的老師，從小一個孩子沒有在一個好的環境下生活成長，長此以往，將會影響一個孩子，一個家庭，甚至一個國家！老有所依，養兒防老，看著自己兒女常年在外奔波，自己相幫但也實在沒有辦法，遇到逢年過節雙休日，看著別人一家人圍著桌子熱熱鬧鬧的吃飯，自己家里冷冷清清，孤獨、冷清，還有一顆對兒女的思念之心！老人有病，兒女也不能在身邊照顧。
走進農村，很少見到年輕人，留下的都是老弱病幼。建設一個和諧社會，首先是家庭的祥和！作為一個剛參加工作三年的新教師，看著身邊的很多孩子和家庭我深有感觸。個人認為，解決上述兩個問題，除了靠國家近幾年實施的農村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制度，更關鍵的是要從根本上解決人口的流動，即進行“產業的轉移和升級”。大量農村人口流向沿海地區，就是因為沿海地區經濟水平高，有很多的就業崗位和工作機會，所以，適當的把一些勞動密集型的工業部門從東部逐漸遷移到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進行產業的升級尋得更大的經濟效益，這樣，中西部地區大量的農村打工者就可以在自家門口打工，即可以保證家庭的收入，又可以留在家人身邊照顧小孩贍養老人，同時也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逐步縮小與東部地區的的經濟差距。可謂“一石三鳥”。
3、環境問題
城市化的發展使得更多的農村人口流向大城市，大城市人滿為患，固體垃圾廢棄物隨意堆放，城市大型工業的生產排放的廢氣廢水，并且隨著人們經濟水平的提高，私家車的數量也迅速猛增，汽車尾氣的大量排放，而且它又屬于低空排放，給人們帶來的危害更大，加之城市建筑密集，高樓林立，不易通風，導致污染物不易擴散。這些現象給城市帶來了嚴重的大氣污染、水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土壤污染等等。尤其近兩年，全國多個城市出現了嚴重的霧霾天氣，往日藍天白云、青山綠水的天氣已不再常見。隨著全球氣候的變暖，一些極端的天氣頻繁發生，干旱、洪澇、沙塵暴、臺風、寒潮發生頻率影響范圍逐漸增大。除此，城市的交通問題隨著私家車越來愈多與日俱增，交通擁堵、交通事故、停車問題……盡管一些大城市出臺了相關的政策法規加以調整，象搖號買車限制車輛數量的增多，單雙號限制出行減少車輛出行的數量，各地修建高速公路，完善城市交通網，但交通的堵塞依然很嚴重。就連停車問題也成為很多現代商業網點選址必須考慮的因素之一。所以，無煙生產，綠色出行，“菜籃子”活動等這樣一些保護環境的的活動被不斷倡導。
“中國傳統繪畫，扎根于中華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中，經數千年的發展，形成了融匯著整個中國畫民族獨特的文化素養、審美意識、思維方式、美學思想和哲學觀念的完整的藝術體系。”中國畫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從原始社會發展到當代為社會的文明和進步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中國畫除自身重要的藝術價值外，其社會功能也是不可忽視的。中國畫的社會功能分為：認知功能、教育功能、審美功能、娛樂功能。
一、認知功能
中國畫往往通過記錄典型的形象反映生活，畫面中所描繪的景象，可以幫助觀者很好地認識社會。尤其是古代中國繪畫，它的歷史意義是非常大的，通過畫面可以了解當時的社會形態、生活習俗、人物特點等很多方面，從而達到認知真理、了解歷史、聯想現實的作用。通過欣賞戰國楚墓室出土的《人物龍鳳圖》可以想到“楚靈王好腰細，國中多餓死”這樣一種現實，作品中描繪的是一個身著寬袖長袍的女子，她的腰非常細，這很符合當時統治階級的一種審美取向。再比較唐代仕女形象和清代仕女形象，會發現在不同時期的審美取向也是大不相同的：唐代以肥為美，而清代比較喜歡瘦弱的。再比如北宋《清明上河圖》這幅長卷反映了當時社會欣欣向榮的繁盛景象，很好的幫助觀者了解當時的社會生活。因此，觀者可以在這些古代中國畫作品中了解到一些我們這個時代看不到的東西。
作為藝術創作的主體，畫家在創作時應以反映社會最真實的一面為己任，做到反映客觀事實，表現主觀世界。然而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進步，西方現代、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一些所謂前衛藝術、新思潮藝術的出現，反映的卻是一些荒誕、無趣的東西。完全忽略了中國畫根本的精神內涵，不再反映人民群眾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而是以一些行為藝術作為中國畫的藝術表現形式，追求所謂的“新”“奇”，制造一些脫離中國本土文化發展的“中國形象”，從而影響一些人對世界、社會、人類本質及生活的認識和態度，起到的是消極的作用。
二、教育功能
中國畫反映的是“真”“善”“美”的思想內涵，中國畫作品能起到一種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的作用，也就是觀者在欣賞中國畫作品的過程中，通過畫面所表達的內容，思想上得到教育，內心得到啟迪，從而使思想境界得到升華。一件好的中國畫作品思想性和藝術性對社會有教化作用。比如顧愷之的《女史箴圖》，此畫是根據西晉張華所寫的《女史箴》記錄的一幅作品，“箴”是用來規范他人的一種文體，張華以宮中女史的口吻來規勸、教育這些嬪妃婦女修德養性，最終達到一種宣揚對圣主衷心、對神有敬心、對夫君要順從，凡此種種女性的箴條，為了更好地去管理這些妃嬪之間的關系，顧愷之就將這個箴言用圖畫的形式生動地表現出來。
中國畫的教育功能是其很重要的一項社會功能，有責任的畫家會將作品的“真”“善”“美”作為審美理想，將善惡的標準作為衡量作品的標準。畫家應該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否則作品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內涵就不會有任何教育意義。近年來一些消極、暴力、泄憤的藝術形式直接影響波及到藝術院校的學生，誤導了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偏離了美學思想。更有一些畫家的作品，為了迎合市場、追求價值，忽略了中國畫的教育功能，以利益為根本出發點，是當今社會存在的一些現象。
三、審美功能
一幅優秀的中國畫作品本身就是美的，觀者在欣賞作品的過程中得到享受與滿足，中國畫的意義在于表現美，并使觀者產生共鳴。中國畫的審美功能是其他社會功能的基礎，欣賞作品時觀者被作品中的內容感動，使之產生共鳴，才能達到其審美功能。中國畫的審美功能主要表現在能陶冶人的情操，滿足人們的精神享受，提高人的審美能力，有助于高尚人格的塑造。一幅優秀的中國畫作品往往是通過構圖、用筆、韻律、節奏及黑白灰關系來體現的，從古至今我國的繪畫史上有大量這樣的中國畫作品。比如齊白石的作品強調詩書畫印并用的形式美，強調以情寄景、以理觀景、以心觀景的原則。從中國畫重意、重情感的抒發、重外在形式美等方面就可以看出中國畫自身的審美標準和審美功能。因此，不難看出齊白石的作品具有強盛的生命力，符合中國畫社會功能的主旋律。然而一幅作品中，如果沒有了美，就必然是走向相反的方向，過于模仿西方、照搬西方是行不通的。當代中國畫作品中有種以丑為美的現象存在，畫家將其稱作“創新”，這種創新失去了“真”“善”“美”的意義，作品中的審美功能就沒有了。
四、娛樂功能
觀者在欣賞一幅內外兼修的中國畫作品時，會從精神上得到享受，審美上得到愉悅，使身心得到放松和休息，這就是中國畫的娛樂功能。大多數的觀者欣賞中國畫作品主要是為了享受、放松，中國畫作品通過作品的內容、色彩等方面使觀者直觀的感受到其中的樂趣，比起語言更具有直觀性。正如明代何良俊在《四友齋畫論》中所說：“余觀古之登山者，皆有游名山記，縱其文章高妙，善于摹寫，極力形容，處處精道，然于語言文字之間，使人想象終不得其面目。不若畫之縑素，則其山水之幽深，煙云之吞吐，一舉目皆在，而得以神游期間，顧不勝與文章萬萬耶。”何良俊認為游記寫的再好、再妙、再細致，也不如繪畫形象、生動，這就是中國畫作品的魅力所在，也是娛樂功能的一種表現。
在當今這個生活節奏快、工作壓力大的社會中，中國畫的娛樂功能給觀者帶來了精神上的放松和愉悅。但與此同時，有些中國畫作品卻不具備這樣的功能，各種抄襲、復制的作品充斥著觀者的眼睛，給觀者帶來視覺的疲勞。這是當今社會存在的一種普遍現象，為了達到某些目的而缺失了審美的愉悅，使觀者達不到放松身心的作用。
關鍵詞：男女權；中國社會；中國社會男女權
男女平權天賦就，豈甘居牛后？秋瑾如是說。
于中國，從古代起便一直有男尊女卑的觀念，女子要遵從三從四德，女性從一出生便注定開始一生管理家中瑣碎事物的命運，同時兼顧了生育哺育后代的義務。若是哪一家的女人能干精明，會持家過日子，便會受到鄰居周圍親戚的羨慕和贊嘆，但對于女性的自我覺醒和追求自我價值并沒有正確合理的引導，確實是社會輿論導向的原因，也是中國男權社會制度下根深蒂固的弊病。現代中國禁止纏足，禁止查詢胎兒性別，使男女擁有同等接受教育的權利等一系列保障女性的權利，隨著中國社會的轉型與法律系統的完善進步，現今的確是應當努力爭取女性權益的時期。
一、男女的不平權性
然而無論怎樣先進的思潮蔓延進入日常生活，大多數的人還是未能逃離傳統思想的禁錮與束縛，盡管已接受現論和高等教育的熏陶，內心還是缺乏與之對抗爭取權利的信念，或覺得無關痛癢，或認為習以為常，甚至早已接受默認。最常見的，如果某個用人單位的招人啟事上寫著“僅限男性”，大家都會見怪不怪，頂多感慨一下“女人找工作就是難！”真正的，切實的追求男女平等的重要性已經刻不容緩，又有多少人能夠意識到呢？現代意識的覺醒以及權利的爭取才是社會不斷進步的動力，正是在爭取與運動，協商與妥協，求同與存異中，社會愈加多元、豐富和美好。我們追求的已不再是過去求溫飽的日子，而是更有品質，擁有更多精神內涵的生活。
可是，這絕非小眾的發言和想法，婦女受壓迫和男女不平等是階級社會存在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不同的社會分工模式決定了男女在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階級分化是根源，女性受到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領域雙重的不公平對待。推動男女平權，并不是單純為了女性的解放和崇高，而是為了改變積壓已久社會對男女認知的偏見，為了追求更加平等的兩性關系，追求全人類的解放。另一觀點認為，生理差異是男女無法平權的原因。生理上的差異，形成思維的環境因素影響，這些客觀因素的確無法忽略，但這卻非無法追求平等的借口。有人認為，是因為女性力量的弱化和與生俱來的生理差異，才應該去保護女性，為女性爭取更多的權利，但并非如此，要求的本身就是最基本的平等的權利，并不是特權。
二、國內外對男女平權的認識
全球范圍內，大部分女性是承擔家務勞動的，而這份勞動是無償的，這份勞動的存在保證了資本全球流通時降低人工成本的可能性，比如一個家庭，有女性作為家務勞動提供，可以減少飲食、衣服、清潔等人工，也就保證了資本家對于工人的工資的最低控制，不需要更多的錢，工人家庭也能也能生存下去，因為有女性的無償勞動，這些工人階級家庭里的女性不單單只承擔家務勞動，而且還要外出工作，也就是說往往承擔著雙重壓迫和剝削。
現代社會也大量存在著不平等的問題，而且十分嚴重。就業不平等就是性別歧視的常規現象。2014年11月安徽大學經法研究中心《我國女性就業歧視問題研究報告》中提到：96%應屆女畢業生存在女性就業歧視問題，61%應屆女畢業生曾親身經歷就業歧視。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李巾認為，關于現在女性在就業當中遭遇的不公平對待，有時候很難做到用法律去維護自己的權益。“在女性進入用人單位后，大部分單位對于女性的權益保障方面還是做得比較到位的，但問題出在進入單位之前。在最佳生育年齡婚育是多數人的主流觀念，可用人單位要考慮員工的穩定性和為企業創造的價值，就會避免錄用正值婚育年齡的女性。而他們通常不會直接用這個理由拒絕一名女性，這時，想要維權就變的很困難。”李巾表示，現在只能希望用人單位提高包容性，包容女性的正常生育需要，能夠換位思考，這也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
還有就是普遍的催婚問題，八成以上女性網友表示被家人朋友催過婚。多數人則認為，女性超過25歲沒有穩定戀愛對象，超過28歲沒有結婚很難遇到優秀的伴侶。作為有經濟獨立能力的女性，雖然心里不愿意承認，但無奈接受現實，中國女性的青春期很短，擇偶要抓緊時間。婚后的財產獨立問題，是否買房買車換工作，如何做出合理的財產分配，這些女性是否有絕對的發言權。其實，對女性的性別歧視不僅存在于婚姻、就業這些社會生活中常見的方面，很多隱性的性別歧視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那么相比之下，是否看起來走在這項運動的前列的美國，又是否實現了男女平等呢？很輕易地就可以找到例子，男女同工不同酬問題。白宮最近的統計數據表明，美國女性的平均工資是男性工資的77%，而且這個差距隨著經濟形勢的惡化不斷加大。在《少年時代》中扮演者帕特麗夏在奧斯卡頒獎典禮后舉行的新聞會上，她進一步表達自己對男女平權問題的關注：“我們應該關注平權問題。一般來說，女人年紀越大掙得越少。貧困孩子多數都來自單親母親家庭。我們跑到全世界去宣傳男女平等，但是我們自己的國家卻做不到這一點，豈不讓人笑話？兩年前一位大法官在一所大學演講的時候說：在美國，女人并不享受平等權利，因為當初寫憲法的時候并沒有這種說法。雖然今天我們常常覺得美國已經男女平等了，但實際上仍然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美國1963年起頒布實施男女同工同酬法案，但直到今天，同工同酬的美國夢離很多美國人，特別是女性和少數族裔還有一段距離。在娛樂行業可以達到85%，廣告業和人事管理部門的男女工資基本一致。
三、男女平權問題的初步探討
那么我們是否又落后他們呢，也不盡然。呂碧城，民國四大才女之一，雖不如張愛玲、蕭紅有名氣，但她是女權運動的首倡者之一，中國女子教育的先驅，中國第一位動物保護主義者，中國新聞史上第一位女編輯，中國第一位女性撰稿人，并開創近代教育史上女子執掌校政先例的民國奇才女。呂碧城別具一格：“世每別之曰女德，推其意義，蓋視女子為男子之附庸物，其教育之道，只求男子之便利為目的，而不知一世之中，夫夫婦婦自應各盡其道，無所謂男德女德也呂碧城認為在這競爭的世界，中國要想成為一個強國就必須四萬萬人合力，因此不能忽視二萬萬女子的力量。解放婦女，男女平權是國之強盛的唯一辦法。她一生追求者無數卻終身未婚，遺命不留尸骨，火化成灰后將骨灰和面為丸，投于南中國海。
身處于現代社會的我們，享受著現代化的資源和信息，卻在倒退？男女平權絕不是口號，我們生于在這個時代中，熱愛這個時代，也希望它更加的充盈和美好。
【關鍵詞】國富論 利己性 教育 產業格局
1776年，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完成了他的巨作-《國富論》。在這本書里，斯密締造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概括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形成階段的理論成就，最先系統闡述了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學說，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書中，斯密提出國民財富的源泉是勞動，國民財富的增長取決于勞動生產力的增進，而后者又取決于分工。同時，斯密又從“經濟人”的概念出發，系統論述了經濟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因此，《國富論》標志著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誕生，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已形成了完整的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系。
《國富論》中最重要的一點，即承認人在經濟活動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場經濟的前提。在斯密看來，現實經濟體中的每個人都是理性的經濟人，都是具有利己性的。每個人在追逐個人利益的同時，都沒有想過會因此而增加社會的福利，但是，事實上卻增加了。就是因為這樣，整個社會經濟才能迅速的向前發展，這也是斯密市場機制的理論基礎。
我國在剛建國時期，實行的是國家計劃經濟體制，“大鍋飯”政策，全國人民吃集體食堂，干集體工廠，享集體利益，短時間內，我國的經濟得到了恢復，并有了較大的發展。但是，隨著矛盾的日益顯露，這種體制已經嚴重限制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提高，必須進行改革。隨著的推行，全國各行各業開始漸進式改革，走上了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在我看來，這正是對利己性的一種肯定，當然這種肯定是建立在社會主義這個基礎之上的。農業、工業、商業都得到了快速的發展，整個國民經濟呈現出一派積極向上的勢頭。這不能不說是利己性的功勞。當然，作為社會主義的勞動者和建設者，在利己性得到滿足的同時，依然要時刻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貢獻力量。
千秋大業，教育為本。重視教育，為經濟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智力支持，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根基。在教育環節上，斯密更強調對普通人民的教育：“在文明的商業社會，普通人民的教育，恐怕比有身份有財產者的教育，更需要國家的注意……因此，國家只以極少的費用，就幾乎能夠便利全體人民，鼓勵全體人民，強制全體人民獲得最基本的教育。”
當前，我國大約有近兩億的農民工，他們工作在祖國現代化建設的各條戰線上，為國民經濟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國農民工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以小學、初中為主，鮮有高中，因此大多數都是從事很低級的加工、服務行業，例如：建筑、酒店、家政、生產車間、郵遞等，造成了很大的人力資源的浪費。因此，按照斯密的觀點，國家應該逐步加大對廣大農民工的培訓，加強技術和知識的普及，使每一個農民工都能有一技之長，這樣，農民工可以得到更多的收益，利于農民整體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時，也可以提升我國勞動者整體的素質，加快現代化建設的步伐。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不斷強大，對農民工的培訓等費用應該不是很大的負擔，所以也是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
此外，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及的自由競爭、反對壟斷，培育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要協調；各種產業要均衡發展等理論在我們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都可以予以積極地借鑒。例如，各種產業要均衡發展。從整體上來看，我們國家的三次產業發展不是很均衡，農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明顯下降，農業的基礎地位受到了一定的威脅（2010年，農業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僅為10.05%）；工業發展迅速，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最大（2010年為46.51%），但是，在工業內部，基礎性制造業占主流地位，而高科技含量的現代技術部分比重明顯偏少，使得我國在國際貿易中獲得的回報與實際投入明顯不符；服務業這些年發展迅速，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不斷加大（2010年為42.92%），這也是符合國際產業結構調整趨勢的，但是要嚴格監管，注重細節的改革。另外，斯密提到的自由競爭、反對壟斷，在我國也有一定的意義。我國采取的是以公有制為主、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體制，這是符合我國現階段基本國情的。但是，現實中，有的國有企業的壟斷違背了市場原則，行政命令似的經濟決策也不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因此要想繼續深入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這是不容忽視的重要方面。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奠定了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其理論至今依然影響著世界經濟理論的發展和決策的制定。借鑒其優秀的成分來為我們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問題所用，并不違背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符合的方法論要求。
參考文獻：
[1]（英）亞當·斯密.國富論[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
關鍵詞： 新聞學 理論體系 公共性
新聞學的學科地位時常被人質疑，這一問題值得每一位新聞學學者深思。鄭保衛教授扛起保衛新聞學和發展新聞學的大旗，提出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的目標。應該說這個目標比較明確，回答了中國新聞學的特性問題，有助于明確中國新聞學的個性價值和努力方向。新聞學只有充實了自身的內涵，凸顯了自身特色，才能進一步鞏固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價值和意義。本文就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談一些粗淺看法。
一、理論溯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的提出
由于新聞在中國總是與政治聯系在一起，新聞學又與文學、歷史學、社會學、傳播學有著密切的關系，不少人發出“新聞無學論”[1]的質疑，甚至一度有人認為新聞學已“走入黃昏”[2]中國人民大學鄭保衛教授認為，新聞學并未走入黃昏，而是在不斷邁向輝煌，新聞學學科的基礎扎實，其學科獨立性具有現實和理論依據。鄭保衛教授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社會進步的大背景下，我國的新聞學的學科發展具備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環境和條件，豐富多樣的改革實踐、不斷改善的政治環境、逐步開放的學術氛圍，都為新聞學的發展創造了現實基礎。[3]新聞學的學科創新是宏觀創新理念的要求，是新聞事業內在發展的需要，是新聞工作不斷創新的需要，我們應該在創新的基礎上不斷發展新聞學。[4]鄭保衛教授認為，我們應該堅持在找準問題、繼承傳統和學習借鑒的基礎上發展，堅持在理論創新中發展，堅持在科學與人文精神的關照下和在馬克思新聞觀的指導下發展新聞學學科。[5]他提出，我國新聞學研究創新與發展的最終目標，應該當是構建一個能夠體現當代最高水平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以適應新世紀新聞事業和新聞學科發展的需要。[6]鄭保衛教授認為，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要堅持用馬克思新聞觀作指導，并體現兩個特點：一是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反映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本質；二是要具有中國特色，適應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需要。[7]
鄭保衛教授的觀念為我們探索新聞學的未來指明了方向。但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應該說是一項艱巨而長遠的任務，如何明確這一理論體系的內涵和功能，解決這一體系的貢獻和普世性、闡釋力等問題，規避理論構建中的倫理風險，都值得我們深思。
二、理論的時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論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
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內在上與目前學界認同的推進“去西方化”理論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新聞學開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學術理論，以信息、傳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傳的學術話語，希望借西方話語達到學術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動了學術研究的極大解放。經過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論與中國國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現象開始引起學界的討論，新聞學開始反思西方理論的局限，并希望在未來研究中能體現中國的傳播實踐與學術理論的平衡點。這種“去西方化”理論研究，雖然任重道遠，但目前學界取得了越來越多的共識，就是應該找一個基于全球化中國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黃衛星所言，當務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層面和更加廣闊的社會層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聞傳播學研究不僅在于擺脫技術化、“貧血化”的庸俗路線，而且更在于科學解釋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并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價值依托。[8]在這樣的背景下，新聞學研究的視野被進一步擴大，學術研究的諸多禁忌開始被打破，新聞與政治的關系再次被重新審視，在“再政治化”的過程中學界越來越強調學術研究的公共參與精神。
中國傳播學研究正在經歷著一個學科走上歷史前臺的重大轉折時期，政府或國家的需要發揮著一種引領和重組中國傳播學研究群體的作用。目前，新聞學研究面臨的是一個黃金時期，經濟社會平穩發展并面臨轉型，信息化持續加速新聞需求高漲，媒介技術變革推動公眾公共意識不斷增強。姜飛[9]認為，目前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面臨的社會形勢和公共需求，同戰后美國對新聞傳播學的需求十分相似。在這個冠之以“轉型”、“信息”、“風險”、“新媒體”等名稱的社會中，傳播媒介和新聞媒體的作用空前重要，而黨和政府、企業組織、公眾個人等，對新聞傳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漲。這個時代是難得的理論創新機遇期，新聞學有必要加強“去西方化”研究，而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或許可以成為“去西方化”理論的一個恰當選擇。
三、理論合法性：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和文化書寫
學界中的很多人對但凡牽涉以“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的理論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遠之。他們認為，理論應該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夠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實踐的檢驗，或者理論應該是意識形態中立的，不應有政治傾向。這些人的觀點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學性，學術不是政治，應該保持相對的獨立性，理論也應該具有強大的闡釋力和適應性。但理論研究作為人的一種思想活動，仍然無法解釋實踐中遇到的全部問題，而且理論也無法回避自身的意識形態。
后現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質疑，人文學科遭遇表述危機。人文學科中處于支配地位的觀念正在被重新評估，那些曾經想當然地被當做事實，或者被當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礎的“確定性因素”，成為有問題的東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在《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一書中指出，所有建構的真理都是通過排斥和修辭的強有力的“謊言”而變得可能的，沒有一個“完整的”第一時間知識大全。[11]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不僅僅限于文學界和人類學界，但人類學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經深刻地影響了諸多人文和社會學科。后現代思潮帶來的質疑權威、消解中心、打破權力，給傳統的理論帶來諸多挑戰，這種質疑給所謂的普世理論和客觀真理以巨大打擊，普世理論和絕對中立都是被后現代給解構了的“神話”，他們并不存在。在后現代思潮的挑戰和實驗民族志的啟發下，或許我們應該重新反思理論構建中的基本問題，我們應該放棄那種構建普世理論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態度。
但是，如果放棄理論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論的合法性依據又從何而來呢？公共人類學的實踐或許對我們有一定啟示意義。公共人類學的主要聲望來自它對世界范圍的某些問題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實質性的貢獻，它從過去的研究所積累的傳統中吸取智慧并應用于當代。[12]學術研究應該是作者（學者）利用文本（理論）與讀者（公眾）的一種對話，這種對話面對的是具體的公眾，要解決的是理論的普世性與本土性之間的矛盾。在這一解決過程中，普世性成為解決“本土問題”的前提和語境，而“本土理論”成為特殊人群面對的特殊問題，并證實或證偽普世理論。我們要發展的新聞學理論就是這樣一種理論，新聞學學者借助這一理論體系建立同中國公眾的公共關系。以公共精神為基本原則，這符合學術研究的價值關懷和人文精神。
知識的產生與發展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的知識總在一個原點開始旅行，后人會按照沿著前人走過的路繼續走下去。但是當知識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會走入歧途，誤入困境。這時知識會推崇復古或是返回原點，重新考問，擺脫困境，以便開始新的旅程。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當原有的學術傳統難以解決困境中的問題時，我們需要返回原點。在這個原點，永遠高昂著人性，永遠駐扎著對人的生命的追問，對真理的追問。后現代主義返回了這樣的原點，打破了原來樹立的傳統和權威，但在打破這一切的同時，它仍然在建構。后現代民族志同樣打破了民族志積累起來的權威，但同時它也致力于一種新的秩序。
現在，新聞學的理論構建也急需做這么一項工作：返回原點。返回原點，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們傳統理論無法支撐社會發展、西方理論大量涌入中國的時刻，返回那一時代，梳理最近30多年來學習借鑒西方理論的經驗和不足，以公眾聯系的時代變遷為底色，在總結的基礎上創新，描繪新的理論圖景。這種總結的源泉就是30年來的中國模式和生動的社會主義實踐。
四、理論闡釋力：中國模式和生動的社會主義實踐
目前，中國研究成為西方學界的熱門，西方新聞傳播學界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也成為熱點。很多西方理論無法在中國得到驗證，因此中國研究成為理論驗證的天然“試驗場”。很多西方學者將中國的特性表述為“中國模式”，這一模式一方面表達中國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國社會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態色彩。在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的同時，中國學者更喜歡生搬硬套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問題，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怪圈”。我們所要構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就是要解決這種怪現象。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論的基礎上，研究中國的特殊問題。這種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學者在走入一個村寨做研究時，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處的鄉情、縣情、省情，乃至國情和整個世界。我們所要構建的新聞學理論體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閉起來，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論和全球化的基礎上來研究中國的社會主義的特殊問題。這一理論體系可以對西方理論進行發展或修正，它的創立目的是強化普世理論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學術界以外再建立一個理論界，學術理論是不分國界的。這一理論是一個完全的開放系統，它最早借鑒了西方理論，并同中國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結合在一起，同當前的現實中國保持了密切關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傳播學的研究成果，也歡迎西方理論和西方學者的檢驗。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施行，中國的經濟社會迅速發展，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國際影響逐步提升，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具備了越來越多的理論和現實可能性。這一理論建立在從殖民時代開始從未有過的全新世界經濟格局基礎上，建立在社會主義的全新嘗試和探索實踐基礎之上，建立在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大國影響逐步擴大的基礎之上，這些現代歷史上的嶄新經歷和發展歷史將給我們所要構建的新聞學以更強的闡釋力。
我們的態度并不是為了通過中國模式和社會主義實踐的研究建立一種真正的“普世理論”。克利福德在《寫文化》一書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詞，用來說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這種“有承諾的、不完全的”真理帶來的“一種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為機智表達的源泉”。[13]或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理論體系就是要探索這樣一種“部分的真理”，這種部分真理與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理論或真理不同，但這種真理面對世界背景中的中國公眾時，可以解釋中國的問題，并與世界交流。
我們所要建構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是與中國國情、社會主義政治密切相關，同時又堅持理論建構的一般原則（普世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堅持服務于公眾和公共事業的一種理論體系。我們應該放下對“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的政治成見，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們理論創新的依據和可能。我們應該捕捉歷史難得的機遇，將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納入世界范疇之中，發揚公共精神，服務于中國的公共事業，擴展學術的公共空間，發揮學者的公共作用。
注釋：
[1]參見唐遠清：《對新聞無學論的辨析及反思》，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年。
[2]參見郜書鍇：《走入黃昏的中國新聞學——30年中國新聞學的回望與反思》，2009年第3期。
[3]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4]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5]鄭保衛：《從“保衛新聞學”到“發展新聞學”——當前我國新聞學學科建設之我見》，《現代傳播》，2007年第1期。
[6]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7]鄭保衛：《從“保衛新聞學”到“發展新聞學”——當前我國新聞學學科建設之我見》，《現代傳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黃衛星：《從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讀趙月枝〈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新聞大學》，2012年第1期。
[9]姜飛：《中國傳播的三次浪潮——紀念施拉姆訪華30周年暨后施拉姆時代中國的傳播學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喬治·E·馬爾庫斯、米開爾·M·J·費切爾：《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三聯書店，1998年，第23、25頁。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導言：部分的真理》，見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編：《寫文化》，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35、36頁。
[12]喬治·E·馬庫斯：《中文版序：〈寫文化〉之后20年的美國人類學》，見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編：《寫文化》，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4頁。
【關鍵詞】傳統文化；社會工作倫理；本土化
一、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價值觀
1、傳統的儒道釋思想對社會秩序的影響
要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必須從儒、道、釋入手，它們彼此交融、相互吸收，不斷推動著中華文明向前發展。
首先是儒家，我們這里所說的是先秦諸子時期的儒，也就是所謂的“孔孟之道”。從社會的角度上來說，儒家講求的是“秩序”，長幼有序，尊卑有致，男女有別。從政治的角度上來說，儒家的宗法、禮樂制度對古代中國的社會穩定產生了重大作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綱常和“忠”、“孝”觀念使得倫理和政治趨向于一體化。
不僅如此，儒家還提出了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孔子在《禮記?大同篇》中提出：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孟子繼承并發展了他的社會福利思想，提出統治者應該施行仁政的主張，為整個封建時期社會福利的建構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思想基礎，也與源自西方的、現代的社會工作的倫理、價值和精神有許多的共通之處。
道家思想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道德經》中描繪的：“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小國寡民思想與西方許多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的觀點是很一致的。道家的社會福利觀融入在它的政治觀點之中，是一種“治大國如烹小鮮”式的“自由主義”思想，認為統治者不能對人民進行過多的干涉，社會本身就可以實現自我的良性運行。
然后是佛家思想。日本學者道端良秀將佛教的社會福利觀總結成如下幾點：一是慈悲心。這是佛教教義的基礎。二是布施之心，這是慈悲心的具體行動。三是福田思想。所謂福田，是指能生長幸福的地方，布施功德之后在這里聚集成佛果。四是報恩思想。尤其在中國和日本，都十分注重報恩。五是眾生平等，佛家尊重一切生命。從這里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很多與西方的宗教倫理相一致的東西來了，所以社會工作到中國，不得不關注這些。
古代中國在這三種主要思想的彼此交融和相互作用之下，將一個龐大的“帝國”治理的能夠像一部機器一樣正常運轉。
2、《鄉土中國》對中國社會格局的總結
到了近代中國，這片沉靜古老的土地上發生了“幾千年來未有之大變革，大動蕩”，禮崩樂壞，變法改制的結果是西學東漸成為歷史潮流，中國的本土社會學家開始研究自己腳下的這片土地，在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先生的《鄉土中國》。
書中為我們展示出的這個鄉土社會其實是幾千年來中國社會的基本形態，也是理想形態。這種“中國基層傳統社會里的特具的體系，支配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中國社會基層的“鄉土性”、社會結構的差序格局、“禮治”、長老統治的無訟社會、對血緣和地緣的重視等等，費老在書中為我們展示的其實是儒道釋交融了幾千年之后，中國的基層社會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之下在以何種方式生存發展。
而這其中對中國社會結構是一種“差序格局”的總結指出了中國人社會交往的最基本形態。在中國，“社會關系是私人聯系的增加，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這與西方社會的“團體格局”是截然相反的。這一點對于我們展開中國本土化的社會工作有著十分重大的指導意義。
二、如何在中國傳統的文化背景下開展社會工作
社會工作是一門緣起于西方、發展于西方的學科和專業，在引進到中國的過程中，必然存在著文化和制度的差異以及現實國情的不同。在這個時候，我們必須要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走社會工作的本土化道路。
筆者認為，在諸多與社會工作相關內容的本土化之中，最重要的是倫理的本土化。倫，即人際關系，中國人交往、思維方式與西方人截然不同，這就要回到上述內容中去，找到中國人真正需要和適合的“中國特色”的社會工作。
首先，西方人是以人為本的個人主義思潮，而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的不是個性自由、個性解放，而是壓抑、忍讓、服從。嚴于律己、舍生取義、儒家的三綱五常是不可能實現完全的“以人為本”的。作為社會工作者，我們一方面要強調“助人自助”的社會工作基本理念，幫助開發案主自己的潛能，讓他們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也要尊重中國人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不能完全要求他們采用西方的個人中心的思維方式去行事，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工作模式。
其次，西方社會中“家”的概念比較淡薄，不像中國人有著強烈的“家本位”思想，這由此導致中國人同西方人的求助方式完全不同。西方人遇到困難會直接去找律師、心理醫生和社會工作者，而中國人肯定是先找親戚、朋友、同鄉等與自己關系最為密切的人群，也就是“差序格局”中所描述的“石子蕩開的水紋那樣擴散開來”的形式，這使得社會工作在中國的開展具有很大的難度，很多時候要“自己去尋找案主”。王春霞老師曾撰文指出：“西方社會工作一般是從有需要者的求助開始的，而在中國則可能相反。由于人們的消極求助心理，助人活動大多從助人者的主動行為開始，那種等人上門求助的模式在中國可能會使真正必要的社會工作變得被動。”
第三，中國人對地緣關系的注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鄉土特性”的影響持續至今。上文中提到過，中國古代是一個耕讀傳家的社會，“由于數千年來自給自足的農耕制度，且人們久居不遷，使得地緣成為聯系人們強有力的紐帶。”正是這樣，使得中國人的求助和助人行為都表現出重地域的保守性，而不像西方社會那樣具有普遍性。中國文化背景下，人們是以人與人的關系來待人的，也就是我們說的“人倫”。因此，絕大多數中國人自然會更加樂意向熟人求助，而對陌生人則要相對疏遠。社會工作需要感情的投入，但是中國人的感情投入有一定的界限，也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博愛思想。
第四，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人情社會”，這樣的社會形態使得“情理法”三者相互交融，所以，古代中國的“長老”們不需要懂法律也可以將村莊治理的很好。社會救濟多在道德層面以人們的口耳相傳來實施，但是西方社會幾乎是一個以法律為根基運行的社會，社會工作也是基于這樣一個法律社會所發展起來的。抓住了這一特點，在中國開展社會工作就應該將“情理法”三者結合，如果單單從法律的角度出發，開展工作的難度將會很大。
第五，佛家悲天憫人的情懷使得大多數中國人是“樂善好施”的，但是儒家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又使得他們的助人和求助行為局限在一定的“框架”之內，諸如“家丑不可外揚”、“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等說法。傳統的中國人很少把自己的內心世界甚至犯罪的行為講出來或者找人給他們提供專業的幫助。所以我們在開展工作的過程中往往要循循善誘，這些都是我們在實際工作中需要因時因地因人而不斷調整的。
到了現當代，我們的文化中又加入了一些新的哲學內涵，社會工作也要注重它們對整個社會和國民所產生的影響，由文化的融合和創新帶來社會工作相關內容的變化和調整。
社會工作專業的出現就是為了有一天它能夠消失，我希望這一天能更早到來。
【參考文獻】
[1]（日）道端良秀.中國佛教和社會福利事業[Z].姚長壽，節譯.2009.
[2]王春霞.從傳統文化視角考察中國社會工作的“本土化”[J].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3）.
關鍵詞：技術理性，公共政策，國家產業技術政策，技術創新
對知識分子來說，合理的事物是這種制度的最佳功能，是這一制度延緩了災害的發生，而不過問該制度在其總體中實際上是否是非理性中的最佳狀態。……知識社會學為無家可歸的知識分子安排了說教的場所，在那里，知識分子能夠學到忘卻自己的本領。[①]——特奧多爾·W·阿多諾
一、問題提出
從工業革命以來，科學主義帶著人們美好的幻想一直主宰著這個世界。“泰坦尼克號”的沉沒其實并沒有讓多少人清醒過來，科學家的樂觀主義也并未因為人文學家們的悲天憫人而有所消減；相反，技術進步與日益增長的財富迷惑了人們的雙眼，并衍生為各個學科中的理性主義傾向。在此影響之下，正統經濟學家們將“經濟增長”變成了“不可動搖，不可否定的信念”[②]；而近代以來的概念法學實質上就是這種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在法學領域里的產物[③].在這些表象背后尤為深刻的是，“技術理性”或“工具理性”像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正在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統治著我們，我們甚至還茫然不覺。這就是法蘭克福學派[④]（Frankfurt School）為我們描繪出的工業社會的一幅可怕景象。而今天，這種景象在現實生活中直接表現為各種社會問題：“生態的破壞、戰爭的威脅、社會秩序的急劇轉變、人們思想和意識上的不安，在在都顯示知識增長并非一個可以無限膨脹的氣球。”[⑤]于是，我們的耳邊又再次地響起了美國學者梅多斯（Donella H. Meadows）等人早就警告過我們的話：“增長的極限”！[⑥]但這一次，似乎不單單是資源的有限性問題。由于大量社會問題的出現，以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為借口的各種形式的國家干預政策出臺；而在各種政策和紛繁復雜的社會關系中，唯一有可能被忽視的只是個人自由。由是，曾經被人們世代珍視的個人自由，如今只能在技術理性與社會發展的雙重壓力下艱難地殘存在人們的生活中，甚至大有被淹沒的危險。[⑦]因此，本文研究的出發點，就是試圖在人們追求科技進步與社會發展的道路中，尋找一條實現個人自由與發展的途經。
制定新的國家產業技術政策也不可避免地要審視這個問題。[⑧]因為產業技術政策以往一直都是建立在促進技術改造和經濟增長的信念之下，是一國政府謀求社會發展的一種措施或者策略；同時，產業技術政策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如何認識和對待科學技術的問題。國家產業技術政策是國家產業政策的一個分支。一般來說，國家產業政策包括產業結構政策、產業組織政策、產業技術政策、產業區域政策和產業國際競爭力政策。[⑨]
狹義地理解產業政策，認為它主要指國家針對產業結構狀況而制定的政策。例如，有人認為，產業政策是針對一定時期內產業結構變化趨勢和目標的設想，同時規定各個產業部門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實現這些設想的政策措施。[⑩]但國內學術界和政府部門主要在寬泛的意義上來使用這個術語。本文中，我們也采取一種較為寬泛的理解，將國家產業政策表述為：國家為了實現某種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以特定的產業指向為基礎，綜合運用財政、稅收、金融、價格、外貿及外匯等調控手段的政策體系（或政策群）。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產業政策（Industrial Policy）是經濟學關注的一個重要內容。[11]在中國官方文獻中，該詞最早出現在1986年《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七個五年計劃》之中，但實際上自70年代末期開始，中國政府便開始廣泛推行與實施產業政策。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江小涓研究員認為，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原因導致中國政府重視并制定了較多的產業政策：第一，中國經濟增長始終受到結構失衡問題的制約，因而調整結構長期是政府經濟工作的重要內容；第二，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計劃體制和市場機制都不足以保證國民經濟協調發展和調整失衡了的產業結構；第三，戰后后起工業化國家與地區如日本、新加坡和韓國等成功經驗，使得中國經濟學界和政府部門對產業政策在結構調整中的作用抱有較高的希望值；第四，產業政策是一種彈性很大的政府干預方式，它為主張政府指令性計劃直接干預和主張市場機制中政府對經濟的間接調控的兩種意見，都提供了可以接受的方式。在這四個方面的因素中，存在著兩種理論觀念，即“市場機制存在缺陷”和“后起國家需要趕超型發展”（也即常常提到的“跨越式發展”）。正是這兩種理論觀，為中國在轉型時期推行許許多多產業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12]
論文摘要:體育社會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已日趨成熟.其主要內容之一，是研究和解決體育社會問題，然而什么是體育社會問題，目前理論界尚無定論.該文通過分析，指出了體育社會問題的兩重屬性:通性—危害社會秩序;特性—影響體育發展.同時嘗試給出體育社會問題的定義，以供參考討論。
1、前言
從20世紀80年代初北京大學林啟武先生編出《體育運動社會學》講義起，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在我國體育理論界如火如茶地開展起來，其中盧元鎮、黃捷榮、劉德佩、呂樹庭等專家學者在這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正如中國社會學研究會會長鄭杭生先生所講:“社會學不研究社會問題難以稱得上是社會學”，同樣體育社會學不研究體育社會問題，也只能是理論家們象牙塔里的玩物而已.筆者在《中國期刊網》上，搜索了從1994年到2001年的全部1 556篇關于體育方面的文章，發現有7b篇關于體育社會問題方面的論文，有研究體育暴力的、興奮劑問題的、侵占體育場地設施的、獨生子女引起體育后備人才短缺的等等，這表明我國體育理論界對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是務實和嚴謹的.但美中不足的是，以上論文多是對某一具體間題進行的調查研究，而從整體層面或基本理論方面來研究的很少.
2、質疑
在以前的一些論著中有出現過“體育的社會問題”或“體育中社會問題”等，而“體育社會問題”實際上是與它們有嚴格區別的概念，限于篇幅在此不作過多討論.“體育社會問題”這一詞組，在國內最早是出現在盧元鎮先生1989年發表于《體育論壇》上的《試論體育社會問題研究》一文中，該文較完整地介紹了我國體育社會問題的種類和特點，同時對體育社會問題的解決作了一定的闡述，但欠缺的是沒有明確地指出什么是體育社會問題.體育社會問題這一概念在國內外學術界仍處于未確定狀態，也是我國體育社會學界中使用得多而定義卻不確定的概念之一值得慶幸的是在2000年第2期《湛江師范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中，看到肖潔副教授的《對當前體育社會問題的思考》一文(以下簡稱“對文”)，第一次試圖給出了體育社會問題的定義和界定，這是嘗試解決這一問題的良好開端.但是我認為“對文”關于“體育社會問題”的定義和界定是不夠準確的，值得商榷.
一、“對文”稱“體育社會問題又叫體育違規問題，它是指在體育行為或與體育有關的活動中出現的違規違紀問題.”我疑惑:
(1)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違規違紀都是和行為聯系在一起的，指的是某種行為“不遵守、不依從”某些規定和紀律，這表明“違規問題”的意思也是指“不遵守、不依從某些規定的行為的問題”，那么“體育違規問題”就是指“與體育有關的不遵守、不依從某些規定的行為的問題”.“對文”指出“體育社會問題又叫體育違規問題”，那么就是說“體育社會問題”又叫“與體育有關的不遵守、不依從某些規定的行為的問題”.這一說法顯然是片面的，似乎不能含蓋所有的、具體的體育社會問題.
(2)“對文”稱“它(體育社會問題)是指在體育行為或與體育有關的活動中出現的違規違紀問題”.從上面這個判斷句中可以看到兩個關鍵詞“體育行為”、“體育……活動”，我們知道“行為”、“活動”都是動性的，按“對文”的意思體育社會問題都是動性的.那么體育社會問題就沒有靜性的了.
(3)“對文”的第三部分—當前主要的體育社會問題之例6"高水平運動員文化素質偏低的問題”，“高水平運動員文化素質偏低的問題”毋庸置疑的是體育社會問題，但請問這一客觀存在的、靜態的現實，如何具有“行為”或“活動”去違反了哪樣的規定和紀律?如果得不到肯定的回答，那么這一問題就不是體育社會問題了.
(4)“對文”的第三部分之例5“競技體育與學校體育、群眾體育發展不平衡”，這是我國特有的體育社會問題之一，但用“對文”的定義來考查，卻要得出否定的結論.“對文”稱“它(體育社會問題)是指在體育行為或與體育有關的活動中出現的違規違紀問題”，它是表明“問題”產生的范圍—“在體育行為或與體育有關的活動中”，“問題”的結果—是“違規違紀”的.而我們知道，產生“競技體育與學校體育、群眾體育發展不平衡”這一問題的原因，主要是因政治的需要—我國政府為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早日洗刷“東亞病夫”的恥辱，成為體育強國，而有目的的在人力、物力、財力方面傾向于競技體育，即問題產生于政治和經濟方面而非體育方面;競技體育的超常規發展，不僅不“違規違紀”，相反是我國政府提倡或支持的.綜上所述，“競技體育與學校體育、群眾體育發展不平衡”這一體育社會問題，問題產生的“范圍”不是“在體育行為或與體育有關的活動中”，問題的“結果”也不“違規違紀”，那按“對文”的定義，“競技體育與學校體育、群眾體育發展不平衡”應不是體育社會問題了!這顯然是自相矛盾的.
二、“對文”的第二部分—對體育社會問題的定性和界定中指出:在體育行為中，常用五個標準來衡量:
(1隨反國家有關法律、政策的一切體育行為;
(2)違反體育目的、任務的一切行為;
(3)違反體育運動競賽規則和條例的一切行為;
(4)違反奧林匹克精神和原則的一切行為;
(5)違反人類社會倫理、道德的一切體育行為.
就此五個標準，逐個予以質疑，會顯得很繁瑣，僅就標準“違反體育運動競賽規則和條例的一切行為”，我就不太明白.比如說，某運動員在籃球比賽中的“帶球走”，就是一個違反籃球運動競賽規則的行為，并且也僅是一個違例行為.但按“對文”標準的界定，“帶球走”卻成了一個“體育社會問題”.不可否認體育社會問題是屬于社會問題的子集，按中國社會學研究會會長鄭杭生先生所說:社會問題是指“社會關系或社會環境失調，影響社會成員或部分成員的共同生活，破壞社會正常運行，妨礙社會協調發展，……須動用社會力量加以解決的社會現象.?A、請問“帶球走”是如何“破壞社會正常運行”或“妨礙社會發展”的?B、所謂“動用社會力量解決”即是動用政治、經濟、法律、政策或行政命令等手段解決.而對于運動員“帶球走”，裁判員吹一下口哨就解決了，難道裁判員吹口哨也是“動用社會力量”?
所以，從“對文”關于體育社會問題的定義，和對體育社會問題的界定，我們可以看出:僅僅看到體育社會問題是“行為”的—動性的方面，而看不到體育社會問題是“事實”的—靜性的方面，那么是對體育社會問題的縮小化;而不加限制的“一切行為”又是對體育社會問題的動性部分的擴大化.
3、分析
對于如何定義“體育社會問題”，我認為:
第一，體育社會問題是從屬于社會問題的，首先它必具有社會問題的通性—危害社會秩序.另外，體育社會問題又是有別于其它社會問題的，這說明它具有自己的特性—影響體育的發展.根據一些專家學者對我國許多體育社會問題的研究表明，其對社會的危害遠不及其他社會問題強烈，其更多的是表現為對體育運動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在對體育社會問題作出定義時，必須表明它的兩重屬性，即通性和特性. 轉貼于 第二，對于任何具體的概念，都存在一個范圍，絕對不是“一切”的，同樣體育社會問題也是有范圍的.對于體育社會問題的界定，先要考察其母體—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范疇.對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范疇，目前存在三種基本看法，其代表分別是美國《社會學百科》認為“以體育運動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研究它的結構、內容、變革和發展.研究以體育運動為特點的社會行為、關系和作用.包括系統內的以及與其它系統的相互關系和作用.”;日本體育社會學家營原禮認為“是從社會學觀點研究體育事實及與體育有關的問題，力圖使體育合理化的科學”;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會長安德理斯·霍爾(A " Wohl)則認為“是記述、研究與體育運動及體育社會功能相關聯的社會現象的經驗科學.它通過研究促進體育運動發展或妨礙其發展的各種因素，闡明規定這種發展的法則，并且在我們期望的范圍內，通過這種研究推動體育運動的發展”.雖然他們在文字表述上不一樣，但對本質東西的認為基本是相同的，即體育社會學是“第一，把體育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來研究;第二，把體育運動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研究其內部結構及其運行規律;第三，研究體育運動在社會中的地位和價值，及它與其他社會組成部分的關系。”
了解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范疇，那么對體育社會問題定義時:
(1)應該把體育運動上升為一種社會制度來考察.因為體育社會問題是屬于體育社會學內容之一，體育社會學本身是把體育運動作為一種社會制度來研究的，那么界定體育社會問題時，也應該把體育運動作為一種社會制度來考察.同時體育社會學又是社會學的分支，探討體育社會問題也就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體育運動.體育運動發展到當代社會，廣泛地和政治、經濟、宗教、民族、種族。··…等發生聯系，已具有了自身特有的組織結構、法律法規、經濟運行機制、保險保障制度……等等，已構成為一種社會制度.反之體育社會問題出現后，大多是通過對體育運動的某一機制或制度產生影響，從而阻礙或干擾體育運動的正常、健康發展的.
(2)應該表明是與體育運動有關的社會現象.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所謂“現象”是“事物在發展、變化中所表現的外部的形態和聯系”，那么“社會現象”就是“社會在發展、變化中所表現的外部的形態和聯系”，社會行為、社會關系、社會作用、社會事實都屬于社會現象.與體育運動有關的社會現象，也就是與體育運動相關聯的社會行為、社會關系、社會作用和社會事實.
4、結論
通過以上分析，我認為體育社會問題應是:以體育運動作為一種社會制度，與體育運動相關聯的社會行為、關系、作用和事實，出現病態或失調，危害了正常社會秩序，并影響體育運動正常運行和協調發展，需動用社會力量解決和控制的社會現象.
如此理解體育社會問題是因為:
(1)指明了體育社會問題作為社會問題時必須具有兩重屬性:通性—危害正常社會秩序，須動用社會力量解決和控制;特性—影響體育的正常運行和協調發展.例如足球“黑市”賭博，如果它是純粹的賭博，雖與足球這一體育事實相聯系，但它只是危害社會秩序，那也只能歸于其它類型社會問題.如果賭博過程中，有收買球員、裁判員，或通過種種方式控制和干擾比賽，那它不止危害社會秩序，同時影響了體育的正常運行和健康發展，就屬于體育社會問題.
(2)涵蓋了體育社會問題的全部，即與體育運動相關聯的社會行為、社會關系、社會作用及社會事實，包括了動性的體育社會問題—社會行為和社會作用引起的;靜性的體育社會問題—社會關系引起的和某些客觀社會事實.
一、社會工作在中國的發展歷史
專業社會工作是西方社會的產物，19世紀末20世紀初社會工作在英美等發達國家發端，而中國的社會工作起步較晚、水平低，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20世紀上半夜專業性質的社會工作在中國的大學里開始講授社會學、社會服務等課程，一些大學師生開始從事社會服務活動，同時在西方受過正規教育的一些知識分子為了救國救民，救亡圖存在中國大地上發起了鄉村建設運動，雖然這些活動因為戰爭等的原因這些實踐活動并沒有取得預期的結果，但它在我國社會工作發展史上仍有重要意義。
第二，1949年以后計劃經濟時期的行政非專業化的社會工作模式形成階段。在30多年計劃經濟與“單位體制”實行時期，政府通過其代表者——各種社會組織和單位，并通過國家干部以行政程序與手段向人們提供生存資源和力所能及的幫助，從而形成了靠行政框架解決社會問題的行政性非專業化的社會工作模式。
第三，80年代中期以后，專業社會工作在中國的宣傳、提倡與初創階段。1979年國家決定恢復社會學，社會工作課程作為應用社會學也在一些大學恢復起來。隨著“政企分開”改革政策的推行和政府、群眾團體職能由管理型向服務型的轉變，以及民政等部門對干部知識化、專業化要求的提高，社會工作作為一個專業化的要求自然被提上議事日程。1986年國家決定在北京大學等學校設立社會工作與管理專業，這樣專業社會工作教育在中國開始起步、恢復，與其同時民政等部門對干部進行在職培訓，講授社會工作內容，從而形成了以往的行政性社會工作與專業性社會工作相結合的發展格局。
改革開放特別是90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社會結構轉型的速度加快，各種“適應性”社會問題的出現只能由現存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框架內去解決，這為解決社會問題提供了一種“非政府渠道”解決方式，使得社會工作能夠快速發展起來，其主要推動因素有以下幾方面:人們依靠親屬群體解決困難的手段日益弱化;來自政府部門的支持力量在逐漸增加;體制改革帶來社會服務的職能回歸社會;與市場經濟發展相對應的某些社會層面的發展;專業社會工作在中國的恢復、發展、壯大走上了規范化的道路。
二、社會工作在中國的現狀
社會工作是現代社會結構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補償社會變遷損失、修正市場失敗、追求社會公平和改善人類福利的重要社會機制與制度安排，也是資本主義謀求社會控制的重要社會機制，其基本功能是通過解決社會問題滿足人類需要。這意味著社會工作擁有跨越社會制度、民族國家和文化價值的普遍適用性，意味著社會工作同樣適用社會主義國家，因為追求幸福美好生活是人類社會的共同需要，是普世性人性的主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進入史無前例和翻天覆地的結構轉型期，社會轉型速度之快、范圍之廣、沖擊之大、影響之深是前所未有的，同時社會問題叢生，社會失范現象比比皆是，越軌行為屢見不鮮，社會整合、社會秩序、社會管理成為頭等重要大事，這些為社會工作提供了千載難逢的大好機遇，也對社會工作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戰。與此同時，中國人生活方式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城鄉居民生活由溫飽邁向小康，生活質量普遍提高，基本需要內容與層次發生結構變化。在中國加入WTO和經濟全球化處境下，全球化福利處又為中國社會工作發展增加了新動因。中國如何與國際社會工作通則接軌，如何與國際社會工作界交流合作已成為當務之急;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在消除貧困、解決社會問題和滿足弱勢群體基本需要，在追求平等、促進社會發展和改善公民生活質量方面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現階段社會工作在現實生活中存在著以下主要問題:
第一方面，社會工作概念的專業理解與社會理解充滿歧義，專業形象卑微低下，專業教育呈超常態發展，但是畢業生缺乏清晰的就業市場，專業地位無從談起，社會工作“理所當然作為”與可預期的興旺局面并未出現，形成社會需要與社會工作發展本身嚴重分離的奇特現象。
第二方面，社會福利組織員工年齡老化、知識陳舊、專業化水平低下，迫切需要大批受專業訓練的社會工作者，而受過專業訓練的社會工作專業畢業生客觀上難以進入福利機構，主觀上不愿進入福利機構，形成了福利機構的社會需求與社會工作教育之間的嚴重脫節現象。
第三方面，目前我國社會工作仍處于“政府主導企業參與型”的社會工作機制，幾乎大部分應當由社會承擔的職能和責任都由政府或“準政府”機構包辦，而企業在相當大的范圍內仍然以內部利益為主要取向，并且在可能的情況下仍然“辦社會”，大量事業單位更是自成一體“事業辦社會”，導致大量社會福利資源滯留在企事業單位和政府部門內部，社會福利機構缺乏走狗的資源現狀——福利資源短缺、福利資源的單位占有、福利資源的行政配置。
第四方面，社會工作職業化、專業化同舊體制、舊觀念及舊工作方法之間的矛盾，專業社會工作水平的低下不能適應社會工作帶來的挑戰;缺乏社會工作的社會認同，專業教材專業師資缺乏;理論建設滯后，經驗不足，龐大的社會工作體系還沒有建立，等等。
從以上幾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專業社會工作仍然面臨著無法改變的困境，它尚未形成一門獨立的職業，而真正的社會工作實踐者更是寥寥無幾;社會工作專業教育尚處在不穩定的發展狀態同時更面臨國際化與本土化之間的挑戰，以及理論與實踐之間整合所面臨的困難;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團體的發展社會公益和福利事業方面的成績已開始引起社會和學界的關注，但政府與“第三部門”之間的伙伴關系與信任感的建立，仍然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中國已發生的巨大社會變遷與未來新世紀的變革為社會工作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但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無路從理論基礎還是從實踐經驗來看都顯得相當薄弱。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社會工作的發展也面臨著三個方面的張力，即它如何看待在世界上特別是西方國家存在已有百年歷史的社會工作經驗，如何看待中國1949年之后計劃經濟時期解決社會問題的歷史傳統，如何判斷我國社會轉型的方向、進程及其對社會工作的需要。為此，一方面，我們必須嚴謹地面對社會工作在國際層面發展上所經歷的過去，另一方面，我們必須認真理解過去，理解中國現階段發展社會工作的制度環境與面臨的問題，著眼于本土化社會工作的創新發展。
三、中國社會工作實踐的路徑
中國社會工作的服務內容與實踐范圍具有獨特的界定，社會工作領域與實踐內容界定取向有多種多樣，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是根據現有社會工作實踐，結合國際社會工作現狀，范圍包括社會救濟、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社會教育、社會改造、社會調解、社會服務、社會行政和社會管理領域;
二是社會工作時間包括社會救濟、福利保障、民主改革與精神文明、注重多渠道多形式多層次解決社會問題;
三是社會工作服務包括社會福利、社會保險、社會服務和移風易俗等社會改造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