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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論文摘要：信息經濟實踐活動的發展要求建立信息經濟學，而要建立和完善信息經濟學，就要對信息經濟學進行研究分析。

一、信息經濟學的研究任務和發展前景

信息經濟學可以同時作三種理解：信息的經濟研究、信息經濟的研究、信息(學)與經濟(學)關系的研究。信息的經濟研究可以囊括信息的費用與效用、價值與使用價值、信息資源的分配與管理、信息系統和信息網絡的經濟評價等研究；信息經濟的研究可以囊括信息產業、信息市場、信息經濟規模及其確定、信息技術對經濟的影響、信息基礎設施經濟問題、國民經濟信息化等研究，信息(學)與經濟(學)的關系研究則可以囊括非信息對稱條件下市場參加者的經濟關系、信息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信息與經濟的相互作用、信息學與經濟學交叉結合等研究。

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有許多問題需要信息經濟學去參與研究，并從中提高信息經濟學的水平和加快信息經濟學發展。信息經濟學是一門新型的經濟學科，它適應信息社會的需要，體現信息經濟的發展，最能充分反映經濟活動中信息及其交流的特征。

二、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信息經濟學研究目前正處于發展階段，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闡明了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如馬費成教授認為，信息經濟學是把信息和信息活動當作普遍存在的社會經濟現象來加以研究的學科。烏家培認為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信息活動的經濟問題和經濟活動的信息問題。陳禹認為信息經濟學是一門研究經濟活動中的信息現象及其規律的經濟學。總之，學者們對信息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認識是圍繞信息活動中的經濟問題及經濟活動中的信息問題展開的。

三、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1、信息經濟學基本理論問題研究。

任何一門學科，由于其研究領域中的矛盾特殊性所規定，都有自己獨特的研究對象，并按照自己所研究的對象來建立不同于其他學科的理論體系。要學習、研究信息經濟學，不了解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知道信息經濟學圍繞什么內容來研究，不清楚信息經濟學的學科體系和地位，就不可能進一步的學習和研究，就會降低研究效率，甚至會影響信息經濟學的發展。在基本理論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經濟的涵義、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信息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學科體系、學科地位、學科性質以及其發展歷史、現狀和趨勢。

2、信息資源的研究。

如果說物質資源是“第一資源”，那么信息資源可稱為“第二資源”。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逐漸變革，信息資源完全可能成為“第一資源”。如果信息資源開發利用的好，不僅物質資源能充分發揮作用，信息資源本身也可以轉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在信息資源的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資源的涵義、信息資源的類型與特征，信息資源提高經濟決策水平、提高生產力、優化產業結構的功能，信息資源共享的前提——信息資源的有效配置及配置的機制，作為信息資源主體的信息產品的性質、生產過程、生產方式，信息生產力的相關內容。

3、信息市場的研究。

信息市場是作為信息形態獨立存在的商品，在流通領域傳遞交流中形成的一種特殊流動方式，也是信息商品買賣雙方進行交易或交流，使之擴散、應用、滲透到生產領域，轉化為直接生產力的過程。在信息市場中我們主要研究信息市場形成的歷史及其作用，信息市場的基本類型與功能，信息市場的基本特點及其運行機制，信息市場的價格水平極其運動變化規律。4、信息產業的研究。

信息產業被認為是信息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信息產業的研究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有巨大作用。這部分主要研究信息產業涵義、分類、產生過程與發展，信息產業的特征、作用，信息產業的歷史、現狀和發展前景，信息產業結構的涵義、形態、演進的特點和規律，信息產業結構優化的標準、基本思路和調節方式，信息產業的投入產出分析，信息產業與信息經濟規模以及與信息產業發展相關的政策措施等。

5、信息化的研究。

信息化是當今社會的熱門話題，什么是信息化，烏家培認為，信息化是信息活動(包括信息的生產、傳播和利用等)的規模相對擴大及其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相對增大的過程，它是一種社會經濟現象。從這個角度來講，信息化一定要成為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內容。信息化的直接作用在于提高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可見，研究信息化的意義重大。

6、信息系統的研究。

信息系統按信息種類的不同可以分為經濟信息系統、科技信息系統、社會信息系統等。而經濟信息系統無疑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他任何信息系統功能的發揮，都離不開經濟信息系統的幫助。信息系統的研究主要也是側重于經濟信息系統，包括信息系統的產生與發展，國家、地區、企業信息系統的基本任務，信息系統的費用與效益的比較，對信息系統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評價和評價方法，信息系統的運行、反饋、控制、監督等有關理論。

參考文獻

第2篇

一、隨機行走的世界

對我們所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認識和思考，一直以來吸引著各個時代思想家們的智慧。我們生活的這個宇宙本質上是什么樣的呢？是以一種有序的、有規律的方式在運轉還是無序的、雜亂無章的運轉？這種運轉能否為我們的智慧所認識？人們對這些關于宇宙問題的渴求正是造就了人類自身的智力進化和卓越品質的重要動力之一。

在我們今天的視野所及的范圍，我們知道對這些問題思考的最有影響力的思想是由18世紀的思想家們做出的。18世紀的思想家們建立了近代最有影響力的哲學體系，他們設計了一個“有序的”世界。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世界觀是一種“決定論”的世界觀，堅信這個世界正在按照某種已經設計好的秩序在運行。持有這個“決定論”觀點的人包括諸如牛頓、愛因斯坦等最偉大的自然科學家。這個體系的科學性則是由牛頓定律和對牛頓體系進一步思考的數學定律所保證的。當然，自然科學家們這種關于宇宙的信念和洞見不可避免的影響到了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思想家們，其中也包括經濟學家。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的思想根基也是源于這樣的一種信念。他把這種自然科學的有序世界的觀點應用到人類社會里，形成了一種從看似“無序”到“有序”的觀念，提出了一個“和諧的經濟系統”的觀點。這種和諧的經濟系統的動力則是人的自利動機。

我們決不應該低估這種關于世界的觀點的影響力和洞察力。事實上，我們一直在這種“決定論”的世界觀下生活并做出各種與我們自身息息相關的決策。一種對于人類經濟社會的“完美和諧”的信念直接導致了大家對政府干預經濟的效果的質疑，并且主導了許多關于政府問題的爭論。這種“決定論”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支撐著我們對于自由經濟的信心和我們對于世界的信仰。

但是這一體系在歷經幾個世紀之后，遭到了懷疑。對于這種“決定論”的世界觀的挑戰來自于統計觀點，尤其是概率論的成功。我們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這二者對于世界的看法的分歧。比如我們說，消費函數是，其中，是自發消費，是可支配收入，c是邊際消費傾向。進而我們可以把消費函數寫作是可支配收入的函數：。這個消費函數是更加廣泛意義上的數學若干函數中的一個。這個函數明白無誤地說明，居民的消費量將精確地取決于可支配收入、自發消費和邊際消費傾向。這種函數關系是一種確定性的關系。但是，我們知道，這種關于居民消費的斷言在現實中毫無疑問是會受到質疑的，居民的消費量并不是精確地取決于這幾個因素。在很大的程度上，這種消費關于自發消費、可支配收入和邊際消費傾向的關系是不確定的，或者說是隨機的，有著概率分布的。這就是二者之間的差別，持有決定論觀點的人依據一種確定性的函數關系認為，這個世界將會精確地按照數學定律所描述的那樣運轉。而持有統計觀點的人卻認為，即使是知道了這種關系，消費與其他幾個因素之間仍然是一種偶然的，不確定的，有著概率分布的關系。

我們把后一種對于世界的觀點叫做統計觀點，正是這種統計觀點，打破了原來思想家們頭腦中的有序結構。但是，這二者之間的分歧似乎是讓人迷惑的。因為，當我們在利用統計方法的時候，我們卻得出了一些幾乎完全可靠的定律。而且，統計總體越是偶然、紊亂，就越能更好地表現出統計規律和必然性。比如，我們投擲硬幣，當我們投擲的次數足夠多的時候，我們發現，出現正面和反面的概率竟然驚人地各是0.5。再比如，我們對于某種考試成績的統計發現，如果樣本足夠的大的話，成績分布將會呈現一種正態分布。并且，人數越多，成績就越呈現標準正態分布。更加令人驚奇的是，看起來我們做事情可能犯錯誤的情況也是有規律可循的，人幾乎不能隨意地犯錯誤！總之，某些看起來是無跡可尋的東西，似乎又都可以找到規律。這樣，決定論和統計觀點二者之間又有什么差別呢？事實上，二者之間的差別僅在于，統計觀點認為不存在絕對的定律，任何所謂的定律其實都是有著某種概率的“可能的”情形。在這個意義上說，沒有什么事情是確定無疑的。也就是說，這個世界是隨機行走的，各種情況都有可能發生。尤其是在人類社會中，如果我們相信獨立于人的意識而存在的物質世界都是隨機行走的，那么人類社會也會表現出這種隨機性看來并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但是，這并不就意味著隨機行走的世界會因為其不確定性而無法認識，即使這種隨機行走的世界確實可能形成一種混沌狀態。我們能夠在“決定論”和關于世界的“統計觀點”那里架起一座橋梁。那就是：我們相信，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定律，這些定律是對某些事情本質的一種最好近似，即使這些事情的本質可能并不是一元的。或者說，這個世界會從無序走向某種程度上的有序。對這些統計定律的發現，在我們的專業范圍內，就是計量經濟學的任務了。

二、隨機行走的世界與計量經濟學的任務

事實上，統計的成功應用在很早就已經開始了。大約在17世紀，有一位叫做格蘭特的英國商人就通過研究注意到：因事故、自殺、各種疾病而死亡的人的百分比是固定的。這幾乎叫人感到驚奇！而且也是統計學的成功使得人們日益認識到，一個國家的定量材料應該得到應有的重視，無論是經濟學家還是政府決策者，都應該思考數據。

計量經濟學就是為了在一個隨機行走的世界中探討統計性規律！因為只要知道了這個規律，我們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認識這個世界。但是要記住這種認識肯定是不完全的。而且根據需要，我們還可以根據這個規律來進行預測。進行預測是我們關心規律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更加值得稱道的是，計量經濟學在推斷統計規律時所用的方法和理念。因為，我們對于這個世界的認識永遠是不會完全的，我們只能根據部分“樣本”來推斷這個世界的整體狀況。可以假設這樣一種情況：如果我們能夠對這個世界的方方面面進行完全的觀察，我們就期望可以得出一個關于這個世界本質的定律。可是，我們不能把這個世界的方方面面都觀察到，也可以說，我們認識的局限是不確定性的來源。能否由樣本近似地認識整體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我們沒有一種堅信可以由樣本來推斷整體規律的信念的話，我們就不能建立這門學科。

這種由樣本來對整體進行推斷的方法是計量經濟學的主要方法。我們要通過一種叫做回歸分析的技術來達到這個目的。“回歸”這個詞最先由F.加爾頓（FrancisGalton）爵士引入。加爾頓研究發現，父母和孩子的身高有這樣的一個趨勢：父母高，兒女就高；父母矮，兒女也矮。但是高個父母的兒女們在同齡人中并不像父輩那樣在同齡人中顯得那樣高，兒女輩的平均身高將“退化”到或者說“回歸”到全體人口的平均身高。這也叫加爾頓的“普遍回歸定律”。加爾頓在智力遺傳的方面也得到了類似的結果：一般來說，天才是要遺傳的。但是天才的后代卻要比他們的父輩們平庸，也就是他們的智力水平將“回歸”到中等水平。但是，對于這種回歸背后的動力分析可能已經超出了計量經濟學這個學科的研究范圍，即使這種研究也許會導致一種有意思的哲學的建立：所有的有機組織都將趨于標準狀態！

回歸的現代意義則稍微有點不同。現代意義上的回歸是指，一個叫做因變量的量和其解釋變量之間的依賴關系。也可以說是一種相關的關系。實際上，回歸和相關是兩個極容易混淆的概念，容易混淆的原因既是因為這兩個概念的相近性，更重要的是因為這個世界的復雜性。哲學上宣稱，這個世界是普遍聯系的。這個宣稱的深刻性在于確認了世界上沒有什么是完全獨立的。比如，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社會死于癌癥的人逐漸增多，這二者是相關的。但是我們并不能就此認為，是現代社會導致了更多的人染上癌癥。再比如，這也經常被用來反駁統計結論，一個國家的經濟繁榮的情況可能和這個國家一個時期的太陽黑子出現的情況存在一種相關關系，但是這種相關關系卻不能作為我們行動的任何指導。在這個問題的區分上，就是計量經濟學和統計學之間的分歧了。計量經濟學討論的是回歸關系，這種回歸的特點在于，我們試圖根據某些變量的數值來估計另一個量的數值，我們要依據這種關系進行預測。比如，我們試圖通過研究父母的身高來估計其孩子的身高。這種估計就要依賴于我們所關心的兩個量之間存在的一種理論上的聯系。而相關關系則充斥著統計學的各個方面。并且因為世界的普遍聯系性，相關關系是一種常態。

基于上面的差別，在回歸中，我們要求解釋變量是確定的，可以控制的，但是被解釋變量（因變量）可以是隨機的（被解釋變量正是我們要估計的）。但是在相關關系中，這二者并不加以區分。之所以說這兩個概念容易混淆是源于這個世界的復雜性，是因為，這個世界本質上就存在一種難以言明的精密聯系。我們實在不能夠足夠自信地認為我們可以確定哪些變量可以控制，哪些變量之間可以精確地被認為是一種回歸關系。比如，事實上，我們也可以找出一種機制使得癌癥和現代社會之間存在一種回歸關系，就像我們可以發展一種理論來說明，太陽黑子的活動和一個國家的經濟繁榮存在著回歸關系。這個世界的復雜性要求我們必須對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保持謙虛。同時請記住：具有回歸關系可能并不必然地意味著具有因果關系。在判斷因果關系時，我們必須要很小心。因為，這個因果關系很不好說，也許看似因果的兩個事件，實際上可能是互為因果的。就像佛經中認為的那樣：因果是循環的。

我們講了這么多關于計量經濟學的性質，實際上是為了表達我們這樣的信念：我們可以在一定的層次上認識世界，我們堅信這個世界存在著某些統計規律，應用這些規律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的錯誤”的前提下認識和改造世界。計量經濟學可以幫助我們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可以借助近似地描述了具有相關關系的變量間聯系的函數，主要是回歸函數，來描述這種關于世界運行的定律。

但是，計量經濟學在得到這個回歸函數時所使用的復雜的數學推導可能會讓我們在特定的時段感到計量經濟學的混亂和無序，即使在最后我們堅信可以實現一種理解上的有序。但是，過程中的痛苦可能會讓很多人駐足。這里，我們想提前接觸一下，那條駕馭計量經濟學研究內容的靈魂。

因為，認識世界的理論的建立來自于對世界本質表現出來的現象的分析。有兩種對現象進行分析的方式：一種是對現象直接進行操作。這種操作極其便捷，簡單而且有洞察力，但是對天賦的要求非常高。其不利之處在于這種對現象的思考得出的結論可能廣受爭議。另一種方式則是對現象的屬性——數據來進行操作。過程中要遵循嚴格的科學方法。第二種方法就是計量經濟學的方法了，這種方法因為是用數據說話，可能爭議較少。但是，不利之處卻是，這種分析結論卻要嚴格的依賴于數據的質量，也就是說，這種方法得出的結論的質量不會比數據的質量更好。

盡管有這樣的困難，我們還是推薦計量的方法。因為，數據的質量可以通過統計手段和統計工具的完善加以解決。并且，根據我們的概率知識，即使這種有誤差的數據，其誤差也是有規律的，誤差情況總是會表現為正態曲線。那么如何來對數據進行操作呢？計量經濟學的思路通常是這樣：最簡單的情況下（雙變量回歸），在一個坐標平面上畫出散點圖，發現其大致的規律，通常我們可能發現，我們關心的兩個簡單量之間呈現一種類似于線形的關系（當然，也可能不是線性的，這種情況下需要更高深的數學工具）。把這種線形的關系利用解析幾何的知識轉化為直線方程并不困難。獲得了這樣的一個直線方程是一個極大的成功。因為，這個方程，就是在“某種程度的錯誤”的前提下的一種描述世界如何運行的定律。事實上，計量經濟學的任務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發現這樣的關于世界如何運行的定律。

但是，在從數據那里獲得一些關于變量間“規律”的方式也可以通過另外的方式來進行。也就是在使用數據之前，通過對先驗的知識進行演繹和推理從而得出一系列“定律”。這就是我們在數理經濟學中所看到的那些數理方程式。這些數理方程就是我們對世事認識的理論，這種理論能夠給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以指導。尤其是在確定我們所考慮的變量之間的可能具有的關系時很有作用。但是我們是否可以應用這些方程式來指導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動并沒有得到證明。計量經濟學提供了一種這樣的證明。我們可以利用數據來檢驗這些先驗的定律是否符合實際，或者得出一種明確的可以應用于實際的形式，從而對數理方程做出了適合實際的修正。尤其是在不同的國家中，因為不同的文化等隱性的制度因素，這些定律可實施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事實上，始于一種對世界認識的先驗的推理，建立一種解釋世事的假說并用以改造世界，是每一個學者的虛榮心。

因此，計量經濟學的研究的思路或者說計量經濟學的靈魂是：通過先驗的演繹和推理得出理論模型，最好是數理模型。數理模型中會有參數，那么利用數據對這個模型的參數進行估計得出一條回歸方程，并通過假設檢驗來確認這個方程式。如果這個方程式滿足了理論建立時的要求，那么就證明了那個先驗的理論是正確的并且能夠利用這種理論進行預測。接下來的計量分析就是在這些思路下進行的技術探討了。

對計量經濟學這套思想方法和其技巧的同時掌握，是掌握這門學科并加以實際運用的重要素質。尤其是計量經濟學的技巧，是一個計量人的必備素質。因為我們一直堅信，偉大的思想來源于熟練的技巧。就像武俠中的“打狗棒法”雖然只有十八路，但是，一個使過無數次“打狗棒法”的丐幫幫主足可以因這十八招而笑傲江湖了。但是，如果過于沉迷于高級計量的數學推導，我們就很可能失去欣賞這門學科所固有的魅力的機會，并且因為數學知識的缺乏而造成的沮喪可能會阻礙對其進一步的學習，從而失去了領悟計量經濟學所蘊含的大量關于生活的智慧的機會。因此，這篇文章里，我們不對計量經濟學的技術過多的論及，而主要是看其蘊含的智慧之美。三、計量經濟學：智慧之美

最能讓我們感受到美感的就是計量經濟學這種從樣本推斷整體的思想。如果能夠認識到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的復雜性的話，我們對這種思想可能會更加珍視。比如，如果我們有一種信念，比如相信我們能夠通過努力成為一個書法家。那么我們能夠怎么做呢？計量經濟學和書法家們都會這樣建議你：先選取幾十個字來，集中精力把這幾十個字練好，最好是臨摹以往大師們的作品。這樣，你就幾乎能夠發現寫好字的要領。因為，我們不能夠把這個世界上的字都練習到，我們只能夠由“樣本”來推斷所有字的寫法。并且，我們堅信這些“樣本”蘊含了足夠多的關于寫字的要領或者說是寫字規律的信息。這就是計量經濟學的智慧之一。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幾乎將這種計量經濟學的思想推廣到生活的各個方面，并且可以指導我們成就卓越。無論是學習、應試、還是搞藝術，甚至想要成為武林高手，都可以應用這種思想。“樣本”往往是我們窺看世界本質的窗口！有心人自會從這里得到無盡的啟發。

計量經濟學就像從一個古老的神諭里蹦出來的智慧精靈，它幾乎全面的改變了我們對于腳踏實地的看法！掌握一種過硬的分析數據的能力，無疑會全面的改變你的工作方式和效率。這在一個人的職業生涯中是極其重要的。經濟理論經常地被認為是一門空洞無用的理論，這是在未有數據之前做出分析的常見批評，先驗和演繹的方法，很多人認為，不能夠對社會科學的研究有什么意義。但是，有了計量經濟學就完全不一樣了，我們就可以從數據出發來進行我們的分析和預測，這種工作方式無疑會培養我們踏實做人的人品。并且因為處理問題的獨特技巧和思維，掌握計量工具的人會得到青睞——來自上司和運氣。

在我看來，計量經濟學還對我們的人生哲學有著指導意義。人的一生其實只是一個短暫的瞬間，就好像那滑過天際的流星，留下的只是瞬間的美麗。這瞬間如何解釋？采用一種什么樣的方式來度過這一個瞬間？

人不過是蒼茫宇宙中的一粒塵埃，如果這個宇宙尚且遵循著從無序走向有序，那么我們是不是可以將這個信念加以演繹到我們每個人的人生中呢？！其實我們每個人的人生也只是在一個隨機行走的世界中的隨機行走過程。

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在下一個時段，我們會經歷什么、會遇到什么，甚至我們對于我們未來的規劃都是不確定的。這個過程是隨機的、紊亂的、偶然的和無序的。但是，這種無序和紊亂最終會走向有序。用計量經濟學的說法，我們會從這些紊亂偶然的樣本中得到一個回歸方程。這個回歸方程就是我們的人生軌跡！

當然我們對于這個軌跡的認識永遠是后驗的。我們不可能在這人生的每一個階段之前就得出一個回歸軌跡作為我們人生的預測，這種東西沒有預測意義。那么這種有序的觀念究竟能給我們什么人生啟發呢？

那就是：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對于發生于我們周圍的看起來是好事或者壞事的東西耿耿于懷，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太過挑剔上天對我們的似乎是不公正的待遇，中國自古就有“福禍”的智慧之言。以一種應有的寬容心態來對待我們的人生無疑會讓我們感到快樂。甚至我們的職業追求也是如此，沒有什么絕對的好或者不好，我們的人生軌跡在我們某些年里需要紊亂和無序，根據計量經濟學的思想，越是紊亂和無序的樣本，我們就越容易得出穩定的統計定律——一條穩定的人生軌跡！假如大家去看看人物傳記就可以發現，在那些人的人生里，他們可能做過記者，參過軍，被抓到過牢里，看起來和其最終的路徑有了很大的背離，可是這些背離最終回歸到這條路徑上。事實上，我們并不好確定，是不是這種每個階段的紊亂和無序最終造成了他們穩定的人生軌跡？！

人生需要這種隨機性。并且如果我們要想有一條穩定的人生軌跡，依照計量經濟學的理念，我們還要讓我們的人生經歷這一樣本足夠大。如何讓自己的人生經歷更多？如何讓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隨機性？那就是：我們要過主動追求的人生。當我們在生活中有意識地主動去追求時，我們就在客觀上豐富了自己的經歷，并且擴大了自己的人生經歷樣本。因為，在你主動追求的時候，才能夠發現驚喜和奇遇。消極和封閉的人生態度不利于擴大自己的人生經歷樣本，樣本不具有變異性，就難以得出好的回歸方程。我們都應該學學“蒼蠅的哲學”，蒼蠅的四處亂撞讓蒼蠅即使在被困的時候也有機會逃脫。這也許是更有含義的古語的一句話的意思吧：樹挪死，人挪活。但是，在我們的追求中，因為，我們應該珍視隨機性，因此，對于得失就不必太讓自己負累。得失是隨機的。我們在生活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也許在這冥冥之中的東西面前，可能只是一個慈悲的玩笑。太過于在意也許是失去了更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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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羅伯特S.平狄克，丹尼爾L.魯賓費爾德.《計量經濟模型與經濟預測》[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1998.

第3篇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經濟學

新制度經濟學之所以有別于其他經濟學而成為一門新的學科，關鍵不取決于它的研究對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與舊制度主義者一樣，新制度主義者也是從批判流行經濟理論“過于抽象”人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著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棄建立在確定性和無限理性基礎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論的基本假設。放棄這一基本假設的方法論無論是從整體上還是局部上說都是意義巨大的。本文首先分析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與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關系，進而討論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特點，最后對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進行比較。

一、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與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關系

諾思指出：“我們應注意不斷地把傳統正規新古典價格理論與我們的制度理論結合起來。我們的最終目的不是試圖去替代新古典理論，我們的目的是使制度經濟學成為對人類更有用的理論。這就意味著新古典理論中對我們有用的部分——特別是作為一套強有力分析工具的價格理論應與我們正在構建的制度理論很好的結合在一起。”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產生的，但這種批判并非全盤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礎上加以繼承、發展和揚棄。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是一些有關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設，它隱含地假設制度是既定的，更多地關注經濟的效率而忽略經濟制度對經濟績效的影響。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被新古典經濟學忽略的三個問題：(1)各種可供選用的社會法規和經濟組織如何影響經濟行為、資源配置和均衡結果。(2)在同樣的法律制度下，經濟組織的形式為什么會使經濟行為發生變化。(3)控制生產與交換的基本社會與政治規則背后的邏輯是什么，它們是如何變化的。而這些問題恰恰是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威廉姆森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從本質上說和微觀經濟學是一致的。新制度經濟學在一些方面對古典經濟學進行了繼承，但新制度經濟學的“新”也表明在方法論上有所突破：(1)新制度經濟學給出了充分假設，即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2)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重要性不僅在于技術本質，也在于其獨特的管理方式和結構。后者帶來了不同組織類型中信息傳遞和激勵的區別。(3)新制度經濟學使用的比較方法是兩種可行形式之間的比較，而不是將可行形式與抽象無摩擦形式進行比較。總之，新制度經濟學和古典經濟學的關系可表述為：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把制度作為內生變量的條件下，用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去分析制度問題，是對古典經濟學關于制度變量假設部分的進一步發展。

二、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特點

新制度經濟學流派在研究和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制度分析的路徑和傳統。新制度經濟學更注重從生活的實際問題出發，通過對現實生活的詳細考察，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表現出鮮明的特點：第一，重視制度對經濟績效的影響。以經濟制度的產生、變遷及其作用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交易費用的存在必然會對制度結構及人們具體的經濟選擇行為產生影響。顯然制度的產生和使用需要投入真實的資源，這里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交易費用，然而這樣顯而易見的問題卻經歷了很長時間才被認識到。不僅是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即使是他們的批評者也都想當然地把這些制度和交易費用看成黑箱或無摩擦狀態。這與他們在經濟研究過程中舍棄制度變量緊密相關。第二，試圖從文化、心理、歷史、法律的角度尋找制度產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礎。制度的一種產生方式是通過人類的長期經驗形成的。當一種經驗或習俗被足夠多的人采用時，這種規則就會逐漸變成一種傳統并被長期地保持下去，鎖定為一種行為方式或傳統習俗。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規則多數是在社會中通過一種漸進式反饋和調整的演化過程發展起來的。并且，多種制度的特有內容都將漸進地沿著一條穩定的路徑演變。學者稱這樣的規則為“內在制度”。凡勃侖把制度形成的基礎歸于思想和習慣，“制度實質上就是個人或社會對有關的某些關聯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習慣”，而思想習慣又是從人類本能產生的。加爾布雷思則認為，現實的“經濟制度”(私有制、貨幣、商業、利潤等)只不過是心理現象(風俗、習慣、倫理、道德)的反映和體現，起決定作用的是法律關系、人們的心理及其他非經濟因素。注重對包括習慣、思想在內的內在制度的研究是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鮮明特點。第三，新制度經濟學一個重要特點是經驗和案例的研究。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中，案例研究非常普遍。案例研究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同時，對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問題的研究，必須注意這樣的事實，即小概率事件可能使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發生改變。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中非常關注“微觀”問題，同時將個案研究提升到“一般化”的層次。阿爾斯通指出：“借助關于制度的理論知識和現有成果，案例研究方法常常是推動我們積累關于制度變革理論知識的唯一方法。”

三、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基準和理論工具

新制度經濟學最重要的理論基準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是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的名字命名的，其核心思想是交易成本。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羅伯特·D·庫特對“科斯定理”做出如下解釋：“從強調交易成本解釋的角度說，科斯定理可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權利(即產權)的初始配置并不影響效率。”科斯定理是認識產權功能的理論基準。科斯定理說明，在交易成本為零的條件下，就所有制來說，無論它是國有或非國有，誰擁有財產對效益并不相關。而在現實生活中，產權的所有是同效益密切相關的。科斯定理的力量在于，它指出尋找答案的路徑：究竟是現實生活中的什么因素與科斯定理的前提假設恰恰相反，導致產權與效益無關。

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工具是交易費用理論，交易費用理論是整個現代產權理論大廈的基礎。1937年，著名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在《企業的性質》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費用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和市場是兩種可相互替代的資源配置機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機會主義、不確定性與小數目等條件，使得市場交易費用高昂，為節約交易費用，企業作為代替市場的新型交易形式應運而生。交易費用決定了企業的存在，企業采取不同的組織方式的最終目的也是為節約交易費用。他指出，市場和企業都是兩種不同的組織勞動和分工的方式(即兩種不同的“交易”方式)，企業產生的原因是企業組織勞動和分工的交易費用低于市場組織勞動和分工的費用。一方面，企業作為一種交易形式，可把若干個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和產品的所有者組成一個單位參加市場交易，從而減少交易者的數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業之內市場交易被取消了，伴隨著市場交易的復雜結構被企業家所替代，企業家指揮生產，因此，企業替代了市場。由此可見，無論是企業內部交易還是市場交易，都存在著不同的交易費用。而企業替代市場是因為通過企業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費用比通過市場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費用低。所謂交易費用是指企業用于尋找交易對象、訂立合同、執行交易、洽談交易、監督交易等方面的費用與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談判成本、簽約成本與監督成本等構成。企業運用收購、兼并、重組等資本運營方式，可將市場內部化，消除由于市場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從而降低交易費用。科斯這一思想為產權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科斯的思想在很長時間內一直被理論界所忽視，直到上世紀60年代才引起經濟學家們的廣泛重視。盡管交易費用理論還很不完善，存在很多需改進之處，但交易費用這一思想的提出，改變了經濟學的傳統面目，給呆板的經濟學增添了新活力。它打破了(新)古典經濟學建立在虛假假設之上的完美經濟學體系的一統天下，為經濟學研究開辟了新的分析視角和新的研究領域。它的意義不僅在于使經濟學更加完善，而且這一思想的提出，改變了人們的傳統觀念。正如科斯本人所說：“認為《企業的性質》的發表對經濟學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引起人們重視企業在現代經濟中的重要作用那就錯了。在我看來，人們極有可能產生這種想法。我認為這篇文章在后來會被視為重要貢獻的是將交易成本明確地引入了經濟分析。”也許，該理論目前應用于現實生活中還有距離，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對經濟理論的巨大創新意義。四、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的比較

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上的區別在于：前者采用微觀、個體主義的研究方法；后者采用宏觀、整體主義的研究方法。前者以科斯定理和交易費用為理論基準，后者以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為參照系。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是以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為主。個人主義的方法論意味著所有的經濟績效最后必須由個人行為來解釋。新制度經濟學派對主流經濟學的“經濟人”的假定予以繼承，而不同意其理性人的假定，在現實世界中由于人所處的經濟制度環境的復雜性及人自身能力的限制性，信息是稀缺的資源，因此總有意識地想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可能會導致：想達到理性意識，但又是有限的。所以經濟人行為的有限理性就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第二個基本假定。在其基本假定之后，他們仍繼承了古典的個人主義方法論，同時就不可避免地使用與這一方法論相一致的經濟學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如，效用、效率、邊際、成本收益分析、均衡等概念。新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關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對環境的理想化假定做出了更加切合現實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費用概念論證了在存在交易費用的現實世界里，產權制度與資源配置效率之間的相關性，得出了經濟人活動其中的市場制度有改進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結論。其對市場現實分析得出的產權理論，成為支撐其整個制度變遷理論大廈的基石。但其整個學說仍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義、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等經濟人命題之上的，其研究方法本質上仍是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的制度理論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基本方法論，把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看成是一個自然發展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它既闡明了經濟發展過程中制度的產生、發展及變遷，揭示了制度的動態性、歷史性及其演變規律，又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角度闡釋了制度創新與技術進步、生產力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既分析了微觀層面的制度，又分析了宏觀層面的制度及其相互關系，體現了宏觀與微觀、抽象與具體的辯證統一。在理論分析中，堅持了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到具體的邏輯演繹分析方法。在理論和史實的分析中，堅持了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分析方法。馬克思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背景是他的社會歷史哲學觀。馬克思的社會系統觀、結構觀、發展觀、動力觀和社會經濟形態的演化觀，為其制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哲學工具，使其制度經濟學形成了一個系統的、動態的、宏觀的理論體系。

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相似處在于：第一，都注重邏輯分析與歷史分析相結合，都對制度進行了系統的結構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思曾說過：“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這恰恰是因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馬克思強調在有效率的經濟組織中產權的重要性，以及在現有的產權制度與新技術的生產力之間產生的不適應性。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貢獻。”新制度經濟學明顯地受到經濟學基本方法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新制度經濟學把制度作為分析對象，分析制度的產生、發展和變遷，提出制度的動態性和歷史性，這是借鑒經濟學對人類社會經濟制度產生、演變規律的分析。第二，都強調制度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馬克思定義的“制度”即經濟關系與豎立其上的上層建筑，它的變更不是人自由意志選擇的結果，而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它有自身的運動規律，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但制度對生產力有反作用，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安排能極大地促進生產力發展與社會進步，反之則阻礙發展。新制度經濟學則認為制度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起決定作用。在1971年發表的《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一文中，諾思明確提出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十分重要的觀點。他說“制度安排的發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產效率和要素市場的歷史原因。”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興起》中進一步指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有效率的組織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確立所有權以便造成一種刺激，將個人的經濟努力變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的活動。”也就是說，新制度經濟學更強調制度的決定性作用。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技術創新、規模經濟、教育、資本積累等各種因素都不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它們不過是由制度創新所引起的某些變化，以及這些變化最終推動經濟增長的表現而已，對經濟增長起決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

五、結論

第4篇

一、利潤最大化目標下的企業不會出現惡性循環性價格大戰

價格大戰的實質是企業價格競爭激烈化的表現形式，而惡性價格大戰是指企業為了競相壓價，把價格定在邊際成本以下的定價行為。傳統經濟學認為，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的根本目標，在利潤最大化目標的要求下，企業的生產決策必須遵循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原則。由于價格與平均收益相等，一定大于或等于邊際收益，也即大于邊際成本，因此企業不會在邊際成本以下定價，從而不會出現惡性價格大戰。以上只是對利潤最大化目標下企業定價原則的總括性描述，沒有考慮市場結構這個因素。實際上，即使分析不同市場結構下的價格競爭策略，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結論。

根據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市場經濟有四種基本類型，即完全競爭、壟斷競爭、寡頭壟斷和完全壟斷。在這四種市場結構中，壟斷力量依次加強，而競爭力量依次減弱，在完全壟斷市場上，生產經營者只有一家，是獨家壟斷，不存在競爭因素。因此，我們分析市場結構與企業價格競爭策略時，只需分析前三種即可。

1．完全競爭市場

在完全競爭市場，產品的價格由行業的總供求的均衡決定，個別企業只是價格接受者，企業的平均收益和邊際收益都等于價格。在短期內，企業按利潤最大化原則實現生產者均衡，此時，企業的經濟利潤可以大于、等于或小于零，企業也不一定是在平均成本的最小點進行生產經營。在長期內，通過資本流入或流出行業，可以實現行業長期均衡，這時，所有企業都在長期平均成本最低點進行生產經營，且這個最低平均成本與邊際成本和市場價格相等。在這種情況下，惡性價格大戰就不大可能出現。

2．壟斷競爭市場

在壟斷競爭市場，企業的產量是由利潤最大化原則決定的，而價格要由需求曲線來決定。從短期看，均衡時企業的經濟利潤同樣可能會大于、等于或小于零，企業不在平均成本的最小點生產。從長期看，由于資本流動，企業進入或退出行業，可以實現行業長期均衡，此時，企業的長期經濟利潤為零，行業價格與均衡時的長期平均成本相等，雖然此時的平均成本不是長期平均成本的最低點，但大于長期邊際成本。在這種情況下，出現惡性價格大戰的可能性也不大。

3．寡頭壟斷市場

在寡頭壟斷市場，根據斯威齊模型，寡頭之間的定價原則是懜桓菕，寡頭企業面臨的是曲折的需求曲線，行業的價格相對地穩定在這個轉折點對應的價格上。廠商都會明智地意識到，當只有兩個或少數幾個銷售者時，他自己的行為一定會對其他競爭者產生很大的影響，他們不會接受強加于他們的損失，而是會奮起反擊。這樣，任何一方削價的結果都不可避免地會減少他自己的利潤。因此，寡頭們不會輕易采取價格競爭策略，大都選用非價格競爭策略，行業的價格調整都是通過領導價格或合謀定價進行的。因此，在寡頭壟斷市場，惡性價格大戰更是不可能出現。

總而言之，由于利潤最大化目標的要求，不同市場結構下的企業都可以實現長期的均衡。在長期的均衡點，企業的價格必定會大于邊際成本，因此，不會出現價格低于邊際成本的惡性價格大戰。

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使企業目標偏離利潤最大化，但并不必然導致惡性價格大戰

傳統經濟學理論把利潤最大化作為企業的唯一目標或最終目標，這是對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一的古典企業的良好抽象表述。在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現代企業中，企業目標是一個復雜的體系，利潤最大化往往不是企業經營者的首要目標。但是，由于現代市場經濟具有的完整高效的市場體系和科學的產權制度，能夠對經營者的行為形成有效的激勵和約束，從而也確保了競爭的有序性，惡性價格大戰同樣不會出現。

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以及由此導致的經營決策過程的復雜性，其本身就有可能使企業偏離利潤最大化選擇。委托棿砝礪廴銜執笠抵兇魑砣說木砣嗽鋇哪勘曖胱魑腥說鈉笠鄧姓叩哪勘瓴⒉煌耆恢隆＠笞畬蠡氖抵適撬姓呷ㄒ嫻淖畬蠡撬姓叩哪勘輳歡砣嗽背R韻凼杖胱畬蠡魑饕勘輳蛭砣嗽鋇男剿投鍆飩蛺雀＠鐾凼杖氳墓叵得芮諧潭瘸峭笠道籩淶墓叵怠T諳凼杖胱畬蠡勘甑囊笙攏笠檔畝奐鋅贍茉詒嘸食殺疽韻攏ㄈ縵巒妓荊?/P>

在利潤最大化時，價格P1大于邊際成本MC1；在銷售收入最大化時，價格P2小于邊際成本MC2。如果這種把價格定在邊際成本以下的競爭定價只是偶然的或短期的現象，就不會引起惡性價格大戰；如果這是企業的長期或常態的定價行為，那就有可能出現所謂的惡性價格大戰。但是，從具有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的發達國家的實際情況看，由于存在一些有效的約束機制，經理人員目標與所有者目標偏離的程度不會太大，出現長期的價格低于邊際成本的可能性極小，也即不會出現惡性價格大戰。這些有效的約束機制包括：

第一，產品市場、資本市場和經理人員市場這三大市場體系的約束。首先，完善的產品市場使價格信號能充分地反映產品的供求狀況，使企業違背供求規律的定價行為不能長久地維持下去。其次，發達的資本市場使要素能夠在行業間自由地流動，從而產品供過于求或供不應求的現象不會長期地存在，發達的資本市場還使得股東能夠比較容易地實現撘越磐鍍睌（即賣出某個企業的股票，退出這個企業），從而實現有效的產權約束。最后，完善的經理人員市場對企業經理人員形成強有力的行為約束，因為一個因經營失敗或侵害所有者利潤而被所有者解聘的經理人員在經理人員市場上的價格會大大下降，同時也不再容易在該市場上找到好工作。

第二，有效的產權制度約束。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企業財務預算硬約束。財務預算硬約束使得經營不善，資不抵債的企業就要破產，企業破產無論對所有者和包括企業經理人員在內的全體員工來說都是災難，這使得所有者具有監督經理人員的動力。另一方面是所有者擁有實施產權約束的手段，能夠對企業經理人員進行有效的監督和約束。所有者實施產權約束的手段也有兩種：一種是撚檬滯鍍睌，即通過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這個制度架構來實施產權約束，具體說就是通過委派自己信任的董事與監事（或所有者直接進入公司董事會與監事會）來表達所有者的意志，完成對企業經營管理的控制和監督；另一種是撚媒磐鍍睌，在現代大公司（主要指上市公司）中，股東非常分散，幾乎難以形成控股股東，任何單個的股東都很難在股東大會里形成有效的控制權，這時，股東不可能有效地實施撚檬滯鍍睌，只有選擇一走了之，退出這個企業。如果某個企業的大量股東都賣出手中所持有的股票，那么，這個企業的股票在證券市場上就會急劇下跌，這極容易引起摱褚饈展簲，從而對企業現有的經理人員形成較大的威脅，使經理人員的目標不致于偏離所有者目標太遠。

第三，法律和政府管制方面的約束。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為了保持市場的競爭秩序和競爭特性，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都制定有摲綽⒍戲〝、摲床壞本赫〝和摲辭閬〝等相關的法律規定，同時，政府對企業的經營行為還實行必要的管制，對于違反相關法律和政府規定的企業會給予一定的懲罰。如驅除競爭對手定價①是一種掠奪性定價，它違背公平競爭規則，在各市場經濟國家中它都是一種違法的定價行為，會受到相應的制裁。

以上分析說明，由于完善的市場體系、有效的產權約束和健全的法律制度等的綜合作用，使企業經理人員不致于過分地侵害所有者的利益。現實中的企業目標應當是在利潤最大化和銷售收入最大化之間并偏向所有者利潤最大化的某個位置。這說明，即使在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現代企業中，從較長時期看，也不會出現價格低于邊際成本的惡性價格大戰。

三、生產能力過剩與過度競爭是我國目前惡性價格大戰的直接導因

惡性價格大戰是中國體制轉軌時期特有的經濟現象，其形成的原因非常復雜。從表面看，生產能力過剩與過度競爭是惡性價格大戰的直接導因。

據原內貿部的分析，1997年上半年，在609種直接關系人民生活和生產的商品中，供不應求的只有32種，其中包括農副土特產品15種，再生資源13種，農業生產資料4種，沒有一種工業消費品供不應求；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有545種（占89．4％）；供大于求的商品也是32種。另據全國第三次工業普查資料，中國大部分工業生產能力已經處于嚴重的閑置狀況。在94種主要工業產品中，生產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上的只有59種；利用率在50％以下的有18種，約占20％。中國工業生產能力的綜合利用率大約只有50％，大大低于一般市場經濟國家的水平。②

普遍的生產能力過剩，在行業進入壁壘低而退出壁壘高從而使資本無法在行業間流動的情況下，必定會導致行業內的過度競爭。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和改革的深化，產業進入壁壘相應降低了。一是政府產業管制放松，使許多產業進入的政策壁壘減弱；二是由于交通運輸條件和產業經濟技術條件改變，使產業進入的資源性壁壘相對弱化；三是相當多行業的企業最低經濟規模不高，形成不了有效的進入壁壘；四是投融資體制改革不到位，地方政府的資金籌措能力加強，使資金壁壘的作用大為減弱；五是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假冒產品進入市場的渠道暢通，大大降低了進入壁壘。相反，由于沒有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國家支持結構調整的財力有限，勞動力就業安置困難等問題，企業無法承擔破產重組的巨大成本，形成了較高的產業退出壁壘。低進入壁壘與高退出壁壘的共同作用使得相當多的行業出現了過度競爭。在過度競爭的市場中，價格競爭是企業最有效的競爭手段。企業為了求生存，就得以較低的價格把競爭對手擠出市場，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付出一些代價也是在所不惜的。

四、企業缺乏有效的產權約束與市場機制不健全則是我國目前惡性價格大戰的制度性成因

國有企業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企業。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從理論上說是屬于“全體人民”，但從實際看，全體人民既缺乏信息，又沒有有效手段，更沒有激勵動力去對經營者進行約束，國有企業的實際控制權掌握在政府部門或由政府部門任命的廠長、經理手中。由于“國有企業廠長經理不僅享有相當的控制權收益”“企業的生產成本基本上都是由全體人民承擔的，經理個人承擔的邊際成本遠遠小于生產的真實邊際成本”，導致國有企業經營者們追求的不是撈笠稻瞇б孀畬蠡瘮，而是個人目標最大化。有人已經證明，國有企業經營者在企業權利責任關系上的摳河桓嚎鲾程度愈大，經營者愈有可能卷入惡性價格大戰。③我國的市場體系不健全，市場運作不規范。市場受行政干預較普遍，在地方保護主義和本位主義的影響下，難以形成全國統一的大市場，市場的條塊分割相當嚴重。這一方面使價格不能成為真正反映市場供求變化的信號，使企業的經營決策具有盲目性；另一方面又使企業不能進行公平競爭，使企業效益并不真實地反映企業的經營好壞。在地方保護主義的作用下，企業往往通過政府的力量控制生產資源和市場，通過由政府來承擔經營虧損的后果以逃避企業或經營者的責任，企業財務預算約束的軟化使競爭的優勝劣汰原則不能生效。資本市場剛剛起步，所有者的撚媒磐鍍睌根本無法實施。沒有經理人員市場，職業經理人員隊伍沒有建立，現有企業廠長、經理的行政官員身份沒有從根本上消除，經營虧損的企業經理人員易地做官的現象極為撜，這樣，來自經理人員市場對經營者的約束就不存在。

法制建設相對落后，政府對企業行為的管制與市場經濟的要求相差較遠。面對近年來日益激烈的價格大戰，有關部門也曾想過一些對策措施，如制定行業自律價就是一個例子。然面，這些對策措施要么是有悖于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要么是無法具體實施，根本產生不了實際效用。

總而言之，無論是傳統經濟學理論還是現代企業理論都說明，在發達的市場經濟中，價格競爭只是企業的一種主要競爭手段，由于存在各種市場的約束和制度規范，企業價格競爭不會演變成普遍的、廣泛的、持久的惡性價格大戰。中國目前的惡性價格大戰，從表面看，生產能力過剩與過度競爭是其直接導因，但從深層次看，企業缺乏有效的產權約束和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等制度因素則是其形成的關鍵。

①驅除競爭對手定價（PredatoryPricing），指有些企業為了將競爭對手驅逐出市場，而將價格定得較低，甚至低于企業的生產成本，待自己對市場已形成壟斷優勢后，再把價格提高到有利潤的水平。

②朱文暉：《“過剩”的中國經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頁。

③張維迎、馬捷：《惡性競爭的產權基礎》，《經濟研究》，1999年第6期。

參考文獻：

1．江小娟：《市場化進程中的低效率競爭棗以棉紡織行業為例》，《經濟研究》1998年第3期。

第5篇

關鍵詞：交易費用；公共產品；公共部門；私人部門

一、引言

公共產品供給是指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選擇以何種方式籌資并加以使用，向社會成員提供公共產品。其實質是資源配置，屬于分配范疇。從世界各國公共產品供給的實踐出發進行抽象，公共產品供給方式不外乎三種：政府供給，市場供給及自愿供給。

公共產品的市場供給是指營利組織根據市場需求，以營利為目的，運用收費方式補償支出的公共產品供給方式。公共產品的政府供給是在市場進行資源配置基礎上，政府以公平為目的、以稅收和公共收費為主要籌資手段，利用公共資源供給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公共產品自愿供給是指公民個人、單位，以自愿為基礎，以社會捐贈或公益彩票等形式無償或部門無償地籌集資金，直接或間接地用于公共產品的提供，并接受公眾監督的公共產品供給方式。這些方式是以不同的主體，遵循不同的原則，以不同方式和渠道籌集公共產品供給資金，決定使用去向并予以監督的機制。

幾乎在每一個市場經濟國家，公共品供給的三種方式都在發揮作用，但三者的作用范圍有所差別，而且在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三種方式的作用領域也有不同。公共產品三種供給方式是在空間上并存、相互結合發生作用的，作用的具體模式是多樣化的。大中小規模政府和非政府的單位既相互競爭，又相互合作，在地方公共經濟中能實現秩序和比較高水平的績效（奧斯特羅姆、帕克斯和惠特克，2000）。

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選擇和作用邊界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公共品自身性質、技術條件、政府職能理念、公平效率標準、政府政策傾向、需求狀況和私人資本規模的不同，可能導致不同的供給方式，而且會導致公共產品供給方式的不斷轉變[8]。現代經濟學在20世紀最后30年有了很大的發展，最重要的發展就是引進了“交易費用”的概念。在過去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后凱恩斯主義等主流經濟學里，都只有生產成本的概念，沒有交易費用的概念。企業的生產成本可以分為顯性成本和隱性成本。在制度經濟學產生以前，主流經濟學認為廠商通過生產成本的調整來決定所要達到的產量。實際上到了20世紀最后30年，因為引入了交易費用這個概念后，人們發現，在總成本里面有一部分耗費跟物理的、化學的產品制造的變化一點關系都沒有，它是為了交易而發生的，即制度經濟學中所論述的交易費用。將交易費用概念引入公共產品供給的研究將為研究公共產品供給的主體確定問題提供一個新的思路。

本文側重于從交易費用的角度解釋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選擇和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邊界確定，并對中國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的交易費用進行了測度，最后部分提供簡要的結論。

二、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

科斯認為，交易費用是獲得準確的市場信息所需付出的費用，以及談判和經常性契約的費用。威廉姆森認為，費用分為兩部分：一是事先的交易費用，即為簽訂契約、規定交易雙方的權利和責任所花費的費用；二是簽訂契約后，為解決契約本身所存在的問題，從改變條款到退出契約所花費的費用。交易費用的存在取決于三個因素：受限制的理性思考、機會主義以及資產專用性。資產專用性指耐用人力資產或實物資產在何種程度上被鎖定而投入到一個特定貿易關系，因而也就是在何種程度上他們在可選擇的經濟活動中所具有的價值。阿羅使用的交易費用概念更具有一般性：“交易費用是經濟制度的運行費用，”它包括信息費用、排他性費用和設計公共政策并執行的費用。交易費用理論認為交易是普遍存在的，康芒斯將“交易”的概念和正統經濟學中“生產”的概念相對應，將“交易”分為三種類型：買賣的交易，即平等人之間的交換關系；管理的交易，即上下之間的交換關系；限額的交易，主要是指政府對個人的關系。這三種關系類型覆蓋了所有人與人之間的經濟活動。

按照康芒斯對交易的分類，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活動同樣可以歸入到交易活動中：首先，政府供給公共產品是政府與納稅人之間的交易活動，納稅人支付公共產品的價格（稅金），政府利用稅收收入供給公共產品。其次，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活動是政府間的交易活動，下級政府是上級政府在供給公共產品上的人，為本地區供給公共產品，滿足地方公共需要。再次，同級政府之間在供給外溢性的地方公共產品上也存在著交換關系。因此，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活動也是一種交易，交易費用是客觀存在于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活動中的。市場供給公共產品是私人按照市場規則采用收費或政府補貼的方式進行的平等的人與人之間的交易，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種交易活動，產生交易費用。公共產品自愿供給的過程是一種平等的人與人之間的交易即捐助者捐助資金提供公共產品后獲得心理滿足或者稅收優惠等的一種交易，按照公共產品自愿供給的定義，在公共產品供給的決策過程（分散決策）中、籌資過程中、建立相關的激勵約束機制等都會產生交易費用。

根據交易費用理論，對公共產品的供給進行分析，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主要包括：（1）搜尋信息的費用。即供給者為了獲取消費者對公共產品的需求、了解公共產品特性、所需成本等信息所花費的成本。（2）談判、簽訂契約、規定交易雙方權利和責任的費用。例如在民主機制下，公共產品的供給是由“以手投票”機制來決定公共產品供給的品種和數量的，由于公共產品的特性和選民的消費偏好、價值取向存在較大差異，要通過一致同意或多數同意的原則來決定公共產品的供給方案，必然帶來較高的契約達成費用。分級財政體制下在決定由哪一級政府供給哪種公共產品，公共產品的成本（稅收）如何在政府間進行分擔上的政府間多重博弈，也必然帶來較高的契約達成費用。（3）履行契約，收回成本的費用。（4）排他費用，即阻止不付費者對公共產品消費所發生的費用。（5）監督供給者按所簽訂的契約供給公共產品所發生的費用。（6）避免消費者退出契約所發生的費用。

公共產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產品。非排他性決定了不可能阻止不付費者對公共產品的消費，對公共產品的供給不付任何費用的人同支付費用的人一樣能夠享有公共產品帶來的益處；非競爭性決定了一個人對公共產品的消費不會影響其他人從對公共產品的消費中獲得的效用，即增加額外一個人消費該公共產品不會引起該產品成本的增加。由于公共產品的兩大特性，決定了沒有消費者愿意公布自己從公共產品消費中獲得的效用，因此搜尋信息的費用是相當高的。公共產品的兩大特性決定了消費者都期望他人去購買而自己順便享用它帶來的利益，也就是“免費搭車”，由此帶來的交易費用是相當大的。由于公共產品兩大特性的存在和交易費用存在的普遍性，決定了無論采用何種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都會產生交易費用。

三、公共產品供給主體及其邊界確定：理論分析

（一）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確定標準：一個理論模型

公共產品的市場交易存在著較大的交易費用，在某些情況下，政府代替市場供給公共產品可以節約交易費用，政府取代市場，資源配置由價格分配方式轉為稅收分配方式（政府通過強制性的稅收征收公共產品的供給成本），消除了“價格發現成本”，政府可以通過利用征集來的公共資源，按公共需要，供給公共產品。但當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超過一定規模時，政府活動的邊際成本遞增，因為政府在供給公共產品的過程中由于信息不對稱、機會主義行為和資產專用性等原因，也會產生交易費用，此時如果公共產品的自愿供給因為采用分散決策、個人選擇的方式無償或部分無償地供給公共產品，能夠節約機會主義行為和資產專用性帶來的交易費用，使某種或某些公共產品的供給產生較少的交易費用，那么公共產品的自愿供給將取代公共產品的政府供給。從歷史和理論來看，同樣存在由于某一主體供給公共產品中所存在的交易成本超過其他兩個主體供給公共產品的交易成本，那么可能出現市場—政府或自愿，自愿—政府等可能的公共產品供給主體變化路徑。

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三種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作用的邊界在時間上因條件的變化而變動。在理論上，公共產品的供給存在最優的供給方式的選擇，即公共產品供給的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效用。在忽略交易費用的情況下，僅考慮公共產品供給的生產成本時，無論采用何種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公共產品的生產成本都可以降到最低（RonaldD.RippleandYunHsing（Y.H.）Cheung，1999）。因此，假定公共產品供給的生產成本既定，公共產品供給最優方式的選擇，取決于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基于這一角度，本文通過一個理論模型來說明公共產品公共方式選擇采用的標準。

假設：

（1）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tc可以衡量且是產量q的函數tc=tc（q）。

（2）不同的供給主體供給公共產品的生產成本pc=pc（q）=pq。

（3）供給者的收益函數tr=tr（q）。那么：maxπ=tr（q）-pc（q）-tc（q）

帕累托最優供給的條件為：mr（q）=mpc（q）-mtc（q）

因此，在交易費用為0時，帕累托最優的供給條件為：mr（q）=mpc（q）

假設：政府與非政府部門供給同一種公共產品，且價格相等；Pq為非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Gq為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TT為公共產品的生產可能性曲線，U為社會消費公共產品的無差異曲線。按照帕累托最優的實現條件，公共產品生產的最優點在TT曲線與U曲線的相切點N，此時，經濟處于均衡狀態，消費者選擇的數量對應的邊際替代率對應于生產者的產品轉換率，即RTSGq，Pq=RCSGq，Pq。

1.在不考慮公共產品供給中發生的交易費用的情況下：

RTSGq，Pq=mpcGqmpcPq，

RCSGq，Pq=pGqpPq

因此，要達到帕累托最優，必然mpcGqmpcPq=pGqpPq，因為不同的供給主體供給同種公共產品，價格相等，因此，mpcGq=mpcPq，mpcGqmpcPq=1，因為pGq=pPq，過N點切線的斜率為1。

2.在考慮公共產品供給中發生的交易費用的情況下，

RTSGq，Pq=mpcGqmtcGqmpcPqmtcPq

在供給的公共產品為同質的產品時，RCSGq，Pq=1，

那么，mpcGqmpcPq=1，由于mpcGq=mpcPq，

因此mtcGqmtcPq=1，即在N點非政府部門與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所發生的邊際交易費用相等，方可實現效率最優。

3.無法實現效率的情況下，公共產品供給在兩部門之間的調整。

如果初始配置處于TT的下半段（N點以下，不包括N點），如N1，此時曲線的斜率大于1，即RTSGq，Pq=mpcGqmtcGqmpcPqmtcPq>1，可得mtcGq>mtcPq，應該減少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增加非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最終調整至mtcGq=mtcPq的N點。如果初始配置處于TT的上半段（N點以上，不包括N點），如N2，此時曲線的斜率小于1，即RTSGq，Pq=mpcGqmtcGqmpcPqmtcPq

如果初始配置處于區域A內，類似于N2點的情況，非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過多，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過少；應該減少非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增加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最終調整至mtc

Gq=mtcPq的N點。如果初始配置處于區域C內，類似于N1點的情況，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過多，非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過少；應該減少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增加非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最終調整至mtc

Gq=mtcPq的N點。如果初始配置處于區域B內，非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與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均過少；應該增加非政府部門和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最終調整至mtc

Gq=mtcPq的N點。

（二）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邊界確定：威廉姆森范式的擴展

將公共產品供給主體在供給公共產品中發生的成本分為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假設生產成本隨著公共產品供給數量不斷變化，與公共產品供給數量成正比例的關系，公共產品供給數量越大，發生的生產成本越多，反之，生產成本越小。但是交易費用的大小取決于受限制的理性思考、機會主義以及資產專用性三個因素的影響，與組織的規模大小沒有一個固定的比例關系，交易費用會隨著資產專用性的增強而呈現出類似于指數函數式的增長趨勢，隨著資產專用性的提高，組織偏離最佳供給規模的程度不斷增加，從而導致組織單位交易費用遞增，呈現出“先降后升”，呈“U”字形變化（如圖2）。因此，在生產成本與公共產品供給數量呈正比例關系的情況下，交易成本的變化對界定組織的邊界能夠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本文將生產成本與不同組織的交易費用相加得到的總成本與社會可以接受的交易費用相比較作為區分公共產品不同供給主體邊界的依據。圖2是包含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三種等級制度在內的威廉姆森范式的拓展模型。圖2中，OCG、OCM、OCF分別為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發生的生產成本，TCG、TCM、TCF分別為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CG、CM、CF分別為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發生的總成本，分別為CG=OCGTCG、CM=OCMTCM、CF=OCFTCF。

從圖2中可以看出，當交易費用允許值（社會承受交易費用的一般標準）為TC0時，E1、E2分別給出了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的邊界：當公共產品的數量界于E1和E2之間時，宜采用市場供給的方式，可以供給公共產品的成本最小；當公共產品的數量小于E1時，宜采用自愿供給的方式，可以供給公共產品的成本最小；當公共產品的數量大于E2時，宜采用政府供給的方式，可以供給公共產品的成本最小。

從圖2中還可以發現，當社會進步、技術革新等因素的作用使社會經濟活動的交易費用普遍降低時（如信息技術的發展及交通運輸的便捷等使社會交易費用從TC0降至TC1），原有的組織形式將會出現一些“空洞”（如圖2中FM1、M2G1）而無法覆蓋這些領域，即在這些領域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都不再是實現外部效應內在化的最佳選擇，為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創新創造了需求空間。

上述威廉姆森范式拓展模型雖然只是從公共產品數量這個單一維度分析了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行為的界限，但對我們正確界定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的合理邊界可以產生多方面的啟示：

1.在公共產品的供給上既存在市場失靈，也存在政府失靈和自愿供給的失靈，如圖2中FM1、M2G2。由于公共產品具有不可分割性和非排他性，使得購買公共產品的人無法阻止別人享用公共產品。既然“免費搭車”現象存在，那么，愿意花錢購買公共產品的人肯定不多，這樣就會造成公共產品的匱乏。可見，公共產品無法通過市場機制來提供，造成公共產品供給的市場失靈。由于公眾對公共產品需求差異的存在，政府提供公共產品時往往傾向于滿足大多數處于中間狀態的受眾的選擇偏好。而一部分人對公共產品的超量需求和特殊需求得不到滿足，造成公共產品的政府失靈。由于公共產品自愿供給在第三部門和個人在籌集資金方面面臨的問題，慈善組織的業余性等固有缺陷的存在，使得自愿供給公共產品出現失靈，不能提供較大規模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2.政府、市場和以第三部門為主體的公共產品自愿供給部門之間可以相互彌補在公共產品供給中的失靈問題。市場失靈雖然是政府干預的前提，但并非只要有市場失靈就需要政府干預，公共產品的自愿供給也可以彌補市場失靈。同樣當政府供給公共產品存在失靈時，市場與公共產品的自愿供給都可以起到彌補政府失靈的作用。

3.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的合理邊界是動態的、可變的，不是一成不變的。決定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的合理邊界有效性的因素眾多，并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變化，因此，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的合理邊界必然是相對的、動態的，不存在始終如一的合理區間。

4.市場組織形式處于不斷創新和發展過程之中。作為與市場相對應的組織，政府和第三部門都不可能是惟一的，雖然政府、市場和公共產品的自愿供給主體在供給公共產品時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費用，但其作用是有限度的，而一旦現有的市場組織不能達到效率最優，組織創新便會出現，如產生一些新型的“中間組織”、一體化組織等等。顯然，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進步，供給公共產品的主體的創新將是持續的，我們可以大膽設想在條件成熟的將來，公共產品供給將會出現新的供給主體——“第四部門”。

四、中國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的交易費用測度

交易費用是一個內涵廣泛的復雜范疇，完全意義上的交易費用的測算的確非常困難，在目前的統計數據和統計方法下是無法完成。但如果我們借鑒諾思等人的做法，將國民經濟部門區分為轉換部門（transformingsectors）和交易部門（transactionsectors），借助于現有的國民經濟核算數據，外在性的交易費用（針對轉換部門而言），即交易部門（專門為經濟主體提供交易服務的部門）所產生的交易費用是完全可以測算出來的。其數量應該等于全部交易部門所消耗的社會資源，即交易部門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其價值表現形式就是交易部門的增加值[10]。基于這一認識，本文試圖對我國公共產品供給中產生的外在性的交易費用進行測算。

（一）絕對交易費用的測算

在目前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實踐中，將國民經濟分為16個行業：農、林、牧、漁業，采掘業；制造業；電力、煤氣和水的生產供應業；建筑業、地質勘探業和水利管理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訊業；批發零售貿易業和餐飲業；金融、保險業，房地產業；社會服務業；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業；教育、文化藝術和廣播電視業；科學技術和綜合技術服務業；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其他。其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訊業中的郵電通訊業部分、批發零售貿易業和餐飲業中的批發零售貿易業部分、金融及保險業全部、房地產業全部、社會服務業中的信息咨詢服務業部分屬于以營利為目的的提供商業的交易部門（私人部門），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則屬于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提供公共產品的交易部門（公共部門）。因為統計年鑒中沒有第三部門（公共產品自愿供給的主體）的數據，也沒有市場供給公共產品的數據，從已有的數據中也很難分離出公共產品自愿供給和市場供給相關的數據，因此，我們假設測算出的公共部門發生的交易費用為政府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非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市場供給與自愿供給）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為測算出的私人部門發生的交易費用。由于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資料只提供了1991年之后的各部門增加值資料，所以，本文的樣本區間只能從1991年開始。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或其他公開出版物沒有公布全部細分行業的增加值數據，所以，批發零售貿易業和餐飲業中的批發零售貿易業部分、社會服務業中的信息咨詢服務業部分的增加值的數據只能采用推算的方法。1991—2003年間，批發零售貿易業從業人員占批發零售貿易業和餐飲業從業人員的比重平均約為93%，信息咨詢服務業從業人員占社會服務業從業人員的比重平均約為5%，我們暫且用從業人員比重代替其增加值占所在大行業中的比重，于是有計算公式：公共部門的絕對交易費用=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增加值；非政府部門的絕對交易費用=郵電通訊業增加值批發零售貿易業增加值金融、保險業增加值房地產業增加值信息咨詢服務業增加值=（郵電通訊業增加值批發零售貿易業和餐飲業增加值）×93%（金融、保險業增加值房地產業增加值社會服務業增加值）×5%。我們以國內生產總值代表私人部門每年生產的產品數量，以財政支出作為公共部門每年供給的公共產品數量，那么，私人部門單位產品（私人產品）交易費用=私人部門交易費用/國內生產總值，公共部門單位產品（公共產品）交易費用=公共部門交易費用/財政支出。

1991—2003年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相對交易費用與絕對交易費用如表1，1991—2003年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交易費用的絕對額是不斷上升的，私人部門的交易費用由1991年的3767.6億元上升到2003年的20580.22億元，上升了5.46倍；公共部門的交易費用由1991年的662.1億元上升到2003年的3138.46億元，上升了4.74倍。私人部門單位產品交易費用相對穩定，在0.17億元—0.183億元之間，公共部門單位產品的交易費用則變化較大，1994—2003年間呈一個不斷下降的趨勢，由最高的0.220815億元下降為0.127321億元，從圖3可以看出，私人部門單位交易費用與公共部門單位交易費用在1998—1999年度相交，之前公共部門單位交易費用高于私人部門單位交易費用，之后公共部門單位交易費用低于私人部門單位交易費用。

（二）邊際交易費用的測算：實證檢驗

1.基本模型與變量的含義

Qg=c0c1TCg（1）

Qp=c2c3TCp（2）

其中，Qg為政府部門供給的公共產品數量，TCg為政府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產生的交易費用，Qp為非政府部門供給的產品的數量，TCp為非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產生的交易費用，c0、c1、c2、c3為常數項。對公式1兩邊分別對TCg求導，對公式2兩邊分別對TCp求導，可以得出：

dQgdTCg=c1（3）

dQpdTCp=c3（4）

因此，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邊際成本為MCg=c1，非政府部門供給產品的邊際交易費用為MCp=c3。2.數據與方法

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選取1991—2003年的時間序列數據。本部分數據均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1997》、《中國統計年鑒2005》的有關數據統計、計算得出。

估計方法為普通最小二乘法，所用軟件為EVIEWS3.1。

3.計量結果

（1）公式1的回歸結果為：

Qg=-4836.224（-4.366）8.87915.56TCg

R2=0.957R2=0.953F=242.236

從上面的回歸結果看，R2為0.957，調整后的R2為0.953，模型的擬合度較好。

（2）公式2的回歸結果為：

Qp=1108.364（0.717）5.5847.32TCpR2=0.957R2=0.9947F=2239.24

常數項c0的t檢驗值為0.717

Qp=5.66TCp（125.40）

R2=0.995R2=0.995

從上面的回歸結果看，R2為0.995，調整后的R2為0.995，模型的擬合度較好。

（3）小結

從公式1和公式2的計量結果看c1=8.879，c3=5.58，因此MCg=c1=8.879，MCp=c3=5.58。可以看出公共部門供給公共產品所發生的邊際交易費用要高于私人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發生的交易費用。在我國，在一定的條件下將公共產品的供給由政府部門交給私人部門可以節約交易費用，提高公共產品供給的效率。

五、結論

1.按照康芒斯對交易的分類，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公共產品的活動都可以歸入到交易活動中來。無論采用何種供給方式，在公共產品的供給過程中都會發生交易費用，因此，公共產品的供給活動可以納入到交易費用經濟學的分析范式中來。

2.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三種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作用的邊界在時間上因條件的變化而變動[10]。在不同公共主體生產同質公共產品的生產成本一樣的條件下，最優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的選擇，取決于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

3.通過對威廉姆森范式的擴展分析認為，政府、市場和以第三部門為主體的公共產品自愿供給部門之間可以相互彌補各自在公共產品供給中的失靈問題，各個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在供給公共產品時存在各自的合理邊界。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的合理邊界是動態的、可變的，不存在一成不變的合理邊界。

4.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在交易成本不斷降低、公共產品供給存在“空洞”且不能彌補的情況下，將會產生有別于政府、市場、第三部門的新的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第四部門”。

5.通過對中國公私部門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存在的交易費用的測量發現：從絕對量指標上看，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交易費用的絕對額是不斷上升的；從平均交易費用指標來看，私人部門單位產品交易費用相對穩定，公共部門單位產品的交易費用則變化較大，私人部門單位交易費用與公共部門單位交易費用在1998—1999年度相交；從邊際交易費用指標來看，公共部門供給公共產品所發生的邊際交易費用要高于私人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發生的交易費用。因此，就我國公共產品的供給而言，在一定的條件下將公共產品的供給由政府部門交給私人部門可以節約交易費用，提高公共產品供給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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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

規制經濟學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逐步發展并在實證領域起重要作用的一門學科。它主要研究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或社會公共機構如何依據一定的規則對市場微觀經濟體進行社會或經濟干預管理，具體指規制機構以自然壟斷規制和市場進退規制為主要手段，對企業的進入、退出、產品的價格、服務的質量等方面進行干預。規制經濟理論的發展經歷了公共利益規制理論、規制俘虜理論、新規制經濟理論、激勵性規制理論等。本文擬就規制理論的演進進行簡要的概述，力圖使人們對規制理論的發展脈絡和前景有一個清晰的認識，為構建根植于中國市場經濟的規制經濟學理論上的準備。

二、公共利益規制理論

公共利益規制理論是規制理論的最初理由，在規制理論領域居于正統地位。該理論認為，規制發生的原因是存在著市場失靈，涉及自然壟斷、外部性、信息不對稱等，在這些情況下，政府對市場規制具有經濟學上的合理性。它是一種作實證理論的規范分析(anormativeanalysisasapositivetheory)(理查德·波斯納，1974)。該理論把政府對市場的規制看成政府對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反應，它包含著這樣一個理論假設，即市場是脆弱的，如果放任自流，就會導致不公正或低效率。所以政府規制是源于公共利益出發而制定的規則，目的是防止和控制受規制的企業對價格進行壟斷或者對消費者濫用權力，并假定在這一過程中，政府可以代表公眾對市場做出無成本的，有效的計算，使市場規制過程符合帕累托最優原則。維斯庫斯(1992)提出自然壟斷的永久性理論和短暫性理論，認為應當動態的對待自然壟斷產業的規制。

但是，公共利益規制理論還存在許多缺陷。1、公共利益規制理論規范分析的前提是對潛在社會凈福利的追求，然而卻沒有說明對社會凈福利的追求是怎樣進行的(Viscusi，Vernon，Harring，1995)2、規制并不必然與外部經濟或外部不經濟的出現或與壟斷市場結構有關(波斯納，1974)。3、斯蒂格勒和福瑞蘭德(1962)的研究表明，規制僅有微小的導致價格下降的效應。

三、規制俘獲理論

該理論認為利益集團在公共政策形成中發揮重要作用，規制的供給是應產業對規制的需求(立法者被產業俘獲)，或者隨著時間的推移規制機構逐漸被產業控制(規制者被產業俘獲)。

它是由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們發起的(Stigler，1971；Peltzman，1976；Posner，1979；Becker，1985)。他們認為：政府的基礎性資源是強制權，它能使社會福利在不同人之間進行轉移；規制的參與雙方都是理性的，通過選擇行為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規制的供給與利益集團收入最大化的要求相適應，通過規制，利益集團可增加其收入。斯蒂格勒的經典論文《經濟規制論》首次運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規制的產生，將規制看成經濟系統的一個內生變量，由規制的需求和供給聯合決定。

佩爾茲曼(1976)進一步完善了斯蒂格勒的理論，他證明了最優規制價格處于利潤為零時的競爭性價格與產業利潤最大化的壟斷價格之間。立法者、規制者不會將價格定為使產業利潤最大化得以實現的價格。最有可能被規制的產業是那些或具有相對競爭性或具有相對壟斷性的產業。在競爭性產業中生產者將從規制中大量獲益；而在壟斷產業規制中消費者將從規制中獲益。

利益集團規制理論完全超越了公共利益規制理論的公共利益范式，將經濟人假設引入到對政治家的分析中，將規制置于供求分析的框架下，更貼近現實，也具有很強的解釋力。

四、新規制經濟理論

麥克切斯尼(McChesney，1987；1997)在對規制經濟理論進行批判的基礎上構建他的抽租模型，即是新規制經濟理論。他認為，規制機構利用規制手段保持規制企業的壟斷地位的目的在于設立一個租金，以便讓規制企業來奪取這個租金，通過這種方式，規制機構希望從企業那里得到不同形式的回報。由此可見，規制為規制機構創造了尋租的場所，其實質就是創造租金和分享租金的工具。

拉豐、泰若爾以信息不對稱及其框架下的委托——理論作為分析前提，正式將新規制經濟理論融入到主流規制經濟學中，該理論主要有兩點突破，一是引進信息不對稱，建立起規制的委托——分析框架，改變了傳統規制理論只注重需求方，而將供給方作為“黑箱”處理的缺陷。他們認為，對規制收買的正確分析必須考慮信息的不對稱，倘若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受規制企業不可能抽取租金，因而也沒有影響規制的激勵。在拉豐，泰勒爾看來規制經濟學研究的重點不應批判是否存在規制俘獲的威脅，而是如何針對規制俘獲設計一套相應的規制機制，以減少或避免規制機構被規制俘獲的可能。

五、激勵性規制經濟理論

在litterchfld(1983)等經濟學家的努力下，20世紀80年代激勵性規制實踐在英國開始產生，90年代在歐美等西方國家得到廣泛應用。80年代中期開始，Baron和Myerson(1982)將微觀經濟學理論中的新理論，新方法引入規制理論，規制經濟學在委托一一理論，機制設計理論(mechanismdesigntheory)和引入信息經濟學(informationeconomics)等方面取得了明顯進展，在Laffont和Tirole(1993，1994)將激勵理論和博弈論應用于激勵規制理論分析后，規制經濟學達到一個新的理論高峰。

在信息不對稱的假設下，以刻畫最優規制為目的，設計激勵機制。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首先，使現有運營商充分考慮其成本以提高勞動生產率，通常被稱為以業績為基礎的激勵規制。其次，賦予運營商更多確定收費服務的自由度，從而使運營商更加趨于商業原則經營。這種價格更接近拉姆士價格結構。激勵性規制經濟理論主要內容包括特許投標理論、可競爭市場理論、區域間比較競爭理論價、格上限規制理論等。

第7篇

論文關鍵詞：計量經濟學 教學方法 教學改革

《計量經濟學》于上個世紀20年代末期產生，后來經過不斷的發展和完善，該學科成為經濟學中一個較為活躍的分支學科。隨著教育部將《計量經濟學》這門課程確定為高等學校經濟學類各專業核心課程，該門課程的重要性才逐漸得到高校經管類教師的認同，并逐漸成為我國高校經管類各專業一門備受關注的課程。但是從學生學習過程來看，眾多學生對《計量經濟學》的學習感到困難和吃力，尤其對于那些數學基礎比較差的學生更是特別困難。而在該門課程的具體教學過程中，從教材選用、課程安排、教學方法等多個方面都存在一些問題，本文將對此進行詳細分析并提出相應的措施建議。

一、國內外《計量經濟學》發展概述

大多數《計量經濟學》工作者都致力于客觀的分析認識經濟現象與科學準確的闡述經濟規律。但是，經濟學的科學化進程一直受眾多因素的影響，如經濟活動的多因素性、隨機波動性以及事件發生的不可逆性，等等。我們知道，自然科學研究中能夠建立實驗室和創造出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的理想狀態和環境，其變量往往會遵循特定的函數關系，而經濟學研究則不同，它不能遵循既定的函數關系，只能通過建立統計模型來進行定量分析。

《計量經濟學》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本世紀70年代以前，《計量經濟學》以“經濟平穩時間序列”為樣本數據進行建模分析。數學方法在經濟理論運用上的不斷深入，為《計量經濟學》的誕生奠定了數理基礎，如19世紀初高斯（Gauss）提出最小二乘法概念，19世紀末高爾登（Galton）提出“回歸”概念，20世紀初費雪（Fisher）提出抽樣分布理論。之后，尼曼（Neyman J.D）和皮爾遜（Pearson）相繼提出了假設檢驗理論。隨著數理統計理論框架的基本形成，人們逐漸學會應用這些知識來分析和研究經濟問題，從而誕生了《計量經濟學》。1926年挪威著名經濟學家拉格納·弗里希（Ragnar Frisch）提出了《計量經濟學》的名稱，為這門學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礎。1929年美國經濟學家戴維·S·穆爾（David.S.Mull）描述了工資波動，并決定從1933年開始出版《計量經濟學》雜志，這一舉措標志著《計量經濟學》這門學科已成為一門新興的獨立學科。

第二階段：本世紀70年代以前的建模都是以“經濟平穩時間序列”為樣本數據進行分析，而現實生活中的宏觀經濟變量大都呈現出非平穩性特征，因此在利用聯立方程模型對非平穩經濟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和預測時，常常出現偽回歸現象或預測失敗。從70年代開始，宏觀經濟變量時間序列的非平穩性問題和偽回歸問題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進而來提高經濟計量模型參數估計的準確性和可靠性。

20世紀60年代Granger-Newbold首先提出偽回歸問題，引起了計量經濟學界的關注。之后，Box-Jenkins于1967年出版了《時間序列分析，預測與控制》一書，對上述問題進行詳細的分析和闡述。時間序列模型與回歸模型有一定的區別，時間序列模型是一種較為全新的建模方法，它往往通過依靠變量本身的外推機制來建立相應的模型。由于時間序列模型客服了變量的非平穩性問題所帶來的偽回歸，提高了分析的準確度和可靠性，從而為其在經濟領域的應用奠定了理論基礎。此時，《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面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如經濟變量非平穩性的檢驗方法；如何把時間序列模型引入經濟計量分析領域，以及如何進一步修改和完善傳統的經濟計量模型，等等。

針對《計量經濟學》發展中出現的這些問題，Dickey-Fuller于1979年首先提出時間序列非平穩性的DF檢驗法和應用更為廣泛的ADF檢驗法。Sargan于1964年提出誤差修正模型（ECM）概念。之后，Hendry-Anderson（1977）和Davidson（1978）的論文進一步完善了誤差修正模型，并嘗試用該模型來解決和分析非平穩變量的建模問題。Sims于1980年提出用一組內生變量作動態結構估計的聯立模型，即向量自回歸模型（VAR），向量自回歸模型雖然不以經濟理論為基礎，但卻具有較強的預測力。以上研究成果為協整理論的提出奠定了理論基礎。Engle-Granger于1987年提出協整概念。Granger定理證明若干個一階非平穩變量間若存在協整關系，那么這些變量一定存在誤差修正模型表達式。反之亦成立。1988-1992年，Johansen對向量自回歸模型中檢驗協整向量進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和闡述，并建立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的文章，從而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協整理論。協整分析理論為現實經濟問題的分析和描述提供了一種理論聯系實際的強有力工具。近些年是《計量經濟學》快速發展階段，尤其是對非平穩經濟時間序列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如：1982-1985年出版了一本《計量經濟學手冊》，為三卷本，含有35章講解內容。雖然當時計量經濟學者們大都知道大多數宏觀經濟時間序列是非平穩的，但囿于知識面的局限性，手冊中沒有對非平穩的時間序列問題進行任何的分析和討論；1985年在波士頓召開的世界計量經濟學會大會上，上百篇發表的論文中只有為數很少的幾篇論文討論了非平穩時間序列。而當今在世界主要計量經濟學雜志上幾乎沒有一份、沒有一期不刊登有關平穩性檢驗及協整問題的文章。

1960年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成立了一個經濟數學方法研究組。主要搞投入產出、優化研究。那時在大專院校的經濟類專業還沒開設《計量經濟學》課程。改革開放以后，1979年3月成立了中國數量經濟研究會（1984年定名為中國數量經濟學會，并辦有一份雜志，《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1980年中國數量經濟學會首次舉辦《計量經濟學》講習班，邀請Klein等七位美國教授講課。自此，《計量經濟學》的教學與科研迅速展開，取得許多研究成果。國家信息中心為參加聯合國的“連接計劃”研制了我國的宏觀計量經濟模型。吉林大學數量經濟研究中心研制了“國家財政模型及經濟景氣分析系統”。1998年教育部第一次把《計量經濟學》這門課程列為我國大學經濟類專業本科學生的8門必修課之一。多數學校已經把《計量經濟學》列為碩士生和博士生的必修課程。目前我國已經有14個《計量經濟學》專業博士點、42個碩士點。但從整體上說，我國的《計量經濟學》教學與科研水平和世界水平相比還有很大差距，還缺少在世界上知名的學者。

二、目前我國高校《計量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第8篇

論文關鍵詞：獨立學院經濟學，雙語教學

 

所謂雙語教學是指將母語以外的另外一種語言直接應用于語言學科以外的其他學科的教學，使第二語言的學習與各學科知識的獲取同步。雙語教學實現了專業知識和外語學習的有效結合，以專業知識為主、外語水平提高為輔，滿足了經濟發展對人才的需求[1]。在我國改革開放深入發展，尤其是加入WTO 的新形勢下，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目標和模式正在發生著根本性的變革，對學生外語能力的要求也不斷提高。如何在新的形勢下提高獨立學院學生的理論知識水平與外語能力，是擺在應用型技能型本科院校面前的一個新的課題。經濟學課程作為起源于國外的專業基礎課程在進行雙語教學改革中有著獨特的優勢。

一、獨立學院經濟學雙語教學實踐的必要性

（一）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必然選擇

20世紀 90年代以來，國際化成為國際高等教育發展的趨勢。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化，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教育部高教司在相關文件中提出教育教學論文，今后本科教育20%以上的課程必須進行雙語教學小論文。雙語教學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因而在雙語教學課程的選擇上應更多的體現課程的廣泛應用性。經濟學作為經濟管理類課程的基礎課，為學生學習和應用經管類專業知識做了良好的鋪墊。因而經濟學的雙語教學實踐是一種與國際經濟接軌的開放式教育理念，在教學內容上強調多元、開放、融合，在教學方式上強調靈活，對教師的專業水平、外語水平和教學藝術要求較高，在教學目標上注重培養學生用不同語言進行思維和創新的能力。同時，通過使用學界較為認可的經濟學外文教材、運用先進的教學手段，雙語教學會有力促進我國高等教育向規范化、國際化方向發展。

（二）培養應用型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獨立學院是高等教育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社會日益增長的教育需求和教育自身發展由“精英化”向“大眾化”過渡的產物，承擔著為地方經濟建設與發展培養大批應用型、技能型人才的歷史重任。伴隨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化，獨立學院能否在激烈的高校競爭中站穩腳跟，關鍵也在于能否培養出有別于研究型院校的符合社會需求的人才。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不斷演進，應聘者在工作中既精通專業知識又能夠熟練掌握外語的技能越來越受到青睞。因而在對本科生的培養中運用雙語教學可提高應用型人才的綜合素質，并使其更符合國際化人才的標準。

（三）經濟學課程本身的需要

經濟學本身源于國外成功的基礎課程，該課程的原理和框架均源于西方市場經濟國家，而國內高校本科教學中講授的經濟學原理幾乎都是從國外著作中翻譯修訂而來的。由于文化背景、思維方式等不同，有些翻譯與原文表達的意思不完全一致，這對學生掌握和應用經濟學原理產生不利影響。此外，由于經濟學本身是一門發展較快的學科教育教學論文，使用翻譯修改而來的教材大都存在一定的滯后性，其教學內容無法體現經濟學發展的最新動態。借助經濟學雙語教學，一方面可使學生站在英語思維的角度，用英語去理解原著和思考各種經濟學原理，從而更好地把握經濟學的精髓所在；另一方面，通過采用國外經濟學教材，可以增加學生的專業見識，使學生能夠在第一時間吸收到經濟學最前沿的專業知識和理論，增強教學的時效性。[2]

二、獨立學院經濟學雙語教學實踐改革模式

（一） 教學模式的選擇

根據授課時外語使用程度的不同，雙語教學可分三種不同模式：1、沉浸式雙語教學(Immersion bilingual education)要求用學生所學第二語言/外語進行教學，本族語/母語不用于教學之中，乃至校內也不使用本族語/母語，以便讓學生沉浸于弱勢語言之中。[3]2、過渡性雙語教學(Transitional bilingual education)要求在學生剛進校時，部分科目或全部科目使用本族語/母語教學；但一段時間之后，則使用所學外語/第二語言進行教學。因此，過渡性雙語教學即指開始前有―段非雙語教學作為過渡期，以避免學生剛進校因不適應第二語言或外語教學而產生許多困難，其目的仍是逐漸向沉浸式教學過渡。3、保留性雙語教學(Maintenance bilingual education)要求學生剛進校時用本族語教學，以后逐步部分科目使用外語/第二語言，部分科目仍用本族語教學。

獨立學院的學生較普通高校的學生入學成績較低教育教學論文，英語水平相對較差，在課堂教學中應對其采用循序漸進的方式，因而我們在教學的第一階段可以主要采用“保留性雙語教學”模式小論文。在雙語教學實施的第一階段，為了不使學生在雙語教學模式下影響對經濟學知識的理解側重運用“保留性雙語教學”模式，即在注重學習專業知識和運用英語的同時，以母語來維持理解與交流過程并在教學過程中強調經濟學專業英語詞匯的滲透，專業概念和理論模型公式的表達，以及部分英語釋義；雙語教學實施的第二階段，可啟用“過渡性雙語教學”模式，在第一階段取得成果的基礎上逐步在經濟類課程中推行雙語教學模式，不斷擴大獨立學院雙語教學課程的范圍，靈活地互用漢語和英語兩種主體語言，努力促進學生逐漸通過專業英語理解關。

雙語教學推行的第三階段，在總結經濟學雙語教學前兩階段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逐漸探索出符合獨立學院自身情況的雙語教學的方式和方法，在學生能夠基本通過英語關，掌握一定經濟學專業英語詞匯的基礎上，逐步推行英語沉浸式教學法，采用全英語授課或逐漸增加英語在經濟學課程中運用的比例。畢竟獨立學院的學生在英語學習方面并不十分擅長因而具體模式還得視雙語教學實施前兩階段的效果和學生的接受情況而定。當然在使用“沉浸式”教學模式過程中，經濟學教師應注意運用簡單的語言進行教學教育教學論文，把復雜的經濟學理論和案例等用最簡單的語言表達出來，在授課過程中要注意發音標準且語速較慢，使學生能順利地理解和掌握教學內容和知識。

（二） 教材的選擇

選用合適的原版教材是開展雙語教學的基礎。雙語教學教材應當使用外文版的教材，在內容上直接與國外院校接軌，避免因間接引用而產生歧義。要選擇既緊密結合實際又符合時代要求的原版教材，在原汁原味的語言中了解另一種文化，掌握專業知識。目前多數進行經濟學雙語教學的院校把曼昆教授編寫的《經濟學原理》(第三版)作為固定教材使用。該書被美國百余所大學用作經濟學原理課程的教材，可見其全球影響力之大。此外，該教材的語言表達比較規范、簡單、用詞準確，內容更新穎，作者能站在經濟學初學者的立場，激發學生對經濟學的學習興趣，這也比較符合獨立學院學生的英語水平及學習知識的興奮點。但原版教材的選編思路和編寫形式與國內教材的風格完全不同。雖然國外教材知識較新，反映了學科前沿，但國外教材在一些內容上說明得過于詳細，與國內同類教材相比，內容相對較多而且比較零散。因此，教學中可以對教學內容進行適當篩選，抓住學生必須掌握并與國內教材主要內容相契合的部分進行學習，這樣有助于專業課程的學習。[4]而對于相關案例可以作為學生的課外閱讀材料。

（三） 教學時間

根據教學計劃和各專業的實際情況教育教學論文，一般在大一下學期開始學習微觀經濟學，但是獨立學院大一學生的英語相對比較薄弱，開展雙語教學有一定的難度。大學英語一般開設兩年，

大二上學期有相當一部分學生的英語已達到了大學英語四級水平，學生普遍有著較好的英語基礎，這時在宏觀經濟學課程中采用雙語教學對學生來說困難相對要小些，可避免學生一開始就產生畏難情緒。另外，從大學二年級上學期起開始連續、合理地部署和安排雙語教學，可延續英語學習，使英語學習四年不間斷，對學生的英語學習可起到一定的促進和提高作用小論文。而且，可在基礎英語學習之后，將學生的學習興趣轉移到自己的專業上來。

此外，國外的經濟學課程一般是從高中開始，到了大學每學期只學習教材內容的幾個章節，將整個經濟學課程分散到大學的各個學期，更有助于學生的消化理解。而我國經濟學課程一般是針對經管類學生開設的，時間為一年左右，如果進行雙語教學的話應該考慮適當延長學時，以便于教師更好的準備課堂內容教育教學論文，學生更好的理解所學知識。

（四）雙語教學師資隊伍建設

雙語教學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教師是否能最大程度地調動和激勵學生的學習熱情，使教與學互動，達到理想的教學效果。因而高素質的師資是實施高質量雙語教學的保證。從近期實踐看，全國絕大多數的獨立學院是在母體普通本科高校的直接支持下，以母體高校的品牌、師資、管理和其他資源為依托而發展起來的，借助“母體”師資、外聘名校教師是獨立學院最常用的做法。但隨著獨立學院社會化的趨勢不斷發展，建設自己的雙語教學師資隊伍已迫在眉睫。除了外聘歸國經濟學研究生外，獨立學院也應重視本院經濟學雙語教師的培養，一方面大力引進英語水平高、學科知識強的復合型教師，另一方面加大教師培訓力度，特別注重青年教師的雙語教學能力的培訓和提高。如可采取教師自費及學院委培相結合的形式選派英語基礎良好、經濟學專業知識扎實的青年教師赴國內外相關院校培訓。

參考文獻：

[1]白世貞，沈欣.素質教育背景下物流管理專業雙語教學模式研究.物流技術.2010

[2]梁燕紅.微觀經濟學雙語教學實踐探索.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2009

[3]李榕.我國高校雙語教學問題與對策研究.華中師范大學.2008

[4]喬虹.“經濟學”雙語教學實踐探索.教育與職業.2008

第9篇

（1）充分利用校院兩級提供的資源

鼓勵與支持課程組成員進修學習，拓展研究視野、提升教學能力。

（2）學習與借鑒國內外高校優秀教學經驗與成果

課程組一方面注重跟蹤學科的發展，結合《計量經濟學》國際國內的最新科研成果不斷更新教學內容，另一方面跟蹤國外、國家與省級精品課、精品資源共享課，獲取有益的經驗與方法。

（3）改革課程考核方式，增強課程教學效果

課程的考試分為兩部分：實驗和課程論文。實驗的考核主要是為了促進學生熟練掌握計量軟件EVIEWS的應用，能夠熟練進行建模求解并對模型的參數進行檢驗，進一步為科學研究的實證分析奠定基礎；而課程論文的考核主要是增強學生的科研寫作能力。

二《計量經濟學》具體授課內容的改革方案

在理論教學內容方面，課程組要反復研討并通過與學生的反饋交流，精心設計符合我校研究生實際的教學內容，使課程教學適應和符合培養經濟管理創新型人才的需要。在教學實踐方面，課程組要不斷完善和更新教學案例，加強實踐教學改革（特別是課程論文、課程實習等），注重培養學生在科研中應用本課程中相關知識與方法的能力。在教學載體方面，課程組要做到全部教學資源上網共享，實現課程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無障礙教學。由于我校管理類專業研究生需要運用計量經濟方法分析和解決本專業領域的實際問題，而非側重在研究計量方法本身，因此，本課程的教學目標應是以培養學生的應用能力為主，課程教學應當理論與應用并重，融基本理論方法與應用為一體。考慮到本學科的研究生大部分在本科沒有系統學過本課程，所以在教學中要根據大多數研究的實際情況以及本課程的體系，反復精選計量經濟學的教學內容，使之更加符合本專業教學的實際要求。本課程以經典計量經濟學的內容為主，適當概要性地介紹“非經典”計量經濟學的新發展與動態。課程特別注重基本思想、經濟背景、基本方法和實際應用，通過教學使學生掌握現代經濟學、管理學研究和分析的基本理論與方法，并能夠應用計量經濟學模型分析現實的經濟和管理問題。在《計量經濟學》教學過程中，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注重培養學生運用定量分析方法解決經濟管理問題的能力，以適應社會發展對創新型經濟與管理人才的需要。《計量經濟學》實驗在培養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方面有顯著成效。《計量經濟學》實踐性教學環節由案例分析、實驗教學與課程論文三部分組成。

（1）案例教學

為了引導學生體驗計量經濟學理論與方法的實際應用，基本上每節課都結合案例進行講解。通過實際經濟問題的提出和解決，了解理論方法實際應用中出現的問題，以及解決的辦法。并結合案例分析介紹EViews軟件的使用方法。這種教學方式使學生感到計量經濟理論方法更加貼近經濟管理實際，而且是從實際需要出發去學習計算機軟件，比單純講授軟件本身更引起學生的興趣。

（2）實驗教學

實驗教學是以通用的Eviews軟件為載體，為配合《計量經濟學》課堂教學專門設計的輔教學環節。設計思想和目的是完成課堂講授內容的計算機軟件的實現，幫助學生理解、消化、評價課堂所學的內容。具體做法是在工商管理實驗室進行專門的上機實驗教學，并要求學生課外另外安排不低于10小時的上機實踐。上機實驗課上，在教師的引導下，要求每個學生結合自己選定的作業和設計的模型，熟悉EViews軟件的使用方法各個部分的具體操作。實踐證明，經過8學時及以上的訓練，學生都能掌握基本的計量經濟分析的EViews軟件操作，都具有了用計量經濟軟件作實證性經濟分析的初步能力。

（3）課程論文

課程論文是要求研究生結合本專業所學基礎理論和自身的研究興趣，運用計量經濟學的基本思路、方法和工具，解決一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實際問題，并形成8000字左右的課程論文。這種方法可以使學生在學習了計量經濟學理論方法以后，受到計量經濟分析的實際訓練，對運用計量經濟方法解決實際經濟問題方式有更深刻體會，從而提高學生處理實際經濟問題的能力和素質，提高其科研能力。通過實踐性教學，不僅可以增加學生對學習計量經濟學的興趣，而且使學生享受到了運用計量經濟學分析實際問題的樂趣，培養了學生應用計量經濟學的建模能力。一方面可以參加相關的建模競賽，更可以運用《計量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撰寫科研論文進行發表，這幾年研究生的科研成果論文能夠充分說明這一點。

三《計量經濟學》教學方法與手段的改革方案

該課程采用課堂講授與上機實驗相結合、模型計算與問題分析相結合的授課模式，使學生探究、協作的學習過程中達到學好《計量經濟學》課程的目的。具體而言，我們在課堂教學中采用了精講、案例、討論等多種教學方法，將課程教學延伸到實踐環節之中。根據教學內容、教學環境、教學對象采用了相應的教學方法，形式靈活，效果良好。例如，對一些理論性很強的難點內容，如總體回歸函數、總體回歸模型概念的聯系和區別，t檢驗法、P值對回歸方程系數顯著性檢驗的聯系與區別，回歸模型存在多重共線性時會出現的理論后果和實際后果，內生變量和外生變量、模型識別的階條件和秩條件，采用精講教學形式。對一些實踐性很強的重點內容，如經濟計量學的研究程序，運用包含虛擬變量的回歸模型分析結構穩定性，多重共線性、異方差、自相關的各種診斷方法和補救措施，間接最小二乘法和兩階段最小二乘法，采用案例教學形式。對一些容易混淆難以理解的內容，如多元線性回歸模型與一元線性回歸模型的不同點，對數線性模型、半對數模型、線性對數模型的設定和參數含義，采用對比、討論教學形式。對有些難點內容，如內生變量和外生變量、模型識別的階條件和秩條件，采用精講、案例、討論等多種教學形式。教學手段：

（1）多媒體教學

通過多媒體教學講授《計量經濟學》，突破了傳統教學手段的時空限制，節省了時間，增加了課堂教學的信息量，使課堂教學形象化、生動化。

（2）實驗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