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2 17: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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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是由印度傳入中國的，禪宗卻是佛教完全中國化的產物。因為主張修行者修習禪定，故名禪宗，是漢傳佛教的最主要的派別之一。禪宗相傳由菩提達摩傳入中國，在六祖惠能時期趨于成熟，至中晚唐開始成為漢傳佛教的主流形式。漢傳佛教的宗派大多來源于印度佛教，禪宗、天臺宗與華嚴宗，卻是在中國本土獨立發展并壯大起來的三個宗派。禪宗以及天臺宗、凈土宗的創立，改變了漢傳佛教由外來僧人主宰的局面，標志著中國佛教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武術活動在中國有著非常古老悠久的歷史。據《莊子•人間世》和《荀子•議兵》記載，當時人們比試武藝就已經有很多技巧，比如拳術打法中就包括進攻、防守、反攻、佯攻等技術動作。所以，中國武術的產生要遠遠早于少林寺的創建甚至是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但是，少林武術根植于少林寺的佛教文化之中，隨著禪宗思想在中國的普及興盛，少林武術與禪宗文化相互交融。少林六祖惠能在《壇經》中說，禪乃梵文音譯“禪那”，其意譯為“棄惡”“功德叢林”“思維修”“靜慮”。其基本含義就是息心靜寂地參悟。這就造成了少林功夫和其他門派的不同———講究“禪武合一”。少林武術在發展壯大的過程中不斷吸取民間的武術精華，習武者在修行的過程中不斷地受到禪宗思想的影響和啟示，并且有意識或者無意識地對原有的武術形式進行改造，出現了“武以寺名，寺以武顯”的獨特現象，也開創了中華武術的新局面。
二、少林武術中“禪”文化與“武”文化的契合
少林寺位于少室山的五乳峰之下，創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我國傳統的武術技藝從此便深植于有著“禪宗祖庭，功夫圣地”之稱的少林寺之中，并成為寺院僧眾經常演練的修行內容。唐武德四年，少林寺曇宗等十三位僧人，擒拿王仁則，奪取轅州城，歸順當時的秦王李世民。三年后，曇宗被封為大將軍僧，自此，少林寺以武功俠義名揚四海，少林僧眾習武之風代代相傳，盛行不衰。到了宋代，少林拳術增至一百七十余套，同時，少林武術的形式和內容也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在明代，少林武僧們對內保邦定國維護國家穩定，對外共御外侮同仇敵愾。明代后期，少林武術被冠以“今之武藝，天下莫不讓少林”的美譽。
(一)少林武術中“禪武合一”的精神實質
少林武術不同于其他武術門派的獨特的文化內涵是禪武同源，禪拳歸一。這也就意味著“禪為武之主，武為禪之用”。武術是禪修的具體表現形式之一，是禪生命的有形化;禪修是武術的精神本質，武學之道也就是禪道。以禪入武，禪武合一，身神兼修才可以達到武術最高境界。
1．禪悟與武悟的升華
“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禪宗區別于其他宗教派別的最獨特的宗旨和內涵。悟是禪的生命，悟可以解釋為對事物本性的一種直覺觀照。禪宗在自身的中國化發展過程中逐漸淡化了以往佛教經典中晦澀難懂，一般的修行者不易領會的經典理論，而由修禪者自身的頓悟、感受和判斷所產生的思想火花來體會領悟世間萬物以及宇宙永恒。這樣的依靠修行者自身的悟道來修煉的方式與少林武術的練習具有本質上的一致性。禪宗講究在日常生活中修行，一些令我們很容易忽視的日常行為，對于修禪者來說很可能會起到當頭棒喝的效果。所以在禪宗中出現過很多修行者通過一句偈語，一聲呵斥，一個無聲的動作，甚至是一頓拳腳而悟禪得道的公案。換句話說，禪宗修行大都要靠自身的感悟來體驗禪的精髓。“禪”可以說是一種修養素質方面的修煉，而少林武術的表現形式雖以身體活動為主，但本質也強調要動靜相濟、內外兼修。要想達到修禪與習武的至臻境界，都需要通過“悟”這個關鍵環節的完成才能達到，“悟”是二者修煉的必要方式。自古以來，習武的特點是口傳身授，武術的固定招式可以拆解教授，示范講解，但是武術的最高境界并不僅僅注重外在形式，而是隨心所欲，無招勝有招。這些卻是“可以傳而不可以授”“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需要練習者自身日復一日的學習、苦練、體驗、領悟，最后把所學所悟全部融會貫通才能夠實現。所以拳諺有云:拳打萬遍，其理自現。少林僧眾在練習武術的過程中不是單純重復地練習各個技術動作，而是在寺院文化浸染的這一獨特環境下從武學技擊招式中感悟出少林武術和修禪的精髓與真諦，再通過修禪得出的禪理來指導武術練習，使“禪”與“武”在共同的練習與悟道的過程中實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二為一”。
2．禪戒與武戒的合一
武術與生俱來就帶有技擊搏殺的性質，而佛教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不妄語，不飲酒)中的第一戒就是殺生戒，要求信眾不但不要殺人，也不能殺害包括蛇蟲鼠蟻在內的一切有生命之物。于寺廟文化中所孕育出來的少林武術非常自然地受到佛家慈悲為懷，戒斗戒殺思想的影響，把強身健體、益智益德、自衛御敵作為練武的首要目的，一再要求僧眾不可以恃藝妄用，逞兇肆惡，一味地好勇斗狠，于是少林寺僧對武術有著明確的戒約及道德規范。早在12世紀，為訓練僧眾習武，少林僧人覺遠就制定了名為“十禁”的習武戒約，即，禁判師，禁異思，禁妄言，禁浮藝，禁盜劫，禁狂斗，禁違戒，禁抗詔，禁欺弱，禁酒。所有少林僧眾都不得違反，否則，“犯者輕罰百尺，重者驅之”。從佛教的五戒到少林武術的“十禁”，從根本上約束了歷代少林武僧們的言行，使武僧們只有在鋤強扶弱為國為民時，才可拔拳相向甚至是大開殺戒。比如: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助唐王李世民，助明政府抗擊倭寇等重大歷史事件中少林武僧都立下了汗馬功勞。這與少林武術把暴力因素和大慈大悲、普度眾生的禪宗理念融為一體，并且嚴格遵守禪戒與武戒的教條有很大關系。
(二)少林武術中“禪武合一”的技術內涵
1．修禪與修武的合一
禪宗的修行方式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修禪的伊始階段，也就是“看山是山”，“譬如“念佛、拜佛、持咒或打坐，從妄念紛飛到集中于一”。在這個階段中，習武者練習的是武術的入門功夫，要對腰、腿、樁等基本功和基本套路進行訓練，即一拳一腿地練習。少林武僧們開始把全身游走不定的散亂之氣逐漸聚集于丹田，經過本過程的努力研習，練武之人就會去拙力，增剛勁，身手變得矯健，面目也相應威猛起來。禪宗修行的第二階段是“看山不是山”。這個階段是修行者達到一定境界后，能夠不為肉眼所迷惑，可以看透事物的表象和本質。也就是產生疑團再破疑團，即從一到無。少林武術在這個階段中，剛猛之勁變弱，柔和之力逐漸充實。這一階段注重“氣”的修煉，要求練氣的時候，要求排除一切干擾和雜念，心如明鏡，以氣催力，以意領氣。還要注重調息、調心。少林拳譜中說:耳與心合多益精，目與心合多益明，口與心合多益勇，鼻與心合多益力，手與心合更疾快……心不動，氣自固。經過這一階段的修煉，修習者調整了氣息，磨煉了心意，從而對武術的見解更為深遠，遇敵沉著冷靜，步伐穩健，精神倍增。禪宗修行的第三階段是“看山還是山”。即不執著“一”“多”，更把“無”也放下，回歸于滾滾紅塵之中，在塵世中以智慧心、清凈心廣度眾生。這個階段的少林武術在技擊動作上除卻所有繁雜的招式，達到洗盡鉛華返璞歸真的境界。此時，習武者領悟無我的境界，在武術練習中心內有禪，以禪入心，用超脫外物的境界，以無法為有法，以無限為有限，達到隨心所欲的境地。這也是練武之人“練時有招，用時無招”“無拳有拳，有意無意，無意之中是真意”的最高追求。
2．禪宗思想與武術技擊動作的合一
少林武術的技術動作、招式套路等都是少林武術文化的最終表達形式。少林武術的文化價值、本質、內涵通過這一特殊的文化符號真實徹底地反映出來。以大洪拳為例，其中一個具有有典型性的招式被命名為小烈馬，具體的動作為左掌平放于腰際，右掌置于胸前做拜佛狀。從這個武術動作中不難看出，即使是在千鈞一發的技擊搏斗過程中，少林僧人們仍然表達出一種一心拜佛、恭敬謙和、慈悲為懷的禪宗思想。禪宗始祖達摩說過，“安心無為，形隨運轉”;六祖惠能也說過，“但行直心，不著法相”。二者都闡明了修禪之人的一切行動坐臥、言語舉止皆出自自然和本性。這種樸實無華的思想在少林武術中表現為套路結構緊湊，動作樸實自然，反應敏捷，攻防嚴密，注重武術的實用性，不擺花架子。在技術動作風格方面，由于禪宗對僧人們的言行舉止有所約束，長期生活在佛教戒律中的少林弟子們在演練功夫時，也必然會受到《少林習武戒約十條》的制約，這種制約也直接影響了少林武術動作風格的形成。少林武術只防守，不攻擊，風格含蓄，講究內力，時時處處表現出謙和恭讓、后發制人的特點就是其最直接的體現。少林武術的許多技術動作在命名上也同樣體現出了禪宗思想在意識層面上對于少林武術的啟發。少林武術的很多招式都是以佛教的著名人物或經典公案命名的，如:達摩鏟、達摩杖、羅漢拳、拈花指等。這樣的命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出少林武術的技擊動作與禪宗思想的完美結合。
(三)少林武術中“禪武合一”的養生觀念
少林禪學之中，參禪是為了明心見性，見性成佛。打坐的目的則是清心靜慮，萬念歸一。在長期參禪禮佛的過程中，禪修的僧人固然可以達到“化境”的精神高度，但不可否認的是，打坐時間太長會影響血液循環，導致氣血不暢，從而引起肌肉退化，對身體產生不良影響。要擺脫這樣的弊病，就需要通過一定幅度的肢體活動來進行改善。而習武的僧眾，為了不墮入恃藝逞強的魔道，同時也為了緩解身體的疲勞，也需要通過修禪這一形式去靜養。就這樣，表象以靜為主的參禪與以動為主的習武活動，兩個看似矛盾的文化現象在禪宗祖庭少林寺這一特定的載體中融合碰撞后，擦出了新的火花。禪宗主張靜坐修身、安定養性，倡導“頓悟成佛”，主張通過調身、理氣、息心、靜坐等方式來完成“身”的修行，進而用“心”來體會和感悟亂花迷眼的宇宙本質，強調身心和諧，天人合一。禪宗重視人的主體性，追求一種徹底的不拘于外物的心靈上的解放。少林武僧創造性地將禪宗“靜坐入定”的修行方式和對內在修為的重視融入少林功夫之中，在修煉少林武術時區別于其他武術門派的爭勇斗狠，注重完善自我，領悟禪學的真諦，而無勝敗之心。少林武術也特別重視內在的本質修煉，強調武功“要以氣功為始終之則”。氣功的修煉包括養氣、煉氣等內容。修煉內功時要注意姿勢、調息和運氣的變化。少林派所練習的內功分為下乘、中乘、上乘三個層次。下乘的內功以祛病強身健體為目的。修煉時會將“神”“氣”在身體內部匯聚運行，可以調息內臟血脈經絡，使修煉者能夠盡快沉靜下來，神氣相隨，動氣于內臟。修習中乘的內功則可以增強練習者拳腳的攻擊力度和速度。這個層次是以剛柔并濟、動靜結合、補氣相凝為特征。上乘的修煉是少林內功的最高境界，以剛柔、動靜達到隨意轉化為特征，招由心生，排除外物，最終達到隨心所欲、天人合一。少林武術區別于其他武術流派的特質就是將佛教修行的“靜”與中國武術修煉的“動”互為交融。在少林寺發展強大的過程中，因為政治的需要、少林寺自身的影響等原因，少林寺的政治地位和經濟條件在各個歷史時期相對穩定。這種難得的穩定為少林武術的騰飛提供了必要的物質保障。少林武術就在這樣獨特的環境中萌芽、發展、壯大，并合理地融攝、吸收禪宗的養生保健文化，逐步形成了具有標志性的少林武術技術體系，豐富和延展了少林武術的文化內涵和精神實質，推動了少林武術的整體發展。同時，少林武術的修煉也推動了禪宗的發展，大量的禪修實踐和經典證明:優質的生命形式需要內外兼修，動靜結合。參禪打坐可以使僧眾的身體得到適度放松。在練習完高強度的少林功夫之后，將修禪作為一種調節身心，緩解身體疲勞的方式，是武術鍛煉的實踐功能的體現，也對禪宗的發展起到身體保障的作用。
三、結語
近年來，全國各省市都在積極探索適合本地區的文化產業發展道路。民族地區如何把少數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挖掘出來，堅持民族化特色，是發展民族地區文化產業的根本路徑。我國少數民族文化異彩紛呈，在悠久的歷史長河里，各民族流傳下來大量優美動人的傳說、神話和史詩；創造了眾多美妙的音樂、舞蹈和繪畫；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流傳下來很多具有實踐意義的科學典籍；少數民族的建筑雄偉壯觀，極富民族特色。民族地區原生態的自然風景、豐富多彩的民俗民風以及動人的歌舞等都是珍貴的文化資源，更是文化產業發展得天獨厚的優勢。我國的云南、貴州、內蒙等很多少數民族聚集地區就很好地開發和利用了這些極具特色的文化資源，其民族文化產業獲得了一定的發展，民族文化也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和傳承。比如《草原傳奇》、《印象劉三姐》、《云南印象》和《多彩貴州風》等典型實例，既豐富了當地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極好地促進了少數民族文化的繁榮與發展。當前保持民族文化的延續性、增強文化生命力的有效措施之一就是走產業化發展道路。
在挖掘和開發這些珍貴的文化資源時，一定要突出文化產品的少數民族特色，要注重培育特色品牌，這是加快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產業的有效路徑。在少數民族特色品牌培育的過程中要做到傳統與現代的結合，要加強文化產品的創新研發。同時，各級政府要鼓勵文化企業根據少數民族地區特色對文化產品進行創作和生產，創造出更多的人們喜歡的文化產品。我國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產業在“十一五”期間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發展重點并不是很明晰。我國政府于2009年公布的《文化產業振興規劃》中明確了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重點任務，此后又出臺了《關于加快文化產業發展的指導意見》，進一步確定了動漫業、文化旅游業、文化會展業、藝術創意與設計、文化產品數字制作與相關服務業等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十個重點領域。對于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產業發展，政府更加需要確定和推進相應的重點領域。
文化產業發展基礎是民族文化資源，少數民族地區應重點結合本地區文化資源優勢確定產業發展方向。但受到少數民族地區總體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政府需要審視重點文化產業開發民族文化資源的方向和發展方式，在文化產業發展模式上要根據特色推進。為此，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產業發展要做好項目審核，對項目要進行嚴格的前期論證，比如所開發的項目對于民族文化的傳承力、所開發產品的市場預期、價值要素等都要嚴格論證，這樣才能保證文化產業在保持民族文化原生態基礎上得以發展。此外，少數民族地區在推動重點文化產業全面發展上，也要根據地區發展現狀，依托地區資源優勢，大力發展自己的優勢產業。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產業在今后的發展中，應在深入挖掘少數民族地域特點和民族文化資源特色基礎上，探索加大使用少數民族文化資源元素，推動民族文化不斷發展；要善于挖掘少數民族文化元素的現代市場價值，使少數民族文化元素成為有市場需求的生動的文化產品，所要開發的文化資源必須和當代社會的現代元素聯系起來，通過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的消費使少數民族文化得以廣泛傳播，培養良好的親和力。民族地區文化產業發展要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要在繼承和發展優秀文化傳統基礎上挖掘文化的市場價值要素，要根據大眾的消費取向，提高民族文化產品的市場增加值，提升少數民族文化的發展空間。
二、緊密結合時展的需求，創新少數民族文化發展方式
（一）更新觀念，激發文化企業的發展活力
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產業發展應該依托本地區極具民族特色的歷史文化資源，在做好傳承和保護的基礎上，結合現代社會特點和時展需求，不斷進行發展方式的創新。一直以來，計劃經濟體制下長期形成的固有觀念成為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主要羈絆。文化產業的發展速度和文化體制改革的步伐和改革深度是緊密相連的，一個地區要想加快文化產業發展，就要不斷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對于少數民族地區，在文化發展方面有時難免會有保守觀念伴隨，一些文化企業的發展也是傳承計劃經濟的發展觀念和模式，不能大膽迎合市場進行創新。文化企業應改變文化發展方面的固有觀念和落后思維，要盡快根據市場形勢和要求，建立適應時代和社會發展要求的企業管理方式和發展模式，要根據市場需要創新研發文化產品，加快現代文化市場主體的培育，促進文化企業加快發展。要大力培養骨干文化企業，全力支持大企業做大做強，適當鼓勵小企業不斷發展。同時，要加快文化中介機構的發展，建立規范的文化行業協會，使文化市場獲得更好的循環發展。
（二）重點支持創意與科技的結合
少數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有的根植于浩瀚森林，有的潛藏于山水之澗，有的又蘊育在泥土與草原中，這些寶貴的民族文化資源深藏于民間，需要不斷挖掘探索。如果不對這些珍貴的文化資源進行很好的保護和傳承，其生命力和傳承功能必然會隨著文化全球化的發展逐漸淡化。當前傳承和創新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就是加快民族文化產業化發展，而民族文化產業發展的不竭動力就是創意與科技，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實現民族文化創意和高科技開發的有效結合，建立相關的少數民族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尤其是近兩年，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數字內容、網絡文化等各類新興文化業態發展迅猛，數字技術和信息技術極大拓展著文化產品的生產傳播方式，使文化產業復制范圍和傳播能力無限擴展，受到人們特別是年輕人的追捧，這部分內容已經成為文化產業領域最具發展潛力的部分。少數民族地區發展文化產業必須注重這些高科技產品和民族文化資源的有效結合，通過現代高新科技手段推動民族地區文化產業的發展，使民族文化資源、歷史資源和自然資源等得以升華，開發出有科技含量和市場影響力的文化創意產品，這就是發展的動力。
（三）創新投融資方式，促進投融資主體多元化
我國很多少數民族地區地理位置比較偏遠，經濟發展水平與發達地區相比相對落后，政府對于文化產業發展的支持也相對有限。文化產業要有所發展必須有較強實力的文化企業作支撐，而充足的發展資本是文化企業壯大的必備條件。國家關于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性支持拓寬了文化企業的融資道路，但少數民族地區文化企業由于地域等客觀條件限制，其融資渠道還是受到局限。為此，少數民族地區要開拓思路，多方拓寬融資渠道。首先，政府要積極舉辦文化產業博覽會，為文化企業創造條件，將優秀的民族文化資源和企業實力展現出來，吸引國際國內更有實力的企業進行投資開發。其次，搭建文化產業各種形式的交易平臺，提供能夠供資本挑選的各種發展項目，為文化產品信息和資本信息提供點對點的交易平臺，推動資本與文化企業的結合。第三，逐步建立金融支持系統，引導政府與社會資金向文化產業重要項目傾斜。同時，政府一定要鼓勵有發展潛力、符合上市條件的文化企業積極上市，以拓寬資金來源和渠道。
三、創建良好的人才成長環境，實施少數民族文化產業人才策略
（一）突破人才瓶頸，創建良好的人才成長環境
文化產業是可以把人才、創意統一于一體的行業，當前我國文化產業人才資源整體不足，尤其是在少數民族地區，文化創意人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企業經營管理人才都很短缺。首先，民族地區文化產業發展要根據本地實際善于發現人才，使用好、培養好人才，形成產業發展與人才成長的良性互動，使人才成長能推動產業發展，產業發展能帶動人才成長。其次，要研究文化創意人才成長環境和規律，為文化創意人才提供更適于創業的發展空間。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產業創意人才尤其稀缺，政府及用人單位要積極打造有利于發揮各類文化產業人才智能的人力資源生存環境，要善于把一些基礎性的硬環境建設與軟環境的氛圍營造有機結合起來。第三，要采取流動和柔性的人才政策，以吸引各類文化產業需要的經營管理人才、專業技術人才和實用型人才，建立公平公正的人才管理機制；要堅持重藝又重才的人才培養原則，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文化企業特需的人才政策，尤其是要注重資助和培養好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
（二）逐步完善人才教育培訓機制
人才是文化產業發展的依托，文化產業要取得長足的發展需要高素質的勞動者來支撐，教育與經濟的關系日益緊密，教育發展為文化產業發展提供了后勁。少數民族地區要逐步形成專門的文化產業人才培育機制，大力開展文化產業需求的各層次人才教育和培訓。在人才培訓策略方面，既要積極培育適合民族地區發展的本土文化人才，又要善于引進本行業領域的尖端人才。與此同時，人力資源的績效管理機制要及時建立起來，實現文化產業各層次、各類型人才的合理配置，發揮文化產業專業人才的最大潛能，為高端人才打造適宜的生存空間，為其他各類專業人才打造適宜的成長空間。同時，做少數民族文化產業人才培育工作，一定要處理好人才對外引進與內部培養的關系。在內部人才培育方面，要認識到現有民族文化產業人才是民族地區文化發展的主力軍和推動者。為穩定人才，要盡力為現有人才隊伍改善工作環境和生活條件，并注重輿論引導，在當地形成人才強業的共識，通過優化配置、培養提高等手段充分發揮人才的才能和作用。在外部人才引進方面，可以通過聘請專家顧問、召開研討會、舉辦學術論壇等形式，根據本地區文化產業發展的實際需要重點引進外部人力資源，逐漸形成具有影響力的文化人才隊伍。
（三）注重調節人才結構與人才規模的關系
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推動文化的繁榮發展，需要一支規模宏大、結構合理的高素質人才隊伍。培養文化產業人才，加強文化產業人才隊伍建設，要根據文化產業的發展需求，加大人才隊伍的規模建設。同時，還要注重文化產業領域文化專業人才和尖端領軍人才的培養，要根據基層和文化企業需求調整文化產業人才結構。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近年來從事文化產業工作的人員增加很快，但人才供應與需求結構不平衡。現實情況要求文化企業在進行人才隊伍培養和建設時應處理好規模與結構的比例關系。要突出高層次專業文化人才培養，同時又要兼顧各個方面的人才培養；要不斷壯大服務基層的文化人才隊伍，又要選拔各方面的尖端文化人才，力求做到文化人才隊伍在專業結構、年齡、市場需求等各角度的合理使用，使人才層次分布、人才類型與文化產業布局和文化發展方向協調一致。
四、注重文化產業集群建設，培育少數民族文化產業的增長極
產業集群是相互聯系的企業及相應機構組成的有機整體。在產業集群聚集區里，人、財、物的流動性使資本、勞動力、技術等資源根據市場需求得到有效調配。產業集群內的企業一般具有規模化、專業化的特點，聚集性使企業的交通、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而企業對市場變化的應對能力、化解風險能力有所增強。文化產業作為新興產業，在文化產品的開發、銷售上具有明顯的集群化特點，建設產業集群也成為文化產業行業參與市場競爭、提高自身實力的有效途徑之一。挖掘產品特色是提高文化產業的競爭力的主要手段，通過發揮各民族文化的比較優勢，在特色的基礎上培育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文化產業集團，通過建設中心文化區域帶動周邊區域文化產業發展。
在當前的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產業發展中，各企業之間的生產、流通、服務等各環節沒有很好地整合，其中各行業長期的條塊分割、壁壘成為束縛文化產業發展的主要問題。文化產業發展要取得實質性的突破必須突破行業壁壘和束縛，不斷拓展發展空間和發展領域。少數民族地區可以在原有基礎上逐漸擴大產業規模，建立相應的文化產業發展鏈條，在發展鏈的基礎上再進行產業集群的建設，以更好地增強民族地區文化產業的市場競爭力。地方政府可以先行考慮重點項目，加強文化產業基地的示范建設，建設一批具有少數民族特色的產業基地，建設具有產業拉動作用和示范效應的重大項目，然后以此為點從整體上進行規劃。項目是文化產業發展的基本載體，其中的重大項目是文化產業發展的有效支點。文化產業發展要以重大項目建設為契機，帶動相關企業資金、人才、經營管理等方面的資源投入其中，以整合的方式將少數民族文化企業做大做強。文化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提升也要著重依托重點項目，通過發揮產業基地的輻射功能，以點帶面式地帶動文化產業集群的整體發展，甚至可以實現幾個區域之間產業集群的建立，從而促進整個地區文化產業的發展。文化產業包括廣播、出版、電影電視服務、文藝創作與表演等，是涉及行業眾多的產業。一個地區的文化產業要想得到較好發展必須找準增長極，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地域寬廣，文化資源稟賦相差甚遠，有時候各方面各行業都照顧到的均衡發展反而不利于資源的有效開發，也不利于文化企業的互相協作。因此，實施同一發展戰略對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產業發展來說也不現實，各地區應有針對性地根據各自的特點發展重點部門和地區，逐漸利用主要行業和地區的成功發展效應帶動整個地區的發展。例如四川成都的動漫和會展業、廣西的旅游及美術工藝品產業、內蒙古的草原文化產業等都發展得比較好，可以讓這些發展比較好的行業成為各自文化產業發展的增長極，以此帶動文化產業相關行業的發展，達到促進整個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產業的共同發展。
在培育文化產業增長極的基礎上，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產業的未來重點發展方向和發展方式應該是采取文化產業鏈的發展形式，以主導行業帶動其他相關文化產業部門和行業的發展，使少數民族特色分散的資源集約化。首先，找準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產業的戰略投資者，以資產或者企業產權做紐帶，突破行業壟斷和壁壘，以市場化的機制推動跨行業、跨地區以及跨所有制的聯合或重組，組成大型的有競爭實力的文化產業集團；其次，根據少數民族地區文化元素的稟賦特色，發展有少數民族內涵的文化產業園區，以此為重點發揮相關的產業鏈效應。文化產業的三個相關產業:零售業、金融業、郵電業都對文化產業集聚有著顯著正向的影響，體現文化產業對這些行業依賴性非常強，協同扶持這幾個行業能夠起到交叉強化的效果。這些都能更好地促進文化產業集聚區的建設。第三，重點打造混和性文化產業項目。比如，可以把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旅游項目和一些開發比較成功的、有一定市場影響力的演藝項目結合起來，這樣可以使文化資源、技術、人力、資本等市場要素得到充分利用，通過分析市場影響力和市場發展前景進一步確立重點文化產業項目，形成文化產業新的增長點。
五、拓寬視野、面向世界，加強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產業的對外交流
（一）促進少數民族文化走向世界要以文化產品為媒介
發展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產業必須要有面向世界的視野與胸懷，把文化精神體現在文化產品中，以文化產品為媒介，通過出口產品帶動少數民族文化的宣傳，是少數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有效途徑。比如，可以對有歷史積淀的文化產品進行復原開發，每個民族都有歷史文化遺址、民族服飾等文化的載體，這類文化產品原來就存在，歷史悠久、深入人心而且有神秘色彩，人們比較感興趣；還可以對民族歌舞等原有民族文化進行創新，然后通過網絡、電視等現代化宣傳媒介廣泛宣傳，使優秀傳統文化合上時代的節拍，通過現代手段得以傳承。
（二）以鏈促銷，走國際營銷分工體系
為更好地弘揚民族地區優秀的傳統民族文化，獲得更多經濟利益，少數民族地區要鼓勵文化產業突破國內文化市場營銷，走向國際市場。地方政府初期可以組織文化企業參加一些會展、博覽會等，為優秀的文化產品搭建展示平臺。當產品在國外有一定的市場和認可度時，可以直接在國外把文化產品的市場營銷、生產制作聯成一體，使生產和營銷形成一條產業鏈，以增強產品競爭力。少數民族文化也可以通過與國外文化企業合作的形式，直接在國外編排演出，直接推廣營銷，推動文化傳播，弘揚民族文化。
（三）打造大型文藝活動，構建國際交流平臺
從城鎮居民人均文化消費支出增長速度來看，安徽呈現出較快的增長勢頭，從2008年的526.7元增至2013年的956.03元，年均增長率為16.3%。從文化消費支出占消費性支出的比重來看，也有明顯提升，從2008年的5.53%逐年增加到2013年的7.04%。安徽城鎮居民文化消費水平在中部六省具有一定比較優勢。數據分析顯示：2007—2011年，安徽省城鎮居民年均文化消費年長率為14.2%，僅落后于河南，處在中部地區第二。安徽城鎮居民平均文化娛樂用品支出從2007年的259.91元逐年增至2012年的413.61元，在中部居于第三位，高于河南、湖北和江西。農村居民平均文教娛樂支出從2007年的283.17元逐年增至2013年的376.66元，2011年僅落后山西，處在中部地區第二。
二、安徽省居民文化消費存在的主要問題
近年來，安徽城鄉居民文化消費雖呈現出增量趨于加速、產品趨于豐富、服務趨于多層等良好態勢，但也存在與全省城鄉居民對文化消費日益增長的期求，以消費拉動文化發展的需求，統籌城鄉發展、推進文化強省建設的要求不相適應等狀況。
（一）在消費總量上，明顯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
居民人均文化消費支出是反映居民文化消費水平高低和居民文化生活質量的綜合性指標。根據國際經驗，當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時，文化消費會快速增長，人均GDP接近或超過5000美元時，文化消費則會出現“井噴”。據統計，2013年安徽全省實現國內生產總值19038.87億元，人均GDP已超過5000美元。理論上分析，居民文化消費應進入快速增長的“井噴”階段，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從統計部門的數據來看，2012年和2013年安徽城鎮居民的文化消費支出占全部消費比重均超過7%。2012年，居民文化消費總體增速為9.24%，小于12.1%的經濟發展速度。
（二）在消費水平上，存在區域間、城鄉間和群體間的不平衡
一是區域間文化消費不平衡。安徽各市間城鎮居民文化消費水平差距較大，從文化消費支出占消費性支出比重來看，2012年占比最高的蕪湖市達到9.02%，比最低的淮北市高3.47個百分點。2013年安徽城鎮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支出達到2411.16元，最高的馬鞍山市（3719.26）是最低的六安市（1361.57）的2.73倍。在公共文化資源擁有方面，2012年阜陽市公共圖書館圖書總藏量56.46萬冊，居全省第12位，僅相當于全省總藏量的2.49%，約為合肥市的1/10；而其人口數卻占全省總人口數的14.9%（常住人口數約占全省的12.8%）。二是城鄉間文化消費不平衡。農村居民人均文教娛樂消費支出明顯落后于城鎮，2013年蕪湖城鎮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消費支出是2456.06元，其農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消費支出為610.84元，僅是城鎮的1/4。三是不同群體間文化消費不平衡。需要引起關注的農民工、下崗職工、殘疾人等弱勢群體文化消費水平堪憂。安徽是農民工輸出大省，農民工能享受的文化服務偏少，業余文化生活總體單調，文化消費能力、消費時間、消費頻率等方面問題較多。
（三）在消費結構上，新興文化消費發展不夠
文化消費結構是指城市居民文化消費支出中各項消費資料的種類和比例關系，是反映一定時期內城市居民文化消費狀況的重要標志。文化消費結構一般被分為較低層次和較高層次兩種，前者是指娛樂性、享受性和消遣性的文化消費，后者是指發展性、知識性和智能性的文化消費。從近幾年的文化統計年鑒可看出，安徽居民文化娛樂用品消費遠低于文化娛樂服務消費，具體表現為看電視、聽廣播、閱讀報刊雜志和上網是主流文化休閑娛樂方式，而涉足欣賞藝術演出、創意手工制作、繪畫、收藏等文化活動的居民相對較少。從全省來看，城鄉居民的文化消費品種還比較單一，消費層次整體不高，新興文化消費發展力度有待增強。（四）在消費供需上，有效供給矛盾突出制約安徽居民文化消費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較為嚴重的供需矛盾。從供給來看，近年安徽實施了文化惠民工程，不斷增強文化產品供給能力，但安徽文化消費產品總量供給不足的問題并未根本解決，如一些鄉村文化站、農家書屋、活動中心雖然硬件設施較為齊備，但存在著圖書種類少更新慢、文化產品單一陳舊、文化活動匱乏等問題。目前，安徽縣級電影院屏幕總數較少，全省不到一半的縣有數字影院，遠未滿足縣城及周邊農村消費者的需求。從需求來看，部分文化產品超出了居民文化消費能力，特別是一些高雅的文化消費，如音樂、舞蹈、戲劇、美術、藝術品收藏等，在價格上都高于普通民眾的心理預期。文化產品還存在結構性矛盾。政府推進文化消費的政策大多都集中于廣播電視、書報雜志等傳統文化產品，對新興的文化消費需求呼應不夠，對特殊群體文化需求重視不夠。
三、推動安徽文化消費發展的政策建議
（一）加大產業扶持力度，增強文化產品供給能力
安徽文化產業發展要堅持以政策引路、用政策激勵、靠政策支持，在認真落實中央政策的同時，借鑒經濟社會改革發展經驗，研究制定具體政策，各市按照省里的規劃，出臺高水準、有特色的地方文化產業發展規劃和促進服務業發展政策措施，在文化產業政策法規、公共服務平臺、投資融資體系、人才培養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增強文化產品的供給能力，要進一步發掘安徽豐厚的文化底蘊，提倡創作體現徽風皖韻的原創性作品，制作既體現安徽特色又適合新媒體傳播的文化精品，分類打造面向市場、面向全國的一流文化產品品牌、文化節慶品牌和文化園區品牌。同時，應加快文化產業園區建設，皖中、皖南等文化產業先發地區，可整合現有文化產業資源，實施大項目帶動戰略，以實現產業集聚效應，推動產業做大做強。皖北地區城市應根據各自優勢，建好文化產業園區、文化產品基地和文化旅游項目等文化載體，重點打造淮北洪莊文化創意產業園項目、淮南志高動漫基地、亳州老子文化生態園、蚌埠星宇文化創意產業園、宿州神游天下動漫產業園等重點項目。
（二）發展新興文化業態，培育多元文化消費主體
在安徽當前的經濟條件下，擴大文化消費，一是要特別重視適應數字化、網絡化發展的新形勢，培育新型業態。扶持計算機網絡和手機等新型傳播載體帶來的新媒體、新業態，力爭形成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互相融合、共同發展的格局。二是圍繞建設動漫大省的目標，著力發展動漫產業。謀劃并建設以合肥、蕪湖兩個國家級動漫基地為龍頭，輻射帶動馬鞍山、池州、淮南、蚌埠等動漫產業集群點的動漫業發展新格局。三是加快產業融合發展。積極推動文化產業與工業、農業、旅游、體育、教育的深度融合，提升文化產業產品的附加值。四是通過開展文化課堂講座、藝術鑒賞培訓以及在媒體開辟文藝評論專欄等形式，有效提升百姓的文化品味。五是加大宣傳，尤其要加大對文化品牌的廣告宣傳力度，重視文化形象包裝，激發消費者旅游、購物、經商的熱情，引導人們轉變文化消費觀念，提升生活文化內涵，釋放文化消費新活力。
（三）健全公共服務體系，優化文化產業發展環境
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主要目的是完善文化消費的支撐平臺，滿足人們最基本的文化需求，進而幫助人們提升文化層次。同時，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等原則，加強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公共文化服務向廣覆蓋、高效能轉變。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務具有公益性，它決定了必須建立起同政府財力相匹配、同人民群眾文化需求相適應的投入保障機制。同時，還要積極引導社會力量通過資助項目、興辦實體等形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讓服務多元化、社會化。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務的均等性，決定了必須堅持向城鄉基層傾斜。繼續實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城鄉文化一體化發展，解決城鄉、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同時，要抓住新型城鎮化建設這一契機，把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納入城鎮總體規劃，與土地利用、交通建設等相互銜接，建設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務網絡。
（四）細分文化市場需求，縮小城鄉文化消費差異
我國文化資源異常豐富，是文化資源大國，但又是文化產業弱國，實現文化產業化是刻不容緩的任務。文化產業不僅是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是社會經濟發展、政治進步和綜合國力增強的推動力量。
1.文化產業化是發展先進文化，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要的重要途徑
當今中國，廣大人民溫飽問題已經解決，高層次的精神需求提到議事日程。管子說：“衣食足則知禮儀，倉廩實則知榮辱”。江南一帶“堂前無字畫，不是舊人家”的民諺，也反映了人們物質需求滿足以后，便開始追求精神需求的滿足。特別是“五一”、“十一”長假，上千萬人參與休閑旅游的情況，就說明了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享受著過去只有少數富人才能擁有的閑暇，生活的內容向更高級的精神消費提升。根據我國城鎮居民家庭收支抽樣調查，在總消費支出中，娛樂教育文化服務的消費支出比重，1985年為8.2%，1999年已提高到12.3%，并且，隨著社會生活的多樣化，大眾文化消費也呈現多層次、多樣化的趨勢。
中國文化要成為先進的社會主義文化就必須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體現出民族性、科學性和大眾性。在塑造先進文化的過程中，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一樣，也起著重要的作用。
首先，文化產業化加快了文化邁向現代化的步伐。發達國家的文化，都是伴隨著產業化的過程走上現代化的發展道路的。可以說，文化產業化是文化面向現代化的重要標志。產業化促進了現代科學技術向文化的各個領域的滲透，促進了精神產品生產過程的現代化，使文化作為精神生產活動能夠生產出滿足現代人需要的精神產品。目前，在文化領域已經或正在形成的科技產業、大眾傳播業、藝術產業、休閑娛樂產業、體育產業等都體現出了明顯的時代特征。與文化事業相比較，文化產業能在更大程度上滿足人們的文化消費需求、引領人們的文化消費時尚。比如互聯網是現代人享受、消費文化產品的最具時代氣息的新手段。它可以滿足人們多方面的精神需要，如幫助人們進行網上閱讀、信息傳遞、心靈交流、接受教育，通過網絡游戲進行娛樂等。它把科技產業、大眾傳播業、藝術產業、娛樂休閑產業等方面的文化成果集中起來。可以說，互聯網是由這些文化產業共同建立起來的。沒有文化產業提供支持，互聯網這樣一個現代文明的標志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礎。
其次，文化產業化有力地推動著我國文化走向世界。世界上許多標志性的文化現象都滲入了產業化的因素。奧運會是世界體育文化的最高殿堂，北京能夠成功地申辦2008年奧運會是我國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個大手筆，是政府行為和商業運作的結果。沒有產業化提供商業支持，單靠政府行為是根本做不到的。在表演藝術方面，一些商業性質的文化機構，把我國的傳統藝術、民間藝術、現代的優秀藝術成果介紹到世界各國。
再次，文化產業化能積極地引導文化的未來發展方向，充分體現文化的民族性、科學性和大眾性。文化發展的方向性蘊涵在它的民族性、科學性和大眾性當中。民族性使世界文化更加豐富多彩；科學性使文化擺脫愚昧，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大眾性塑造了大眾文化，使文化發展更加具有方向性。大眾文化產品的社會需求量大，消費人群廣泛，傳播的速度快，消費需求隨社會環境的變化而經常改變。正是由于大眾文化具有這些特點。所以，單靠政府去引導大眾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消費是很難做到的。只有通過產業化，引入市場機制，進行商業運作，才能實現供求關系的平衡。文化的大眾性的發展方向才能更加清晰地體現出來。
2.文化產業化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社會經濟向前發展的有效動力
黨的十六大確定了“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形成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基礎產業和制造業為支撐、服務業全面發展的產業格局”的經濟發展戰略，特別強調要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提高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
現代服務業大體相當于第三產業，其中包括文化產業。在我國現有的產業布局中，第三產業的發展還不充分，而在第三產業中，文化產業又是相對薄弱的環節。要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除了第一、第二產業及其內部各部門之間要進行調整之外，還應該通過發展文化產業等途徑來加大第三產業的比重，提高其運行質量。文化產業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在發達國家表現得十分明顯，在我國也已經顯現出來。美國的影視業已經成為全美國居于前列的創匯產業，可以與其航天工業、航空工業、現代電子工業并駕齊驅；英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平均速度是整個經濟增長率的近兩倍；日本娛樂業的收入與汽車工業的產值大體相當。在推行積極財政，以消費拉動需求，進而帶動社會經濟總量增加的政策環境下，我國通過發展文化產業，已經在一定范圍內刺激了國內消費需求。據統計，我國2000年實際文化消費總量為800多億元，到2005年達到6000億元。這兩個數字之間的差是5200億元，這意味著從2000年到2005年這5年間，我國的經濟增量當中有5200億元是由文化產業的發展帶來的。同時，化消費總量的增加也引起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化。它會使我國衡量居民生活質量的恩格爾系數繼續下降，進而使我們離完全意義的小康社會更進一步。
3.文化產業化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助推器
文化作為精神產品，它首先表現為政治法律思想。政治法律思想及其相關的政治輿論、政治信息作為文化產品在社會政治制度建設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政治法律思想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先導，是黨和國家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和法律的依據，它影響著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水平，也影響著社會的穩定與發展進程。文化產業能夠提高政治法律思想以及政治輿論、政府信息的傳播速度和內在質量，保證政治制度建設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進而提高政治的文明程度。比如現代大眾傳播業、出版業已經走上了產業化道路。它們除了承擔著社會公共輿論信息的傳播任務之外，還承擔著社會政治輿論的傳播任務。傳播的內容就包括政治法律思想。由于大眾傳播的介入，政治法律思想以及政治輿論、政治信息的公開程度增強，使它們的真實性、健康性更能得到保證。隨著大眾傳播產業化水平的提高，傳播技術和手段的發展進步，傳播范圍的擴大，社會輿論、政治輿論的公開、公正程度的加大，不健康的輿論信息將被有力地阻擋在傳播路徑之外。這將會提高黨和國家決策的科學性，增強公民的民主與法律意識，提高政府行政的透明度，推動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建設走向民主與文明。
4.文化產業化是增強綜合國力的重要影響因素
綜合國力是衡量一個國家國際影響力的綜合評價指標，它是一個國家各方面實力的總和。在這個評價指標體系當中，不僅包括政治實力、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和外交實力，也包括含有科學技術在內的文化實力。文化實力已經成為綜合國力的重要構成要素。不論在人類的發展歷史當中，還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國力的競爭始終都表現為經濟實力、政治實力、軍事實力和文化實力的競爭。
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發達國家不僅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對處于弱勢地位的發展中國家施加巨大壓力，而且還在文化上利用其發達的文化產業向發展中國家進行滲透。甚至一些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上推行強權的同時，也不斷地推行他們的文化霸權。
與霸權文化的滲透力相比，發展中國家抵御外來文化入侵的能力較弱。其原因在于文化產業化水平不高，文化產品的生產能力差，制約了文化國力的提高。中國是文明古國，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但是，隨著文化產業化在世界范圍內的興起，大量文化產品在發達國家被作為工業產品生產出來或被直接作為精神商品投入消費領域，中國文化在國際競爭中面臨的壓力與挑戰越來越大。特別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我們還將面臨如何應對文化霸權的問題。我們要提高綜合國力，除了其他方面的競爭力要繼續保持不斷增強的勢頭之外，還必須加快發展包括科技在內的文化產業，提高科技文化的國際競爭力，進而促進綜合國力的提高。
二、文化產業化的內涵
所謂“文化”，人們通常是指作為意識形態的精神文化。它包括科技、教育、文化、體育、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旅游等部門的活動及其產品。“文化產業”，就是以創造和銷售某種文化觀念、文化符號和文化服務為主的產業。“文化產業化”，用一句通俗簡單的話說，就是文化走向市場，把文化當產業一樣經營。說白一點，就是用文化來賺錢，然后再用賺來的錢發展文化。
文化產業的崛起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未來學家沃爾夫·倫森說：“人類在經歷狩獵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之后，將進入一個以關注夢想、歷險、精神及情感生活為特征的夢幻社會。人們消費的注意力將從物質需要轉移到文化需要，從科學和技術轉移到情感逸聞趣事。”這就是說，一個以滿足心理需要、文化需要為主體的新世紀正在崛起，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人們在基本的物質生活得到滿足以后，就更多地關注文化上、精神上、心理上的需要。即使是物質上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文化化了。比如穿衣，不再講結實、耐穿，而是更多關注美麗、時髦和品牌。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文化，這叫“經濟文化化”。在經濟文化化的同時，要求文化經濟化，即文化進入市場，文化進入產業，這就是“文化產業化”。
如今，“文化產業化”已成世界潮流。當今世界，在發達國家，文化產業已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支柱產業。以日本為例，1995年娛樂業一項生產經營收入就高達35萬億日元，超過當年日本汽車工業的總產值。美國的文化產業就更發達，1996年僅版權產業的產值就達4250億美元，占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6.7%。美國的視聽產品，是僅次于航空航天的第二大出口產品。《泰坦尼克號》一部影片的年收入高達幾十億美元，相當于中國好幾個大企業的年收入總和。美國的《讀者文摘》，已發展成為年收入20億美元的國際性大產業。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的文化產業有了長足進展。據統計，1999年全國文化市場產業單位已達27萬多家，從業人員113.4萬，固定資產價值315.7億元。但是在整個國民經濟體系當中，文化產業還處于低迷狀態。以1998年的統計為例，全國文化產業的增加值僅占國內生產總值增加值的0.75%，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2.33%，從業人員僅占就業人數的0.4%。而英國的文化產業，平均發展速度是整個經濟增長率的近2倍，從業人員占全國總人數的5%。在我國現有消費結構中，文化消費只占3%，僅是發達國家的十分之一。1997年我國實際文化消費總量大約為650億元。到2005年我國文化產業的消費能力達6000億元，增長空間極大。數百億元的實際消費量與數千億元的潛在消費需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這說明在21世紀，“文化產業是財富之源”一點不假。
[摘要]文化產業的崛起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文化產業化”已成世界潮流。我國是文化資源大國，又是文化產業弱國，實現文化產業化是刻不容緩的任務。
[關鍵詞]文化產業化必然性
參考文獻:
[1]周瑩張志勇:發展文化產業化是社會全面進步的客觀需要.理論觀察，2004年第2期
重新認識馬克思的文化生產力思想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們必須重新認識文化與經濟、文化與科技的關系，也必須重新認識馬克思提出的精神文化生產力的問題。經典作家有一個極為重要的理論發現，這就是大生產力觀和精神生產力理論。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曾指出，由于人的需要的豐富性，從而生產的某種新的方式和生產的某種對象就會產生，“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頁）
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物質生產力以物的形式——物質產品或物質成果表現出來，而工具則往往代表著這一時代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在工具上，無疑凝聚著人類精神上、理論思維上掌握自然界的能力。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來看，隨著社會分工的日益精細，社會生產便日益明顯地區分為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兩大部分。社會分工促成了物質生產者與精神生產者的分化，兩種生產力因而在自身相對獨立的發展中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內在特征的生產力形態。物質生產力主要面對人同自然的物質關系，具有實用的、基礎的、物質形態的主導品格；而文化生產力則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生產力”。馬克思將語言、文學、技術能力等歸于其中，使其顯現出更偏重于人類社會人文關系的特征和品格。當代不少學者將之稱為文化力。顯然，馬克思區分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生產力，表明了他對社會生產力這兩個方面的各自特征的區別把握和分類描述。
但是兩種生產力又是密切相關，不可分割的。馬克思還看到了二者之間的多重聯系，看到兩種生產力之間相互交融、共為一體的特征。一方面，文化生產力具有其精神生產的獨特性，它是社會意識、社會心理等精神方面的文明發展的成果，具有突出的意識形態特征。同時，在文化生產力中，生產主體以其“對象化的獨特方式”，將自身強烈的主觀因素，諸如思想、意志、情感、愿望滲透于全部文化生產過程。所以，馬克思把語言、文學、技術能力歸入這種“精神方面的生產力”。而另一方面，文化生產力是不是就完全不具備非意識形態的物質性的特征呢？不是。文化生產力其實具有明顯的物質性。文化生產同其他生產一樣，也具有一般實踐活動的特征，即由實踐主體通過勞動，將一定的材料加工改造為新的存在物，因此文化生產的過程也表現為一個物化的過程。它也要改變物質的現實形態，獲得物質的新的存在形式。像文學藝術這類最富精神性的生產也有一個物質的技術的制作過程，即由實踐主體通過特定方式的勞動，改造某種材料而造成一個新的存在物。因此，文化產品必須具備物質的依托方式。如文學作品，必須經過作家的物質性（紙、筆、電腦等）寫作，經過編輯、出版、印刷、發行等等環節，才能以書籍這種物質形式存在下來。繪畫、雕刻也要通過對一定的物質媒介的加工制作，才能以一定的形態承載其藝術內涵。黑格爾在《美學》中指出，在藝術創作中有一個純然技巧的方面，很接近手工業。一個藝術家必須具有這種熟練的技巧，才能駕馭外在的材料。
馬克思的大生產力觀念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馬克思肯定了生產力中包含著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兩種生產力，這就一方面從根本上否定了那種機械的、庸俗的舊唯物主義的物質決定論或經濟決定論，另一方面也否定了那種孤立的、片面的主觀唯心主義的精神決定論。
其次，文化生產力的觀念表明，文化是一種生產，而且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越來越成為大規模的社會生產。它天然地具有社會生產的基本特征，具有流通、交換、消費等基本環節，具有市場條件下經濟運作的全部過程，而不僅僅是某個藝術家的內在的獨創的心理活動。多年來我們對馬克思精神生產、藝術生產的研究一直忽略了馬克思提出這一理論的歷史背景，而對之作了一種純粹精神的、美學的研究。而馬克思提出的精神生產或藝術生產必然含有商品經濟時代特別是當時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時代的生產的全部特征。當代文化生產已不完全是個體性的生產方式，而日益成為一種巨大的復雜的社會化大生產。隨著傳播媒介的高速發展和信息時代的來臨，文化生產已日益成為當代經濟生活的一部分，成為復雜的現代化大生產的一部分。像電視、電影、出版、音像、文藝演出、工藝美術、體育比賽，乃至廣告、信息、傳播、娛樂等產業，已越來越發展為龐大的產業集團，成為經濟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成為許多國家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
再次，文化藝術作為一種精神方面的生產力，必然內含著自身獨特的生產方式。也就是說，它有自己獨特的發生、發展史，有形成自身的歷史過程，有對精神生產者的精神創造能力的內在要求，也有對生產對象的內在要求。同時，它還受到生產條件包括物質技術水平的限制。因此，藝術家不能只關心藝術的精神層面，也要關心藝術生產的方式和工具。生產工具與生產技術是文化生產力內涵中的重要內容。在當今的文化生產力中，文化生產所達到的科技化和社會化程度，是判定其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數。世界經濟中文化與經濟的一體化趨勢
從二戰以后，人類開始進入第三次科技革命時期，這就是發展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智能生產力時期。這一生產力的一個顯著標志，就是文化與經濟嶄新關系的建立。如果說以資本主義工業大生產是以經濟生產與文化藝術的對立、分離為特征的話，那么智能化生產的重要特征便是“文化的經濟化”和“經濟的文化化”，以及由之產生的當代文化經濟一體化趨勢。面對這一趨勢，我們必須重新認識文化的經濟功能和經濟的文化含量。
今天，文化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它已成為世界經濟中的支柱產業之一。據報道，20世紀90年代，國際旅游已同汽車工業、石油工業一樣，成為當代世界經濟的三大支柱產業，而且正以迅猛發展的勢頭成長為全球效益最大的行業。特別是以信息技術等高科技及其相關產業的迅猛發展為標志的科技革命，宣告知識經濟或文化經濟時代的到來。1997年世界500強企業中，科技、文化、信息產業越來越多。高科技高文化附加值的計算機信息產業，在1997年世界經濟和產業發展中獨占鰲頭，數家企業躋身世界前10強。近年風靡世界的好萊塢電影《泰坦尼克號》創下十幾個億美元的票房價值。美國《讀者文摘》已發展成年收入25億美元的國際性大企業。據稱，美國的視聽產品已經成為僅次于航空航天的主要換匯產業。文化產業已成為世界經濟的新的增長點，也將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之一。
所謂經濟的文化化，是說現代經濟發展中文化的、科學技術的、信息的，乃至心理的要素越來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農業經濟的時代，全社會95％以上的人在為基本的生存條件——糧食而工作，而在發達國家僅有2％—3％的人口從事農業，便可滿足社會的需要。從日本的就業人員構成比來看，其第三產業就業者占總人數的百分比逐年上升：1920年23．8％，1930年30％，1965年43％，1970年46．5％，1975年52％，到八九十年代這一比率又大大提高。美國經濟學家約翰·肯德克在1980年“美國競爭力大會”上對1929—1980年的美國經濟做了數量分析。他測出，在這期間美國生產力的增長中，40％是由知識和技術創新獲得的，有12％是由勞動力的知識文化素質的提高獲得的。在工業發達國家，高科技、高文化大量進入企業，使當代產業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經濟中的科技、文化知識因素已日益躍居重要地位。腦力勞動者的數量迅速增加。到1970年，美國“白領”職員與“藍領”工人就業結構比已為5∶4，到1980年，美國第一產業即農業和礦業中的從業人員僅占總比例的29％，第二產業即各種制造業降到31．6％，而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員已上升到65．5％。即使在第一、第二產業中，科技管理人員也超過直接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員。無疑，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自然要將重心轉移到服務、知識、信息等第三產業方面。
經濟文化化的更深一層的意義，在于它代表著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隨著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人們的社會需要不斷提高。在基本的物質需要滿足的基礎上，人們更多地關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即使物質層次上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地與文化結合起來了。今日的主流經濟學已在大力關注知識、信息、文化乃至人的心理。總之，文化與經濟的一體化已成為當代世界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趨向。文化與經濟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相輔相成，形成一個有機的發展過程。
認真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文化生產力和文化產業
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我國文化建設一直采用計劃經濟下由國家統一規劃、統一領導、統一步調的“事業型”模式。現在看來，這種國家財政撥款的文化投資遠遠滿足不了當代文化高速發展的需要。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正式采用與世界多數國家一致的核算方式，即用國民生產總值來核算國家經濟發展的程度，按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來劃分各個行業。而文化作為第三產業的一個重要部分，開始了由“事業模式”向“產業模式”的重大轉變。這場變革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的文化觀念，將文化與現實經濟聯系在一起。
我國文化市場的建立、發育和文化產業的發生、發展具有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合理性。首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要求相應的文化產業機制和文化發展規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有了持續高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與之相應的文化產業發展則相對滯后。與發達國家甚至眾多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在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產出仍有很大差距。這一方面表現為對文化產業已成為當代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的地位認識不足，沒有從根本上轉變“事業型”的傳統思路和行政機制；另一方面，對文化與經濟的長遠協調發展認識不足，沒有看到文化滯后對今后經濟發展的嚴重制約。現實迫切需要并呼喚新的文化發展的總體戰略、管理方式、產業機制和市場運作體系。另外，經濟流通的世界化和當代傳媒的高度發展，以及全球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要求我們批判地借鑒其市場運作的方式，以適應并掌握當代世界文化交往的經濟規律，并制定自己的文化安全策略，逐步建立完善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市場與文化產業體制。其次，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高速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社會表現出日益高漲的文化需求。這種需求，一是規模巨大，數量驚人。我國當代社會對文化產品的需要無論在數量上、強度上、實現方式（規模、途徑、媒介）上都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需求的多層次多方位。從普通市民到文化人士，從大眾娛樂到藝術精品，各種不同層次的文化消費者表現出對不同種類的文化產品的強烈需求。三是一輪接一輪的文化時尚表明了文化需求的迅速轉換。很明顯，這種全社會日益高漲的大規模、多層次、快節奏的文化需求，單靠原先文化事業的“統管”模式已根本無法滿足，它歷史地要求與之相應的文化市場和文化產業的運作模式。
這就要求我們處理好文化市場機制發展中的眾多矛盾，比如文化產品的商品性與非商品性的矛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矛盾，市場運作方式與精神文明建設的矛盾，市場規律與文化藝術自身規律的矛盾，經濟價值與文化價值的矛盾等等。在眾多矛盾中，最根本的矛盾就是當代市場條件下文化發展的產業性與文化性之間的矛盾。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當代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場深刻的革命，一次全面的國家體系創新。它不僅將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過程和未來走向，制約著中國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而且，也是更重要的，它正成為當代中國社會進步和發展的一種新的存在性依據，成為當下中國行為的一種文化生態，影響和推動著中國全面的制度創新、路徑改革和價值重建。胡惠林教授(國家文化產業創新與發展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認為，在這樣一種宏大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的文化產業被賦予了新的責任：參與入世后的中國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所必須的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整體進程，接受改革成果和成本的轉移，協調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滿足國家的戰略需求，推進國家文化與文化產業創新系統建設。張曉明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中心)指出，“入世”后的中國面對的是發達國家文化產業對中國文化產業具有“不對稱優勢”。因此，入世后在我國文化產業領域發生的競爭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不對稱競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國際性產業發展格局的不對稱：以夕陽產業換我朝陽產業；(2)國內外文化產業發展的不對稱：以產業實力搏我資源潛力；(3)已承諾開放領域競爭的不對稱性：以產業高端對我產業低端。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文化產業和文化市場將由有限范圍和有限領域內的開放，轉變為WTO規則框架下的寬范圍和多領域開放；由以試點為特征的政策性開放，轉變為法律框架下的按中國政府承諾的時間表開放；由單方面為主的自我開放，轉變為中國與世貿組織成員之間雙向的相互開放。張曉明認為，鑒于國際性文化產業發展出現了手段和內容的矛盾，在產業發展階段上具有一種“后來居上”和“逆向整合”的趨勢，中國在制訂文化產業發展戰略時應以實現可持續的、跨越式的發展為基本指導方針，并遵循這樣的原則：以文化藝術的原創帶動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以文化產業帶動信息產業，以產業政策引導企業整合，以制度創新應對制度競爭。
發展文化產業需建立與之互補的文化藝術保護方式
新的文化產業的發展必須將文化藝術分為經營性(以盈利為目標)和非經營性(以非盈利的文化藝術建設為目標)兩大部類，在建立市場性經營性文化產業的同時，還必須建立與之相匹配的對位性互補的文化藝術的保護方式。二者相輔相成，形成當代文化發展的合理架構。金元浦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認為，我國當前的文化遺產保護必須首先理順下面幾個關系：(1)文化遺產“救亡圖存”與復興光大的關系；(2)大規模經濟建設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關系；(3)文化遺產保護與文化遺產當代利用的關系；(4)文化遺產保護宏觀整體規劃與分檔次、分階段、分地區的具體策略實施的關系。金元浦認為，結合國情，我國文化藝術的保護方式應采取政府保護、法律保護、市場保護與社會支持等多重因素綜合運作的方式。(1)加快政府保護方式的改革。改革和完善政府保護方式是文化藝術保護制度改革的關鍵環節。這種保護首先是逐步建立文化藝術的宏觀調控機制，主要運用政策的傾斜來實施文化保護，并協助立法機關建立和完善文化保護的法律、法令和法規。其次是逐步加大國家文化資金的實際投入與監督實施，保證文化藝術在國家投資預算中的實際增長。其三，政府保護方式還應包含對民族傳統文化和瀕危藝術的特殊支持、對高雅藝術的大力資助，以及重點文化設施的建設、擴充與維修。(2)盡快建立完善的法律保護方式。當代藝術保護中依靠法律形式進行保護成為各國注意的焦點，法律方式保證了當代藝術保護的法律地位與運作程序，也保證了藝術保護的公眾意識與社會責任。其根本意義是通過減免稅收鼓勵企業和個人捐資，以達到文化藝術總投入的實際增長。(3)迅速建立市場保護體制。文化藝術的市場保護包含兩大方面；其一，為努力發展上規模上檔次的一批大型文化產業，依靠市場方式，通過文化產業自身的擴大與積累來改變我國過去文化保護中單一的輸血模式，形成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良性循環。其二，對于那些不能以產業形式發展的文化藝術則必須通過市場尋求企業資助的道路。從企業贊助保護方式來說，要想使其發展起來，必須保證企業投資能獲得相應的回報。(4)爭取廣泛的社會支持與全民保護。當代藝術保護中的社會支持和全民保護具有最廣泛最強大的力量。當代社會通過多種途徑特別是現代傳媒營造保護文化藝術的社會氛圍與社會輿論，培育了一代代懂得藝術的文化大眾，這是保護藝術的最深厚的社會基礎與心理根源。
發展文化產業亟需改革文化體制
加快發展文化產業，必須抓緊制定國家文化發展戰略，對國有文化部門和企、事業單位(以下簡稱國有文化部門)進行戰略性的改組。因為國有文化部門占有了我國文化資源，包括文化人力資源的絕大部分，是我國發展文化產業的主導力量。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搞好國有文化部門的改組、改制和改造，實現國有文化存量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文化產品生產機制的轉變，是加快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步伐的關鍵所在。齊勇鋒研究員(國務院體改辦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指出，國有文化部門在進行戰略性改組過程中應堅持“6個有利于”原則：(1)有利于建立科學合理、靈活高效的文化宏觀管理體制和文化產品生產經營機制，保障國家的文化和信息安全；(2)有利于國有文化部門建立新型的投融資體制和國有資本的管理、監督與運營體制，使國有資本在保值增值的同時，布局更加合理，結構進一步優化；(3)有利于國有和國有控股的企、事業文化單位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形成科學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4)有利于促進國有和國有控股的企、事業文化單位轉換經營機制，調動經營者和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創造性，激發其生機與活力；(5)有利于在國有文化部門改革中，調動各方利益主體的積極性，確保出資人、債權人的權益不受侵害；(6)有利于國有文化部門改組、改制的平穩過渡和社會穩定。
具體到傳媒體制，孟建教授(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傳播系)通過對美國文化體制的介紹給人以很大啟發。他說，1996年2月8日美國總統克林頓簽署《1996年電信法》，徹底打通電信業、傳媒業、娛樂業等行業壁壘，大大放寬了媒體經營范圍，引發了世界范圍內的媒體業和其他行業之間石破天驚的變革：并購、聯合、重組。經過近5年的實踐，這種變革的巨大成功已讓全世界為之矚目，在機構重組、產業關聯、資金融合、技術平臺等方面形成了新興的實力巨大的娛樂傳訊業，并很快躍居美國出口榜首。美國的一系列政策大有可借鑒之處，如我國至今還將電視業與電信業割裂開來的做法，就根本無法實現戰略上的大整合。尹鴻教授(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也指出，中國傳媒業的改革，不是建立形式上的集團，而是建立現代的企業制度，因此，中國傳媒改革的根本不是改革規模，而是改革體制，拆除縱向與橫向的行政壟斷的籬笆，分離政府管理職能和企業自主經營權力，將傳媒的行政管理體系轉化為與市場體系相適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產業體系，逐步建立公平規范、競爭有序、優勝劣汰，充滿活力的市場運作機制。
發展文化產業需實現理論創新
現今人們已經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文化不僅僅是飯后茶余的調料、愉悅人生的奢侈品，它更是綜合國力的組成部分。繆其浩研究員(上海圖書館)認為，文化要成為中國國家發展戰略的主角，必須實現“3個破壁”：(1)文化精神破壁。文化創意是生產力的源泉，是發展的原動力。源于人的創造力的創新才是附加值最高的。因此在以知識為基礎的新經濟中，文化產業和其它行業中的創意部分將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2)文化產業破壁。文化產業不僅自身要做大做強，還要與其他產業形成共棲、融合和衍生的良性互動關系。但是由于我國行政管理上條塊的分隔，以及某些政策的限制，這種良性互動的實際發展還遠遠落后于人們的預期，正在成為一個嚴重阻礙文化產業成長的瓶頸。(3)文化隊伍破壁。目前承擔21世紀文化產業發展重任的文化隊伍出現嚴重的知識偏門和缺失。必須以更寬容的姿態重新定義文化人，在更寬廣的視野里召集文化人，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擁有一支適應新世紀使命的文化隊伍。就文化產業的人力資源開發，陳少鋒教授(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所)有自己的見解。他指出，管理知識的匱乏以及與管理相關的商業意識、商業倫理、職業化管理、人力資源配置等等，是思考文化產業人力資源所面對的主要問題。目前我國文化產業人力資源的突出問題是，專業藝術類、行政類出身而非管理類出身的人員所占比重過大，整體人群文化知識層次較低，專業化力量有余、經營管理能力不足等等。陳少鋒認為，對其他產業的經理人實施有關文化產業的培訓，或者對現有文化產業領域從業人員進行商業管理的教育，是文化產業人力資源開發中一項重大的工程。李康化博士(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則從發展文化產業的全局出發提出了“5個創新”：(1)理論制度創新。突破在文化產業制度改革上的路徑依賴和政策瓶頸，以放松管制和透明化的政策供給啟動新一輪文化產業發展，以制度創新啟動新一輪文化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防止和克服由于文化產業結構性矛盾和體制而可能導致的政策性衰退。(2)要素市場創新。進一步完善文化產業投融資政策，放寬民營文化企業和民間金融資本市場準入的尺度，消除在這一領域內的歧視性政策，使民營民間文化產業和資本享有充分的國民待遇。(3)產業鏈條創新。進一步完善國家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的整體配套，特別是加強文化產業的“上游”基礎和“下游”通道。(4)產業結構創新。形成新的信息產業與文化產業聯動發展機制。信息產業與文化產業已經構成現代社會互為依存、以高技術和高文化為共同特征的支柱產業群，信息產業的發展極大改變了文化產業的技術基礎，帶動了其產業結構的提升，但其下一階段的發展必定是以文化產業為前提和發展動力。(5)社會結構創新。構建各類社會中介機構，建立健全文化行業制度，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產業與文化事業協同發展的新體制。
文化產業應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可持續發展是文化產業發展的歷史必由之路。沈殿忠研究員(遼寧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指出，任何一種文化產業的發展都有兩條線索，即橫向線索與縱向線索。橫向線索反映了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之間文化產業發展的關系；縱向線索反映了不同時代、不同階段文化產業發展的關系。中國文化產業的橫向發展線索與縱向發展線索都有兩種不同的狀態：一種是公平的狀態；一種是不公平的狀態。講文化資源開發或文化產業發展的公平，主要講規則的公平。中國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完整含義，不單純是實現橫向公平或縱向公平，而是要實現兩種公平的統一。實現橫向公平與縱向公平的統一，關鍵在于把握一種分寸。這個分寸不僅是一個質的規定，同時也有量的規定。在這個規定的范圍內，可以把對不同地區和不同時代人們利益的損害降到可以接受的降低程度，或把利益的滿足提升到可以實現的最高的程度。
如果說可持續發展戰略強調的是一種生態倫理，那么文化發展戰略強調的就是一種全球社會倫理。可持續發展注重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文化發展戰略則更注重人與人之間、身與心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關系。毛少瑩(深圳特區文化研究中心)認為，文化發展戰略應有以下基本特征：(1)重視公平超過重視效率，控制貧富分化，尋求均衡發展。(2)全面注重不同文化資源的開發與利用，以精神性的可再生能源替代物質性的不可再生能源；以“文化資本”替代“經濟資本”；以精神消費填補物質消費無法滿足的精神需求。(3)以慢節奏的“休閑娛樂型(精神消費型)社會”替代快節奏“工作消費型(物質浪費型)社會”。(4)確立更合理的發展指標，將社會文化發展納入社會水平的衡量之中；將人類對幸福、快樂的追求——而非僅是對物質財富的病態擁有——恢復到自然健康的人性基礎上；致力于保護精神健康，以價值理性管理人類社會，走人與自然、身與心的和諧發展之路。
文化產業應走高新技術之路
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由于確定了知識資本、技術資本、人力資本及相關的文化、技術等因素在經濟運行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這使得愈來愈從尖端部門走向日常生活的高新技術成為經濟發展的巨大驅動力。黃健教授(浙江大學人文學院)認為，引導高新技術進入文化產業，在提升文化產業的品質、產品的品質方面，在市場融資方面，都將產生重大的效應，獲得較好的效果。同時，人們也將看到文化產業的運作理念與其它產業運作理念的不同。因為隨著科技與文化大發展時代的來臨，人們對產品的技術要求、文化要求、審美要求也將愈來愈高標準。文化產業作為知識經濟時代經濟全球化的一個新興產業，作為以滿足人類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為主要目標而生產、服務的新興產業，其運作理念不能只是停留在一般的生產、服務上，而是必須要實現產業的管理重心由常規的生產管理向技術創新和信息化的知識管理方向轉變，整個產業的經營目標必須實現由以往的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向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方向轉變，以保持整個產業發展的創新性與發展活力。柳士發(文化部文化市場司)指出，以數字化、網絡化和多媒體化為代表的當代信息革命，給社會帶來了嶄新的文化形態——數字文化和網絡文化。這些新興文化的特點在于，利用網絡特性拓展傳播內容，不滿意于簡單復制傳統媒體，而是走上了自主發展的新路。文化產業一旦與信息數字化、現代通訊技術等高科技結合起來，勢必如虎添翼。對于我國來說，雖然在文化上網方面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不過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依然存在巨大的數字文化鴻溝。據統計，在整個互聯網的信息輸入和輸出流量中，我國所占比例不到1%。因此，在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全面鋪開的同時，我們要將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作為我國信息化建設的首要任務。中國數字文化工程既要著力于公共文化建設，又要促進文化產業發展，逐步建立起照顧職能管理、社會公益服務和文化市場運營三位一體協調發展的國家文化信息服務體系。
傳媒產業需實施“走出去”戰略
文化產業發展不僅要有內需的拉動，而且也要有外需的拉動。然而，中國存在著巨大的文化貿易逆差。根據國家版權局2001年的不完全統計，我國版權貿易的輸入輸出比為10：1，在文化電子產品貿易中，由于缺乏自主知識產權，我國至今尚未擁有自己的核心標準和主打產品。而在一些西方主要國家中，以版權貿易為核心的國際文化貿易，已經成為支柱產業。實現文化產業發展從引進來向走出去的戰略轉變，不僅是推進我國文化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是克服貿易逆差的迫切需要。作為文化產業的排頭兵，傳媒產業如何利用本土資源，保持中國傳媒的國內主體地位和提高國際影響力?尹鴻認為，對于目前的中國傳媒介來說，走向國際市場至少具有4個有利條件：(1)從經濟上看，媒介的低成本使中國傳媒具有一定的市場競爭的價格優勢；(2)從文化上看，全球化環境下的東方文化提供了一種參照性的“還鄉”意義而逐漸被西方人關注，中國傳媒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化優勢；(3)從地域和文化的傳統上看，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澳門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華語地區，日本、韓國等亞洲其他大中華文化地區，以及世界各國的華人群落等構成了一個具有共同性的接受中國傳媒的文化交流空間，中國傳媒具有市場潛力的優勢；(4)從西方傳媒來看，近年來由于片面地走上數字虛擬化、大制作、單純追求商業價值最大化的道路，傳媒的人文地位和社會公益品質都明顯下降，為其他國家傳媒文化的乘虛而入帶來了契機。面對這些顯在的和潛在的優勢，中國傳媒目前需要作5方面的努力，來開拓中國傳媒的國際空間：(1)組建經過所有制改造的具有國際營銷實力的國際性的傳媒制作發行機構，形成規模適當的符合現代企業發展規律的專業化、流水線化的國際性傳媒企業；(2)積極從國外和國內一流大學以及其他企業吸收一批能夠從事跨國經營的具有專業素質的傳媒經營管理人才；(3)從資金和政策上支持生產一批按照國際市場需要制作的媒介產品，創造“中國制造”的媒介品牌；(4)要求國產的傳媒產品在制作技術和藝術標準上而不是制作規模上與國際傳媒產品接軌；(5)積極推進傳媒的橫向整合，開發多種媒體的媒介產品，實現整合營銷。
中國廣告業增量空間巨大
與會代表不僅從宏觀上對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進行把脈，而且對具體行業的發展前景做了預測。黃升民教授(北京廣播學院廣告學系)指出，在新的世紀，中國廣告業有著不同尋常的表現：兩極分化、業務分流、競爭激化、資本參與、創意衰退、政策多歧、媒介滑坡。據國家工商總局的統計數字，2001年全國廣告經營額為794億元，增長率為11.4%。值得注意的是，4大媒體之中，報紙、電視和雜志的廣告增長率都低于平均水平。但對于中國廣告業的前景，專家們還是充滿信心。喻國明教授(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指出，從1981年1.81億元的經營額起步，到2001年達到了794.9億元，年均增速40.2%，經歷了21年增長的內地廣告市場，它的“飽和”時代還遠未到來，它的經營額還有3倍左右的增量空間。他預測，今后8年，中國內地廣告業的發展速度至少不低于12%，到2003年，市場經營額有望突破1000億大關，到2007-2008年，可能超過2000億，到2010年估計達到2609億元，3倍于2001年的水平。在未來的巨大增量空間里，報刊廣告的增勢將超過目前處在強勢的電視廣告。盡管在1983-2001年，電視廣告經營額的增速在同行中最為迅猛，年平均增長率達到51.7%，但近年來，電視廣告經營額的增速明顯放慢，1997-2001年的年平均增長率降至14.8%，低于報紙廣告的15.6%、雜志廣告的17.2%和廣播廣告的16.6%。專家們預測，報刊廣告的年平均增長率在2010年前將保持在13-14%左右。到2010年，報刊廣告經營額總量將從2001年的182.6億元達到587億元，其中報紙廣告經營額約547億元，雜志廣告經營額約40億元。喻國明還指出中國報刊廣告業未來發展的機會點：(1)從時間上看，9月、12月、4月和8月是報刊廣告投放最多的月份；(2)從地區上看，中南、華東以及華北地區是報刊廣告投放量最為密集的地區；(3)從城市看，北京是報刊廣告投放最多的城市，占整個報刊廣告投放總量的1/4，廣州、上海、深圳也是報刊廣告投放量最為集中的城市，上述4個城市的報刊廣告經營額占全國報刊廣告經營額的“半壁江山”(51%)。從增長率上看，深圳、大連、南京、廣州、青島以及哈爾濱是報刊廣告增量幅度最大的“明日之星”城市；(4)從行業上看，房地產、醫藥、計算機廣告是報刊廣告的三大支柱型行業，這3大行業廣告的投放量占報刊廣告總額的36.7%。從未來發展的潛質上看，金融保險、機動車、房地產則具有最大的增量空間。
發展文化產業促進西部大開發
關鍵詞：文化旅游產業;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措施;
中圖分類號：G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3520（2015）-10-00-01
我國的文化產業主要包括有圖書出版業，新聞傳媒產業，廣播影視業，動漫產業，網絡文化產業，表演藝術業，廣告產業，體育賽事，休閑娛樂業，文化旅游業以及會展產業等。本文將重點闡述文化旅游產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系。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人類文明的見證和民族精神的財富，是不可再生的寶貴資源，保護與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我們的職責，是人類共同的事業。旅游開發可以加強公眾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地位和價值的認知度，延續非物質文化遺產文脈，傳承人類文明，而那些不喪失原真性的、科學合理的旅游開發在更大層面上有利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使旅游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因此，本文通過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旅游開發的分析研究，論證了二者相互依存的關系。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文化旅游產業發展的相互依存關系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豐富了旅游業的文化內涵。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地區的文化傳承，是一個地區的精神文明寄托，體現了該地方人民生活情趣。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產物，好好利用和開發，會對一個地方的旅游業的發展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地域性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特征之一，非遺旅游資源是一定地域內人們智慧的結晶，其文化內涵豐富，旅游價值高，可以有效促進當地旅游業的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是重要的旅游資源，內容豐富多樣。
我國西南邊疆文化旅游產業開發相對落后，由于遠離城市的喧囂，其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大山的“屏障”下得到了很好的保護。若能加以好好保護，加大政府宣傳力度，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主打旅游產品，吸引外地乃至世界的游客慕名而來，從而進一步發展旅游業，用旅游增加的經濟收入用來保護“非遺”，開發更多的旅游產品，于是一個良性的產業鏈隨即誕生，從而能進一步改善我國西南邊疆文化旅游產業開發落后的現狀，促進文化旅游產業的轉型。
（二）文化旅游產業發展鑄就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基礎。經濟的快速發展改變了非物質文化遺產賴以生存、發展的傳統社會環境，其根基受到侵蝕，其傳承由此面臨巨大的威脅。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的復合價值，要求我們對其進行保護，而非物質文化遺產定義及其特點決定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有別與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態性決定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不能定格化，不能將其固定在某一個時點，而只能讓其在社會的發展中不斷演進，其傳承也不能將非物質文化遺產放到真空的環境中，市場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的載體與傳播的空間，非物質文化遺產不能獨立存在，它必須依附在某個特定的載體方能顯示、傳播、儲存與傳承。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借助的是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旅游需求的增長，而在經濟學理論中，供給和需求是相互影響的。旅游資源數量的不斷拓展，質量的不斷提升，特別是文化內涵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加入到旅游資源的行列，吸引了更多的旅游者，進而促進了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反過來，文化旅游產業發展為日漸式微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提供了展示自己的平臺和機會，這同時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保護提供了新的思路。旅游模式，是將“非遺”作為一種旅游資源進行有效利用，開發成為可供游客游覽、體驗、學習和購買的旅游產品，使“非遺”在現代社會中以一種新的方式進行生存和發展的模式。
二、文化旅游視野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措施
（一）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保護遺產傳承者在整個針對遺產開發的文化旅游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因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大多具有“創作”、“表演”、“接受”等三位一體的特征，尤其是口傳文化。創作者既是“表演者”也是“接受者”，又是傳承者。所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主體應該是傳承人。因為無論“活態”也好，“本土”也好，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全部活力，實際都存在于孕育它的民族民眾之中，并在精神、情感和日常行為上與他們融為一體。因此，應該由傳承者自己來確立他們的遺產當中什么是最值得展示、如何展示，并且積極參與相關開發措施的決策以及監督這些措施的實施。
（二）政府部門發揮好各自的職能。由于我國對旅游業沒有具體的管理政策，所以，就導致在開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工作中經常出現混亂的現象。這就需要和政府部門聯合起來，充分發揮其決策、統籌、組織、管理等相關職能，并且在進行保護的過程中，政府可以根據其自身具有的巨大影響力發揮出應有的能力。通過召開相關會議決策出合理開發原則以及辦法，并加大宣傳力度來改善管理旅游業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開發混亂的現象。同時，也應該在深思熟慮后，對不同地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開發制定相對應的保護政策，并加大力度讓旅游部門執行。
（三）文化旅游開發者應做好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通過對熱門的旅游景點我們可以得知，由于金錢利益的驅使，使得眾多旅游開發區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遭到破壞的現象視而不見。例如，現有的大理古城中的白族文化已經遭到了破壞。在洱海游船時，這本來是一件非常美好，并且賞心悅目的游行，但是由于白族人民渴望金錢的欲望，使得許多游客都遭到超額付費的事情。由于白族人民熟悉當地的地形，所以在去洱海游船的必經之路中間私自設立了游船港口。許多外來游客由于不了解正規景點的游船價格就輕易進行交費。但是最終發現其支付的金額往往是正規游船價格的五倍。這就為游客的心情蒙上了一層不悅的紗，使得整場旅行都不愉快。但是，更令人驚訝的是，當地管理人員知道這種現象的存在卻視而不見。所以，這就需要我們敲醒警鐘，加大監管旅游開發區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工作力度，爭取還非物質文化遺產應有的純樸。
三、小結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傳統文化中傳承下來的精華部分，它負載一個民族的特定價值取向，表現了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凝聚著一個民族自我認同的凝聚力，是特定群體從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同時也是不可再生的遺產。在文化旅游的視野下，加強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需要社會各界人士做出共同的努力，在遵守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原則的過程中，應積極采取措施，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涵得以傳承，提高我國國民的精神文化水平，這也是我國文化建設的重要工作之一。
參考文獻：
[1]崔亞軍.文化旅游視野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探討[J].東方企業文化，2015，10：26-27.
1.1重點把握糧食生產
糧食生產一直以來都是南澗縣農業經濟發展、產業化經營的重要支柱，而且其糧食生產凸顯出“兩項”骨干措施與“兩雜”種子的普及使用，嚴格把握并提早落實各類生產方法與生產措施，極大地拓展了農作物種植規模，達到1.61萬hm2，農作物普及率達到100%，為整個南澗地區的糧食增產增收打下了堅實根基，積極貫徹并落實各種惠農政策，廣泛開展了退耕還林制度，兌換了上百萬元的現金。
1.2發展壯大肉牛產業
南澗縣利用本地區的地理環境、社會條件等優勢立足本地肉牛產業，發展牛肉經濟，嚴格進行肉牛品種改良、優化調配飼料飼草、積極防治病災，并不斷健全社會服務等。發展壯大了當地的肉牛產業，當前來看，肉牛產業大有發展前景，加強示范引導，實施獎勵代替補貼制度來培養一大批養牛專業戶，并在不斷推廣普及，已經形成了更多的示范戶。現階段，這些肉牛示范戶形成了專業化的經營，打造出了集“建廄、植草、筑池”為一體的發展規模，配備了專業的科技工作者，積極完善肉牛凍精改良技術，而且成功開展了水牛擠奶試驗，免疫工作也開展的有聲有色，肉牛疾病防控程度顯著增強。
1.3烤煙支柱產業穩固發展
南澗縣嚴抓烤煙業的發展，加大基本煙農、煙地以及相關基礎設施的建設，引入現代科技，實行科技興煙制度，創造出了“紅大”優質煙葉品牌，擴大了烤煙種植面積，并不斷強化中耕管理。
1.4發展優質茶葉產業
打造出了烏龍茶、綠茶、普洱茶等特色茶葉產品，建設了茶葉園生產基地，積極發展無性系良種茶園，很多茶產品已經獲得了國家QS認證，并發展了特色有機、無公害的綠色茶產品，極大地提升了茶產品的技術含量。
2南澗縣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問題
南澗縣農業產業化發展取得了一定成果和成就，然而，在發展過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科學總結農業產業化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具體體現在：
2.1農業科學技術有待發展和更新
農業科學技術是支持農業發展的硬性保障，南澗縣由于所處地理環境較為落后、地區農業科技發展速度與普及程度仍然相對有限，農業機械化程度相對有限，例如：代表性的茶產業、烤煙產業等仍未引入最新品種，茶葉種植技術仍然相對落后。
2.2缺乏健全的農產品市場體系
由于地域地區發展相對落后，商業經濟發展有限，尚未形成健全完善的農產品市場體系，這無疑阻礙了農業產業化發展進程，流通不暢、營銷不佳也成為一大問題，例如：農產品市場信息網絡建設不佳，缺乏有效的市場信息傳播機制，影響農產品營銷渠道的拓展。
2.3缺乏完善的社會化服務體系
健全、完善的社會化服務體系是促進農業產業化發展的有效保證，然而，當前南澗縣雖然在農業生產方面創造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仍然缺乏健全、完善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各個農業項目服務相對落后，制約了農業產業化的長期經營與發展。
3南澗縣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建議
3.1建立健全農產品市場體系
健全完善的市場體系為農產品打進市場創造了條件和機遇，也是產業化發展的終極目標。南澗縣必須摒棄重生產、輕流通的傳統經營理念。本著集中規劃、科學布局、規模合理、功能完善的理念，把握一些關鍵的農產品生產、銷售基地，創建一個農產品批發市場，同時附帶集貿市場的市場體系，充分發揮中介組織的溝通紐帶作用，開拓更加廣泛、廣闊的營銷市場，促進本地特色農產品走向全國，創建一個科學完善的市場信息網絡，形成覆蓋全國的營銷網絡，并負責及時采集、傳播有效的市場信息，把農產品生產、銷售有效聯系起來，積極而全面地促進農產品的銷售與普及，從而為農業產業化創造更廣闊的經濟效益。
3.2加大科技興農力度
農業產業化發展離不開農業科學技術的支持，南澗縣必須積極開展農業科技培訓，加強農業教育，加快先進農業技術引進力度，并廣泛地推廣與普及農業科技，加快農業機械化發展，例如：核桃的機械化種植、收割。不斷加大農業技術、農產品的研究力度，積極開發與引進新技術、新產品，吸收并引進農業科技人才，積極打造出一大批規模較大、效益顯著、高科技的農產品示范基地，創建科技示范農業園，使農業技術、農產品朝著現代化方向發展，對應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
3.3健全社會化服務體系
為了實現農業產業發展與市場的有效對接，增加農業產業化經營的經濟效益，就要積極創建完善的服務組織，打造出功能完善、服務周到、覆蓋面廣的服務網絡，這一服務網絡不僅能夠為農民的農業經營提供有價值的信息，科學的技術指導，也能夠確保農產品的有效加工、運輸和服務，為農產品客戶提供健全、周到、全方位的綜合服務。創建完備的農業服務機構，提高服務的專業化水平，從而贏得廣大客戶的支持和信賴，進而占據更為廣闊的市場空間。
4總結
專業人才匱乏是制約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產業發展的另一難題，通常的應對策略是引進培養人才，但其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文化產業有一個顯著特征———產業集群帶來的人才集聚效應。美國學者邁克爾•波特曾經指出“：對于產業集群而言，地理集中性就好像一個磁場，會把高級人才和其他關鍵要素吸引進來。”正是由于人才集聚效應，少數民族地區不僅難以引進文化產業專門人才，而且當地優秀人才還不斷“孔雀東南飛”，流到發達地區。文化產業專門人才之所以會出現聚集效應，主要原因是文化創意人才不同于工程技術人才，人才聚集的過程也是相互學習的過程，在聚集中互相啟發、學習和交流，促進個體與集群人力資本不斷優化和升級，人才的集聚還使得信息交流渠道增加，各種信息的易得性逐步凸顯，激發人才的創新效力，促使人才快速成長。④綜上所述，少數民族地區發展文化產業，很有必要調整思路，降低對特殊政策和財政支持的制度路徑依賴。本文認為，當前信息組織和傳播技術正在快速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發展文化產業應該走信息革命之路，地方政府可以參考雙面市場模型，建立面向少數民族地區與發達城市的中間平臺，促進少數民族地區文化資源與發達城市資本人才的良性反饋，從根本上增強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產業競爭力。
二、雙面市場模型及其特點
雙面市場作為一個學術概念，首先由美國學者羅歇于2003年研究網絡經濟時提出。羅歇認為，絕大多數媒體網站都使用兩面市場的商業模型。這個模型起初被當作網絡時代的獨特產物，后來美國斯坦福大學謝德蓀教授發現其他領域也在應用雙面市場商業模型，雙面市場的概念逐漸進入其他學術領域。謝德蓀在其著作《源創新》指出“：在傳統的概念中，企業是為客戶提供價值的，但如果一個企業不止關注提供價值給客戶，同時也關注提供價值給商戶，此時企業便面對著雙面市場的客戶，這就是雙面市場商業模型。雙面市場的戰略著眼點，是組合一面市場成員的資源及能力，來提供價值給另一面市場的客戶。雙面市場模型中的平臺擁有者，既可以是企業，也可以是機構。當平臺右側是下游而左側是上游時，平臺就組合左側的資源和能力，提供新價值給右側，這樣就使得右側客戶量增加，同時由于有利可圖，左側的資源也會自行增加；而當左側是下游而右側是上游時，平臺就組合右側的資源和能力，提供新價值給左側，這使得左側的客戶量增多，從而使右側資源也隨之增加。雙面市場通過平臺實現相互作用，并達到雙向的正面反饋，使得兩面的客戶數及資源量上升，建立起一個不斷加強的生態系統。在雙面市場模型中，“客戶”不單是企業（機構）產品或服務的直接購買對象，而是整個生態系統中的所有成員。因為企業（機構）通過兩面市場的運作，給生態系統所有成員提供了價值服務，當這個生態系統處于良好運行狀態時，企業（機構）可以利用的資源就不單是企業（機構）本身的資源，還包括生態系統成員的資源，這樣一來，擁有核心平臺的企業（機構）就在競爭中占據有利位置。
三、以地方政府為主導建立雙面市場平臺
建立雙面市場平臺的先決條件，是推動平臺的企業或機構能夠得到雙面市場成員的信任。在發展文化產業過程中，地方政府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如果企業的創新理念不被政府認同，它成功的概率就不高；如果政府要推廣某種理念，則很容易獲得企業認同。因此，以地方政府為主導，建立雙面市場平臺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優勢。少數民族地區在發展文化產業時，除了使用優惠政策招商引資之外，還應該建立為消費者和文化產業相關企業、機構、從業人員服務的雙面市場平臺，主動創造持續創新的生態系統。地方政府通過雙面市場平臺，整合當地文化資源，帶動相關企業發展，還可以引進一些新的相關行業，使他們合力建設持續創新的生態系統。我們可以把少數民族地區與發達城市看作雙面市場的兩側，城市居民的需求是親近大自然、農家樂、綠色食品、富有民族風情的文化產品等，城市企業的需求是人力資源和少數民族地區消費市場；城市居民的資源是消費能力，城市企業的資源是資金、設計及生產文化產品的能力。少數民族地區居民的需求是教育和增加收入，當地的資源有自然風光、民族文化等。地方政府可以建立一個平臺，把這兩方面的市場連接起來，整合平臺資源與優化少數民族地區的資源及能力，來滿足城市居民和企業的需求；同時整合平臺資源與優化城市資源及能力，來滿足少數民族地區發展文化產業的需求。這樣就會創造正向反饋的網絡效益，從而促成少數民族地區與發達城市共同發展的目標。少數民族地區建立以政府為主導的文化產業雙面市場平臺，具有以下優勢。
（一）有利于發揮地方政府強大的資源整合能力
建立雙面市場平臺的戰略著眼點，是利用本身資源來最佳地組合外部資源。對于發展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產業而言，這種戰略有著揚長避短的作用。所謂揚長，是指少數民族地區具有獨特的可供發展文化產業的資源優勢，比如民族服飾、民族飲食、民族建筑、民族風俗、民族節慶、民族宗教、民族藝術、民族文學、民族體育、民族醫藥等。如此豐富多彩、龐雜多元的文化資源，散布于少數民族地區的廣袤土地上，雖有文化價值，但有些難以被外人所見所知，只有被掌握強大行政動員能力的地方政府整合到文化產業平臺之后，才有可能成為吸引外部資金和文化創意人才的資源優勢。所謂避短，是指少數民族地區資金和人才的匱乏，可以通過整合雙面市場生態體系中的發達城市資源來彌補，當雙面市場進入正向反饋循環時，也會增強少數民族地區的資金“造血”能力，培養本土專門人才。
（二）有利于理順文化產業管理體制，實現文化產業信息的公開共享
文化產業發展已經超出傳統概念上的文化范疇，而我國大多數地區的文化產業管理體制，還停留在早期行業分野明晰的水平，具體表現為職能交叉、多頭管理、各自為政、行業和地區壁壘森嚴、低水平重復建設嚴重等問題。比如音像行業、新聞行業、演藝行業的內容審查、出版發行和市場管理，分屬廣電、新聞出版、文化、宣傳等多個部門；旅游業的服務、文物管理、餐飲銷售等，也分別由旅游局、文物局、工商局主管；統計局又負責文化產業相關數據的統計，官方統計數據時間比較滯后。少數民族地區發展文化產業，有必要吸取之前的經驗，充分利用現代信息傳播技術，建立文化產業雙面市場，充分發揮市場的信息聚合與共享功能，為從業者、投資者、管理者提供及時、全面、準確的文化產業信息。
（三）有利于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產業形象的整合傳播
所謂整合傳播，主要是指傳播工具的整合與傳播過程的整合。形象的整合傳播，就是整合利用各種營銷傳播工具，向特定受眾傳達有效、連貫和具有一致性的形象信息。當前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產業形象的整合傳播，無論是傳播工具的整合，還是傳播過程的整合，都存在很多問題，突出表現為傳播工具比較單一；傳播時間和范圍都有很大局限性；主題信息不夠突出；傳播過程中沒有注意信息的一致性，沒有長期、系統性的傳播策略。另外，風格迥異的少數民族風俗習慣，只有進入到人們文化共享系統之中，并獲得人們普遍認可和接受，才能實現最大的傳播效力。少數民族地區建立文化產業雙面市場后，作為主導的地方政府可以聯合企業，利用市場提供的信息，自主制定符合自身的傳播策略，使少數民族地區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出現在受眾視野中，推廣具有特定的民族文化背景和價值觀的少數民族生活傳統，使之上升為社會群體共同認可的文化，避免行政單位、文化企業各自為戰，易于形成一致且穩定的形象。
四、少數民族地區建立文化產業雙面市場平臺的措施
謝德蓀認為，在建立雙面市場平臺的早期，首要的重點是建立足夠規模的兩面市場。而要建立這樣的兩面市場，就要關注兩面市場成員的能力、資源、欲望、需求，組合一面的能力和資源來實現另一面的欲望和需求，從而建立兩面正向網絡效應。基于以上認識，本文建議少數民族地區建立文化產業雙面市場平臺，應從三個方面入手。
（一）建立文化產業數據庫，夯實平臺資源基礎
雙面市場的重點是實現兩側資源和需求的交換。因此，作為主導的地方政府應從兩方面入手，收集基礎信息。一方面對少數民族地區進行全面摸底，分級分類整理文化產業相關資源，實現文化資源的數字化存儲、查詢和瀏覽。另一方面積極主動與發達城市的文化產業企業、投資機構、文化創意人員進行對接溝通，了解他們的需求和投資意愿，并將信息數字化和網絡化，使少數民族地區的相關機構和人員可以自行查詢。
（二）采用知識共享協議資源信息，讓利于文化產品創作者
知識共享協議是一種可供選擇的版權保護方法，通過放棄部分權利的模式，允許他人對其作品進行一定程度的免費使用，以促進知識創造成果的合法分享、再次使用和演繹創作，從而使作品得到廣泛的傳播和利用。在雙面市場中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數字資源時，可以采用類似知識共享協議的寬松版權機制，用出讓部分版權的方式，換取創作者對這些資源的關注和利用，鼓勵文化創意人員使用少數民族地區文化資源進行創作，用自己的資源來使他人生利，引導他們加入雙面市場。
（三）建立機制與流程，加強兩面市場的生態系統
雙面市場可以先從某個少數民族地區小規模做試點，以事實證明平臺能夠整合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資源和發達城市的資金人才資源，然后逐步推廣。當兩面市場達到一定規模時，戰略重點要放在建立機制與流程上，使兩面市場的成員能夠互相推動，不斷加強兩面市場的網絡效應，及時擴大平臺并提供新價值給兩面的顧客，使兩面市場的成員都成為平臺的忠實用戶和受益者，最終使平臺的生態系統越來越強大。
五、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