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1 17:14:44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中國三農問題論文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一、可持續發展的村鎮規劃建設價值取向
在發達國家村鎮規劃中，判斷可持續發展有2個不同的角度：一個是以生態為中心；一個是以人為中心的。“生態中心論”以環境可承受和環境得以改善為前提來判斷可持續發展，如決定人口和經濟增長的限度：“人本論”以滿足當前人的需要但不損害后人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為前提來判斷可持續發展。兩個不同的立足點的差異之一是尺度不同：“生態中心論”的尺度是區域的或全球的，而“人本論”的尺度是地方的，一個村、一個鎮和一個城市。用可持續發展的方式去規劃設計社區時大都采取“人本論”的立場。
英國的《21世紀地方發展綱要》從4個方面考慮可持續發展的村鎮規劃設計：
（1）在可持續發展的規劃設計中，應采取生態學的方式去考察社區，重新研究社區與它的背景的關系，如自然景觀、生態系統、水和能源等。
（2）在可持續發展的規劃設計中，應盡可能強化地方社區的獨立的和綜合的功能。一個地方對汽車的依賴會產生環境污染、交通設施使用不平等、過量使用土地和能源等問題，因此，避免地方社區的區域功能衰退，減少對汽車的依賴，是用可持續發展的方式去規劃設計社區的重要內容。
（3）在可持續發展的規劃設計中，采用人的尺度、土地與空間的混合使用、人群的混合居住、維護地方的社會資本等基本準則。
（4）調動各方面積極參與社區可持續發展的規劃設計，使每個人都能負起盡可能減少對生態系統干擾的責任。
按照這些準則設計的社區有如下理想特征：有適當的住宅、工作機會、當地生產的農產品、穩定的能源和水源；不同年齡和收入的人們形成一個和諧的社區；人們在那里生活、工作、參與各類社區活動；大部分人在那里工作，不需要每天為了工作而長途奔波；所有的人都認為他們自己屬于那里。這些描述可以歸納為6大設計原則：
（1）獨立性：無論從技術上、社會上還是環境上講，村鎮居民的日常需要應盡可能在當地得到滿足。例如，居民在村鎮里能夠得到就業或得到基本的社會服務，減少出行，從而減少在交通上的能源消耗，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2）混合性：在設計上給村鎮里不同的社會階層、經濟收入、年齡特征的人們以選擇的機會，包括出行方式、住宅、工作、服務和開放空間等，盡量采取居住混合，功能混合，適宜步行等基本設計手法。
（3）地方性：村鎮規劃與設計應順其自然，如地理環境、自然景觀、水系、生態系統、小氣候的條件，不僅增加了每個社區的個性，也保護了環境。
（4）綜合性：充分考慮人們在地方社區內的各種各樣的空間聯系，如公共場所使用的多樣性，道路使用的多功能性。
（5）開放性：村鎮規劃與設計應盡可能對未來開放，如公共建筑用途的變更，住宅的擴大，基礎設施的增容，多功能的開放空間。
（6）自我管理：村鎮規劃的決策應放到盡可
二、村鎮規劃建設要注意鄉村的特點
（1）非農業使用的土地疊加在多倍于它的自然開放空間上；
（2）人的尺度與鄉村自然尺度的巨大反差；
（3）鄉村空間基本保存著原有自然地理形態和多樣性的相互聯系；
（4）土地和空間的非農業化會對生態循環鏈發生影響；
（5）開放空間與其他使用在土地分配上的比例和在空間布局上存在特殊規律；
（6）村鎮居民的資源供應能力和廢物吸收能力是確定的；
（7）農用地的保護與對農用地調整的生態約
（8）居民點自然文化特征和地域文化特征混城市規劃并不涉及這8大特征，而村鎮規劃設計如果忽略它們，后果就是失去農業生產空間，失去自然的開放空間，失去良性的生態循環鏈，失去村鎮居民點的各種自然特征，失去地方文化特征。但是，反對套用城市規劃的方式、去指導村鎮規劃，并不意味著拒絕采用城市規劃的技術和手段。相反，它僅僅意味著在規劃村鎮居住區的形體時應用城市規劃和設計手段，同時，還必須再加上對鄉村自然開放空間、鄉村自然尺度、鄉村自然地理形態及其聯系、鄉村生態循環鏈、鄉村生活與生產的混合等因素的考慮。
三、按照鄉村發展趨勢合理規劃村鎮布局
1.都市區和非都市區不同地區鄉村的變化前景是不同的。比如，都市區的鄉村（郊區）與一般農業地區的人口變動會有不同趨勢，鄉村居民點的生命力也會有不同情況。美國有都市區和非都市區的統計定義。都市區（也譯為“大城市統計區”），由5萬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和在其影響下的城市和鄉村組成。在80~90年代，美國有268個都市區，人口1.98億人，占總人口78％，面積占15％。在都市區中，郊區人口占一多半。非都市區包含其他中小城市和大部分鄉村。鄉村指居住人口在2500人以下、不屬于城市區的居民點。非都市區的村鎮，1980年有2443個，1992年有2304個。鎮有多種形式，比如農業鎮、工業鎮、礦業鎮、退休人員鎮、官員鎮等。
在法國，位于城市附近或位于工業和城市人口聚集區（ZPIU，類似于中國所謂城鄉結合部地區）內的鄉村人口，以及部分邊遠鄉村的人口也有增加的趨勢；也有1／3的村鎮人口在減少，比如在科西嘉中部、南阿爾卑斯和布列塔尼中部，主要是一些人口密度很低（20-30人／km2）的地區，一直存在著荒蕪化、人口外流和老齡化。
2.村鎮布局調整
在這種特殊的情形之下，以高喊“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而聞名的*先生所著《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其銷售額可高達30萬冊，也就在情理之中。那些天下以己任的中國學者們，也紛紛通過自己的調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對策，如“公司＋農戶”的模式等，但是，其結果卻如楊鵬先生在《戰略與管理》上撰文所言的那樣，“失之千里”。對策的不適應，就使得我們不得不回到三農問題的根源上來，因為根源是影響著對策是否能夠成功的決定性因素。
我們應該先試著問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這種狀態下的三農問題？這是我們解決問題的一個基本前提。如果失卻了這種根源性的認識，那么，所提出來的對策也就只能是無根之枯木，從而陷進了張五常所警告的“套套邏輯”吧。因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對學者們關于三農問題根源的討論，做出一個綜合性的回顧，最終將其歸結為福柯的“人類學”的范疇之中，并指出人的價值的不斷提高乃是三農問題的根本之所在。
一
在追尋三農問題的根源這一問題上，走在最前面的可能是經濟學，特別是產權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這可能是也是所謂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特性所決定。這方面的嘗試始于張五常在六十年代所作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佃農理論》一書在分析方法上開創了用經濟學理論分析農業的一個先河。它擺脫了以往像亞當·斯密，馬歇爾等經濟學家在土地問題上所引起了無休止的理論性爭吵，而一開始就從現存的農業現象出發，論證其存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何在，從而開辟了實證經濟學在農業中的廣泛應用。
而八十年代以來，隨著產權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學的引入，國內學者們也不斷地試著用這一理論武器去解釋三農問題，在相當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這一理論從經濟人的基本假設開始，即認為人是理性的，同時在理性的指導之下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再加上人的偏好的穩定性（貝克爾），將產權關系看成是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根本因素。
而產權演進的一個最大關鍵因素在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張五常），或者在于是否能夠有效地限制著搭便車的現象（道格拉斯·諾思）。在以往的公有制體制之下，中國并不存在著明確的私有產權，而只是公有制體制之外這種模糊的產權，這一模糊的產權，引發了低效率、搭便車等現象，嚴重地阻礙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因而，明確產權，在經濟學家們看來，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也是引發三農問題的根本之所在。
然而，當中國農村實行土地承包制之后，特別是對土地的管制進一步放松之后，中國的農村經濟卻只有在八十年代出現過一短暫的繁榮之外，九十年代卻重新陷入困境，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顯然地，原封不動地借用傳統的產權經濟學，已經無法再做出有力的解釋，因為現有的農村土地制度已經對農地的產權做出了具體的法律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是一種有著明確規定的產權合同。這就促使經濟學家們對中國的現狀進行重新的思考，以期完善其理論體系。而周其仁先生在“21世紀經濟報道”中所撰寫的“農民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系列文章（共20篇），正是這方面的努力。
在周先生看來，農村變革的根源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土地方面的產權問題，而是根源于一種更宏大的視野之中——全國的經濟大局。從這種視野出發，周先生將現在正在進行的農村改革，視為是繼78年之后的第二次改革，而且也是一場“遲到了十多年的”。對于70年代末的那場，周先生認為，當時的承包制是以法律的形式將土地的產權部分地讓渡給農民，這在當時公有制一統天下的時代里，簡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的呢？
在《中國農村改革：國家和所有權關系的變化》一文中，周先生給出的答案是：10年以及由之而來的經濟破產，已經使國家失去了進一步剝削農民的可能性，而廣大農民的饑餓甚至是死亡，更迫使國家不得不推行農村變革。而現在，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原有的那些改革動力已經隨之消失。一場“冬眠了十年”的農村改革的興起，其原因在于“市場大底部”的決定因素，具體地講，就是由于九十年代以來農民收入的遞減，以及由之而產生的農民購買力不足，影響內需，“農民收入增長的停滯已經把國民經濟憋住了”，最終導致國民經濟的低速增長，從而影響到國家的戰略部署。
因而周先生提出了“除非進一步清楚地界定產權，農民收入不可能增長”的對策。當然，這種對策已經不再僅僅只是局限于土地方面的產權問題——勞動所得，而是更多的從無名的產權——財產所得，而這種財產收入越發顯得重要。這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時，費沙（IrvingFisher）的《利息理論》、康芒斯的《制度經濟學》，已經是作為一個重點來強調。只是在今日中國的背景之下，周先生對其進行重新的強調、界定罷了。
因而，縱觀周先生的推理、觀點，我們可以得出周先生基本上還是站在產權經濟學的角度，只是強調的角度已經不再簡單地是交易成本，而從收入－產權的角度，站在整個國家的高度，對整個三農問題進行著詳盡的耙梳。這，或許也就是產權經濟學所能達到的解釋高度罷。
二
在周先生的分析中，有著一條相當清楚的脈絡，那就是從國家－農民的相互作用出發，用時髦的話，就是國家－個人的博弈過程。也正是在這一角度上，周先生提出“產權可能是副產品”這種驚人的觀點。而這樣的分析方式，與政治學上的系統分析法有著極其相似的方法。在戴維·伊斯頓系統分析方法中，系統輸入、中間過程以及系統輸出、反饋等諸多的因素已經作為政治系統整合的重要因素與過程。在這一方面，他與政治學的系統分析有著相似之處。
從政治學的角度，或者說更寬泛一點，從政治－社會的角度來探討三農問題，主要集中在兩方面。其一是法治角度，即法律的制定是否完善、法律的執行是否徹底。這一法治的視野，主流的觀點大致是認為，現行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是與時代的要求相適應的，如目前實行的《土地管理法》等系列法律、法規沒有過多的漏洞，問題的關鍵出現在法律的執行方面。執法過程中，滲進著過多的人的因素，使得法治的目標發生了偏轉，人治的因素過重。
這種觀點，在的《現代化陷阱》一書中隨處可見，因而她們提出的一個解決辦法就是用道德來加以輔助。
第二種觀點則認為，問題不僅僅出現在法律的制定、執法的水平這些低層次的因素，而是出現在整個國家的社會架構方面。他們認為，自建國之后實行的戶籍制度，就使中國出現了兩個不同的社會，一邊是享受著種種特別福利的城市，另一邊則是被遺忘的廣大農村。正是這種城鄉壁壘（筆者試圖不用城鄉二元結構，因為它是一個相當含糊的概念，詳細可見筆者的《混亂的“城鄉二元結構”》）束縛著農村發展，導致農民的二等公民身分，最終讓整個農民陷入一種可怕的“鎖入效應”。因而他們提出了“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城鄉結構體制的束縛”這種針鋒相對的觀點，而解決的對策，也就是破除城鄉壁壘，給農民以國民待遇（*）。目前的學術界主流思想很明顯地轉向支持這種觀點。
然而，雖然“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城鄉結構體制的束縛”得到了更多人的認可，這可能會有利于今日中國農民生活狀態的改觀，但是，若從學理的角度出發，我們卻不得不承認這樣的解釋，其說服力是遠遠比不上周其仁先生的解釋。因為這樣的解釋充其量只是涉及到三農問題的“外在性本質”，而沒有深入到像汪丁丁所講的那種“價值體系”，也就是沒有真正涉及到一個根源問題——改革的動力之所在。而周先生的文章則指出的改革動力——市場大底部——是一個很實在、很現實的改革動力！
因而，許多的政治學者們就在上述的基礎上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他們從整個中國改革的大背景出發，來分析三農問題。他們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模式，是一種做大蛋糕的模式，從社會的邊緣發端，從而在一段時間里處于一種“帕累托最優”的狀態——所有人的福利都得到提高同時沒有一人的福利降低——之中。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際，中國的社會資源配置機制發生了變化——急劇的變化，使得一些人得以迅速暴富起來，而改革開放之初的廣大受益者卻淪為改革代價的承擔者，這些群體有廣大的農民、進城的民工、城市下崗工人等，最終演化成今日的中國10大階層（陸學藝，*）。
這些改革代價的承擔者，“與整個社會結果是斷裂的，其自身是相對封閉”，最終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現象——“貧困群體化”（孫立平，*）。而在一項更為具體的研究中，學者們發現，是城市下崗工人的斷層化，才引發出人們對三農問題的關注。換言之，自70年代末的之后，社會的一種普遍共識是農民已經發展起來了，但是，只有等到城市的下崗工人的生活失去保障之后，對社會、政府構成極大的壓力之際，人們才真正地重新思考著弱勢群體的問題，而在這弱勢群體之中，自然包含著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這一個歷史性的根本問題，竟然要這樣地被間接提及，誠可悲矣！這種特殊的情況之下，人們就不得不問，到底我們的政治體制是怎么一回事、我們的政府是怎樣行使權力的，竟然使三農問題處于如此的一種被遺忘的邊緣化地位？或許，這就是學者們發出了“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這種時代的強音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能夠提出“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這樣的時代強音，確實需要足夠的睿智、豁達的胸襟以及宏闊的視野，莫怪乎許前席先生的《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戰略與管理》*年第一期）獲得了普遍的好評。在《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一文中，作者開宗明義地表明：中國當前的農民問題，如此迫切沉重，對其決斷和回答，不是庸俗的經濟倫理及政策所能應對的，它在不斷追求一個“清醒而又堅韌”的政治主導層。在許文中，作者特別反對的是庸俗經濟倫理的操練者，以及那些信仰操練者。反對前者“一味地兜售一種軟乎乎的幸福主義觀，而全然不覺民族整體的政治思想和節操”，反對后者“單單憑借‘良心原則’，憑借‘對自己主觀信念的無限確信’（亞當·斯密語）來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從而使國家和民族的整體生存”“漂浮在混亂信眾的不確定意見之上”。
作為政治，它首要的是面對著這樣一個尖銳的問題——政治體置人民于何處。古往今來的政治哲學和歷史教訓，無不揭示著這樣的一個真理：人民是事實上的法官。因而，政治體應當以民為本也就變成了理所當然。而以民為本的政治體，也就理所當然地要“給農民以國民待遇”。這具有邏輯上的一致性。“給農民以國民待遇”決不是像經濟學上所討論的邊際效應最大化為準則，而是一個“政治權力落實到何處的問題”。
在以公民個體為基本單位的現代政治社會中，這樣的一個觀點也是不證自明的：公民乃一國之公民，而非一地方共同體——人口群落之公民。在這個意義上，許先生認為，“中國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決不可以任何人為的方式切斷公民個體和中央國家之間政治聯系，要讓這一聯系聯系高度堅韌化、高度民主化”。換句話講，國家的愛民之意圖，應該“讓人民看到并感受到”。因此，許前席先生呼吁一種韋伯式的政治教育（更詳細的論述可見甘陽的《走向“政治民族”》），一種漢納阿倫特式的公民理念，以避免“政治侏儒”的可悲立場。因為，“作為一門志業的政治，應當是現實主義的，也應當是理想主義的。這兩方面如能互補，就是對的。如果各自分離，就都是錯的”。
至此，許先生的觀點也就顯然可見，他認為正是“底層民眾，特別是農民，深重地壓迫著幾代人的社會良心”，這與政治的本質是不相符的，這就客觀上要求“政治家們和輔政者們必須學會感受這巨大的歷史責任感和民族責任，從中分辨出政治原則的真正要求，并執行正義”。
三
很顯然地，在將三農問題歸結為經濟性還是政治性的問題上，我們沒有辦法分別出誰優誰劣。但是，在對比之中，我們卻很容易地發現它們的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無論是周先生的分析，還是許先生的分析，都將最后的問題提高到一種人的作用的本質。周先生強調農民在國家－農民的博弈過程中的重大作用，而許先生則強調，政治體應當以人為本，二者實際上是殊途同歸的。這種以人為主體的分析，在法國經典作家米歇爾·福柯看來，它們都是屬于一種“人類學”的話語體系。
在其扛鼎之作《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一書中，福柯通過對比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初發生在西方文化的認識型中的兩個巨大的斷裂，發現“第二次斷裂則標志著古典時代的終結和現時代的開端，在現時代表象理論、語言都消失了，同一與差異被有機結構所取代；人（I’homme）只作為物之序中的一條裂縫而首次進入了西方知識領域，人類學產生了，并適合于人的人文科學的空間也打開了。”言外之意，在“人并不存在（生命、語言和勞動也一樣不存在）”的年代，人是不可能被作為客觀而進行科學的思考范疇之內的，而只有當“一個問題、一個要求、一個理論或實踐的秩序”成為一種障礙時，人類學才得以產生，人才能作為問題的思考重心而進入科學的研究領域。在這一人類學的視野之下，人已經無可爭論地作為第一性而存在，人的價值也就成為我們思考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同時也是最終的歸宿。這也是我們今天討論三農問題的一個根本性前提。
這種以人為根本價值取向的思維，使我們在處理三農問題時有著一種最終的底線。它使我們明白：人的經濟價值的提高產生了對制度的新的要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來滿足這些需求的。這種為適應新的需求所進行的滯后調整，往往是社會問題的關鍵所在（T·W·舒爾茨）。如50－60年代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如日本、臺灣，農業經濟獲得了一個增長的契機，這一歷史現象促使了廣大的農民產生了對制度調整的一種新的渴望。他們要求進行租約合同的改革，要求公共措施的改善，要求政治權利的保證等等，并組織合作社來實現他們的愿望。
摘 要：本論文試圖通過對我國農村小微商業貸款現狀的分析，探討未來促進我國農村信貸發展的對策建議。我國農村地區城市化進程緩慢，銀行貸款服務難以滿足廣大農民對金融資金的需要。根據當前我國農業信貸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進而提出完善我國信貸業務的對策和建議，同時也表明了我國只有建立完善的農村金融信貸體系才能保證信貸業務在今后發展的更加穩定和健康。
關鍵詞 ：風險 投資 現狀 經濟體制
一、我國農村商業銀行信貸發展的現實意義
（一）什么是小額信貸
Microcredit在我國通常被翻譯為“小額信貸”。它是一種以個人或者以家庭為核心，貸款服務對象多為一般個體商戶或個人的，針對中低收入人群提供周期性，循環型的小額貸款方式。小額信貸是專門為貧困人口和微型企業提供小額信貸業務而存在的一種貸款方式，主要服務對象以中低收入為主，還款期間可進行分期還款。
我國商業銀行小額信貸是在90年代初引進的，經過近20年的實踐，小額信貸憑借其靈活、方便、高效、快速的特點，在支持農村經濟發展，改善農民生活經濟狀況，脫貧致富，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為加快我國農村城市化進程做出了巨大貢獻。
（二）我國發展農村小額信貸的現實意義
1．有利于市場經濟體制完善
我國現行的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需求決定供給的種類和數量。消費者需要什么供給者就生產什么，農民從市場機制中得到相應信息進行相關產品的供給，從而獲得利益。但是大部分農民無法完成原始積累，開展生產活動，推廣小額信貸，就是要解決農民貸款難問題，做到統籌兼顧，為貧困地區的農戶服務。改變地區發展不平衡，拉近城鄉貧富差距，使農村經濟蓬勃發展。
2．有利于解決“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的實質就是三農的日益貧困和不斷被邊緣化問題。其根源就是城鄉不平等的二元制的沿襲和強化這一現實制度原因及其背后一系列錯誤理念支配的結果。忽視農業、農村、農民只會導致社會整體經濟狀況增速減慢，社會現代化腳步遲緩。農村商業銀行小額貸款業務使資金的實施取得了明顯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扶貧攻堅和支持貧困農戶發展生產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同時，調動了低收入農戶的生產經營主動性積極性，讓農戶自主尋找創業機會，幫助農民實現增收，增強了貧困農戶的自我發展能力，一定程度上緩解國家扶貧壓力。
二、農村商業銀行信貸的現狀及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一）小額信貸的現狀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2015年1月的《2014 年金融機構貸款投向統計報告》中顯示，2014 年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81.68萬億元，同比增長13.6%，增速比上年末低0.5個百分點；全年增加9.78萬億元，同比多增8900億元。2014年末，主要金融機構及小型農村金融機構、村鎮銀行、財務公司本外幣農村（縣及縣以下）貸款余額19.44 萬億元，同比增長12.4%，增速比上年末低6.5個百分點，全年增加2.4萬億元，同比少增4408 億元；農戶貸款余額5.36萬億元，同比增長19%，增速比上年末低5.4個百分點，全年增加8556億元，同比少增338億元；農業貸款余額3.4萬億元，同比增長9.7%，增速比上年末低1.9個百分點，全年增加3065億元，同比少增422億元。
農村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金融的支持，發展農村經濟首先要有資金投入，而如何吸引滿足農村經濟發展的資金，制度建設是關鍵，尤其是建立適合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金融制度。2012年國家統計局統計：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71，182萬人，占52.57%；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64，222萬人，占47.42%，而表1中顯示2010年至2014年農戶貸款占總各項貸款比例雖逐年上漲，但占比極低，平均為5.7%。充分說明了進一步加大涉農金融產品創新力度，不斷提升農業業務金融服務水平，改善農村金融環境，增加農村小額信貸業務的必要性。解決三農問題是中國縮小貧富差距，加快現代化進程，創建和諧社會迫在眉睫的問題。
（二）開展農村小額信貸業務存在的問題
小額信貸的蓬勃發展為低收入人群、小微企業和農戶獲得資金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我們更應看到該項業務發展所面臨的種種困難：
1．融資成本高，風險高
由于融資需求十分旺盛，小額信貸在微小型企業中普受歡迎，很多商業銀行成了“只貸不存”的機構，同時，隨著農村小額信貸業務的展開，風險也顯露出來，由于對小額信貸的思想認識不夠或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使農村小額信貸貫徹落實的不積極不主動。因為小額信貸的貸款利率相對較低，影響了商業銀行發放小額信貸的積極性。小額信貸單筆貸款的數額較小，且成本費用率較高，存在著其利息收入能否抵償成本費用開支的問題，一旦不能抵償成本，便會缺乏開展小額信貸的內在動力，小額信貸的可持續性也會受到影響。農村小額信貸的回收率較低，一些商業銀行因畏懼風險而減少向農戶發放小額貸款金額，或嚴格要求審批程序，農戶因貸款條件嚴格，貸款難，而降低對貸款申請的積極性。
2．市場風險
農村小額貸款多為經營性農業貸款，貸款農戶的收入取決于自然、市場條件，貸款人對市場風險的抵御能力弱，如出現自然災害，個人經營管理不善或經濟環境衰退的情況，商業銀行不能確保農村小額貸款按時回收。
3．相關法規不完善，農民認識不足
農村信用環境建設宣傳不足，農戶對小額信貸是一種金融服務方式還缺乏統一的認識。目前，仍有不少人習慣性地認為小額信貸是扶貧手段而不是金融服務。小額信貸相關法律法規不夠完善障，機制、政策體系不完善加大了行業風險，同時也制約了農村小額信貸的發展。
三、建議及對策
目前我國政府支農投入多以直接的財政補貼為主，農村小額信貸也往往變成短期的直接救助的工具，財政和信貸資金發揮得杠桿效應較低。政府需從更多方面思考解決三農問題的方法，調整政策，加強農民致富知識的專業教育。
商業銀行應減少貸款程序，加快審批時間，及時放款，使農戶方便快捷及時地拿到所需資金，不耽誤經營周期，同時增加培訓，提高商業銀行信貸工作人員的業務素質，緊密聯系農戶，宣傳貸款逾期的嚴重后果，不能只看重擔保和抵押情況，要從根本上杜絕惰性還貸，不良貸款的思想，加強貸后管理，準確真實地了解資金去向。
調動群眾積極性，做好小額貸款的推廣與宣傳工作，使更多人了解小額信貸的意義，在思想上提高認識，強化管理意識，加強信貸誠信教育，落實責任分工，做到積極科學貫徹農村小額信貸，將責任落實到實處，落實到個人，以求積極調動起人員工作的積極性。明確小額信貸身份，從經濟角度出發，改變其“只貸不存”，解決其資金不足的困境，減少貧富差距。小額信貸的發展為我國改變農村貧困的狀況提供了莫大的幫助，欣喜的同時。我們也要冷靜的看待在小額信貸身上所發生的問題，只有不斷的思考，客觀的解決問題，才能不斷的進步，不斷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杜瑾.對當代中國三農問題觀念的反思[D].中國人民大學.2005.
[2]張苗.趙峰.王智.王雙進.我國農村小額信貸的SWOT分析[J].三農金融.2011(2).
[3]尹成遠.任鵬充.陳偉華農村小額保險和小額信貸結合發展及其模式探討[J].現代財經.2010(3).
作者簡介：
論文關鍵詞：農民工，醫療保障，對策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農業人口仍然占到總人口的70%以上。套用舒爾茨的說法，中國經濟可謂是典型的農業經濟或農村經濟對策，或者說是農民經濟、窮人經濟，農業、農村、農民、農民工問題在我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農民工的本質是農民問題，農民工是農民中比較先進的、比較積極的部分，他們是帶頭和開路的。解決農民工問題也就是解決農民問題。
對中國經濟的建設和發展，農民工可謂功不可沒。據中國社科院人口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統計對策，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對我國GDP貢獻率達21%，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規模約為1．5億人，在第二產業中農民工占全部從業人員的57.6％，其中在加工制造業中占68.2％，在建筑業中接近79.8％；在第三產業中的批發、零售、餐飲業中對策，農民工占到52％以上。
然而，長期以來，受人為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影響，中國的醫療保障制度遠離了人口眾多而又身處社會底層的農民。醫療保障制度的不健全是國家社會政策缺位的一個重要表現。農民工醫療保障程度低，相應的醫療保障機制和體系發育滯后，農民工群體近乎游離于現有醫療保障體系之外。
一、建立農民工醫療保障制度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一）建立農民工醫療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價值分析
建立農民工醫療保障制度的必要性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維護社會安全和穩定的需要。據統計,目前農村有1 .7億剩余勞動力,在利益的驅動下他們大部分來到城鎮,而來到城鎮的農民工60%表示即使找不到工作也不愿回去。這些失業或沒有工作的農民工因生活所迫,極易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隨著風險的增加和保險意識的增強,他們也要求有平等的醫療保障待遇,而從整個社會來看,也只有為農民工的基本生活提供保障,農民工才能安心工作,才能維護社會的安全和穩定。
2．市場經濟條件下風險加大及體現社會效率和社會公平的需要。計劃經濟條件下,農民靠天吃飯,依賴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轉入市場經濟后,一切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進行,社會、家庭結構發生變化,使得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功能弱化,而且機械化大生產條件下伴隨工業化、現代化出現的各種職業病,失業、養老等老弱病殘問題都增加了農民工的就業風險和生活風險。這些市場化風險對他們構成嚴重的威脅,尤其是在轉型的過程中,各種不確定性因素大量存在的今天,社會保障是必不可少的安全網,是保障公民合法權益的必要手段。長期的二元經濟結構使得城鎮居民可以充分享受醫療保障,而農村居民卻相反,社會長期默認農民的醫療保障就是土地和家庭保障,而沒有解決農民的醫療保障問題,這不利經濟的發展,不利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為此把農民工醫療保障問題提到議事日程就成了必然論文開題報告范文。
（二）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一種新制度的建立,是一個逐步完善和發展的過程,有其建立的必要性并不代表就有其建立的可行性,農民工醫療保障制度的建立也一樣,對其可行性必須認真論證。
1.農民工應該建立什么性質的醫療保障制度?對為農民工提供醫療保障這已取得了高度一致的認同,但對農民工提供什么樣的醫療保障,應該由誰來提供,這是理論界一直有的爭論。我認為單純地把農民工醫療保障歸入農村醫療保障體系內是不夠的對策，因為農民工畢竟與純粹的農民存在很大的差別,而且農村醫療保障制度還不健全,不能滿足農民工的需要。我認為對農民工醫療保障應該是整體上歸入農村醫療保障體系內,但同時應該根據農民工的特殊性,建立與農民工迫切需要相符的醫療保障,在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實現農民工醫療保障與農村醫療保障的統一,然后再實現農村醫療保障與城鎮醫療保障制度的統一,最終建立高度一體化的城鄉醫療保障制度。
2.建立歸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內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符合我國目前的實際。農民工身份特殊,其迫切需要的是解決突出的基本健康保障問題,因此應根據農民工的實際情況走分階段逐步完善的道路。其實際情況表現在:一是農民工雖然現在身在城鎮,但仍是農民,他們中的大部分最終落腳點是農村。據北京市對農民工的調查,有89 .7%的外出農民工表示最終將回到家鄉,吸引他們回家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土地,這是其生存保障和健康、養老保障的最后防線,因此把他們歸入農村醫療保障體系內,這既符合人們的正常思維又符合目前農民工的實際。二是農民工是屬于社會弱勢群體,他們不具備像城鎮居民那樣的繳納醫療保險金的能力,其醫療保障大部分是依賴政府和社會的救濟。
二、構建農民工醫療保障制度的設想
建立農民工醫療保障是一項龐大而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面廣,難度大,在構建過程中要有周詳的對策,應根據農民工的實際情況,從其迫切需要解決的基本健康保障入手,走“漸進式”發展的路子。具體對策有:
（一）建立多層次的農民工醫療保障制度。農民工數量龐大,流動性極強,不能進行有效的統一管理,建立統一的農民工醫療保障制度顯然不合適,而應該根據農民工的實際情況建立分層次的農民工醫療保障制度。首先將農民工進行分類,可將其分成三大類:一類是經過在城鎮的長期生活,有了一定的積蓄并打算在城鎮長期定居的農民工,可將他們按富裕型農村醫療保障制度提供,使其接近城鎮醫療保障,享受較高級的福利型的農村醫療保障待遇;一類是短期在城鎮生活,到了一定年齡返回農村的農民工,這類農民工不好管理,需要建立一整套的配套措施來構建其醫療保障;另一類是臨時在城鎮打工的農民工,這類農民工的重心仍在農村,只是農閑時才到城鎮打臨時工,農忙時還得回去務農,對這類農民工可將其納入相應階段的農村醫療保障制度內。各層次的醫療保障應建立項目齊全的醫療保障內容。農民工醫療保障是一種基本保障,為了滿足某些農民工基本保障之外的保障需要,可建立商業性保障作為輔助保障。
（二）加強配套改革。建立農民工醫療保障制度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改革，需要改革一系列相關的阻礙農民工醫療保障制度建立和發展的制度和政策,只有為農民工醫療保障制度掃清了障礙,它才能得到順利發展。因此,需要改革一系列相關制度和政策。主要有:一是改革戶籍制度,放松對戶口的管制。二是改革勞動力用工制度。我國勞動力市場不完善,對不同的勞動力有不同的態度,如對待農民工就有歧視,表現在工資收入上的歧視,工作分工上的歧視,子女入學的歧視等。三是改革土地制度。土地曾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這種土地分散的制度不利經濟的發展。為了提高農村生產力,釋放農村剩余勞動力,必須改革政策,讓分散的土地集中起來進行規模化機械化大生產。集中土地的可行辦法是讓土地自由流動,甚至可以自由買賣。農民工轉讓土地所得的費用轉入其個人賬戶用作醫療保險。四是改革計劃生育政策。盡管我國的計劃生育采用了嚴管政策并取得了成績,但是仍有大批農民想方設法多生,這種現象歸結其原因就應該是農村醫療保障不健全。只有解決人們的后顧之憂才能使他們放棄超生的念頭。五是各實踐部門應加強對農民工合法權益的監管工作。農民工屬于社會弱勢群體,依靠他們自身的力量還難以徹底維護其合法權益。如拖欠農民工工資就是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典型,各實踐部門就應該從工資、住房、工作條件等各方面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三）拓寬保障資金來源渠道。擴大基金來源渠道,設立個人賬戶并保值增值資金是醫療保障制度運行的“血液”,沒有充裕的資金, 醫療保障制度就無法運行論文開題報告范文。為增加資金可考慮:一是把土地轉讓金轉入個人賬戶。二是把買斷“二胎”生育權的所得收入轉入個人賬戶。（買斷“二胎”生育權是指農戶主動放棄生第二胎的權利,從而政府給予資金一次性買斷生育權。）三是國家財政撥款。四是個人繳納的費用。五是發行福利彩票。六是社會救濟和救助等。
（四）建立和完善規章制度。目前, 醫療保障制度建設滯后,嚴重阻礙醫療保障事業的發展,對于剛剛起步的農民工醫療保障更應該加強制度建設。由于農民工醫療保障制度宏觀上歸入農村醫療保障體系,因此首先要加強農村醫療保障體系的制度建設。一方面要建立全國統一的、權威的農民工醫療保障管理機構。另一方面要加強農村醫療保障制度的立法工作,盡快制定《社會保障法》。由于《社會保障法》的缺位使得現行法規缺乏約束力,導致制定和實行農民工醫療保障制度時沒有法律依據,形成混亂局面。在立法的過程中,要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參照國際組織制定的規章和原則,借鑒各國醫療保障立法的經驗制定一部確立醫療保障性質、目的、宗旨和原則的法律,規定國家財政部門、民政部門、司法部門、勞動部門等在內的國家、集體、企業和個人在醫療保障體系內的權利和義務,規范和協調醫療保障各參與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以保證醫療保障制度能被公正、合理、有效地執行,并能達到醫療保障的目的。
總之，把農民工納入醫療保障體系，既是對他們為國家發展做出的貢獻的一種認可和回報，也是加快我國現代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措施。只有公正地對待他們，給他們以平等的國民待遇，才能真正體現社會保障的本質。這也是一個社會公平公正與否的重要標志。
參考文獻：
1.李昌麒.經濟法學（2002年修訂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劉斌等，《中國三農問題報告》，中國發展出版社，2004年版
3.吳忠民，〈社會公正論〉，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楊立雄.“進城”,還是“回鄉”?——農民工社會保障政策的路徑選擇.湖南師范大學學報,2004,(2).
5.鄭功成.農民工的權益與社會保障.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02(8).
6.董理.我國農村非農產業群體的社會保障制度探析.武漢理工大學學報,2001,(5).
“創新”是在20世紀70年代的后半期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名詞，像《商業周刊》這類雜志，以“美國創新的衰竭”，“創新的消失”為標題的報道就代表了人們在1973年以后所發展起來的新認識:技術變化，尤其是當它體現于新產品之中時，就不能將它再視若當然了。更為一般地，出現了對新古典理論在論述創新現象上失誤的批評。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開始關注“創新”這一概念。
約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區分了“發明”與“創新”這兩個概念。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他并不覺得發明的作用特別重要，“只要它們不被實施，發明在經濟上就是不相干的”。照熊彼特的說法就是:我們包括了對新產品的采用，這甚至可作為標準情形。已投入使用的商品生產中所發生的技術變化，新市場或供給來源的開辟，工作的泰羅化，原材料的改進，新的商業組織的創立——簡而言之，在經濟生活領域所從事的任何“不同事情”——都是我們創新一詞所指的例子。而奈爾遜和溫特將創新理解為“現有決策規則的變化”。奈斯特龍更進一步:“一些不連續的變化——即公司活動中的一些突然的根本變動——在這里被稱為創新。”西蒙·庫茲涅茨將創新定義為:“為達到一個有用的目的而采用的一種新方法”。
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在某種程度也是創新理論，它揭示了創新的重要作用。本質和影響。其主要內容是:(1)創新是開動資本主義引擎和保持其轉動的基本推動力。(2)創新本質上是一種不連續的現象:它們以群聚方式出現。(3)經濟發展是一個周期性的進程:“周期‘波動’實質上是競爭型資本主義的‘進步’形式。”(4)創新具有不同的影響，這就是同時存在不同長度周期的原因。
經濟學家們普遍認為，創新的缺乏是我們經濟問題的根源。當前，我國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農村經濟制度創新的缺乏。要實現農民收入的持續快速增長，就必須進行農村經濟制度的創新，政府在制度創新中應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即林毅夫所謂的“強制性制度變遷”。
2制度創新理論的主要內容
制度創新理論的提出者是美國經濟學家D.C.諾斯。L.E.戴維斯。R.湯瑪斯。1970年和1971年，諾斯和湯瑪斯合作，在《經濟史評論》上發表了《西方世界成長的經濟評論》和《莊園制度的興衰:一個理論模式》兩篇論文。其中心論點是:提供適當的個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而這種制度的產生是有代價的，除非它所帶來的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否則它不會出現。
制度創新理論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如下:
(1)制度創新及其與技術創新的相似性
制度創新是指使創新者獲得追加利益的現存制度的變革。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既有相似性，也有不同之處。
二者的相似性是:技術創新經常是技術上一種新發明的結果，而制度創新也往往是制度上的一種新發明的結果;技術創新往往需要在已知的幾種可供選擇的可能性之中進行選擇，制度創新也是如此;正如一個行業的技術創新可能引起另外一些行業的技術創新一樣，一個行業中的制度創新也可能引起其他行業的制度創新。
二者的不同之處是，制度創新的時間不取決于物質資本壽命的長短，而技術創新的時間則依賴于此。
(2)促成或推遲制度創新的諸因素
第一，市場規模的變動能夠改變制度方面一定安排的收益和成本，獲得情報的成本和排斥局外企業的成本，并不隨著交易額的增加而同比增加。第二，生產技術的發展能夠改變現存制度條件下成本和收益之比，從而引起對制度創新的需求。第三，由于一定的社會集團對自己收入的預期發生變化，從而引起他們對現存制度條件下成本和收益之比的看法作普遍的修正。
(3)制度創新過程
第一步:“第一行動集團”的形成。它是指在決策方面支配著制度創新過程的一個決策單位，它預見到潛在的利潤的存在，并認識到只要進行制度創新，就可以得到潛在的利潤。
第二步:“第一行動集團”提出制度創新方案。
第三步:“第一行動集團”對實現之后純收益為正數的幾種制度創新方案進行篩選，標準是利潤最大化原則。
第四步:“第二行動集團”的形成。這是在制度創新過程中，為幫助“第一行動集團”獲得預期純收益而建立的決策單位。制度創新實現后，二者可能進行追加的收益再分配。
第五步:“第一行動集團”和“第二行動集團”共同努力，使制度創新得以實現。
在經過上述這些步驟使制度創新實現后，這時就出現了制度均衡的局面。制度均衡是指外界已不存在可以通過制度創新而獲得潛在利益的機會，也就沒有制度創新的可能性。但是，制度均衡不是永久不變的。當生產技術方面的變化或者制度方面出現新的發明，或者發生新的組織形式和經營管理方式，再或者法律和政治情況的變化而使社會政治環境發生變化，制度均衡就會被打破。
(4)三級制度創新的比較
制度創新可以在三級水平上進行，即個人創新。團體創新和政府創新。由政府機構來創新有一系列優越性，特別是在以下四種情況下:一是政府機構發展得比較完善，但私人市場未得到充分發展。二是如果外界潛在利潤的獲得受到私人財產權的阻礙，那么就必須依靠政府的強制力量。三是如果制度創新實行后所獲得的利益歸于全體成員，那么任何個別成員都不愿意承擔這筆制度創新的費用，這樣的制度創新只能由政府機構來進行。四是在涉及居民收入再分配的情況下，需要伴有強制性措施的創新，以政府機構來進行最為適宜。
(5)制度創新的趨勢
諾斯和戴維斯根據三級制度創新的比較，得出結論:在美國，各行各業都呈現出這一趨勢，即由政府機構進行的制度創新變得越來越重要，從而整個經濟越來越走向“混合經濟”。制度創新的主體有三類:個人。自愿聯合團體和政府，而本文中所提到的制度創新主體特指政府，也就是說，政府在制度創新過程中應當擔負起重要的責任。制度創新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作為政策制訂者的各級政府與作為制度需求者的農民之間反復博弈的過程。對于農民而言，他們對于每一種制度以及每一種利益格局都是從容忍到不能容忍，終究有一個轉折點導致制度創新。據有關學者的測算，當城鄉收入差距再次擴大到1978年的水平時，即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為農民人均收入的3.6倍時，制度創新或者制度變革的臨界點就到來了(蔡昉，2003)。在筆者看來，與其坐等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進而導致制度創新，不如主動采取措施，適時進行必要的制度變革。
3制度創新是增加我國農民收入的治本之策
(1)穩步推進我國的戶籍制度改革
關于是否取消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以及如何改革這一制度，大多數人認為應該盡快取消戶籍制度，但也有不同的聲音。陸學藝認為，戶籍制度一定要改，遲改不如早改。Whaley&Zhang(2004)在假設戶籍制度是勞動力遷移的唯一障礙的條件下，通過一項模擬表明，一旦取消以戶籍制度為代表的對于勞動力遷移的障礙，現有的收入不平等則會全部消失。世界銀行(2004)的一項模擬也表明，在今后能把農業勞動力轉移出1%。5%和10%的假設下，全部國內生產總值將分別提高0.7個。3.3個和6.4個百分點。此外，也有人主張戶籍制度的改革應漸進有序(傅勇，2005)。
目前，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是農村人口非農化和城鎮化的壁壘。所以，要突破橫亙在城鄉之間的戶口藩籬，就必須改革現行的戶籍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按照在居住地登記戶口的原則，打破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管理體制，放寬戶口遷移的限制，以具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穩定的職業或生活來源為基礎，突破傳統的“農業”。“非農業”的戶籍管理模式，建立新的適應城鄉人口有序流動的。城鄉統一的戶籍登記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則是:循序漸進，選擇有條件的地區進行試點，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搞“一刀切”。在改革戶籍制度的同時，積極推進農村人口非農化和城鎮化進程，使農村人口不斷向小城鎮和城市轉移和集聚，逐步實現農村大多數人口居住在小城鎮和中小城市，減少現有農戶和自然村落，從而大幅度減少直接從事農業的勞動力數量。在此基礎上，相應大幅度增加留在農村從事農業勞動力的人均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的占有量，促進農業規模化。集約化經營，優化農業產量與成本的關系，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業經濟效益，并較快提高農民的收入。總之，只有農民合理有序地轉移出去了，人多地少的矛盾才能克服，農業生產率才能提高，農民收入才能增加。
(2)積極探索適應新形勢的農村土地制度
關于土地制度的改革，學術界有以下五種觀點:一是“私有化”:應該立即實行農地私有化，推動土地集中和規模經營。二是“維持現狀”:應當穩定現有的農村承包制幾十年不變，有學者甚至主張“重建農地自耕農所有制”。三是“國有化”:廢除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一切土地歸國家所有。四是實行國家。集體。個人“三元所有制”，即國有農。林。牧。漁場的土地為國家所有，原來集體的耕地。林果園地。公用的其他場地為集體所有，宅基地。農戶長期經營的口糧田。自留地。自留山等為個人所有。五是實行國家。個人“復合所有制”，即實行農地社會(國家)占有基礎上的農民(農戶)個人所有制。
筆者的觀點是，必須根據變化了的環境和條件，適時探索土地制度改革的新路徑。土地制度的創新也必須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逐步開展。
首先，應明確構建以村為農地產權主體的農地產權制度。在現行的鄉。村。村民小組三級體制中，由村民委員會來代表農村集體土地的所有者行使土地所有權的職能，既合理又合法。
其次，應改革現行的征地制度，切實保護農民的土地財產權。現行的征地制度缺乏對農民權利和利益的保護，農民失去土地后無法利用過低的補償去生活。就業。強制性征地嚴重損害了農民的根本利益。因此，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按照保障農民權益。控制征地規模的原則，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及時給予農民合理補償。政府對土地的征用，也要引入市場機制，通過市場方式，實行“陽光作業”;應借鑒市場經濟國家通行的做法，將土地的市場價格作為對農民征地后的補償依據;應以征地安置費和土地征用后的增值收益作為主要資金來源，來保障失地農民的基本生活和生產就業。
最后，要用法律法規引導土地制度創新。法制化應逐漸成為農地制度進一步完善的方向，這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維系社會公正的必然選擇。當前，最重要的是完善最直接影響農村土地制度變遷和創新的三部法律法規，即《農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和《基本農田保護條例》。此外，應抓緊時機促使《物權法》的出臺。
(3)徹底改變城鄉有別的二元公共產品供給制度
要改變農民的負擔和收入現狀，就應逐步改變城鄉有別的二元公共產品供給制度，讓公共財政盡早覆蓋到農村地區。
一要理性理解農民。認識農業。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而事實證明，在市場經濟下，農業是個弱質產業，農民是個弱勢群體。因此，應盡快結束長期以來通過“剪刀差”和近年來通過“征地”等形式剝奪農民。向非農產業大量轉移農業資源或剩余的農業負保護狀態，而逐步轉入工業反哺農業和對農民的正保護狀態。這種“轉入”的最有效途徑，就是較大幅度地增加對農村公共產品的投入，讓公共服務更多地深入農村惠及農民。
二要切實加大對農村生產。生活等基礎設施方面的投入，主要是水利。土壤和生態建設。
三要加大農業科技投入，促進農業的持續技術進步，要重視農業高新技術的開發與運用，重點加強節水技術。優質新品種選育。農產品深加工及其貯運技術等的推廣;同時，要建立農產品流通的基礎設施和市場網絡，擴大和完善農產品市場信息網，形成從中央到地方適應農業市場化要求的現代化信息傳播系統。
四要增加對農村基礎教育經費的投入，加快實行免費九年義務教育制度，并把已經出臺的政策落到實處。要切實貫徹《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教育工作的決定》，認真落實“在國務院領導下，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并完善經費保障機制。要從建立公共財政的要求出發，合理劃分各級政府對農村教育經費投入的責任及比例，切實改變以往把農村義務教育經費責任層層下推而無法落實的狀況。同時，建立專項基礎教育經費轉移支付制度，重點解決農村中小學辦學過程中的突出問題和突出困難。此外，應該動員全社會力量支持農村義務教育。對于進城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也應給予高度的重視，賦予農民工子女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受教育權利。
五要建立切合農村特點的社會保障制度。現階段，農村社會保障應建立由政府組織。引導。支持，農民自愿參加，個人。集體。社會多方籌資，家庭保障與社會保障相結合，互助共濟的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所提供的保障水平必須與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六要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提供法律保障。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是促進城鄉協調發展，保持農村穩定的大事，需要有專門的《農民權益保護法》作保障。鑒于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已受到《農村土地承包法》的保護，制定《農民權益保護法》應當側重于保護農民在經濟上的其他合法權益，主要是規范農民負擔，保護農民勞動和選擇職業的權利，并為農民的社會保障提供法律基礎。農村的基本公共產品的供給要逐步通過立法，使之制度化。法律化。規范化。此外，必須做到“有法必依”，因為“有法不依”比“無法可依”影響更為惡劣。
三農問題是一個宏觀性的問題，它具有一定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它更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軟肋”。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只是浮在表面上的問題，而要真正從根本上解決就應該對現存的制約農民增收的制度進行創新。制度創新就是改革，堅持制度創新也就是堅持改革。對于中國而言，解決了農業和農村問題，實現了農民收入的穩步增長和城鄉的協調發展，至少就解決了中國問題的一大半。中國三農問題的順利解決必將對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解決其農業和農村問題起到重要的示范和借鑒作
論文關鍵詞：規模范圍經濟 新農村建設 少數民族地區 對策研究
論文內容摘要：新農村建設作為我國實現農村現代化的推進器，已成為人們關注的一個焦點。本文基于實地調查，分析了當前少數民族地區在推進新農村建設時，應積極轉變觀念，把規模范圍經濟的實現作為脫貧致富的有效生產方式，同時對少數民族地區如何建設好新農村提出了相應的建設性建議。
新農村建設是我國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重大戰略舉措，也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其基本要求可歸納為“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方針。可見，“大力發展生產力、引導農民實現增收”是新農村建設的首要任務和根本目標。自 “新農村戰略”提出以來，有關專家已從宏觀層面著重分析了新農村建設的意義、思路、途徑、機制及其與相關部門的關系。但是，在新農村建設中究竟應如何發展生產？新農村建設究竟“新”在何處？農民的主體地位究竟如何體現？農民究竟應如何“運作”才可脫貧并持續致富呢？對這些問題的有效回答，筆者以為這需要從微觀層面來加以分析和研究，這不僅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更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實踐問題。
結合調查和理性分析，筆者僅就“農民如何有效發展生產力來脫貧致富”作些思考。本文認為“引導農民對傳統農業進行科學改造，實現生產方式的有效現代轉型，以獲取規模范圍經濟”是少數民族地區農村脫貧致富的有效途徑，是新農村建設的著力點。那么，什么是規模范圍經濟？在新農村建設中又如何實現規模范圍經濟？其現實條件是什么？本文對此做一初步分析和討論。
規模范圍經濟的內涵
規模范圍經濟是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總稱，在經濟學中，它們原是工業經濟的一個常用術語，與企業的擴展活動有著密切的聯系。獲取規模范圍經濟不僅是企業制勝的法寶，而且是少數民族農村脫貧致富的有效生產方式。
規模經濟。經濟學家認為，生產要素的有效組合能使絕大多數產品的成本曲線呈現出U型，隨著產出的增加，固定成本分攤到每單位產品上，這樣平均成本（單位產出成本）是下降的，當產品數量達到一定規模時，邊際成本（增加一單位產出的成本）就會小于平均成本，從而實現規模經濟，否則便是規模不經濟。當然，規模經濟有外部規模經濟和內部規模經濟之分，前者是企業集聚的效應，后者是企業自身的規模。值得注意的是，規模經濟是關于生產系統的規模，而不單是企業的規模，生產系統是指從原材料到整個生產過程和要素的有機組合體，可能只有一個企業，也可能有多個企業共同參與。這里之所以把規模經濟引入到農業生產中，是因為在現階段農業產品的規模化生產已成為可能，對某個具體的家庭來說，可實現部分農產品和農副產品（如辣椒和魔芋的種植、生豬的飼養等）的適度規模化，從而實現其規模經濟。從這個意義上講，每個農戶就是一個小型“企業”。
范圍經濟。在工業經濟活動中，范圍經濟是指企業（公司）活動的多樣化（產品的多樣化及多種服務等），通過固定成本的分攤來享受共同投入和多樣化經營，以降低成本而獲取的經濟利潤，它與規模經濟是相互聯系的。當然，不可否認，范圍經濟在以前的農村經濟活動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只是在目前的新農村建設中顯得更為突出。筆者認為，農村范圍經濟的實現主要體現在同一產品、同一工具用途的多樣化和農業產品、人力的多樣化經營，他們是通過技術的共享和不同的業務組合來實現的。
這里還需進一步指出，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雖有聯系，但還是有區別的，不能夠把二者混同。前者主要體現在“規模效應”，后者則主要是基于“區域、用途”上的相關性而產生的“綜合效應”。
規模范圍經濟的實現
（一）實現規模范圍經濟的現實基礎
隨著科技進步及市場經濟的完善和“一主三化”（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工業化、城鎮化、產業化）戰略的有效推進，少數民族地區農村的現實條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農民利用規模范圍經濟來脫貧致富的時機已日漸成熟，其現實依據主要體現在以下層面：
市場經濟的日益完善引起了交易市場范圍的擴大及市場體系的日益完備；農村現代化的內在發展邏輯要求農村生產要適度“規模范圍化”；黨和政府的有效引導和相關惠農政策的支持；農村交通、信息網絡、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日益推進和完善；農民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和自我發展能力的增強；全球化（經濟、文化等）及時代背景的要求，等等。這些條件的日趨成熟是少數民族農村地區實現“規模范圍化”生產的重要基礎和保證。
（二）實現規模范圍經濟的途徑
在推進新農村建設的進程中，少數民族地區既然已具備了獲取規模范圍經濟的條件，那么究竟農民應怎樣才可以實現規模范圍經濟呢？其具體實現途徑又有哪些呢？下面筆者結合調查對此做簡要分析。
1.規模經濟的實現形式。規模經濟主要是通過生產要素的科學組合來擴大生產規模以降低成本來獲取經濟利益的一種生產方式，它主要有土地規模經營和農業產品（經濟農作物、糧食作物及畜牧等）的規模化生產等兩種形式。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是指“在一定生產力水平下，單位勞動為達到最佳投入產出的經營效益，所能夠經營的最大土地面積”，這種規模經濟的實現有賴于農村社會、經濟、政治等多種因素合理協同的作用，有著提高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實現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農產品的深度開發等優點，極大的提高了農業生產的效益。就當前情況來看，土地規模經營的表現形式主要有合同承包經營、委托經營、租賃經營等形式。農產品的適度規模化生產，則是在土地耕地面積有限的情況下，根據市場行情及其潛在趨勢利用生產要素的科學組合來優先發展部分農產品并使之規模化以降低生產成本的一種生產方式，如生豬飼養、魔芋種植、番茄等蔬菜的溫棚耕作、鄉鎮企業的運作等等。
當前，這種使部分農產品規模化的生產已成為部分農民致富的重要手段。當然，農戶在利用規模經濟發展自己時究竟采取何種形式，這就要求農戶的當家人要視市場行情、消費心理及自身特征（家庭結構、成員文化素質、土地面積及經濟狀況等）作出正確的自我戰略定位和規劃，以便準確判斷和決策。這就是說，在新農村建設中由于生產條件和經營水平的差異，要采取多種經營模式并存的形式。筆者經分析整理認為，現階段在新農村建設中的規模經營主要有以下幾種模式：家庭規模經營—獨立經營的農戶，主要有“手工勞動為主、機械化為主和家庭工業為主”等形式；聯戶合伙規模經營—基于各戶實行獨立核算的合伙經營；雙層規模經營—合作經濟與農戶經濟并存，有統有分；集體規模經營—以機械農業化和鄉鎮企業為主；社區（包括群體）規模經營—農戶個體經營與各種形式的社會化服務相結合，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搞農業規模經營是否成功，不是光看其規模大小，而是看其規模效應是否能夠提高生產效益——即是否實現邊際成本小于平均成本。這就是說，規模經濟的實現有賴于生產規模的“度”，農業的生產規模具有可分割性（即多種形式的規模經營），只有生產規模“適度”，才能夠真正有效實現農業的規模經濟。
2.范圍經濟的實現途徑。范圍經濟主要是基于“區域和用途的相關性”通過農業產品（包括同一產品）的多樣化生產及多種服務（人力、工具等）來實現的，是一種注重“區域差別、時空差異”利用多樣化經營和生產要素的有效組合來獲取綜合經濟利益的生產方式。
農業產品的多樣化生產，這里包括對傳統農業的現代改造和新興產業的開發與發展。自改革開放以來，通過產業結構調整使得湖北少數民族地區的種植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農民不僅采用優良品種分季節來種植糧食作物，而且因地制宜地種植了一些見效快的經濟作物，這樣便可視季節的差異和土質狀況來實現農業產品的多樣化種植，從而獲取范圍經濟。同時，同一農產品的多樣化使用及其一體化、一條龍的加工服務，也可實現相應的范圍經濟。值得一提的是，部分農民已突破原有農業產品的束縛開發引進并培植了新的農業產品（如技術密集型的蔬菜、菌類作物的生產、野生動物家養、花果的工業化生產等），從而拓展了農產品多樣化經營的范圍。
工具、人力的多樣化服務，這里主要是指某些農用工具和人力的多種用途。農用工具一般都具有特定用途，但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發現它還有其它功用，從而通過降低成本來獲取相應的范圍經濟，例如干濕磨的基本功能是加工面粉，但人們發現還可以利用它來完成制作豆腐等的相關程序；牛的基本功能是自家犁田耕地，但現在人們還利用牛給別家犁田耕地來獲取相應的經濟效益，等等。至于人力的多種用途，這是基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得某些農戶出現了剩余勞動力，這些剩余勞動力一般由于都具有一些特殊技能，于是通過“經商、運輸、加工、外出務工等”非農產業途徑來實現范圍經濟。據調查，外出務工（長期或短期）已成為目前農民脫貧致富的有效途徑。
這里須進一步指出的是，“規模范圍經濟”的實現既有來自農戶本身的因素，也有來自市場的影響。因此，農戶在具體實施“規模范圍經濟”的時候，必須注意以下幾點：要正確把握實施規模范圍經濟的“度”；要高度重視規模范圍經濟的適用范圍；當環境適宜的時候，要積極推行規模范圍經濟。這就要求少數民族地區農民在進行生產決策時，要有變革的勇氣，當實施規模范圍經濟的條件成熟時，就要大膽進行生產要素的新組合并合理調整生產結構，抓住時機來獲取規模范圍經濟以脫貧致富。
結論及建議
綜上所述，在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少數民族農村地區基于自身的實際情況，利用規模范圍經濟來脫貧致富不僅是突破傳統自然經濟的一種有效生產方式，而且是農業自身的一場偉大革命。結合相關調查及分析，對少數民族農村地區而言，走規模范圍經濟的道路是今后一段時期（甚至長期）內農民脫貧致富的一條必由之路，是新農村建設的著力點。當然，在新農村建設的推進中，少數民族農村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難點，要使少數民族農村地區順利實現規模范圍經濟，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農民自身要提高素質、轉變觀念、解放思想”外，目前更為重要的是要做好以下幾件事情：
（一）科學規劃，有效引導
科學規劃是指當地政府在充分尊重農民意愿的基礎上，按照科學發展觀來對“生產及其持續發展”進行規劃，具體操作時要視“地理區位及其特征”做到因地制宜，不能夠“克隆”。這就要求當地政府要把“生產規劃”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充分發揮其在新農村建設中的引導作用，這是新農村建設的關鍵。
（二）提高農民文化素質，增強農民的自我發展能力
政府雖然是新農村建設的主導，新農村建設的主體仍然是農民自身，這就要充分激發農民主體性即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因此，通過義務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培訓來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使農民增強其自我發展能力，這是推進新農村建設的根本。當然，農民的自我發展能力是分層次、多樣化的，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內涵，是一個動態的漸進發展過程。在市場經濟日益完善的全球化時代，農民的自我發展能力可以概括為“觀察能力、應變能力、風險承擔能力、競爭能力、組織能力、學習能力和創新能力”，這些能力的綜合協同便構成了持續的發展能力，從而保證了新農村建設的可持續性。
（三）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完善現代流通網絡
較好的農村基礎設施和較完備的現代流通網絡是少數民族農村地區推進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支撐條件和保障。少數民族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包括交通、水利、能源、通信等，這是完善農村流通網絡的基礎，而流通網絡的完備是農村實現規模范圍經濟的重要保障。可以這么說，少數民族農村地區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流通網絡的落后。因此，在完善農村基礎設施和流通網絡的基礎上，以現代流通網絡為依托，向農村產業化綜合服務延伸，是形成助農增收長效機制的有效途徑，農民不僅可以降低日常消費成本，而且可以通過規模范圍經濟來實現增收。
（四）以市場為導向，發展高效優質農業
這里的關鍵是在科學定位的基礎上“先找準市場，后規劃生產，再狠抓生產管理”，以避免生產的盲目性。基于市場需求來有效調整產業結構的基本思路是—在優化種植業結構的基礎上來帶動養殖業、加工業、運輸業等的發展，其具體做法主要有：依靠科技進步開發新品種；發展優質特色畜牧業；優化農產品的品種和數量，滿足人們不同層次的需求；大力發展“定單農業”和“委托農業”；擴大農業結構調整空間，大力發展外向型農業等等。當然，農村產業結構的有效調整和優化離不開政府的有效引導，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推進新農村建設和現代農業的一個顯著特點。
參考文獻
1.譚賢楚.高技術企業的戰略聯盟行為研究[J]. 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3（5）
2.韓明謨.農村社會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3.何衛剛.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的適用性[J].經濟問題，2005（4）
4.萬光碧.新農村建設與少數民族地區發展[J].改革與戰略，2006（4）
5.王春光.農民的自我發展能力從哪里來？[N].湖北日報，2006-3-30
6.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研究室. 現代流通助推新農村建設[J].求是，200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