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0 15: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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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憲法學，研究方法，中國憲法問題，實踐
近期以來，關于憲法學研究方法的探討成了憲法學者關注的焦點之一，[i]憲法學者對研究方法的反思是學科成長的體現，研究方法的成熟是一門學科成熟的標志，反之，研究方法的滯后也會對學科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憲法學者對研究方法的反思是有意義的，但是目前中國憲法學界的研究方法還遠遠沒有真正成熟。基于此，本文在對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簡單回顧的基礎上，探討確立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所要關注的幾個問題，主張以中國憲法問題為中心的方法論模式。以期對憲法學界同仁的研究有些微助益。[ii]
一、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的回顧
（一）第一代憲法學教材對研究方法的探討[iii]
1982年憲法的修改通過迎來了憲法學研究的春天，一些憲法學教材和普法性質的憲法讀物相繼出現，[iv]1985年10月份在貴陽召開了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成立大會，標志著憲法學人開始有一個正式對話和交流的平臺。當時憲法學研究會的學者在自己編寫的教材、專著或者論文中所提及的憲法學研究方法主要有如下幾種：1、階級分析方法；[v]2、歷史分析方法；3、比較分析方法；[vi]4、系統分析方法；5、理論聯系實際方法。[vii]
從學者們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其方法的自覺意識開始萌芽，不同的教材都提及了研究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貫穿了研究方法，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但是正如學者們自己所言，其所論研究方法也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主要是當時的憲法學研究方法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憲法學研究方法還沒有與法理學及一般部門法有根本區別；方法與教材內容聯系不大，相互脫節，方法與內容是兩張皮；對憲法進行注釋成為教材的主要內容等。
（二）第二代教材及論文對憲法學研究方法的探討[viii]
如果說第一代憲法學者開啟了憲法學研究方法的偉大航程，第二代憲法學人則開辟了不同的航線，其所倡導的研究方法開始呈現多元化趨勢，方法論自覺性也大大增強。[ix]憲法學人所運用的方法舉其要，有以下幾種：
1、用法權分析方法重構憲法學體系。[x]2、經濟分析方法。包括的經濟分析和經濟憲法學。[xi]3、規范憲法學的方法。[xii]4、憲法哲學的方法。[xiii]5、憲法解釋學的方法，文本分析方法。[xiv]6、憲法社會學方法。[xv]7、憲法學的實證研究方法。[xvi]8、憲法學研究的邏輯分析方法、價值分析方法、語義分析方法等。[xvii]
方法的多元與流派化是學科成熟的標志之一，也是憲法學研究開始進步的體現。憲法學研究與其他學科一樣，忌諱的是只有一種聲音、一種方法、一種立場。
但是在“繁榮”的背后也有少許值得反思的地方，本文認為憲法學者在確立憲法學研究方法時至少要考慮如下因素：什么是研究方法？何為憲法學研究方法？確立當代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要注意那些問題等？以下分述之。
二，什么是研究方法
所謂研究方法是指在探討問題或社會現象時所持的立場基礎和方式方法手段的總和。方法是有層次的，一般而言，方法有方法論和普通方法、具體方法之分。[xviii]方法論基礎是本，普通方法和具體方法是末。方法論基礎決定普通方法和具體方法的運用，而普通方法和具體方法又為一定的方法論立場服務。學者在論及方法時要意識到自己是在那一個層次上探討方法的，否則討論就會失去共同的話語平臺。
本文認為法學研究方法有以下幾個層次：
（1）方法論：哲學基礎、邏輯、范式、價值、客觀性；
（2）普通方法：歷史分析、比較研究、規范分析、階級（本質）分析、理論聯系實際、系統分析法等；
（3）具體方法：方法手段如：問卷、訪問法、觀察法、計算機技術、統計分析、利益衡量、價值補充、漏洞補充、文獻研究等具體方法
憲法學是法學學科分支之一，憲法學研究方法要遵循法學研究方法的共性，上述法學研究方法的分類在一般意義上也適用于憲法學研究方法的分類。憲法學包括理論憲法學和實用憲法學，前者主要運用方法論進行研究，[xix]后者主要用普通方法和具體方法進行研究，方法論基礎決定了具體方法的運用。一般而言，憲法學的方法論基礎與政治哲學、邏輯、價值取向連在一起。作為普通方法的傳統注釋憲法學方法不太注重憲法的政治哲學基礎，其實憲法學研究要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哲學基礎上，即你的立場是什么？一定的政治哲學觀念、立場又指導對憲法本質、基本價值、范疇等的看法。因此，規范分析等具體方法離不開一定的方法論指導。另一方面，“社會科學”憲法學方法不太注重規范分析等普通方法的運用，而過多關注政治哲學的“立場”問題，而規范分析又是憲法學研究之特色的體現，這樣離開規范分析，只注重政治哲學基礎的研究方法就很容易流于意識形態的無謂爭論中。因此，方法的融合才是憲法學研究的方法之道，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一種方法都是“偏見”。
三、什么是憲法學研究方法
憲法學研究方法是指對憲法現象進行研究的方式方法總和。憲法學研究方法有一般研究方法的共性，更有憲法學學科特性，其特性是由憲法現象不同于其他社會現象，憲法學所要面對的問題不同于其他學科所要面對的問題決定的，憲法學研究方法的特性主要體現在與其他學科研究方法的比較上，在比較中體現其方法特性。
（一）法學研究方法與憲法學研究方法
法學研究方法主要從法的一般規律出發來研究法這一社會現象，其研究對象主要是圍繞法的產生、運行、變更、存廢等而展開，憲法是法的一種，也有一般法的特性，但憲法是高級法，其特性也決定了憲法學研究方法與一般法的研究方法有區別。因此，把法特別是法理學的研究方法移植到憲法學中是不可取，因為這種做法只是看到憲法的法的維度，而沒有看到憲法“憲”的維度，而“憲”的維度決定了憲法學研究方法的特性所在。
憲法學研究方法是以憲法現象作為研究對象的，研究對象不同決定了方法具體運用的不同方式，憲法學研究方法的特性在于其研究對象的特殊性，有學者總結憲法現象主要有以下四大要素：1、憲法規范；2、憲法意識；3、憲法制度；4、憲法關系。[xx]這種總結
當然非常有道理，但是本文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認識憲法學的研究對象，上述四大要素其本質是圍繞個人自由、社會權利和國家權力“三位一體”而展開的，憲法就是在上述三者之間劃定界限，達到“定分止爭”之目的。法的一般研究方法只有用來分析如何控制、規范、保障國家權力，確保個人自由和社會秩序時，這時法的一般研究方法運用到憲法學中才有意義，如果法理學的研究方法沒有用來研究憲法現象及其本質規律，只是簡單的“嫁接”，則對憲法學研究的意義就不大，而這個“轉化”要多年的功力，特別要在對憲法現象有深刻的認識基礎上才可能完成，否則一般的法理學研究方法對于解釋憲法現象是沒有說服力的。
（二）憲法學研究方法與政治學研究方法
政治學與憲法學是聯系最為密切的學科，中國傳統上，這兩個學科沒有明顯的界限，研究方法也沒有分野，[xxi]近些年，學術界又出現一個新的趨向，有學者認為一個學科的成熟是它與相關學科越來越遠，因此，憲法學研究要遠離政治學。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偏頗之處，因為事實上學科成熟的標志是一個學科與相關學科既遠又近，說遠，是指一個學科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研究范式和相對獨立的學科話語系統，說近，是指一個學科會吸收相關學科的營養，不斷完善自己，在交叉中獲得發展。憲法學與政治學等學科的關系不是平行線，他們之間有“交集”。
我們認為憲法學研究要直面政治問題，[xxii]憲法與政治有著天然的聯系，離開政治問題就沒有憲法存在的價值，關鍵是憲法學者主動或者被動對待政治問題的態度，如果像“”時期中國情景那樣，學者對政治聲音只能附和，而不能有自己獨立的立場，這才是問題的本質。這種憲法學術完全依附于政治的研究方法是我們所要反對的。今天憲法學的部分學者又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以為憲法學研究方法成熟的標志之一是憲法學研究與政治、政治學的分野，我們以為憲法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是憲法政治現象，憲法學研究與政治學研究共同的對象是國家，是對國家權力進行控制、規范、保障等的研究，憲法學的研究離不開政治和政治學，這是憲法的本質特點決定的，只是要以憲法學的方法和立場研究政治問題罷了，而不是說憲法學研究可以回避政治問題。
研究對象的大致相同決定了研究方法的類似，特別是政治哲學與憲法學的方法論基礎有極大的一致性，因此，憲法學研究方法離不開政治學研究成果的支持。但是，憲法學和政治學研究的角度畢竟有極大的差別，因此，又要反對憲法學與政治學研究方法混同。
（三）憲法學研究方法與憲法解釋方法
一般學者在論及憲法研究方法時可能會混淆二者的界限，我們認為憲法解釋方法與憲法學研究方法有區別也有聯系。憲法解釋方法是在解釋憲法時所用的方法，它的目的是解決憲法適用中的問題，屬于實用憲法學的范疇。憲法解釋方法其實是憲法學研究中對憲法進行解釋的具體方法，這些具體方法與憲法學研究的具體方法有區別也有聯系。憲法解釋方法限于對憲法及相關憲法性文本進行解釋，而憲法學具體方法所涉及的有憲法文本，也有其他憲法現象。當然，由于憲法解釋在司憲國家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占去了憲法學研究的大部分領域，因而部分學者把憲法解釋學方法等同于憲法學研究方法，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實上，民法學者在談及方法時，其本質是民法解釋學，甚至民法解釋學就等同于法學方法論。[xxiii]因此，把憲法解釋學看作是憲法學研究方法的精粹，甚至等同于憲法學研究方法的全部是可以理解的，畢竟，抽象的憲法和靜態的憲法只有經過解釋才可以適用于具體的案件事實，而憲法適用于具體的案件是憲法的生命所在，適用具體案件的憲法解釋方法也是憲法學研究方法的生命所在。
但是，憲法解釋方法畢竟不等同于憲法學研究方法，憲法學研究方法除了憲法解釋方法外，還有方法論、其他普通方法和具體方法，其中方法論是理論憲法學研究方法，這明顯有別于作為實用憲法學方法的憲法解釋方法。
四、什么是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
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是指對中國憲法進行研究的方式方法總和。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當然要遵循法學及憲法學研究方法的一般規律及共通的方面，但是其研究對象畢竟是“中國”，而且是“當代中國”。因此，研究方法注定會有一些特殊。本文認為當代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要堅持一般憲法學研究方法的共性，也要注意個性，本文不重點探討當代中國憲法學研究的方法類型或者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探討在確立當代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時要注意的幾個維度。
（一）要有問題意識，注意到憲法學研究的中國問題面向。[xxiv]研究方法其實只是說明或者研究具體問題的手段，中國憲法學所面對的是中國問題。目前憲法學界研究方法與內容、問題脫節的情況依然存在，問題意識還不夠強。[xxv]學界純粹談方法，開了研討會，也寫作了不少研究憲法學方法的論文，但是其方法論上的自覺性還是不夠，少有運用自己所主張的方法寫作、針對具體問題論述的專門著作。方法與自己的學術著作及所要探討的問題是兩張皮。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這句話對憲法學界而言仍然是有意義的，只有在自己的專著或者論文中使用了方法來探討問題，方法多元的格局自然會到來，如果硬要創造一些所謂的方法來，實在是不可取的。憲法學學術流派和學術良性爭鳴的局面要靠對同一問題的不同回答來形成，對一個問題可以運用一定的方法論從歷史、比較、邏輯、價值、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不同角度進行分析，而作出回答，不同的回答構成了不同的方法，這就是方法存在的地方和意義所在，而這種局面現今還遠遠沒有形成。
方法要以問題為中心，問題是本，方法是末，在問題中體現方法、運用方法。筆者甚至設想，什么時候不談方法了，在憲法學教材中也不論述方法了，[xxvi]而只是在教材論述中或者研究憲法具體問題時運用方法，這時憲法學研究才會真正成熟。
（二）要對中國憲法文本持相對“中立”的立場。在當代中國憲法學研究中，對中國憲法文本主要有兩種大致相反的看法，一種研究者潛意識里認為中國憲法文本缺乏科學性、合理性、正當性基礎，對憲法文本指責成分大于辯護，這種研究者本文稱為憲法悲觀主義者，憲法悲觀主義者研究憲法主要以西方理念，特別是西方自由主義理念為理論基礎，其研究方法主要是方法論意義上的，側重對憲法的原則、價值、民主、法治等憲法理念的研究，這種研究者在憲法學研究會中人數相對較少。另外一部分學者認為憲法本身是良好的、有其正當性基礎，認為建設主要是一個現行憲法的實施問題，在貫徹實施中國憲法后所達致的就是狀況，這種研究者是憲法樂觀主義者，憲法樂觀主義者相信，只要運用憲法解釋方法對憲法文本進行分析，堅持現行憲法，就能夠逐步實現。
應該說，持上述兩種憲法觀的研究者都有一定的中國憲法問題意識，我們認為憲法學研究方法的確立既不能建立在對中國現行憲法“妖魔化”的基礎上，也不能建立在對中國憲法文本無限“美化”的基礎上。既要看到中國憲法文本的優點，也要看到中國憲法文本所可能存在的問題，這是研究者要保持的適度理論張力。當
然，正如斯密特所持的看法一樣，憲法分為與憲律，憲法文本特別是其中的“”部分的決定權在一定意義上是一個政治決斷的結果，研究者從自律的角度看，只能在現行憲法的前提下研究中國憲法問題，這是學者所要注意的面向。
當然，理論上對中國憲法文本進行各種研究都是值得提倡的，這種研究也許是從批評或者建設的角度出發，也許是從合理性論證角度出發。本文主張要對憲法文本持相對“中立”的立場，不事先預設價值判斷，只是在研究具體問題時實事求是進行客觀評價，這是研究者確立中國憲法研究方法時所應持的態度。
（三）在研究方法運用時處理好憲法學研究中的普世性價值與中國特性的關系，即世情與國情的關系。糾纏在憲法學研究者心中的“結”之一是憲法有沒有普世性價值，如果有，則普世性價值與中國特性是什么關系？怎樣理解憲法的普世性價值？如果憲法沒有普世性價值，則中國憲法價值觀與西方憲法價值觀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這些都需要從理論上作出回答，否則會影響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的選擇使用。[xxvii]
主張憲法普世性價值者認為：憲法的普世性價值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縱向范圍是沒有例外的。一般而言，西方學者特別是美國部分學者主張民主、個人自由、在民、權力的相互制約、法治、違憲審查等具有普世性價值，這些普世性價值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的不同歷史時期所實現的方式是不同的，即所謂的途徑差異。而主張亞洲價值觀的學者更愿意看到憲法價值的地區特色，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的憲法經驗是不可以照搬的，主張中國憲法研究者要看到中國憲法所堅持的特色道路，這是一條不同于西方憲法價值觀的道路，他們更加強調憲法的中國特色。
在中國憲法學研究者的潛意識中，這種所謂西方價值與中國特色之爭是客觀存在的，前述對中國憲法持悲觀態度的學者其研究的前提預設是中國憲法文本與憲法的普世性價值有悖，其所持的是憲法的普世性價值觀。而對中國憲法文本持樂觀態度的學者可能更愿意看到中國憲法文本所體現的中國特色價值觀。對憲法的普世性價值和中國特色所持的理論傾向可能會影響到憲法學具體研究方法的運用，持普世性價值觀的學者在對中國憲法文本解釋時可能會更加傾向于“批判”，甚至不屑于所謂文本分析，這種學者的潛意識里是中國有憲法文本，但只是“名義”憲法，不是“實質”憲法。這種學者的知識背景主要是美國或者西方其他國家的憲法價值觀，其研究方法的特色是更加注重對西方憲法的研究，并且相信西方憲法價值觀可以在中國得到適用的。持中國特色價值觀的學者不承認憲法的“名義”與“實質”之分，認為中國現行憲法既是“名義”憲法，也是“實質”憲法，他們的研究中沒有區分的概念，認為也沒有區分的必要。在研究方法上，更加強調中國傳統的憲法學研究方法，注意中國憲法所特有的歷史文化特色，側重對現行憲法進行合理性、正當性的詮釋和理解運用，認為建設法治國家，只有在堅持現行憲法基礎上進行，任何偏離現行憲法的改革都是不可取的，因而反對任何急劇變革憲法的思路。
其實，人的兩面性決定了憲法價值觀的兩面性，人之為人的普遍性決定了關乎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憲法價值觀的普世性。人在不同社會和歷史狀況的不同存在方式決定了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實現與憲法保護方式的特殊性。過分強調憲法的普世性價值會使問題簡單化，看不到人的社會性差異的一面。過分強調憲法的中國特色則沒有充分認識到人性中的共通性的一面，沒有看到保護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憲法規制方式的一致性。因此，既要看到憲法的普世性價值，又要看到普世性價值的實現方式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的具體途徑的不同。因此，我們不可以照搬西方的制度，也不可以拒斥其成熟的經驗，既要看到中國的特色，也要看到中國與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中國與世界他國法律趨同化趨勢。[xxviii]把普世性價值與中國特殊國情相結合，既注意到憲法的普遍性原則，又看到憲法原則的具體實現途徑的差異，在此基礎上運用方法，否則在研究方法的取舍上就會迷失方向。
（四）正確處理“時差”問題。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等諸方面與西方發達國家都不是在同一水平線上，這也是中國基本國情之一。中國憲法與西方國家的憲法也存在“時差”，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法治觀念、民主實踐、憲法觀念、憲法原則、憲法文本、憲法的司法適用等。西方國家近代憲法所解決的問題在中國目前還沒有完全解決，還是要認真考量的。由于中國問題與西方問題存在“時差”，當代中國還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實踐，主義的背景和前提更是應當研究的重點，即的社會基礎和條件是什么？如何達致等難題。當然中國部分學者意識到了這種“時差”，他們研究的重點是近代憲法諸如控制國家權力，確保個人自由，司法權的獨立性等問題。
當然也有少數學者的研究語境是把中國看作成熟的國家，把中國憲法文本無限美化，其研究的中國憲法問題主要目的是對中國憲法的合理性和正當性進行證明和論證，這樣在研究方法的選擇和對憲法問題的看法勢必會“水土不服”。同時，在對憲法所研究的問題取舍方面，比較注重“前沿”問題，其實有些憲法問題即使在當代西方也存在重大的觀點分歧，這種“前沿”問題對中國憲法研究的實踐意義不大，我們主張當代中國憲法研究的重心還是憲法基礎理論和主義的背景，這是確立當代中國憲法研究方法的務實態度。
在確立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時，對當下中國憲法所處的世界革局中的“位置”是要牢記的，只有認識到“時差”，才會注意到研究問題的“語境”，才不會照搬西方憲法學話語，其實西方理論有自己的言說語境，離開具體的語境而論述憲法問題是很難對解決中國憲法問題有所幫助的。只有認識到“時差”，才會意識并且發現當代中國憲法學所面臨的主要難題是什么？其研究才會有的放矢，對癥下藥，否則就會超越當代中國的憲法實踐，其所研究的就不是“中國憲法問題”。
當然，在看到“時差”的同時，研究中國憲法時也要考慮到目前中國憲法與世界他國憲法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即除了歷時性的差異外，也有一些“接軌”的共時性問題，這也是確立研究方法時要認真考慮的，我們反對走極端的偏見。
（五）要注意到確立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的根本難題在于實踐的虧缺。憲法與法律一樣，其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當代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的根本困境在于沒有或者很少有違憲審查實踐，中國目前為止還沒有違憲審查的案件，只有少數憲法“事例”。因此，學者研究的“題材”少，年輕學者或者海外歸國人員只好在研究中引用大量外國憲法案例，這種研究對于了解外國憲法的運用和理解其憲法原則、精神、價值、制度等方面當然是非常有幫助的，但是如果其研究不“發現”外國憲法與中國憲法的“對接”點所在，則實用價值也不大，畢竟憲法學研究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科。所以我們面臨的難題是論述外國憲法時引經據典，鴻篇巨制，而中國憲法教材或論文在論述中國憲法問題時則顯得相對較“空”。這樣，憲法學研究經過多年的發展后就到了瓶頸階段，這是目前所謂方法困境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我們要繼續研究西方國家的憲法，但是我們不能停留于此，要從西方憲法中提煉對中國憲法發展有價值
的原則和經驗。另一方面，學者在價值研究和規范研究的同時，應當用更多和更大的精力去關注中國的社會實踐問題，用憲法學原理去說明、分析、闡釋社會實踐中所發生的各種事件，以憲法理念為指導去關懷我們這個社會共同體中的所有人和一切事，豐富的社會實踐是憲法學研究的唯一源泉。
注釋：
[i]比如在2004年度，中國憲法學會、中國人民大學與行政法治研究中心與浙江大學公法研究中心于杭州聯合舉辦了“憲法學基本范疇與研究方法研討會”。另外也有就憲法研究方法進行探討的專業論文，部分論文在下文會提及。
[ii]中國研究憲法的學者主要有兩大類，一類為以憲法學研究會為標準，參加憲法學研究會的學者在本文被當作一個群體對待。另外一部分學者也研究憲法及憲法現象，但是他們沒有參加憲法學研究會，這一部分學者主要以自由主義學說或者其他學說作為自己的政治哲學基礎，對憲法問題進行更加寬泛的研究。當然，對研究憲法的學者進行的這種界分是不精確的、粗線條的，憲法學研究會中的憲法學者也有以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為理論基礎進行憲法學研究的，而憲法學會外的研究者包括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對自由主義政治哲學也有觀點上的分野，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進行規范研究。本文所探討的方法及其反思主要是針對參加憲法學研究會的學者而言。
[iii]這里所舉主要是第一屆憲法學研究會干事會及其領導機構成員所編寫的教材及專著、論文的觀點。
[iv]1982年到2002年憲法學教材索引參見胡錦光、韓大元主編：《中國憲法發展研究報告》（1982——2002），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57——959頁。
[v]參見張光博主編：《憲法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張光博著：《法辯》，2002年征求意見稿等。
[vi]參見吳家麟主編：《憲法學》，群眾出版社1983年版，吳教授較早提出了階級分析、歷史分析、比較對照與聯系實際四種方法。
[vii]參見許崇德主編：《憲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頁，許教授認為階級分析方法是本質分析方法的一種。
[viii]本文所謂第二代憲法學人的著作主要是指第一代學者指導的博士、碩士第子們所編寫的教材、專著、論文等。主要是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等法學院憲法與行政法專業的當時在讀或者后來畢業的博士和碩士。當然在中國參加憲法學研究會并且對憲法進行系統的研究者絕不僅僅限于上述高校的老師與學生，其他高校和科研機構以及國外留學回來的憲法學者也對憲法學研究方法有貢獻，因此，本文的劃分是粗線條的。
[ix]當然，并不是所有的第二代學者所編的憲法教材都有關于憲法研究方法的介紹，也有少數沒有介紹研究方法的，比如朱福惠主編：《憲法學原理》，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潘偉杰著：《憲法的理念與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
[x]參見童之偉：《憲法學研究方法的改造》，載《法學》1994年第9期。童之偉：《用社會權利分析方法重構憲法學體系》，《法學研究》，1994年第5期。童之偉：《法權與》，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
[xi]參見鄒平學：《的經濟分析》，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經濟分析方法對研究的導入芻議》，《法制與社會發展》1996年第1期。趙世義：《資源配置與權利保障：公民權利的經濟學研究》，陜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趙世義：《經濟憲法學基本問題》，《法學研究》2001年第4期。趙世義：《憲法學的方法論基礎》，《法學評論》2002年第3期等。
[xii]參見林來梵著：《從憲法規范到規范憲法——規范憲法學的一種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頁以下。
[xiii]參見韓大元、林來梵、鄭賢君著：《憲法學專題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在該書導論部分，鄭賢君教授認為自己主張憲法哲學研究方法，并且有高度的自覺。也可參見鄭賢君：《憲法學及其學科體系科學性的理論依據》，載《論從》（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江國華博士也對憲法哲學有濃厚的興趣，其博士學位論文就與憲法哲學有關，參見江國華：《憲法哲學批判》，載《論從》（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
[xiv]參見韓大元、林來梵、鄭賢君著：《憲法學專題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在該書導論部分，作者介紹了韓大元教授主張憲法解釋學的研究方法，同時韓教授還對憲法文本研究有很有興趣，寫過相關論文，參見“中國網”所載韓教授及其與學生合作的論文。
[xv]參見韓大元：《試論憲法社會學的基本框架與方法》，《浙江學刊》，2005年第2期。
[xvi]參見張千帆主編：《憲法學》，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5頁。
[xvii]莫紀宏教授所編教材提出了歷史、邏輯、實證、價值、比較、哲學研究方法。參見莫紀宏主編：《憲法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莫紀宏著：《現代憲法的邏輯基礎》，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等。
[xviii]有學者認為方法有基本方法與具體方法之分，參見韓大元、林來梵、鄭賢君著：《憲法學專題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頁。也有學者認為方法有根本方法、普通方法、具體方法之分，參見林來梵著：《從憲法規范到規范憲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本文認為方法有方法論與普通方法、具體方法之分，憲法學者一般談及的方法事實上都是具體方法，而很少從方法論角度談及方法，方法論關涉到憲法的政治哲學或者其他理論基礎，他決定學者的“立場”。有關方法論的書籍主要是政治哲學或者法理學、法解釋學方面的，本文不一一提及。
[xix]一般而言，政治哲學是憲法學研究的方法論基礎，當今憲法學研究的方法論基礎主要有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三種政治哲學基礎，其中自由主義又因具體觀點不同可分為形形的各種派別，除了上述三大派別外，其他如功利主義、社群主義、文化多元主義、女權主義等也是政治哲學的派別分支。參見[加]威爾·金里卡著：《當代政治哲學》，劉莘譯，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版。
[xx]參見林來梵著：《從憲法規范到規范憲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頁。
[xxi]最先的政治學研究會和憲法學研究會沒有分開，憲法學研究從屬于政治學研究，第一界憲法學研究會成立后，憲法學研究與政治學研究開始在體制上分開。
[xxii]斯密特把憲法分為與憲律，前者主要是掌握制定憲法權力者，對一個政治實體存在的形式及屬性，所作的政治決定。參見吳庚著：《憲法的解釋與適用》，三民書局2004年版，第17—18頁。
[xxiii
]參見[德]卡爾·拉倫茨著：《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楊仁壽著：《法學方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這兩本書都以“法學方法論”命名，但是談及的都是民法解釋學的內容。
[xxiv]所謂注意中國問題面向的研究者主張解決當代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是憲法學研究的根本，憲法學研究要注意不同的利益問題，人的利益是憲法學研究的邏輯起點，國家權力要尊重不同的利益，憲法的精神在于規范、控制、保障國家權力，以達致尊重人的利益和人權保障的最終目的，憲法學研究的核心范疇是國家權力和個人自由，用憲法來規制國家權力以達保障個人自由之目的是憲法的基本價值所在，其中違憲審查機制是制度性保障，因而是憲法學研究的最重要課題。這種研究范式被稱為“利益——權力”模式。其研究特點是把研究方法融入到所探討的問題中，不具體討論研究方法，但是運用了研究方法。探討相關問題的論著參見胡錦光著：《中國憲法問題研究》，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憲法的精神》，載王鍇著：《公法論衡》（代序），人民日報出版社2004年版。胡錦光著：《尊重利益是建立和諧社會的基本前提》等。參見/include/shownews.asp？newsid=5604.
[xxv]至于憲法學要研究什么樣的“問題”和“范疇”、如何獲得“問題”等，不是本文的主要探討內容。
[xxvi]國外學者除日本外很少有專門探討憲法學研究方法的。比如德國阿列克西是方法論大師，其名著《法律論證理論》探討了方法，但是在其《憲法權利理論》（ATheoryofConstitutionalRights）一書中也沒有專門探討方法的章節，只是其研究過程中方法自覺性很強，閱讀過程中可以感受到。美國的憲法學著作也很少有探討憲法學研究方法的。在憲法學研究比大陸發達的我國臺灣地區學者也很少在自己的著作中專門探討憲法學研究方法，參見臺灣學者的憲法學論著如陳慈陽著：《憲法學》，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法治斌、董保城著：《憲法新論》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吳庚著：《憲法的解釋與適用》，三民書局2004年版等。
一、國家開放大學法學本科畢業論文考核機制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國家開放大學法學本科畢業論文考核機制的現狀
畢業論文寫作是開放教育中的重要環節，是提高學生專業素質，達到專業培養目標的必要步驟，在整個教學過程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為了規范畢業論文的寫作和指導，中央廣播電視大學于2002年5月出臺了《關于“中央廣播電視大學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與開放教育試點”法學專業本科畢業論文工作的意見(試行)》。
1．畢業論文基本要求。選題必須是法學專業范圍，不能用專科畢業論文替代本科畢業論文。畢業論文形式必須為學術性論文，不能用法學案例評析、社會實踐調查報告、法律工作總結等其它形式。畢業論文正文字數必須在6000字以上。畢業論文選題不能太集中，本科階段課程內容選題要高于總選題的30%，選題要同我國司法實踐相結合。
2．指導教師資格與職責。本科畢業論文指導教師必須由政治素質好、業務能力強、寫作水平高的老師擔任，一般選用中級職稱或是具有碩士學位的人員。本科畢業初級職稱的教師工作五年以上才有資格擔任本科論文指導教師。本科畢業工作五年以上的審判員、檢察員、律師也可以被聘為本科畢業論文指導教師。指導教師指導學生選題，資料收集、寫作方法的運用、文獻檢索、寫作提綱的擬定、督促學生按寫作計劃完成初稿;論文初稿進行審閱，提出修改意見;對論文定稿進行成績初評，書寫評語。
3．論文答辯及成績評定。開放教育法學本科學員須全員參加畢業論文答辯。答辯組由3人組成，答辯主持人須具備高級職稱，答辯組由電大教師和外校答辯教師組成。法學本科畢業論文成績的認定除了要看畢業論文的本身質量外，還要看學員現場答辯的情況，通過答辯來檢驗論文是否為學員本人完成。成績分為不及格、及格、中等、良好、優秀五個等第。優秀人數不得超過參加答辯總人數的20%。
(二)開放教育法學本科畢業論文考核機制中存在的問題
1．教學計劃中學術訓練課程缺失。開放教育法學本科教學計劃中沒有論文寫作課程，課程考核方式也都是考試形式。學員沒有經過專門的學術訓練，缺乏論文寫作的能力。學員不知道如何收集資料，不知道如何撰寫研究綜述，不知道論文的布局謀篇。雖然有開設《法律文書》課程，但講授內容為司法機關、公證機關、仲裁機關法律文書的規范和要求，并非學術論文技能的訓練。
2．畢業論文表現形式單一。畢業論文只能寫學術型論文，導致部分學術功底差，但實踐經驗豐富的學員興趣不大。學術型論文需要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格式，束縛了學員的手腳，難以調動學員的寫作熱情，不能充分發揮學員的經驗優勢。
3．畢業論文答辯過場化。答辯過程中有一部分學員答不出來答辯教師提出的問題，部分學員法學基礎知識欠缺不能很好的回答提問，但為了能讓畢業率達到一定的比例，答辯主持人往往會放寬答辯要求，一個班級只留下一兩個最差的同學不通過，其他同學即使再差，也送個及格分數。導致整個論文答辯過程不是很嚴謹，學員認為通過太容易，不能夠引起學員的重視，不利于論文寫作質量的提高。
4．存在抄襲和購買論文的現象。開放教育學員因為沒有時間或是因為能力不足無法按時完成畢業論文，但為了畢業，就去網上抄論文或是花錢買論文，助長了不正之風，構成了學術腐敗。
二、開放教育法學本科畢業論文多元化的機遇和挑戰
(一)國家開放大學的成立為開放教育法學本科畢業論文多元化創造了條件
電大開放教育法學本科過去是同中國政法大學聯辦，在教學和畢業論文寫作等環節受聯辦學校的制約。2012年國家開放大學在人民大會堂正式揭牌成立。國家開放大學可以設置本科專業，按教育部規定，首批設置本科專業為19個，這19個專業有獨立發放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的資格，其中就包括法學專業。國家開放大學可以自主設定教學計劃，決定畢業論文的形式。可以說國家開放大學的成立為開放教育法學本科畢業的改革提供了可能性。
(二)國家開放大學人才培養目標也需要開放教育法學本科畢業論文多元化
開放教育的教學具有開創性［4］，開放教育法學本科畢業論文的多元化必將更加適合成人學生，更符合開放大學培養應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應用型法律人才，應具備高尚的職業道德，具備扎實的法律專業知識，具有嫻熟的法律職業技能，能夠公平合理地處理法律糾紛。［5］調查報告、案例分析等形式更有利于學員將法學理論同自己的實踐經驗相結合，對學員的職業技能的提高更有幫助，更有利于促進知識向技能的轉變。
(三)開放教育法學本科畢業論文多元化有利于法學教師自身素質的提升
電大系統的法學教師在學歷、教學水平和業務能力上和普通高校的教師都有一定差距，這其中有制度的原因也有電大系統自身的原因。省級電大以下的法學教師無法兼職從事律師職業，導致這些法學教師無法案件。電大系統組織的法學教師業務培訓數量也不多，省級電大的老師還有機會參加培訓，基層電大法學教師很少有機會參加培訓。一所基層電大，法學教師只有一兩個，教研活動很難開展，在教學壓力不大的情況，教學技能很難提高。如果開放教育法學本科畢業論文多元化，將促進促使教師知識更新，并提高法學實踐能力。
三、普通高校法學本科畢業論文多元化改革的嘗試
(一)安徽財經大學法學院
如果學生的學術功底較好，可以通過撰寫傳統畢業論文來獲得學分。此外，學生還有其他選擇，或是在有國際國內刊號的雜志上，或是提交社會實踐調查報告。還可以選擇模擬審判案卷及審結報告或法律意見書作為畢業論文成果形式。畢業論文的形式確定后，不得隨意更改，確需更改的，須報指導教師同意，并須重新開題答辯。
(二)武漢大學東湖分校法學院
武漢大學東湖分校法學院實行畢業論文“雙軌制”改革，在法學專業114名大四學生中，推行法庭模擬審判和論文結合的方式，法庭上的表現和制作完整的卷宗占60%，論文占40%。目前，此項改革尚未全面推開，該校采取自愿選擇方式，在2011屆114名畢業生中，已有22人選擇了“上法庭”模式，其余學生還按傳統模式寫作畢業論文。［6］
(三)山東大學威海分校
法學本科生科研立項、“挑戰杯”全國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暑期和寒假社會實踐活動的優秀研究成果經鑒定程序直接轉化為畢業論文。
(四)中國政法大學
中國政法大學本科畢業論文除了學術型畢業論文形式之外，新增案例分析、畢業設計和調研報告三種形式。［7］
(五)西南財經大學法學院
2008年年底，西南財經大學法學院宣布改革舉措:2009年畢業的本科生必須寫案例分析，而且必須是具有爭議、比較新穎、有研究價值的案例。［8］
(六)華僑大學法學院
法學院要求畢業生在實習過程中，復印一個已結案件的全部卷宗。案件可以是刑事案件或民商事案件，也可以是行政案件或其他案件，但復印卷宗必須完整。根據該卷宗呈現出來的證據材料，對該案件的性質和判定結論進行分析，并撰寫案例評析報告，內容包括:案件的簡介、證據的認定(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實體法和程序法)以及最后的認定結論。畢業生在答辯的時候，必須帶上復印的全部卷宗，以便備查，期間要求畢業生先介紹該案件的情況，并提出自己的處理意見以及事實與法律根據。答辯老師可以根據該案件的具體情況，從實體法和程序法的角度，對案件處理提出問題，要求學生回答自己是如何處理案件以及認定結論的事實與法律根據。答辯老師根據畢業生撰寫的案例評析報告的質量和答辯的表現進行評分。［9］
四、開放教育法學本科畢業論文多元化制度設計
國家開放大學可以嘗試畢業論文改革，既保留傳統畢業論文，也采用其他形式。
(一)傳統型畢業論文
論文的選題必須是法學專業范圍，選題要結合自己的工作實際，切記題目不能過大，如在題目中出“中國”或是“我國”等字樣，撰寫的論文能夠解決生活或是工作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學員論文選題盡量不要重復，最好一人一題。在論文的格式和學術規范上要嚴格要求學員，論文格式必須符合要求，字數不少于6000字。論文的復制比必須控制在規定范圍之內。論文理論性方面的要求可以適當降低，論文的寫作著重在于培養一種法律思維能力，重在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結合。根據開放教育法學本科學生的工作性質和生活閱歷，引導其選擇能將工作經驗、生活積累都運用起來的題目，以充分發揮社會經驗豐富，動手能力強的優勢，而避免了理論基礎相對較薄弱的劣勢，從而揚長避短，寫出具備電大畢業論文特色的高質量論文。［10］
(二)調研報告
在課程教學過程中，輔導教師可以通過專題討論、主題辯論、布置小論文等方式，引導學員將自己的工作實踐同法學專業課程相給合，確定調研主題。教師要對學員的調研活動及調研報告的撰寫進行指導，提高學員運用法學知識解決和分析實際問題的能力。調研報告原始材料應真實可信，調研內容應具有較強的典型性、實證性和時效性，調研材料能有效支持調研報告，調研報告能解決實際問題，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審視現有法學理論，研究報告有一定的指導意義。調研報告應格式規范，內容明確、資料充實、方法科學、結論可靠，字數不少于10000字。
(三)模擬審判
模擬審判是一項最綜合、最全面的實踐性環節，通過一個模擬法庭的組織與演練，可使參加的學生熟悉相關的訴訟程序、掌握所涉及的各種訴訟法律文書的寫作，培養他們的組織能力、善辯能力及綜合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11］。輔導教師帶領學員去法院旁聽，和學員共同確定模擬法庭選用案例，確定模擬法庭開庭計劃，指導學員完成所有訴訟文書的撰寫。模擬審判適用普通一審程序。模擬審判全過程的演示，不僅要求學生具有扎實的專業知識，更是對其組織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寫作能力的一次全面考核，而法律文書和判決書的撰寫又可以檢測學生對所學理論和法律條文的實際運用能力［6］。沒有撰寫法律文書的學員可以撰寫審判總結上交。輔導教師根據學員在模擬審判過程中的表現及提交的訴訟文書和總結給學員打分，審判過程中的學員演示表現占總成績的60%，提交的訴訟文書或是總結占總成績的40%。
(四)
鼓勵學員在讀書期間撰寫、，學校對公開的同學依期刊的不同級別給予一定的補助。公開發表的論文選題必須是在法學專業范圍之內，作者所屬單位必須是學員就讀的學校。論文應符合學術規范，沒有學術不端行為。學校對學員上交的發表過的論文進行成績評定時要進行學術不端檢測。論文應當觀點明確、論證充分、方法科學、邏輯嚴密、層次清晰、結構合理。在南大核心期刊和北大核心期刊上的發表的論文只要達到4000字即可，在其它公開出版且有國際和國內刊號的刊物上發表的論文要達到6000字。在公開出版的論文集或其他公開出版的編著中發表，且字數在6000字以上的學術論文，應具備申請認定的資格。
(五)審判卷宗
在法院工作的學員或是參加法院實習的學員可以對本人審判或是參與過的案例進行歸納、匯總、分析和總結。要求學員提供完整的案件卷宗，卷宗及審結報告要符合格式要求，要對案件的基本經過、案件中證據的采信、法律的運用情況進行詳細的描寫，以不少于4000個字為宜。
(六)論文獲獎
關鍵詞：音樂；聲樂教學；情感
一直以來，聲樂教學總是圍繞著解決開喉嚨、呼吸、喉頭等技術問題來進行。傳統教學中過于強調肌肉運動的技術能力，忽視了人的情緒性格等因素，造成技術的不全面，使專業的學習較為艱難。聲樂學生整天努力練習的不是如何進步，而是忙于解決各種聲音的毛病。許多聲樂前輩和老師說。學習聲樂就是建立好的“歌唱樂器”，就是“發聲機器”的訓練過程。然而這種單一的將發聲技能作為聲樂教學的全部的教學方法，是不能真正達到聲樂教學效果的。聲樂是技術和音樂的結合，它需要一個整體協調的狀態，包括情感控制、咬字狀態、心理穩定等方面，僅僅練習發聲技術不但學不好技術，還會影響歌唱的美感。實際上聲樂就是正確的說話，歌唱最終是表達感情的。歌唱的內容是歌曲的音樂情感和音調，其他的練習都是輔的。而且每個人對聲樂技術的感受都是不一樣的。而教師最終的責任就是幫助學生穩定狀態，建立起學生個人的演唱技術狀態。優秀的教師是不拘于某種教學模式的，而是通過合適的教學方法達到教學目的。結合多年的教學實踐，筆者得知以音樂中心，通過表現音樂形象來調整發聲技術的聲樂教學方法事半功倍。
一、建立以音樂為中心的整體教學觀念
聲樂是音樂、詩歌和演唱技巧完美結合的藝術。好的演唱必須建立在科學的發聲技巧、豐富的情感體驗和濃厚的文化底蘊基礎之上。因此，作為教師必須從“重技輕藝”的誤區中走出來，使自己具有較高的文學修養、史學修養、語言修養、美學修養和音樂理論修養，建立以音樂為中心的整體教學觀念。作為藝術的一個分支，音樂是聲樂藝術中的重要內容，教師應從培養學生音樂內心聽覺與音樂意象人手，在聲樂教學實踐中，通過長期刻苦的音樂藝術訓練，融入練習者的創造性，并依靠練習者的情感、經歷、修養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不斷促進聲樂藝術的表現。技與藝，即聲與情，一向是歌唱中血肉相連的兩個部分。發聲、咬字、吐字和隋感的表達構成歌唱的整體，二者不可分割。歌唱的人聲是以人身的整體作為樂器從事歌唱的，絕非只靠嗓子、氣息或共鳴就能單獨完成。歌唱是全身心都參與的一種表演藝術，歌唱應成為諸種因素融匯于一個整體中的扣人心弦的完美藝術。換言之，只有聲情并茂，技藝結合，才能使歌唱達到感人的境界，產生沁人肺腑的藝術效果。聲與情辯證統一，相輔相成。不論是專業歌唱者還是業余愛好者，在平時的訓練中，要加強整體歌唱的意識，使歌唱發聲與情感表達同時進行，使聲、字、情成為一體，養成用心靈歌唱的習慣。由于每個人的生理條件不同，嗓音也有差異，在聲樂教學中整體訓練尤為重要，它不僅包括歌唱呼吸的整體訓練、歌唱語言處理，歌唱心理的訓練等，更重要的還是歌唱的魂——音樂的訓練。從開始練聲起，就要同音樂結合起來，即練聲也要有良好的樂感。音程、音階的練習中，一方面是肌肉、音準、氣息、共鳴等方面的技術練習，同時它們又都是樂曲的組成部分，要給它們以音樂的活力和生命。因此練聲一開始，要求每個歌唱者把音程、音階、練聲樂句也唱得悅耳、動聽。以上我們可以領悟到，在歌唱發聲的過程中，呼吸、共鳴、吐字、表現缺一不可，它們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這就是我們所要求的“整體歌唱”的含義。
二、有內涵的練聲
歌唱發聲練習的目的，簡言之，就是將歌曲演唱中對聲音所需求的各種技術環節，通過有規律、有步驟的發聲練習，逐步提高歌唱發聲的生理機能，調節各歌唱器官的協作運動，養成良好的歌唱狀態，使歌唱發聲的技術成為歌唱表現的有力手段，為達到聲情并茂的演唱效果服務。發聲練多因為沒有歌詞的原因，被認為是沒有情感內容的，屬于純粹技術練習，如單個音素、音節的發音練習，擴展音域的練習，提煉音質的練習等等。其實不然。即使是單個長音，假使我們用不同的情緒來表達，也將出現多種聲音音色、音質的表達方式。在歌唱中“聲和情”永遠都是緊密聯系的。例如：我們在心情愉快時發出的聲音是甜潤、溫暖的，而板著臉孔則會發出冰冷、干澀的聲音，即便符合練習要領，聲音效果也是差強人意的。發音正確基本方法的掌握，是為了利于更大程度地表情達意，而不是單純地追求聲音。愉快、溫暖的發音應是歌唱時的最基本聲音色調，它可以使聲音柔和悅耳，聲隨情走，充分做到有聲有情，情托聲，聲含情。
在聲樂教學中，練聲過程是整體教學過程中的重要環節，如何讓學生從枯燥的練聲技能中擺脫出來，就需要運用音樂的魅力，發揮練聲曲的作用。在練聲前，首先要求學生在思想上作好準備，借助發聲練習曲調的旋律，訴說自己的心情和愿望，抒發內心的情懷。例如：5432｜1——這一短小的練聲曲，可以引導學生想象這個練聲曲的旋律是對“彩虹”的描繪，提示學生用聲音來描繪彩虹的形狀，以及用“雨后見彩虹”的欣喜心情來進行發聲練習。如此，簡單枯燥的練聲曲就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學生會用愉快的心情去完成，最終達到練聲目的。同時，在發聲練習過程中，結合字聲練習(帶詞練習)要求根據詞意思維有想象、有意境、有畫面、語氣有表現、聲音有樂感、有感情地去唱。力求做到字正腔圓、以情帶聲、聲情并茂，慢慢地向歌唱歌曲作品過渡。
三、“以情帶聲”的歌唱訓練
歌唱是最富有情感的藝術，更是人類心靈對世界感應的產物，是以歌唱聲音為物質材料的人類精神喚醒及生命升華的展開形式，它以獨特的藝術表現形式展開其價值，充分體現了人類情感表現的自我創造與追求，是情感的美化和升華。在歌唱的諸多環節中，“情”是最重要的，在歌唱中起主導作用，是聲音的靈魂。匈牙利音樂教育家柯達伊指出：“藝術的精髓并不是技術而是心靈，一旦心靈可以毫無障礙地自由表達，便能創造出完整的音樂效果”。意大利著名的歌唱家卡魯索認為“歌唱是一種樂趣，而不是為了追求一種效果而作的技術掙扎。”他在歌唱時聽從心靈的支配，超越技術對他的影響，他的感情是他歌唱中唯一的導師。北京曲藝界也有著“說書一股勁，唱曲一段情”的藝諺，要求演唱者以充沛的內在情感統領、調動聲音，以顯示情真意切、優美動人的雙重藝術魅力。因此，筆者認為在聲樂教學中將學生的注意力集中到歌唱的情感表達和歌唱的藝術表現上，會給課程的整個過程帶來一個良好的開端。
歌唱前讓學生充滿激情地朗誦歌詞，醞釀感情，根據歌詞的內容與情緒決定抑、揚、頓、挫的聲調和字的噴口力度，形成自如生動、富有感染力的語氣。在此基礎上鼓勵學生把握歌唱內容所要求的總體形象，在腦海里形成“內心形象”，從內心視覺、聽覺上感受音高、節奏、發音及內容表達的理想效果，引導學生感受音樂，表達情感，積極地投入歌唱——即“以情帶聲”的歌唱。它就好像講故事時的高低起伏，抑揚頓挫。這種忘掉技術、注重表達歌詞內容的歌唱才能打動觀眾。例如在《節日歡歌》歌唱訓練中，啟發學生懷著激動興奮的情緒，表現節日中歡快的氣氛。學生在跳躍生動的音樂指引下，自然而然的就能運用光彩明亮、流暢生動的高位置聲音來演唱，無須過多的聲樂術語做解釋。同樣在教授歌曲《黃水謠》時，首先讓學生了解音樂的背景，以及音樂所要表現的三個截然不同的層面，力圖讓學生從音樂中感受三種不同的情感，而后的演唱比單從聲音技巧來訓練、要求學生要有效果。如此的“以情帶聲”的歌唱訓練，充分發揮了音樂的作用，讓學生展開了想象的翅膀，使他們從復雜的歌唱技巧中解放出來，從中真正感受到所帶來的強大的藝術感染力，體現了歌唱的本質。
《數學課程標準》從“知識與技能”、“數學思考”、“解決問題”、“情感與態度”四個領域對義務教育階段的課程目標作了較為具體的闡述，重視過程性目標和發展性目標是小學數學教育改革的重要方面。我們應根據課程目標，在恰當對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評價的同時，加強過程性評價，重視發展性評價，即評價內容應體現“五性”。以第一學段為例：
1．基礎性。包括認識數（萬以內的數、小數、簡單的分數）和常見的量；了解四則運算的意義，掌握必要的運算（口算、估算、筆算）技能；認識簡單的幾何體和平面圖形，感受平移、旋轉、對稱等現象，獲得初步的測量（估測）、識圖、作圖等技能。
應強調的是，學段目標是該學段結束時學生應達到的，應允許一部分人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隨著知識與技能的積累逐步達到。在評價學生的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時，應重點考察學生結合具體材料對所學內容實際意義的理解，以理解能力與應用能力評價為主。如：用對話方式呈現“小兔采蘑菇”情境：小白兔說“媽媽，我采了25只蘑菇。”兔媽媽說“我比你采的多得多。”小黑兔說“我采的比小白兔多一點。”小灰兔說“我采的比小白兔少一些。”請在62、30、18這三個數中選一選,它們各采了多少只蘑菇。讓學生結合具體材料感受“多得多”等詞語的含意，體會數的相對大小關系，學習用數來表達和交流信息。
2．思考性。是指從數學的角度觀察世界、獲取信息、思考問題的能力；初步的空間觀念；簡單的分析、推理、歸納、類比等思維能力；能簡單的、有條理的思考。
“形成解決問題的一些基本策略”是課程目標的重要方面，教學中必須通過講解、示范和實踐等方式幫助學生獲得有關解決問題的策略性知識，而且，這些策略性知識還應該用評價的方式來激勵學生學習。學生需要教師對他們個人的創造性的方法加以反饋、總結和評價，從而認識解決問題的本質。如；調查本班同學最喜歡看的電視節目，學生中出現了“畫正字”、“舉手點數”、“分邊站在一起數”等多種收集數據的方法，都應該得到尊重和肯定，讓學生感受到收集數據方法的多樣性。
3．應用性。是指能從現實生活中發現、提出并解決數學問題，有較強的問題意識和應用意識；體會解決問題策略的多樣化；有與他人合作交流的體驗；學會表達解決問題的過程和結果。
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是未來人才的重要素質之一，也是創新能力的具體表現。要把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能力作為評價的重點。如：學習“認識物體和圖形”后，找一找生活環境中有哪些物體的形狀是我們認識的，并說說為什么要做成這樣的形狀，比如足球不做成球體的行嗎？汽車做成球體好嗎？讓學生用頭腦中已形成的幾何概念和對圖形特征的體驗,描述所處的生活空間，解釋發現的生活現象。
4．實踐性。是指主動地運用知識以操作的方式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體驗解決問題的過程；感受數學的價值和用數學的樂趣。
單純的一張測試卷已不能有效地評價學生的操作技能和實踐能力。除通常的測試外，還可進行具有操作性和實踐性的考查。期末測試可以由口算試題、檢測試題（基礎知識、綜合應用、智力沖浪）、實踐試題三部分組成。實踐試題充分體現開放性，允許學生在一定時間內與他人合作完成。如：認識鐘表后，讓學生設計并向同學們介紹自己一天的作息時間表，以此督促自己每天的學習和休息；初步學習統計知識后，讓學生獨立或合作選擇感興趣的事物，收集和整理數據，畫出條形圖，在全班展示出來，并根據統計情況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5．人文性。包括對數學感興趣，積極參與數學活動；能克服學習中的一些困難，獲得成功的體驗，有學好數學的信心；感受數學與日常生活的密切聯系，感受數學思考過程的合理性；有改正錯誤、大膽質疑的學習態度和習慣。
學生的情感體驗是重要的學習產物和素質，甚至是學生終身受用的。教學中要充分重視學生在數學學習中的情感投入，提供具有愉、充實感的數學學習活動，尤其要通過有效的評價不斷地給學生以“有趣”和“成功”的體驗。在期末（中）時可進行等級評價和定性描述評價。有位教師做了如下嘗試。
等級評價建議：
等級
評價標準
優秀
喜歡數學，能積極參加數學活動；有毅力，能主動克服學習中的困難；有自信心，敢于大膽表達自己的想法。
良好
對數學感興趣，能積極參加數學活動；能克服學習中的困難；有學好數學的自信心，能說出自己的想法。
中等
能在教師組織下參加數學活動，能克服學習中的困難。
二、追求評價方法的多樣性，促進學生主動發展。
《數學課程標準》指出：對學生數學學習的評價，要關注學生學習的結果，更要關注他們學習的過程，要關注學生數學學習的水平，更要關注他們在數學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情感與態度。發展性學習評價方法必須打破將考試作為唯一評價手段的壟斷。
1．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結合。
長期以來，學習評價存在著以“硬”為標志的實證化評價方法和以“軟”為標志的人文化評價方法的分野與矛盾。前者過于注重量化因素，一些無法量化的實質性問題常常被排除在評價之外。而后者盡管在評價過程中無法保證客觀公正，但更多地考慮人的需要和價值，注重人的心理感受和情感體驗，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對話和交流，從更適合人性的角度進行學習評價。發展性學習評價應采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式，定量評價可采用等級制，定性評價可采用語言描述，兩者相輔相承。在數學學習評語中，應更多的關注學生已經掌握了什么，獲得了哪些進步，具備了什么能力。通過鼓勵性的語言，客觀、公正、全面的描述學生的學習狀況，充分肯定學生的進步和發展，同時指出在哪些方面具有潛能，哪些方面存在不足。這樣有利于學生樹立學習數學的信心，明確自己努力的方向。如；一學生對一些題目都能做，但速度卻有些慢。可以這樣進行評價：優（四顆星），如果做題速度再快一些，那就是五星了，多神氣啊！希望你繼續努力，相信五星會屬于你！學生閱讀了這個評語后，獲得的是成功的體驗，學好數學的自信心，以及爭取更大進步的動力。
在等級評價中，還可以根據兒童的心理特點，用生動有趣的圖案來形象的表示。如用不同的臉譜、不同的顏色、不同的花朵、不同的印章等表示等級。
2．終結評價與形成評價并重。
以往對數學學習的評價，只是以學生考試成績的優劣作為評價標準，這樣必然會加重學生的學習負擔，造成學校、教師和學生重分數輕能力、重結果輕過程等弊端，嚴重影響了學生的全面發展。新的評價理念要求淡化分數概念，關注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變化與發展，關注學生的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形成與發展。除了單元、期末的測評用“等級加評語”的方式外，更應該在課堂上、作業中，用口頭表揚、寫在作業本上的短語、可收入“成長記錄袋”中有關獎勵等方式，對學生的數學學習進行適時評價，發揮評價的激勵作用和改進功能。
教師在日常教學行為中，要最大限度地挖掘學生的閃光點，進行“激勵式評價”，例如：“你的想法很獨特！”“你們用自己的智慧解決了問題！”這樣能在學生內心深處形成一股強大的心理推動力，在潛意識里產生向表揚目標努力的追求。任何一個學生在發展過程中總存在著個性差異，教師要從實際出發，區別對待，做到“一把鑰匙開一把鎖”。對學習有困驗、學習缺乏主動性的學生來說，教師更應該做好“期待式評價”。如：學生遇到困難，回答不出問題時，教師可以說：“你肯定能行，再動動腦子，好好想一想！”在教師真誠的期待中，學生能產生積極向上的情感體驗，在不斷的嘗試中獲得成功。教師要尊重學生的人格與情感，采用“接納式評價”，以防止學生形成自卑、自負或自欺等錯誤的自我觀念，學生的情感表現往往不同，教師應接納學生的個性表現，改變以往非對即錯的程式化評價，體現評價的可接受性，以促使學生自我反思，取人之長，補已之短。教師對學生信任、親切的情感流露，不僅能縮短師生雙方在心理上的距離，使學生得到自我肯定和心理滿足，而且會激起他們對教師的信任和愛戴。采用某些動作（如鼓掌、點頭、拍拍肩膀、豎起大母指等）或表情（微笑、凝視、皺眉、沉默等）等進行“親近式評價”，保護學生的自尊心，讓學生得到積極的心理暗示，獲取激勵的信息。
對學生進行評價時還可用一些學生喜愛的卡通標志或圖案，如：用“丹頂鶴”代表見解獨特，用“小猴”代表獨立思考，用“蜜峰”代表仔細認真，用“大雁”代表團結合作，用“啄木鳥”代表質疑問難，用“白鴿”代表作業整潔，這樣更富有童趣的評價方式，能激發學生主動、積極地參與學習活動。
3．靜態評價與動態評價互補。
發展性學習評價要關注學生的發展進程，重視學生個體過去與現在的比較，著重于學生綜合素質的增值，而不是簡單地分等排序，使學生真正感受到自己的進步。如果對學生的數學學習只進行單純的靜態評價，學習基礎好的學生總是排在前面，而基礎差的學生即使付出很大努力，也可能排在后面。這樣，前者容易產生自滿情緒，不思進取，而后者也容易喪失信心，自暴自棄。為避免出現這種現象，可進行動態評價，以促使不同層次的學生得到各自最大的發展。如有的學校的測試卷按難易程度分為A、B卷（或A、B選題），學生可以依據自己的情況自主選擇。選擇B卷（或B題）的也能得到五星，獲得成功愉悅，樹立起學習信心。選擇A卷（或A題）的能感受到數學的挑戰性，激發他們向更高的目標邁進。如果學生自己對某次測驗答卷覺得不滿意，可鼓勵學生提出申請，允許他們進行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測驗，直到達標或獲得滿意的成績為止。這種“推遲評判”淡化了評價的甄別功能，突出反映了學生的縱向發展。特別對于學習有困難的學生而言，能讓他們看到自己的進步，從而產生學習動力。
三、追求評價主體的多元性，促進學生和諧發展。
發展性學習評價應由主觀評價和客觀評價協同作用來完成。應形成學生自評、同伴互評、家長參評、教師綜合評定的民主的、開放的、網狀結構的評價體系。
新課程要求“以人為本”，學習過程就要體現“自主學習、合作探究”的主旋律。學生是學習活動的主體，同樣是評價學習活動的主體。對于學習過程中的一些情感體驗，如是否喜歡數學，對學習數學是否有信心，學生的感受是最直接、最真實的。讓學生反思學習過程，有利于增強學習信心，提高學習能力。如：有位教師在教學了“拼組圖形”之后，對學生進行操作測試，組織了學生自評。
學生自評：姓名＿＿＿
測試方法
自評
1．用七巧板（或其它學具）拼出喜歡的圖形。2．介紹自己的作品。3．回答同學的提問。
合作學習是學生數學學習的一種重要方式。在小組合作中，學生所表現出來的各種素質，他是否積極參加小組活動，是否有自己的觀點和想法，小組內的伙伴們相互最了解，因此，同伴互評也是很有必要的。這樣能培養和發展學生的合作意識和協作能力。同時，學生能看到別人的長處，認識自己的不足，樹立起學習的榜樣，也學習了客觀公正地評價別人。如：有位老師在教學“統計”之后，組織了小組內同伴互評。
小組互評：姓名
評價內容
評定等級
真棒
不錯
加油
獨立探究問題的能力。
小組合作學習的表現。
發言的積極性和條理性。
由于家長與孩子之間的特殊關系，家長的評價對孩子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可以利用評價手冊、家校聯系卡、課外作業、實踐活動，經常對學生進行評價，以發揮家長在學生成長中的作用。
教師是教學活動的組織者、指導者和參與者，是評價學習活動的主要成員。教師應協調好學生、同伴、家長之間的關系，做好綜合評價工作，以發揮多主體評價的“合力”作用。如：有位老師在期中時組織了對學生個體的綜合評價。
數學學習活動情況評價表（選擇后打√）姓名
評價標準
自評
互評
師評
爸爸媽媽對我說
五星
四星
三星
五星
四星
三星
五星
四星
三星
喜歡上數學課，積極參加數學活動。
在小組活動中積極主動，能聽取他人的意見。
總是很認真的完成作業。
具有學好數學的自信心，能克服學習中的困難。
有獨立思考的習慣，敢于大膽發表自己的見解。
在評價學生的同時，還可組織學生評價教師的教學。教師要創設輕松、民主的課堂氛圍，讓每個學生都有安全感，敢于對教師進行評價。可以就“老師，我喜歡……”、“老師，我不喜歡……”、“老師，我想說……”等話題，讓學生大膽地對教師提出要求，作出評價。這樣不但有利于教師改進教學，而且能提高學生的民主意識，促進師生關系的和諧發展。
評價主體多元化的形成，從不同角度為學生提供了有關自己學習的發展狀況的信息，有助于學生更全面地認識自我。學生的每一點進步，教師的每一次鼓勵，家長的每一份關愛，都會對學生的成長產生積極的作用。
發展性學習評價改革是課程改革的一個難點，還存在著評價的科學性與可行性，評價的激勵性與客觀性等方面的矛盾。如何發揮評價的檢查了解、反饋調整、展示激勵、反思總結、紀錄成長等功能，怎樣找到簡單可行又有較好促進作用的發展性評價方法，有待于我們在鮮活的教學實踐中進一步的深入研究。我們相信，評價之花將在教改園地里更加徇麗多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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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前房積血眼外傷眼球損傷臨床分析
眼球損傷后，虹膜血管滲透性增加或由于血管破裂出血，血液積聚在前房稱外傷性前房積血。外傷性前房積血多見于眼球挫傷，是一種常見的并發癥，國內統計約占門診眼球挫傷病人的11.3%，住院病人的39.8%，輕者可以自愈，多數可在6天左右完全吸收，視力恢復，但大量出血或反復繼發性前房積血，繼發青光眼及角膜血染者可以致盲。
前房積血為虹膜睫狀體血管破裂所致，多見于眼外傷，當積血量大或繼發出血可引起繼發性青光眼，角膜血染等嚴重并發癥，損害視力。我院自2005年10月至2009年10月共收治外傷性前房積血40例，總結分析如下。
1臨床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40例均為單眼，男30例，女10例，發病年齡為8～68歲，平均年齡為38歲，右眼22例，左眼18例。致傷原因：玩具槍子彈擊傷7例(16.6％)，石塊、鐵塊、木棍等擊傷16例(39.5％)，拳擊傷10例(31.3％)，啤酒瓶蓋、鞭炮等傷7例(15.6％)。傷后立即就診30例，3天內就診6例，1周就診3例，2周就診1例。
1.2分級及分類
I級：前房積血少于前房容量的1/3，Ⅱ級：占1/3至2/3，多于2/3為Ⅲ級。本文32例中Ⅰ級10例(31.2％)，Ⅱ級8例(25.o％)，Ⅲ級14例(43.8％)。原發性出血28例，繼發性出血4例。
1.3眼部并發癥
眼外傷造成前房積血的同時，還可以引起眼前、后段的其他損害。主要是外傷性瞳孔麻痹20例，占25%；繼發性青光眼18例，占22.5%；視網膜震蕩12例，占15%；玻璃體積血10例，占12.5%；角膜血染2例，占2.5%；房角后退2例，占2.5%；視網膜脫離1例，其中有的病例未出現并發癥，有的病例同時出現數個并發癥。
40例病人中，有合并癥18例，虹膜根部離斷6例，視網膜震蕩14例，繼發性青光眼I例，視網膜脫離1例。
1.4方法臥床休息，取半臥位，適當應用鎮靜劑。應用止血劑，可聯合應用糖皮質激素。可不擴瞳、不縮瞳。出現虹膜刺激癥狀時，及時散瞳。注意觀測眼壓，眼壓升高時，應用降眼壓藥物。每日觀察積血的吸收。積血多，吸收慢，伴眼壓升高，經藥物治療眼壓仍不能控制，應作前房沖洗術。有較大凝血塊，可切除。以避免角膜血染。盡快促進前房積血的吸收，防止或控制繼發性青光眼、角膜血染等。前房積血3天內使用止血藥無活動性出血，3天后立即停藥；靜點20％甘露醇250ml，每日1次；皮質類固醇眼藥水點眼；⑤積血長時間不吸收，眼壓升高，作前房穿刺沖洗。
2結果
3天內吸收者19例，占48.8％；4至7天吸收者18例，占45.8％；7至15天吸收者2例，占6.2％，總有效率96.9％；1例20天未見吸收有大量凝血塊，行前房穿刺沖洗后，前房積血清除干凈。
3討論
外傷性前房積血是由于角膜組織的伸展,赤道部鞏膜擴張,晶狀體虹膜隔后移和急性眼壓升高,致撕裂前房角的血管組織所致。常見睫狀體前面撕裂,虹膜動脈大環分支返回支的脈絡膜動脈和睫狀靜脈破裂所致。眼外傷最常見并發癥為前房積血,前房積血的多少與破裂血管大小、多少及血管損傷程度有關。
前房積血是眼球挫傷綜合征中的一種，來源主要為虹膜和睫狀體血管破裂所致。前房積血本身對視力功能影響是暫時的，可隨著血液的吸收而消失，但前房積血的并發癥常可導致嚴重的視力喪失，因此處理原則是在促進積血吸收的同時應特別預防和治療并發癥，制動休息，防止便秘、劇烈咳嗽及避免對眼球施加壓力可有效防止繼發性出血，對活動性出血尤為重要。止血藥不宜長期使用，因為正常人的凝血時間在5rain以內，而大多數患者就診時間距受傷時間均超過20min，因此我們只是短期使用止血藥3天，因為長期使用止血藥促進凝血塊形成，反而不利于積血吸收。甘露醇為高滲脫水劑，能降低眼內壓使房角開放，有利于積血與反應性炎性滲出物的吸收。皮質類固醇的應用可減少炎癥反應，消除小梁組織的腫脹.有利于小梁網的引流，促進出血吸收。對前房大量積血，伴較多凝血塊，20天以上難以吸收者，采用前房穿刺沖洗。防止角膜血染和繼發性青光眼的出現。
此外，前房積血的療效好壞還取決于就診時間，因我院地處繁華街區，大部分患者傷后立即就診，治療后積血均能全部吸收，僅l例傷后2周就診且為Ⅲ級出血，只好采用前房穿刺沖洗。因此搞好眼外傷病人傷后早期就診的宣傳工作很有意義。
外傷性前房積血多伴有眼部并發癥，積極治療前房積血促進血液盡早吸收對及時發現眼部其他并發癥以便及早治療保護視功能很有幫助。我院收治32例病人中，1例并發視網膜脫離，l例繼發性青光眼，2例病人雖視力有所下降，但因治療及時，出院時視力(視網膜脫離病人為術后矯正視力)均達到0.5。因此，我們認為對外傷性前房積血的積極治療對保護視功能極為重要，不能掉以輕心。
參考文獻
科學研究方法在對管理的研究中十分重要。首先，科學方法具有客觀性，是以事實為研究依據的，這使得我們的研究真實可靠；其次，科學方法具有實證性，依靠可以由實踐檢驗的信息，使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點和不同的時間運用同樣的方法可得出一樣的結論；再次，科學方法具有規范性，研究的程序和步驟都是有序、清晰和結構化的。最后，科學方法還具有概括性，因為科學方法研究的結果適用的范圍更加廣泛。所以，在我們日常的管理活動中除使用思辨的研究方法外，還應使用科學的研究方法使我們的研究更加系統、嚴謹更具有說服力。
2管理科學研究方法的歷史回顧
管理科學的發展按照時間的劃分可歸為以下幾個階段：首先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泰勒、法約爾、韋伯為代表的古典管理階段，核心內容就是科學管理思想，以及管理過程和職能分析、組織理論等；第二階段就是20世紀的30到50年代以梅奧為代表的行為關系學說，后來發展到行為科學理論；隨后，20世紀60年代管理科學進入現代管理科學階段，也就是被孔茨所描述的“管理理論叢林”階段，這其中包括了決策理論、系統理論、管理科學及權變理論等。
管理科學發展的過程反映了管理科學研究重心的轉移，古典管理側重于對物、財及管理組織過程的管理，研究方法是以工業工程研究方法及經濟學方法為研究基礎的；人際關系學說行為科學則是建立在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科學研究的基礎上的；而現代管理階段則移植了數學、計算機技術學、統計學等諸多科學的方法論，形成了“管理叢林理論”，而在叢林理論中的各個學派都或多或少地運用了科學的方法。
綜上所述，管理科學研究發展的特征就是管理理論的發展是和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生產組織方式的變化緊密相聯。可以說是這些因素決定著管理理論的發展和變化。現代的管理科學是在實踐中進步，在實踐中發展，并闡釋實踐，引導實踐的。
3管理科學研究方法的特征
談到管理科學研究方法的特征，我們首先應該看到管理科學與其他科學的差異與聯系，這就需要我們為管理科學進行學科定位，通過課程學習我們了解到管理科學屬于社會科學范疇，所研究的是社會現象，但又同社會科學研究有所差異，其核心差異就是對人的研究方面。社會科學關心的是人類活動的功能和功效，而不涉及人類活動本身的意義。管理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有組織的活動及其形成的系統。它是對管理活動規律的提煉和概括，是關于對有組織活動的管理的系統化、專門化的理論知識體系。
管理科學是在對多種不同性質學科的理論兼容并蓄的基礎上經過不斷創新逐步發展起來的，是不同學科理論及方法系統集成的結果。一般地說，管理科學的成長要綜合運用數學、系統科學、經濟學、心理學。這四個學科構成管理科學研究的理論基礎。近年來，迅猛發展的計算機科學與信息技術極大地促進了組織結構的變革、管理手段的創新以及經營方法的革命。管理科學的未來發展仍要依賴多個不同學科的交叉綜合運用，依靠相關學科的支撐。
由于管理科學是一門應用性科學，其研究必須緊緊圍繞實際存在的一般性的管理問題，深入調查研究，由現象而本質，由具體而一般，抽象出科學問題并形成研究目標。憑空想象、閉門造車式的研究毫無科學價值。同時，在管理科學研究中還應注意規范研究方法，多運用實證的、實驗的、定量的研究方法，而少使用科學性不強的思辨的、歸納的、定性的研究方法開展研究，有利于提高研究的價值。
4《理解現代經濟學》對管理科學研究方法的影響
錢穎一教授的《理解現代經濟學》中試圖說明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解釋現代經濟學中數學的工具性作用，并通過介紹現代經濟學近年來的一些新發展來澄清常見的對現代經濟學的一些誤解。該文從中國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人手，引入了被當今社會認可為主流的并代表一種研究經濟行為的方法框架——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視角(perspective)、參照系(reference)、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這三方面的理論就是分析框架的基本理論。首先是由從實際出發看問題的“視角”，這基于經濟學家的三項基本假設即經濟人的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和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其次是運用多個理論作為“參照系”，使之能夠成為人們能更好地理解現實的標尺；利用各種圖像及數學模型作為“分析工具”幫助分析繁雜的經濟行為。
而在管理學中也能找到這樣的分析框架，首先是管理科學的“視角”，管理學的視角應該就是觀察、理解或研究管理學理論問題的角度，錢教授在文章中指出通過經濟學家的基本假設，不論是消費者、經營者還是工人、農民，在做經濟決策時出發點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資源限度內和現有的技術和制度條件下，他們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現代經濟學的視角看問題，消費者想買到物美價廉的商品，企業家想賺取利潤，都是很自然的。從這樣的出發點開始，經濟學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種間接機制對經濟人行為的影響，并以“均衡”、“效率”作為分析的著眼點。經濟學家探討個人在自利動機的驅動下。人們如何在給定的機制下互相作用，達到某種均衡狀態。并且評估在此狀態下是否有可能在沒有參與者受損的前提下讓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這種視角分析問題不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會得出出人意料卻合乎情理邏輯的結論。管理學不是沒有視角，但是，迄今為止，管理學確實還沒有象經濟學這樣的一種普遍為人接受的視角，所以當今的管理學還沒有嚴密的理論體系。
接下來是“參照系”，管理學的參照系更多地體現了經濟、社會、心理和工程學等相關學科在管理中應用之成果，故必須研究各準則之間的權衡問題。根據西蒙的觀點，科學可以分為兩類：實用科學與理論科學。實用科學采用的是“如果一則一”的科學命題；而理論科學采用的是純描述性的與驗證條件等價的倫理命題。科學命題關注能得到驗證的事實而理論命題強調偏好的表述。管理欲成為一門科學，顯然應加強實證研究的建設。形成以問題為導向，也即由假設檢驗、建模分析、實驗模擬、對策建議等構成的體現科學命題的管理學研究方法。例如，西蒙提出了以“有限理性”和“滿意的準則”這兩個基本命題為前提的“管理人”決策模式。他指出，在實際中不存在“完全的理性”，因而“最佳的準則”是行不通的。實際上人們只能追求“有限度的合理性”，遵循“滿意的準則”行事。西蒙還強調“刺激一反應”的行為模式和與此相關的決策程序化的重要意義。在運用經驗加以慎重處理并使之合乎目的的條件下這種“刺激—反應”的行為模式能夠顯示出一定的合理性。錢教授在文章中提到他在美國時的教授問過他受過系統訓練的經濟學家和沒受過這種訓練的經濟學家的區別是什么?在這一問題的回答上就談到了。受過現代經濟學系統訓練的經濟學家的頭腦中總有幾個參照系，他們在分析經濟問題時具有一致性不會零敲碎打，就事論事。同樣，受過管理學系統教育的人頭腦中也應當有幾個參照系，比如，在分析組織結構時我們就應當以韋伯的官僚行政理論作為參照系，在分析管理的職能時就應當拿法約爾的一般管理理論作為參照系，在分析決策問題時，就應當想到西蒙。只有這樣，分析管理問題時才會有一致性。
最后我們來看“分析工具”。在理解現代經濟學的文章中談到的是經濟學中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它們多是各種圖像模型和數學模型。這種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較為簡明的圖像和數學結構幫助我們深入分析紛繁錯綜的經濟行為和現象。并被經濟學家證明是極其有用的。同樣，管理學也有許多研究工具，對于管理學來說管理學研究的是經濟組織的管理如何使組織以更低的成本取得更大的效益，研究管理人價值的體現問題，這就需要對經濟學的很多理論作為管理學的研究工具，因此，微觀經濟學，產業經濟學，信息經濟學本身就是管理學的研究工具。近年來發展起來的許多決策支持系統，也都是研究和分析管理問題的有用工具。數學和統計學甚至包括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耗散結構理論、協同論、突變論等在研究管理學時確實有用，管理學前輩還是給我們提供了一些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比如市場附加值與經濟附加值、平衡記分卡、SWOT分析法等等，它們也是研究管理學的有力工具。
在現代經濟學研究中，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實證研究借助數學模型分析會使推理更加嚴密精確，理論研究中運用數學可以減少爭論，而實證研究中運用具有一般性系統性容易被學術界所認可。在管理中數學同樣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從泰勒管理學派的管理科學學派就認為所謂管理就是用數學符號和公式來表示計劃、組織、控制、決策等合乎邏輯的程序，求解出最優的方案以實現企業的目標。管理者通過數學模型的應用使得本來難以辨別優劣的備選方案變得明晰“直觀”了，諸方案因被量化而變得可比了。管理科學的研究恰恰需要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定性是認識的起點，定量是認識的深化。數學無疑會為管理科學的定量分析提供強有力的支持。作為一種抽象的工具，數學模型有助于人們對一個復雜過程的理解，可以幫助管理者合理的決策。但它畢竟不是現實本身，而是現實的簡化與抽象，任何一種抽象都不得不舍棄對象本身的豐富性。在建立數學模型時，必須提出某些前提性假設，他們是理性思考的結果。模型的運用就是對某些假設的檢驗。檢驗的正面結果表明這些假設有道理；檢驗的負面結果卻表明必須加以修改。有這種感性認識的逐步積累，我們就可以取得理性認識獲得一定的科學知識。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管理學要成長為一門科學離不開數學這一有益的工具，在對待管理學與數學的關系時，我們必須明白，數學僅僅是管理學不斷完善自身的工具。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明白，單憑數學是不夠的，作為一門研究人們的管理行為的學科，它首先必須面對的是人，它需要那些關于人的學科的支持。
5結語
綜上所述。管理科學研究方法是我們研究生階段深化系統的學習與研究必須掌握的方法。為了使研究更客觀更具體更具有說服力，我們就需要對我們日常的管理研究中所常用的思辨的研究方法加以完善，在定性研究的基礎上多加以定量的分析及實證研究手法，使我們的研究結論更具客觀性及規范性。同時還應注重，理論分析框架——“視角”“參照系”“分析工具”在研究中的運用，使我們運用科學的方法研究管理學問題，解釋和理解管理學的行為和現象。
【摘要題】理論縱橫
【正文】
20世紀90年代以后，以數字化技術、多媒體技術、網絡通訊技術綜合而成的現代信息技術，引發了人類社會的第二次信息革命，人類業已邁入知識經濟時代。新的社會環境使包括情報學在內的學科研究發展面臨著新的挑戰，我們需要新的理論和方法來加以研究和利用，情報學的傳統方法在面對新的問題時，就要進行自身的轉化。如面對浩瀚的網絡信息資源，傳統的文獻計量學方法就顯得力不從心，相應地網絡信息計量學（WebmetricsorCybermetrics）就應運而生，用新的研究方法如鏈接分析法來描述和組織網絡信息世界。
1網絡信息計量學
網絡信息計量學是在網絡信息環境下迅速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作為信息計量學的一個新的發展和重要的研究領域，它的出現使傳統的基于文獻和信息的文獻計量學、信息計量學面臨著新的變革。關于其定義主要有：網絡計量學是一門計算機科學，是一門研究互聯網上數據相互引用的科學，是一門對網絡文獻規律進行統計分析的科學，基于Web和軟件計量分析工具，集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計量學方法、統計學方法于一體，其應用范圍覆蓋了所有基于網絡通信技術的信息測度。網絡計量學是綜合采用文獻計量、信息計量、統計學方法、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對網絡文獻規律進行統計分析的一門科學。網絡信息計量學是采用數學、統計學的各種定量方法，對網絡信息的組織、存儲、分布、傳遞、相互引證和開發利用進行定量描述和統計分析，借以揭示網絡信息的數量特征和內在規律的一門新興學科。它主要是由網絡技術、網絡管理、信息資源管理與信息計量學等相互結合、交叉滲透而形成的一門交叉性邊緣學科。
2鏈接分析法研究現狀
2.1鏈接分析法的內容
鏈接分析法是網絡信息計量學中一個重要方法，它可以看成是文獻計量學中引文分析法在網絡環境中的應用。網絡超文本通過鏈可以將結點鏈接起來，一般使用兩種方法——索引鏈和結構鏈進行鏈接，它既可以表示信息之間的關系，又是構成網絡的手段。在將網絡相關信息資源內容鏈接起來形成新的信息鏈或信息集合的基礎上，融合了參考文獻鏈接功能，并通過引文關系來分析鏈接網絡信息資源的方法。可以按照引用程度和引用權威信息源來分析，在網絡信息組織、檢索、評價、服務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
2.1.1鏈接分析法在網絡信息組織方面的作用
網絡信息資源生產者如網頁創作者使用鏈接分析，創建一些對訪問者有用的鏈接，可以鏈接到不同主題或相同主題質量更優秀的網頁。一般來說鏈接類型大致有：合作鏈接（被鏈接網站和鏈接網站之間存在合作關系）、友情鏈接（網站之間可能由于在資源或其它相關方面有關系，相當于影視術語中的友情客串）、推薦鏈接（被推薦網站由于質量好、人氣旺、訪問用戶多或是熱門網站等原因鏈接）、內容鏈接（被鏈接網站和鏈接網站在內容上存在著互補或相通關系等），可以起到網絡導航的作用，大大方便用戶在網上沖浪。Google還通過鏈接分析來確定網絡上的權威信息源來進行相關的排名。Google認為網頁制作者僅創建他們認為重要的網頁的鏈接，鏈接到另外的網頁就像一本書的引文，網頁之間的這種引文關系“像是對網頁進行評論的過程”。例如，網頁的制作者們創造了幾千個Yahoo的鏈接，困此Yahoo被當作一個重要程度點；如果許多重要的網頁都指向Yahoo，則其重要程度會更高。這種方法的好處是網頁制作者不可能誤導網站的排序，并且擴展性極好——當網絡增長時，產生更多的重要網頁的鏈接，自然更能確定該網頁是否是權威的信息源。
2.1.2鏈接分析法在網絡信息檢索方面的作用
鏈接分析主要應用于網絡信息檢索方面，如搜索引擎收集信息、檢索結果的排序等。網絡信息檢索為用戶提供海量信息多媒體數據庫，采用超文本技術使檢索空間比傳統的信息檢索范圍更廣泛，以結點為單位組織，以超鏈接的方式鏈接相關內容，更加符合人們的思維方式，打破了線性存儲的限制，真正實現多維檢索。Web信息檢索系統可以利用鏈接信息來優化對相關文獻的查詢，能夠極大地提高檢索結果的相關性。在搜索引擎收集信息的過程中，J.Kleinberg認為搜索引擎的Robots直接訪問Web提取出權威頁（AuthorityPage）。但是如何提取出權威頁，這需要一個原始積累和評價過程。先給出一批起始網頁，Robot從這些源網頁開始收集，可以按照深度優先或廣度優先的算法進行。當網頁提取回來后，采用鏈接分析技術（具體用遞歸算法）來計算出權威頁。有了權威網頁，Robot在收集Web信息時，就有針對性地、高效率地訪問Web網頁。搜索引擎檢索結果排序方面也運用了鏈接分析技術，由于索引數據庫容量大，若用戶輸入一個關鍵詞，有可能會有成千上萬條記錄相匹配，搜索引擎對如此龐大的結果如何排序，如何把最相關的幾十條記錄顯示出來？搜索引擎按記錄號的順序提取結果集中的前幾十條記錄，再按鄰近圖（NeighborGraph）算法對這幾十條記錄排序，最先顯示給用戶。這種檢索結果排序就是利用鏈接分析技術，大大減輕了搜索引擎的負擔，Yahoo、Google等搜索引擎就采用了超鏈接分析技術來對檢索結果排序。2.1.3鏈接分析法在網絡信息資源評價方面的作用
傳統的引文分析法在學術方面衡量學術期刊重要性的指標之一是“影響因子”（IF），哪家期刊和論文被引用次數多，影響因子就高，誰就被認為是權威，論文也就是優秀論文。在互聯網上IF對應于統計指向某一網頁的鏈接數目后對該網頁作出的排序，網站引用分析對應的是某個站點網頁被其它站點引用的情況的統計分析，也就是網頁可能被其它網站搜索提問命中的結果數的多少，采用計分法和線性代數方法對中心網頁和權威網頁分數進行迭代求和，以確定權威網頁和中心網頁。這與百度搜索引擎的創始人李彥宏1996年提出的搜索引擎的第二定律：“人氣質量定律”相一致。根據這一定律，用鏈接分析法進行統計網站被鏈接和訪問次數，可以作為評價網站和網絡信息資源質量的一個指標。再加上相應的鏈接文字分析，就可以用在搜索結果的排序上了，對搜索結果進行的按相關性排序，不完全依賴于詞頻統計，而是更多地依賴于超鏈分析。在Internet上鏈接關系反映的是網頁在全世界范圍內、同一學科類屬的影響力，評價范圍是很廣的、甚至全球性的。目前主要利用搜索引擎工具在網絡上檢索網站和網頁的鏈接情況，并按相關性對檢索結果進行排序，大大方便了用戶在浩
翰的信息海洋中迅速準確地獲得有用的信息，易于操作、實用且可以節省用戶的時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同行評議等定性方法的缺陷。
2.2鏈接分析法對情報學研究方法的意義
蘇聯科學家巴甫洛夫說過：“科學是隨著研究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向前的。研究方法每前進一步，隨之我們面前也就開拓了一個充滿種種新鮮事物的更遼闊的遠景。”情報學是一門新興的綜合性邊緣學科，是一個開放的綜合性知識體系，它善于吸收其它相關學科的知識和研究方法。上世紀60年代后，隨著科學的日益發展，科學研究中應用研究、實用研究和開發研究比重逐漸增大，情報學研究方法體系取得了長足進步，表現在：一是情報研究的領域、對象、內容等的擴大和深化；二是現代科學學科與方法的創立和發展。情報學研究方法體系是動態的、發展的。情報學科要想在原有的基礎上實現學科研究模式的更新、學科結構的變革和學科體系的拓展，就必須研究和采用新的思維方式和新的研究方法，及時反映最新的學科學術動態和最新的理論學說，移植、借鑒其它學科的研究方法，如哲學方法、數學方法、社會學方法、經濟學方法、信息技術方法等來豐富自己的研究方法，并加以創造和大膽創新，不僅引起自身學科結構的變革和深化學科前沿的研究，而且不斷發展新的分支學科，促使學科研究充滿時代氣息。
鏈接分析法大大拓展了信息計量學在網絡環境下的應用，充實了網絡信息計量學的內容，是情報學研究的新領域，完善了情報學方法論體系。它是情報學逐漸成熟的一個重要歷程碑，標志著情報學理論方法的一個新的飛躍。
2.3鏈接分析法目前存在的問題
在文獻計量學中，傳統的引文分析法只要統計參考文獻數據就可完成引文分析的任務，但是在互聯網上，鏈接分析法的研究對象是網絡信息資源，網絡信息資源覆蓋范圍廣、動態性強，具的信息量巨大、不確定性、缺乏合理組織、難以預測等特點，且信息過載（InformationOverload）和信息污染（InformationPollution）現象嚴重；引用與被引用關系也變得十分復雜；鏈接分析法的適用范圍也是有限的；Internet是在一個商業化的環境中發展起來的，一個網站的被鏈接數量還與它的商業推廣有著密切的聯系，因此這種評價體制在某種程度上缺乏客觀性。因此，在使用鏈接分析法時要充分考慮以上問題，盡大可能保證其結果的可靠性。
3結束語
由于鏈接分析法借鑒了引文分析法的方法和思路，是情報學研究方法在網絡環境下新應用，目前鏈接分析法主要實驗工具是搜索引擎，但隨著網絡信息技術如人工智能、網絡信息檢索、計算機網絡、知識挖掘、自然語言處理等的發展，必將為鏈接分析法的研究和開發應用提供更為有力的支持。情報學也必將充分利用網絡信息技術，吸收其它學科的先進方法來深化、完善自己的方法論體系，建立起更為完善的體系結構，從而改變情報學學科的面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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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哲學的經濟學分析和經濟學的哲學概括，是馬克思理論研究中極其重要的內容，體現出豐富的方法論思想。認真清理和總結這些思想，無論對于我們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還是分析現實經濟問題，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一、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既非單純經濟學也非純粹哲學，而是在融合兩者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質科學。這種“新質”，就在于它打破了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考察經濟問題的方法：或者從主觀概念、理性原則出發剪裁、套用客觀經濟現實，否認后者是前者的基礎；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觀經濟現象的表層，否認作為主體的人的認識、實踐的能動創造性。前者是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后者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經濟哲學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經濟哲學研究成果《哲學的貧困》中就有著充分的體現。他批評蒲魯東從普遍理性出發建構經濟學的哲學體系，把經濟范疇視作“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的思想，不過是一種先驗的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而他關于經濟學要能夠真正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本質和規律，就必須跳出哲學的圈子研究經濟現象的思想，則蘊含著從經濟現實、物質生產出發的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思想。同時，對庸俗經濟學思想的反思，使馬克思意識到，經濟哲學要走出“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對“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的誤區，就必須突破以往的理論，在面對現實的同時發揮主體能動性，沖破思想障礙，敢于進行理論創新。
集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之大成的《資本論》，既與馬克思立足于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現實，從現象分析中揭開資本主義社會結構、關系、運行機制乃至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謎底”有關，又與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當時的經濟學、哲學思維成果基礎上，善于走出哲學和經濟學各自的理論藩籬，在綜合兩者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不無聯系。正因如此，馬克思才最終實現了其哲學與經濟學成果——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論的有機統一。
縱觀馬克思一生的經濟哲學研究，他不是躲進書齋給自己設定純抽象思辨的命題，在主觀玄想中構造體系，而是立足經濟現實，捕捉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不囿于“現存”和既有的方法、結論，而是讓“思想的閃電”在劃破理論的迷霧中，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真諦。
今天，雖然時代的巨變使經濟哲學研究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與馬克思那個時代有了極大差異，但馬克思當年從客觀性與主體性相統一的角度研究經濟哲學的思路和方法，仍能為我們從事當代經濟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啟迪。在此，不妨借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經濟哲學要想成為“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就必須“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同時，要充分發揮主體特有的能動性，破除陳舊的傳統觀念，解放思想，敢于創新，與時俱進。
二、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科學性與人文性，分別從物與人的角度，體現了人類對世界的兩種基本態度和價值取向，前者強調客觀性和事實評價，后者強調主體性和人文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的對象，無疑是“現實的人”。馬克思認為，“現實的人”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又是能動的、有價值、理想追求的主體。因此，經濟哲學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應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辯證統一。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這種辯證統一，體現得尤為徹底。
馬克思既反對從所謂“純粹的客觀性”或單純的技術理性、經濟模式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撇開主體的人和缺乏對人的價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體現、發展愿望的人文關懷的理論，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單純“經濟人”；同時，又反對從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義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拋棄客觀的物和缺乏對客體分析的“人文關懷”，只能使人成為虛假的主體和片面的“道德人”。與資產階級經濟學或哲學不同，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人類社會歷史的本質時，把它們視為以人的生產實踐為基礎和中介的合規律的過程，強調無產階級解放之路的尋求，首先必須深入到客觀的經濟底層，同時，又關注現實的人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地位、處境、命運和出路，認為自己的理論就是為“倍受壓迫”的那個階級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對“人”的探討既以對客觀事實的科學研究為基礎，又以對人的價值追求和發展要求為目的；對“物”的探討既以人的價值取向為參照，又注重從物的基礎、本源角度探究人文關懷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鑒馬克思科學性與人文性辯證統一的方法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有助于我們關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增長、轉型、變化、發展的現狀、歷史和未來趨勢，立足科學的實證經濟學，從人化了的客觀世界中認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基質及其本質規律，為理解和滿足人的價值需求、人生的現實性、時代的變易性、社會生活的真偽性，以及準確定位與之相應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觀依據；同時，也關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體現自身價值、發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運用科學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人的價值要求的客觀范圍和內在層次，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質世界中看到自己的價值，體現生存的意義，感到人生的溫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體言之，經濟哲學要研究宏觀的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社會進步三者間的關系，研究微觀的諸如經濟發展、轉型引發的利益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與經濟、政治與經濟、法律與經濟乃至社會心理與經濟等等之間的關系問題。三、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
決定性與選擇性則側重于從實踐角度表述主客關系。決定性即承認人類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是有自身規律可循的自然歷史過程；選擇性即承認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又是歷史主體的人有目的的活動過程。前者肯定客觀世界和其規律的必然性及其對人的制約性，后者肯定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認為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一身兼任“劇中人物”和“劇作者”雙重身份。因此，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運動的規律，是通過現實的人的有選擇的能動性活動而得以實現的。人的實踐是聯接兩者的中介，正是在實踐基礎上，兩者達到了辯證的統一。經濟哲學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過對經濟現實的理性考察，為發揮人的自主能動性提供理論根據，因此它應當從決定與選擇的統一角度，研究作為客體的世界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這種統一在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中，同樣得到了體現。
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陷入純實證經濟論和蒲魯東陷入純思辨的經濟論，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離開歷史的主客體關系來考察經濟問題，沒有看到客觀經濟規律既是人的能動實踐的結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無策；但經濟事實作為既定產物又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制約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隨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確認識經濟活動中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關系，導致他們或者陷于機械決定論，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為“永恒之手”，完全制約著人的活動；或者陷于唯心能動論，視個體理性、“社會天才”的自由意志為解決經濟矛盾的靈丹妙藥。與他們不同，馬克思一方面認為社會的、歷史的物質活動是人類生產實踐、經濟生活的根本內容，生產力是在人類從事生產的經濟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積累、創造的物質力量，而不是自身無前提的先驗假設；同時又認為人類生產實踐是主體的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生產力是人的實踐能力的物化，生產關系是人為適應生產力而創造的結果。這樣，馬克思通過物質生產實踐作為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的基礎和中介，科學地預示了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活動，是歷史決定論和歷史選擇論的統一。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當代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和制訂新世紀現代化戰略決策，有助于我們走出“超越論”和“循序論”的兩極，既立足于“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研究諸如中國與世界體系的聯系與交往中，經濟的調整、重組、改革、開放等關系；又充分發揮主體的能動創造性，在歷史的決定性與選擇性的交錯點上“抓住機遇”，切實把我們的事情做好。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態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有助于我們走出“人類中心論”或“生態決定論”的兩極，進而深入研究諸如經濟增長與自然成本和生產效率、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社會發展中的物質生產、人口生產與精神生產，自然發展與社會發展，以及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與自然可再生性發展等等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
四、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
共時性與歷時性，是分別從靜態與動態、橫向與縱向的維度考察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的視角。前者側重于以特定社會經濟運動的系統以及系統中要素間相互關系為基礎，把握社會結構；后者側重于以社會經濟運動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的矛盾運動發展的規律為基礎，把握社會形態。運動通過靜止表現出來，相對靜止中有永恒的運動。因此，共時性與歷時性兩者有著辯證統一的關系。
上述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哲學中，具體體現為他的“有中介的社會生產體系”觀：社會就其靜態存在看，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就其動態展開看，是生產力發展改變生產關系及其一切社會關系。生產方式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介，既為生產力所決定又決定生產關系，既具生產力功能又具生產關系價值，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人類社會特定結構及其整個歷史運動，既是一個以生產方式內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系統，又是一個由生產方式運動推動的過程。因此，社會結構與社會形態統一的基礎，在于社會的生產方式。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觀點研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助于我們既從歷史的、現實的國情出發，又把它置于“世界歷史”、“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中；既從我國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出發，又聯系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總趨勢，從而既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并互通互補，生產的技術層面構成生產方式的基礎，經濟體系以它為坐標系，經濟形態的依次演進從根本上決定所有制形態的一般發展，因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不可超越，中國必須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又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中介性必然與一定的經濟關系、社會制度結合，生產關系的社會層面決定社會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態可以反映相同的經濟形態。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國實行的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應該而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五、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
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論思想。它體現為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不僅從經濟現實出發，在研究經濟現實中進行哲理的分析推論，并從中引出世界觀、方法論的結論，而不是止步于實證歸納；而且在對經濟現象進行哲理的分析與揭示中，融入經濟的實證使之有根有據，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繹。
還在馬克思創立經濟哲學之初，他就批判地審視了當時的經濟理論，既反對蒲魯東用先驗原則、抽象哲學理念投射經濟現實，認為這只能導致“可笑的哲學”；[9]又批評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停留于純粹經濟事實的膚淺表述和實證歸納，認為其不從經濟關系的社會歷史性考察、深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導致了他們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固定永恒的規律的唯心史觀結論。而馬克思《資本論》中貫串始終的抽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的方法，則是他融合經濟學實證性與哲學思辨性的結晶。雖然這部研究資本主義的巨著側重于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但這種分析卻既因哲學唯物史觀的運用而使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超越了純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的實證而使哲學的邏輯推演，超越了純思辨的抽象論證而具有透徹的經驗說服力，從而使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了任何單純的經濟學著作或單純的哲學著作。縱觀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其哲學與經濟學在相互交融基礎上達到了辯證統一。如同勞動、分工、生產力、生產關系既是經濟學又是哲學的基本范疇一樣，馬克思的經濟哲學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既是社會的、歷史的、哲學的經濟學，又是經濟的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哲學理性思考和經濟學實證分析統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必須做到：一方面，在探討諸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等具體問題時，必須運用世界歷史理論、社會形態論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經濟范式、技術模式、操作手段等經濟學的表層。另一方面，在深化諸如的社會結構論、形態論、本質論、動力論等基本理論時，必須結合和依據世界、中國的社會經濟變化現狀和趨勢，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問題加以經驗證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兩者特征的基礎上，創建出既不因滿足于繁榮表象而對自身功能產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對自身功能產生懷疑的，既適合又能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的經濟哲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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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倫理學的研究在斯密、韋伯、馬克思、阿馬蒂亞·森（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以下簡稱森）等學者那里，已經進行了論述。斯密難題就是圍繞經濟與道德的關系問題展開的，至今仍然是經濟倫理研究的“千年難題”。
經濟倫理學研究的方法，如果按照經濟與倫理的相互關系來分類，我們可以將之歸結為三種：第一，從倫理學到經濟學的路線；第二，從經濟學到倫理學的路線；第三，經濟學和倫理學的綜合路線。
從倫理到經濟
倫理思想，作為先導意識，在歷史上和現實中，是與國家的治理聯系在一起的宏觀方略。經濟作為“經世濟民”的手段，一直服務、服從于社會倫理大思路。一種經濟政策、實務的出臺、運行，都需要得到倫理的首肯、支持、辯護。所以，從倫理來觀察、說明、論證經濟的合理性，是人類思維的一貫傾向。
中國先秦儒家就是按照“德主刑輔”的指導思想進行國家經濟管理的。孔子的《論語》在倫理學說的基礎上，描繪了治國安邦方略，包括對于經濟活動的原則性對策。儒家圍繞人學、倫理中心問題，在人與人之間、個人與家庭、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倫理關系上，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理想，以此做指導，進行經濟活動，主張“以義導利”、“以義制利”、“義利雙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經濟倫理模式，爭取實現“富而仁”的境界。倫理規范決定、限制著經濟利益的分割。它強調家庭血緣人倫關系，以親子、長幼等家庭關系為孝悌的出發點，并進而將孝悌理解、擴展為仁道這一普遍價值倫理原則的根據。從小范圍的家庭、親戚血緣關系，延伸到社會、國家、政治生活中，嚴格規定君與臣、官與民、上級與下級的相互關系等等，已涉及到每個人在社會復雜關系中的獨特；從生命的生產與再生產在人的存在過程中所具有的本源意義看，儒家以家庭血緣人倫為軸心，展開其倫理體系，來說明經濟活動這些人類事務性工作對于倫理的實現的工具作用，勾畫了經濟倫理的原則性框架——為仁而富（目的）、“富而仁”（要求）、富中有仁（過程）。
古希臘的柏拉圖，第一次提出建立“正義”、“美德”的“理想國”。他的經濟、政治理論，有意識地建立在理想倫理思想構架體系上。在其著作《理想國》中，社會不同人等都有對應的職位、角色，從事天份，就是服從正義。他把人分為三等，認為政治的意義是神用金子做的哲學家管理國家，這些人是“杰出”、“最優秀”的人物；而由神用銀子做的武士則管理軍隊。這兩類人的工作就是支配人民，實現正義，為民謀利，這樣政治就達到最高“善業”程度。最下等的人是神用銅和鐵做的，那就是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他們的唯一責任是勞動生產。經濟活動是《理想國》理念、政治藍圖的具體體現，個人嚴格按照天份，進行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就是正義的，既符合經濟上的職業倫理，又符合社會和人生倫理。當時的所有城邦之中，公民都可以分成為三個部分，即富人、窮人和介于兩者中間的中產階級。富人由于生活奢侈，只會發號施令，不能審慎地考慮問題；窮人則往往由于卑賤而自暴自棄，只知服從而不堪為政；同時，貧富兩階級互不信任，不管它們中的哪一個階級執政，都會引起黨爭而發生動亂。只有以中產階級為基礎才能形成最好的政體；因為中產階級較為穩定，他們既不象窮人那樣希圖別人的財物，也不象富人那樣引起別人的覬覦；既不對別人抱有陰謀，也不會受人謀害；所以最適于當富人和窮人之間的“仲裁者”。在這種中產階級統治的國家中，為了維持社會的穩定，還要實行以下幾條原則：第一，財產應私有公用，這樣可以防止貧富兩極分化；第二，公民（這里主要指中產階級）應輪流執政，不得搞終身制；第三，必須實行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四，城邦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對于柏拉圖的社會倫理、經濟定位理想，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進行了批評，認為是頑固的專制主義、與西方現代自由、平等思想大相徑庭。“柏拉圖的道德準則是嚴格的實用主義；它是集體主義或政治實用主義的準則。道德的標尺是國家利益。道德不過是政治的保健術。這是集體主義的、部落主義的、極權主義的道德理論。”（注：波普爾著，鄭一明等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頁。）但是，無論如何，柏拉圖在倫理體系對于經濟問題的貫通上，是有杰出貢獻的。
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是政治學體系中的組成部分，在論述國家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時，就堅決主張“國家的目的”是“美好生活的普遍促進”。在《尼各馬可倫理學》的開篇，亞里士多德在論述經濟學對財富的關注時，就將經濟學的主題與人類行為的目的聯系起來。在亞里士多德那里，經濟研究就與人類行為所追求的目的相聯系。而經濟動機是工具理性、形而下之學，尋求幸福才是價值理性、目的因、形而上之學、智慧之學、高貴之學。他認為“人天生要過城邦生活”。經濟活動應該遵循愛、中道、友誼、國家正義（合法、恪守法律的好公民）、公平交易、比例平等等一般人性特征和道德規則。
新教運動從宗教的、道德的意義，說明經濟、世俗的勞動現象。道德主動參與、影響經濟生活，只有在高級信仰與日常經濟活動相互結合，寓高尚、神圣于世俗、平淡之中，提倡勤儉、節約、慈善、謹慎、勇敢、寬容、正義等美德，進行持續不斷的艱苦的勞動、創造、達到富裕，才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行為。世俗勞動是一種“典型”的禁欲活動，上帝本身對其選民的賜福表現為他們的勞動取得了成就（即他們通過勞動獲得了財富）。如果娛樂是為了一個合理的目的即如果它是增強身體機能所必要的娛樂，那是可以接受的。而如果它成為一種純粹享樂的手段，或者成為喚醒自豪感、原始本能或邪惡的賭博本能的一種手段，則應受到嚴厲譴責。清教徒的新道德（禁欲主義、經濟合理主義思想、自由主義）與經濟活動相結合，使得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成為事實。新的宗教倫理作用于經濟生活，造就了第一批數量眾多而且異常勤奮儉樸的近代企業家和科學家，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
沿著傳統文化的演繹思路，從倫理的“主義”到經濟的“問題”，自然包容、形成了經濟倫理的統合。“從《圣經》到蘇格拉底，再到20世紀的存在主義者，‘我們是否應該信奉倫理價值？’和‘我們怎樣才能最好地區分正確與錯誤？’，一直是縈繞著不可回避的，并且明顯是難以處理的。這些問題不僅在我們每天的個人生活中出現，同樣在我們的職業活動中產生。”（注：Edward J.Ottensmeyer,Gerald D.McCarthy.Ethics in the workplace.New York:McGraw-Hill,Inc.,1996.1.）
在經濟倫理學界，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科的學者，看待經濟學，進行經濟倫理研究，一般采取了從倫理到經濟的認識模式。他們成為研究經濟倫理學的重要力量。例如，美國哈佛大學哲學系的羅爾斯《正義論》對于正義理論在經濟領域的應用，哈佛大學哲學系的諾齊克《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對于分配正義的審視，美國堪薩斯大學哲學系的狄喬治(Richard T.De George)，就是主要代表。
從倫理到經濟的認識路線，存在著自己的優勢。倫理學以哲學領域的世界觀高度，對于經濟問題有高瞻遠矚的把握；對于經濟現象，有獨到的見解，有深入的學理上的分析、論證；經濟活動的具體實踐，都可以在倫理學人類社會幸福的目的、宗旨下，得到體現，顯示了倫理學作為理論的強大包容、解釋力量。
但是，它存在的欠缺也是不可回避的。倫理學的研究，偏重于理論思辨的邏輯推理和演繹，以致于使得其中的許多理論存在著空泛、不實用、不具體、不精確的傾向。而市場經濟與道德的研究，是特別需要面對經濟生活復雜的內容的，不能光從市場經濟的理論出發進行簡單的邏輯推定。過去我們運用抽象概念、判斷、推理，來論證市場經濟與道德的關系，常常造成某些結論和社會現實不相符的后果，對于社會、群眾的認識造成誤解，甚至在實踐上帶來預想不到的危害，是值得認真反思的。
從經濟到倫理
經濟生活、經濟研究中，經常面臨倫理問題，導致了經濟學、管理學等應用學科學者們思考、探討經濟中的倫理問題。例如：美國圣母大學工商學院的恩德勒(Georges Enderle)、我國經濟學家厲以寧、茅于軾、汪丁丁等。
經濟倫理學應該關注、研究的內容，其實質就是運用倫理理論進行觀照、解決經濟活動所遇到的實際問題。經濟問題導致倫理的追問，使經濟倫理得到重視。德·喬治先生認為，經濟倫理學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個方面是一般倫理學原理在經營活動的具體案例與事件中的應用；……第二個方面是元倫理性有關內容；……第三方面內容是對企業預先假設前提的分析；……第四，對經濟倫理學的研究有時會超出倫理學的范疇而涉足于哲學、經濟學或組織理論等其他知識領域；……最后一項內容是對值得推崇的道德標準和典范式道德行為的描述。”（注：理查德·T·德·喬治，李布譯：《經濟倫理學》（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3頁。）經濟活動中的職員與企業、企業與消費者、企業與環境、利潤與社會責任所關聯的生產、交換、消費、分配、服務環節，都與倫理發生密切關系。企業宗旨、價值觀、企業內部管理、外部經營，都需要從倫理的觀點加以認識。
經濟注重效率，同時自然帶來倫理上的問題，需要加以解決。它給人們帶來的福祉是明顯的，充裕豐厚的物質財富，為人的全面發展這一社會最終的倫理目標的實現提供了物質條件；同時，它隱含著對人的尊重。效率的提高，其核心內容即是“人盡其才”。這也正是市場經濟帶來的正效應之所在；另外，它破天荒首次撕破了遮掩在人們面孔上的虛偽紗布，將功利請到人們議政的殿堂里，功利作為道德的內涵終于得到輿論的認可，效率則是道德功利性的外在表現。市場經濟背景下，不僅僅是言利和競爭，它同樣需要互助友愛，同樣需要人們具有較高思想境界。民族道義、古道熱腸、仗義執言、助人為樂等等，到什么時候都是需要的。在人文關懷與市場競爭、效率優先之間，應該有這樣一種更高更純的“黏合劑”——公平機制。追求效率與公平的結合，成為經濟倫理的關鍵內容。“涉及到利潤、增長、技術進展的問題，都有倫理上的維度：這些包括污染和自然資源的減少對社會總體的影響，工作環境的質量和特征，以及消費者的安全。”（注：W.Michael Hoffman,Jennifer Mills Moore.Business Ethics[M].New York:McGraw-Hill,Inc.,1990,1.）
今天經濟倫理學之所以能夠興盛，甚至成為經久不息的社會運動，其根本原因是現實經濟的發展和改革。有什么樣的經濟秩序，必然會有與之匹配的道德要求。遙想當初，計劃經濟時期，道德內容與當今時代有著巨大的反差和變異。彼時，人們崇尚的是中庸平和，重義輕利。知識分子恥于言名利，科技人員不敢自詡專家，農民去市場賣個雞蛋都要像做地下工作。這就是所謂“道德的自身合理性”。從道德產生根源看，合理的道德體現著合規律與合目的的統一。從道德的社會性看，合理的道德是合價值與合工具的統一。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從他的“合理性”概念所特有的含義出發，將人的合理性行為分解為價值合理性行動和工具合理性行動兩種。再從道德自身看，合理道德是功利性和超功利性的統一。而從發生學的角度看，任何一種形式和社會道德都源于人的利益及其利益現實的需求。市場經濟產生的道德必然性就在于，任何一種經濟形式的生成或建立，都是與一定的道德觀念指導相關或符合某種道德要求。市場經濟取消自然經濟，既體現經濟自身運行規律的客觀必然性，也蘊含著社會倫理中推陳出新的道德必然性。“經濟倫理學是關注今天經濟世界的最重要的學科之一、也許是最容易誤解的學科。經濟倫理學領域面對特定的經濟實踐是否可以被接受的問題。”（注：O.C.Ferrell,John Fraedrich.Business Ethics.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1.3.）
市場經濟確定的社會動機與目的，就是試圖為社會中大多數人的利益實現，找到一種合理、有效的方式。這就是市場經濟產生的道德必然性之所在。效率原本是個經濟學范疇，是資源有限前提下資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市場經濟推出一系列與自然經濟、計劃經濟迥然不同的道德內容，但注重效率的全新的道德內容卻是必然的，不可逆轉的。就像現代作家沈從文筆下的田園風光，一旦受到商品經濟的侵襲，竟也變得古道不再，至少也是摻雜了許多世俗的東西。經濟秩序發生了裂變，又何必苛求道德的亙古不變？
從經濟來認識倫理問題，有自己的特長。實證分析，細致入微，比較嚴密，改變了倫理學的空洞缺陷；效率的引進，使倫理問題的解決，找到了在實際生活中的可行途徑。
但是，經濟中的倫理研究，存在著不少弊端。尤其是在經濟學忽視、否認倫理維度時，就更加明顯暴露出來。有的經濟學家甚至完全拋棄了道德的考慮。“作為經濟學家，對人的價值偏好和道德標準是‘管不著’的，經濟學家只是在人們已有的價值標準條件下研究人的行為和人的行為的后果，以及人的行為對其他人的影響……原則上，經濟學家就其職業本身來說，可以為希特勒服務，也可以為丘吉爾服務；可以為黑幫服務，也可以為政府服務。就這個意義上而言，經濟學是‘道德中性’的學科，經濟學家是‘不講道德’的。”（注：劉偉等：《沖突與和諧的集合——經濟與倫理》，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頁。）
講究效率，使經濟學成為功利主義獨霸的園地。功利價值、效用意識，逐漸被拔高到至上的地位，成為衡量行為的唯一標準。這樣，美德、正義等人類社會許多不能或者不好確定現實價值的東西，被置若罔聞，人們的行動在狹隘的圈子旋轉，為了暫時利益，忽視長遠利益；重視物質利益，忽視精神價值；強調自己利益，忽略他人利益。森一針見血地指出，長期以來的經濟學已淪為工程學，沒有人性內容了。“‘工程學’方法的特點是，只關注最基本的邏輯問題，而不關心人類的最終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東西能夠培養‘人的美德’或‘一個人應該怎樣活著’等這類問題。在這里，人類的目標被直接假定，接下來的任務只是尋求實現這些假設目標的最適手段。較為典型的假設是，人類的行為動機總是被看作是簡單的和易于描述的。”（注：阿馬蒂亞·森著，王宇等譯：《倫理學與經濟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73頁。）
尋求經濟與倫理融合
在古代的人類知識與智慧學說中，保持著經濟與倫理原始樣態的自然結合。作為經濟倫理學，它是演繹與歸納方法、分析和綜合方法、抽象與具體的方法論上的整合，是經濟學和倫理學的雙向交融。其研究內容既有“主義”，又有“問題”。“主義”是涉及倫理價值、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東西，“問題”是聯系實際的經濟現象、倫理困惑。經濟倫理學就是在經濟學和倫理學之間進行聯系、加溝通、搭架橋梁，使其最終融合起來。
到近代，亞當·斯密覺察到了經濟與倫理的難題，并且開創了試圖將兩者相結合的思路。
斯密經濟學上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簡稱《國富論》），建立了“富國裕民”的古典經濟學體系；倫理學上的《道德情操論》，闡明了以“公民的幸福生活”為目標的倫理思想。他希望自己能夠圓滿地解決經濟上利己與道德上利人的矛盾，也就是早在19世紀中葉德國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就提出了所謂的“亞當·斯密問題”（有的叫作“斯密難題”、“斯密悖論”），即《道德情操論》表達的利他主義和《國富論》利己主義的論述相互矛盾的問題。
其實，斯密是把《國富論》看作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論》中思想的發揮。經濟學和倫理學，按照斯密時代蘇格蘭大學中的學科分類法，屬于“道德哲學”這一門學科，而且不是這門學科的全部，只是該學科的兩個構成部分。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談到本性貪婪和自私的地主的行為動機時說，富人只是從這大量的產品中選用了最貴重和最中意的東西。他們的消費量比窮人少；盡管他們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貪婪的，雖然他們只圖自己方便，雖然他們雇用千百人來為自己勞動的唯一目的是滿足自己無聊而又貪得無厭的欲望。在《國富論》中，斯密又談到唯利是圖的資本家的行為動機。他說，把資本用來支持產業的人，既然以牟取利潤為唯一目的，他自然總會努力使他用其資本所支持的產業的生產物能具有最大價值，換言之，能交換最大數量的貨幣或其它貨物。
斯密從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出發，來解釋人類經濟活動的動因。也就是說，經濟上的欲望，歸于道德的、情感的因素。《道德情操論》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義感，而在《國富論》中則寄希望于競爭機制，只是論述需要的側重點不同；但對自利行為動機的論述，在本質上卻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是把“同情”作為道德判斷核心的，而其作為行為的動機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承認有種種行為動機，不僅有一般的行為動機，而且有善良的行為動機。這些動機包括自愛，這也就是《國富論》開頭所說的自利，而不是“自私”。斯密在《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中，從利己主義倫理原則來說明“經濟人”的活動，他認為，每個人追求財富，就是為了引人注目、被人關心、得到同情、自滿自得和博得贊許，是由于“虛榮而不是舒適或快樂”，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窮人因為貧窮而感到羞辱。
經濟與倫理的結合，是通過神奇的市場機制——“看不見的手”——公平的承擔者的“紐帶”聯結的。《國富論》中這樣來論述：“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事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注：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27頁。）在這里，這只“看不見的手”是用來比喻說明競爭過程的有益后果的。而在《道德情操論》中，這只“看不見的手”被用來說明對財富的獲取欲本身，如何實現促進人類福利這一更大的社會目的：“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們對生活必需品做出幾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給全體居民的情況下所能作出的一樣的分配，從而不知不覺地增進了社會利益，并為不斷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資料。”（注：亞當·斯密著，蔣自強譯：《道德情操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30頁。）可見，在《道德情操論》中，這只“看不見的手”所起的作用比在《國富論》中所起的作用更為基本。在斯密看來，人們從事經濟活動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的，而在那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對個人利益的追求必將促進社會繁榮。社會利益就是以個人利益為基礎的。正是由于那只“看不見的手”的存在和發生作用，使經濟達到“自然平衡”。同時，它可以實現人類社會政治、文化上的平衡。斯密通過互利交換的現實，來闡明其觀點。社會法規正是作為那只“看不見的手”的具體表現，使不同利益的人得以和平共處、各得其所。
在當代，試圖恢復古代、近代思想家對于經濟倫理全面思考的學者中森是杰出代表。
森積極探索了經濟倫理的貫通，深刻揭示和論證了倫理學與經濟學的分離，以及由此導致的現代經濟學的貧困和倫理學的缺陷，進行了經濟與倫理相輔相成的創造性勞動。森指出，經濟學和倫理學相得益彰、工具性與價值性相統一。經濟學在歷史上是作為倫理學一個分支而發展起來的。如果經濟學關注真實的人，而不是被狹隘的描述方式扭曲和抽象化了的人，那么，經濟學研究就不僅與人們對財富的追求直接相關，而且與人們對財富以外的追求有關。經濟學跟倫理學的這種關聯，規定了對人類社會更基本的目標的評價和增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