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2-27 11: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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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屆魯迅文學獎評選中，朱曉軍的《天使在作戰》、何建明的《部長與國家》、黨益民的《用胸膛行走》、王宏甲的《中國新教育風暴》和王樹增的《》最后獲獎。由于作家們對于題材對象的及時捕捉和深入開掘及激情的文學表現，使得這些作品都具備了一種現實、激情、厚重和動人的力量，讀來使人情緒昂然、心靈震撼、見識擴大、深思綿綿，經歷一次現實和歷史社會生活的精神洗禮，對自己的人生會有一種新的理解與感受。優秀報告文學的品質在這些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報告文學的力量也在這些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縱觀此次報告文學作品的獲獎特點，評委李朝全認為，報告文學是一種不斷行進中的文學樣式，它的發展與時代變遷、社會生活及民族進步，與文學審美新變、受眾閱讀情趣口味變化等都有著相當密切的關系。第四屆魯迅文學獎報告文學獲獎作品基本上可以歸入主旋律范疇。五部作品全都深深印刻著作家感時憂世、愛國愛民、人文關懷的情結，體現和貫徹著報告文學作為“文學輕騎兵”積極呼應時代、參與生活、干預現實的偉大稟性。作品情節細節豐富，生動好讀，感人至深，具備小說等虛構文本所難以企及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談到這5部獲獎作品的各自特點時，評委會副主任李炳銀說，這5部作品各有特點，朱曉軍的《天使在作戰》，用最熱切的贊美和最犀利的筆墨對陳曉蘭這位具有天使般美好心靈和勇敢扶助正義的人物，給予了發自內心的敬佩與贊美；同時，通過陳曉蘭的真實打假反腐經歷，表現了她驚心動魄的和醫療腐敗行為作堅決斗爭的情景，給予衛生醫療領域的丑陋腐敗現象非常犀利的解剖和重擊。作品在現實力量、戰斗風格，擔當精神等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現，十分難得。何建明的《部長與國家》，是一部現實的歷史報告，作品對獨臂將軍余秋里在國家能源危機的時候，被中央高層點將出任石油部部長，爾后即統帥石油大軍征戰不歇，最后經過艱難曲折成功開發大慶油田，為年輕的共和國注入生命活力，創造出大慶精神、鐵人精神和壯麗業績作了歷史的表現和現實的解讀。作家對于豐富紛繁的歷史大事件的把握和對于人物情感的描繪，都十分成功，使人在感受歷史社會生活的過程中有一種現實的領悟。黨益民的《用胸膛行走》，是作家在38次駐守和穿越之后，以自己真實的見聞感受和深刻的體驗，對駐守在川藏、青藏、新藏公路沿線和整個地區的武警交通部隊官兵長期護路生活的動情描繪和文學表現。作家用一個個真實的生死故事，具體地訴說了在這個“生的艱難，死是容易的”地方，官兵們無私高尚的精神，勇敢犧牲的行為和豐富激情的內在思想情感世界，讀來動人肺腑，淚水難禁，被他們的精神感情和命運緊緊的牽繞。現實的動人生活內容被作家激情的文學描述所點燃，使《用胸膛行走》成為了照亮人們精神的火把。王宏甲的《中國新教育風暴》，是在 如今依然困惑著人們的教育體制改革及教育方式方法變革的時候，用心的、生動具體的通過認真的內外搜索和冷靜的理性比較研究，對于中國正在發生發展的新教育風暴衍生和開進情形的報告。在大量的有關教育觀念、教育方式、教育習慣等的信息呈現、研究基礎上，作家用自己智慧的理解和感悟，提出了不少對中國教育改革有益的見識。作品對現實的關注力量使這部作品很有社會影響力。王樹增的《》，是作家在結束60年后對的一次文學的穿越。作品對大量歷史人物事件和細節的把握充分，在歷史和現實的背景上對進行了個性的新的詮釋，在理想精神的力量和生理抗拒自然力量的頑強等方面，給以更加開放和現實的理解，使這樣人類歷史上的奇跡真正具有了奇跡的意義。這是作家的一次精神和歷史文學的旅行，也是一次史詩的追求寫作，是截至目前表現的最具歷史現實意義和史詩品格的作品。
參加此次報告文學評獎的評委們一致認為，獲獎作品較好地表現了這兩年報告文學創作的水平。因為評獎篇目的限制，還有許多優秀作品未能入選。所以，通過這次評獎的檢閱，在閱讀了參評的125部作品之后，給人的感覺還是欣慰的。報告文學創作，盡管有很多缺陷和不足，有許多值得改進和發展的地方，但實際的情形，決不像有人驚呼的那樣，真的到了需要“拯救”的地步，到了生死“淪落”的關頭。很多人對于報告文學的認識是建立在粗糙的直觀感覺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認真大量的閱讀基礎上，所以，認識的偏差也就難免。在評選的過程中，不少長期研究小說的評論家、編輯，對于報告文學的評價都十分良好，認為報告文學所包含的社會信息和力量，是十分豐富和有力的，閱讀報告文學的感動和思考時常讓自己興趣盎然，心身感動。
關鍵詞 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 重要他人 作用
中圖分類號：G451 文獻標識碼：A
Impact of Significant Others on Preschool Teachers' Role Socialization
YANG Liu
（College of Educa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 Preschool teacher role socialization is a lifelong dynamic process， the impact of significant others on the teacher's role socialization can not be ignored， its main impact are：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by peremptory norms guiding role of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role socialization； management authority-oriented person - kindergarten leading role in the long role of teachers of young children socialization； supporting role of peer groups of preschool teachers role socialization； role in promoting the social role of preschool teachers as well as evaluating the role of parents of preschool teacher's role socialization.
Key words preschool teachers' role socialization； significant others； role
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是指幼兒教師在專業團體中，接受專業規范、教師文化及學校環境下的角色適應過程，是幼兒教師學習并獲得專門的知識和能力，形成和表現專業精神的終生動態過程。①從個體層面看，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也是“教師角色扮演”的過程。幼兒教師在角色社會化的過程中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例如：幼兒教師社會地位、幼兒教師家庭因素、幼兒教師個人的價值觀等，其中“重要他人”對幼兒教師的影響不容忽視。②所謂“重要他人”是指幼兒教師對個人的“自我角色”發展有重要影響的人和群體，他們對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的發展有著“主導性影響因素”。③幼兒教師在為人師者的任教環境中，園長、同事、學生和學生家長都是幼兒教師較為長期的，互存利害關系的“重要他人”，他們的行為和期望都可能對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產生實質性的推動作用或者阻礙作用。④按照性質劃分，幼兒教師任教環境中的重要他人可分為三類：（1）權威導向者――園長、行政人員；（2）同輩團體――幼兒教師；（3）服務對象――學生和家長。本文試圖分析，在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的過程中，權威導向者、同輩團體和服務對象對其所產生的影響。
1 權威導向者對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的影響
權威導向者在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過程中，主要是透過“權威”這一特殊身份，用強制性和引領性的特點來促進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這樣的權威導向者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制度權威導向者，是指各級教育行政部門以及由各級政府部門牽頭，組織專家為學校和教師制定正式組織章程、行事規范的權利的團體，可稱為制度權威導向者。另一類是指對幼兒園事務參與管理指導的，以行政代表的身份管理全園的如園長等稱為管理權威導向者。
1.1 制度權威導向者對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的強制規范作用
制度權威導向者是指有著頒布正式組織章程、行事規范的權利，通過法律法規對幼兒教師角色進行強制性規范的重要他人，有著鮮明的特點是保證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強有力的制度力量。2011年12月12日，教育部正式公布的幼兒園教師專業標準（以下簡稱《專業標準》）。是制度權威者對幼兒教師的強制角色規范，是定義者以法律法規的形式來促使幼兒教師形成一種對教師角色“自我”的解釋。制度權威導向者的規范化、制度化的角色要求迫使幼兒教師為了繼續留在教師崗位，唯有遵循權威導向者這一重要他人為其塑造的角色形象和期待，表現專業角色。
1.2 管理權威導向者――園長對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的引領作用
在幼兒園中，最重要、最具有影響力的人物無疑是該組織的領導者――園長。園長的管理風格直接影響著教師角色社會化的進程，園長作為幼兒教師的領導者，是“一個幼兒園的靈魂”。園長對全園的一切事務起指揮督導作用，園長的領導方式與良好的學校氣氛密切相關。園長作為幼兒教師的重要他人，是既具有權威管理性領導師生共同努力實現教育實踐活動的工具性重要他人，也是滿足幼兒教師個人需要的情誼性的重要他人。葛樂士（N. Gross）等人于1965年所發表的《全美校長職務的研究》（The National Principalship Study）表明校長以專業顧問的態度來引領教師教學，那么學校的教學效果較佳，會形成良好的校園氛圍，促進教師專業順利發展。⑤同樣，園長對幼兒教師的管理權威在理想狀態下應是一種“專業權威”，為教師專業化發展提供平臺，尊重教師專業活動的權利，積極思考教師的“專業自”。
2 教師文化――同輩群體對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的支撐作用
幼兒教師要實現其角色社會化，在幼兒園環境中，與同事正式和非正式的社會交往也具有相當的影響作用。⑥陳金菊調查廣州市區幼兒園環境對幼兒教師專業發展的實證研究表明，幼兒園各個變量都會對幼兒教師的專業發展產生直接影響，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教師文化。⑦教師文化是校園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教師同輩群體的規范又是形成教師文化的重要因素。所謂同輩群體又稱“同伴群體”或“同輩團體”是指具有共同的價值觀、興趣及活動，處于相近年齡（或同年齡）和發展水平的人而組成的群體。同輩團體作為教師角色化的重要他人，是一種無形的、隱蔽的影響，對幼兒教師角色化是潛移默化的，蘊含于教師的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幼兒園同事之間的協調與合作也是其專業社會化必要條件，良好的教師文化和同輩團體互助合作對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具有支撐作用。特別是新教師的專業化，常常取決于教師同事之間的接受程度和認同程度。⑧
同輩群體對有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幼兒教師處于同事團體中，同輩團體對幼兒教師傳遞同輩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多數教師喜歡依據自己的方式來處理幼兒園班級事務，也能尊重其他老師的處理方式，老師之間互相尊重、分享、協商問題合作研究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形成一種比較好的教師文化氛圍。合作協同的教師文化氛圍對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是一種支撐作用。
教師同輩群體提供給幼兒教師入職后所需要學習的新角色和社會技能，并促使幼兒教師個體對教師同輩群體產生認同感，影響幼兒教師個體的言行，由于作為權威代表的專家和園長都是占據支配地位的規范性重要他人。
3 服務對象對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的影響
3.1 幼兒對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的推動作用
在教師角色社會化發展的過程中，鮮少有人注意到關注幼兒對教師角色社會化的重要性。根據束從敏針對10名幼兒教師的深度訪談，調查幼兒教師獲得職業幸福感的原因，結果表明對于老師的付出來說，孩子的愛是最大的安慰和補償，也是她們在工作中體驗到幸福的重要原因。⑨在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的進程中，幼兒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幼兒教師在角色社會化的過程中，對于教學中的成就感，是同時來源于自己和兒童的共同的成長和進步的。在幼兒教師的教育教學過程中，師幼互動質量與教師教育策略的提升，專業發展是相輔相成、互為促進的，有效的師幼互動能促進教師專業的發展，促進教師角色社會化。尤其在貫徹《綱要》的今天，教師和幼兒在活動中真正互動起來，也更能顯示一位教師的專業水準。幼兒與教師的角色社會化是在師幼互動的交互作用下相互影響的。
3.2 家長對幼兒教師的角色社會化的評價作用
教師是以教育教學工作這一特殊勞動來換取經濟報酬的職業，幼兒教師在充當“受雇者”這一角色時，不得不要考慮到家長這一重要他人的角色期待。家長作為教育資源的享用者，對幼兒教師的角色期待不僅能夠折射出家長對幼兒的教育觀點，更重要的是對幼兒教師自我角色評價有著重要作用。胡福貞在其研究中指出，幼兒教師在進行自我評價時會頻繁地進行外部參照比較，其中四種典型的參照物之一就是家長對自己的信任和認可作為評價自己工作的依據。⑩
據張帆對幼兒教師與家長相互作用的研究表明，絕大部分的家長和教師都將對方視為教育孩子的合作伙伴，認識到彼此為同一個目標――孩子的健康成長而努力。 家長對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的直接、間接的影響能夠對幼兒教師產生最為緊迫的心理壓力，并潛在地改變幼兒教師的角色行為。家長通常對幼兒教師的品評無需太多的教育理論的支持，往往是來源于日常生活的經驗與交流。孫瑞權在幼兒教師專業認同感對教師專業發展影響的個案研究中，有教師在訪談中表達“我覺得家長的信任和尊重是我工作的最大的動力，至于幼兒教師地位低下也就不很重要了。家長更加體驗到了我們的辛苦，當家長都對我的工作很滿意時，我就覺得工作很值得了。”
注釋
① 謝維和.教育活動的社會學分析―― 一種教育社會學的研究[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4：119-124.
② 彭云.重要他人：教師專業發展的促進者[J].當代教育科學，2012.11：34-36.
③ 吳康寧.教育社會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244.
④ 周艷.教育社會學與教師研究[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8：112-118.
⑤ 馬和民.新編教育社會學[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91-112.
⑥ 唐彬.重要他人研究述評[J].江蘇教育學院學報，2010.9：23-25.
⑦ 陳金菊.影響幼兒教師專業發展的幼兒園環境因素之研究[D].廣州大學碩士論文，2004：22.
⑧ 周艷.教育社會學與教師研究[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8：100.
⑨ 束從敏.幼兒教師職業幸福感研究[D].南京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3：89.
⑩ 胡福貞.幼兒教師自我評價研究[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2008：180-183.
關鍵詞：滿清文化；歷史；遺產；旅游產品；設計與開發；裝飾
沈陽故宮作為《世界遺產名錄》的遺產資源，它不同于一般的旅游景點或旅游產品。如果簡單將沈陽故宮這一世界遺產資源，其旅游裝飾產品簡單地按照市場化的旅游方式定位，必然造成以旅游價值評價取代遺產價值評價的后果，甚至可能引起遺產資源的核心價值――歷史的深刻性和文化的傳承性的喪失。所以，對沈陽故宮這樣世界遺產的旅游裝飾產品的開發，必須充分發揮公共政策的潛在作用，對遺產資源要進行多方面的價值挖掘，包括美學、思想史、宗教、社會學、歷史、科學與技術等，即通過考察研究、審美實踐而不斷發掘其科學、美學和歷史文化價值，并不斷提高對遺產所在地的文化、民風、習俗等資源價值的研究與開發。這就是筆者對沈陽故宮旅游產品開發設計的基本定位。旅游裝飾產品開發設計定位是旅游目的地不斷擴展和深化其旅游產品的前提。通過對沈陽故宮旅游裝飾產品開發設計定位的分析，今后沈陽故宮博物院旅游裝飾產品的深入開發，似應將重點放在能夠充分反映滿清歷史文化民俗特點的旅游裝飾商品的開發上。而在設計這些旅游產品時，必須遵循以下基本原則。
1 文化架構上要充分反映滿清文化的特點
沈陽故宮博物院作為清代初期政治的中心，充分體現著滿族的民族文化特色。滿族是我國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古老民族，長期居住在祖國白山黑水之間的廣大地區，在不斷的生息繁衍中，經歷了從野蠻社會形態進入文明階段的歷史進程，并在不同歷史時期內不斷分化、整合，最終形成新的民族共同體。滿族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有自己的語言、文字、習俗、文化。其中不少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的文化風俗，也被列入保護或搶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中。滿清的這些民族文化習俗，雖然在沈陽故宮博物院里沒有逐一的具體展現，但是人們從其建筑風格、藝術設計、展品陳列中，仍會領悟到這些民族的特點。因此，我們在沈陽故宮博物院旅游產品開發設計中，一定要堅持以滿清宮廷文化為其內核，以滿清民俗文化為其外延，充分挖掘滿清文化的深刻內涵，以生動的形象設計體現滿清文化的獨特個性。
2 商品品味上要體現旅游地的地方特點
沈陽故宮博物院的所在地沈陽素有“一朝發祥地，兩代帝王城”之美稱。沈陽作為聞名遐邇的歷史文化名城，既是滿族的發祥地，也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沈陽遠在七千多年前，本土先民新樂人就在這里農耕、漁耕，生息繁衍，創造了光輝的新樂文化，成為華夏文化發展的重要支系。之后，這里發展成為漢族和東北各民族的共居地。由于沈陽靠近中原，作為其進入東北地區的交通要道，因此被歷代中央王朝列為其控制東北的戰略要地。沈陽城邑形成于漢代，在其后的歷史發展中，歷經數代王朝的更替，幾經廢置，又不斷得到復建，并逐漸形成規模，而且始終處于東北邊地軍事重鎮、區域內政治經濟中心城市的地位。后，它是國家重點建設起來的以裝備制造業為主的全國重工業基地之一。沈陽的地域特征決定了它區別與其他地區的產品開發的特殊性、地域性，也是吸引旅游者的又一重要因素。因此，我們在開發設計沈陽故宮博物院的旅游產品時。一定要以當地的民風、民藝為載體，充分反映當地物質文化產品的歷史淵源，使每個旅游者所購到的旅游商品，都能銘刻著對這個旅游地難忘的經歷。
3 商品裝飾上要堅持滿清文化與現代設計相結合
如前所述，我們在開發設計沈陽故宮博物院旅游產品時，一定要突出滿清民族文化的特點，就是說，要以博大精深的滿清民族文化作為支撐和根基，但又不能拘泥于滿清文化的傳統特點，而是要充分利用現代的裝飾藝術的設計手段與方法，使傳統的滿清文化與現代設計元素相結合，將現代的設計元素合理的運用到傳統文化的設計中去，使二者恰到好處的融合起來。創作既有深厚的滿清歷史文化的氣息，又能反映出現代裝飾藝術特點的優秀設計作品。
4 市場定位上一定要堅持實用性、方便性和禮品性
我們開發設計的旅游產品，是為了滿足旅游者的市場需要。它必須從旅游者的需要和可能兩個方面來考慮。因此，我們在高度重視其文化價值內涵的基礎上，一定要考慮其實用性、方便性和禮品性。所謂實用性，就是所設計的旅游紀念品要具有一定的使用價值，在生活中有一定的用途，如文化衫、風情包、特色扇子、室內裝飾產品等；或者有一定的收藏和保存價值，如歷史文物的復制品等。方便性就是體積不要過大，要便于旅游者攜帶。禮品性就是包裝要牢固輕便，外觀造型要美觀大方、精美別致，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和審美價值。
參考文獻：
[1]王其亨.建筑師[M].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89.
[2]田浩.傳統文化在現代室內設計中的運用研究：以成都地區餐廳空間室內設計為例[M].中國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四川大學碩士論文，2006.
[3]劉霏霏.中國傳統裝飾元素在現代室內設計中的運用研究[M].中國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湖南大學碩士論文，2010.
一、立論依據
(論文的研究意義、國內外研究現狀分析、附主要參考文獻)
1、研究意義
新一輪的素質教育改革正在如火如茶的進行，改革的深度和范圍都在進一步的擴展和深化。素質教育理念的提出為我國的教育改革與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同樣為我國的音樂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作為我國音樂教育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社會音樂教育在素質教育理念的倡導下，推到了一個空前活躍的時期，同時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和顯著的成績，究其根源就在于，社會音樂教育與素質教育在理念上是一致的，他們都倡導面向全民、全面發展、過程重于結果的教育理念。
XX 年，中國國務院頒布了的《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把美育正式列入教育方針，從而明確了美育在學校教育中的地位。這對于作為實施美育重要途徑的基礎音樂教育，無疑是個肯定。XX年7月29日公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中指出，目前我國的教育還存在著不能完全適應國家經濟的發展和人民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教育觀念陳舊，教育機制不完善，教育內容方法比較陳舊、教育體制機制不完善、教育結構和布局不盡合理、教育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尚未得到完全落實等等問題。我國的社會音樂教育雖然在近些年高速發展，但受到經濟因素以及我國教育大環境中一些消極因素的影響，不可避免的存在著諸如地域發展不平衡、教育市場混亂、教育評價系統機制不完善等一系列的問題。
兒童社會音樂教育作為學校音樂教育的補充, 對于兒童音樂修養及音樂學習都起到了積極地作用, 但不可否認, 因為目前音樂培訓市場魚目混珠現象存在, 也使深圳兒童社會音樂教育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問題。筆者選取了部分小學及社會教育機構進行問卷調查, 希望能更加準確深入地了解目前社會音樂培訓市場的現狀。本文希望通過對深圳市福田區兒童社會音樂教育的狀況進行調研，分析其存在的主要問題，探討理論上的解決辦法，并對如何解決深圳市福田區兒童社會音樂教育的問題提出建議，希望為深圳市的兒童社會音樂教育的健康發展起到促進作用。
2、國內外研究現狀
2.1國外研究趨勢
社會音樂教育在歐洲具有悠久的歷史。在傳統歐洲文化中，個體人的音樂素養被認為其社會修養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近代歐洲存在大量的非專業的社會音樂教育，師從于私人音樂教師學習音樂是西方音樂傳承的一種重要方式，絕大多數人的音樂素養的形成并非是學院式音樂教育的結果，而是來自社會音樂教育。社會音樂教育既是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又是一個普遍的音樂教育現象。
蘇振興、成露霞(河北師范大學)在《論古希臘音樂教育的歷史地位和現實影響》一文中對古希臘社會中的音樂和音樂教育有所描述:古希臘有關音樂教學的一記載最早見于《荷馬史詩》。荷馬史詩是當時是希臘人學習音樂最主要的教材，因此荷馬成了希臘人最早的音樂教師。吳躍躍在《加拿大社會音樂教育概況》中寫到:加拿大的社會音樂教育與市民的日常生活、文化生活息息相關，對于增進市民之間的交往和友誼、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作者分別對加拿大的社區音樂教育、街頭音樂藝術、社會音樂考級、華人音樂活動四個方面進行了論述，體現出加拿大對社區音樂教育的重視及投資，幾乎每一個社區都有藝術中心，教堂在社區市民音樂生活中也具有很大的影響，街頭音樂藝術更是加拿大社會音樂教育的一道獨特風景線。作者認為加拿大的社會音樂教育可以用三句
話來說:“人人需要音樂，音樂滿足每個人”;“音樂教育多元化”;“社會音樂教育以提高人的音樂素質和文化修養為目的”。從中借鑒加拿大社會音樂教育的一些經驗和做法，將有利于提高我國社會音樂教育的整體水平。維爾弗里德·格魯恩在《80年代音樂教育大討論中的六大熱點》中寫到:音樂不必去美化學校生活，而應以各種音樂會和音樂活動去影響校外的文化活動和社區生活，并把校外音樂文化的各種活動(報道、展覽和演出等)納入學校工作中。
2.2國內研究趨勢
目前，有關于深圳的社會音樂教育研究資料幾乎沒有。有關其他地區的社會音樂教育的書籍和論文有:曾遂今在《音樂社會學》中寫道:音樂社會學與音樂、社會兩方面均密切相關，音樂社會學一詞強調了音樂，也指向了社會則明確標志出音樂與社會相聯系的內涵。曹理在《家庭和社會音樂教育與創造意識培養》一文中通過對梁雷的音樂成長歷程的描述，讓家長和教師從中得到一些啟迪，并指出良好的環境氛圍對于音樂創造意識—創造精神、創造思維、創造能力的發展有促進效應。舒澤池在《世紀之交的中國社會音樂教育》中寫到:中國社會音樂教育的興起與發展，當然不是從天而降，主要基于兩個條件:首先是改革開放、政治開明、經濟發展;其次是人心思“文”，越來越重視精神文明，重視文化品質。中國社會音樂教育事業的發展，蓬勃中有混亂，追求中有迷茫，其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社會音樂教育基本上是作為專業音樂教育的附屬和學校音樂教育的補充，缺乏理論的思索和獨立的形式。馮效剛在《試論專業音樂教育與其他類音樂教育協同發展》文中指出:社會音樂教育是在音樂院校和普通學校以外進行的音樂教育，如文化館(站)、群藝館、青少年宮、音樂廳等進行的音樂教育，社會音樂教育可以廣義地理解為包括群眾音樂輔導、教學和組織，以及音樂表演的教育模式。王萍在《學校的音樂教育和社會的音樂教育》中對兩種音樂教育的差別和兩種音樂教
育在普通大學里可能的混淆及其后果進行了論述，提出學校的音樂教育和社會的音樂教育這兩種不同性質的教育必須妥善加以區分。長春大學的陳明大《對社會音樂教育的幾點思考》一文從我國社會音樂教育的宏觀視角出發，對社會音樂教育在人才培養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對社會音樂教育者的素質要求進行了討論;從發達國家音樂教育的啟示、早期音樂教育的優越性、社會音樂教育的素質要求三方面分別進行了論述。陳雅先在《社會音樂教育實踐的著眼點》中提出:音樂教育具有十分豐富的人文內涵，但音樂學習帶有很強技術性的特點又常常導致音樂教育中人文教育內容的弱化。
因此，正確處理音樂學習與人文教育的關系，實現音樂學習的技術性與音樂文化的人文教育的交融，是社會音樂教育研究的著眼點，亦是社會音樂教育所追求的目標。孫繼南在《社會音樂教育—中國音樂教育40年之三》中指出:社會音樂教育，是國家整個音樂教育事業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其辦學方式的靈活、多樣性和教育對象的普遍、廣泛性，它在活躍社會音樂生活，提高了人民群眾音樂文化素養，促進了精神文明建設。張力元在《人民音樂》(XX，l)中發表文章《社會音樂教育與改革開放同行》文章中主要闡述了社會音樂教育之所以有今天的成績，和改革開放的大步發展與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是分不開的。羅
靜(XX)在《重慶市少年兒童社會音樂教育現狀及對策研究》;陶馨(XX)在《武漢城區兒童社會音樂教育調查研》;高暢《管窺深圳社會音樂教育》;甄妍妍《棗莊市社會音樂教育現狀調查研究》;斯雯《烏魯木齊社會音樂教育調查與研究》;胡園飛《我國社會音樂教育現狀及對策》綜合闡述了我國及各省市兒童社會音樂教育現狀，并提出了相應措施。
3、參考文獻
[1]李鳳英《學校音樂教育應該教什么?》中國音樂教育XX，8
[2]舒澤池《世紀之交的中國社會音樂教育》人民音樂XX，12
[3]張力元《教育與改革開放同行》人名音樂XX，1
[4]斯雯《烏魯木齊社會音樂教育調查與研究》碩士論文XX，6
[5]薛艷萍《關于呂梁市社會音樂教育現狀的調查報告》中國音教網XX，2
[6]李景忠《發展社會音樂教育之我見》深圳市觀瀾中學網站XX，3
[7]白雪《淺談社會音樂教育的發展現狀》民營科技XX，12
[8]甄妍妍《棗莊市杜會音樂教育現狀調查研究》碩士論文XX，4
[9]張英豪《社會業余音樂考級研究與思考》碩士論文XX，4
[10]魏豪揚《音樂學院參與社會音樂培訓的市場機會》福建論壇XX，
[11]桂平 我國社會音樂教育中所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分析 大眾文藝 XX
[12]陳燕 長春市兒童社會音樂教育現狀調查研究 吉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 XX,2
二、研究方案
1.研究目標、研究內容和擬解決的關鍵問題
1.1研究目標
希望通過研究深圳市兒童社會音樂教育的問題對我國社會音樂教育的整體產生借鑒，為豐富我國兒童社會音樂教育理論研究提供些許參考;同時，通過我的研究引起更多音樂教育同行對兒童社會音樂教育的關注，從而為最終解決目前存在問題、建設良好的兒童社會音樂教育大環境創造條件。
1.2研究內容
本文主要采用現場調查、文獻查閱、訪談、問卷調查、個案研究和經驗總結等方法。通過對深圳市 120名學生、家長進行調查問卷，對相關教育主管部門、工商局、琴行、深圳市社會音樂教育界及小提琴教育界部分老師、個別典型家長及學生進行訪談，以及網絡數據調查獲得第一手的數據，并在此基礎上，通過統計、分析和總結提出建議和對策。
在本次調查中，共采用了兩份格式的問卷，一份針對學生和家長，另一份針對教師。調查問卷發放后，由調查對象以書面形式答卷，問卷收回后，通過整理、統計和分析，得出最終調查結果。在統計問卷調查的過程中，采用描述性分析和推斷性統計分析，借助計算機辦公自動化軟件 office 中的 microsoft excel 和microsoft word 進行電子數據處理，再結合人工分析，找準問題所在。除了無記名形式的問卷調查法，還對有關人士采用田野訪談法，通過與被訪談者的口頭敘述和交流來收集所需資料，以保障本文調查內容的真實有效。
1.3擬解決關鍵問題
本選題以學校音樂教育為立足點來審視社會音樂教育、以學校音樂教育的教學理念來指導社會音樂教育，以便促進社會音樂教育更好的發展，對深圳社會音樂教育的培訓機構和社會音樂教育工作者的教學提供一些建設性意見。
2.擬采取的研究方法、技術路線、實驗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2.1研究方法
本文從音樂教育學和社會學的角度出發，以現狀調查、數據調查、分析問卷為核心，運用音樂學科教學論理論，結合音樂學、音樂傳播學、音樂社會學、音樂美學和哲學、音樂文化學等知識，通過資料梳理、文獻考查、問卷與談話調查、技術分析、比較分析、邏輯思辨、歸納總結等研究過程，在分析大量調查數據以及非量化信息的基礎上，逐步形成本研究論題的認識框架，并在此基礎上逐一分析、比較、集中不同層次所涉及的問題，最終形成本論題的認識結論。
2.2技術路線
兒童社會音樂教育國內外研究現狀
深圳市福田區兒童社會音樂教育現狀調查
深圳市福田區兒童社會音樂教育現狀探析
改善深圳市福田區兒童社會音樂教育的對策
2.3實驗方案及可行性
本文主要采用現場調查、文獻查閱、訪談、問卷調查、個案研究和經驗總結等方法。通過對深圳市 120名學生、家長進行調查問卷，對相關教育主管部門、工商局、琴行、深圳市社會音樂教育界及小提琴教育界部分老師、個別典型家長及學生進行訪談，以及網絡數據調查獲得第一手的數據，并在此基礎上，通過統計、分析和總結提出建議和對策。
3.本論文的特色與創新之處
目前，社會上各種各樣的音樂學習班開辦的如火如茶，學生和家長們也整天奔波于各個學習班之間，忙的不亦悅乎。本篇論文主要是針對深圳市琴行培訓機構展開調查研究與分析，當下社會音樂教育的發展雖然呈上升趨勢，但大多數社會音樂教育只重視音樂技能的培養，而忽視技術應為情操服務的原理，琴行培訓作為社會音樂教育的一個分支，也是如此;學校音樂教育則重視人的全面發展的培養，從全面發展的角度來培養學生，忽略了人刁’的培養。本選題從學校音樂及社會音樂教育的不同角度審視怎樣更好地使社會音樂教育有力地輔佐學校音樂教育，使學生能夠全面發展。
4.預期的論文進展和成果
預期發表學術論文1-2篇。
三、論文大綱
一、引言
1、研究背景
2、目的意義
3、研究內容
4、研究方法
二、兒童社會音樂教育國內外研究現狀
1、兒童社會音樂教育的概念分析
2、兒童社會音樂教育的形式
3、兒童社會音樂教育的特點
4、兒童社會音樂教育的內容
5、兒童社會音樂教育的目的和價值取向
三、深圳市福田區兒童社會音樂教育現狀調查
1、深圳市兒童社會音樂教育社會文化背景
2、深圳市兒童社會音樂教育調研概況
2.1 調研地區
2.2調研對象
2.3調研方法
2.4調研目的
3、深圳市福田區兒童社會音樂教育現狀簡述
四、深圳市福田區兒童社會音樂教育現狀探析
1、深圳市福田區兒童社會音樂教育主要問題
2、深圳市福田區兒童社會音樂教育問題原因探析
五、改善深圳市福田區兒童社會音樂教育的對策
1、明確兒童社會音樂教育的功能定位
2、對社會培訓機構和考級組織機構規范制度，加強管理
3、貫徹素質教育，取消導向性的政策
4、構建合理課程體系，發展多樣化的教學形式
5、完善社會音樂教育學生評價體系，保障正確的發展方向
四、研究基礎
1.已參加過的有關研究工作和已取得的研究工作成績
查閱了一定數量與選題相關的文獻，基本掌握了開展調查研究的主導方向，在導師的指導下，掌握了基本科研思路、方法和模式。
【關鍵詞】網絡小說 虛擬社區 迷文化
迷文化的研究在我國還處于一個理論亟需深化的階段，對于迷文化的研究，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從社會學、傳播學、文字學或倫理學等角度進行的，從文藝學的角度也有，但是關注的是文藝美學等方面。網絡小說社區迷文化既是網絡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大眾文化極具有活力的因素。而目前網絡小說社區迷文化很少被我國研究者關注，加強對網絡小說社區迷文化的研究，對建設文明、科學、健康和理性的網絡文化具有現實意義，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的時代要求。
一、網絡小說虛擬社區研究
對于網絡小說虛擬社區的研究非常之少，只是在研究網絡小說或虛擬社區時有所提及。作為網絡文學的一部分，我國網絡小說的研究也主要體現在這幾個方面：關于概念的界定。網絡小說的概念由網絡文學的概念延伸而來，也和網絡文學一樣在概念的界定上存在著焦慮；將網絡小說與傳統小說進行區別，試圖從區別中來確定網絡小說的本體存在；分析網絡小說的特征，凸顯其大眾性、自由性和后現代性；從文學本體出發研究網絡小說的創作、傳播、閱讀、批評等。筆者發現，在這些研究中，網絡小說與虛擬社區的關系一直是密不可分的，但是研究者雖然提及卻并沒有做更多的關注。比如，網絡小說的“語言特色”時強調了網絡小說的“網絡話語”：“‘天涯的兄弟們，來點掌聲！！！歡呼聲！！吶喊聲！！！！！可貓！！二樓的朋友們！！！你們的吶喊聲我聽不到！！！！’看到這樣的話，不經常接觸網絡的人可能會有點犯迷糊，‘天涯’、‘可貓’、‘二樓’，這僅僅是形形的網絡語言中的一部分”，這些網絡語言的誕生，其實與作家和讀者一起在小說社區的類似日常生活式的互動是分不開的。網絡小說被改編的一個重要的文化原因是“網絡小說受眾的互動參與為影視劇的生產提供觀眾支持”，網絡小說受眾的互動參與從何體現？主要集中在這些充斥著網絡小說的虛擬社區。
對于虛擬社區的研究，國外起步較早，已經有許多研究成果，其理論成果為國內的虛擬社區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德國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將人群社會區分為Gemeinschaft （禮俗社會，又譯為共同體）與Gesellschaft （法理社會，又譯為社會），由此為網絡虛擬社區概念提供了理論源頭。網絡文化研究中最早提出虛擬社區概念的是萊恩?高德（Howard Rheingold），他提出概念的同時也界定了虛擬社區作為“想象共同體”的存在形式。
國內目前對虛擬社區比較全面與系統的專著是學者劉華芹的《天涯虛擬社區：互聯網上基于文本的社會互動研究》。該專著對虛擬社區的結構、管理、意識甚至沖突進行了多角度的分析。而這方面的碩士論文主要有《虛擬社區中的文化生產》、《虛擬社區的人際互動――以天涯社區為例》和《虛擬的空間和想象的共同體》。游夢瀟在論文中梳理了虛擬社區的研究成果，分為概念的界定、虛擬社區的類型、虛擬社區及用戶特征和一些個案研究，并將虛擬社區的人際互動模式綜合為中心模式、漸進模式、兩兩互動模式和網狀模式四種模式。肖蓉也以天涯社區的文化生產為研究對象，對其中文化生產的行為進行了分析，指出了虛擬社區文化生產的特點，但是所關注的文化生產都是一些個體的現象，沒有對群體就某一文化認同而進行的集體生產進行深入的研究，而這，正是本研究所關注的，并以網絡小說虛擬社區迷文化為切入點。
二、網絡文化研究
國內外對網絡文化的研究體現在三個方面：
（1）對網絡文化概念的研究。學術界對其含義進行了大概分類：一是側重網絡載體的技術視角，認為網絡文化是指以計算機技術和通信技術融合的物質基礎上，把信息的發送和接受作為核心的新型文化。二是從實踐的觀點出發。白淑英認為網絡文化的發生和發展是人類“在線”實踐過程中生成和建構出來的生活樣態，是在線實踐的創造，把網絡文化看成一個過程。
（2）對網絡文化特征及其演變的研究。國外學者對網絡文化的特征進行了多方位的研究，提出了許多新的理論，如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的“數字化生存”論，如丹?席勒（Schiller，Dan）的“數字資本主義”論，曼鈕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網絡社會”論等等。國內學者對網絡文化的特征的研究體現在具體的分析與解讀。
（3）對網絡文化價值與影響的研究。大多數學者肯定了網絡文化的價值，并從各個角度進行了具體的闡述。如鮑宗豪認為網絡文化的價值表現為網絡的文化意蘊，網絡為人類創造了新的文化，網絡文化語言豐富了人類文化世界，使人們有可能以獨特的網絡語言進行交流。吳克明認為網絡文化不僅是現代技術和文化現象的一次世紀性融合聯姻，而且形成了人與網絡文化和諧發展的新景觀，具體表現在人的自由個性與網絡文化的和諧發展、人的社會關系與網絡文化的和諧發展以及人的自然生態與網絡文化的和諧發展等方面。網絡文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個人的影響和對社會政治與經濟以及倫理道德的影響。歐陽友權認為網絡文化使既有文化發生了轉向，即文化發展方向出現了異于既有文化邏輯預設道路的新的文化理念和實踐：從現代性走向后現代；從理性走向感性；從精英走向大眾。
三、迷文化研究
關于迷文化的研究，國外起步較早。西方對于迷或者迷群的研究經歷了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以Henry Jenkins為代表，他從這些迷群的個體作為媒體受眾是怎樣接受媒體文本的過程這樣一個視角展開研究，重點探討媒體受眾和媒體文本之間的關系。Liss A.Lewis則從“迷的定義”、“迷與性別”、“迷與工業”和“迷的生產”四個方面做了闡述。
第二次浪潮主要強調迷文化中關于社會的文化的等級的復制，研究迷選擇對象和消費的時間與人們習慣之間的關系。如Chery Harris的《電視迷的社會學研究》。
第三次浪潮來臨，Andrea MacDonald的《不確定的烏托邦：科幻媒體迷群和網際交流》，Kirdten Pullen的《網絡研究》中的文章《我愛：創造一個網上迷社區》，還有Nancy K.Baym2000年出版的《打開，登錄：肥皂劇，迷群和網上社區》，都是以網絡社區中的迷作為研究對象。
相對西方來說，中國對迷文化的研究起步較晚。2005年，Matt Hills 的《Fan Culture》由朱華u翻譯，韋伯國際文化出版，由此迷和迷理論在國內受到了學者關注。2009年，陶東風的《粉絲文化讀本》由北京大學出版，該書第一次比較系統地翻譯介紹了西方粉絲文化的研究成果，可見我國對迷文化的研究起步較晚，目前研究的理論大多是建立在西方理論的基礎上，研究的內容主要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關于迷的概念表述與特征的探討
國內對于迷的概念的表述有兩種，都是從語言學翻譯的角度而來，一曰之“粉絲”，是英語單詞“fans”的音譯，一曰之“迷”，是屬于它的意譯，所以中國對迷文化的研究中對迷文化的概念有兩種表述：粉絲/迷，粉絲文化/迷文化，有的學者使用“粉絲”和“粉絲文化”表述。而另外一些學者則使用“迷”和“迷文化”表述。從時間跨度上看，這兩種表述都在同時使用，可見，目前的研究界，研究者使用“粉絲”或“迷”表述并沒有統一，本研究采用“迷文化”來表述是為了更凸顯其特征。
（二）對于迷現象的解讀與審美價值的反思
趙文秀指出“粉絲”的現象表征并從而肯定“粉絲”文化的價值所在，從而進一步探討“粉絲”現象對文化建設的啟示。張晨陽肯定了迷的文本生產力的解放，指出迷文化與工業文化的關系更為密切。蔡鵬飛不僅詳盡地探討了各種電視迷現象，而且從媒介文化的視角檢視媒介與迷文化的互動，反思媒介與迷的對立困境。
（三）關于迷社區的研究
對迷社區的研究國內目前并不是很多，比較突出的是復旦大學的鄧惟佳博士，其重點研究了迷群實踐活動的自我建構和群體認同，探討迷在使用媒介的過程中如何建構身份認同，如何跨媒介和多元化的使用媒介，并以此凸顯迷的“能動性”。另外鄧偉從迷社區的“身份認同與建構”作了探討。
從國內外對于迷研究的現狀來看，國內外學者對迷和迷文化的主要理論都進行了開拓性的探討，但是，從目前的國內對于迷研究狀況看，很少關注網絡小說社區的迷文化建構。
綜上所述，無論是在網絡小說與虛擬社區的研究，還是網絡文化與迷文化的研究中，作為受眾的網絡小說迷，在網絡小說虛擬社區所進行文化實踐活動都滲透到了以上四大板塊的方方面面，并以其為連結而構成一張縱橫交錯的文化網絡，但是在以上四大板塊的研究中都對其有所忽略，故而對國內的網絡小說社區迷文化進行研究很有必要，是對中國迷文化的個性解讀，也是對中國迷文化和網絡文化的補充與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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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蔡鵬飛.電視迷文化研究[D].華中科技大學碩士論文，2009.
[6]鄧惟佳.能動的“迷”：媒介使用中的身份認同建構[D].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9.
全書以此為線索，遴選出三位年齡相當、履歷相近、樂風相映，在以西方文化為主導的國際音樂舞臺上各執牛耳、獨具，但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獨具特色的漢文化，尤其是受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影響的作曲家為研究對象，進行了跨時空、多維度的文化比較和深層的音樂創作思想研究。這三位作曲家分別是創造了“主要音技法”的德籍韓裔作曲家尹伊桑（Isang Yun，1917―1995）、自稱為“藍領”的旅歐日裔作曲家武滿徹（Toru Takemitsu，1930―1996）和“中美音樂文化交流的使者――”美籍華裔作曲家周文中（Chou Wen-chung，1923―）。這部中央音樂學院博士論文系列作曲理論編的首部作品已于2013年10月由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出版。
該書作者寶玉是一名作曲家，中央音樂學院作曲博士，師從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教授郭文景，中國傳媒大學影視藝術學院客座教授，亞洲愛樂國際樂團駐團作曲。
從結構上看，全書分為三個部分，分別對中日韓三國的歷史淵源及文化互動進行鳥瞰；分析比較三位作曲家的文化觀念和藝術理念；對三位作曲家因各自不同的藝術哲學觀和音樂美學觀而產生的不同的音響觀念進行綜合闡釋。最后，作者就具體作品分析過程中，在其作品中所能反映出的文化氣息與創作手段的內在聯系作進一步的理論及理念的總結概述，進而得出結論及其展望。
筆者認為，該書的“創新”與“獨特”之處主要有以下幾點：
創新之處――
“311定理”在音樂分析當中的創造性運用
作者根據俄國畫家康定斯基的抽象派繪畫理論――點?線?面――而提出的“311定理”（其公式為：3+1=1）進行“三點一線一面”的分析。即：個人、祖國、西方（三點）；音響觀（一線）；作品風格（一面）。此舉不同于一些常見的音樂作品分析理論范式（如“結構――功能理論”、“接受美學”、申克分析法等），“311定理”是作曲家產生作品的客觀存在和人文背景，它不是一種具體的音樂技術分析方法。于潤洋先生曾提倡音樂理論研究應堅持“歷史與邏輯的統一”，他說：“堅實的理論修養和淵博的歷史知識是使我們立于不敗之地的兩塊基石，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會對現實有一個真正清醒的認識和評價。”①而“311定理”正是遵循了這一原則，從作曲家相關的歷史、文化、社會事實出發，勾勒出三位作曲家各自別具一格的肖像。然后，作者再具體到某一部作品，進行譬如音樂結構分析、音高結構分析、音響形態分析等技術層面上的分析，并重點論述了對作曲家“獨門絕技”，比如對尹伊桑的“主要音”及“主要音響”的觀察，還有對武滿徹“音色音樂”與“點描配器”的整體觀察。
獨特的視角之一――
對文化與藝術關系的高度重視
1969年，英國著名音樂學家約翰?布萊金（John Blacking，1928―1990）在其長文《人類經驗中的音樂價值》中，從民族音樂學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音樂評價思路。他認為，音樂的價值必須在其所存在的語境（context）中考察：“音樂應該作為社會或個體的產品來研究”。從文化的角度出發對音樂作品進行分析，可謂挖到了作曲家的根，因為它把作品分析放到與作曲家本身不可割裂的文化大背景當中。作者對中日韓歷史文化溯本探源，以期對當下音樂創作領域內頗為復雜的民族性與西方現代性的主客體關系的再認識，以及對如何以西方現代作曲技術反映本區域或本地區的民族文化精神，進而通過研究東亞三位作曲家的人文背景和音樂歷程以及獨有的美學構架，從而梳理出具有現實意義與應用意義的理論手段。
當我們面對一棵大樹的時候，通常只留意上面的枝葉，而很少看到樹之“根”，以及它所在環境中的土壤、周遭的空氣，所以就不可能理解這棵“樹”（作曲家）為什么長出來的是這樣的“枝葉”（作品），而不是別的樣子。比如，為什么尹伊桑的作品是這樣而不是那樣，那是因為他的作品一定是他從本民族文化中悟化的東西。該書認為我們在評價一個作曲家的作品時，不僅是要看其表象，還要追其本質，還要回頭去追溯這個作曲家為什么是這樣；不但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所以然”就是要回到他所身處的文化、他的生平、世界觀，所有這些都可能決定“作品”這個結果。
另外，本書從實用性的角度去看待作曲技術，具有正本清源的價值，而不是按常規的做法，單純地將其歸納成某一種技術公式。從技術本身來講，理論家習慣把它歸納成一種公式，這樣也許便于教學與傳播，但試問這些大師中有多少是帶著這樣一種公式去創作的呢？也許他們只有一種開放的精神和躁動的心靈，從而導致他們產生一種創作的沖動。這種沖動促使他找到一種表現方式，而這種方式與其他公式其實是不一樣的。比如武滿徹的技術分析就很難歸納，什么“十二音”、“音集集合”都不是，就像畫家對于油彩的駕馭都是由形象思維決定的，而不是說遵從了某種模式；又比如格里格的《培爾?金特》第一組曲中的《晨曲》與北歐的冷空氣之間的關系。所以，我們說，對藝術家的具體探討一定要與文化結合起來進行，剝離了文化，便成了無源之水。
獨特的視角之二――
這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書
與一些非作曲專業人士的“隔靴搔癢”的作品分析而言，本書不尋常之處在于它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書，顯然這樣更地道。要知道，日前在個別地方綜合類院校作品分析領域里存在一種“一犬吠影，眾犬吠聲”的現象，其后果就是使作品分析脫離了音樂本質，成為一種“玄學”，甚至一部“科幻劇”。因為缺乏專業的工具，分析的層面只能停留在華麗辭藻的堆砌上，始終不能深入挖掘，讀者自然看不出其中的門道。沒有與之匹配的鑰匙怎么打得開這把鎖呢？作曲是一門學問，不懂技術如同沒有鑰匙，所以打不開“這把鎖”。我們不能把畢加索的“胡來”不能等同于一個普通人的涂鴉。
音樂評價者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其認知能力、經驗知識和評價標準的制約。②作曲家本身積累的豐富的聽覺經驗、良好的作曲技術，以及個人的音樂、非音樂知識為其在做音樂評價與分析的時候，提供了一種得天獨厚的優勢。
作者在書中對三位作曲家音樂風格做出了精準的概括：玉樹臨風――踔厲亂畫――好好做自己，精煉地點出了他們的“形神”所在。
關于“玉樹臨風”的尹伊桑的研究論文主要有《“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內樂中的運用》③、《浸染則會東方文化觀念中的“主要音技法”――簡評尹伊桑的創作》、《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聲手法（上）――〈大提琴協奏曲〉1976簡析》④等十幾篇，這些論文基本上都是以“主要音”作曲體系為研究對象。
與其他兩位相比，國內對武滿徹的研究相對活躍一些，相關論文四十篇左右，文章主要集中在對作曲家早、中、晚期音樂創作的研究⑤，還有一些對其生平和傳統文化元素對其作品影響的研究⑥；對某一部具體作品的研究⑦，以及對武滿徹和聲技法的研究⑧，對電影配樂的研究⑨等方面。
作為20世紀美籍法人作曲大師埃德加德?瓦雷茲的摯友，在其逝世后成為他音樂財產的管理人和權威解釋者，美籍華人周文中為中國青年作曲家提供在美國事業發展的空間，并為中美音樂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貢獻。⑩關于“好好做自己”的周文中的研究論文也有十幾篇，對作曲家音樂風格和作品的剖析的論文主要有：《周文中：其人其樂》{11}；《西器中韻 和而不同――周文中〈漁歌〉的音色移植與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12}；《周文中對古琴曲〈漁歌〉移植的藝術觀念》{13}等。而近年來把東亞三國作曲家放在一起研究的，只有青年韓裔學者劉貞銀（上海音樂學院西方音樂史方向的博士）{14}。
作曲家寶玉正是基于對上述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分別選取了尹伊桑的《穆瓦克舞蹈幻想曲》、武滿徹的《幻影》和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三部作品，進行了音樂結構分析、音高結構分析和音響形態分析。這三部作品都是以西洋管弦樂為音響載體，雖然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樂隊規模略有變化而且稍小一些，但三位作曲家都是以西洋管弦樂編制為主體來幻化東方之聲。這是作者選取分析對象的共性。
獨特的視角之三――
對“現代性”與“民族性”的獨到見解
19世紀后半葉興起的歐洲民族樂派是歐洲音樂浪漫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部分，它為音樂的浪漫主義運動發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氣。20世紀初，西方的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音樂曾對亞洲的傳統音樂發生強烈影響。東亞三國迅速接受了西方音樂，但西方元素和傳統元素基本處于并置狀態，作曲家孜孜不倦地尋求著民族文化身份。20世紀下半葉，西方現代音樂技法和觀念的傳入使亞洲作曲家找到了新的資源，在探索本民族現代新音樂的征程中更進了一步。可見，東西方音樂文化的碰撞與交融帶來的是各國文化對“現代性”和“民族性”的雙重訴求。
人們通常認為：只有抵抗西方現代性才有自身民族性，一旦全盤接受現代性的話就沒有自己的民族性了，寶玉并不認同這個觀念，而是通過對三位作曲家的作品研究與分析，并結合文史資料的閱讀，從而找到與西方現代性相承因的東亞現代性，以及東亞現代性與東亞古代文明融合的歷史淵源關系，進而提出并證實：現代文明是一個經起源、融合、發展，變異為相互關聯的一個綜合系統。并在結論中膽識、有主見地提出：
“問題的關鍵仍是我們有沒有能力和膽識直面處于‘主場’的西方，而不是‘避實就虛’地繞過西方；有無自信通過西方音樂技術理論進入本民族傳統進行國際化的文化梳理及藝術改造。也就是說，我們需要穿過西方現代性一步步回到自己的傳統，而后再將經過整合后的、具有‘普世’價值的音樂作品帶向西方以至于世界音樂舞臺。”
結 語
音樂分析的途徑是多樣的，該書既有對作品的形態分析，如對音高、節奏、曲式、配器技法的分析，也結合了歷史學、社會學、文化學等方法。無論何種分析，其根本目的都是一致的，即為了更深入地理解音樂，并發現其隱含的價值。最后，筆者想借用標題“歲月的凝聚 時空的潤融”來結束本文：所有的音樂作品都是作曲家對歲月沉淀之物的凝聚與表達，同時經過了時間、空間的潤色、交融。讀完此書，也許我們能更理解書中“所謂作曲家的音響觀是因其自身所具有的藝術哲學觀和音樂美學觀而形成的”這句話了，而作者提及的東亞裔作曲家對東西方文化采取的“解構”態度值得世人參考借鑒，令人不禁頓悟：原來我們懷揣的“東方藝術及藝術精神”是如此值得珍惜的瑰寶！
①于潤洋《肖邦音樂的民族內容――紀念波蘭杰出音樂家肖邦誕生一百七十周年》，《音樂研究》1980年第1期。
②柯楊《有限的相對主義――論音樂的價值、質量及其評價》，中央音樂學院音樂美學博士論文。
③傅文《“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內樂中的運用》，上海音樂學院2012年5月，碩士論文。
④羅新民《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聲手法（上）――〈大提琴協奏曲〉1976簡析》，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第32―43頁。
⑤相關論文主要有[日]渡邊未帆《1950年代的武滿徹――從五聲音階到意識流》，周耘譯？熏2007年第2期；許志斌《論武滿徹中期創作》，《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2009年第1期，第81―87頁等。
⑥相關論文主要有許志斌《論武滿徹作品中節奏及實踐過程特征》，《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2010年第1期，第113―120頁；許志斌《論武滿徹作品中音響的“空間構型”及其“時間塑形”功能》，《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2011年第2期，第83―95頁；郭元、郭藝《“樹的鏡、草原的鏡”映射下的日本當代音樂》，《音樂創作》2013年第3期，第146―148頁等。
⑦相關論文主要有童昕《〈多利亞地坪線〉的音樂結構――兼論音色在現代音樂中的表現和結構力作用》， 第15―21頁；馬莉《試論長笛作品〈voice〉的現代演奏技法》，2008年4月，南京藝術學院碩士論文；楊一博《東西交融的夢――武滿徹作品“吾聽水夢”的創作研究》，中央音樂學院碩士論文，2012年4月等。
⑧相關論文主要有許志斌《武滿徹〈Toward the Sea III〉中的音集技法及音高組織特征》，《音樂藝術》2003年第2期，第91―95頁；王馨密《武滿徹〈Toward the Sea I〉的技法研究》，上海音樂學院碩士論文，2012年5月；魏揚《武滿徹〈詩篇幻想曲〉和聲排列的三維構架》，《音樂研究》2012年第2期，第99―109頁；陳默默《談武滿徹作品〈雨樹素描〉的和聲技法及和聲語言特征》，《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13年第6期，第123―125頁等。
⑨劉嫣《武滿徹電影配樂的理論研究――以電影〈怪談〉和〈亂〉為例》，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碩士論文，2010年6月等。
{10}孫鏗亮《中美音樂文化交流的使者》，《音樂美學》第59―62頁。同類論文還有陳鋼的《早春二月柳色新――記周文中教授與美中文化交流》。
{11}尼古拉?斯洛尼姆斯基《周文中：其人其樂》，朱建翻譯，《藝苑》音樂版1996年第2期，第54頁―59頁。
{12}侯太勇《西器中韻 和而不同――周文中〈漁歌〉的音色移植與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樂府新聲》2012年第1期，第84―89頁。
{13}鄒昊《周文中對古琴曲〈漁歌〉移植的藝術觀念》，《音樂創作》2013年第2期，第109―1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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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盧元鎮.體育社會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3：94一95
2.郭亦農等.影響我國城鎮居民大眾體育需求因素的分析[J].武漢體育學院學報，2000（2）：
3.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運動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規匯編[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7，10：121
4.中國群眾體育調查組.中國群眾體育現狀調查研究[M].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1997
（一）關于制度德育的內涵
“制度德育”的概念是杜時忠于2002年在《制度德性與制度德育》一文中正式提出的，他基于對學校德育問題的思考，認為“制度德性比個人德性更具普遍性，制度德性是個體德性的基礎和前提”［1］，“德育制度建設比榜樣示范更重要”［2］，因此，主張通過道德的制度來培養道德的個人。后有學者直接將“通過道德的制度來培育道德的個人”作為“制度德育”的定義，并認為制度德育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制度德育是重視參與性的德育；第二，制度德育是重視制度正義的德育；第三，制度德育是以制度正義為前提條件的；第四，制度德育是重視正當程序的德育；第五，制度德育是凸顯德育批判功能的德育。［3］有學者還將制度德育的涵義概括為“制度是德育的資源；德育是制度性的育人活動，以制度規約德育的實施；制度具有道德教化價值，以制度德性養成個人德性”［4］。還有的學者運用屬加種差定義法為制度德育下定義。他認為制度德育的鄰近屬概念為“德育”，即一種培養德性的活動；種差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在制度規約下進行德育，二是制度德性轉化為個人德性的過程。因此，“制度德育”是運用制度以及在制度所規約的環境中進行的德性培養的活動。［5］
（二）制度德育的理論基礎
任何一個學術概念的出現總是以相關的理論作為基礎的。同樣，制度德育作為德育理論研究的新范疇，其形成也應有一定的理論基礎。歸納其得以成立的理論基礎主要有制度倫理學、人學、德育社會學和人的德性形成規律。制度倫理學認為，制度因內蘊一定時代的倫理道德精神，滲透著道德價值的善惡判斷，對人們的價值選擇和價值取向有著重要的價值導向作用。而學校制度作為具體的制度，同樣內含著一定時代的教育倫理精神而具有道德教化價值。［4］的人學理論是關于人的存在和發展的學說，它認為“人的發展是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和根本目的”。而制度是人的本質的凝結，與人的發展具有密切的關聯性，能否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制度合理與否的最高標準［6］。“制度是人的價值存在”，“德育制度是為了實現德育目標———發展人的德的”，“促進人的德性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是德育制度的根本價值”［17］。從德育社會學的角度看，德育總是在一定制度所規約的環境下進行的，一定的學校制度規范、引導著德育，德育是一種制度性的學校教育活動。［4］從人的德性形成理論的視角看，制度是個體道德品質發展的重要因素。從發生學的角度看，“人的德性形成規律，即他律－自律－自覺的發展過程。”［8］因此，德育應以此為依據，以他律作為德育的邏輯起點，他律性階段的德育應體現強制性和引導性。
（三）制度的德育價值研究
已有研究中，學者們認為制度的德育資源主要包括價值資源和經濟資源。一方面，制度是德育的環境支持，社會制度、學校制度和學校德育制度都是德育的價值資源。其一，社會制度的倫理精神影響著德育的環境；其二，學校制度為學校德育提供道德風尚的支持；其三，學校德育制度為德育的開展構建和諧的教育往環境［9］。另一方面，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進行分析，制度對于降低德育的“交易費用”、規限德育的公益性以及支持德育變革具有重要價值意義。合理的制度對于德育是一種“經濟學”意義上的資源，能支持學校德育的變革與發展［10］。杜時忠教授則從學校制度的角度具體地闡述“制度是教育資源”［11］。首先，學校制度為學生提出了明確的行為規范要求，成為學生道德知識的重要來源。其次，學校制度為學生規定了特定的價值導向，隱性影響學生的道德養成。再次，學校制度為學生建構合理、有序的學校環境，保護學生的健康成長。
（四）制度德育的實現方式研究
制度德育何以實現，制度何以育德，這是制度德育理論的探討的重點之一。有些學者借鑒瑪麗•道格拉斯關于制度思維的觀點來探討制度是如何作用于德育的。他們認為制度有自己的思維方式，而且這種思維可以進入人的思維，在一定的情況下可以代替人的思維。制度主要通過兩種方式影響人的行為：一種是直接的方式，即通過調節人的行為來影響人的觀念，即把社會核心價值觀以強制性的條例、規定、規則的形式確定下來，以此來規范和指引人的行為；另一種是間接的方式，即通過制度中蘊含的倫理精神和價值意義來影響人的觀念，引導人將這些倫理精神和價值意義內化，進而對自己的行為加以自律。這兩種方式相輔相成、互相協調，共同引導著人的行為朝積極方向發展。［12］杜時忠則從制度德育這一理論如何真正實現的宏觀角度來談的，他認為制度育德的實現有三步曲：首先，在觀念上，要認識到制度的育人作用，承認正制度的育德功能；第二步，實現學校教育制度改造，即對現行學校制度進行批判性審視，建構公平正義、民主平等、自由發展的學校教育制度；第三步，把有形的具體的學校制度化為學校生活方式，通過學校制度生活來培養學生品德。［11］
（五）制度德育的機制研究
制度德育的機制問題仍處于初步探索階段，目前就只有兩篇碩士論文對其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即武漢理工大學盧楠楠的《制度德育》和上海師范大學尹黎的《制度德育的機制研究》。盧楠楠認為“制度德育機制是指制度德育運行過程中各構成要素由于某種機理形成的因果聯系和運轉方式。它要研究制度德育運行過程中的各個側面和層次的整體性的功能及其規律，包括其運行所依據的原理和原則，運行過程的狀況即運行中各個部分之間的交互作用以及和制度德育系統之外的其他系統之間的交互作用等等。”［8］同時指出目標性、規律性、整合性和能動性是制度德育機制的主要特征。而尹黎認為制度德育機制的結構包括預期機制、激勵機制、約束機制和認同機制四個方面，通過深化制度德育的理念、優化制度的道德建設、發揮制度教化的功效、加強制度執行的監督檢查、重視制度環境的建設等可以優化我國制度德育機制。［5］
二、制度德育的實踐研究
已有的實踐研究主要集中于對學校制度、學校德育制度的德性方面的考察。1．對學校德育制度的現狀調查。如劉超良的《學校德育制度現狀的調查分析》［13］和蔡佳辰的《我國學校德育制度問題反思與探討》［14］都是從制度的制定、執行和實效等方面剖析了目前我國學校德育制度存在的問題，并進行成因分析，提出相應的解決策略。2．對學校制度的德性考察。劉任豐的碩士論文《學校制度的道德審視及其改造》與博士論文《學校制度的個案研究》都是基于對學校制度的實地考察來尋求學校制度的德性變革。其碩士論文是通過深入某中學，對其學校制度進行了道德審視，分析了學校制度在其制定、執行等方面存在的問題，進而分析了學校制度缺陷對德育的負面影響，據此為學校制度德性的改造提出合理化建議。［15］其博士論文則進一步采用質的研究方法，深入到一所民辦中學進行實地考察，從制度的角度來思考學校德育問題，揭示學校制度的狀況，分析學校制度的過程、機制及其對學校德育的影響，為人們反思當前學校制度存在的問題和改造學校制度以便更好地發揮其德育功能提供有價值的啟示。［16］此外，還有學者通過深入實體學校進行調研，觀察實際的學校制度生活，發現當前的學校制度生活存在主體的單極化、空間的邊界擴展、目的的工具化以及調控因素的疲軟等異化問題，然后尋找其背后的原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學校制度生活的重建策略。［17］
三、對已有研究的述評及展望
從上述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看，制度德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特點：研究數量總體不多、注重理論的探索以及實踐研究不足。
（一）制度德育研究總體不足
制度德育研究從提出到今天已有十多年，然而從發表的文獻篇數上看，相對過少，一共55篇。但值得一提的是，制度德育的研究從提出至今從未間斷過，且近年的數量有明顯增加趨勢（如下圖所示）。可見，制度德育研究已逐漸引起關注，“逐步得到了教育理論界同仁的認同與共鳴”［18］。
（二）注重理論探索
從上述制度德育的研究成果來看，已有的研究明顯注重理論構建，著重對制度與德育的關系、制度德育的內涵、制度的德育價值以及制度德育何以實現等問題的分析，集中于對制度德育的必要性、可成立性以及可行性的探討。但這些問題也只是從道德哲學和制度倫理學的角度作了初步的探討，缺乏系統的社會歷史考察。此外，制度于學校德育的作用，已有的研究主要以學校德育制度為研究視角，對于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學校內其他各種制度形式對學校德育的作用涉及不多，且個體道德形成的社會機制和心理機制及其受制度影響及影響程度的研究尚未起步，亟待加強。
（三）實踐研究嚴重不足
其實，作為東京都寫真美術館的首席策展人，笠原美智子同時也是一位攝影評論家，并在日本明治學院大學任教。從1989年起，她便開始了攝影策展人的職業生涯。1989年至2002年她任東京都寫真美術館策展人，2002年至2006年任東京都現代美術館策展人，2005年曾擔任過威尼斯雙年展日本館策展人。對于攝影藝術家們如何看待和表現性別相關的主題，笠原的關注和研究已經進行了20多年。當年她的碩士論文便由此展開，也出版過一本名為《招搖》的攝影評論集，以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歐美的攝影作品為主探討了變遷的性觀念、藝術中的種族與民族。成為策展人后，她策劃的一系列與性別主題相關的攝影展，也體現了她對這一主題持久、深入的關注。
您認為攝影策展工作包含哪些步驟?其中最重要和最關鍵的工作是什么?
策劃展覽最重要和最關鍵的是提出一個概念。舉例來說，我在1991年策劃了名為“當代女性的自拍像(Self-portraits of contemporary women)”展覽。第一步是確定主題，“當代肖像”是我研究生期間的碩士論文題目，第二步，我研究了超過一百位藝術家的相關作品，然后根據展覽空間和作品質量，選擇出其中20位，邀請她們參展。
您怎樣確立展覽的主題?
我策劃的展覽，主題通常來自我感興趣的社會問題，而作品也是我長期關注，致力研究的，比如與性別問題相關的主題。除了我前面提到的“當代女性的自拍像”，我還在1 996年策劃了名為“超越記憶的性別(Gender beyond Memory)”的展覽，1998年策劃了名為“愛之身體：反思攝影中的人體(Love''s Body，re-thinking the Naked and the Nude in photography)”展覽，以及2010年的名為“愛之身體：艾滋病時代的藝術(Love''s Body，the Art in the Age of AIDS)的展覽等。
策展人在策展過程和展覽進行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博物館策展人和獨立策展人是完全不同的，對于前者來說，最重要的工作內容是做展覽，控制展覽進程，同時做好館藏和相關的管理工作。
您認為什么樣的展覽可以說是成功的展覽?
最成功的展覽往往建立在策展人長期研究的基礎上，并且能夠激發觀眾的爭議。
策展過程中最有趣的，是在各個過程中與藝術家、與參與職員的合作。策展也是一項藝術工作。
是什么使您對有關性別主題的攝影作品持有長久的興趣?
作為女性，我對于女性的社會性別很感興趣。幾十年間日本的女性意識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30年前，我20多歲的時候，日本人一般認為25歲以后的女性就是圣誕節后的圣誕蛋糕，沒有人再想要了；但是現在，日本很多女性在30多歲的后半段才會有比較迫切的結婚，生子的打算，而與此同時，整個社會的意識，價值觀，社會體系和政策卻遠未趕上女性意識的變化，比如單身母親可以找到的工作機會非常有限，所以一些女性盡管掌管著家庭財產，也仍然無法(順著自己的意愿)離婚。
而我關注的并非女性個人層面的問題，不是她們在家庭中的地位，而是在社會體制中的地位。我關注女性能否按照自己的意志參與社會生活，在社會體系中建立自己的地位。我本人很關注女性意識的變化，對相關問題也懷有一些困惑。而(我與之合作的)攝影藝術家們以洗練的方法表現著這些問題，我在與他們的共鳴中非常受教，知道自己應該如何(認知自己從而)立足社會，對我來說，這些藝術家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種媒介。
在您的策展經歷中，有哪些展覽令您自己感到滿意，可以體現出您“長久關注，引發爭議”的策展主張?
我對前面提及的，所有涉及性別問題的策展經歷都比較滿意。另外，2005年，我作為威尼斯雙年展日本館的負責人為石內都(Miyako Ishiuchi)女士策展(作品參見對頁圖)，展覽名為“母親的2000-2005——未來的痕跡(Mother''s 2000-2005－Traces of the Future)”也是非常成功和令人滿意的。這個展覽喚起了觀眾對“母親／女性”這個主題的強烈感情，尤其是對于那些男性觀眾來說，因為他們總是將母親僅僅視為母親而非女性。這個展覽在2006年被引進到東京都寫真美術館以及位于澳大利亞悉尼市的西南威爾士國立美術館。
而其實在1991年策劃“自拍像”展覽時，我就開始關注和研究石內女士的作品，她比較新近的作品是有關廣島核爆的，她拍攝核爆遺址中挖掘出的人們穿著的服飾，拍得非常美麗，與眾多表現同一題材的攝影師的作品非常不同。那個時代日本物資缺乏，要求民眾樸素著裝，但從她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那個大背景下，普通女性仍然想要穿得更漂亮些，這些作品也因而顯得更加哀婉。
您怎么看攝影展在當代社會中的作用與功能?
好的展覽，就是一種對當代社會的批評。當代藝術家生活和工作在當代社會環境中，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的作品必然表達了對外在環境的批評。所有作品，甚至19世紀前的藝術作品都關注和表現了所處時代的社會問題。
我策劃的所有展覽都可以說是對當代社會的一種批評，大學本科社會學專業的學習經歷給了我很大影響，比如“愛之身體：艾滋病時代的藝術(Love''s Body，the Art in the Age of AIDS)”就反映了我的觀點——人體攝影除了展現愛或性的符號，也可以成為一種工具，我們可以借以重新探討和評價與身體的視覺呈現相關的艾滋病等世界性的社會問題。
您認為作為一名策展人。需要具備哪些素質和能力?
策展人必須首先是批評家或理論家，還需要了解藝術史，攝影史，當代批評，社會學以及各種常識，也需要寫作，交流，談判，獲取資金支持等等方面的技巧。
在策展過程中，策展人會面臨哪些困難和問題，應當怎樣解決?
策展過程中會碰到最困難的是資金預算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策展人需要具備談判專家的能力。
您作為東京都寫真美術館的首席策展人，也需要去為展覽資金奔波嗎?貴館從何處獲取資金支持?這在日本是否普遍?
是的，我需要解決資金問題，在日本有一些公司和組織能夠理解當代藝術，比如資生堂，朝日啤酒、尼康等等。不過，并不是所有的日本策展人都需要負責籌資。(東京都寫真美術館年投入資金在9億日元以上，其中東京都政府補助6.8億，其他靠贊助，銷售等方式自我籌集——編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