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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男性 骨密度 超聲骨密度儀 骨質疏松
中圖分類號：R445.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4-7484（2011）06-0089-03
近幾十年來，骨質疏松（osteoporosis OP）研究多針對女性，尤其是絕經后女性展開，揭示了OP除遺傳、環境等因素外還和雌激素等相關因素的密切聯系。為了了解成人男性人群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 BMD）情況和相關因素，現就我院2010年健康體檢資料進行分析，掌握情況，以便更好地提供防治意見。
1 資料來源與方法、標準
我院2010年完成健康體檢77個單位計4156例，其中，行骨密度檢測者1223例，現就此1223例體檢者情況行分析報告。最大年齡90歲，最小年齡18歲，男805例，女418例，健康體檢者來自各單位在職職工和離休、退休人員及家屬人群，以在職職工人群為主。按骨密度情況分組統計分析。
1.1儀器：
韓產超聲骨密度儀（Osteopro UBD 2002A）
1.1.1判定標準：跟骨測定，采用T-評分（青年成年人）和Z-評分（年齡匹配）法，超過-1.0SD為正常，-1.0SD---2.5SD為骨量減少，低于-2.5SD為骨質疏松。
1.1.2體重指數（BMI）（體重/身高m2）小于18.5為體重過低，18.5―23.9為正常，24以上為超重和肥胖。
1.1.3血壓升高為收縮壓≥140mmHg或（和）舒張壓≥90mmHg，或者此前已診斷高血壓
1.1.4血脂異常標準：TC大于6.4mmol/L（膽固醇氧化酶法），TG大于1.72mmol/L（酶法），單有或并有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大于3.1mmol/L，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低于1.29mmol/L(直接一步法)。 生化儀器為日立7080。
1.1.5血糖升高為空腹血糖大于6.1mmol/L（葡萄糖氧化酶）或此前已診斷糖尿病。生化儀器為日立7080。
1.2資料處理：
百分比、相對比，資料輸入EMSP軟件處理。
2 資料和分析
男性骨密度異常檢出情況
骨代謝情況 男性各年齡段分組（歲）檢出數及構成比
〈40 同組構成 40-49 同組構成 50-59 同組構成 60-69 同組構成 ≥70 同組構成 小計 同組構成
正常 194 59.33% 111 48.05% 46 47.42% 30 38.46% 19 26.39% 400 49.69%
減少 100 30.58% 89 38.53% 35 36.08% 21 26.92% 16 22.22% 261 32.42%
疏松 33 10.09% 31 13.42% 16（1） 16.49% 27（1） 34.61% 37 51.39% 144 17.89%
合計 327 100% 231 100% 97（1） 100% 78（1） 100% 72 100% 805 100%
隨年齡增加，各組骨質疏松構成比逐漸增加,60歲-69歲是50歲-59歲的2.10倍，相比較（1），χ2=3.88，p值〈0.05，差異有顯著性，60歲以后男性骨質疏松發生率突增。其余組間比較，p值〉0.05，無差異。男性骨質疏松總檢出率17.89%。若與骨質減少合并計算，則骨密度異常高達50.31%。
女性骨密度異常檢出情況
骨代謝情況 女性各年齡段分組（歲）檢出數及構成比
〈40 同組構成 40-49 同組構成 50-59 同組構成 60-69 同組構成 ≥70 同組構成 小計 同組構成
正常 128 72.73% 77 70.00% 26 44.83% 6 13.64% 4 13.33% 241 57.66%
減少 43 24.43% 22 20.00% 15 25.86% 15 34.09% 6 20.00% 101 24.16%
疏松 5 2.84% 11（2） 10.00% 17（2） 29.31% 23 52.27% 20 66.67% 76 18.18%
合計 176 100% 110（2） 100% 58（2） 100% 44 100% 30 100% 418 100%
隨年齡增加，各組骨質疏松構成比逐漸增加,50歲-59歲組是40歲-49歲組的2.93倍，相比較（2），χ2=5.90，P值〈0.025，差異有顯著性，50歲以后女性骨質疏松檢出率突增。其余組間比較，p值〉0.05，無差異。女性骨質疏松總檢出率18.18%，若合并骨質減少計算，骨密度異常檢出率為42.34%。與男性骨質疏松情況比較差異無顯著性（P值〉0.05）。
相關因素分組統計情況
性別 骨代謝情況 體重指數 血脂異常 血壓異常 血糖異常 尿酸異常
〈18.5 18.5-23.9 ≥24 TG TC （TG+TC） Lor H
男 正常 9 183 208 185（6） 12(6) 45(6) 71(6) 85(7) 72(8) 161(9)
減少 6 119 136 120 10 32 51 50 49 122
疏松 8（3、4） 59（3、5） 77（5、4） 42（6） 9(6) 13(6) 28(6) 45(7) 24(8) 41(9)
女 正常 20 164 57 65（6） 6(6) 16(6) 45(6) 23(7) 15(8) 7
減少 12 62 27 28 4 10 19 23 8 6
疏松 21（3、4） 24（3、5） 31（5、4） 25(6) 6(6) 1(6) 5(6) 29(7) 4(8) 0
合計 76（3、4） 611（3、5） 536（5、4） 465 47 117 219 255 172 337
低體重和正常體重者OP（3）比較，χ2 =14.14，p值小于0.01，有顯著性差異；低體重者和超重肥胖者OP（4）比較，χ2=4.73，p值小于0.05，大于0.025，差異有顯著性；正常體重者和超重肥胖者OP（5）比較，χ2=5.93，p值小于0.025，大于0.01，差異有顯著性。三個比較說明，OP和體重相關。骨質正常者血脂異常和OP者血脂異常（6）比較，χ2=1.94，p值大于0.05，差異無顯著性。骨質正常者血壓異常和OP者血壓異常（7）比較，χ2=16.20,p值小于0.01，有顯著性差異，說明血壓異常和OP密切相關。骨質正常者血糖異常和OP者血糖異常（8）比較，χ2=0.02,p值大于0.05，差異無顯著性，原因有待進一步觀察。尿酸異常主要見于男性，在男性中，OP者尿酸異常和骨質正常者尿酸異常（9）比較，χ2=2.68，p值大于0.05，差異無顯著性，說明尿酸異常和OP關系并不密切。
3 討論
跟骨主要由松質骨組成，其代謝率是皮質骨的數倍，能更敏感、更準確地發現OP和預測骨折危險程度，并且易于操作，可減少人為的測量誤差[1]，故選跟骨測定。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OP隨年齡增加而增加，骨密度異常在40歲以下就有很高的檢出率，尤其以男性明顯，值得臨床重視。男、女兩性檢出率無明顯差異，說明男性OP并非少見，和以往認為女性OP發病率為男性2倍以上[2]相悖，男性OP和女性一樣具有很高的發病率和患病率[3]，骨折病人的傷殘率和病死率男性明顯高于女性。女性OP50歲-59歲組開始增加，與絕經相關，男性60歲-69歲組OP增加，考慮與增齡和雄激素減少相關，雄激素可能是維持男性骨量的一個重要因素。正常體重對骨代謝有良好作用，過低和肥胖均會造成不利影響，體脂通過對骨的機械負荷及脂肪細胞分泌的激素影響骨量[4]。本研究結果支持OP和血糖不相關，檢索相關OP和糖尿病關系論文，多以糖尿病患者為研究對象，以相應數量正常人群為參照研究，來揭示兩者密切相關，這樣選擇樣本，無疑使糖尿病患病率人為提高到至少50%的高度，與事實不符，結果難以令人信服。血壓異常和OP的相關性，僅少數論文涉及，且結果并不一致[5、6]，本研究結果支持血壓異常與OP相關，P值小于0.01，兩者有相似病理生理機制，高血壓患者有顯著骨代謝異常發生[7]，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參與血壓的調節，其調節因子血管緊張素Ⅰ與Ⅱ同時是調節破骨細胞骨吸收的因子之一，血管緊張素Ⅱ可調節骨重建中毛細血管增殖與成骨細胞的骨形成，動物實驗表明血管緊張素Ⅱ能刺激新生鼠頭蓋骨成骨細胞增殖[8]。
4 小結
男性骨密度異常、骨質疏松和女性一樣高發，兩者機制不完全一樣，但都是嚴重危害人群健康的公共衛生問題。對其發生、發展還需做更多的臨床研究，以期能更好的服務于臨床。早期發現和預防無疑非常關鍵。健康體檢和超聲骨密度檢測不失為一早期發現、早期提示預防治療的好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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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張秀珍，王博，宣淼，等.老年女性2型糖尿病患者高血壓與骨質疏松的關系[J].第二軍醫大學學報，2009,30（4）：424-427.
汶川抗震救災中傳媒的表現普遍被視為傳媒改革30年成就的一次大檢閱。會議主題報告用“正確的抉擇、重大的勝利”評價中國新聞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實力大大增強、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有力的輿論支持、努力探索體制和機制創新、新聞傳播學術研究趨向繁榮、人才梯隊建設初有成效。如今傳媒改革遇到新聞領導體制和管理體制弊端所造成的種種障礙，反思過往、探尋未來之路，是本次會議召開的主旨。
思想解放：激蕩30年
經歷過思想被嚴酷禁錮的人更能深深體會到“解放”的含義。中國新聞改革和新聞學研究30年的親歷者之一、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童兵教授認為思想解放是中國傳媒發展強大的原動力。他在題為《突破體制瓶頸深化新聞改革》的主題演講中，回顧了1977-1981年啟動改革的三次思想解放大討論和新聞傳播界的三次重要會議，提出要繼續深化改革的5項舉措。作為曾直接指揮傳媒前行的領軍人物，原廣電部副部長、中央電視臺臺長楊偉光先生提交的論文《創新是電視事業和產業發展的動力》，回憶了中國電視從電視劇到新聞節目的創新與變革，認為要注重對“度”的把握，以求擴大正面效應減少負面效應。
改革開放初期，解放思想就可以釋放出巨大的能量，但改革進入“深水區”后，各種動力因素就復雜起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者鄭保衛教授在《從激發人的潛能到全方位整合資源》一文中，概括了30年報業改革發展動力體系的豐富與拓展：最初，通過調動人的積極性來謀求發展；后來制度、資本、市場、技術等各種因素逐漸發揮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華中科技大學孫旭培教授的文章《從精英主義新聞觀念到無產階級新聞自由》追溯歷史源頭，認為新聞觀念在兩條路線上發展：從彌爾頓到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主義認為，言論、新聞自由是人權，應該人人都有；從柏拉圖到的精英主義認為，只有部分精英可以享有言論、新聞自由。兩條路線的分水嶺為是否承認人人平等，于是出現社會自由和階級自由的分野。多數人自由、實質自由的說法都是用來支撐階級自由的理論的。
武漢大學單波教授在《西方新聞傳播觀念的導入與中國新聞改革》一文中認為，1992年之前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以新聞為本位的新聞觀啟蒙”，解決了傳媒“無新聞”的問題，具有思想“解凍”的味道；1992年之后是第二次思想解放，開始了向大眾傳播學的轉向，帶來了精神空間的拓展，解決了新聞“無業”的問題；從1997年開始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是面向全球化語境下的新聞改革，進一步沖破了“所有制崇拜”。但囿于政治體制，中國傳媒尋求本土化生存成了當下一個相對可行的策略；今后新聞改革將不得不直面自由的挑戰。
市場化與傳媒公共性
市場經濟是新聞改革最重要、最根本的推動力。武漢大學羅以澄教授認為傳媒業的市場化轉型，是中國新聞改革30年的縮影和最核心的“板塊”，它給中國新聞傳媒業帶來了巨大變化，同時也帶來了更為嚴峻的生存壓力以及無法回避的挑戰與問題。
傳媒市場化是促進還是壓抑了中國公共空間的發展？兩位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長江講座教授都討論了傳媒的公共性。來自美國威斯康新－麥迪遜分校傳播藝術系的潘忠黨教授在題為《傳媒的公共性與傳媒改革的再起步》主題演講中，認為30年的改革依賴并發揮了市場的解放力量，傳媒改革步入正題就必須超越市場，以不同的目標思路和價值引導重新起步。
來自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陳韜文教授以“公共空間”為核心概念，發表《傳媒市場化、權力結構與公共空間的發展：一個比較視角》的演講，檢視西歐、美國、新加坡、香港、大陸地區的公共空間形態，認為其形態變化受制于權力結構及市場化程度。民主化帶來權力結構的開放，是發揮傳媒市場化擴大公共空間作用的社會條件之一，也是開拓公共空間最根本的辦法。河北大學白貴教授在《博客新聞評論的特征與功能》一文中認為，網絡在培養民眾的公共參與意識與公共精神方面功不可沒，博客新聞評論的公共性體現在搭建進入公共領域的平臺、實現完整的民意記錄。
在國家―社會關系的理論視角下，傳媒話語實踐的變化，體現了公共空間與權力結構之間的互動。復旦大學孫瑋教授以1978年以來中國大陸大眾化報紙的演變為線索，采用話語分析的路徑，認為由大眾化報紙建構的社會主體經歷了“讀者”、“市民”、“公民”、“小資”等不同階段的變化。但這種話語實踐為社會結構中的多重力量所左右，常常出現游移和混亂，充滿著很多變數。香港浸會大學郭中實教授與復旦大學陸曄教授合作的論文《報告文學的“事實演繹”：從不同歷史時期的文本管窺中國知識分子與國家關系之變遷》，認為“報告文學的發展路向，從70年代末期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的合法性建構開始，經過80年代中后期與國家政治權力結盟短暫觸及政治體制改革，至90年代演變成知識分子將公共利益作為社會現實批判和與國家關系建構的話語基礎。通過三個典型文本分析，發現在這一過程中，市場經濟催生的國家―社會從高度統合到有限疏離的結構性轉變對知識分子的社會作為起到重要影響”。
30年改革也投影在新聞文體的變化中。復旦大學許燕副教授的文章將新聞文體變化分為四個時期：大轉型時期（1978～1982年）――多元化時期（1983～1989年）――分眾化時期（1990～1998年）――網絡化時期（1999～2008年），文體從新聞報道理念、文體結構布局、語言修辭風格和文體表現方式等方面都隨著社會環境的迅速變化而不斷變化。
改革攻堅與傳媒重新定位
“事業性質、企業化管理”曾經釋放了傳媒的文化生產力，如今則成為傳媒進一步發展的“瓶頸”。深圳報業集團黨委書記黃揚略的文章《走出誤區，正確把握黨報集團改革方向》，針對夸大“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中的企業因素、甚至主張把傳媒集團劃歸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的認識“誤區”，認為要正確把握黨報集團的改革方向，不能輕率地將黨報集團歸入企業。中國海洋大學教授張偉在《“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歷史價值》一文中認為，“由于事業和企業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組織邏輯集于傳媒一身，形成一種難以克服的結構性困扼，影響和阻礙了傳媒產業的健康發展”。復旦大學張濤甫副教授在《中國傳媒改革的風險考慮》中認為，媒體改革面臨著政治風險、社會風險、市場風險，“增量改革在化解風險的同時，也在積累新的風險；需要在存量改革階段解決結構性、系統性風險?！?/p>
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社會中，中國傳媒需要重新定位。上海大學張詠華教授認為，“反映我國傳媒社會定位轉型的企業化管理和重塑傳媒市場主體的探索，需要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深化。它沒有相同的現成經驗可以照搬，難點的存在勢所必然，曲折乃至彷徨或徘徊或許也在所難免。但是，這種轉型是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經濟轉型的必然要求”。思考傳媒重新定位的另一種視角是風險社會理論。天津師范大學殷莉副教授認為“新聞傳媒在風險傳播中的新聞價值取向必須符合價值理性，以公眾關注的公共利益和不損害公共利益的公共興趣為選擇標準”。
公民權利、輿論監督與重構現代新聞制度
我國憲法賦予公民的三項權利,即言論出版自由、知情權和批評建議權為輿論監督提供了憲法依據。暨南大學董天策教授、林愛B副教授及河北大學喬云霞教授撰文談到以公民權利為基礎、為輿論監督提供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復旦大學黃旦教授與瞿翌軼合作的論文認為“權力”與“權利”是考察中國語境下輿論監督的兩種視角。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展江教授從公民社會的理論視角梳理了近七年來大陸的輿論監督，認為其表現出了公共領域和市場領域的雙重熱情。南京大學丁柏栓教授在《擴大人民民主與實施新聞輿論監督關系論》一文中認為，改變新聞輿論監督難的境況，要靠擴大人民民主。而從執政黨自身建設方面來說，則需要將加強和改進新聞輿論監督工作作為執政能力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
現代新聞制度的核心，是通過新聞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對公共權力的監督權。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張博樹和前新聞局長鐘沛璋合作的文章認為，中國傳媒如今面臨著重構現代新聞制度的歷史任務，新聞制度的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緊密相連。臺灣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李瞻教授在《報業制度與政治制度之關聯性》一文中認為，報業制度決定于政治制度，當社會政治制度變更時，報業制度亦隨之變更。華中科技大學張昆教授在《中國媒介改革的政治限度》一文中認為，現存的政治限度是：不危及社會系統的穩定、不傷害權力系統的合法性、不削弱權力對媒介的管理、不影響主流價值的傳承。
數字化、媒介融合與制度整合
數字媒體技術推動了媒介融合，進而提出了制度融合的需求。廣電總局副總編輯、發展改革研究中心黃勇主任發表了題為《數字化――中國廣播電視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的演講。談到目前推進數字化進程面臨的困難是：定位不夠清晰、用戶認可度不高、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認為推動廣電數字化需要政策支持與制度創新。中國傳媒大學黃升民教授、周艷、王薇在《推進、發展、沖突、創新―――解析廣電數字新媒體的發展演變》中認為，廣電產業與其他媒體產業一樣，各方利益矛盾沖突的特征是內包、長存、調適的，矛盾各方形成一個無法明言的底線，呈渾濁狀態博弈前行。中國傳媒大學副校長胡正榮教授在《媒介融合時代的中國媒介制度整合》演講中談到，中國傳媒面臨的問題是內容單一但卻渠道多元，他認為媒介制度整合的原則是：保證資源的合理分布與公平利用，信息傳播的多樣性，保護受眾的公共利益。
新媒體技術對社會的影響全面而具體。清華大學熊澄宇教授、呂宇翔、張錚合作的文章認為，新媒體不僅是一種技術生產力，還是一種文化生產力。它在發展中與生產關系不斷出現適應―不適應―再適應的過程，從而推動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改革的不斷深化。華東師范大學嚴三九教授則通過調查發現了上海市網絡視聽專業人才緊缺，進而思考新聞傳播教育如何面對市場需求。上海大學吳信訓教授和王建磊合作的論文則積極探索新媒體環境下電視新聞的增值方式：運用數字存儲和點播、編輯技術，使原本大多為一次性消費的新聞得到價值的重新開發和利用。
2001年，中國廣告產業全面開放。武漢大學張金海教授認為，制度選擇與制度安排促進了中國廣告產業30年的高速發展，也導致中國廣告產業的市場低集中度、外資主導傾向，以及結構不均衡等許多嚴重問題。全球化語境下，文章思考自由開放市場模式與產業后發的政策保護及自主發展之間、市場運作機制與以行政為主導的市場管理體制之間的關系。
文化傳播與新聞傳播教育
上海大學戴元光教授和鄭涵教授合作的論文《建構多元的文化傳播體系提高我國文化的傳播能力》認為，我國文化傳播體系形態進入迅速擴容和分化重組的發展階段，文化傳播的關鍵在于公信、多元與經濟競爭力。安徽大學姜紅教授檢視了現代中國新聞學術思想中的進化論觀念，發現存在著兩種思想脈絡：“漸變”式進化論和“突變”式進化論。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邱沛篁教授、上海大學李建新教授總結、回顧了30年來高校新聞傳播教育的發展和流變。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高鋼教授在《媒介融合趨勢下新聞教育基礎元素的構建》中則強調，在媒介融合的新形勢下，構成新聞教育四大基礎元素的學科架構、師資隊伍、課程體系和教學平臺，需要在新的教育目標之下重新建構。南京大學段京肅教授基于CSSCI數據庫，通過分析論文篇均引用數量發現新聞傳播學科研究水平仍較低。
關鍵詞:建筑設計 城市規劃 相互關系
中圖分類號：TU984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 城市規劃設計與建筑設計的關系
城市規劃設計是一門正逐步完善和發展的綜合性學科，是一門
在實踐中安排城市發展規劃與建筑設計、景觀設計相對關聯的實用
性學科，它具有相對獨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它主要解決的是城市
的面和線問題。建筑設計是在城市規劃的前提下，根據建設任務要
求和工程技術條件進行全面設想，并根據其功能具體確定建筑物的
空間組合形式和詳細尺寸，構造及材料做法。它也具有相對獨立的
基本原理和方法，主要解決的是城市的點和面問題。同時，城市規
劃設計主要是通過建筑設計、景觀設計來實現的。城市規劃管理是
由城市規劃行政主管部門通過政府行為來對城市規劃設計和建筑設
計進行監督、管理，并對二者之間發生的矛盾加以協調解決。
2 正確處理城市規劃設計與建筑設計的關系
城市規劃是對城市空間的分析與設計，也即對人活動的區域空間和各區域空間的關系的協調。建筑設計是解決室內空間的使用、經濟、美觀的要求，同時在外部形體上，具有一定時代特性風格的前提下與周圍環境、城市歷史文脈及城市控制性規劃相協調的結果。城市規劃是動態地解決和協調各類建筑之間的聯系、建筑群的整體形象，以生態的、可持續的觀點延續城市的歷史，展望城市的未來。
2.1 科學對待城市規劃設計
城市規劃設計是一種設計社會空間和物質空間健康發展進程的社會實踐。因此，城市規劃設計應該包括從策劃到維護的所有內容。在城市規劃設計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不同的類型。根據阿普爾壓德的觀點，城市規劃設計內容日趨綜合，方法包容性更強，從單純注重形態的設計發展到綜合設計。
在城市規劃設計中不但要注重城市的功能分區，交通流線，而且還要注重建筑物的體量、尺度、比例、色彩、造型、材料、空間等。必須強調“城市規劃設計最基本的特征是將不同的物體（包括建筑物）進行聯合，使之成為一個有機整體，設汁者不僅必須考慮物體本身的設計，而且還要考慮一個物體與其他物體之間的關系”。一個城市建設得好壞與城市規劃設計水平的高低有著直接關系，因為城市規劃設計是城市建設的基礎，也是建筑設計的依據。在我國一般一個城市規劃設計經批準后，要執行十年以上，在批準城市規劃設計時一定要采取科學認真的態度。
2.2 建筑設計服從城市規劃設計
美國城市規劃師伊?沙里寧曾經說過：“通常做設計是要把它置于一棟房子中；將一棟房子置于周圍的環境中；將周圍的環境置于一個城市規劃中。建筑師在設計單體或群體建筑時，必須考慮建筑的大環境和開發地盤紅線內的小環境問題。
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建筑設計也得到了長足發展。在建筑創作繁榮的同時，也存在著令人擔憂的問題，在快速發展中，建筑師在建筑創作時對人文的關注、對環境的關注顯然不夠。一味追求“新、奇、特”而不考慮建筑物所處的環境。
例如北京的長安街，雖然每棟建筑單體都采用了中國最好的設計院和最優秀的建筑師的作品，而且在建筑造價上也毫不吝嗇，就其藝術價值本身而言，仍然是業界人士批判的焦點。究其原因，主要不在于建筑本身造型，而在于對周圍環境的忽視，以及強烈的個體表現欲所造成的整體不和諧。再例如希臘的愛琴海上有一座叫伊特拉的小島，每年都吸引大量的游客，尤其是攝影家和畫家，被稱為“藝術家之島”。整座島上布滿了十分簡單的希臘式的民居，連警察局、醫院、飯店都化整為零，成為民居式建筑尺度。幾百年來，島上的居民始終恪守一個規則：所有建筑均不超過三層，所有外墻均為白色。這種熱愛自然、相互協調的觀點，已經形成了一種設計理念?？梢娫诔鞘幸巹澰O計的指導下，注重周圍環境的協調，即使是最簡單的建筑設計也能取得好的效果。
2.3 建立建筑設計方案評審制度
重要建筑是一個城市的象征，它的好壞對一個城市的形象影響也是很大的。應該盡快建立建筑設計方案評審制度，組織一些專家對建筑設計方案進行評審，一是看建筑設計方案是否符合城市規劃設計的要求；二是對建筑設計方案本身進行評審，看設計思想是否符合設計任務書的要求，只有這樣才能選出好的作品。
在對建筑設計方案進行決策時，不僅要關注建筑物本身，而且還應關注其是否與周圍環境相協調的決策制度，這里的關鍵是提高管理者的決策水平，把握正確的價值取向，不能把獨一無二、標新立異作為取舍的唯一標準。
3 建筑規劃與建筑設計的協調統一
我們做設計時經常的手法是從主觀的感覺出發，通過形體、體量的造型來首先達到視覺上的審美要求，而且設計的大多數時間用在了這方面，對于細部則由于時間的限制而來不及仔細推敲了。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沒有結合環境總體考慮。
前段時間看了些論文書刊雜志，結合城市規劃考慮了建筑設計
的做法，逐漸明白建筑設計應該做到以下幾點。
（1）結合環境。從城市區域規劃出發設想建筑與大環境的結合：優秀的建筑設計是不能脫離一定的總體關系孤立地進行的，而是把它放在一定的環境之中，去考慮單體建筑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即建筑的整體輪廓上，應與周圍的現有建筑呼應，立面上虛實對比、色彩處理與環境格調相協調，流線上，符合環境的肌理；從人的感覺出發想象建筑局部小環境的處理：通過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感受塑造空間。
（2）造型。有自己的風格，整體性強、簡單中體現復雜，不變中起變化。在進行立面造型處理時，一定要從大處著眼，考慮整體效果，要從整體再到局部，從大面到細部，反復推敲，逐步深入，使整個立面從整體到局部都比列協調，互相映襯，形成完整的統一體。這方面筆者喜歡板材效果，直接、明了、輕佻。
（3）理性。承傳歷史文脈，用抽象化的手法引用或延續歷史的痕跡。當然，最重要的是把視線集中在人的視覺所能及的范圍內進行思考。視線所能及范圍內著重考慮。高層建筑頂部以及多層不上人屋頂等，視線不能及處簡潔處理，體現一定秩序，滿足可能的俯瞰效果，并從墻面傾斜、局部層高處理等來控制人的視線和控制小環境。比如：曲面玻璃，將天空反射向地面、局部低層或鏤空引進陽光等。
1 城市規劃設計與建筑設計的關系
城市規劃設計是一門正逐步完善和發展的綜合性學科，是一門
在實踐中安排城市發展規劃與建筑設計、景觀設計相對關聯的實用
性學科，它具有相對獨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它主要解決的是城市
的面和線問題。建筑設計是在城市規劃的前提下，根據建設任務要
求和工程技術條件進行全面設想，并根據其功能具體確定建筑物的
空間組合形式和詳細尺寸，構造及材料做法。它也具有相對獨立的
基本原理和方法，主要解決的是城市的點和面問題。同時，城市規
劃設計主要是通過建筑設計、景觀設計來實現的。城市規劃管理是
由城市規劃行政主管部門通過政府行為來對城市規劃設計和建筑設
計進行監督、管理，并對二者之間發生的矛盾加以協調解決。
2 正確處理城市規劃設計與建筑設計的關系
城市規劃是對城市空間的分析與設計，也即對人活動的區域空間和各區域空間的關系的協調。建筑設計是解決室內空間的使用、經濟、美觀的要求，同時在外部形體上，具有一定時代特性風格的前提下與周圍環境、城市歷史文脈及城市控制性規劃相協調的結果。城市規劃是動態地解決和協調各類建筑之間的聯系、建筑群的整體形象，以生態的、可持續的觀點延續城市的歷史，展望城市的未來。
2.1 科學對待城市規劃設計
城市規劃設計是一種設計社會空間和物質空間健康發展進程的社會實踐。因此，城市規劃設計應該包括從策劃到維護的所有內容。在城市規劃設計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不同的類型。根據阿普爾壓德的觀點，城市規劃設計內容日趨綜合，方法包容性更強，從單純注重形態的設計發展到綜合設計。
在城市規劃設計中不但要注重城市的功能分區，交通流線，而且還要注重建筑物的體量、尺度、比例、色彩、造型、材料、空間等。必須強調“城市規劃設計最基本的特征是將不同的物體（包括建筑物）進行聯合，使之成為一個有機整體，設汁者不僅必須考慮物體本身的設計，而且還要考慮一個物體與其他物體之間的關系”。一個城市建設得好壞與城市規劃設計水平的高低有著直接關系，因為城市規劃設計是城市建設的基礎，也是建筑設計的依據。在我國一般一個城市規劃設計經批準后，要執行十年以上，在批準城市規劃設計時一定要采取科學認真的態度。
2.2 建筑設計服從城市規劃設計
美國城市規劃師伊•沙里寧曾經說過：“通常做設計是要把它置于一棟房子中；將一棟房子置于周圍的環境中；將周圍的環境置于一個城市規劃中。建筑師在設計單體或群體建筑時，必須考慮建筑的大環境和開發地盤紅線內的小環境問題。
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建筑設計也得到了長足發展。在建筑創作繁榮的同時，也存在著令人擔憂的問題，在快速發展中，建筑師在建筑創作時對人文的關注、對環境的關注顯然不夠。一味追求“新、奇、特”而不考慮建筑物所處的環境。
例如北京的長安街，雖然每棟建筑單體都采用了中國最好的設計院和最優秀的建筑師的作品，而且在建筑造價上也毫不吝嗇，就其藝術價值本身而言，仍然是業界人士批判的焦點。究其原因，主要不在于建筑本身造型，而在于對周圍環境的忽視，以及強烈的個體表現欲所造成的整體不和諧。再例如希臘的愛琴海上有一座叫伊特拉的小島，每年都吸引大量的游客，尤其是攝影家和畫家，被稱為“藝術家之島”。整座島上布滿了十分簡單的希臘式的民居，連警察局、醫院、飯店都化整為零，成為民居式建筑尺度。幾百年來，島上的居民始終恪守一個規則：所有建筑均不超過三層，所有外墻均為白色。這種熱愛自然、相互協調的觀點，已經形成了一種設計理念?？梢娫诔鞘幸巹澰O計的指導下，注重周圍環境的協調，即使是最簡單的建筑設計也能取得好的效果。
2.3 建立建筑設計方案評審制度
重要建筑是一個城市的象征，它的好壞對一個城市的形象影響也是很大的。應該盡快建立建筑設計方案評審制度，組織一些專家對建筑設計方案進行評審，一是看建筑設計方案是否符合城市規劃設計的要求；二是對建筑設計方案本身進行評審，看設計思想是否符合設計任務書的要求，只有這樣才能選出好的作品。
在對建筑設計方案進行決策時，不僅要關注建筑物本身，而且還應關注其是否與周圍環境相協調的決策制度，這里的關鍵是提高管理者的決策水平，把握正確的價值取向，不能把獨一無二、標新立異作為取舍的唯一標準。
3 建筑規劃與建筑設計的協調統一
我們做設計時經常的手法是從主觀的感覺出發，通過形體、體量的造型來首先達到視覺上的審美要求，而且設計的大多數時間用在了這方面，對于細部則由于時間的限制而來不及仔細推敲了。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沒有結合環境總體考慮。
前段時間看了些論文書刊雜志，結合城市規劃考慮了建筑設計
的做法，逐漸明白建筑設計應該做到以下幾點。
（1）結合環境。從城市區域規劃出發設想建筑與大環境的結合：優秀的建筑設計是不能脫離一定的總體關系孤立地進行的，而是把它放在一定的環境之中，去考慮單體建筑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即建筑的整體輪廓上，應與周圍的現有建筑呼應，立面上虛實對比、色彩處理與環境格調相協調，流線上，符合環境的肌理；從人的感覺出發想象建筑局部小環境的處理：通過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感受塑造空間。
（2）造型。有自己的風格，整體性強、簡單中體現復雜，不變中起變化。在進行立面造型處理時，一定要從大處著眼，考慮整體效果，要從整體再到局部，從大面到細部，反復推敲，逐步深入，使整個立面從整體到局部都比列協調，互相映襯，形成完整的統一體。這方面筆者喜歡板材效果，直接、明了、輕佻。
（3）理性。承傳歷史文脈，用抽象化的手法引用或延續歷史的痕跡。當然，最重要的是把視線集中在人的視覺所能及的范圍內進行思考。視線所能及范圍內著重考慮。高層建筑頂部以及多層不上人屋頂等，視線不能及處簡潔處理，體現一定秩序，滿足可能的俯瞰效果，并從墻面傾斜、局部層高處理等來控制人的視線和控制小環境。比如：曲面玻璃，將天空反射向地面、局部低層或鏤空引進陽光等。
關鍵詞：城市文化；城市發展；重要性
一、“城市文化”的內涵
“文化”是人類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總和。文化一詞的內涵豐富、外延寬廣，包含多個闡釋維度。文化既是凈化心靈和思想啟蒙的方式，也是歷史傳統的綜合載體，還是特定時代生活方式和生活經驗的集中體現。泰勒在《原始文化》一書中從人類學角度對文化做出界定：“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是包括全部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習慣的復合體。人類社會中各種不同的文化現象，只要能夠用普遍適用的原理來研究，就都可成為適合于研究人類思想和活動規律的對象?！盵1]在泰勒看來，文化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包括人類活動的精神層面和物質層面，屬于更為普遍的大眾和更廣泛的領域，文化滲透在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城市文化是城市文化精神、市民文化素質和城市文化氛圍等多個層面的綜合體現。城市文化既是抽象的，又是具體的。具體來說包括文化機構（團體）、文化設施和市民文化素質三個重要部分。文化機構是指舉辦文化活動，引領文化風尚的部門，如教育機構、文藝組織、廣電集團、出版社等。文化設施是舉辦文化活動的物質載體，包括博物館、體育館、圖書館、影劇院、公園、帶有歷史文化底蘊的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等。通過文化機構的組織和文化設施的承載，城市就會形成一種濃厚的文化氛圍，受到這種氛圍的熏陶，市民的文化素質會得到大幅度提升，一座城的文化最終會通過市民素質得到集中體現。
二、城市文化的特征
城市文化體現了一個城市的文化底蘊，通過各種文化樣式表現出來。城市文化在形成和發展中逐漸凸顯出以下幾種顯著特征。
（一）城市文化具有積淀性和整體性
城市文化的形成不在一朝一夕，而是慢慢累積的過程。經過實踐檢驗和時間證明了的、最終被保留并被傳承下來的就成為了這個城市的文化。城市文化的培育、被認可和發揚都是一個需要時間的浩大工程。張勝冰認為：“城市精神的特質隱含在她源遠流長的歷史文脈和地域性文化底蘊中，凝聚著一座城市的歷史、文化與民風民俗，體現著市民對城市生活價值的內在認同感和趨同意識，因而具有強大的精神感召力，影響著城市的發展方向和路徑。城市精神展現的不僅僅是現在的文化風貌，還將充分呈現出城市的歷史底蘊和未來圖景。”[2]城市文化的整體性是由具有影響力的眾多文化因子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機體。
（二）城市文化具有獨特性和包容性
每座城市在現代化進程中都會積淀出一定的城市文化，這是城市發展的共性。但是每個城市的傳統歷史、發展模式、發展優勢等又不盡相同，從而形成自己獨特的城市文化。比如巴黎這座城市的文化代名詞是時尚、浪漫；柏林是嚴謹、精致。所有這些關鍵詞構成了城市獨特的文化氣質，這種城市文化慢慢會影響這個城市市民的生活習慣、思維方式、語言風格等，一方面人們的日常生活凝聚成了城市的文化，另一方面城市的文化也熏陶感染著生活于其中的每個人的氣質，在這種相互影響下，城市文化的特色便彰顯出來。城市文化的獨特性必然導致文化的多樣性。如果每個城市的文化都雷同單一，也就意味著城市文化生命力的衰退。
（三）城市文化具有穩定性和變易性
不僅不同城市的文化風格不同，就連同一個城市在不同發展階段的文化也存在差異。因為城市文化本身就是動態的發展過程，時間、空間、自然、社會、變革等因素都會帶來文化上的改變。盡管變化是常態，但文化傳統也具有傳承性，城市文化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積淀成市民的集體意識，內化為先在性的意向結構，在深層影響著他們的思維方式和心理結構。
（四）城市文化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
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地域、自然條件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方式，使不同的城市呈現出不同的風土人情。比如，中國的南方和北方，不僅僅是地理的分界，也是人文的分界、不同的文化風格的分界。南方自然條件溫和濕潤，形成了水鄉田園生活，養成了南方人細膩平和的性格，影響了南方溫和、感性等城市文化特征。北方氣候寒冷干燥，土地廣袤，生活環境嚴酷，養成人的粗獷豪邁的性格，也影響北方實際、保守等城市文化特征。歐洲文化也有南北之分。斯達爾夫人在1800年發表的《從文學與社會制度的關系論文學》的序中對南方文化特征和北方文化特征做了有趣的比較：以德國為代表的北方文化帶有憂郁和沉思的氣質，這種氣質是北方陰沉多霧的氣候和貧瘠的土壤的產品；而以法國為代表的南方文化則耽樂少思并追求與自然的和諧一致，這也與南方的氣候和風光密切相關，這里有著太多新鮮的意象、明澈的小溪和茂盛的樹林。自然的美麗使得南方人有更多的生活樂趣和較少的思想深度。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提出影響文化發展的社會因素是種族、環境和時代。種族指因民族的不同而不同的先天、遺傳的傾向，這種傾向是文化生產的原動力。環境包括地理和氣候條件，是影響文化的外部壓力。[3]而時代則是影響文學的后天動量，它是一種既定的推動力。需要強調的是，文化畢竟不是植物，不能完全用泰納所謂的植物學的方法來研究。自然地理的因素是通過與人的實踐活動結合而作用于文化，自然透過對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氣質性情的塑造作用影響了地緣文化的形成。
三、提升城市文化品質的重要性
城市文化品質是考察城市精神品位和城市現代化水平的重要維度。城市文化品質的高低，直接關系著改革開放的程度、城市現代化發展水平和人民群眾生活質量的提高。提升城市文化品質，既是加快城市化進程中必須著力解決的重要課題，也是拓展城市發展空間、促進產業優化升級、建設生態宜居環境、提高市民幸福感指數、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之舉。
（一）提升城市文化品質，是堅持以人為本、建設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
城市為我們每個人提供了生活居住的空間，也是我們的精神和心靈棲居之所?？v觀城市的發展歷史，城市要滿足人們生活需要的根本目的從未改變過。關于城市的論述，我們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他認為，“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人們居住在城市是為了生活得更好”。城市設計的初衷就是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到21世紀，聯合國人居組織的《伊斯坦布爾宣言》強調，“我們的城市必須成為人類能夠過上有尊嚴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滿希望的美好生活的地方。”城市要給予人們幸福感的使命又被再次強調。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主題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4]?？v觀城市的發展歷史，城市要滿足人們生活需要的根本目的從未改變過。美國城市學家喬爾·科特金也說道：“早在發軔之初，城市區域就已扮演三種不同的重要功能：構建神圣的空間；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擁有一個商業市場。”[5]所謂的構建神圣的空間，在古代指的是城市的宗教設施，這反映了當時宗教生活在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性，對人類社會早期城市精神的形成產生重要影響。到了現代社會，城市變得越來越世俗化，城市的功能也逐漸走向實用和功利。從這個角度來看城市的功能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首先，以高墻壁壘為基本形式，主要發揮安全防衛的功能。其次，隨著商業往來的密集，城市又成了商業貿易、工業生產的中心，城市又具有了創造經濟價值的功能。最后，發展到現階段，城市是人口密集的區域，城市在規劃建設方面逐漸注重以人為本，把人的感受、需要放在最核心的地位，所以城市的功能又增加了文化、舒適、休閑、宜居等內涵，總體來說就是使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們能夠過上有文化品位的高品質生活。提升城市的文化品質，是堅持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以人為本就要既提高人們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水平，又要不斷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提升城市的文化品質就是為人們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糧，用文化刺激拉動經濟的增長，形成供給側，從而更好地滿足人們的全面需求。
（二）提升城市文化品質，是城市經濟發展新形勢的必然要求
隨著物質財富逐漸增多，市民對城市發展也有著更多的期待。人的需要是一個由低到高的復雜結構。在金字塔形的需要層次結構中，處于最底層的是生存需要，這個需要是人最基本的需要，雖然處于最底層，但是對人的生存來說卻是最迫切的，尤其是生產力不發達階段人們的這種生存需要最強烈。比如，當市民的普遍收入都較低時，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費就較為迫切，家庭的支出用于購買基本的生活用品，很難產生文化和審美的需要。隨著經濟發展，人均收入越來越多，人們便會產生更高級的認識需要、審美需要等。這類高級需要會促使人們的消費觀念和整個城市的消費結構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即逐漸由溫飽型向享受型消費轉變，市民開始注重生活環境的改善、生活品質的提升、功能設施的完善、文化生活的豐富多彩等。并且這種文化精神需求隨著經濟的發達程度會更加迫切，城市的功能不再僅僅是生產功能，更多地體現在要滿足市民日益增長的文化消費需求，所以提高城市的文化品質是順應城市經濟發展規律、推動城市轉型升級、滿足人們高品質生活需要的必然選擇。
（三）提升城市文化品質，是提升城市核心競爭力的迫切需要
城市的靈魂是城市文化，一座城就是一種特色文化的積淀，這種文化積淀是城市發展的動力源泉。每一座城市都有著不平凡的奮斗歷史，在城市建設初期亦或是轉型升級的關鍵期，都需要文化的支撐。這種文化或是讓城市發展的成果及時轉化惠及民生，或是提升城市的生態文化和人文環境。總之，城市建設要以提升城市文化品質為目標，科學定位，全面謀劃，整合資源，重點推進，打造閃光的城市名片，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譽度，增強城市的競爭力。綜上所述，提升城市文化品質，是加快城市化進程中必須著力解決的重要課題，是拓展城市發展空間、促進產業優化升級、建設生態宜居環境、提高市民幸福感指數、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之舉。
參考文獻
[1][英]愛德華·泰勒.原始文化[M].連樹聲譯.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1.
[2]張勝冰,馬樹華.青島文化的歷史文脈對城市文化精神的影響[J].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3):35.
[3]伍蠡甫.西方文論選(下卷).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238.
[4]好的城市更新:要和更多的普通人發生關系.[2019-08-29].
論文摘要：現代管理實踐的復雜巨系統性使人們更加關注對人的本性及人的行為模式的研究。尊重人性，在組織中編織和諧的人際關系網絡，培養高度組織承諾的員工，通過相互信任而促成自發性的合作，是實現企業戰略目標與個人目標一致性的有效方法，是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途徑。
從嚴格意義上講，現代組織行為科學(behavioralscience)發端于霍桑試驗?；羯Ｔ囼瀸诺涔芾砝碚撨M行了大膽的突破，第一次把管理研究的重點從“經濟人”的基本假設和從物的因素上轉向“社會人”的基本假設和人的因素上。梅奧的人際關系理論(human relations theory)通過對霍桑效應(hawthome effect)(即由“受注意”引起的效應)的揭示，對古典組織管理理論的研究范式維度作了四個方向的拓展〔羅x,2001)，即，單個行為主體的社會性;人是社會人，工作中的人際關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是影響生產效率的首要因素;組織是人們希望實現自導、自治、自我負責和自我實現的場所;群體(group)總是通過建立他們的價值觀和規范來控制人們的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現代管理實踐的復雜(complexity)巨系統性使人們更加關注對人的本性及人的行為模式的研究。隨著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的發展，組織行為學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個體行為(價值觀、態度、激勵等)、群體行為(團隊工作、領導藝術、溝通、沖突等)、組織系統(組織結構、工作設計、組織文化等)、組織變革等問題的研究日趨成熟。
一、組織行為理論研究的新發展
目前，對組織行為理論的研究呈現多學科交叉態勢，不同專業背景的學者運用不同研究視角在廣度和深度上豐富和發展了組織行為理論。
1.在經濟學的研究范式中，人被抽象為“智慧人”的理性面孔(埃德加·莫蘭，1972)。效率概念是經濟學中的核心概念，認為在既定物質技術關系的約束條件下企業能夠實現利潤最大化目標;但現實中存在的明顯事實是，由于個人目標與企業目標的不一致，員工并不一定總是盡心盡力地工作，企業的成本也并非總是最小化，總還存在只要稍加努力便可增加的產出。這就說明存在著與配置效率不同的效率問題，即非效率問題。哈維·萊賓斯坦提出x效率理論，指出x效率理論實際上是指一種與組織或動機有關的效率;該理論從個人行為受到從表面看互相沖突的兩種傾向影響，每種傾向都會導致不同行為模式和對環境的反應。
2、著名心理學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三方互惠決定因果模型對人性作了全新的論釋。他摒棄了心理動力學和心理特質論的內因決定論和傳統行為主義的外因決定思想，對個體的行為、認知與主體因素、環境三者之間的關系提出更為辯證和完善的分析;強調主體因素對人類行為的獲得與表現和對人性潛能發揮的決定性。通過建立三方互惠決定因果模型闡明了三者之間的動態決定關系，為進一步研究如何促使個體行為方向與組織目標發展方向的趨同奠定理論基礎。
3.新經濟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mark e granovetter)對當代組織行為理論研究有較大的影響。他發展了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 )的“經濟鑲嵌社會”概念，從嵌人性(embeddedness )、社會網絡( social network )、組織制度(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s)等三個角度分析了現代組織中社會情感聯系、信任、人際網絡等問題，增加了組織行為理論新的研究維度和研究命題。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運用契約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對格蘭諾維特提出的組織信任問題作了進一步研究，在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風險角度對信任的內涵及類型作了新的界定，并通過建立模型對各種信任類型作了深刻分析。
4.社會資本理論(social capital theory)的研究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才為學者廣泛重視?！吧鐣Y本”概念由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提出，詹姆斯·科爾曼、羅伯特·普特南等人作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傳播。按照韋恩·貝克的解釋，社會資本主要是指人際和企業關系網絡中以及通過該社會關系網絡所能獲得的各種資源，包括信息、構思、線索、商業契機、金融資本、權利與影響、情感支持，甚至還有良好的祝愿、信任與合作。
二、組織行為理論研究的幾個熱點問題
1.人性研究的淵源及發展。
“有了人，我們便開始了歷史?！?恩格斯語)但是，人類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對“我們是什么，存在于世界中的人類意味著什么”(埃德加·莫蘭，1972)的爭議。對人類自身本性的理解和研究，用法國當代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蘭的話來說還是一種貧乏的認識、封閉的范式。從普羅泰戈拉提出的“人是萬物的尺度”、蘇格拉底的“認識你自己”開始，到中國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論、基督教的原罪說、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理論、馬斯洛的“需求塔”理論等，各種人性理論層出不窮，直至今日，人性問題仍促使人們不斷去探索、解析。休漠認為，“人性”是一切科學的基礎，一切科學都離不開以“人性”作為對象。人們希望通過對’‘人是什么”—人性、人的本質的解剖，通過對人的理解來尋求一種核心的價值觀念，并通過這種核心價值觀念的確立，從而為實踐活動確定合理的方式，再通過這種合理的方式來達到最佳效果。
早期對人的思考囿于人類自身力量的脆弱和外部世界的強大，認為人是缺乏獨立性的。在近代隨著工業革命的興起和人的力量的強大，資產階級思想家破除了上帝的神秘色彩，確立了理性權威。以康德、黑格爾為代表的古典哲學則把這種理性權威推向極至。然而，人類進人20世紀后，理性至高無上的地位開始受到動搖。人們開始感到，運用理性的創造活動并不總是給人類帶來正效益?！吧系鬯懒?”—尼采向人類發出這樣的呼喊?！吧系鬯懒?”代表現代人一種普遍心態，它是人們對傳統價值觀和普遍的道德規范失去信心、對個體命運和前途感到擔憂的表現，它是對理性至上主義的徹底反叛，它也是現代人絕望心態的表達?！叭松杂桑珶o往不在枷鎖之中”(盧梭語)，“人類根本無幸?？裳?，理性越發達，痛苦愈深，博愛、平等均是空談”，真正的人生都被人為的而非自然的力量所操縱和支配，人類的目的性不見了，人應該更多的是依靠感覺行事而不是靠理性。社會轉型帶來的道德缺失、精神“斷乳”和無所適從迫使人們去重新思考支撐人類社會發展的深層文化價值觀，“實現人的革命”、“重視主體間性”、“人類終極關懷”、“重建人類精神家園”，反映了人類為探尋人類未來發展所作的種種努力。
另一方面，理論家對人性的理解不僅決定他們的研究內容，也決定了他們的研究方法(班杜拉，2001)。康德認為，一個現代人應該是“由自身定義的”自我，他或她通過自我發展而發現和開掘自己的真正“人性”;這個命題宣布，人應該從自身而不是從任何其他的淵源尋求生命的神圣，從而為個人的理性主題奠定哲學基礎;在這個原則下，組織中個體有意識、有目的的理性行為被視為理論分析的最終基礎，而社會組織則被視為一種無數個體追求自身利益的無意識的產物。亞當·斯密在其巨著《國富論》中闡述了理性行為人在“看不見的手”( invisible hand)的指引下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在獲取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時非出于本意發展的卻極大地促進了社會公共利益。亞當·斯密賦予理性行為人以新的名稱—經濟人，并為后人所繼承，成為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假設前提之一。偉大的管理實踐者、古典管理學家、科學管理之父泰勒繼承了這種人性假設，并采用了物理學最常用的方法—隔離法，通過一系列假定，排除一切干擾，把個人從社會中抽象出來，得到一個“理想類型”( ideal type)的“經濟人”。盡管泰勒的管理思想強調勞資合作、雇員和雇主利益的一致性，但是，在實踐中嚴格科學的定量定性管理常常是沖突無法調和的根源。
基于此，埃德加·莫蘭提出應該停止將人簡化為“工匠”(“制造工具的人”的技術性面孔)和“智者”(“智慧人”的理性面孔)?！皯撛谌祟惖拿婵咨弦部吹缴裨挕⒐潙c、舞蹈、歌唱、癡迷、愛情、死亡、放縱、戰爭等。不應該把感情性、神經癥、無序、隨即變化作為‘噪音’、殘渣、廢料拋棄?！崩斫馊诵詰摗俺綄ι瞠M隘和封閉的理解(生物學主義)，超越對人的島民和超自然主義的理解(人類主義)，超越出無視生活和個人的概念(社會學主義)”，“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生物一心理一社會學的整體”。
班杜拉的研究揭示了人的本性是主體因素、行為和環境三者動態相互作用的結果。人類行為是自我系統和外界環境相互作用的產物，而人類行為又分別影響外界環境和自我信念。一方面，個體的期待、信念、目標、意象、情緒等主體因素影響或決定他的行為;另一方面，行為的內部反饋和外部結果反過來決定他的思想信念和情感反應。同樣，在行動與環境的相互決定中，雖然環境狀況作為行為的對象或現實條件決定著行為的方向和程度，但行為也改變著環境，以適應人的需要。三方互惠決定論包含著對人性的理解，即人一方面是自己的主人，人生意義取決于個體的把握，另一方面也要受到環境條件的制約而不是無限自由的。
2.組織嵌人、社會資本及社會關系網絡研究。
社會資本理論的發展，反映了人們對人性的重新認識。芝加哥大學心理學家米哈利·切克斯贊米哈利經過長達25年的研究發現，決定快樂的秘密在于有意義的工作和人際關系質量。心理學的“新關系論”認為生命的動力在于“參與”，即，在與他人的關系中成長和發展。一個人擁有完善的關系網絡就會擁有一個健康的身心。管理者必須刺激員工的動機，發展他們的能力，賦予良好的工作環境，使其自發地完成工作。在信息時代，人際關系網絡因為企業與顧客間、企業與企業間以及企業內部員工間的自發合作而變得重要。
強調員工能夠相互信任并促成自發性合作的關系網絡稱作社會資本。波茨和塞森布雷納認為社會資本是四個概念的有機結合: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限度的團結”( bounded solidarity)概念，指逆境可以成為團體團結一致的動力;齊美爾的“互惠交易”( reci-procity transactions)，指在個人化的交換網絡中產生的規范和義務;迪爾凱姆和帕森斯的“價值融合”( value in呵ections )，指價值、道德原則和信念先于契約關系和非正式的個人目標(不是嚴格工具意義上的);韋伯的“強制性信任”( enforceable trust )，指正式制度和特殊性的團體背景使用不同的機制保證實現對已經達成的行為規則的遵守。據科爾曼教授對社會資本概念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某些行動者的利益部分或全部處于其他行動者的控制之下，行動者為了實現各自的利益，相互進行各種交換，甚至單方轉讓對資源的控制，其結果就形成了持續存在的社會關系，這種持續存在的社會關系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社會資本。
地理學科公認的特性有二：一是綜合性，二是區域性。通過地理課堂教學，應當讓學生認識到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一個物質系統，這個物質系統是綜合的、多種多樣的、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地理學就是研究這個物質系統的全部組成要素及其內在聯系以及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關系的一門學科；應當讓學生認識到地理環境的功能也是綜合的，例如，一個資源豐富的流域，對人們生產、生活來說，它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旅游、水利、礦產、氣候、水產養殖等等）。這一流域環境的開發、利用，必須進行綜合研究，優選出一個最佳方案；應該讓學生認識到全球的地理環境雖是一個整體，但因各個地區位置的不同，受內、外力作用不均一等影響，又存在著地域分異。最后，還應進一步讓學生明確任一區域內環境要素是相互聯系的，在區域演變過程中，各個要素的變化是相互影響的，區域的開發、利用應當是綜合的，相關區域的發展也是彼此影響的。
學生認識到地理學科的兩大特性之后，有助于理解“人地關系的對立、對抗”會帶來種種負面影響，不利于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有助于學生理解“人、地關系的和諧、統一”，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基礎，從而有助于培養學生的正確的可持續發展觀。
人地關系是人類起源以來就存在的客觀關系。人地關系論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人類社會發展到現代，由于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對自然的開發、利用和改造的深度、廣度和速度日益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又加速改變著各地區的自然結構、社會經濟結構和產業的空間轉移。與此同時，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和反作用也愈益強烈，導致了區域性甚至全球性人口、資源、環境、生態、國土、經濟、社會關系的嚴重失調。當今社會人地關系處于激烈的對抗之中。所以人地關系成為聯系高中地理教材各章的主線索，也就理所當然了?？墒?，解決當今社會人口、資源、經濟發展與環境之間的矛盾，如何協調好人地關系呢？可持續發展戰略為我們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地球是我們人類唯一的家園，可是我們的地球正在受到環境污染、臭氧層破壞、溫室效應、沙漠化和毀林等等破壞，從而導致生態系統的失衡。所有這些危機的產生都跟人類在開發和利用能源和資源有關?？沙掷m發展可以使人地關系向著和諧、統一的方向發展；可以使區域經濟、環保、資源利用方式在生態上合理化；可以使高新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進程加速。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對人類社會來說意義十分重大。而對學生進行“可持續發展”教育，有利于培養學生正確的人口觀、資源觀、環境觀和發展觀，有利于提高學生的素質，加強其對社會的責任感。
綜上所述，地理學科的兩大特性、人地關系的內容和可持續發展觀是中學地理教材的三大靈魂。在地理教學過程中，均不可偏廢，尤其要突出對學生進行“可持續發展觀”的教育。
2、培養學生可持續發展觀的途徑
2．1根據教材特點，在教學過程中，層層推進
由于高中地理上冊教材編排體系是按照地球的圈層構造體系編排的，每個圈層又都順理成章地由內部結構、特點、物質與能量的運動與轉換、現象與規律、形成與發展，成為一個個“小而全”的完整系統。每一圈層又包容了相關學科的大量基礎知識，反客為主地排斥了地理學科的人地關系內容。這些特點，使地理教育工作者在教學過程中不利于滲透“可持續發展思想”。但是，可以根據“各層圈”內部各要素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關系，根據物質與能量在系統內的持續運動與轉換的過程，首先樹立學生的“持續”意識，為后期的“可持續發展觀”的培養奠定基礎。
例1教師在講授第一章第四節“地球的運動”之后可適當小結：
以張家港市為例，從12月22日次年1月6月22日12月22日，正午太陽高度、晝夜長短、地球公轉速度的漸變情況。
然后再明確這是一個持續變化的運動過程。可進一步指明這種持續變化具有同時性。例2在講授第二章第二節中“氣溫的日變化”的內容時，可利用教材提供的曲線圖結合下表進行講授：
通過分析講授：太陽高度太陽輻射強度地面獲熱地面儲熱地面溫度地面輻射大氣獲熱大氣儲熱大氣溫度的變化。學生很容易明了這也是一個持續變化過程。例3在講授“全球氣溫水平分布規律及成因”時有關大陸上等溫線彎曲特點，通過圖文分析，可以得出：一月太陽直射點在南半球，全球大陸上等溫線向南彎曲；七月太陽直射點在北半球，全球大陸上等溫線向北彎曲。
可用“南南北北”四個字來概括這一特征。進一步分析后可小結為：
上述三例的綜合，不僅可使內在聯系的知識活化，還強化了“持續”意識的培養。事實上，整個高中地理上冊這方面的例子很多：大氣環流的時空變化、海平面氣壓形勢的消長、降水的形成過程、水循環、地殼物質的循環運動過程、內外力作用過程、地殼運動、地熱的積累與釋放、地殼的演化過程、物質和能量在生態系統中的循環和單向流動、水熱條件的時空變化、自然帶內一個要素的變化對其它各要素的影響等等。這些例子，只要教師精心組織，深入淺出地講解，都能無聲地培養學生的“持續”意識。
整個高中地理下冊是進行“可持續發展”教育的主陣地。下面依教材內容滲透可持續發展思想進行分章論述。
在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上，必須選擇合理的方式，顧及自然生態的平衡和環境的、社會和經濟的效益。不能“竭澤而漁”，損害自然資源的發展基礎。對于非可再生資源的開發、利用要節約和綜合利用；要研究利用新的替代品；要研究這些資源利用的閉合循環系統；要有利于使其向持續利用方式的方向轉變。對于可再生資源，要采取多種有效措施，以確保環境的生態平衡和維持生物的多樣性，使得各種可再生資源能夠循環再生，要充分利用太陽能、風能、水能、地熱能、潮汐能、生物能等能源。同時，要結合中國國情，選擇合理的資源利用方式，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可持續發展道路。教材中提到的土地資源的基本國策，“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的原則，北方半干旱地區的退耕還牧、南方丘陵山地的林業發展，我國森林覆蓋率的奮斗目標、森林法的制訂實施；牧區的劃區管理、定期輪牧、輪流打草制度、規定載畜量、建人工草場等措施；建立自然保護區等等都是有利于區域經濟、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的。在教學中要深入淺出，潤物無聲。
通過第六章的教學，學生協調人地關系的能力應該有了一定的基礎，具備了一定的可持續發展觀。第七章的教學，應該讓學生積極參與“與能源有關的可持續發展”的大討論，以提高學生的積極性，培養學生的“可持續發展”的觀念。教學過程中有以下一些問題可供學生討論：
1．哪些能源的利用會不利于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哪些能源的利用會有利于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什么？
2．世界能源的產、供、銷與地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3．我國能源的產、供、銷與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4．世界上相當一些國家，可再生能源尚未成為常規能源，而非可再生能源又面臨貧化甚至枯竭的危險，為了維持本國或地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當務之急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5．生物質能的利用方式與區域的可持續發展。
6．能源消費構成與可持續發展。
7．“能源危機”與區域經濟、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8．美、日等國是耗能大國，美國年能耗達7億多噸；而世界上的一些貧困國家對環境的需求、消耗也很多，對資源的開采是掠奪式的。為了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美、日等國對世界上的貧困國家應持何種態度？
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是農業生產，農業生產能否可持續發展會影響到第二、三產業的持續發展，會影響到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和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在教學中要突出講授農業生產持續發展的途徑，例如要遵循生物再生產的自然規律；要充分利用自然條件。采取多種措施，因地制宜；對農業的持續要重視氣候條件中的災害性天氣的影響。此外農業生產能否持續發展，還與科技投入和社會制度有關，與農業內部結構和地域結構有關。對于我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來說，農業能否持續發展？影響更大，教學過程中，應結合我國國情，堅持兩個原則：“因地制宜，適當集中，發揮地區優勢；決不放松糧食生產，積極開展多種經營?！睉Y合本鄉本土，看到家鄉農業持續發展的成就，師生共同探討家鄉農業持續發展的新途徑。
工業是可持續發展的主導力量。宜從“影響工業布局的因素、合理布局的意義、科學技術的水平、資源的利用方式、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工業的內部結構和地域結構、輕重工業的發展速度”等方面層層展開。例如結合教材可提出：如何根據發達國家和國際大都市的產業的空間轉移，鄰近地區怎樣才能抓住“可持續發展”的機遇。從我國國情著手，著重探討農業生產、交通建設、能源建設、工業結構、資源利用方式、科教興國戰略、體制轉變等方面對我國工業生產的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消除工業三廢，搞好環境保護”的內容，宜分三步講授：第一步，講清工業“三廢”的排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不利影響：第二步，消除工業“三廢”，有利于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第三步，舉例講解“消除工業三廢”，區域經濟取得可持續發展的成功典范。人既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人口的發展要同社會經濟的發展相適應，同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相協調。人口構成、數量、素質、增長、分布、遷移、流動，同“可持續發展”都有關聯。為了經濟和社會的協調，持續發展要實行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教學過程中，除了說理之外，還可舉例講解，例如：移民是世界性難題。為了興建三峽工程而進行的移民方式，不僅對移民進行了經濟補償，而且保證了移民的生活水平和生產條件，如在三峽大壩附近興辦水泥廠，既解決了移民的就業問題，也考慮了三峽工程的需要，并能節約運輸費用，降低工程投資。三峽工程的開發性移民（1985年—2008年，移民總數為113．2萬人），無疑是有利于區域的可持續發展。
城市能否可持續發展，可以引用張家港市“城市現代化、鄉鎮城市化、城鄉一體化”過程的成功經驗。
全書的最后一章，對前面各章內容作了高度的概括，帶有總結和提高的雙重意義。教學過程中，宜從“高中地理知識結構圖”著手，通過前面各章學過的知識，和已滲透的有關可持續發展思想，對資源利用方式、“三廢”排放、人口增長、規劃不當和自然原因引發的各種環境問題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加以總結，進一步讓學生認識到：只有控制人口增長、保護環境、協調好人地關系，才能促進社會的全面發展和進步；只有在經濟增長中保護好環境，發展才能健康，才有后勁，才可持續。保護環境的實質，就是保護生產力。環境保護是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最后可聯系教學過程中講過的實例。駕輕就熟地歸納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三大途徑。
2．2開展多種形式的第二課堂教育
第一，開展主題不同的講座，如《中國21世紀議程》、《地球的一天》、《中國沿海地區21世紀的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原則》、《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等等。
第二，開展鄉土調查尋求區域可持續發展的途徑。
第三，提供實例，撰寫小論文，完善學生的可持續發展思想。
[關鍵字] 行為經濟學 局限 發展
一、傳統經濟學的局限
傳統經濟學理論有四個重要的假設，即：信息對稱、偏好一致、完全自利和完全理性。但市場中發生的經濟現象卻幾乎完全違背了這四個假設。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發現，要完全達到這四個假設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1.信息對稱性假設局限
傳統經濟學理論的一個重要假設就是“信息對稱”，即在商業活動中買賣雙方都可以無償的獲得市場中的全部信息，在交易的過程中對信息的了解是全面透明的。但事實上，信息是一種無形的但能給經濟人帶來效用或價值的資源，它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是有價的，信息的獲取也是需要成本的，人們不可能在信息世界中完全收集到對自己決策有用的信息。由于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忽略了信息不對稱性對經濟活動帶來的巨大影響，使得我們日常生活中出現的經濟現象根本無法用原有的經濟理論來解釋，傳統經濟學發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
2.偏好一致性假設局限
傳統經濟學假設經濟人具有穩定的、前后一致的偏好，這種偏好不會隨著時間、空間的變化而發生動態的改變，同時，經濟人能理性地使其偏好效用最大化。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發現，一件事物可以有很多的面向，人們在認知判斷上可能會隨時因收入狀況、社會潮流、以眾現象、外部環境的改變而改變。還有許多的發現都使人們更加懷疑選擇是否能夠反映穩定、明確的偏好。而偏好一致性假設也違背了自然界動態發展的客觀規律，使得這一假設本身就有自己的局限性。
3.完全自利假設局限
傳統經濟學假設人類行為都是自利的，這一自利的行為還會導致個人和社會整體福利水平的最大化。但人們發現，純粹的自利無法解釋慈善事業、自愿捐獻、干旱時的自愿節水、儲蓄能源以解決能源危機，以及犧牲金錢從而對不公平的待遇進行報復等社會現象，無法解釋人類生活中許許多多的“非物質動機”和“非經濟動機”。因為人類經濟行為的動機不僅僅只是“自利”，也有情感、觀念導引和“社會目標”引致的成分。社會中的各種千絲萬縷的制約關系也使得我們完全自利的假設有很大的局限性。
二、行為經濟學的發展及優勢
近年來諾貝爾經濟學獎3次授予行為經濟學家貝克爾、阿克洛夫、斯賓塞、卡尼曼，這說明非理性經濟學由于其對新經濟現象的良好解釋已獲得了學界的廣泛認可。
1.行為經濟學的誕生背景
行為經濟學的誕生有其學術背景。第一，20世紀中期，大量的行為經濟學方面的文獻面世。其中，“期望效用理論”和“貼現效用模型”作為“不確定條件”和“跨期選擇”條件下計算效用值的精確分析工具已經被眾多的主流經濟學家接受。第二，20世紀60年代，認知心理學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傳統心理學家所謂的“大腦是一個刺激－反饋器”的理論已經被“大腦是信息處理器”的理論取代。認知心理學家對與“大腦信息處理器”相關的很多問題(比如，“問題解決”、“決策過程”等)的了解與新古典經濟學中“效用最大化”問題的相關性很大。此后，有關方面的比較研究也日益增多。這樣，真正的行為經濟學產生的條件日益成熟。行為經濟學理論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它具有傳統經濟學理論不同的假設和特色，另一方面，它又表現對傳統經濟學理論的新認識和新的挑戰。
2.行為經濟學的特點及優勢
(1)行為經濟學的特點
與傳統經濟學相比，行為經濟學認為:人的行為準則并非是完全理性的、不動感情的自我利益，并不是沒有道德的科學。行為經濟學使我們必須承認，人也是有性靈的、活潑的一面，人性中也有情感的、非理性的、觀念導致的成分。
(2)行為經濟學的優勢
行為經濟學的創新之處就在于將行為分析理論與經濟運行規律有機結合，它從實際出發，打破了傳統經濟理論通過建立精密的數學模型、嚴格的推理論證來解釋、研究經濟行為的框架，引入了描述經濟學的成分，對傳統經濟學是一種修正，也是一種補充。因此，行為經濟學已確立的原理越來越受到各方面的關注和興趣。行為經濟學的崛起，對傳統主流經濟學基本理論前提提出了挑戰，也進行了拓展。
三、行為經濟學發展展望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涉足行為經濟學的研究，并形成了多個分支，其發展較為活躍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幸福學
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心理學家卡尼曼教授在發表獲獎感言的時候，特地談到了一位華人學者、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終身教授奚愷元和他的研究成果――幸福學。
就當今社會而言，雖然近年來社會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質量得到了極大的提高，但是相對于物質生活的提高而言，人們感覺到的壓力卻越來越大，身體素質越來越差，幸福指數越來越低。據統計，目前80％左右的上班族都處于亞健康狀態，人們常常是在用犧牲健康來換取金錢。這不得不使我們來重新審視我們的發展模式，究竟以什么為最大化目標。對此而言，奚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幸福學。
其實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其最終目的就是為了生活過得幸福，歸根到底人們最終在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擁有更多的金錢或財富。即使是從效用最大化出發，對人本身最大的效用不是財富，而是幸福本身，這也應該是效用本身定義的初衷。奚教授指出，人們到底覺得幸不幸福取決于許多和絕對財富無關的因素，包括比較因素、時間因素、環境因素以及各種客觀的評價等等。我們的最終目標不是最大化財富而是最大化幸福。如何增加社會的幸福感，解決好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人類幸福的關系，是每個經濟學家所面臨的重大課題。
2.神經經濟學
近幾年的研究發現，人們之所以會在經濟行為中產生非理性決策，與人腦的神經生理結構相關。神經經濟學對經濟學的貢獻在于，它放棄了主流經濟學用以解釋人類行為的各種過分簡單的模型，在切實了解人腦精神活動的真實方式的基礎上，重建經濟學對經濟行為的解釋。20世紀以來的主流經濟學始終堅持“理性人”假設，認為人類具有穩定而持續的偏好，人們據此作出各種理性的行為決策。在這一框架下，所有明顯不合邏輯的非理，也被解釋為某種理性決策過程的結果。但神經經濟學研究發現，當人們對長期行為進行決策時，他們的決策行為的確符合經濟學教科書假定的“理性決策”過程。而面對短期決策，比如是否立刻進行消費活動時，非理性沖動因素在人腦決策中的作用與猩猩毫無二致。磁共振掃描發現，參與長期決策的主要是大腦額葉前區部分，理性思維主要是在人腦的這一部分進行。而在短期決策時，大腦邊緣皮層的作用則會超過額葉前區，這時產生的決策更傾向于立即滿足需要的原始狀態。在談判的情境下，談判者大腦中并非只有額葉前區皮層處于活躍狀態，大腦皮層深處產生情緒反應的區域同時也被激活。當人們感到受到不公正待遇時，大腦中名為“前腦島”的部分即被激活，產生強烈的情緒波動，其強度會超過額葉前區皮層產生的理性思維。既然這種初級大腦活動如此強大，由此就不難解釋為什么經濟行為總是會走樣。
3.實驗經濟學
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模仿自然科學的信念十分堅定，實證方法始終是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論假設并力圖避免和消除人類行為或經濟關系中的不確定因素，然后在理論假設上建立數學模型并推導出主要結論，最后對理論結果進行經驗實證并由此展開深入的理論分析。
首先，實驗經濟學以可犯錯誤、有學習能力的行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經濟人”假說，用數理統計的方法取代單純的數學推導，解決以往實證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簡化與現實世界不一致的問題。
其次，實驗經濟學家可以再造實驗和反復驗證，用現實數據代替歷史數據，克服以往經驗檢驗的不可重復性。
實驗經濟學的興起促進了現代經濟理論的發展。實驗經濟學拓展了經濟理論的研究范圍，將人類決策行為當作研究對象，把經濟運行過程納入到研究領域，從而發現更符合現實的經濟規律。實驗經濟學的發展把心理學和經濟學有機聯系起來形成行為經濟學。而且，實驗經濟學構建了連接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橋梁。
但同時，目前實驗經濟學取得的主要成果還局限在微觀經濟理論，如何拓展其運用領域還有待進一步探索。
結束語：行為經濟學作為傳統經濟學的延續和發展，是經濟學的一個年輕分支，它所研究的核心領域和經濟學是一樣的，即生產力、生產關系、資源的有效配置以及利益分配問題。但它在傳統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更新的觀點，使得經濟學更加貼近于生活與現實，而不僅僅是停留在理論研究上。可以預見的是，隨著近年來行為經濟學的逐步完善，它勢必會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影響到經濟學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1]董保民:《信息經濟學講義》[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
關鍵詞：組織冗余 企業績效 關系
組織冗余，單從字面意思看它即是組織資源的一種多余或剩余，而且容易使人產生很多不好的聯想，尤其對于當今正處于復雜動蕩的經濟危機環境中的絕大多數企業經營者而言。但從其內涵來探究組織冗余，它并不總是一個單純的貶義詞，組織冗余對于企業也具有一定的價值，它與績效之間存在著比較復雜的關系。從國內外目前的研究中，我們也可以看出，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已經開始關注并深入到組織冗余與績效之間的關系研究中，而這些研究對于企業如何更好地利用組織冗余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組織冗余與績效關系的國外研究綜述
組織冗余（organizational slack）是組織理論中一個非常核心的概念，現已成為戰略管理領域相關文獻討論的焦點。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它常被用來解釋不同的組織現象，包括目標沖突、權利斗爭行為、效率以及創新（Nohria & Gulati，1996）。
（一）國外研究背景
盡管冗余最早是由Barnard于1938年引入到組織理論中來的，但是該詞是March和Simon于1958年在他們的著作中第一次提出的。且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國外學者對冗余的概念、性質及其與創新和組織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研究。但學者們大都從不同的角度對冗余進行界定，因此目前關于冗余資源的內涵尚未達成一致。在這些觀點中，比較有影響力的是Nohria & Gulati關于冗余的論述，他們認為冗余是組織可利用的、超出其給定水平產出量所需最小投入部分的資源。且最近比較重要的有關冗余的研究文獻中，研究者對冗余的界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Nohria & Gulati對冗余論述的影響。
在冗余與績效之間的關系論述方面，首先理論界是存在較大爭議的。
一些研究者主要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研究冗余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如理論的學者把企業看作是委托人和人之間一系列的合同關系（Jensen & Meekling，1976；Fama，1980），他們認為冗余是人或經理人不勝任的表現，是導致企業資源配置低效率的原因。還有一些戰略學者也認為組織冗余會妨礙企業的戰略選擇，例如，Child（1972）指出在面對環境變化的時候，冗余的存在會減少企業敢作敢為的選擇，從而錯失機會和降低績效。這些觀點都表明，冗余和績效之間是負相關的關系。
而組織理論學者則認為冗余和績效之間是正相關的關系，即適度冗余能夠提高績效。他們通常認為冗余是組織的一種可利用的潛在資源，它能夠轉化和利用以實現組織的目標，它對績效的有利影響至少體現在四個方面：可作為誘因，代表組織能夠支付給成員的額外報酬（Cybert & March，1963）；可用來解決各種各樣的沖突，因為沖突通常都是由于資源的稀缺而引起的（Moch & Pondy，1977；Bourgeois & singh，1953）；可被當作應對環境變化的緩沖器，使組織的核心技術在環境巨變時不受影響（Cheng & Kesner，1997）；可促進企業許多戰略行為的選擇和創新活動的展開，如不斷地進行新產品的研制和開發及進入新的市場領域等（Thompson，1967）。值得指出的是，冗余對績效的這些有利影響在環境動蕩的時候尤其明顯（D’Aveni，1994；Meyer，1982）。
（二）國外研究現狀
理論界對于冗余與績效關系的論述大都集中于冗余和績效之間是一種線性正或負相關的關系，但最近的研究越來越多地表明，冗余和績效的關系并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
1.線性正相關關系流派。Singh（1986）使用銷售、管理及一般費用和運作資本中已吸收冗余和現金與證券中未吸收冗余作為組織冗余資源，并以資產報酬率和主觀評估的指標作為績效指標，得出高水平的已吸收和未吸收冗余資源與企業高績效是相關聯的。Hambrick & D'Aveni（1988）通過資產負債率和運作資本占銷售收入的百分比，研究了未吸收冗余與資產報酬率的關系，認為破產公司的潛在冗余的平均值要顯著低于繼續生存的公司。Bromiley（1991）通過研究流動率與權益報酬率、銷售、管理及一般費用占銷售收入的比例與銷售報酬率、資產負債率、資產報酬率之間的關系，分別探討了可利用、可恢復和潛在冗余與績效的關系，得出結論：冗余資源特別是可利用冗余和潛在冗余能提高企業績效。Miller & Leiblein（1996）、Reuer & Leiblein（2000）都以應收款與銷售收入的比率，庫存與銷售收入的比率，銷售、管理和一般費用與銷售收入的比率作為冗余指標，探究了它們與資產報酬率以及權益報酬率的關系，分別得出冗余資源的存在能增強企業績效和冗余能夠提高企業抵抗風險能力的結論。Geiger & Cashen（2002）探究了資產負債率與創新的關系，認為組織潛在的冗余有利于企業的創新。Tan & Peng（2003）以折舊基金、儲備基金、企業留利和銷售費用與利潤率的關系，探究出未吸收的冗余資源與企業績效之間是正相關的關系。這一正線性的關系正好符合組織理論學者的觀點即冗余對績效具有有利的影響。
2.線性負相關關系流派。Davis&Stout（1992）研究了現金流與收購風險之間的關系，認為更大的現金流將會增加收購風險。Greenley & Oktemgil（1998）運用主觀評估問卷項目的方法，通過詢問管理人員對資本冗余的主觀看法，得出結論“組織冗余與企業績效呈負相關的關系”。Tan&Peng（2003）也通過實證研究，以大修理基金、庫存和應付款與利潤率的關系，得出如下結論：已吸收冗余資源與企業績效是負相關關系，而且所有冗余資源對企業市場地位都產生正影響。
3.U型關系流派。Bromiley（1991）以企業承擔的風險為績效指標，認為冗余與企業績效存在著“U”型關系。即一開始二者之間是負相關，然后超過一定程度就變成了正相關。冗余與績效之間的這種U型關系表示高或低的冗余都與好的績效相聯系，而中等的冗余則與壞的績效聯系在一起。
4.倒U型關系流派。Nohria & Gulati（1996）通過主觀評估兩個問卷項目，運用回歸分析得出冗余與創新之間是倒U型關系，即太多的和太少的冗余對企業創新都是有害的。Geiger&Cashen（2002）通過對流動率；銷售、管理和一般費用占銷售收入的比例等與創新的關系研究，也得出可用冗余和可恢復冗余與績效之間呈倒置U型。Tan&Peng（2003）通過實證研究得出如下結論：冗余和績效之間呈非線性的倒U型關系，即組織冗余有一個理想的范圍，低于或高于這個范圍對績效的影響都是負的。George（2005）研究了分散冗余與私營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認為冗余與績效之間呈倒置“U”型的關系：企業的績效最初是隨冗余的增加而提高，但當大量冗余尤其是低分散冗余出現時，企業的績效則是下降的。倒U型的關系則暗示了企業應該注意控制冗余數量的增加。
5.其它相關關系流派。除上述研究結論外，還有一些學者通過研究發現冗余和績效之間并不存在明顯的線性或非線性的關系。如Cheng&Kesner（1997）通過研究各種冗余與企業對環境變化的反應能力的關系，得出冗余對企業應對環境變遷的能力具有正或負的影響作用。Greenley & Oktemgil（1998）研究了派生冗余和投資冗余的績效特征，認為冗余和績效的正相關關系在高績效公司中存在，但在低績效公司是不成立的。
組織冗余資源的來源
（一）權利行為來源觀
企業好的績效會導致企業的冗余增加，而不好的績效會導致冗余的減少（Singh，1986；Bromiley，1991），但人們并不清楚，經理們怎樣做才能使冗余的數量發生變化（Nohria & Gulati，1996）。有些研究在分析具體的問題時涉及到冗余的來源問題，通常都毫不例外地將其視為組織內部權力斗爭行為的產物。這種觀點確實已得到一些研究的支持，比如，Schiff & Lewin（1970）的案例研究顯示，由于委托—關系產生的信息不對稱，經理們通常采用“高估成本和低估產出”的方法來創造冗余。這表明，有意而為的“權力行為”確實能產生一定的冗余。
（二）有限理性來源觀
冗余來源的“權力行為”論可能并不是冗余來源的唯一解釋。因為若冗余真的完全是“權力行為”產生的，那么，企業要提高效率就必然需要通過有效的管理來實現減少冗余，提高組織的績效。企業績效與冗余之間的關系應是負相關的。然而，一些實證研究的結果卻顯示冗余與企業的經營狀況存在著正相關關系，即企業效益越好，組織的冗余越多。
按照有限理性理論的觀點，人們在對不確定的狀態做決策時，由于受某些條件的限制，通?？偸亲非鬂M意解，而并不苛求獲得最優解。這種有限理性的決策思維模式反映在非常規性業務活動的資源配置行為上，一般會表現為留有余地，即保證活動有足夠的、最大可能的資源需求量。然而在實際的運行中，資源的實際控制者往往又可能會在每個具體的環節上最大限度地節約使用這些資源，以應對隨后可能出現的一些不確定情況所產生的資源需求，因而，最終可能會使這些資源產生一定程度的冗余；并且當那些不確定情況所涉及的環節越多、經歷的時間越長，產生的冗余也可能越多。由于受時機、利益關系、價值偏好、組織學習以及一定的決策機制和決策技術等因素的限制，在非常規性的業務活動中，企業在這種有限理性支配下的資源配置行為，可能也是產生組織冗余的一個重要來源。因此，企業的冗余資源可能不僅來源于經理們的權力行為，而且更可能來源于組織決策的有限理（方潤生，2003）。冗余來源的擴展，有利于我們從新的價值維度來認識冗余在組織中的作用，從而進一步提高組織的產出效率。
組織冗余與績效關系的國內研究綜述
目前，國內關于冗余資源的系統研究還比較少，而且對冗余往往存在著誤解。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企業對冗余尤其是人力資源冗余即組織“冗員”往往是采取一刀切式的“減員”策略。這不僅不利于人們對冗余資源的深入理解，更難以使企業經理人員認識到可以通過充分利用企業的冗余資源來提高企業績效的觀念。
（一）國內研究背景
在處于轉型經濟中的中國，人們通常認為組織的績效將隨著冗余的增加而降低，組織冗余是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低績效的共同原因。確實，中國國有企業的低績效常常都被歸咎于冗余所導致的低效率。經理人員和政策制定者常常被建議通過裁員等措施來減少和消除冗余。
（二）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關于冗余與績效的關系研究是十分鮮見的，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如下：
1.線性正相關關系。方潤生、李垣（2003）研究了冗余與創新之間的關系，并基于資源和能力整合的觀點運用知識創造等理論，通過對多家企業的問卷調查和實證分析，得出如下結論：在企業內部，不同的組織冗余與不同類型的企業創新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組合冗余的利用與企業的過程創新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分散冗余的利用與企業的產品創新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一研究對企業充分認識冗余的作用，尤其是對創新的影響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轉置“S”型曲線關系。蔣春燕、趙曙明（2004）認為，在轉型經濟中，冗余與企業績效之間并不總是線性或非線性的關系，也可能是“U”型或倒“U”型的關系，他們在總結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運用278家中國上市公司長達8年的數據（1994-2001年）進行分析，構建了一個冗余與企業績效之間關系的三階段模型（或稱轉置S型關系模型），研究結果顯示，當企業處于不同的階段時，二者之間的關系可能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如圖1所示）。
3.倒置“U”型關系。鐘和平（2009）也分析了企業冗余對績效的影響，采用問卷調查和多元回歸分析，認為企業冗余與績效之間應呈倒置“U”型關系，即當企業的冗余未過量時，企業冗余與績效之間呈正相關關系；當企業的冗余過量后，企業冗余與績效之間呈負相關。這一研究成果與Nohria&Gulati（1996）、Tan&Peng（2003）以及George（2005）的結論是一致的。
組織冗余與績效關系的研究意義
由于經理們有意無意的“權力行為”以及組織決策的有限理性（方潤生，2003），使得冗余的產生存在一定的必然性，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冗余資源，使其充分發揮對績效的有力影響，成為企業提高效率乃至戰略變革的重要路徑之一。因此組織冗余與企業績效的關系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這為企業和管理者更好地理解冗余資源的價值，從而為其處理各種由于資源稀缺引起的沖突、更好地應對環境的巨變、抵抗各種經營風險，以及更有效地提高績效等提供了一種新的方式。尤其是組織冗余與績效關系的實證研究更為冗余資源的價值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參考，這將成為決定企業能否持續、穩定、快速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
組織冗余與績效的關系研究正逐漸成為組織行為學以及企業管理學研究的新熱點，也正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它們的關系研究將成為企業如何有效分配和利用企業資源尤其是冗余資源的一個新視角。這一研究強調的是組織冗余與績效之間存在的關系不是單純的線性（正或負）關系，而可能更是一種非線性的復雜關系。它的最終目的，即是探索出不同類型的冗余資源與績效之間的關系，使冗余資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和發揮最大的價值，從而提升企業的整體績效。
組織冗余與績效關系的研究述評
前面分析的國內外現有組織冗余和績效關系研究的方法和模型，不難看出國內外研究者雖然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方法和思路，但他們在研究中也同樣存在著局限性和不足，如已有文獻中對組織冗余的研究主要關注于通過組織有形資源冗余的相關變量如流動率，銷售、管理及一般費用占銷售收入的比例，庫存，資產負債率等與績效之間的關系，而較少地對無形資源如知識資源、關系資源等與績效的關系進行研究；目前大多數研究者的研究樣本來自發達國家，只有少數研究者如Tan和Peng（2003）、方潤生（2003）和蔣春燕、趙曙明（2004）的研究樣本來自中國，缺乏對轉型經濟時期組織冗余和企業績效關系的實證研究，是目前關于冗余研究文獻中一個缺陷；現有的研究很少考慮環境變量，如不同的產業、所有制結構、企業年齡和所在地區等可能對冗余與績效的關系產生影響的因素，如Tan（2001）的研究結果表明了17個產業中有8個產業對冗余與績效的影響是顯著的等等。
近年來，研究者已從客觀數據和主觀認識等方面對組織冗余和績效的關系展開了大量研究，越來越多的研究也已證實了組織冗余對績效具有有利的影響。但目前，關于這一研究的理論和模型均不太深入，仍有許多問題急待進一步研究。首先，應更多地關注于企業的人力資源冗余，尤其是他們所具有的知識資源的冗余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作用。在轉型時期我國企業“冗員”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尤其是在國有企業，它已嚴重地影響了企業的生產和經營效率，考察冗員變化與績效如組織創新等之間的關系及其影響因素，將十分有利于從企業全面健康發展的高度來處理減員工作中的具體問題。其次，應關注轉型經濟時期組織冗余和企業績效之間關系的研究。研究轉型經濟時期迅速發展的市場和激烈動蕩的環境中組織冗余對績效的影響作用，對于企業更好地應對環境的變化將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最后，應關注處于不同環境中如不同的產業、不同年齡階段和不同地區的企業其冗余與績效之間關系的差異，以豐富相關研究成果，為企業實現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提供更好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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