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0-04 16:46:06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貨幣政策論文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也紛紛降息，一時間，降息路上，成群結隊，熱鬧非凡。再把目光轉向日本。持續低迷暮氣沉沉的日本經濟、昔日在全球風光無限的日本企業巨頭，現已不斷收縮在海外的業務戰線，甚至其生存都頻頻告急，極大地挫傷了日本的民族自尊。雖然日本商人孫正義放出豪言，要讓機器人把日本經濟在2050年帶回全球第一的寶座，但遠水解不了近渴。雖然地緣政治緊張驅使的民族主義情緒把安倍推上了連任，但安倍政府對付經濟不振，仍是其繞不過去的選擇。在這種情況下，推動以日元貶值為特征、量化寬松為核心的安倍經濟學，成了把日本經濟拉出衰退的稻草。與歐洲央行和美聯儲量化寬松不同，日本央行不僅確定其資產購買計劃的規模，而且也以日本商業銀行準備金余額為操作目標，購買的合格資產不僅包括國債，甚至一度包括股票，無所不用其極。2014年11月底，日本央行已把資產購買量擴張至了80萬億日元的歷史最高水平。日本不僅是全球率先推出量化寬松的國家，也是迄今為止持續時間最長的國家。經濟凋敝、工業衰敗，但印鈔廠卻格外繁忙。日本量化寬松，似乎成功地阻止了日本物價陷入長期負增長的通縮局面，CPI在2014年12月上升至2.4%，失業率降至3.4%，但消費者支出卻下降3.4%，直接拖累了日本經濟增長。
降息、寬松貨幣政策、阻止物價進一步下跌和刺激經濟，成了全球各大經濟體央行的主要政策選擇和任務。但也有逆全球降息大潮而動的，如俄羅斯和巴西。在瑞郎和丹麥克朗遭遇升值壓力的時候，俄羅斯和巴西代表的一些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卻出現了貶值壓力，并導致其國內通脹率持續上升，這使得它們的貨幣政策在全球降息潮中顯得非常另類。地緣政治關系緊張、油價的持續暴跌，給嚴重依賴于石油出口的俄羅斯經濟造成的沉重打擊，俄羅斯有切膚之痛。俄羅斯盧布匯價因油價崩盤而大幅下挫。2014年初，美元與盧布之間的匯率為32盧布/美元，而到2015年2月6日，就改寫為68.6盧布/美元了，期間，一度貶值到80盧布上下。盧布的匯率貶值直接導致俄羅斯國內貨幣攀升，俄羅斯2015年1月的通脹率達到了15%的高水平，比2014年1月的6.1%上升了8.9個百分點。盧布的對內對外雙雙貶值，迫使俄羅斯央行大幅提升利率，不惜犧牲經濟增長來換取市場對盧布的信心。俄羅斯央行網站顯示，至2月6日，它提供的隔夜貸款利率達到了16%，常備存款便利的隔夜利率達到了14%的水平，兩種利率與俄羅斯元月通脹率相當。大幅升息，對俄羅斯而言，無疑是極其痛苦的選擇，但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在地球的另一端，巴西的通脹率雖沒有俄羅斯那么嚴重，但實際的通脹率已經超過了該國央行4.5%的目標值，2015年1月實際的通脹率達到了7.14%，不僅大幅超過其目標值，而且也超過了其6.5%的容忍上限。其貨幣的對外價值方面，其貶值的幅度雖不像盧布那樣讓其持有者損失慘烈，但損失也不小。2014年初，里亞爾對美元的匯率為2.3975，到2015年2月6日已貶至了2.7641。
2014年10月末，羅塞夫獲選連任僅數日后，巴西央行就出乎市場意外而加息；2014年12月和2015年1月又接連兩次加息，使該國的基準利率提升至了12.25%的高水平。2月2日，巴西央行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金融市場預期2015年巴西經濟增長率僅為0.03%，通脹率則會突破7%，似乎有滯脹的危險。就在大部分國家降息刺激經濟或應對本幣升值，抑或升息以應對本幣貶值之際，美聯儲又是另一個特立獨行者，穩坐釣魚臺。次貸危機之后，美國的量化寬松幫助美國較快地擺脫了經濟衰退，尤其是在2011年的扭轉操作（美聯儲以短期國債置換中長期國債，引導中長期國債利率下行）后，美國失業率在三年里就從原來的9.5%下降到了目前的5.6%；美國的股票市場也正從流動型驅動轉向增長型驅動。經濟企穩、失業率大幅下降，讓美聯儲在2014年第三季度就結束了量化寬松，只不過保留了到期資產的續做，以維持既有的流動性供給。市場普遍預計，2015年美聯儲將進入加息周期，促使非傳統貨幣政策向傳統貨幣政策的回歸。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全球新一輪降息潮，在一定程度上打亂了美聯儲原已計劃的貨幣政策調整的節奏。在最新的美聯儲決策會議上，美聯儲表示，對加息要保持耐心。這導致一些機構修正了此前對美聯儲加息時間節點的預期，甚至有機構預測，美聯儲加息可能要推遲到2016年第一季度了。
一 問題的提出
財政支出的擴張在中國是一個長期趨勢，如何把握好擴張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面對歐債危機、世界實體經濟衰退和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我國政府在2012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面對如何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的難題，有必要從全局著眼，從政府政策手段綜合平衡協調的角度去考慮財政支出擴張性。財政支出擴張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考慮貨幣政策手段運用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認識貨幣手段的主觀目標和客觀效應對財政支出擴張的影響程度，并基于此，來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
二 財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應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配合
由于我國本輪經濟的收縮期與世界經濟的收縮期疊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機的作用導致了收縮的時間延長和幅度加大。使得當前我國面臨的經濟問題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長期性的;既有總量方面的，又有結構方面的。面對現實問題的復雜性及政策傳導機制的局限性，很顯然，只采用一項經濟政策絕不可能實現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項經濟政策都難以獨立承擔起推進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重任。同時，不同的經濟政策，其目標和實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著某些矛盾。在綜合運用各項經濟政策時，需要處理好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項政策之間相互協調，才能夠治理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達到既治標又治本，使中國經濟運行實現良性循環的目的。
1.在儲蓄動員方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
一個國家的財政支出擴張和貨幣供給擴張是有內在協調性的。財政支出擴張刺激需求，擴張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發債實現儲蓄動員;二是向中央銀行借款，轉而投入實體經濟，增加總需求。貨幣供給擴張刺激需求，擴張也有兩個途徑：一是增發基礎貨幣，二是通過降低利率實現儲蓄動員，增加派生貨幣。顯然，從結構角度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有著此消彼長的關系。特別是在儲蓄動員方面，在儲蓄規模既定的條件下，兩者的效應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實現。同時啟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者都在“爭奪”儲蓄資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礎貨幣供給擴張。在增發貨幣方面，理論上講，兩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問題是誰也無法承受由此引發的通貨膨脹。因此，貨幣供給的擴張會對財政支出擴張客觀上起到限制作用。貸款增長幅度反映的是間接融資的儲蓄動員效應的放大程度。現在我國的儲蓄動員由于股票市場低迷、嚴控企業債券發行，起主導作用且操作簡便的就是銀行信用擴張。對財政來說，貸款增長會壓縮國債發行空間。對高利潤追求的本性使得機構投資者不會過多持有國債，銀行當然也樂于放款。所以，不能認為財政擴張支出時發行國債沒有硬障礙。而且，貨幣供給擴張時，資本市場會被激活，大量資金會流入證券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另外，近年來我國居民消費資金來源結構已發生變化，消費信貸成為居民重大支出的資金來源。從今后趨勢看，房價如果下調，購房者會借低利率之機介入房市，此時，房貸規模自然膨脹。這些因素，實際上都是儲蓄動員，當然會壓縮國債發行的空間，也會抬高國債發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啟動增長上，貨幣政策顯然有作用空間。貨幣政策的切入點是直接刺激市場投資需求，而市場主體積極性的強化是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在貨幣供給擴張過程中，調低利率、放松貸款限制的直接效應是限制財政支出擴張。
2.財政政策具有結構特征，貨幣政策具有總量特征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能對總量和結構進行調節，但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強調資源配置的優化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有結構特征。而貨幣政策的重點是調節社會需求總量，具有總量特征。只有財政和貨幣兩種手段都充分發揮各自優勢，相互協調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資源和市場配置資源結合起來，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時兼顧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目標的實現。
財政政策通過變動收入和支出來調節經濟結構。由于稅負及支出規模的調整涉及面廣，政策性強，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財政分配關系，并受國家財力的限制。因此，財政赤字或結余都不能太大，這使得財政政策對需求總量調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財政政策對社會供求結構的調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場機制可實現經濟資源的最優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為了減少資源浪費，需要政府運用財政政策進行干預。財政政策對經濟結構的調節主要表現在：通過擴大或減少對某行業的財政投入，來“鼓勵”或“抑制”該行業的發展。即使在支出總量不變的條件下，政府也可通過差別稅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對某行業進行“扶持”或“限制”，從而達到優化資源配置和調節經濟結構的效果。
貨幣政策擴張的優勢在于既可充分調動存量貨幣，又可直接增發基礎貨幣，這對投資和消費的擴張具有無可比擬的誘惑性。其本質上是把更多的儲蓄吸收過來注入到實體經濟，反過來又使貨幣供應量按乘數效應增加。從總需求擴張誘導的角度看，利率下調對投資主體和消費主體的吸引力最強。我國現行制度基本不允許實施財政貸款，財政對投資的支持，要么是無償撥款，要么是貼息，但這兩者資金額都比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擴張，因為財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產品供給。貨幣供給擴張恰好打消了人們對財政資金的期望。現在刺激總需求，從引導全社會投資和消費角度看，沖擊力最大的還是貨幣供給擴張。但貨幣政策調節社會供求結構和國民經濟比例關系方面的作用相對有限。中央銀行運用法定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利率、信貸規模、公開市場業務等各種工具來增加或減少貨幣供應量，從而達到調節社會總需求。可是，因為銀行信貸資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帶動資源配置方面要體現市場原則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貸資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觀調控的目標投入預期收益率低的產業，特別是公共產品產業。如果真有銀行信貸資金做到了這一點，則其背后往往有財政的支持。
為了更好地解決社會經濟結構矛盾和總量矛盾，必須根據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目標的側重點不同，要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財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結構，間接作用于經濟總量;貨幣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總量，間接作用于經濟結構。
從財政政策調節看，對總供給的調節首先反映為社會經濟結構的調節，如財政運用稅收、貼息和投資政策，引導貨幣流向新興產業和瓶頸產業，優化產業結構;對總需求的調節主要通過擴大或縮小財政支出，以結構調節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會總需求。貨幣政策對社會總需求的調節主要是通過中央銀行投放貨幣和再貸款等手段控制基礎貨幣量，通過準備金率和再貼現率等控制基礎貨幣乘數，以有效控制社會總需求。同時，中央銀行在控制社會總需求的基礎上也會對社會經濟結構產生一定的調節作用。
一般來說，運用財政政策啟動經濟較為直接、迅速，對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較為明顯，往往起的立竿見影的效果，適用于公共性和難以取得直接回報的項目。貨幣政策需要通過商業銀行以及整個金融體系間接作用于社會，其效果的顯現通常存在著一定的時滯，適用于那些在比較短時間內能夠得到直接回報的項目。同時，為提高國際競爭力所需的技術改造和為解決就業所需的量大面廣的中小企業的發展， 主要不能靠財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貸手段的支持。基礎設施建設視其回報情況的不同，有的可用財政手段來啟動，有的也可吸收非財政性的資金，包括信貸資金來實施。正因為財政手段與貨幣手段各有長短，所以兩者必須緊密配合，在實現社會供需總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會供需結構的優化和升級。這樣才能相互揚長避短，共同促進社會經濟全面協調穩定發展。
三 結論
本文認為“存款上限，貸款下限”利率管制帶來的利差保護、國際收支順差帶來的原始流動性累積以及市場改革帶來的逐利動機增強等是導致國內商業銀行普遍信貸擴張沖動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商業銀行的信貸擴張沖動與擴張性貨幣政策是激勵相容的，2009年寬松貨幣政策的結果就是銀行體系累積的流動性和信貸沖動得到大量釋放，形成了增速高達33%的信貸擴張狂潮。另一方面，商業銀行的信貸擴張沖動與緊縮性貨幣政策是激勵不相融的，也使央行的貨幣調控不得不依賴于數量型和直接管制型工具。然而，這類工具的使用雖然短期內能比較有效的抑制銀行表內信貸資產的增速，但可能導致銀行表內資產表外化等的管制規避和套利行為，導致銀行體系“實際放貸”數據的模糊化和銀行實際風險承擔的隱藏化，反而可能導致銀行體系風險的增加。根據保險效應理論，，由于“大而不能倒”和國有產權屬性帶來的隱性保險，大型銀行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救助預期相對更強，即擴張性貨幣政策可能對大型銀行的風險承擔刺激作用更強。即大型銀行的風險承擔更小，受貨幣政策的影響也更小，本文發現隱性保險效應存在的證據。但我們并不能據此推斷中國銀行業不存在隱性保險效應。理由有二，首行，銀行規模變量包含了眾多的異質性信息，用規模作為識別隱性保險效應的替代變量有效性有限；其次，除國有銀行外，中國的股份制以及城市商業銀行大多被各級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這些銀行行為的背后也都具有某種程度的隱性保險效應，規模變量可能難以將這種隱性保險效應的差異識別出來。
二、除了上述估計外，我們還做了多項穩健性檢驗
第一，差分模型的識別與估計。為謹慎起見，我們對貨幣政策與銀行風險變量的差分值做了估計。估計結果顯示，除同業拆借利率外，其他貨幣政策變量與銀行風險變量的系數均顯著為負，與水平值模型估計結果基本一致。第二，選用不良貸款率作為銀行風險指標。估計結果顯示，除貸款基準利率的系數不顯著外，其他貨幣政策變量的系仍顯著為負。第三，貨幣政策擴張緊縮周期劃分依據的選擇。我們還參考了ShuandNg(2010)的研究，將2004年、2007年、2008年、2010年設定為貨幣緊縮期，對貨幣政策與銀行風險承擔關系的非對稱性進行了進一步檢驗。估計結果顯示，本文的基本結論比較穩健。
三、本文檢驗了中國貨幣政策對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驗證了貨幣政策傳導的銀行風險承擔渠道
一般來說，影子銀行對貨幣政策的影響主要通過影響社會信貸供應量調控、政策傳導機制兩方面來體現，本文將從兩個方面來展開分析。
1.影子銀行對貨幣供應量調控機制的影響
從某種程度上看，影子銀行能夠取代商業銀行的信用中介功能，擴大社會信貸投放量。影子銀行信用創造功能可以幫助企業從商業銀行以外獲取信貸資金，并將這部分資金存入到商業銀行，這就擴大了社會貸款供給總量。另外，影子銀行提供的各種金融產品和信貸業務，其利率往往比商業銀行利率要高得多，這就會吸引大量社會儲蓄，減少商業銀行存款，流動性要求減低，由商業銀行決定的超額準備金也會相應的減少，這會放大貨幣乘數，增大社會貨幣投放量。另外，影子銀行與商業銀行開展合作，將大量資金置于銀行體系之外，打破了傳統貨幣供給機制平衡，降低了人民銀行預測貨幣供求關系變化的準確性，無形中削弱了央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總而言之，影子銀行體系通過信用創造功能擴大了金融市場信貸投放量，影響正常的貨幣供應量調控機制，削弱了貨幣政策實施效果。
2.影子銀行對傳統利率傳導機制的影響
傳統利率傳導機制為：緊縮性貨幣政策i上升I下降Y下降。也就是說緊縮性貨幣政策會促使利率i上升，這就會增加企業融資成本，導致社會投資I下降，最終導致社會總需求和總產出Y下降。如果存在影子銀行的話，當央行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時，信貸利率i提高，企業會減少對商業銀行的信貸量，轉而通過影子銀行融資。因此，社會投資I可能不會發生明顯變化，甚至會上升，社會總產出和需求不變或增加，這就削弱了人行的貨幣政策實施效果。
二、對策和建議
1.健全和完善貨幣傳導機制
(1)突出商業銀行的傳導地位。
要進一步規范商業銀行的經營行為，嚴格限制各類金融交易行為范圍和幅度，從源頭上化解金融市場主體有效性缺位的問題，在商業銀行體系內部建立一套貫通的政策響應和執行機制，為實施貨幣政策奠定堅實基礎。同時，要引導商業銀行信貸向中小企業傾斜。商業銀行體系是我國貨幣政策主要傳導機制，而中小企業融資主要渠道又是商業銀行信貸業務，這是影響貨幣政策傳導有效實現的關鍵環節。目前，商業銀行信貸資金主要流向大企業、國有企業以及少數行業，這使得中小企不得不向影子銀行尋求融資機會，產生了大量不規范的借貸行為。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中小企業信貸融資體系，徹底化解中小企業信貸難問題，是有效規避影子銀行負面影響的重要手段。
(2)增強宏觀調控機制針對性。
人民銀行要加強影子銀行資金價格分析，對不同金融產品的收益率對流動性影響機制進行深入研究，以為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采取正確的措施規避影子銀行的負面影響。在社會流動性充裕的前提下，貨幣政策要充分利用利率手段和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加強對金融產品的監控，有效遏制影子銀行對流動性調控的干擾。
2.完善貨幣政策工具
(1)調整準備金的統計口徑。
在存在影子銀行的情況下，大量流動性流向非存款性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顯著降低了商業銀行實際提繳的法定準備金。如果將經影子銀行流通的資金計入到貨幣供給的統計范圍內，就可以計算出更加貼近社會流動性實際情況的準備金數值，從而有效化解影子銀行干擾社會流動性的問題。
(2)提高再貼現工具的作用效力。
一直以來，國內再貼現工具利用頻率較低，隨著影子銀行影響力不斷增強，商業銀行消化持有票據的途徑選擇越來越多，這顯著降低了對央行貸款的依賴性。因此，要提高再貼現工具的效力，一方面要對當前金融市場上的票據理財、變相票據、"雙買斷"等操作加強規范。同時，要進一步規范會計操作行為，及時發現問題并嚴厲查處。另一方面，要明確再貼現工具的功能地位。過去以來，再貼現工具主要充當了市場培育和資金結構調整工具，通過對貼現對象和貼現條件的約束來調節經濟結構，而忽視了其調節商業銀行流動性的功能和作用。今后要在利率市場化改革過程中，逐步建立起市場化的、以票據市場利率為基礎的再貼現利率，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引導社會流動性，不斷增強貨幣政策的調控效果。
(3)加大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力度
公開市場操作是央行實施貨幣政策主要手段，但我國目前尚沒有完全發揮其作用，實質沒有發揮法定存款準備金的調節功能。央行票據存在的持有主體、期限結構、發行成本等問題難以有效激發金融市場的活力。因此，從長期來看，要盡快健全和完善國債市場，特別是短期國債發行和提高國債上市流通效率，合理配置國債市場資源。另外，要將同業拆借市場、短期債券市場、票據市場等優化組合起來，形成完整的貨幣市場體系，加強各專業市場之間的協調配合，只有這樣才能提高社會資金流動性，并形成合理的市場利率機制，并準確傳遞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意圖，實現其調控目標。
三、結束語
貨幣政策對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是否存在異質性？是否受銀行審慎監管的影響呢？Delis和Kouretas（2011）及Altunbasetal.（2012）研究發現，資本充足率和流動性在貨幣政策影響銀行風險方面起著緩沖作用。國內學者對該領域的研究比較少，黃憲等（2005）、戴金平等（2008）對貨幣政策傳導異質性的研究僅局限于信貸傳導渠道。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后風險承擔渠道的異質性才逐漸被重視。于一、何維達（2011）實證研究發現資本充足率低的銀行在風險效應中表現更加激進。江曙霞、陳玉嬋（2012）亦得出貨幣政策對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取決于銀行資本狀況。目前已有許多文獻驗證了貨幣政策風險承擔渠道的存在，但對貨幣政策風險承擔渠道的異質性，尤其是銀行審慎監管狀況引起的異質性的研究尚不足。而事實證明，不同監管強度的銀行可能對貨幣政策沖擊具有不同的決策和抵御能力。鑒于此，本文圍繞貨幣政策影響銀行風險承擔的問題，從銀行審慎監管的角度出發研究了我國貨幣政策風險承擔渠道。
二、數據、變量與模型
（一）數據來源我們首先收集了2003~2013年16家上市商業銀行的月度面板數據作為研究樣本，但考慮農業銀行和光大銀行上市較晚，數據嚴重缺乏，我們將其剔除，剩余14家銀行①。數據來自國泰安數據庫、中國國家統計局以及各銀行年報，由于某些數據的缺失，得到一個非平衡的面板數據。
（二）變量選擇1．貨幣政策（MP）現階段，中國的貨幣政策調控結合使用了多種價格和數量型工具，難以找到有效的綜合貨幣政策的變量（徐明東、陳學彬，2011）。考慮模型穩健性，以法定存款準備金率（req）、一年期貸款利率（rl）和7天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rc）②作為貨幣政策變量。2．銀行審慎監管（SUP）資本充足率（car）、杠桿率（lev）、流動性和撥備覆蓋率（pvc）是中國銀行業四大監管工具（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2011）。參考胡利琴、彭紅楓等（2012）等學者的研究，選取流動性比例（lra）作為流動性監管的替代變量。3．風險承擔（RISK）根據已有實證文獻，常用的銀行風險測度指標主要有Z值、風險資產占比、不良貸款率、特許權價值和預期違約率。但依據前文分析，貨幣政策主要通過改變風險容忍度及風險偏好導致風險承擔增加。因此，參考陳玉嬋和錢利珍（2012）等的研究，我們使用風險資產占比（RiskT）①作為銀行風險承擔的替代變量。考慮到模型結果的穩健性，在后文中使用不良貸款率（npl）進行穩健性檢驗。4．其他控制變量（control）我們控制了可能影響銀行風險的其他因素。第一，使用銀行總資產的自然對數（lnta）衡量銀行規模。第二，宏觀層面上控制經濟環境gdp增長率（gdpg）②，以及影響銀行信貸風險的房地產銷售價格指數（house）。另外考慮到當期風險承擔與銀行規模存在相互影響，對銀行規模做滯后一期處理。
（三）模型構建根據研究目的，主要考查兩個模型的實證研究。模型一：檢驗中國貨幣政策與商業銀行風險承擔的關系，驗證風險承擔渠道。其中，i表示截面銀行個數，t表示變量當期值，t-1表示變量滯后一期值，j表示該銀行所在地區。我們關注MP的系數β2的符號及顯著性。如果為負，則說明在其他因素被控制的條件下，貨幣政策與銀行風險承擔之間呈現負相關關系，即寬松的貨幣政策會增加銀行風險承擔，反之則相反。模型二：驗證銀行審慎監管對貨幣政策風險承擔渠道的異質影響該模型中，加入銀行審慎監管指標SUPi,t③及其與貨幣政策的交叉項MPt×SUPi，t。我們關注參數β6與β7的符號及其顯著性。如果β7為負值，則表示銀行審慎監管與風險承擔負相關關系；如果在β6與β2符號相反，則說明該審慎監管手段可以抵消寬松貨幣政策對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作用。
三、計量結果分析
在以上模型中，由于因變量的滯后項作為解釋變量會導致解釋變量具有內生性，當該問題與動態性同時存在的時候，我們采用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的動態面板數據系統廣義矩（SYS-GMM）法對模型進行估計。1．模型一：銀行風險承擔渠道檢驗運用SYS-GMM法對模型1進行估計，得到了如表1所示的結果。Sargan檢驗和AR（2）檢驗表明工具變量合理有效。結果表明，以風險資產占比（RiskT）衡量的銀行風險承擔與貨幣政策成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驗證了中國存在銀行風險承擔渠道，且與國內外研究結論相一致，即寬松的貨幣政策增加了銀行的風險承擔（Jimenezetal.，2009；Altunbasetal.，2012）。在模型的控制變量方面，gdpg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中國銀行業風險承擔具有順周期性，因此監管當局應密切關注銀行在經濟上行時的風險狀況。房地產價格指數與RiskT顯著正相關，表明房勢較好時，企業凈值改善，風險承擔意愿上升。銀行資產規模與銀行風險承擔顯著負相關，表明資產規模越大的銀行，應對風險的能力較強，驗證了“大而不倒”假說。另外，銀行風險承擔的前一期值對當前也存在顯著影響，風險偏好的前期值對當期值存在顯著負影響，表明前期較大的風險偏好，可能會使決策者意識到需要改進自身資產組合狀況，而降低當期風險偏好。2．模型二：銀行風險承擔渠道基于銀行審慎監管影響的異質性檢驗模型二中，我們加入了銀行審慎監管及其與貨幣政策的交叉項，為了避免過多解釋變量導致模型多重共線性及自相關，我們依次加入各監管變量及其交叉項進行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Sargan檢驗和AR（2）檢驗結果表明工具變量有效。表2中，模型（1）至（4）檢驗了銀行審慎監管對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傳導的影響；（5）至（7）檢驗了銀行審慎監管對一年期貸款利率傳導的影響；（9）至（12）檢驗了銀行審慎監管對7天同業拆借利率傳導的影響。檢驗結果表明，資本充足率、杠桿率和撥備覆蓋率與銀行風險承擔顯著負相關。而且這三個指標的加入并沒有改變貨幣政策與風險承擔的符號及顯著性，再次驗證了該渠道的穩健性。交叉項系數與MP系數符號相反，表明該監管指標的加入對貨幣政策沖擊起削弱作用，即資本充足率、杠桿率和撥備覆蓋率越大的銀行，貨幣政策對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越不敏感。表明銀行審慎監管對貨幣政策風險承擔渠道有調節作用。不同的是，流動性指標的加入不僅改變了貨幣政策的符號，交叉項的系數也與其他三個監管指標不同。這表明在流動性監管顯著影響的情況下，寬松的貨幣政策會降低銀行的風險承擔，這是由于道德風險引起的，因為我國銀行雖然進行了股份制改革，但大都受政府支持，在這種情況下，寬松的貨幣政策增加銀行資產價值及特許權價值，降低道德風險及風險偏好。另外，流動性比例系數為正，表明流動性越強的銀行，出于對自身流動性的信任，風險承擔意愿就越強，這與常理不悖。交叉項系數為負，與MP系數符號相反，表明其與其他監管指標一樣對貨幣政策沖擊起削弱作用，不同的是：流動性監管削弱的是貨幣政策降低風險承擔的作用。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ECM模型分析通過上文對各個變量進行協整分析，我們發現五個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接著本文運用ECM模型進一步研究這些變量間的短期動態關系。經估計得具體ECM模型為。 從模型中可知誤差修正項的系數為－0.44，符合反向修正原則，這表明變量之間的短期非均衡狀態會不斷向長期均衡狀態趨近。從結果上看，收入差距變動在短期內對消費差距的影響顯著。滯后一期的收入差距對于當期的消費差距作用為正，系數為0.67，說明短期內消費差距主要受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的影響，收入差距的擴大同時擴大了消費差距，且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對消費差距影響的短期動態變化和長期穩定效應一致，均擴大了消費差距。除此之外，其他變量的滯后項對消費差距的影響系數均不顯著，說明短期內影響消費差距的主要因素為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其他因素對城鄉居民消費差距的影響需要一段時間的傳遞才能顯現出來。ECM模型反向修正系數的值較大，說明本模型的反向修正機制比較強烈，因此短期的非均衡狀態將較快的向長期均衡狀態不斷趨近。
(二)脈沖響應分析本文以前面的ECM模型為基礎，結合正交化方法以及Choleski分解技術，建立消費差距和其他變量之間的脈沖響應函數模型。分析結果見圖1至圖5。圖1為消費差距對自身的沖擊效應。從中可知，消費差距對于來自自身的沖擊反應一直為正，但變化幅度較大。初期對沖擊的強烈反應，而后在第四期后迅速下降，在第八期開始趨于平穩。圖2為收入差距對消費差距的沖擊效應。圖中顯示消費差距對來自收入差距的沖擊反應較為迅速，開始即產生正向效應并且一直維持為正，即收入差距的拉大逐步拉大了城鄉居民之間的消費差距，這與前面的模型分析也是相符的。圖3為政府財政支出對消費差距的沖擊效應。該圖表明初期時FE對消費差距的沖擊為正但較小，在第三期轉為負向效應，且此后持續為負。這說明我國財政支出在短期內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不顯著，經過一段時間后，財政支出對消費差距的負向作用顯現出來，明顯縮小了我國城鄉居民之間的消費差距。圖4為貨幣供應量對消費差距的沖擊效應。由圖可知，貨幣供應量對城鄉居民消費差距的沖擊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加大，且持續為正。這說明我國貨幣供應量拉大了我國城鄉居民消費，這與協整分析和ECM模型分析的結果也是一致的。圖5為通貨膨脹對城鄉消費差距的沖擊效應。圖中顯示通貨膨脹對城鄉消費差距的沖擊一直為負，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負向沖擊變的更為明顯，即長期內通貨膨脹能夠促進消費差距的縮小。
(三)方差分解分析Sims(1980)的方差分解方法為，通過求解擾動項對向量自回歸模型的沖擊，來預測模型中各個因素對均方誤差的貢獻度。在此，我們運用方差分解法來了解各類因素對城鄉居民消費差距的沖擊作用，方差分解結果見表3。從表3中可知，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對消費差距的影響力度逐漸增強。除了消費差距自身的變動影響外，貨幣供應量和通貨膨脹率也是影響城鄉居民消費差距的重要因素，分別解釋20.81%和18.17%的消費差距的波動。方差分解中，各個變量對消費差距的影響程度也和協整分析中相應變量系數的大小相對應。
二、結論及政策建議
關鍵詞：貨幣政策利率目標區社會福利最大化
從凱恩斯主義到新古典綜合理論，人們認為利率是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工具，并在實踐中進行了廣泛的運用，而貨幣學派又從新貨幣數量說的角度提出了以控制貨幣數量為目標的政策操作規則。但從目前世界主要經濟發達國家的應用來看，利率仍是主要的操作工具，這與金融市場自由化與金融創新的發展是分不開的。本文試圖從理論上對以利率目標區為貨幣政策目標的優劣加以分析，并得出相關結論。
關于貨幣政策的幾個問題
一般而言，貨幣政策的執行可以分為如下幾個層次：
依賴于通過
政策規則執行目標執行工具效果及反饋
由于貨幣傳導機制不同，就會對央行期望達到的目標與執行工具間的相關性，以及央行對執行工具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控制能力提出疑問。這也是討論貨幣政策是否有效問題的關鍵。因此，本文在分析上依據如下的基本假定：如果總支出的各個部分與長期利率變動的聯系十分密切，在此假定下，影響短期利率的貨幣政策措施與總量經濟之間的聯系就取決于利率的期限結構。決定貨幣政策是否有效，是實際利率與資本邊際收益率的比較；穩態實際利率由資本邊際產出決定，從長期考查貨幣政策對實際回報率不會有影響（貨幣超中性）；控制名義利率將會顯著影響總體價格水平。
也就是說，從貨幣數量，價格水平，實際利率與產出的關系上考查，在長期中（在足夠長的觀察期內），貨幣、利率均呈現出中性的特征。因此問題就在于短期的利率水平是否影響產出、短期利率與長期利率的關系如何和以控制利率水平為目標的貨幣政策規則是否會引發價格的過度波動。
從理論上看，由于宏觀經濟政策的時滯性及信息不對稱等問題的存在，貨幣政策的操作目標與實際效果間總是存在一定的偏差。同時在政策操作上，也存在著利率與總量目標不相容的問題（見圖1,2）。這就對貨幣政策規則的制定設定了選擇范圍，即利率或是貨幣量。
圖中I代表利率，M代表貨幣量。圖1表示了以貨幣總量為目標的狀態，當央行貨幣供給水平確定在MS水平的時候，由于貨幣需求的不確定性，Md會在央行預期的Md與實際的Md1Md2之間波動，由不同貨幣需求水平決定的市場利率會在I0I1I2間波動。也就表明以貨幣供給量為目標的貨幣政策將面對不確定的利率水平。圖2表示了以利率為目標的狀態，當央行確定I0目標利率的時候，央行預期的貨幣需求位于Md的位置，而當實際貨幣需求在Md1Md2間波動時，央行為確保利率目標的實現，必會調整貨幣供給水平，使實際貨幣供給量在Ms1Ms2間波動。
視利率為目標的貨幣政策，正是由于要調整貨幣供給量而可能在維護政策規則時付出其他代價。在其中價格的過渡波動會是直接的結果，如果在利率政策規則下，由貨幣供給引發的價格波動是可以接受的，則利率規則就是可取的，否則就是不可取的。無論從短期還是長期考察，貨幣政策都能影響名義利率，依靠費雪方程式就可以將實際利率、預期通脹及名義利率聯系在一起。由于利率與總量目標的不相容性，名義利率目標與通貨膨脹目標彼此無法單獨選定，故而控制名義利率就會對總體價格水平產生顯著影響。
標準化的研究模型
yt=yc+α(pt-Et-1pt)+et
yt=α0-α1rt+ut
mt-pt=-cit+yt+vt
it=rt+(Etpt+1-pt)
式中y代表產出m代表通貨數量p代表價格水平的對數；r代表實際利率i代表名義利率；yt,yc分別代表當期產出和預期的產出。既當期產出是預期值與通脹率的函數，實際貨幣供給是產出與名義利率的函數，名義利率是通脹率與實際利率的函數。其中通貨數量（名義的貨幣供給）確定產出y，價格水平p；名義利率i由系統內生決定。
當央行實行以固定名義利率水平的目標政策時，固定it=IT，以上總供求方程式變為：
yt=yc+α(pt-Et-1pt)+et
yt=α0-α1rt+ut
It=rt+(Etpt+1-pt)
上式的明顯變化是貨幣供給方程式不再是計算內容。因為已知實際產出、價格水平和名義利率，名義貨幣水平就可以由貨幣需求公式內生的決定。問題在于央行要嚴格的控制名義利率i,由此影響消費及決策，但影響總需求的卻是預期實際利率r。這也就對利率目標區設定規則的靈活性產生了影響。
觀查上式pt-Et-1pt；Etpt+1-pt；式中的價格水平僅是一種預期誤差，或說是一種預期變動率的形式（類似費雪方程式Etpt+1-pt）。假定序列｛p*t+i｝i=0∞是一種均衡，pt-Et-1pt或Pt*就是不確定的。得出此結論意味著，P對yt及r無影響，故而僅要求預期通脹率滿足：
iT=([α0-yt+ut]/α1)+Etpt+1*-pt*
價格水平的不確定性，被認為是純粹釘住利率過程的潛在問題。即如果經濟主體不關心絕對價格水平，同時央行也不關心這一問題，那價格的上揚就是不可避免的，這與美國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出現的情況是相符的。而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價格水平的無限上揚是不可接受的。
以上分析的意義在于，釘住名義利率不變規則下，央行若令貨幣數量隨價格變化進行調整而令實際貨幣余額保持不變，也即通脹水平保持在一定的范圍內，利率規則就是可取的。那么余下的問題是這種狀態是否存在。
對如上問題的討論實際上提出了央行實行怎樣的貨幣供給方式，能夠在實現利率目標的前提下不出現通脹的失控。麥卡倫(1986)曾強調指出，不確定性問題與多重均衡問題有所不同，后者涉及到的情形是多個均衡的價格路徑同時與給定名義貨幣供給路徑相匹配。央行對名義、實際貨幣供給量控制的方式或說途徑就成為了問題的關鍵。
貨幣供給方式的視角
以名義貨幣供給為實際操作工具
假定央行以名義貨幣供給為控制利率的操作工具，并釘住名義目標利率進行調整。
引入模型：
mt=μ0+mt-1+μ(it-iT)
其中m代表名義貨幣供給，上式的含義在于，名義貨幣供給增長率取決于名義利率偏離目標利率的程度。如果it圍繞著目標利率iT隨機的波動，則名義貨幣供給增長率為μ0。隨μ趨向于無窮，名義利率對目標利率的偏差如果會收斂，那么價格水平的確定性就可以保持。通過對上式的求解，可以得出結論mt是非穩態的，同時m的這一屬性也就導致價格水平的非穩態性質。也就是說價格水平誤差會隨著預測期的延長而加大。這就表明了，在釘住目標利率的政策規則下，以名義貨幣供給為實際操作工具的作法是不可行的。
以實際貨幣供給為實際操作工具（或說以趨勢穩定的方式進行貨幣供給）
假定央行以趨勢穩定的方式進行貨幣供給，上述模型變形為：
mt=μ＊+μ0t＋mt-1+μ(it-it)
式中隱含了平均貨幣供給增長率穩定為μ0的假定，同樣進行如上式相同的驗證過程，可以得出結果，名義利率與價格水平隨機表現為一種均衡。也就是在特定確定貨幣供給規則下，均衡的價格水平是趨勢穩定的，同時預期誤差方差并不隨預測期的延長而無上限的提高。
通過如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下述結論：在理論上貨幣政策的實施可以減少名義利率波動，同時并不引起價格水平的不確定性，既在理論上可以認為在特定貨幣供給規則條件下，目標利率貨幣政策規則是可行的；名義貨幣供給的基本表現，并不單一的取決于釘往目標利率的約束，這一目標可以通過不同的貨幣供給過程實現。
利率政策的最優性
如果盯住目標利率的政策規則是可行的，那么適當的目標利率水平又應當如何確定呢？
筆者認為這是個較為復雜的問題，以上是以央行為行為主體，依靠央行執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得以實現目標利率政策規則。但如果將央行的政策執行置于同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相一致，或者說是兩種政策的搭配角度上來看這個問題的話，可能就會出現其他結果。
政府的目標函數決定了他的政策取向，也就決定了其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這樣一種自然福利標準的設定是相當困難的。脫離現實的宏觀經濟狀況，單純的用理論模型來解釋是不可取的。政府面對的宏觀經濟現況可能會比任何現有的經濟模型所解釋的情況都復雜。故而以目標利率為貨幣政策規則的設定必定與政府宏觀經濟政策取向是大體一致的。從理論方面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有的使用了一般均衡、代表人模型（卡爾斯托姆19951997）。其借用了預付現金模型，假定消費者資金必須從名義貨幣余額中籌措，此時正的名義利率表明對消費開征了一項隱性稅收，這就影響到家庭在現金商品與信用間的選擇。在模型中引入一期價格粘性可得出結論，固定名義利率會消除資本積累的扭曲，利率釘住帕累托優于固定的貨幣規則，而且對于任何都存在某種貨幣增長過程，類似于可變價格模型中的實際均衡狀況。即可以在外生名義貨幣供給過程下決定價格水平與名義利率。這實際上與上文中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都論證了利率目標區貨幣政策規則的最優性與可行性。
當然，尚未解決的問題還是存在的。設定何種利率及利率水平依然是個沒有得到解決的問題。同時關于短期利率與產出，長期利率與產出，短期利率與長期利率間的關系；價格水平與利率的相關程度或說通脹水平與利率的相關程度有多大等在理論上也未達到統一。放棄在本文第二部份中標準化的研究模型，分別在封閉及開放環境中及受到外部沖擊條件下進行討論，利率目標區貨幣政策規則是否是最優政策選擇的結論可能是不一致的。
1.1最小化產出偏差算法描述下面用一個簡單的貨幣流通模型來說明貨幣需求。假設汽車制造公司A想要生產一定量的汽車，要先向銀行貸款來購買機床公司B生產的機床；那么機床公司B為了能夠生產機床，則先要通過銀行貸款，來購買鋼鐵公司C的鋼材。鋼鐵公司C為流動資金向銀行貸款,提前生產了鋼材。三個公司的支付是有先后順序的，是一環扣一環的，所以展現為，銀行將會首先將客戶的存款借給A、B公司，鋼鐵公司C的短期流動資金貸款從銀行的流轉貨幣中貸出。此時銀行手中已沒有貨幣，在第一時點，機床公司B運用貸款所得的錢購買了C公司的鋼材所以鋼鐵公司賣出了鋼材，將鋼材轉化為了貨幣,獲得增值的ma量貨幣。在第二時點，銀行已經獲得了鋼鐵廠C所償還的貨幣C，貸款給汽車公司A,汽車公司A用貸款所得的錢購買了公司B的機床，則機床公司B實現了所生產的商品到貨幣的循環,獲得增值的mb量貨幣。在第三時點，公司B將貸款還上，當有客戶來銀行取款支付購買汽車時，銀行會將還款用來支付給消費者，從而，汽車制造公司A實現了所生產的商品到貨幣的循環，獲得增值的mc量貨幣。因此，可以從這個整體的模型中看出：生產過程中的每個公司產值都是通過出售商品后的增值貨幣的累加ma+mb+mc+……來完成的。當年的mt是最低的貨幣需求滿足條件，將研究限制在短期內，這樣就把物價水平進行了標準化。那么，當無沖擊時，產出缺口的經濟均衡水平為y=0，央行度量損失函數的是一個圍繞著真實值的二次項。貨幣政策的操作也是有序可循的：央行首先設定i或m為期初值；設定m是政策工具，所指為y和i的取值；則若假定i為政策工具，則指y和m的取值而后出現了隨機沖擊u和v，其他外生變量就隨之確定下來了。若將政策工具更換為貨幣量，將（1）式與（2）式聯立，求解可得出均衡產出。這里用到了關于u和v不相關的前提和假設。將政策工具假設為利率i，根據（1）式就可以直接獲得產出值。盡管為了確保貨幣市場的均衡，仍然需要確定必要的m水平，在這里則無須考慮傾向市場的均衡狀況。由于央行確立了貨幣操作政策，在變量確定的情況下，如固定利率和收入水平，央行可以調整將貨幣供應量這個內生變量到等于貨幣需求的水平。
1.2最小化產出偏差模型構建分析全球大循環是產業帝國的必然選擇,自工業革命以來，一國經濟的好壞，完全取決于這個國家能夠在多大地理范圍內獲得生產資料和銷售市場。如果一個國家能夠從全球獲得資源、該國產品能夠在全球銷售，這個國家就是全球性的強國；全球配置資源和占領全球市場的能力，就是一個國家強弱的分水嶺。要想做到這一點，需要強大的工業競爭力和強大的軍事力量，兩者相輔相成。自大航海時代以來，所謂的海外利益，主要是殖民地利益，而殖民地利益主要就是對殖民地財富的掠奪，未來中國要走的是產業道路，我們的海外利益，不是殖民地利益、不是掠奪所在國家的財富，而是我們在全球發展中國的產業，中國在海外的產業規模有多大，中國的海外利益就有多少。這是產業國家與殖民地帝國的本質區別。中國是產業國家，不僅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更是因為中國的強大，已然在產業方面居于領先地位。工業革命改變了世界，讓中國從農業大國轉為了工業大國。中國的產業強國之路要建立在強大的工業基礎之上，而由此產生了各種金錢融通的貨幣問題，所以貨幣政策其實是在為實體工業服務的，這就是“產業決定論”的強國形式。進入工業時代后，現代貨幣體系經歷了由第一代貨幣的英鎊（金本位）、第二代貨幣美元（金匯兌制），到當下的第三代貨幣一籃子貨幣特別提款權，在前二代貨幣中，貨幣的發行受黃金儲備約束，金本位可以自動進行量與價的調節，而不發生通脹。而當下所處的第三代貨幣時代下，貨幣政策所產生的主要表現為兩方面：（1）如果處置不當一方面會造成過剩資金流入資產市場導致資產泡沫，這是美歐那樣建立在金融業上的金融帝國所喜好的。（2）另一方面會造成投資增加產能過剩價格下跌通貨收縮企業利潤下降。所以貨幣政策的目的主要就是針對這兩方面，制定目標的是最小化產出偏差來開“藥方”。
2最小化產出偏差算例分析
2.1問題提出中國要走的是產業道路，那么實體產業就要占主要經濟成分，所以生產的目的是商品，而不是貨幣，貨幣只是生產的媒介，貨幣服務于商品，假設貨幣在社會總生產的傳導中商品的產出按每單位計，現投資為500億個單位總量，社會總需求為212億個單位總量，消費為330億個單位總量，而各產業的需求量為表1中的最后一行，社會生產的總過程可以通過投資、需求、消費向各產業節點輸出商品來計量各產業的貨幣容量要求，因此這很像在一個網絡中對貨與幣的運輸問題。用運輸問題求解得到運輸方案后，各局點之間的運輸路線可用最小支撐樹方法求出具體的運輸路線。
2.2計算輸出算例求解及最優方案,采用VisualBasic程序開發工具，將上述理論開發成運行軟件，計算輸出的結果如圖1所示。
2.3數據來源及分析上述數據來源于根據國家統計網的統計結果，根據上述案例，合理運用最小化產出偏差的方差，可以計算出最小貨幣需求量。可以用來調控貨幣資金的投放注入，避免資金過剩或者產能過剩。
通過調整存款準備金率，來控制信貸規模。為了應對金融危機，國家出臺4萬億經濟刺激政策，和央行配合的下調存款準備金，導致商業銀行可貸款資金增多，增加了貨幣供給，進而增加了投資需求。2008年以后，房地產貸款占銀行貸款總額的比重一直持續上升，房地產貸款增長速度一直快于銀行貸款增長速度。2009年銀行全部貸款增長率為26．57%，較2008年增加了7個百分點，房地產貸款增長率也增至38．61%。經濟大增，投資需求旺盛，也導致了房地產泡沫的產生。從2010年開始，央行開始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控制了信貸規模，使房地產貸款的增長率減緩，減緩至2012年的12．86%。在2012年年末央行兩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穩定經濟，使得2013年房地產增長率有所增加。雖然國家也出臺了很多政策再次打壓房地產市場，增長率也有所下降，但是從表3中可以看出，房地產貸款占銀行總貸款比重越來越大。一般認為，房地產貸款占銀行全部貸款的比重超過10%則存在輕微的房地產泡沫，超過20%則存在嚴重泡沫;而我國房地產貸款占銀行全部貸款比重逐年增加，到2013年為20．32%，超過20%。可見我國房地產市場存在嚴重泡沫。房企融資單一，加劇了企業的資金鏈斷裂的危險，同時對銀行來說也加大了風險。如果企業資金鏈斷裂，那么銀行會出現很多壞賬，從而導致銀行的危機，銀行為了防止泡沫破裂，繼續給房地產大量貸款，又會加劇泡沫，進入死循環。
2利率
通過調整存貸利率，可以用來控制信貸成本。房地產是資金密集型產業，平均負債率高達70%，而我國房地產開發主要資金來源于銀行，利率提高會導致融資成本的增加，房價不變的情況下，利潤減少，開發商就會減少投資。相應的利率降低，融資、財務等成本減少，就會加大投資。對于老百姓來說，購買房屋主要靠銀行貸款，利率增加時，購房成本增加，增加了購房者每月還款的負擔，會減少購房或者持觀望態度，投資買房的人也會因為投資成本加大，利潤減少而減少買房，轉而把錢投入儲蓄或者債券。當利率減少時，人們更愿意把錢從銀行取出，進行投資，我國投資渠道少，房地產就成為最好的選擇。但是利率政策具有時滯性，并且跟房地產高額的回報率相比，效果不明顯。而老百姓買房也主要受需求影響較大。
3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