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3-28 01: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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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與淺教育心理學告訴我們，中學生的生活閱歷尚不豐富，認知水平尚處在“初級階段”，因而課堂提問必須符合中學生的接受狀況。若問題的難度過大，學生一時無從回答，勢必導致思維“卡殼”和課堂“冷場”，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學生智能的發揮。所以對一些過于艱深的問題，我們不妨作比較淺易的處理。例如，教《故鄉》最后一段：“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這話具有深刻的哲理，”學生較難理解，我們可以從淺處進行提問：魯迅先生所指的“路”，只是簡單的地上路嗎？（當然不是。這路還包含人生之路，社會之路。）那么“路”和“希望”之間有何聯系呢？（路是靠人走出來的，希望也是靠人奮斗得來的。）那么這句話的深刻含義是什么呢？（希望本是沒有的，只要我們為之奮斗，便有了希望。）這樣，一個深奧的問題解決了，像這樣的提問，我們稱之為“深題淺問”，所謂“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后其節目”是也。
與上述情形相反，有些問題盡管重經，但看似淺顯，往往為學生所忽視。我們提問時就要引導學生作深入探究，才能得其三昧。例如《祝福》中寫祥林嫂改嫁后，夫死子殤，再回魯鎮時，“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這里似乎沒有問題，淺得很，稍不留意就滑過去了。但我們如果深入探究，就可見作者的匠心。一為什么改嫁后的祥林嫂，人們并不改稱她為“賀嫂”或“賀六嫂”，卻仍叫她祥林嫂呢？魯迅先生特別另作一段而突出之，難道僅僅是陳述魯鎮的禮儀習俗嗎？通過討論，學生便知曉、這正表現了舊社會對改嫁婦女的鄙視與奚落。“仍然”二字，意味深長，蘊含著濃厚的封建道德色彩，也為后文所謂“二夫陰間爭妻”埋下優筆。像這樣的提問，挖掘文字深層內涵，我們稱之為“淺題深問”，亦即葉圣陶先生所說的“一字未宜忽，語活悟其神。”深題淺問，要化難為易、舉重若輕，忌膚淺粗糙、淺嘗輒止。淺題深問，要選準切口、探幽索微，忌無中生有、牽強附會。
直與曲為人貴直為文貴曲。語文教學也要避免直來直往地講析與灌輸，要讓學生“跳一跳”而后摘到樹上的果子。就課堂提問而言，要善于轉彎抹角、改頭換面，留有思考的余地。著名特級教師錢夢龍先生十分講究這種“曲問”藝術，他在執教《愚公移山》時，有兩個典型的范例：一是“愚公年且九十”的“且”字，錢先生沒有直向其意，而是問：“愚公九十幾歲？”學生稍感疑惑之余，頓悟“且”為“將近”意，愚公還沒到九十歲，只是將近九十。二是“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的“孀”字與“遺”字，錢先生也沒有直解其意，而是問：“鄰居小孩去幫助愚公挖山，他爸爸同意嗎？”這樣就使“孀”“遺”二字之義迎刃而解。如果說學生掌握知識的最佳動力是興趣，那么曲問便是巧妙撩撥學生興趣的藝術魔捧，通過它，產生了“錯綜見意，曲折生姿”的功效。
直題須曲問，曲題也可直問。例如《孔乙己》一文的最后有句話：“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這看似矛盾的話，就是一個很“曲”的問題，我們不妨這樣直問：為什么說孔乙己“大約”死了？（無人關注過孔乙己的生死，“我”也沒有得到孔乙己死了的確切消息。）為什么說孔乙己“的確”死了？（孔乙己的性格以及所處的社會環境，注定他必死無疑。）結論：魯迅用看似矛盾實則精當的語言，揭示出封建社會和科舉制度的罪惡。可見，通過直問，理清是非，曉暢易懂、達到“減頭緒、立主腦、脫窠臼”的目的。
直題曲問，要獨辟蹊徑，以曲求伸，忌故弄玄虛、艱澀隱晦。曲題直問，要平中見奇、簡潔明了，忌袋底抖盡、一覽無余。
零與整課堂提問要讓學生嘗到成功的喜悅，才能進一步提高學生思考的欲望，刺激和誘發學生探索的觸須不斷地深入與拓伸。因此，我們對一些龐大復雜的問題，為了避免學生失去興趣，就要拆成幾個小問題。例如教《祝福》，關于作品的題旨這個大問題，我們可以分幾步來提問，逐層剖析：a．祥林嫂第一次到魯家，祝福時她有怎樣的表現和精神狀況？b．祥林嫂第二次進魯家，祝福時她的表現和精神狀況又如何呢？c.祥林嫂在捐門檻后，祝福時她的表現和精神狀況怎樣？d．祥林嫂最后是在什么樣的心境中慘死在祝福聲中的？這樣提問，讓學生抓住“祝福”這個特殊時節，把握課文的線索，認識到祥林嫂“舒暢愉快——疑惑苦悶——癡呆麻木——凄慘絕望”的心理變化過程，由此進一步認識到“祝福”所寓含的主題及社會意義。宋人周輝云：“文章所以奇者，能以多為少。”整題零問，也就是這個道理。
反過來講，一些簡單零碎的問題，如果多次機械提問，則會使學生感到乏味，甚至可能挫傷其思考的積極性。我們提問時，要善于抓住關鍵，牽一發而動全身。例如教《馬說》，有許多問題可問，不如總提一個問題：唯物主義觀點是先有物質后有認識，而韓愈卻說先有伯樂“識馬”而后有“千里馬”，這是不是錯誤的唯心主義觀點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涉及對全文內容和結構的理解。再如教《祝福》，在剖析祥林嫂心態變化后，可以提出“祥林嫂是怎么死的？凍死？餓死？自殺？還是……”這個似拙實巧的問題，從而又一次帶出對課文的細致研究。清人李漁說：“意則期多，字推求少”，零題整問，也正是如此。
整題零問，要由遠及近、循序漸進，忌支離破碎、雜亂無章。零題整問，要厚積薄發、以約求豐，忌籠統架空、綱目脫離。
需要指出的是，課堂提問的深與淺、曲與直、零與整，不是絕對的，也不是固定不變的；我們要善于從教學的實際出發，因情而異，隨機而變，才能獲得最佳的教學效果。
注［l］見《陶行知文集·創造的兒童教育》。
［2］見《禮記·學記》。
［3］見《語文教學二十韻》。
深與淺教育心理學告訴我們，中學生的生活閱歷尚不豐富，認知水平尚處在“初級階段”，因而課堂提問必須符合中學生的接受狀況。若問題的難度過大，學生一時無從回答，勢必導致思維“卡殼”和課堂“冷場”，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學生智能的發揮。所以對一些過于艱深的問題，我們不妨作比較淺易的處理。例如，教《故鄉》最后一段：“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這話具有深刻的哲理，”學生較難理解，我們可以從淺處進行提問：魯迅先生所指的“路”，只是簡單的地上路嗎？（當然不是。這路還包含人生之路，社會之路。）那么“路”和“希望”之間有何聯系呢？（路是靠人走出來的，希望也是靠人奮斗得來的。）那么這句話的深刻含義是什么呢？（希望本是沒有的，只要我們為之奮斗，便有了希望。）這樣，一個深奧的問題解決了，像這樣的提問，我們稱之為“深題淺問”，所謂“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后其節目”是也。
與上述情形相反，有些問題盡管重經，但看似淺顯，往往為學生所忽視。我們提問時就要引導學生作深入探究，才能得其三昧。例如《祝福》中寫祥林嫂改嫁后，夫死子殤，再回魯鎮時，“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這里似乎沒有問題，淺得很，稍不留意就滑過去了。但我們如果深入探究，就可見作者的匠心。一為什么改嫁后的祥林嫂，人們并不改稱她為“賀嫂”或“賀六嫂”，卻仍叫她祥林嫂呢？魯迅先生特別另作一段而突出之，難道僅僅是陳述魯鎮的禮儀習俗嗎？通過討論，學生便知曉、這正表現了舊社會對改嫁婦女的鄙視與奚落。“仍然”二字，意味深長，蘊含著濃厚的封建道德色彩，也為后文所謂“二夫陰間爭妻”埋下優筆。像這樣的提問，挖掘文字深層內涵，我們稱之為“淺題深問”，亦即葉圣陶先生所說的“一字未宜忽，語活悟其神。”深題淺問，要化難為易、舉重若輕，忌膚淺粗糙、淺嘗輒止。淺題深問，要選準切口、探幽索微，忌無中生有、牽強附會。
直與曲為人貴直為文貴曲。語文教學也要避免直來直往地講析與灌輸，要讓學生“跳一跳”而后摘到樹上的果子。就課堂提問而言，要善于轉彎抹角、改頭換面，留有思考的余地。著名特級教師錢夢龍先生十分講究這種“曲問”藝術，他在執教《愚公移山》時，有兩個典型的范例：一是“愚公年且九十”的“且”字，錢先生沒有直向其意，而是問：“愚公九十幾歲？”學生稍感疑惑之余，頓悟“且”為“將近”意，愚公還沒到九十歲，只是將近九十。二是“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的“孀”字與“遺”字，錢先生也沒有直解其意，而是問：“鄰居小孩去幫助愚公挖山，他爸爸同意嗎？”這樣就使“孀”“遺”二字之義迎刃而解。如果說學生掌握知識的最佳動力是興趣，那么曲問便是巧妙撩撥學生興趣的藝術魔捧，通過它，產生了“錯綜見意，曲折生姿”的功效。
直題須曲問，曲題也可直問。例如《孔乙己》一文的最后有句話：“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這看似矛盾的話，就是一個很“曲”的問題，我們不妨這樣直問：為什么說孔乙己“大約”死了？（無人關注過孔乙己的生死，“我”也沒有得到孔乙己死了的確切消息。）為什么說孔乙己“的確”死了？（孔乙己的性格以及所處的社會環境，注定他必死無疑。）結論：魯迅用看似矛盾實則精當的語言，揭示出封建社會和科舉制度的罪惡。可見，通過直問，理清是非，曉暢易懂、達到“減頭緒、立主腦、脫窠臼”的目的。
直題曲問，要獨辟蹊徑，以曲求伸，忌故弄玄虛、艱澀隱晦。曲題直問，要平中見奇、簡潔明了，忌袋底抖盡、一覽無余。
零與整課堂提問要讓學生嘗到成功的喜悅，才能進一步提高學生思考的欲望，刺激和誘發學生探索的觸須不斷地深入與拓伸。因此，我們對一些龐大復雜的問題，為了避免學生失去興趣，就要拆成幾個小問題。例如教《祝福》，關于作品的題旨這個大問題，我們可以分幾步來提問，逐層剖析：a．祥林嫂第一次到魯家，祝福時她有怎樣的表現和精神狀況？b．祥林嫂第二次進魯家，祝福時她的表現和精神狀況又如何呢？c.祥林嫂在捐門檻后，祝福時她的表現和精神狀況怎樣？d．祥林嫂最后是在什么樣的心境中慘死在祝福聲中的？這樣提問，讓學生抓住“祝福”這個特殊時節，把握課文的線索，認識到祥林嫂“舒暢愉快——疑惑苦悶——癡呆麻木——凄慘絕望”的心理變化過程，由此進一步認識到“祝福”所寓含的主題及社會意義。宋人周輝云：“文章所以奇者，能以多為少。”整題零問，也就是這個道理。
反過來講，一些簡單零碎的問題，如果多次機械提問，則會使學生感到乏味，甚至可能挫傷其思考的積極性。我們提問時，要善于抓住關鍵，牽一發而動全身。例如教《馬說》，有許多問題可問，不如總提一個問題：唯物主義觀點是先有物質后有認識，而韓愈卻說先有伯樂“識馬”而后有“千里馬”，這是不是錯誤的唯心主義觀點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涉及對全文內容和結構的理解。再如教《祝福》，在剖析祥林嫂心態變化后，可以提出“祥林嫂是怎么死的？凍死？餓死？自殺？還是……”這個似拙實巧的問題，從而又一次帶出對課文的細致研究。清人李漁說：“意則期多，字推求少”，零題整問，也正是如此。
整題零問，要由遠及近、循序漸進，忌支離破碎、雜亂無章。零題整問，要厚積薄發、以約求豐，忌籠統架空、綱目脫離。
需要指出的是，課堂提問的深與淺、曲與直、零與整，不是絕對的，也不是固定不變的；我們要善于從教學的實際出發，因情而異，隨機而變，才能獲得最佳的教學效果。
注［l］見《陶行知文集·創造的兒童教育》。
［2］見《禮記·學記》。
［3］見《語文教學二十韻》。
提高全體人民的健康水平，建立惠及全體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使每個居民都能享有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是政府和人民的共同追求。社會在進步，醫療衛生事業同樣需要進一步的發展。但是，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必須建立在醫療衛生人才的培養和教育上。因此，作為大力培養祖國醫療衛生人才的醫學院校，不但要有高效的人才培養機制，為了能夠更健康的發展，還更要具有高效的基層行政人員激勵研究機制，來提高他們的工作熱情、積極性和工作效率。醫學院校的基層行政管理人員的主要任務就是為全校師生服務，通過他們的工作能夠使學校的各項教學和科研工作更加高效的運行，其工作性質看似較為簡單和瑣碎，但是卻對醫學院校的發展至關重要。激勵指的是通過某些途徑來激發人的精力和潛能來實現某種目標的方法。醫學院校如果建立了高效的基層行政管理人員激勵機制，能夠對極大地提高基層行政管理人員的工作熱情和效率，對醫學院校的發展和高效運轉具有重大意義。具體來說：
第一，建立高效的激勵機制，能夠極大的開發基層行政管理人員的潛能，通過合理的、科學的獎懲手段，可以極大的調動他們的工作創造性，從而更加主動的參與各項基礎工作的管理。
第二，建立高效的激勵機制，可以更好的優勝劣汰，把更好、更適合的人才留住，使得基層管理工作更好的運轉。第三，基層行政管理人員在良好的激勵機制鼓舞下更加有效、合理的開展各項工作的時候，反過來還能夠對已有的激勵機制進行優化，經過了進一步優化了的激勵機制，又能指導和鼓舞基層行政管理人員更加積極和創造性的履行管理職能，從而實現激勵政策的良性運轉。第四，科學的激勵機制能夠建立良好的競爭環境，在更加公平、合理和透明的競爭環境中，能夠使得人們更加高效的工作。
2醫學院校基層行政管理人員激勵機制的研究現狀分析
目前來說，醫學院校基層行政管理人員的激勵措施主要可以歸納為三類：物質方面的激勵；精神方面的激勵；榮譽方面的激勵。
第一、物質方面。一般來說，對于醫學院校的基層行政管理人員，多數會實行津貼制和崗位制。津貼制和崗位制相結合的方法能夠調動管理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另外還會設立不同的考核方法，很多醫學院校會對行政管理人員采取年終考核的方法來評定年終獎金，考核分數高的會給予更高的獎金待遇，這樣，將收入和考核相掛鉤，工作者就會有更高的工作積極性。
第二、精神方面。相比于物質方面的激勵，精神方面的激勵政策有時候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好效果。追求精神方面的滿足是比追求物質方面更高層次的滿足，有些基層行政管理者，在具有一定的物質基礎之后，會追求更為崇高的精神目標，因此，有些醫學院校會設立相應的以精神激勵為主的激勵手段，如表揚、先進稱號等。
第三、榮譽方面。還有一些學校會采取另外一些方法來對行政管理人員的榮譽方面進行激勵，如采用職稱晉升方法等。雖然良好的基層行政管理人員激勵機制對醫學院校的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來說，現有的激勵機制還并不樂觀。從激勵的考核機制來說，目前的針對激勵政策的考核制度并不清晰，考核的對象、內容、結果和目標都不太明確。考核的方法也比較落后，有的院校仍然停留在純粹手工的填表、簽字、總結等手段上。好的激勵政策建立在有效的監督機制上，有的醫學院校，由于沒有完善的檢查監督機制，績效考核缺乏說服力，往往不能真實的反映真實的激勵效果。從整個行政環境來說，受我國傳統思想觀念的影響，醫學院校目前的基層行政管理制度往往不能體現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往往會出現因事擇人，讓人去適應工作，而非盡可能的開發人的潛能。由于缺乏科學的管理思想，人們往往會過分的追求物質獎勵，而淡化和漠視精神方面的激勵，過分的強調集體的榮譽和責任感，從而降低了基層行政管理人員的工作熱情和積極性。從配套制度建設方面來說，只有擁有一整套成熟的配套制度，才能使得激勵機制發揮出最大的作用，而已有的行政管理人員考核和激勵制度還很落后，這在一定程度上嚴重制約了醫學院校行政管理激勵機制的作用，不僅影響行政管理人員的工作積極性，甚至還導致資源的浪費和學校的長期發展。
3完善和提高醫學院校基層行政管理人員激勵機制的方法
[關鍵詞]復議機構行政裁判所改革監督
一、我國行政復議機構設置的現狀與缺陷
行政復議機構是行政復議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復議制度是否健全且產生良好的社會效果與復議機構的設置是否科學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我國的行政復議制度建設、運作從1990年的《行政復議條例》算起到1999年《行政復議法》的頒布實施至今，大約經歷了十來年的實踐，然而復議制度卻依然可以稱得上是問題多多！筆者在此僅對復議機構的設置及其運作略陳管見。[i][i]在這個問題上，筆者大致將其歸納為四個方面的問題。
（一）復議機構缺乏獨立性
1990年的《行政復議條例》規定：“復議機關應當根據工作需要，確立本機關的復議機構或者專職復議人員。”；“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復議機構，應設立在法制工作機構內或者與政府法制工作機構合署辦公。”這種規定以行政法規的形式確立了行政復議機構相對獨立的法律地位。而1999年頒布的《行政復議法》盡管在總體上應該說是吸收了復議制度實踐的經驗，因而是進步的，但就行政復議機構內容的規定來說，卻并沒有關于行政復議機構的專門規定，而只是在總則中的第3條對復議機構做了一個簡括的規定：“依法受理行政復議申請的行政機關是行政復議機關；行政復議機關內負責法制工作的機構具體辦理行政復議事項。”二者比較我們可以看出，按照條例的規定還可以在法制工作機構中設立相對獨立的專門從事復議工作的機構，而復議法則只規定由政府法制部門一并連帶著從事行政復議工作，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倒退。因為作為復議機構的“負責法制工作的機構”分別隸屬于各級不同的人民政府和不同的行政職能部門，缺乏應有的獨立性。《行政復議法》第12條到第15條集中地規定了復議管轄制度，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作為行政復議的機關要么是被申請復議行政機關的上一級行政機關或主管部門，要么是作出原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自身。
現實中各級人民政府和各行政職能部門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設立主管行政復議的工作機構，沒有一套統一的行政復議機構體系，而且主持復議的行政機構完全聽命于其所屬的行政首長,沒有自主決定權；而其所屬的復議機關又與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由于行政復議是行政機關內部上下級之間的監督活動,不少行政機關將復議工作混同于一般的行政公務，復議活動受行政內部各種關系的影響和干擾較為普遍，特別是一些長官意志、“以言代法”、“以權代法”現象，使得復議機構難以充分履行職責，行政復議決定維持的多，而變更、撤銷的少，復議變成走過場，流于形式。這樣就給復議工作的開展帶來了很大的不便，從而嚴重影響了行政復議裁決的公正性。而實踐中復議機構不獨立的問題已經導致行政復議的公正性大打折扣，致使行政復議的高效、便民等優點在實踐中未能充分顯露。因為當事人除非受“復議前置”約束之外，至今選擇復議的相對較少，大多都愿意直接選擇行政訴訟，而且在復議實踐中，復議決定作出于行政機關不利的撤銷或改變的決定也寥寥無幾，大多以維持了事，這使人們喪失了對行政復議應有的信心，同時使得該種制度設計很多時候流于形式。
另外，即便是在各級行政機關內部設立的行政復議機構，其組織建設上也十分地不健全。目前,我國行政復議立案數量不足、審理難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復議的組織機構不健全。《行政復議法》規定，復議機關應當根據工作需要確立本機關的復議機構或專職復議人員。行政復議的程序性、技術性較強，要求復議機構和人員保持固定，承辦人員具備較高的行政管理和法律專業知識。否則，就難以保證行政復議工作的規范化和正常化運轉。長期以來，除公安等少數部門有比較健全的復議機構和專職人員外，大多數行政機關或者缺乏此類機構，或者不夠健全，有名無實。這種狀況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復議制度的固有功能，也給行政機關和申請人造成諸多不便。
鑒于上述緣由，為了保證復議機構依法行使復議職權，切實發揮行政復議的積極作用，就應當保證復議機關享有相對獨立性，同時認真做好復議隊伍的組織建設工作。這里的“獨立性”是指復議機構地位要相對超脫，能夠保證其排除工作過程中的各種外來干擾。另外，設置公正獨立的行政復議機構及審判機關審查有關行政行為，是我國“入世”議定書的承諾，也是《關貿總協定》第10條的要求。因此，為了履行承諾，實現行政復議的公正性和合理性，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必須改變目前行政復議機構不獨立的現狀，重新設計適應中國國情的行政復議機構。
（二）復議工作人員存在問題
我國現實中的行政復議機構工作人員配置亦難以保證復議工作的需要，行政復議的隊伍建設差強人意。
首先，是復議機構的工作人員不足，難以應付復議工作的需要。目前有些省份的行政復議處僅有兩個人，卻要指導全省的行政復議工作，同時辦理以省政府為行政復議機關的行政復議案件，顯然難以適應工作需要。更有甚者，有的地方甚至只有一個人，使得行政復議工作幾乎無法開展。現在大量行政復議案發生在市、縣，但很多市、縣政府法制機構力量薄弱、專職人員配備不足。有的縣、區政府法制機構只有一名工作人員，甚至還是兼職；有的部門只有法制機構的牌子，沒有專職工作人員，造成該受理的行政復議申請無人受理，該辦理的案件不能按期結案。
其次，在現有的為數不多的復議工作人員中，卻又存在著素質不高、專業化不夠的尷尬問題。直到目前，我國尚沒有法律規范對行政復議人員任職資格作出規定，沒有高素質、專業化的復議人員，就不可能有高質量的復議裁決，因此也就很難使得復議制度的預期價值發生作用。實踐中行政復議案件種類繁多，牽扯面廣，技術要求較高，因此負責審議的工作人員如果不是諳熟各種法律規范，則很難能勝任復議工作。而我國對復議機構人員的任職資格卻并無規定，其審理案件的效果便可想而知。由于一些行政復議人員素質問題，造成在作出復議決定時出現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識性錯誤，這些都明顯制約著行政復議工作的開展。實際上，這種狀況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復議制度的固有功能，給行政機關和申請人造成了諸多不便。
造成目前復議工作人員的這種問題的一個主要緣由在于相關立法內容籠統、不配套。無論是《行政復議條例》還是《行政復議法》都沒有各種配套制度，對于行政復議機構工作人員的組成、任職條件、回避及審議規則等均未作明文規定，這些都影響到復議機構的組織建設，以至影響復議案件處理的客觀與公正。
（三）缺乏有效的監督機關
盡管《行政復議法》在法律責任一章中比較詳細地規定了各種法律責任，如對行政復議機構及工作人員和被申請人違法的具體責任的規定，但并沒有指明追究該種法律責任的具體機關，其第38條也只是簡要規定了復議機關負責法制工作機構的提出建議權。這就使得這種規定在現實當中沒有多少可操作性，存在著虛化的可能最終導致行政復議機構缺乏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
（四）復議工作缺少有效的經費保障
目前，各級政府的行政復議活動所需經費基本沒有全面得到保障，行政復議機關內具體辦理行政復議事項的法制工作機構本身的經費就不充裕，更別提有專門的復議經費的保障了。更有甚者，有些部門甚至對行政復議活動所必需的外出調查、核實有關事實證據的差旅費用也難以保證，從而嚴重地影響了行政復議辦案質量，給復議工作的順利開展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以上復議制度中的這些問題筮須有效解決，而在當今這個經濟全球化和世界一體化的世界大背景下，任何一個國家的各項建設活動都不可能“自說自話”，都需要認真地對待、借鑒外國的經驗來解決本國的問題。綜觀各國的類似制度，似乎英國的行政裁判所制度對于我國復議制度的完善比較富有親和力，下面就讓我們來看看該項制度的情形。
二、英國的行政裁判所制度
行政裁判所（administrativetribunals），也稱為行政裁判庭、特別裁判所，其叫法不盡一致，還可以稱之為tribunal（裁判所）、committee（委員會）、board（局）、commissioner(專員)、division（司）等等。總之就是指普通法院之外，通過議會立法設立的用以解決行政機關和公民之間糾紛及公民相互之間某些和社會政策有密切聯系的等其他爭議的準司法機構。但是它們是作為行政運作的組成部分而設立的。行政裁判所主要有兩個任務：解決個人糾紛,主要是處理土地與財產問題以及就業問題；解決公務機關(通常是政府部門)與公民之間的糾紛。在英國設立行政裁判所有以下幾個主要的理由：公正性、程序靈活簡便、經濟合理性、專門化和符合社會立法需要。[ii][ii]據統計英國現有各類行政裁判所近70類，數量近3000個，涵蓋移民、社會保障、勞動、教育、稅收、運輸和土地等領域。英國的行政裁判所主要分為四種類型，即財產權和稅收方面的裁判所、工業和工業關系方面的裁判所、社會福利方面的裁判所及外國人入境方面裁判所。從整體上來說，裁判所職責的重要性并不亞于法院，甚至其本身已經構成了比法院還重要的行政決定審查機制。
（一）發展簡史
英國的行政裁判所制度是英國行政法領域一項非常有特色的司法制度。該制度在英國法史上的歷史并不長，主要是在20世紀以來尤其是一戰以后，才逐步產生發展起來。整體上看來，行政裁判所制度在英國的確立和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初步發展階段，這一時期是20世紀初到二戰；第二個階段是行政裁判所急劇而又混亂的發展，這個階段是從二戰到1958年；第三個階段是行政裁判所的規范化發展，這是從1958年發展至今天。[iii][iii]
在英國，最早意義上的裁判所可以追溯到都鐸王朝時代。但我們現在所談的行政裁判所主要是20世紀的產物，在20世紀前雖也有些個別裁判所出現，但并不是我們現代意義上的行政裁判所。現代意義上的裁判所，應從二十世紀之初開始追溯。英國行政裁判所的風行，其背景是20世紀初現代福利國家的興起，以及由自由派執政的政府所推進的社會改革。
根據弗蘭克斯委員會報告而于1958年制定的《裁判所與調查法》雖然篇幅不長，但是對各類裁判所的組成原則、裁判程序、上訴以及普通法院對裁判所的司法審查等問題做了明確規定，并且第一次規定了全國的裁判所委員會為一個常設監督機構。該法后來經過1966年和1971年兩次的修訂，就是目前所適用的《裁判所與調查法》。從制度層面來說，1958年的《裁判所與調查法》可以說是行政裁判所制度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該法為行政裁判所制度的規范發展提供了鮮明的法律依據和良好的基礎。從那之后，行政裁判所走上了良性發展的道路，其數量直線上升，同時它們的工作也變得更加復雜。但在英國，對裁判所的性質究竟為行政性質還是司法性質在行政學界與法學界長久以來存在著激烈的爭議，且直到今日尚無定論，不過從實踐情形來看，似乎裁判所制度的行政因素已經越來越少，而裁判的色彩則日益濃厚。[iv][iv]
（二）組織結構及其人員構成
行政裁判所的一個基本特征在于它是相對獨立于行政機關之外的，能超脫政治因素而獨立地作出自己的裁決。對于任何案件的裁決，其都決不服從行政干預。而要實現這種獨立，十分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其成員不能由政府工作人員組成。在大多數情況下，裁判所的主席是由大法官直接任命的，或者由部長從大法官提名的有適宜資格的人中任命；裁判所的大多數成員也和政府官員沒有直接的聯系。裁判所可以是全國性、區域性或者地方性的組織，這要視裁判所所裁判的事項而定。對于行政裁判所的領導模式，裁判所委員會建議：對于專業化的裁判所應更多的適用總裁制（PresidentialSystem）模式。讓總裁成為裁判所體系中的首腦，對于各個裁判所的工作負有領導責任。
英國行政裁判所種類繁多、數量龐大、管轄對象不一，所以各行政裁判所的組織結構和人員構成差別很大，而且沒有一部統一的組織法來加以規范——英國不存在一部適用于一切行政裁判所的程序法典。由于各個裁判所的性質不同，裁判所的人員構成也不盡相同。通常采用的形式是“均衡裁判所”（balancedtribunal），其目的是使成員能夠平衡各方面的利益，這類裁判所由一名獨立的主席和兩名成員組成。主席一般應具有法律資格，由上議院大法官提名任命。主席要努力去確證案件中法律問題和事實問題中所存在的漏洞，并決定應采取怎樣的步驟來彌補這些漏洞，要特別注重維護在上訴中處于弱勢地位的當事人的利益。裁判所主席或由普通法院大法官任命或從大法官同意的事先準備好的名單中由部長挑選任命。裁判所的其他成員或者由部長任命，或者由裁判所主席任命。裁判所成員的任命途徑大致有三種，包括由相關的政府部長或者部門提名；由上議院大法官任命；對于實行總裁制的特定類別裁判所而言，例如社會保障上訴裁判所和產業裁判所的成員，則由總裁任命。部長提名時，必須要考慮裁判所委員會的建議；要免去裁判所成員的職務時，一般要征得上議院大法官的同意。研究表明，相對年長、有時間和精力及經驗學識從事該工作的中產階層的人一般更有可能獲得任命。而且很多時候，裁判所還是不得不去接受政府部門的提名，因提名而成為裁判所成員會有一種復雜的感覺，覺得自己是被“借給”裁判所的，這會削弱裁判所的獨立性。[v][v]現代行政管理的一個特點就是具有專業性，由此引起的爭端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專業技術性，因此很多時候必須要求裁判所成員具有專業的經驗和學識。行政裁判所的人員組成中，一般既有法律人士又有相關專業人士，這樣在案件涉及專門知識時，他們的審理就比普通法官有優勢。
（三）行政裁判所的制約監督機構和救濟作為監督和指導行政裁判所工作的經常性機構——行政裁判所委員會成立于1958年，它可以對受其監督的行政裁判所成員的任命提出一般性建議；它每年提出工作報告，對行政機關具有一定壓力；它可以對行政裁判所程序規則的制定提供意見。理事會由16名成員組成,其中15名由大法官和蘇格蘭事務大臣任命，且該委員會下設一個蘇格蘭委員會。非法律專家成員占多數，以保障理事會以一般公眾的公平觀念作為指導原則；非法律專家成員中包括工業、商業、工會、行政等方面富有經驗的人才。此外,議會行政監察專員為理事會的當然成員。根據1971年的《行政裁判所與調查法》的規定，行政裁判所理事會的主要職責有：(1)監視、檢查相應的各行政裁判所的規章制度與工作情況，并提出報告。(2)考慮和匯報根據該法可以提交委員會解決的有關裁判所的特殊問題。(3)對于提交委員會考慮的或者委員會認為特別重要的有關行政程序的問題或相關事項提出報告。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其主要職責就是控制并審查為數眾多的行政裁判機構的工作情況，并且還有權考慮并報告因制定法規定的由公開調查的運行而引發的事宜。
根據《1958年裁判所和調查法》規定建立起的裁判所委員會，本意旨在監督裁判所的組織和運作，其性質是咨詢機構，而非執行機構。但從實際操作來看，由于政治地位不高和人力、物力的缺乏，裁判所委員會仍然只是一個起不了很大作用的咨詢委員會，其權力行使是很有限的。因此，可以說從總體上看，行政裁判所委員會對行政裁判所的監督和制約是軟弱的。一方面，行政裁判所本身沒有執行權，只是一個咨詢機構，本身不具有任命裁判所成員的職能，只是有權對裁判所和相關的調查進行一般的監督。另一方面，由于它的成員是兼職的——多數沒有報酬，而且工作人員很少，預算也有限，不能完全地勝任有效地監督每年幾十萬起的訴訟與調查活動的工作。
但是，裁判所委員會的存在至少是有了一個常設的監督組織機構，能夠對行政司法的重要問題開展研究和咨詢，并且能從一種相對獨立的立場發表意見和批評，因此其價值也是不容忽視的。裁判所委員會對于政府的任何咨詢事項都應給出報告做出回答；也可以對法律所列的裁判所的人員組成提出建議。在任何裁判所程序性規則頒布之前，都必須向裁判所委員會進行咨詢；在建立任何新裁判所之前，都要提前征求裁判所委員會的意見。
當然，盡管英國的行政裁判所制度在現實中起到了不容小覷的作用，甚至某種意義上構成了比法院還重要的行政決定審查機制，但其并非一點問題都沒有。比如，各行政裁判所數量眾多且十分零碎，管轄不清，當事人有時無所適從；行政裁判程序雖不復雜，但確定性較弱。各種類型的行政裁判由于工作對象不同，適用各自獨特的程序規則，造成裁判缺少系統性和規范性；裁判所委員會的職能在實踐中過于局限，地位過于羸弱，它的人員和配置的資源都不足以完成自己的任務。因此其本身也還處于不斷的發展與完善之中！[vi][vi]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借鑒其成功經驗來改革和完善我國的行政復議機構的設置，最終促進我國行政復議制度效能的充分發揮。
三、啟示與借鑒：復議機構設置的改革之途
將英國行政裁判所與我國現有的行政復議機構相比較可以看出，二者存在著如下一些差別：首先，在設立方面，前者是直接根據議會通過的法律而設立的，不是根據國家行政機關的委托立法和部長的自由裁量設立的；而我國行政復議機構是由行政機關依法設立的。第二，在獨立性方面，行政裁判所獨立于行政機關，只根據事實和法律裁決案件，基本不受行政機關的無端干預；而我國行政復議機構由于設置在行政機關中，因此在獨立性方面的效果就很差，基本不具有多少獨立性。第三，在裁決適用程序方面，行政裁判所審理案件是不適用行政程序的，而是采用不完全等同于普通司法程序的簡便、靈活和迅速的準司法程序；我國行政復議程序則兼具行政性和司法性，只是司法性較之行政性稍稍突出一些。第四，在救濟方面，當事人不服行政裁判所的裁決通常可就法律問題向高等法院上訴，部長或者上級行政裁判所也受理個別上訴案件；這一點與我國比較相似，我國除復議終局的案件之外，都可以提訟，只是我國行政首長不能受理行政訴訟案件，而且二級復議在我國也比較少見；第五，在受理范圍方面，行政裁判所不但受理行政爭議，也受理民事爭議；而我國行政復議基本上只受理行政爭議，而且還只受理除了內部行政爭議之外的行政爭議。[vii][vii]當然，英國行政裁判所的優點是顯而易見的：專門復議機構的人員專業性、技術性較強，裁判所的成員一般都是各行各業的專家,它的成員既有法律知識，又有行政管理經驗，因而能夠保證專業權威性。其次，專門復議機構常設，有較強的獨立性，因而有助于樹立公正、權威的形象，博取當事人的信賴。適用法律和程序比較靈活，不受“判例”拘束，解決行政爭議迅速及時等等。
考慮到我國現行復議機關設置的弊端，借鑒行政裁判所制度，結合我國的特殊國情，筆者在此大膽地為我國復議機構改革提出如下構想：[viii][viii]
首先，在縣級以上（含縣級）各級人民政府內統一設立行政復議機構，地位上平行于各級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門。之所以不主張建立類似英國裁判所那樣的機關，主要是出于我國特殊的制度建設情形的考慮。我國已經建立起的復議機構體系主要的問題在于缺乏相對獨立性，一旦將現有的制度推倒后建立完全獨立的復議機構體系，則不可避免地會大幅增加制度改革成本。而針對現有的制度，似乎在政府內部設置統一的平行于各工作部門的復議機構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決其開展工作的獨立性問題，比完全推倒重來的制度改革所帶來的震蕩要小的多！考慮到各級政府內部一般都設有法制辦公機構，因此復議機構宜在其基礎上組建，以免造成資源的浪費。而鄉鎮政府的復議事項由于其自身的條件限制，似乎可以直接交由縣級政府的復議機構統一受理。同時，對于現有的垂直領導的一些機關（如海關、金融、國稅和外匯管理等）的復議，則可以考慮統一交由各級政府的復議機構來受理，因為原有的復雜、混亂的復議管理設置在現實中的運作弊端顯而易見。[ix][ix]
其次，對行政復議機構成員的資格應有嚴格的限制，必須是法律和行政方面的專家或者是具備相當社會工作經驗及知識的人。不對復議工作人員的資格和條件作出規定，就難以保證復議工作的有效開展。行政復議機構的負責人和一般的成員為專職工作人員,另外可以考慮聘請一定數量的外面的專家作為兼職工作人員，以提高工作隊伍的整體專業素質。行政復議機構應當將錄用和聘任的工作人員按不同專業設置花名冊，供復議申請人自主選擇復議受理人員。
1、爭議觀點之一：發展加工貿易我們收入太少、外商收入太多，政策上不應予以鼓勵
眾所周知，所謂加工貿易簡單講就是外商提供設備、原材料，以保稅狀態入境，并租用我國廠房、土地，使用我國勞動力、企業營業執照進行生產加工、然后出口。其中外商僅需支付租金和工繳費。這是一種典型的大進大出、兩頭在外式的貿易。經驗估計，我國每加工出口100美元，其中我國企業租金和工繳費所得在10-15%，其余大部分都是外商在進口和出口中的收入。
改革開放初期，當時我國資金少、外匯奇缺，發展加工貿易可解決燃眉之急，將賺取的外匯用于急需進口的技術設備等，當然有利于我國經貿全局的發展。當時作為權宜之計大家并未提出疑問。但隨著我國外匯緊張的問題逐漸緩解，80年代后期人們開始質疑加工貿易政策，提出上述問題。一時間對加工貿易提出不同觀點左右了輿論，也左右政策，加工貿易發展勢頭受到削弱。但不久贊成派的聲音漸高，提出的主要論點是加工貿易可以增加就業，不需我國企業投資很多，見效卻很快。此后隨著贊成派觀點逐漸占上風，加工貿易也隨之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期。
2、質疑之二：加工貿易發展的多數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技術上國內完全可以自己生產，與其讓外商賺錢，不如我們自己做
據了解，直至90年代中期我國加工貿易產品仍以勞動密集型產品占多數。例如，鞋帽、箱包、玩具、紡織品和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等等，也有少量的電器出口。顯然那些提出質疑的觀點有一定的說服力。特別是當時還有一些質疑吸引外資政策的觀點，認為外資企業在優惠的政策環境下，與民族工業競爭，使民族工業地位下降，今后中國經濟發展還要不要民族工業。
眾所周知，外資企業投資經營加工貿易的現象很普遍。所以當時加工貿易受到的質疑是雙重的。由此我國加工貿易政策再次出現搖擺，政府出臺了保證金臺帳制度和加工貿易區政策，對加工貿易發展有所約束。但外商對加工貿易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們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的營銷是關系企業生存與發展的關鍵。一個企業如果拿不到客戶訂單，它有再好的技術、再多的投資，買不出去產品也等于零。毫無疑問當時的中國廣大內資企業對市場經濟的理解與國際同行比有一定差距。內資企業與跨國公司競爭，能拿到多少訂單確實是個疑問。而外資企業不在中國發展還可到其他國家發展，特別是將加工貿易轉產并不十分困難。經過一場辯論發展加工貿易、吸引外資政策再次得到認可，加工貿易也進入了新的快速發展期。
3、爭議之三：加工貿易給走私提供了可能
1998年是中國打擊走私力度最大的一年，而出問題多的也是發生在加工貿易環節。當時我國加工貿易不僅在沿海地區全面鋪開，而且在中部地區深加工結轉也逐步增加。這為海關監管帶來了新問題，在海關人員監管顧及不到之處往往被走私商趁機而入。由此引發了人們對發展加工貿易的利弊爭論。結果政府執行了更加嚴格的加工貿易政策。加工貿易發展再次受到制約。
此后中國加工貿易的發展迎來一個全新的時代。
九十年代后期，世界產業結構大調整，中國經濟在東亞金融危機中經受了考驗，克服了種種困難，迅速走出谷底，良好的經濟環境被國際上廣泛認同。特別是一大批臺商到東莞投資具有典型意義。他們多數以代工形式加工組裝大量的IT產品或者是零部件然后出口。由于IT產業越聚越多，相互配套效果逐漸顯現，將各個加工廠產品組裝起來生產出像電腦那樣的成品、然后出口的現象也越來越多。事實上不僅在東莞，在許多經濟特區、經濟開發區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等外商投資企業聚集的地方，加工貿易企業相互配套可能性越來越高，也日益成為現實。如果說過去加工貿易各個工廠相互協作、配套的可能性極低的話，今天經過20余年發展，中國累計吸引外資已經高達四千多億美元規模，其產業聚集效果、相互配套的可能性已經發生根本性轉變。
另外我國許多生產企業、外貿企業承攬加工出口的能力也有了極大提高，以及將加工產品在國內深加工結轉也有了相當發展。加工貿易向國內產業延伸加工鏈條也取得重大進展。在這種情況下加工貿易已經今非昔比，正在由“一塊飛地、浮萍”變為植根于中國大地上的產業。過去外商在中國搞加工貿易還是轉移到其他國家搞選策性較大，而今天要將一個個產業群體搬家談何容易。
圍繞解決加工貿易面臨的主要問題衍生出的新疑問：
當前隨著加工貿易規模日益擴大，（據了解，2002年加工貿易進出口額大致有3000億美元）遇到的政策性課題也日益明顯地限制了它進一步發展。
其一是加工貿易的進口改為國內采購時，其國內采購不能視為出口，不能享受出口退稅政策。所以國內供應商沒有積極性。現在任憑1000多億美元的出口機會因政策不協調而失去，確實令人可惜。
其二是加工貿易在國內深加工結轉時，由于給海關監管帶來許多困難，海關監管人員在實際工作中往往防范了走私，而顧及不到深加工結轉。反之如顧及了深加工接轉，有可能被走私商利用。本來利用加工貿易增加國內采購和延長在國內產業鏈接可以增加產品附加價值、穩住加工貿易企業及擴大我國出口，理論上應該得到國家政策鼓勵，但現實中卻因政策性操作及其困難一直得不到解決。近來眾多學者就解決這一問題紛紛獻計獻策。其中國務院發展中心的研究員隆國強先生提出一套方案引起各方高度關注。
他在全面、深入分析了加工貿易在我國的發展之后，提出應以戰略高度認識：發展加工貿易可以成為我國經濟實現工業化的一條有效途徑，并提出大力發展加工貿易的政策建議。
據了解，世界上新加坡發展經濟利用加工貿易實現工業化已經有成功經驗。大約從60年代開始新加坡引進了加工貿易。當時新加坡曾對要不要發展制造業提出許多疑問。后來新加坡摸索出利用發展加工貿易實現工業化的一條捷徑。當時新加坡擁有港口優勢和靠近印尼、馬來西亞等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利用這些優勢可引進外資發展加工貿易，擴大出口，帶動經濟增長。新加坡商人則在中間加工領域大做文章，使加工貿易由兩頭大中間小狀態逐步演變為中間大兩頭小的格局，讓外來產業逐步改變為植根于本地的產業，新加坡的經濟由此獲得巨大成功，實現了工業化的夢想。
當前我國加工貿易發展的實踐和新加坡經濟發展成功的經驗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隆國強先生的觀點。但世界上的事務是復雜的，還有另外一些因素我們也必須考慮。
1、新疑問之一：大力發展加工貿易與妥善處理內外需經濟關系
近來國際上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特別是對中國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給與了極大的關注。其中有觀點認為：中國出口大量廉價商品制造了世界性通貨緊縮，中國出口擠占了他國市場等等。毫無疑問這些觀點夸大了事實，其中可能還帶有幾分嫉妒、幾分敵意。但仔細分析一下，中國經濟增長如果長期靠擴大外需，顯然需要以國際市場存在擴展空間為前提。
歷史上，日本、亞洲四小經濟發展靠外需帶動取得成功，是因為其國家小、人口少及當時國際市場存在拓展空間。如今時代不同，且中國與這些國家、地區情況存在很大差異，其成功經驗對我國僅有部分借鑒價值但不能全部照搬。
并且日本經濟九十年代以來長期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靠外需帶動經濟發展被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封堵后，其擴大內需的路走不通了，而調整結構、擴大內需的政策又不對癥所致。世界上主要發達國家美國等對日本盟友尚且如此，對中國如何雖不得而知。但我們不能抱有任何僥幸心理。
在日本的一位華人學者關志雄先生曾比較中日兩國經濟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經濟與日本60年代中期有許多相似之處，總體水平大致一樣。只不過在個別地區、個別方面中國經濟與現在的日本差距不大。我認為這個研究結論基本合理。借此比較一下當時日本與美國之間貿易摩擦程度，則今天的中國要遠遠比當年日本面對的貿易摩擦激烈得多。所以大力發展加工貿易，將其作為實現工業化的一條有效途徑，請問我國還能走多遠，國際市場空間是否足夠大。我認為，隆國強先生提出的設想還需進一步考慮加工貿易的適度規模。
從中國擁有近13億人口和廣闊的國土這一客觀事實來看，我認為我國今后經濟總體發展長期趨勢，適合采取內需主導型模式。中國也完全可能實施內需主導型經濟發展戰略。我黨十六大制定的發展經濟主導思想，如主席在十六大報告中闡述，今后我國實施新型工業化發展戰略、積極發展農村經濟政策、實施西部開發戰略、積極推進城市化進程等等，體現的就是積極發展內需經濟的政策。事實上，制定的這些政策的正是基于我國具有充分的發展內需經濟的空間考慮的。而大量外商積極地到中國發展事業也是基于我國國內市場發展潛力大做出的決策。
2、新疑問之二：大力發展加工貿易與建立合理的經濟結構問題
中國經濟結構長期以來存在制造業比重過高問題，吸引外商投資也一直將制造業放在主要地位。造成我國今天這種超重型產業結構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原因之一這是我國存在一種對經濟的誤解，認為制造業、農業才是實實在在的經濟，而第三產業是附屬于第一、第二產業的部分，其是否創造價值心存疑慮。然而從各國發展經濟成功的經驗來看，第三產業有勞動密集型、資金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之分，這些產業不僅都在創造價值，而且資金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產業創造的附加價值絕不遜色于制造業。特別是在這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的生產與再生產產業已經日益成為發達國家的支柱產業，第三產業中的知識密集型產業正在得到越來越多的政策支持。相比之下如果我國今后還長期大力發展加工貿易產業，及其相關制造業發，將導致我國制造業更加畸形發展，第三產業繼續被人們忽視，產業結構也更加頭重腳輕、嚴重失衡。
3、新疑問之三：大力發展加工貿易是否適合我國中西部地區
在深入精益管理前，要形成一個5S計劃（即整理、整頓、系統清潔、標準化、素養），
整理：區分必要的和不必要的，找出需要使流程運轉或執行特定操作或任務所必須的物品，將不必要的工具、設備、文件、部件、家具和其它“物品”從場地中移開。在整理的基礎上進行整頓，工作團隊的參與對成功至關重要。系統清潔，每天都對區域和設備進行清潔和檢查，確定需要采取的糾正和預防措施。系統清潔的步驟包括：明確檢查關鍵點，確保正確執行，確定可接受的執行標準，確定相應的可視化指示和控制點，標出流程、設備的控制點，建立“由誰及何時”實施清潔計劃，開展每天的清潔及檢查，預防勝于事后檢查。標準化使當前工作區域的規定和常規檢查文件化，在類似工作區域分享標準化方法，根據改進情況，記錄新的標準化方法，堅決克服流程和方法中的變異。素養包括：保持既有成果并不斷取得進步。“計劃-執行-檢查-反饋“的思維方式成為文化。對取得的改進、成就和做得更多的決心感到驕傲。
二、精益管理在行政部門的應用
1.關注客戶價值端到端流程
確定客戶范圍，明確需求的東西，衡量客戶的要求，確定為滿足客戶要求所須做工作的方向和做現在工作的必要性，通過回訪的方式了解客戶是否滿意，行政管理中是否存在浪費，知曉改進的步驟，制定改進的計劃。
2.提倡績效文化，績效評價是關鍵。
我們提高發現并解決問題的能力，制定激勵措施，轉變思維模式，親身體驗客戶的世界，在績效考核環節，領導者要以身作則，切實提高規避風險心理的能力，有強有力的組織機構做保證。通過績效考核的目的來衡量業績、激發動力、評價人事安排合理性、識別培訓需求，變年終考核為經常性考核，加強績效反饋，發現并解決問題，從而做到經常性評估組織面臨的問題，達到解決問題而不是補救問題的效果。
3.思維的轉變。
長期保持改革成果需要思維上的轉變，有效地目標管理和績效考核是精益轉型的保證。要明確組織的使命，使改進具有意義。盡管成本可以無限下降，工作質量可以無限提高，但是提高效率不等于提高工作強度，因為成本和質量取決于工作的方法。
論文摘要：經過現代性的三次浪潮的沖擊以及科層制的建立，行政擺脫道德的糾纏，建立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的發展邏輯。然而，行政并非與道德無涉，不能簡約為行政技術主義。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證成，不僅需要以單純技術為基礎的效率支撐，而且有賴于目的性價值的支撐，而道德始終是證成行政目的的必要條件。因此，行政必須超脫傳統的發展邏輯，以正義為導向尋求向道德的回歸。而要尋求道德的價值性辯護，還是要建立起正義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喚公民的美德。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義者主張：在多元文化和現代民主政治的條件下，惟有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才是公共行政的發展邏輯。他們辯護現代實證主義哲學的“事實與價值兩分”之單純自然科學主義思維模式是保證行政發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換言之，只有以價值中立的形式超脫倫理道德、甚至一切差異性的文化價值觀念的糾纏，才符合行政的發展邏輯，才能實踐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贏取合法性。然而，這樣的發展邏輯在價值問題上的緘默不語無法解決多元競爭的沖突，更無法證成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與其說需要目的性價值，毋寧說更需要道德辯護。而我們所要探討的主題與此關切：行政為何游離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發展為何游離道德
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是在對官僚制甚至是傳統行政發展邏輯的批判中獲得迫切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實踐中，傳統行政機械化的發展邏輯使政府效率急劇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政府失靈”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無論是“新公共行政運動”還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皆以否定官僚制為政府重構的前提。換言之，是要通過這一批判性的否定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對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邏輯地符合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卻始終擺脫不了傳統行政發展邏輯。在這一問題上，麥金太爾引領了我們的視線。他認為，現代行政發展的邏輯有一鮮明的脈絡：始于啟蒙時代的政治理想，中經社會改良者的抱負，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證明，直至技術官僚的實踐。麥金太爾所描繪的是行政發展的顯性圖景，然其背后卻潛藏這樣的論斷：考據現代公共行政與道德的分離不可避免地讓我們回歸啟蒙時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這探究的立足點恰恰就在于政治領域。
行政實踐并非與行政學的創立者們所想象的與政治全然無涉，而是扎根于政治與道德領域。即使是行政學的創立者們以“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達，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行”這一“二分法”作為行政學的方法論開端也難以否認：行政須以政治為先導，隱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證求行政的目的性價值的必要條件。如此說來，從政治領域抽離出來討論行政和道德的分離問題，作為現代探討行政問題的普遍方式，盡管可以探討得細致人微，卻未必比近代的思維習慣更為高屋建瓴。由此，探尋“公共行政的發展為何游離道德”這一命題需回歸源頭，分析政治與道德分離這一行政游離道德的前提。
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行政是政治作為實踐性的學科在技術操作上的應有之義。按照亞里士多德的闡釋，政治關乎城邦這一“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傳統意義上，行政本身也包涵追求至善這一本性。然而隨著政治與道德的分離，現代行政催生以來便消逝了這種本性，此時行政在名義上已擺脫了政治。著名的解釋學家列奧·施特勞斯曾斷言：政治與倫理的分離具有明晰的路線圖，經過始于馬基雅維利、中經盧梭、近到尼采的“現代性的三次浪潮”的連續沖擊，西方政治哲學及其傳統已在三次危機中難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臘所塑造的傳統哲學認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實踐這種至善，所追求的價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與政治并沒有被嚴格區分，而且兩者相互糾結、支撐與印證。然而，現代性的三次浪潮對這一傳統進行了釜底抽薪：“當馬基雅維利以政治權力取代政治美德、盧梭以自由(權利)作為政治原則、尼采用權力意志取代國家政治本身時，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臘哲賢的‘愛智’冒險中生長出來的政治哲學，便開始從‘權力政治學’向‘自由(權利)政治學’——經過霍布斯的‘自然權利政治學’和洛克的‘財產政治學’的預制——最后到‘權力意志政治學’的蛻變。”按照施特勞斯的診斷，政治游離道德是一個“現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現代性浪潮”的沖擊所導致。然而，沖擊后的行政還要有能夠實行價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實踐性或環境性契機。“政黨分肥制”便為之提供了這樣的機遇。威爾遜的行政“價值中立”原則便是針對當時美國的“政黨分肥制”，為了一勞永逸地擺脫其糾纏所做出的設置。他以完全超脫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領域的“事務性”來描述行政管理的領域，“它與政治的領域那種混亂和沖突相距甚遠。在大多數問題上，它甚至與憲法研究方面那種爭議甚多的場面也迥然不同。恰恰是服從于解決“政黨分肥制”這一具體問題的“價值中立”原則，與韋伯的“官僚制”相結合，把道德價值從公共行政領域中徹底剔除。
由此，現代行政發展邏輯在歷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與行政的分離過程中，形成了這樣的理論抑或假象：行政與道德全然無涉。它試圖邏輯周延地表明：效率是價值中立的必然結果，而要實現效率，惟有尋求事實與價值兩分的價值中立。
然而，正義要成為現代行政新原則的新導向還必須滿足這樣的事實：行政雖然不能以單純的效率為導向，但是卻不能缺乏效率。以正義原則為導向是否會降低行政效率?換言之，正義導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義導向之中涵蓋著最大的效率追求。“對于一個社會來說，最大的潛在的動蕩因素是來自社會內部各個階層之間的隔閡、不信任、抵觸和沖突。通過對社會成員基本權利和基本尊嚴的保證，通過必要的社會調節和調劑，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隔閡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緩解，進而可以減少社會潛在的動蕩因素。”[8社會成員之間價值觀等非政治因素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以統一的觀念整合人們的思想難以達成，重要的是應付這些非政治因素的滲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義導向能夠為公眾提供平等地表達社會訴求、參與社會治理的機會，積極地發揮自己的潛能，“不僅在行政體系自身中呼喚出有效率的行動，而且能夠在它的管理對象那里，即在整個社會中激發出存在于社會成員之中的整合社會秩序、推動社會發展的潛能。”[9]因此，正義的導向消弭了社會矛盾，增強社會成員的凝聚力，極大地激勵他們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使政府在獲得最佳的社會秩序的同時，政府從日常社會事務的管理中極大地解放出來，降低政府的運行成本，呼喚出高效率。
二、問題：現代行政邏輯與道德之間
行政擺脫了道德、行政學脫離政治而產生是現代性事件，經過與道德的決裂以及機械論科層制的發展，公共行政嘗試依據科學和技術路線尋求自身發展邏輯的理性化，逐漸構建起自己的邏輯體系。然而正當現代行政構造起自足的技術體系，準備擺脫道德飛躍發展的時候，道德的問題卻又緊緊地糾纏著它，使之返回始發點。道德問題猶如現代行政背負的“原罪”，即使他們妄圖遺棄，卻又總是悄然復歸。這一“原罪”，便成為新公共行政運動及新公共管理運動進行政府再造的突破點。盡管它們的努力無法超脫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甚至恰恰表現了官僚制總體實現的結局，但闡明了行政邏輯的顯性危機。對這一問題的探究迫使我們回到現代行政發展邏輯鏈的始發點——價值中立的問題上回復這樣的追問：行政能不能徹底脫離道德的范疇?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顯然，價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種價值觀，并非沒有價值立場，而是為了確保自身的價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倫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價值之外的獨立性”，追尋中立性的立場。從行政本身的建構來說，這樣的立場始終難以存在，因為行政本身不是一種純粹的技術應用問題，而這正是由行政的意圖和手段所決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單純機械性地分配資源，其作用本身潛涵著價值性的目的或關懷。盡管政府通過援引其為社會變化的管理者的科學能力及純粹的技術，來證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的方式曾經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臨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價值觀的沖突所產生的難題，單純依靠簡單的技術能否解決價值沖突上的問題已是不言而喻。單純追求效率和中立價值的技術操作始終無法越過難以精確衡量隱性價值這一鴻溝，功利主義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這個難題。
因此，針對這一難題，法默爾不無義憤地說：“人在這種形式的合理性(為效率追求技術)中當然可以獲益，但要以拋棄實質的合理性為代價。”因此，他建議我們應該擺脫這種困境，從后現代性而非現代性的心靈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這種現代普遍理性主義規范論的視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為一種非人格的組織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卻忽略了行政作為社會組織化生活方式的內在價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誠然，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的弊端不僅僅在于先天道德證成的缺失，其具體運作機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謊言。行政體制的建構以及行政機制效能的發揮都有賴于公民的政治參與，作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參與是現代政治發展的重要內容。沒有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參與和實踐，也就不可能實現全體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共同認同和實踐承諾。每一個具有自由意志和獨立的理性判斷能力的人，不會在無強迫壓力的情況下認同和承諾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認同的制度約束或規范限制。在公民對約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機制的認同過程中，個人的理性判斷和價值篩選起著關鍵的作用，解決不了這個關鍵因素，行政效率也無從談起。然而，問題在于個體存在著差異，而且道德上的差異甚于生理上的區別。作為公民的個體在政治參與的實際進程時，不可能完全擺脫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響。恰好相反，這些差異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響著公民的意識和主張，乃至他們的政治選擇和政治行動。在這樣的矛盾中，單純依靠技術顯然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反而會陷人非此即彼的困境，毫無效率可言。
三、回歸：公共行政的道德價值性辯護
若缺少道德的價值向度，或者過度強調現代民主政治的“價值中立”或“價值無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無涉，那么行政的正當合法性也就成為問題。如果我們把行政界定為以行政機關為主體，運用公共權力所實踐的具有強烈組織性能的治理活動，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這一追問的實質意義就在于如何建構、證成行政權力及其運用方式的道德正當性及合理性基礎，實踐行政行為的道德準則，實現其價值層面上的意義。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純粹的價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應該遵循一種什么導向?由行政本身的內在邏輯和需求探尋，這導向毋寧是公共行政中的正義。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開篇明義：“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這一論斷同樣適用于行政領域。作為一種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紛繁復雜的價值沖突中能有效地維護政治秩序，獲得公眾的認可及同意，贏得合法性基礎。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在獲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為合法性的奠定和維護除了依靠政府單純的價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內蘊的理性和人們對它的信念，“合法性作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標志著它所證明的政治體制是盡可能正義的。”因此，合法性基礎實際上包含著對政治秩序有效維持這一合理性評價和道德性評價中的實質正義。而正義正是合法性的內在動因。以合法性的結構視之，管理者和公眾是合法性的結構載體，兩者不是純粹的單維構建，而是具有回應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現動態發展過程。并且隨著公眾價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異化擴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現代民主法則的框架下，根據自己的道德判斷和利益來評價政治及行政，因此對公眾回應需求的滿足程度成為能否贏得認可和支持的重要關鍵因素，而這種需求最根本的是對正義的訴求。
因此，現代公共行政應該拋棄以往的邏輯，以正義為導向。然而，以平等、正義為主張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務并不能真正實現正義，法國學者皮埃爾·卡藍默對新公共行政追求正義的困境做出了很貼切的診斷：“僅僅進行機構改革是不夠的。必須‘改變觀點’，對當前治理模式的基礎本身提出質疑，即使這些基礎已經為長期的習慣所肯定。,I[1013~4這實際上是一個大膽的結論，意味著公共行政也和人類的治理一樣處在根本的轉型之中，這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行政正義導向的內在需求。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這實質上潛藏著這樣的論斷：正義毋寧是制度的正義。以此推之，行政的正義毋寧是行政制度的正義，實現行政正義導向的關鍵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隨著我國綜合國力和影響力的不斷增強,與他國之間的交流和合作也日益加強,作為對外交流途徑之一的政治文獻的英譯就顯得格外重要,直接影響著世界他國對我國國情、形勢與政策的準確了解。但是由于英漢語言體系、語言環境的不同以及政治文獻的特殊性,無形中增大了政治文獻的英譯難度。我們翻譯時,既要準確把握詞匯的內涵意義,也要考慮到中國特色詞匯的特殊處理。近來,翻譯活動已日益呈現出以翻譯倫理為指導原則的態勢,尤其以芬蘭學者安德魯·切斯特曼的五種翻譯倫理模式最為著名,本文擬從這五種模式出發,以2010年政府工作報告為語料,淺析政治文獻的英譯問題。
二、翻譯倫理的提出與發展
自從人類開始從事翻譯實踐活動時,“應該如何翻譯”即遵循什么樣的翻譯倫理觀念是譯者和翻譯理論家要面對和思考的問題。從倫理學考慮翻譯問題始于20世紀80年代。法國當代翻譯理論家安托瓦納·貝爾曼最早提出了“翻譯倫理”這一概念。貝爾曼主張尊重原作,尊重原作中的語言和文化差異。西班牙學者安東尼·皮姆認為貝爾曼的翻譯倫理主張只適用于那些有翻譯價值的哲學和文學經典著作,他認為譯者的倫理會隨著客戶的需要、譯者的行業規范以及源語文化或目的語文化中的翻譯規范而隨時發生變化。芬蘭學者安德魯·切斯特曼在《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一文中闡述了翻譯倫理的五種模式,這是目前翻譯倫理研究中比較全面和權威的分類:
(1)再現倫理:再現原文文本、原文作者。
(2)服務倫理:完成與委托人協商后達成的要求。
(3)交際倫理:實現與“他者”的交流,最終豐富雙方文化。
(4)規范倫理:滿足特定文化的期待。
(5)承諾倫理:履行職業道德的規范和誓言。
三、翻譯倫理觀在政治文獻中的體現
政府工作報告是政治文獻的一個重要形式,翻譯倫理觀的五種模式在此得到了充分體現。在實際的操作中,由于種種原因,譯者不可能兼顧每一種模式,只能根據具體實際情況遵從某一種或幾種模式。下文將以2010年政府工作報告為例,主要從再現和交際倫理模式出發予以分析:
1.去年這個時候,國際金融危機還在擴散蔓延,世界經濟深度衰退,我國經濟受到嚴重打擊。This time last yea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was still spreading, and the world economy was in a deep recession. Our economy was severely affected.
這里,“深度衰退”譯為was in a deep recession, 而未譯成was severely declining。原因在于recession這一詞的含義,按照美國的標準,它是指當經濟中總產出、收入和就業連續6個月到一年的明顯下降,經濟中很多部門出現普遍收縮,則這種經濟下降稱為衰退。更嚴重的、持續的經濟低迷成為蕭條。該詞準確地反映出世界經濟的走勢,再現了原文的意圖,這正是再現倫理的體現。
2. 自主創新、結構調整、節能減排和生態建設占16%。16% i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restructuring, energy conservation, emissions reductions, and ecological improvement.
這里“生態建設” 譯為ecological improvement, 而不是ecological construction是由于生態環境是客觀存在的,不是我們建造出來的,而是需要我們不斷地加以改善,improvement這一詞很好地再現了原文的意圖,正是再現倫理的體現。
3. 我們發揮政府投資“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引導帶動社會投資。We guided and stimulated non-government investment by means of well-leveraged government investment.
這里“四兩撥千斤”是一武術技法術語,初見于太極拳《打手歌》: “任他巨力來打我,牽動四兩撥千斤。”意思是順勢借力,以小力勝大力。這一短語意譯為well-leveraged, 首先leverage這個動詞是美式英語,意思為to make money available, using a particular method,well-leveraged,這正好準確地表達出“四兩撥千斤”這一短語的意思,雖然沒有再現這一短語的表面含義,但是足以讓目的語讀者了解到政府投資的優越性,這正是交際倫理的體現。
4. 企業“走出去”逆勢上揚,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工程承包營業額分別達433億美元和777億美元。More enterprises “went global” in spite of the adverse situation;non-financial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amounted to $43.3 billion, and recEipts from overseas project contracting operations reached $77.7 billion.
這里的“走出去”譯為went global而不是直譯為went out, 是因為根據語境,我們知道企業“走出去”也就是意味著企業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當然不僅包括國內企業間的合作,也包括國際企業間的合作,這也正是全球化經濟的體現所在。因此這句是再現倫理的體現,準確地傳達了源語文本的意思。
5. 農村五保戶供養水平、優撫對象撫恤補助標準、城鄉低保對象保障水平都有新的提高。We provided better care for childless and infirm rural residents recEiving guarantees of food, clothing, medical care, housing and burial expenses. We increased subsidies for entitled groups and subsistence allowances for both urban and rural recipents.
這里“農村五保戶”具體譯為rural residents receiving guarantees of food, clothing, medical care, housing and burial expenses, 是為了讓目的語讀者了解政策受益者的具體情況,了解我國注重民生建設的發展,這也正是交際倫理的體現。
6. 這里要著重說明,提出國內生產總值增長8%左右,主要是強調好字當頭,引導各方面把工作重點放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上來。Here I would like to stress that in targeting a GDP increase of around 8%, we are emphasizing sound development, and we need to guide all sectors to focus on transforming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structuring the economy in their work.
這里“強調好字當頭”中的這個“好”字是對于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提出的,為的是既平衡這三者間的關系,又能讓這三個方面做得更好 。現在出臺的擴內需、調結構、促穩定都是體現的這層意思,而且“好”字能體現科學發展觀中和諧、共贏的觀念。報告中譯為we are emphasizing sound development 正是體現了原文的意思,并未直譯出來,這也正是交際倫理的體現。
1.1進行相關知識教育，推行整體醫療管理模式
建立醫院整體醫療模式是醫療工作中的新理念，其推行必然會受到傳統理念和管理措施的影響，因而在醫院整體醫療管理模式實施之前必須進行相關知識教育，如醫學整體觀、學科整合、轉化醫學、臨床路徑、對病人進行全面評估等，使全體人員樹立整體觀念，統一思想，達成對醫院整體醫療管理模式的共識，正確理解推行該模式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行性，掌握其運作方法，為正式開展新的管理模式奠定思想基礎。同時注意為醫務人員營造良好學習的氛圍，建立適當的激勵機制，要求每個醫務人員樹立不斷學習的理念，確立學習目標，做到工作學習化、學習工作化。
1.2實施患者滿意（CS）戰略，提高服務滿意度
醫院整體醫療管理模式堅持“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它要求醫院在醫院管理與醫療服務中實施患者滿意（CS）戰略，因而醫院各部門能站在就醫者的立場上研究和設計就醫路線和醫療產品，盡可能地把患者的“不滿意”從就醫過程本身去除，順應顧客的需求，預先造就醫者的滿意。改善前臺咨詢、掛號、就診、交費等流程的服務態度；重視就醫者的意見，及時根據就醫者的正確意見；建立合理可行的醫療制度，以合理的服務價格和優質的后勤服務為就醫者提供優越的醫療環境，提高了就醫者的滿意度。醫院近10年來患者滿意度都在95%以上。
1.3拓展院內外服務功能，提升醫療質量
傳統醫療模式側重于對醫療的最終結果進行檢查評價，較少涉及基礎質量和環節質量。整體醫療管理模式強調整體性，通過加強健康管理、開展康復服務拓展了院前院后服務功能；通過對住院患者進行軀體疾病、心理狀況、病例分型、營養狀況、疾病認知、社會支持等6個方面的評估[1]，創新了院內醫療服務手段，提高了醫療服務質量。10余年來，體系部隊官兵晝夜發病率、后送率分別下降32%和19%；所在社區居民對糖尿病、高血壓、心臟病、腎臟病的健康知曉率提高了65%[2]。2012年與1998年相比，醫院門急診人數提高1006.9%，住院人數提高625.8%，治愈好轉率提高1.54%，平均住院日下降9.95天，床位使用率提高11.36%，床位周轉次提高252.6%。
1.4構建高效運作的醫療團隊，促進人才隊伍建設
醫院推行醫療團隊工作模式，圍繞患者需求，將醫師、護士、臨床藥、心理師、營養師、康復師、社會援助師等進行優化組合管理，構建具有互補性的醫療團隊，為各類醫務人員相互學習、交流提供了機會，促進了人才隊伍的建設[3]。為滿足團隊工作模式的需求，醫院出臺了《十類人員管理規定》、《關于增強科室主任自主創新能力意見》、《報考在職研究生管理辦法》及《高端人才引進計劃》等人才優待政策文件。通過采取特招入伍、特聘專家和客座教授等手段，招收了緊缺急需及拔尖人才35名，并聘請國內外知名院校專家教授開展學科對口幫帶。截至2012年，醫院高學歷人才增加了46名，人才梯隊趨向合理，新當選全軍醫學專業學科副主任委員2名、委員17名，軍區主任委員3名、副主任委員20名，兼職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導師18名。
1.5建立健全相關制度，優化評價指標
一是量化核心醫療指標管理，如入院3日確診率、術前平均住院日、出院者平均住院日、門診診斷與入院診斷符合率、術前診斷與術后診斷符合率、搶救成功率及藥占比、床護比、單種疾病特護標準、責任護士管床數等10項指標。醫院根據三級甲等醫院評審標準要求，結合各學科特點，創新性地提出部分醫療數質量指標量化管控方案，按照總體達標、動態微調、獎罰合理等原則進行量化管理，不斷完善和加強醫技科室及服務平臺建設，使醫院核心醫療數質量指標得到進一步優化和提升。二是創新完善醫療管理規章制度，建立《病重病危參考標準》、《臨床特級護理醫囑參考標準》、《單病種輔助檢查標準》及《檢驗危急值報告制度》等制度，規范醫療行為。三是建立醫療質量監管體系，將整體醫療質量控制納入醫療文書質量控制內容，整體醫療評估表格隨病歷歸檔，質控科對整體醫療評估完成的及時性、真實性等方面內容進行環節及終末質量檢查，參照病歷質量標準評分，確保醫院整體醫療工作質量。
1.6整合學科配置，增強學科技術實力
醫院以整體醫療管理模式對傳統的醫院組織結構進行變革，在院內設立病人援助中心、臨床支持等保障部門，加強了醫院各科室之間、科室與與支持部門之間、醫院與外部環境之間的聯系，提高了醫療工作效能。醫院逐步對醫院內部醫療資源進行整合，先后成立腎臟中心、婦幼中心、心臟中心、腫瘤中心、健康管理醫學研究中心等9個學科中心，壓縮減少9個科室單元，優化了學科資源配置，形成了整體醫療團隊，醫院學科技術力量得到大幅度提升[3]。截至2012年，醫院先后建立全軍專科中心3個，全軍臨床基地4個，軍區專科中心4個，軍區重點專業2個，省級重點實驗室1個，先后出版整體醫療管理模式相關的專著7部，年均增長10%，發表SCI論文近20篇，獲得各種類課題9個，獲得課題基金300多萬元。
1.7關注醫學倫理實踐，確保醫療安全
醫院通過對45個科室的長期調研，編撰下發《醫院醫療工作倫理道德手冊》，讓醫護人員在醫療服務中強化醫學倫理理念，保障患者的正當權益，促進了和諧醫患關系的形成，近6年，醫院未發生醫療事故，醫療糾紛千人投訴率下降40%。
1.8加強信息平臺建設，提高醫院管理效能
醫院整體醫療管理模式將信息技術貫穿全過程，利用信息技術簡化就醫流程，將病人候診時間縮短了50%；引進醫療質量監管、合理用藥監管系統，提高醫療質量；組建網絡醫療科，利用信息技術對院外醫療服務進行綜合管理，實現健康醫療服務前移；運用遠程醫療系統，實現遠程醫療會診、遠程心理咨詢、遠程醫療教學、遠程健康教育、遠程急救和物聯網健康監護；應用3G網絡與當地交警合作創建了急救醫警聯動機制，大大提升了醫院急救水平，醫院急救院前反應時間較改革前減少11.38分鐘，反應距離延長11.23km，搶救成功率和治愈率分別提高8.15%和11.09%，死亡率和致殘率分別降低55.08%和62.50%。
2小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