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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內容
區域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目前學者們對區域經濟研究的內容主要關注在如下幾個方面；（1）經濟中心南移問題。所謂經濟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自北向南的轉移，使得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這個論題最初由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進一步擴充（注：張家駒：1942年，《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一定發展，鄭學檬的著作可為代表（注：鄭學檬：1995年，《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近來有關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諸如經濟中心南移的階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等問題。（2）地區性的個案綜合研究。地區性個案研究自80年代起進入，選題范圍多集中在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楊德泉、荀西平對北宋關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專門論述（注：楊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義信對宋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如對高技術與高生產、高技術的傳播對生產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注：斯波義信：1988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以及對不同經濟部門的個案研究，如關履權的《宋代廣州香藥貿易史述》，指出宋代廣州的香藥貿易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販運性的商業活動，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是變態的繁榮（注：關履權：1982年，《宋代廣州香藥貿易述論》，《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認為在宋代兩浙區域市場，產業結構中經濟作物與商品生產比重小，區域內的專業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為基礎，與外地市場的聯系稀疏，缺乏全國性市場的配合（注：龍登高：1988年，《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吳旭霞的《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宋代江西農村中農作物大量投入市場，農民與市場聯系加強（注：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韓茂莉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通過對宋代川峽地區人口密度和土地墾殖率兩項指標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峽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注：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關論著數量不少。（3）對全國經濟區域性不平衡現象的分析。80年代，漆俠最早通過對宋代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結論（注：漆俠：1987、1988年，《宋代經濟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研究》具體闡述了漆俠的這一論述。包偉民的《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則從宋代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區域性差異的角度，來分析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注：包偉民：2000年，《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張其凡編等《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學者都對宋代區域經濟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大大超邁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們在史識上的獨具慧眼，但也應該看到，在區域經濟史領域仍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可供拓展。在新世紀之初，對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內容進行反思與改進是必要的，盡可能地拓寬區域經濟史研究的領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
如何劃分區域經濟史的“區域”，進而確定具體的研究范圍，是從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對此，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地理學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都分別立足于自己的學科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過各自的劃分標準。歸納而言，經濟史學界曾提出了三種不同意見：（1）傳統上以行政區劃為主要標準，理由主要是“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鑒作用得到發揮?！保?）按自然經濟條件劃分，“因為經濟的發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區域硬性劃分所能割裂開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依據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條件的優劣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一重要概念。施堅雅在《的城市發展》一文中，按分水嶺將中國劃分為地區，頗有見地，但此說的著眼點是市場系統理論（市場系統與河川流域有密切關系），因此對于市場系統相對成熟的清代中國來說，比較適宜，但對于處在10至13世紀的宋代而言，情況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開始，學者們越來越傾向于采取多元標準，既可以按行政區劃，也可以按山脈走向、江河流域、市場網絡和人文風俗的不同來確定（注：以上參見宋元強：《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進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頁。關于冀朝鼎的論述，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關于施豎雅的論述，參見李伯重《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頁。）。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注：粟冠昌：《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廣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陳偉民的《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注：陳偉民：《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注：雷家宏：《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論著，都持這種觀點。另外，80年代末，斯波義信在施堅雅“地文地域”說的基礎上，提出“地文—生態地域”新說，即將生態環境的概念納入中國古代經濟區域劃分工作之中，使之更為全面。當然，區域的劃分也是與不同社會的不同背景相適應的。原始社會以山川自然的形勢進行劃分：夏商周時期，總體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區域進行劃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時期，在中原以郡縣（后為州縣）劃分，并逐漸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有序的發展過程中，區域劃分的內容越來越充實。
區域經濟史研究應關注多學科交叉與滲透的問題。經濟學、地理學、人類學、人口學、社會學、生態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學術成果，都應予吸收。這種跨學科的新史學的最早嘗試可追溯到法國史學家H·貝爾在1900年創辦的《綜合歷史評論》。但使這一方法贏得學術聲望的是L·費弗爾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創辦的《經濟社會史年鑒》和由此得名的“年鑒”學派。他們反對西方傳統史學專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在內的“總體歷史”；反對純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主張運用跨學科方法，開展綜合研究?！?/p>
年鑒”學派對我們的啟發是應該從多個角度、立體地考察區域經濟。
檢討近幾十年來的國內區域經濟史研究，本文以為一個顯著的弱點是缺少概念的創新。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傾向明顯。從表面上看，“社會科學化”色彩過于強烈，大量的相關社科詞匯的借用，似乎給人以流行時尚的感覺。但新概念的提出極有可能標志著一次方法論轉換的完成，并為下一步的轉換積累了討論的前提，盡管這種轉換和積累的幅度不盡相同（注：參見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歷史學》，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須時刻處于運動和發展之中，它需要史學工作者不斷努力與探索，同時還需要信心和勇氣。如在研究區域經濟史的過程中，可引入經濟學中用以描述區域間的經濟擴散和極化效應問題的“發展極理論”（注：參見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區域專業化問題的“稟賦優勢理論”（注：參見周起業等著：《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以及像“專業化產業區”、“集聚效應”（注：“專業化產業區”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專業化地生產其具有優勢的產品的區域?！凹坌敝赣捎谝兀ㄖ饕侨丝冢┑募卸a生的聯合需求，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中介組織的興起。）等一系列在區域經濟學中經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邏輯性地分析區域經濟變化進程。當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時可以帶來深入探討之效，有時卻未必，只是產生新瓶裝舊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現，決非易事，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上。
應該說，迄今為止的區域經濟史研究基本上以對大量史實的考察作為依據，就不同經濟類型的個案研究結論而言，有相當的科學性。但大多數學者或是僅僅停留在個案結論的階段，或是在試圖將其上升為普遍性規律時往往出現一個邏輯斷檔，即在由個別到普遍的擴展過程中，缺乏邏輯的必然性。如施堅雅根據中心地理論，在其對長江上游區域經濟結構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業競爭、運輸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約，使得各商業中心互相間處于相對均衡的距離中，因而形成一個近似六角形的市場結構模式。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六角形模式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們展示了理論模式與歷史實際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注：包偉民：1998年，《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第44頁。）。
要切實把握區域特征，勾勒區域經濟發展概貌，需要進行不同區域間廣泛的互比，即通過橫的觀照與縱的比較兩條線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氣候、物產資源、交通條件等差異，造成地方經濟不平衡發展的事實，對地方經濟的區域性顯著特點有相互比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義信的《末代商業史研究》（注：斯波義信：1968年，《宋代商業史研究》，（日）風間書房。），通過對西北和東南兩大區域市場的經濟的詳細比較，說明兩宋商業發展的層次性。后者是由于時段不同，區域經濟具體的發展狀況也不同。一般來說，時段愈短，區域經濟變化就愈?。簳r段愈長，區域經濟變化愈大，所呈現的“歷史學”的特征更為濃厚。如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上限，遠者上溯至秦漢，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則近者及于明代，遠者延至民國，在這樣的時間范圍里，宋代的特點才顯現得比較清楚（注：參見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頁。）。當然比較研究要注意客觀與辯證性的統一，防止揚此抑彼。
目前，對區域特征動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環節又是難點、熱點。它包括經濟的，也包括超經濟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從地理環境的演變過程中考察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辯證的關系。這不僅體現了對人類的生存和未來命運的關懷，而且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空間異同的關心。因為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對經濟社會運動起著隱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義信的論文《寧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錢塘江河口航道惡化對于寧波港所起的影響，并指出這是在地理環境上寧波港能夠獲得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之一（注：參見斯波又信：2000年，《寧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第470頁。）。后者包括家族關系、風俗習慣、社會心理等歷史上長期起作用的要素，對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某個要素的分析，缺乏對地理空間內各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交互影響的總體認識。另外，區域經濟特別是小區域經濟，一方面是社會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會經濟發展現實，最多只能是一種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地方性認識”。近年來，不少學者試圖以充分的地方經濟的描述來體現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征與動因。但是，這種嘗試可否用來體現分化鮮明、類型多樣的社會經濟，引人深思。
二、關于方法論
任何科學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論問題，可惜在區域經濟史的分析框架中，關于方法論問題的學術積累顯然不夠豐富。
目前看來，至少就宋代區域經濟史的研究而言，雖然其研究對象是跨學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歷史學的框架里面，主要是歷史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敘事與論理。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白描，試圖復原歷史，理論創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謂的“理論”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現象陳述之后的歸納與總結，缺少邏輯的檢驗。如漆俠的《宋代經濟史》，認為宋代生產力的不平衡發展表現在精耕細作的地區幾乎達到封建時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些地區脫穎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與陜西兩地經濟頑強的發展為例及人口增長率高的現象，試圖說明該時期北方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了南方，因此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仍在北方。這些都只是通過對歷史現象的某一側面的敘述，從而歸納出一定的“理論”，卻缺乏整體的邏輯檢驗。例如對應該如何界定封建時代社會生產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見有理論性的討論：又程民生的論說，顯然只是就北方而論北方，未能從南北方整體比較出發來看問題。（2）具體與一般。沒有抽象就沒有科學，任何歷史首先都是具體的，但是作為歷史科學，在力圖描述歷史的具體性的同時，必須要有一般的抽象含義，否則，歷史分析將永遠沉淪于敘述過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區域經濟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區域經濟發展的歷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現實啟示以及在更大區域范圍上的解釋能力。（3）假設與實證。歷史學的研究傳統一直排斥假設，直至20世紀初，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開始青睞于實用主義。從一定的假設條件出發構建邏輯自洽的理論，再從歷史中尋找實證，比起在沒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對歷史時間的復原性描述而言更顯理論的魅力。在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中，應該通過借鑒實用主義方法論，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實的具體性而無法一般化闡述比較的困境。
在具體的研究方式上，近年來由于受新經濟史學的影響，為擺脫舊史學模式的束縛，區域經濟史研究開始主張用科學主義來規范史學的分析。如區域人口消長、生產增減、稅賦變化等許多問題，可采用數理統計，拋棄舉例式研究，以提高歷史結論的科學性、說服力。然而作為一種研究手段，這種計量史學的方法并不能包羅一切，盡管在形式上由于數理方法的運用有助于擺脫歷史分析中的過分主觀的判斷，但事實上由于受資料的限制，統計通常很難達到高度精確的水平，只能對歷史運動做出
粗略的度量。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對區域經濟的考察不約而同的走入了過分依賴統計數字的誤區，忽略了對歷史本身演進邏輯的思考，以至認識上有失偏頗。新經濟史家要想盡可能掌握歷史復雜的真實情況，就不能過份依賴他們的幾何學。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場革命，實際上它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法學、政治學和史學等一系列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制度經濟學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引導人們將制度因素作為考察經濟行為和績效的重要變量。如新經濟史學家R·托瑪斯和D·諾斯在研究歐洲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產業革命的四百多年興盛史時發現，不同的國家（地區）面對相同的經濟問題時，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導致了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最為典型的是當面對戰爭所需的財政問題時，英國、荷蘭采取了不同于法國、西班牙的制度而導致了后來長達幾個世紀的興盛。制度經濟學的從制度層面尋找經濟發展根源的研究方法無疑對研究區域經濟史有巨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較好的結合了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具體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這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經濟學強調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尋找“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同時也是歷史學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釋“真實世界”的時候，必須運用一定的理論框架來加以分析和解釋，并從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檢驗的理論來（注：參見周其仁：《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科斯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及其在中國的實踐》，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號。）。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就是要在歷史的“真實世界”中尋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將事實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檢驗的理論來。
三、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區域經濟史的學科性質，涉及到區域經濟史與區域經濟學、歷史學的關系問題。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交叉學科，理應具有區域經濟學與歷史學的雙重特征，即把區域經濟學側重研究經濟的“共時態”與歷史學側重研究經濟的“歷時態”相結合。但這種結合，不應是機械地拼湊，必須根據學科的根本屬性有所側重，從而顯示出自己的特征
。區域經濟史的學科特性，決定了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歷史學，著眼于從歷史看區域經濟。
區域經濟史與單純的地方經濟史研究不同。地方經濟史一般關注的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而區域經濟史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地方經濟特色，而是經濟發展的普遍性規律。因為即使在前近代時期，一個區域內的經濟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織在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將兩者混為一談，“畫地為牢”，就地方談地方經濟，視野集中于一處，圍繞該區域的內部發展進行研究，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區域經濟史研究類似于自然科學，只是尋找一個實驗室（區域），據此去研究那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具體到宋代區域經濟的研究，近年來已有一些較成功的典范，如張熙惟的《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作者在對唐宋間山東經濟發展概述及水平評估基礎上，指出學界提出的“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經濟全面超過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觀點，仍值得進一步研究（注：參見張熙惟：《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頁。）。這種通過區域“小經濟”窺視社會“大經濟”的研究方法，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的特點所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施堅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類經濟活動的地理單元小到何種程度，它總是處于不均衡狀態，在空間上永遠存在中心地和區的差異。他的“區域——中心”研究理論，宣稱通過對具體區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國社會經濟“停滯不前”的觀點，在史學界一度引起巨大反響。當然，一個區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區域反復運用，進而推廣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認真推敲。
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許多方面還不成熟，未形成多數史學家認可的一致的學科體系和學術規范。首先，學科體系的指導思想尚有待進一步明確。國內史學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內，不少人習慣于把馬克思從西歐經濟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結論，奉為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這種歪曲歷史和把馬克思理論庸俗化的主觀主義傾向，曾使區域經濟史陷于十分尷尬的境地，使得現實與理論之間的差距無法彌補。以宋代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就有許多學者按照馬克思描述的西歐社會演變歷程，堅持“資本主義萌芽”的傳統理論框架，并殫精竭慮地闡述我國古代經濟“典型”如何在宋生“變態”。經過了大半個世紀的研究，仍未能使問題得到解決。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工場手工業和雇傭勞動生產關系幾乎出現于中國每一王朝的商業繁榮時期。
其次，學科滲透的困境。不同學科理論的引進往往會帶來一場變革，但是由于理論來源復雜多樣，也可能出現一系列問題。如部分理論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與傳統理論不能相互銜接等。因為在相關學科尚沒有很好溝通的情況下，對問題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闡釋語言，都往往難以提供很好的可對話的渠道。經濟學家熱衷于運用大量的統計資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區域經濟問題，歷史學家則沉迷于對史料考證的精雕細啄。目前，離跨學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遠。
再次，學科發展的盲目性，這些年來，對生產關系的變革研究得多，對生產力發展規律研究得少；鄉村經濟研究得多，城鎮經濟研究得少；自然經濟研究得多，交換經濟研究得少；生產領域研究得多，流通領域研究得少；發達地區、漢族經濟研究得多，經濟落后地區、少數民族經濟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現代經濟研究得少等等，學科發展的這種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對區域經濟作出科學的理論歸納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區域經濟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應承擔一般歷史學所具有的為后人提供資政經驗的功能。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不應僅僅停留在對一般經濟問題的描述，而應著重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以及總結歷史上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教訓。對于今天的區域經濟史研究者而言，有意義的論題不是歷史上經濟區域社會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應該以歷史的眼光去認識經濟區域實際社會角色豐富而復雜的內涵。如朱瑞熙、徐建華的《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區經濟開發的基礎上，對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個地理區的開發水平作了具體分析與比較，并客觀地指出：“與全國發達經濟區相比，這一時期湖南的開發程度還不可過高估計，但畢竟為十三世紀以后的進一步開發奠定了基礎。”（注：朱瑞熙、徐建華：1995年，《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徐規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杭州大學出版社，第181-197頁。）類似的著眼點，的確具有相當的學術意義。
四、現實意義
作為歷史學發展趨向的一種重大變化，區域經濟史的興起決不是學者在史學探尋之路上的心血來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學絕路上的刻意追求。區域經濟史源于時代的需求，源于史學本身發展的需求。區域經濟史的研究，雖然純粹是一個歷史課題，但在當前卻富有現實意義。
近年來，學術研究的多樣化已成為中國史學發展的必然，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興起，正是順應了這種趨勢。根據“后現代主義”的看法，當現代人用自己所處的社會和意識形態狀況去“寫歷史”時可能會面臨一種困境，即理性解釋模式不具有普遍意義。這使得我們研究歷史十分注意典型學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這也是為什么區域經濟史研究逐漸受到多數歷史工作者重視的原因。一個自稱普遍性的模式，如無法在一個簡單的個案中得以證實，便不是一個普遍適用的模式。區域經濟雖不能稱為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縮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說明意義，且是現實關懷的投影。
關鍵詞創意經濟消費轉型技術革新產業系統集成
第四屆中國北京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于2009年11月29日圓滿落幕。文博會上，國家《文化產業振興規劃》中重點發展的影視制作、出版發行、演藝娛樂、數字內容和動漫等重點行業以大量的創新成果。突出展現了強勁而蓬勃的發展勢頭，反映出中國文化創意產業進入加快發展期的新面貌、新商機、新趨勢，彰顯出文化創意產業正在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文化創意產業是全球化背景下，以消費時代的精神文化娛樂需求為基礎，以高科技技術手段為支撐，以網絡等新傳播方式為主導，以文化藝術與經濟的全面結合為特征的跨國、跨行業、跨部門、跨領域重組或創建的新型產業。文化創意產業是全球化過程中制造業充分發展、服務業不斷壯大及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發展的結果，是繼技術、管理和資本后又一新的推動社會經濟增長的要素，被譽為“世界上最后一個產生經濟奇跡的機會”。
本文擬運用系統理論與方法，綜合產業經濟學、新聞傳播學、傳媒經濟學等多學科知識，剖析創意經濟的演化歷程，探討和揭示如何運用科學、合理和有效的舉措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從而促進國家和區域經濟增長。
一、創意經濟的演化動力
從創意經濟的演化歷程看，推進創意經濟發展的動力因素主要包括：需求增長、消費轉型與技術革新。
1需求增長
文化消費需求的增長是推動創意經濟發展的原動力。經濟社會的發展進步，必然伴隨著文化消費的比重越來越大、精神生活的要求越來越高。文化消費需求的增長通過催生文化產品的供給能力，不斷推動著創意經濟向更高階段發展。
隨著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中國目前已進入文化消費的快速增長期，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加旺盛，需求總量日益增大，需求質量不斷提高，消費多層次、多方面、多樣化的特征更加明顯，熱切呼喚更多高品位、高質量的優秀文化產品，期盼更加優質、滿足個性化需求的文化服務。
2008年，中國人均GDP為3266，8美元，突破3000美元大關。國際經驗表明，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后，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將加快，居民消費結構也將明顯變化，其中物質消費比重逐漸減少，精神文化消費比重逐漸增加。2007年，全國城鄉居民文化消費總量為6325.34億元，人均文化消費478.72元，占收入比重5.65％，占總消費比重7.64％。據估算，2008年全國城鄉居民文化消費總量突破7000億元。在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文化消費并沒有因為經濟下滑而萎縮，反而因為文化產品消費“不消耗物質形態”的特有優勢呈現出快速增長的勢頭。
人們快速增長的文化消費需求，為創意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強大的動力，同時也對文化創新能力和創新水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無論是文化產品的內容還是形式，都要求以新的內涵來提升、新的形式來表現、新的手段來傳播。
2，消費轉型
長久以來，農耕經濟和農耕文明潛移默化下的中國文化消費中，消費者呈現出順從、保守和趨同的特點。隨著信息社會的發展，人們的消費理念逐步發生變化，消費的自主選擇意識增強，消費行為日趨個性化。美國學者戴維·劉易斯和達瑞恩，布里格在著作《新消費者理念》中指出，“舊消費者更可能成為追隨者而非領導者，他們會較晚地接受一種新產品或服務，因為他們覺得追隨市場主流購買比獨自做出購買決定更令人輕松和放心。”而新消費者則更傾向主動嘗試新產品和服務，他們會試著去發現。
文化消費向個性化趨勢轉型促進了創意經濟的涌現。文化創意產業的產生和推廣，則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社會發展特征和人們的個性化消費需求。
首先，表現在消費品——節目內容的個性化。人們能夠根據自身的興趣偏好對節目內容進行自主選擇、自由地發表意見且與傳者進行信息交流，必然要求相關文化業態具有龐大的節目內容庫，這一功能目前在手機電視、IPTV、網絡電視、移動電視等新興媒體中均已實現。
其次，表現在消費時機——時空的個性化。不僅能夠自主選擇節目內容，還能自由選擇消費的時間地點，是人們對文化消費提出的新要求。從目前涌現的業態看，手機電視將電視移動化，網絡電視將電視雙向化、智能化，移動電視也在無限地填塞人們消費中的時間與空間縫隙。
再次，表現在消費手段——媒介形式的個性化。人們能夠根據自身對媒體的熟悉程度和偏好選擇媒介形式，無疑將大大增加人們對文化消費的興趣。創意產業通常所具備的多媒體融合功能，即集文字、圖形、圖像、動畫、聲音、視頻于一體，則在很多程度上滿足了人們的這一需求。
3技術革新
技術革新是推動創意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人類歷史上，造紙術與印刷術的發明、攝影照相技術的出現、廣播與電視的普及，都曾給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消費帶來深刻變化。而現代傳播科技如通訊衛星、激光技術、網絡技術、數字技術等的采用，更使文化產業獲得空前廣闊的發展空間。進人2l世紀以來，數字信息技術與文化產業加快融合，新型創意業態不斷涌現。
回顧近現代文化產業的興起和發展，能夠清晰地看出技術革新對文化產業的推動作用。通過梳理出版業、音像業、電視業、電影業、網絡文化產業等發展過程中相關產品產生的時間脈絡，結合熊彼特等人的技術長波論，尤芬、胡惠林(2007)指出文化產業產品發明、創新涌現的幾個高峰：第一個高峰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各類文化產業逐漸發端；第二個和第三個高峰是20世紀50年代及70～80年代，文化產業各行業出現關鍵性的技術、產品突破與創新。他們認為：“文化產業發展長波周期受經濟長波推動形成，從根本上來說，受科學技術的推動形成。也就是說，科技不僅推動經濟波動起伏發展，同時也推動了文化產業的波動起伏發展?！?/p>
創意經濟業態的培育和創新，主要依托技術革新，特別是先進適用性技術的普及。當前數字化技術創造了很多切合時代特征的新型創意業態，主要顯現為一系列頗具競爭力的網絡文化產品。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國網民規模達到2.98億人，普及率達到22.6％，超過全球平均水平；寬帶網民規模達到2.7億人，占網民總體的90.6％；手機上網網民規模達到11760萬人，較上年增長133％。調查顯示，2008年中國的網絡新聞得到快速發展，網絡新聞的使用率較上年提升近5個百分點，網絡新聞用戶達到23400萬人?；ヂ摼W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輿論宣傳陣地。
科學技術運用到文化生產的過程，是文化產品科技含量不斷提高的過程，也是科學技術不斷創新的過程。技術革新不僅改變文化產業的生產方式和傳播方式，而且帶來文化產品形式的不斷更新和豐富。毋庸置疑，隨著現代科技水平的不斷發展，新型創意業態還將不斷涌現。
二、創意經濟的演化路徑
“系統深化”與“系統廣化”是系統經濟學中“系統化”概念的延伸與推廣，分別反映經濟系統內部各經濟元之間關系及其關系轉化的兩個不同方面。所謂系統化，是指趨向形成經濟系統的過程。具體地，系統深化指的是經濟系統內部各經濟元之間關系不斷加強的過程；而系統廣化則是指系統和外界環境之間聯系范圍不斷拓寬的過程。創意經濟的演化歷程在演化路徑上，遵循系統深化與系統廣化的內在規律。
1系統深化：產業鏈、價值鏈延伸
系統深化反映了經濟系統內部各經濟元之間關系不斷加強的過程。系統深化的自然結果就是專業化經營，專業化經營是經濟系統內部各經濟元之間關系不斷強化而形成的。創意產業系統在形成過程中相伴而生的產業鏈、價值鏈延伸現象，從系統內部各子系統之間關系的變動情況看，反映了系統深化的過程。
首先，創意產業系統在形成過程中產業鏈、價值鏈上節點的數量不斷增加，反映了創意產業系統不斷細化，經濟主體不斷豐富的過程。以廣播電視業為例。分工結構和模塊化結構促使廣播電視產業價值鏈不斷分化出制作、播出、廣告、衍生服務等多個節點和環節，并且隨著分工結構和模塊化結構的發展，這些節點和環節產生進一步的派生和細化，從而形成多元化、多層次的連續、復合價值鏈條。在這一價值鏈條上，新節點或新環節的產生往往意味著新行業(子系統)的產生或生產迂回程度的加強，也即“新的中間產品的出現，初始投入與最終產出之間的鏈條拉長”。產業鏈或價值鏈的延伸或拉長必然導致經濟系統內部構成元素的復雜化，從而增進系統內部各子系統之間的內在關聯。由此來看，創意產業系統形成過程中產業鏈、價值鏈上節點的豐富和細化過程，也就對應了系統深化的過程。
其次，創意產業系統在形成過程中產業鏈、價值鏈上各節點之間的相互關系不斷加耦，反映了創意產業系統各子系統之間的經濟關系不斷加強的過程。一般而言，經濟元之間相互關系的加耦和解耦是系統深化的兩個相反方向。簡單地說，加耦表示元素之間關系的增強；解耦表示元素之間關系的減弱。對創意產業系統而言，形成的過程必然導致經濟主體即參與系統的子系統之間相互聯系的加強，這也正是系統深化的題中之義。
2系統廣化：跨媒體、跨區域、跨行業擴張
與系統深化相對應，系統廣化是指系統與外界環境之間聯系范圍不斷拓寬的過程。從本質上說，系統廣化促進了經濟系統潛在關系的顯化以及與經濟系統具有聯系的外部環境范圍的不斷擴大，從而能夠進一步導致經濟系統規模的擴大。在系統廣化過程中。相關的經濟元通過借用或整合外部資源，不斷地提高自身的資源位水平。在創意經濟發展過程中，跨業型業態也即創意產業系統內部不同子系統或創意部門與其他部門開展合作競爭形成的新型業態，或稱跨媒體、跨區域、跨行業擴張，反映了創意產業系統內部資源以及系統內部與外部資源的整合過程，也即系統廣化過程。在該過程中，創意產業系統與外界環境之間的聯系范圍不斷拓寬，內部子系統或創意產業系統與其他行業系統的潛在經濟關系不斷顯化，創意產業規模不斷擴大。與此同時，參與其中的各經濟主體通過價值鏈接、資源互補等多種方式，實現了雙贏或多贏的目標。
三、創意經濟的演化趨勢
創意經濟具有不同于工業經濟特征的運行規則，由此衍生出企業間的新型關系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產業系統集成性質。產業系統集成是信息時代產業結構的新本質，是繼規模經濟、范圍經濟、產業集群后出現的新型產業組織形態。
1創意經濟的運行特征蘊含產業系統集成的特質
以系統觀為視角，創意產業系統所具有的開放性、非線性、非平衡和漲落等自組織特征，將自然地導致“系統經濟性”，即經濟組織以經濟系統的方式從事經濟活動。由系統經濟性所帶來的經濟效應稱為“系統經濟效應”。系統經濟效應更加符合系統經濟學的三大基本公理要求，即廣義代價趨于最小可能值(世界最經濟原理)、社會福利水平趨于最大可能值(社會福利原理)以及持續發展水平不減(持續發展原理)。從效益的角度講，就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整體大于部分之和”。在以非信息運行平臺為主導的工業經濟時代，單一經濟主體或者通過大批量的專業化生產獲得“規模經濟性”效果。或者通過拓展產品經營范圍實行多角化經營獲得“范圍經濟性”的效果。而在信息網絡化社會中，分屬于不同經營領域的復數市場主體通過信息網絡異業聯手、協同合作，開發新產品，可以更迅速地滿足不斷變動的多方面消費需求，獲得更大的經濟效果。日本學者宮澤健一最先從企業組織角度對此進行了探討，并把這種“復數主體通過網絡聯結產生的經濟性”稱為“聯結經濟性”，或稱為“復合效應”。
不難看出，聯結經濟性是系統經濟性的特例，是系統經濟性的具體表現形式之一。產業系統集成的實質就是在技術集成和業務集成基礎上，由更多的信息、知識、技術、人才、資本等資源進行跨時空整合，從而產生巨大的系統經濟效應和經濟增長效應的過程。
2產業系統集成概述
“集成”一般可理解為聚集，還可理解為融合、綜合、一體化，在更大程度上可以理解為一個創造性的整合過程，其核心思想是系統化。嚴格來說，“集成”指在一定的集成環境和條件下，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集成單元整合為一個有機整體的過程。集成后所形成的有機整體并不是集成單元之間的簡單疊加或堆積，而是按一定的集成方式和模式進行的構造和組合，其目的在于更大程度地提高集成體的整體功能，適應環境的要求，從而更加有效地實現系統經濟效應和集成體的目標。
一、經濟立法要注意科技優先和可持續發展理念
1.因為高科技發展所引發的環境問題、社會經濟問題有賴于科技進步來解決，所以，“經濟法制須內蘊以科技優先發展為核心的立法理念”，激勵各門類科學技術的開發和利用。同時，由于知識經濟是一種人才經濟，人才資源在現代經濟中成為一個必不可少的要素，所以，在知識經濟時代要更加重視知識，重視人才，切實保護科技工作者的利益。
2.知識經濟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形態，它重視社會的整體利益，重視社會的整體發展。因此，現代經濟法制應以社會利益為本位，以可持續發展理念為要義。立法一方面要著重激勵高科技的開發、利用，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防范高技術發展的副作用。本世紀以來，科技空前發展的同時，環境污染、資源匱乏、森林面積減少等一系列問題非常嚴重，還有電腦病毒、因特網上的信息公害問題、網絡貿易犯罪問題、馳名商標被搶注等問題日趨嚴重，經濟立法工作者應該注意到這些問題，按照可持續發展的要求規范經濟主體的行為，立足社會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放眼中國未來的長遠發展。
二、經濟法學研究領域要拓寬
理論檢驗在科學進步中發揮著關鍵作用,研究者可以利用不同數據源實現對理論的檢驗。這些數據來源大致可按兩個維度進行劃分(FriedmanandSunder,1994):一是實際數據(happenstancedata)和實驗數據(experimentaldata);二是實地數據(fielddata)和實驗室數據(laboratorydata)。實際數據是未加控制的、自然發生的經濟活動的副產品,而實驗數據是在受控條件下,為了明確的科學目的而人為創造的。實地數據來源于自然環境,而實驗室數據來源于實驗室環境。這兩種維度的數據可構成四種組合數據。
長期以來,經濟學被看作是運用實地實際數據來進行研究的“非實驗性”科學,如失業率、工資水平、教育年限和收入水平等均屬于實地實際數據。既然實地實際數據如此豐富,為什么還要千方百計地進行實驗并創造自己的數據呢,本文將從三個方面分析實驗研究方法在勞動經濟學研究領域的優勢。
(一)實驗研究對相關影響因素的嚴格控制
錦標賽理論得名于體育比賽,是指員工通過競爭以獲得某項獎勵(如薪酬增加或晉升),勝出者由相對績效排序決定。在錦標賽理論中,員工的均衡努力水平被定義為邊際努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時的努力水平。邊際收益取決于獎金數額以及獲勝的機率,并與后者呈負相關關系(LazearandRosen,1981),給定均衡努力的選擇就可以直接導出最優獎勵的水平和結構?，F以錦標賽理論的檢驗闡釋實驗研究具有可控制性的潛在優勢。
若對錦標賽理論進行直接的實證檢驗,首先要求研究者知道參與競爭的員工數目,獎勵的確切大小,員工努力的成本函數,以及生產函數(包括誤差項的性質)。同時,為了確定最優獎勵水平,還需要了解企業的支付函數與員工的參與約束。所有這些信息在實驗室實驗中都是確定的,研究者可以清楚地予以設定。通過觀察實驗被試所選擇的努力水平和獲獎情況,就有可能對最優報酬作出精確地預測并進行檢驗,而采用實地實際數據對錦標賽理論進行直接檢驗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當使用實地數據時,研究者很少能確切地知道以上提及的各種因素;而且研究者也很難保證實地環境與理論假設的環境高度相似。例如在錦標賽理論中,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如果員工在競賽中有消極的破壞競爭對手績效表現的行為,努力與獎勵的最優水平同不存在破壞行為情況下的結果將是大相徑庭的。
相同的道理,使用實地數據的研究者很少能知道員工與企業之間的互動是一次博弈還是重復博弈,然而重復博弈的理論預測往往明顯不同于一次博弈的結論。還有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如員工彼此之間了解程度如何?員工之間的溝通及同伴壓力怎樣,有無形成共謀的可能?員工之間的互動方式是公開還是匿名?在實地實驗中,以上因素及其他環境細節都會影響研究對象的行為,卻不能被有效控制。與之相反,在實驗室實驗中,這些環境因素能夠被嚴格控制,因此能夠進行系統的研究。例如,在實驗室實驗中,對一次博弈與重復博弈情形進行比較研究,或者對匿名互動與“面對面”互動關系進行比較研究,將是非常方便的。
當然,這種能對影響因素進行更好地控制的優勢不局限于錦標賽理論的研究。例如,在關于不同行業間工資差異的爭論中,很難判斷所觀察到的差異是反映出的真實“租金”,還是不可觀察的異方差性(GibbonsandKatz,1992)。同樣地,幾乎不可能依據實地數據來判斷失業是自愿的還是非自愿的,即很難判斷失業員工在低于現行工資的情況下是否真的愿意繼續工作。然而,在勞動力市場中采用實驗室實驗研究,控制員工的外部選擇,則能對上述問題輕易作出回答(FehrandFalk,1999)。以上例子極具說服力地表明,實驗室研究較之于實地研究,能對相關影響因素實施更好的控制。
(二)實驗研究能夠推斷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
實驗室實驗的另一個主要優勢在于形成因果關系推論的可靠性。在實地研究中,許多有意義的變量是內生決定的,多數情況下最多也只能確認變量之間是相關的,而很難確認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然而通過合理的實驗設計,我們可以有把握地推斷變量間的因果關系。實際上,實驗研究是確認變量間因果關系的最有效手段。
(三)實驗研究的結論易于重復驗證
實驗研究具有易于復制的特征。傳統的經驗數據作為檢驗數據,具有不可重復性的缺陷,即所謂的“歷史不能重演”。而對理論的證實或證偽都需要大量的檢驗。Smith(1962)指出,實驗研究的可重復性克服了所有觀察結論所普遍存在的一次性的缺陷。其他研究者可以很容易地復制實驗設計,進行獨立驗證,從而證實或者證偽專題研究中得出的結論。實驗數據的應用可避免某些理論沒有經過一個可重復的嚴格證明或證偽的過程而被稱之為所謂的“傳教士的理論”。
二、實驗研究方法的反對意見
首先,由于實驗中的被試常常為學生,實驗研究常被批評存在被試選擇偏差,批評者認為學生對所要研究的問題缺乏實踐經驗。其次,主要針對實驗中的支付(payoff)問題,由于一般情況下被試在實驗中獲得的支付較低①,他們可能不會以嚴肅認真的態度進行決策。第三種批評主要針對被試數目太少的問題,實驗研究結論往往受到置疑。第四種批評主要來自于實驗研究結論能否推而廣之,對現實是否具有預測和指導作用,即實驗研究的外部有效性問題。盡管這些批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不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因為通過細致周詳的實驗設計,這些問題完全可以克服和解決。
(一)被試選擇偏差
研究者之所以選擇學生作為被試,主要是出于方便性的考慮。學生容易招募,能夠迅速理解實驗規則,而且他們的機會成本相當低。但是,并沒有根本的理由來排斥其他對象,而且非學生被試的使用也在逐漸增加。其次,通過細致周詳的實驗設計和與實施,有可能發現不同被試樣本在行為上的有趣差異。List(2003)對市場經驗是否能消除稟賦效應問題進行了研究。Cooperetal(1999)利用中國學生和中國中層經理作為實驗被試,檢驗了起源于效率工資激勵的棘輪效應理論。同樣地FehrandList(2003)以企業CEO作為實驗被試,研究他們使用顯性激勵方式的程度以及如何對這種激勵作出反應。
List(2003)的研究結果表明缺乏市場經驗的經紀人表現出了稟賦效應,而在擁有市場經驗的經紀人身上卻沒有發現這種效應。擁有市場經驗的經紀人之所以沒有體現出稟賦效應,不是由于選擇效應,而是由于市場經驗本身。Cooperetal(1999)在實驗研究中觀察到,經理和學生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收斂于混同均衡。因此,被試樣本之間的行為差異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失。在實驗的初期,他們觀察到不同樣本之間的確存在一些差異。但是,如果實驗指導語用一種抽象的、無關經理決策的具體環境的語言來描述,那么學生的行為較之于經理將更快地收斂于均衡點。相反,如果實驗指導書中含有大量的與企業計劃者和經理間的相互作用相關的內容,那么,經理的行為將更快地收斂于均衡點。FehrandList(2003)發現學生和CEO之間的確存在行為差異,CEO明顯比學生更信任他人,而且也更值得他人信任。雖然如此,兩個被試樣本仍然作出了使用顯性激勵方式的相同選擇,盡管該方式有很大的負面影響。
這些例子均表明,被試樣本差異可能是一個現實問題。但是,這些研究也顯示出了不同的被試樣本在行為上并沒有表現出根本性的不同。在Cooperetal(1999)的研究中,學生和經理們的行為在經過一段時間后是高度相似的。同樣,在FehrandList(2003)的研究中,根據理論推斷,如果假定所有實驗的參與者是完全自利的,信任行為則不會存在,但作為被試的學生和經理們都表現出了非常強的信任行為。此外,兩類被試樣本都顯示出大量利他的、互惠式公平的行為。因此,雖然存在某種程度上的被試樣本選擇偏差,但是不同樣本的行為從本質上來說卻是非常相似的。
(二)被試所獲支付較低
被試在實驗中所獲得的支付水平(stakelevel)較低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研究者一致認為更高的支付水平能顯著地降低被試行為的方差(CamererandHogarth,1999)。這就表明當被試在實驗中能獲得更高的利益時,他們會以更加認真的態度參與實驗。但是CamererandHogarth(1999)在回顧了大量檢驗支付大小效應的研究后發現,核心的行為趨勢極少因為支付水平的變化而改變。盡管支付(利益)對于實驗被試而言是重要的,但是,利益大小的變化往往不會改變核心行為趨勢。一個有趣且重要的例外出現在HoltandLaury(2002)的研究彩票選擇實驗中,隨著平均支付從70美元增加到230美元,實驗被試表現出明顯增強的風險厭惡型特征。相反,在公平偏好實驗中,支付水平的增加很少或者不會影響公平行為反應的發生。
(三)被試樣本量太少
關于實驗被試樣本數量較實際數據過少的問題也是能夠克服的。首先,增加或補充實驗的觀測數目是可能的;其次,以國家宏觀經濟中的代表性問題為對象進行大規模的實驗研究也已成為可能。近來,Harrison,LauandWilliams(2002)采用丹麥人口總體的一個典型樣本,推導出了貼現率;而BellemareandKrger(2003)則以荷蘭為樣本,進行了信任博弈的實驗。其研究結論顯示并不存在被試選擇偏差。
(四)外部有效性問題
對實驗室實驗更為普遍的批評涉及到內、外部有效性問題,內部有效性指從某一實驗中獲得可靠性的原因和結論的可能性,而外部有效性是指從試驗研究的外部環境聯系中歸納出可靠結論的可能性。內部有效性涉及到的只是一個合適的實驗控制、敏感度設計及正確的數據分析問題,相對而言,外部有效性的問題則更為嚴重。批評者認為把實驗室的研究結論推廣到實地中去,其可能性是非常值得懷疑的。
外部有效性主要涉及兩個問題。第一,從一般意義上說,當歸納法原理成立時,外部有效性將會是較高的。根據這個原理,只要絕大部分相關的潛在條件保持不變,那么,行為規則在新環境中也會持續不變。存在這樣一個事實,即便保持所有條件不變,也難以保證實驗結果在現實環境中可以被完全復制。雖然這個說法是正確的,但是這種批評也不是僅僅針對實驗研究。事實上,沒有任何實證研究能夠確保在同樣的條件下復制出完全相同的結果。第二,實驗研究是否抓住了現實中的主要條件。置疑者認為某些實驗因為忽略了現實中的許多關鍵性特征,從而不具有外部有效性,也就不符合實際情況。實驗研究者的回答往往是盡可能模擬出這些被忽略的條件。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實驗研究和經濟學模型一樣都是不太現實的,因為它們都是對現實的高度抽象,這種抽象也正是一種優點,惟其如此才能夠使人們增加對相關變量之間相互作用機制的理解。由于對現實性的強調實際上取決于實驗的目的,在很多情況下實驗研究的目的就是為了檢驗理論,或者理解理論失靈的原因。因此,實驗證據對理論構建非常重要,但是對理解現實卻不那么重要。
三、增加實驗研究現實性的途徑
(一)實地實驗
無庸置疑,實驗的可控性是其主要優勢。然而關于實驗室環境和現實生活環境是否一致的問題,可能將備受爭議?？梢哉f實驗室實驗不是對傳統的實證經濟分析方法的替代,而是對其的有益補充。將二者有機結合的方法之一就是進行實地實驗,讓研究者在自然的環境中研究經濟主體的行為。FalkandIchino(2003)進行了一個典型的實地實驗——將實驗控制和現實環境的優點結合起來,研究同伴壓力對工作行為的影響。實驗是在日常工作環境中進行的,被試被分為處理組和控制組,其產出被分別測量。在處理組中,兩個被試在相同的房間中一起工作;而在控制組中,每個被試分別在一個房間內單獨工作。從技術上來講,實驗被試所從事的任務彼此完全獨立。研究結論之一顯示,與被試單獨工作情形下的產出相比,隨機選擇的配對被試工作時的產出有了顯著的增加。在另一個實地實驗中,FehrandGtte(2002)研究了一個企業中員工的工作時間和努力的跨期替代問題。在某一段時期內,他們對公司的一半員工按照更高的計件工資給付薪酬,而對公司的另一半員工按照固定的計件工資支付。采用這種方式,他們創造一個控制組和一個處理組,用以測量計件工資的增加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程度。
(二)“真實努力”實驗
使實驗室實驗環境更貼近現實的另一個途徑是進行所謂的“真實努力”實驗。在一個典型的實驗室實驗中,工作努力的選擇由一個遞增的貨幣函數來表示,被試不是選擇真實的努力水平,而是選擇一個有經濟意義的數字。這種方法被廣泛應用于錦標賽實驗中(Bulletal.,1987)和效率工資實驗中(FehrandFalk,1999)。然而在“真實努力”實驗中,努力代表的是完成一種真實的任務。例如,在FahrandIrlenbusch(2000)的研究中,實驗被試的任務是剝胡桃;vanDijk,SonnemansandvanWinden(2001)要求實驗被試利用計算機解決難度較大的雙變量優化問題;在Gneezy(2003)的研究中,實驗被試需在計算機上解決“迷宮”難題?！罢鎸嵟Α贝_實能夠增強實驗的現實性,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這是以失去可控性為代價的——因為如果實驗者不了解員工的努力成本,那么也就不可能得出準確的數量預測。
(三)項目評價實驗
實驗技術在項目評價領域也具有很高的價值。不幸的是,基本上不能夠獲得來自隨機的大規模社會項目實驗的數據,尤其是在歐洲,政策制定者對實施這樣的社會實驗往往持著猶豫不決的態度。盡管如此,研究者自己收集數據也是可能的。例如,Falketal(2002)提出了一個新穎的項目評價方法,它允許在弱假設條件下確認參加培訓項目與被邀請參加面試的可能性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舅枷胧峭ㄟ^在較短的時間間隔內對參與項目的同一個體實施前測和后測,以此對項目進行評價。其程序如下:首先,研究者招募一些失業者參與一個特定的培訓項目,然后在這些人完成培訓課程之前,向外投遞求職申請書。當這些人已經成功完成培訓課程并獲得證書后,又發出第二次求職申請。兩次求職申請內容完全一樣,只是第二次多了一個課程證書而已。由此可以檢驗參加培訓項目對獲邀參加面試的概率是否有影響。相似的方法已經應用于對女性員工的歧視(Weichselbaumer,即出)和失業粘性的(OberholzerGee,2000)的研究。
四、展望
過去的20多年,經濟學領域的實驗研究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其應用也呈現出穩步增加的態勢,這種增加的趨勢將持續下去。事實上,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DanielKahneman和VernonSmith,可能使實驗經濟學家們獲得更廣闊的舞臺。實驗研究方法在諸多經濟學領域都大有用武之地,其中很多領域都與勞動經濟學相關。值得注意的是,經濟理論與實驗方法不可偏廢,二者各有所長,相得益彰。經濟理論使我們能夠在制度或者參數族(如稅率)的框架下對經濟行為作出合理的預測,而實驗方法能夠為不同制度環境的運行效果提供經驗證據,從而對經濟理論進行檢驗。此外,在實驗過程中對于人類行為的觀察,也將促使研究者更嚴肅地對待個體動機和有限理性問題。從長期來看,這有助于我們對人的本性進行更現實的刻畫。實驗研究已經成功地應用于公平、互惠、損失規避、過分自信、非指數貼現等現實經濟社會現象,通過研究它們對激勵和契約的影響,對組織設計的影響,以及對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影響,可以大大增進對企業、家庭與勞動力市場運行機制的理解。
注釋:
①一般而言,研究者為了模擬出真實的市場環境,往往為被試在實驗中的績效表現支付一些數額不大的報酬,以增強所研究問題的現實相關性,提高被試的認真程度,并以此確保實驗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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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題】經濟思想史研究
【關鍵詞】宏觀治國學/微觀治生學/“人和”/市場營銷
現代市場營銷學有了強烈的“管理導向”，即從管理決策的角度研究營銷者（企業）的市場營銷問題。我們把市場營銷從微觀（企業）、宏觀兩個方面的管理來研究分析，借用中國傳統的市場管理思想“宏觀管理的治國學”和“微觀管理的治生學”兩方面的思想分析，以實現古為今用的現實意義。
一、宏觀管理的治國學
（一）“順道”
宏觀管理的治國學，“順道”一詞屬于主觀范疇的“道”，是指客觀經濟規律，又稱為“則”、“常”，意思是指管理要順應客觀規律。
《管子》認為自然界和社會都有自身的運動規律，“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管子·形勢》）。社會活動，如農業生產，人事，財用，貨幣，治理農村和城市都有“軌”可循，“不通于軌數而欲為國，不可”（《管子·山國軌》）。人們要取得自己行為的成功，必須順乎萬物之“軌”，萬物按自身之“軌”運行，對于人毫不講情面，“萬物之于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你的行為順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業就會“有其功”，“雖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對你也必“違之”，你必“懷其兇”，“雖成必敗”，“不可復振也”（《管子·形勢》）。這是社會自發的經濟活動，他認為國家應順其自然，少加干預，“故善者因之”，須順應客觀規律?，F代企業要想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發展自己，必須遵循市場經濟規律辦事，國家要宏觀調控，保護地球，保護大自然，維護生態平衡的發展。
（二）重人
“重人”是中國傳統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歸離。要奪取天下，治好國家，辦成事業，人是第一位的，我國歷來講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得民是治國之本，欲得民先必為謀利?！豆茏印氛f：“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國家必須“令順民心”，從民所欲，去民所惡，乃為“政之寶”（《管子·牧民》）。因此，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眾心所歸，方能群才薈萃，故《管子》把從革事業，注重經濟建設，為人民辦實事，視為聚攏優秀人才的先決條件，叫做“德以合人”（《管子·五輔》），“人以德使”（《管子·樞言》）。市場經濟的建設和發展，需要的是人才，因此，我國大中型企業對人才的重視，對人力資源的開發，必須做到“求賢若渴”，能否得賢能之助，關系到企業的興衰和事業的成敗。
（三）守信
治國要守信，辦企業要守信，辦一切事業都要守信。信譽是人類社會人們之間建立穩定關系的基礎，是國家興旺和事業成功的保證。治理國家，言而無信，政策多變，出爾反爾，從來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強調取信于民，提出國家行政應該遵循一條重要原則：“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把远豢蓮驼?，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勢》）。因此，企業的發展，參與市場經濟的競爭，必須從商品質量、價格、交貨期，以至借貸往來，都要講究一個“信”字。我國歷來有提倡“誠賈”的傳統，商而不誠，茍取一時，終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業信譽度高的人。企業形象的塑造，知名度、美譽度的提高，唯一的途徑，就是對顧客負責，誠實守信，使“顧客讓渡價值”最大化，最終才能提高顧客滿意程度。
（四）求實
實事求是，辦事從實際出發，是思想方法和行為的準則，看問題不要偏激，辦事不要過頭，也不要不及，“過猶不及”，過了頭超越客觀形勢，犯冒進錯誤；不及于形勢又錯過時機，流于保守。兩種偏向都會壞事，應該防止。《管子》提出“量力”原則和“時空”原則，凡是量力而行，“動必量力，舉必量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揮作戰，要知道自己的兵力和裝備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乘馬》）。對于企業而言，參與市場競爭，要制定適應環境變化的戰略。（1）創新制勝。即企業應根據市場需求不斷開發出適銷對路的產品，以贏得市場競爭的勝利。（2）優質制勝。即企業向市場提供的產品在質量上應當優于競爭對手，以贏得市場競爭的勝利。（3）廉價制勝。企業對于同檔次產品應當比競爭對手更便宜。（4）技術制勝。企業應致力于發展高新技術，實現技術領先，開發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產品，在市場競爭中占領制高點。（5）服務制勝。企業提供比競爭對手更完善的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務，在其他條件相同時，誰能提供更周到的服務，誰就能占領市場，贏得顧客。（6）速度制勝。企業應當比競爭對手更快的速度推出新產品和新的營銷戰略，搶先占領市場，迅速擴大市場，不但壯大了實力，而且能在顧客中形成先入為主的“正宗”、“正牌”概念。（7）宣傳制勝。企業應當運用廣告、公共關系、人員推銷和銷售促進等方式大力宣傳企業和產品，提高知名度和美譽度，樹立良好形象。
二、微觀管理的治生學
“微觀管理的治生學”，是在生產發展和經濟運行的基礎上，通過官、民的實踐逐步積累形成的理論，它反映國家的管理和企業的發展。市場經濟的競爭，是行為科學的理論“人群關系參與”論，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
人和：人和中的“和”就是調整人際關系，講團結，上下和，左右和。對治國來說，和能興邦；對治生來說，和氣生財。我國歷來把天時、地利、人和當作事業成功的三要素。《管子》說：“上下不和，雖安必?！保ā缎蝿荨罚??！吧舷潞屯?，“和協輯睦”（《五輔》）是事業成功的關鍵。戰國時趙國的將相和故事，婦孺皆知，被傳頌為從大局出發講團結的典范。
發展市場經濟講天時、地利、人和。天時是國家的政策，允許企業大膽想大膽干大膽地創新；地利講的是環境人口密度，人口的流通量，交通環境的發展；人和講的是公共關系、人際關系、社會關系、企業與政府、社區與公眾、消費者之間的信譽關系。企業具備以上因素是成功的關鍵。
從微觀環境來講，求和的關鍵在于當權者，具體講，企業法人嚴于律己，嚴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無私，才能團結大多數?！豆茏印诽岢觥盁o私者容眾”，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獨舉”、“約束”、“結紐”這些宗派行為，不可“以爵祿私有愛”，要嚴禁“黨而成群者”（《法法》）。從國家機構中清除那些嫉賢妒能，鉆營利祿，大搞宗派，殘害民生的“惡吏”，以改善官民關系。
近代成功的企業家都注重人和的原則，從自我管理入手實現人和，從而達到系統管理以協力推進事業的管理思想。人和的思想應用到西方市場經濟的管理中，認為企業的職工是“社會人”，他們不單獨的追求金錢的收入，還要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友情、安全感、歸屬感等社會心理的欲望滿足。西方國家具有代表的人物梅奧認為，“人是獨特的社會動物”，只有把自己完全投入到集體之中才能實現徹底的“自由”。因此，企業只有滿足工人的社會欲望，提高工人的士氣（所謂士氣，就是工作積極性、主動性、協作精神等結合成一體的精神狀態），才是提高生產效率的關鍵。
我國經濟即將進入到新一輪快速增長期，但在這一輪經濟增長啟動的同時，我國的舊的經濟增長方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因此，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勢在必行。
一、必須摒棄傳統發展理念
過去那種把經濟發展等同于經濟增長、把經濟增長等同于GDP增長的觀念，那種“重投資、輕效益”“重速度、輕結構”“重數量、輕質效”“重短期、輕長期”“重增長、輕環境”“重經濟、輕社會”“重物質財富、輕人的全面發展”的行為。都已難以適應今天發展的需要。必須清醒地認識和把握可持續發展的規律，牢固樹立和認真落實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以新的資源觀、成本觀、產業觀和政績觀等。重新審視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進一步深化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認識。必須以國家宏觀調控為契機，以改革開放為動力。依靠科技進步，改善勞動者素質，推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增強核心競爭力。
二、加快發展中等職業教育，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必然選擇
為了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必須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實現這個轉化，需要教育發揮關鍵性和基礎性的作用。在各級各類教育中，最能夠對提高勞動力素質做出直接貢獻的。就是職業教育。職業教育是現實的、直接的生產力。
回顧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成就。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狠抓了教育，狠抓了人力資源開發。我國基本實現了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大眾化兩個歷史性跨越，這為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和人力資源的開發做出了巨大貢獻，保障了經濟建設對人力資源的需求。隨著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和經濟增長方式的進一步轉變，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也將進一步提高。人們一般認為百年樹人。教育具有長遠的意義，這是不錯的；但還要充分認識到，教育對于人力資源的開發。進而對于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現實的根本性的作用。因此，在新的發展階段，不僅要使廣大勞動者普遍接受九年義務教育，而且還要讓他們普遍接受基本的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與之相適應。要求中等職業教育必須有一個大的發展。
三、發揮價格機制的作用，盡可能讓價格真實地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
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有賴于價格機制的作用。市場價格機制可以及時反映資源的供求狀況和稀缺程度，同時又激勵人們不斷開發替代品和提高資源使用效率的新技術，從而淘汰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落后生產工藝、技術、設備和產品。而在價格機制不完善或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的情況下，資源的稀缺程度就得不到真實的反映。節約資源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建設，就缺乏足夠的動力。
近幾年，一些名目繁多的土地優惠政策，能源、水資源等“僵硬”的官制價格，環境污染的“低成本”或“零價格”，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導致資源利用效率低下和經濟粗放型增長的重要原因。它們也表明政府對某些資源的配置，仍擁有過多的支配權力。因此。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應當進一步發揮價格機制的作用，讓價格能夠靈敏準確地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同時，應建立和強化相應的制度約束。在打破所有制歧視、公平市場準入的基礎上。制定和實施嚴格的土地、資源和環境標準，規范政府行為和新增投資的進入規則，讓那些對土地過度使用、對資源過度開采和對環境嚴重破壞的經濟行為支付較高的制度成本。當然，一些基礎性資源的價格變動牽動面很廣，有的直接關系到群眾、特別是弱勢群體的承受能力，必須慎重對待。但盡可能地讓價格機制及時向企業和社會傳遞資源稀缺程度的真實信號，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而言是絕對必要的。
四、加快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發展
我國迄今未能擺脫粗放型為主的經濟增長方式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滯后。與制造業相比較。服務業提供的不是有形的產品，而是無形的勞務。因而。單位增加值產出的資源消耗相對較低。環境污染相對較少。更為重要的是，服務業的就業彈性較高，技術和知識密集，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會直接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效率。
加快服務業的發展。需要進一步轉變觀念，將其放到與現代制造業建設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現代制造業是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的主力軍，是國民經濟的主要裝備部門和技術創新的重要平臺，是競爭實力的重要支撐。但現代制造業的發展不能以犧牲服務業為代價，而應與服務業形成良性的互動。近年來。有些地方片面追求制造業的發展，在疏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向服務業方面，則無所作為；有的地方對競爭力已經衰退的傳統工業，仍極力給予政策扶持，而較少引導它們從工業領域退出，向服務業轉移；有的地方在稅收、用地等方面，一律向制造業傾斜，對服務業“另眼相看”。面對新的競爭形勢和約束條件，下一步不僅需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制造業進行嚴格控制，對現代先進制造業基地建設的重點領域、關鍵技術及產品進行引導和扶持。而且應采取有效的方式和手段。進一步激活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發展。
五、提升工業高新區建設水平，發揮產業集群效益
[關鍵詞]對外貿易經濟增長實證分析
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近年來一直是國際貿易研究的活躍領域，對外貿易與經濟增的關系理論界一直有不同的觀點：大致形成促進論、阻礙論、折中論。這些觀點都有一定的理論和實證作基礎，但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實際情況差異較大，對某個地區進行分析得到的結論在其他地區不一定實用，所以對某個特定地區就要具體分析對外貿易對該地區起到什么作用。
改革開放尤其是近十年來，煙臺市對外貿易額和GDP迅猛增長，不管是從總量上看還是從增長速度上看都要高于開放前的水平，所以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有某種促進作用，下面本文就運用對外貿易促進經濟增長的理論并結合煙臺的實際情況對它們的關系進行分析。
一、對外貿易促進經濟增長的理論回顧
最早提出對外貿易促進經濟發展的是亞當·斯密：他假定一國在開放前存在閑置的土地和勞動力，剩余資源用于生產更多的商品出口，由此為利用剩余生產能力開辟了出路，這樣貿易就可以在不降低國內生產的情況下擴大出口，結果提高了經濟活動水平。后來李嘉圖提出比較優勢學說，他認為比較優勢決定貿易形式，給一國帶來收益的不是剩余資源的使用，而是更有效的資源配置。出口使得一國能夠在較國內生產更為有利的條件下購買進口品，同時，通過專業化生產成本相對低的商品，即使沒有資源增長和技術變化，貿易也能促使各國生產最優化，促進經濟增長。穆勒進一步指出，貿易的直接優勢在于促進世界生產力更有效的利用，貿易的間接優勢最顯著的是市場的擴張帶來的增進生產進程的趨勢，生產的擴張會導致生產專業化，充分利用各種要素，并進行發明改造，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當代經濟學家赫克謝爾和俄林創立要素稟賦理論：他們認為各國應輸出密集使用本國充裕要素生產的產品，輸入使用本國稀缺要素生產的產品，可以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使兩國均獲其益。納克斯從需求的角度強調了對外貿易尤其是出口貿易的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重要作用，他認為發展中國家國內儲蓄和資本形成不足，生產率低下，發展對外貿易能夠啟動本國經濟擺脫貧困惡性循環實現經濟增長。
二、煙臺市對外貿易促進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煙臺地處山東東部，北接渤海，東北面與日本韓國相近，地理位置十分優越，對外貿易額與GDP近年來一直保持較快增長，下面根據1999年～2006年的數據并用前述理論對它們的關系進行分析。
1.定性分析
(1)對外貿易促進了生產的擴大和資源的更為充分的利用。煙臺對外貿易中加工貿易額由2000年的9.33億美元提高到2006年的49.99億美元年均增長率超過30%。加工工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加工貿易迅猛的發展也伴隨著勞動力使用的大量增加，因為煙臺勞動力非常充足，加工貿易的迅猛發展大量吸收勞動力，使剩余的勞動力資源得到了使用，從而生產出更多的出口產品創造更多的產值，提高了經濟活動水平。同時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煙臺利用這個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并充分發揮其優勢以擴大出口量，加工貿易的發展也帶動了與之相關的交通運輸、旅游、信息、餐飲、金融服務等行業的發展，極大的提高了經濟活動水平大大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煙臺對外貿易中一般貿易額從2000年的10.3億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37.94億美元，年均增長率超過20%，出口需求的擴大導致了生產的擴張，從而導致了GDP的增加。
(2)對外貿易促進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首先，加工貿易的快速增長，導致了生產的擴張并推動了生產的專業化，使機器設備得到了更為充分的使用，并為發明創造提供了契機，促進了技術進步和生產率的提高。其次，外商投資的增加給本地帶來了更多先進的技術、管理經驗和機器設備，這些要素與當地的土地及勞動力資源結合起來會使生產率和技術水平大幅度提高，為社會提供更多更為優質的產品和服務，提高了國民收入。同時由于技術及管理的外溢性，整個地區的勞動生產率都會提高，推動了經濟的增長。(3)對外貿易推動了產業結構的合理化。煙臺市的產業結構中第一產業的比重逐年下降，而產值卻逐年上升，第二產業的比重總體上升產值增加迅速，第三產業的產值也是逐年上升的。第一產業產值上升表明農產品在逐漸適應市場經濟的需求，經濟價值在不斷提高，農產品的出口提高了對農產品的品質要求，使農產品的生產必須按照出口的要求進行，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必然會提高其經濟價值，導致該產業產值上升，使其所占比重更加合理。工業品出口和外商投資的大幅增加要求第二、三產業必須適應國際化的要求，搭配更加合理并能更好的發展。
2.定量分析
煙臺市1999年～2006年GDP與對外貿易數據如下表：
數據來源:煙臺統計年鑒GDP:人民幣外貿及出口額：美元
用SPSS軟件對GDP與外貿額進行回歸得Y=538.219+12.707X。Y:GDP，X:外貿額，樣本決定系數R=0.997，常數的顯著性檢驗:t=16.86＞t(7)=2.36檢驗通過，系數的顯著性檢驗t=31.61＞t(7)檢驗通過（顯著性水平為95%）。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它們的線性關系成立。煙臺每增加一個單位的貿易額就增加將近十三單位的GDP，對外貿易對GDP的促進作用十分明顯，正如前面分析中所提到的對外貿易發展具有很強的乘數效應會促進許多相關行業的發展，使經濟總體水平得到提高。再對外貿額與出口額進行回歸得Y=517.603+22.376X1，X1:出口額。R=0.993常數與系數的顯著性檢驗值分別為10.388和20.581遠大于2.36，出口與GDP線性關系顯著，并且每增加一個單位的出口GDP增加超過二十二個單位，所以出口對GDP的作用更為顯著。煙臺在國內屬于比較發達的地區，但與其主要貿易國日、韓、美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煙臺出口貿易的作用如此顯著，這正如納克斯所認為的，不發達地區應積極發展出口貿易，促進資本形成并提高生產率以促進經濟快速增長擺脫不發達狀態。所以煙臺應當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尤其是出口貿易，積極推進外向型發展戰略。
三、結論及政策建議
從前面的理論及實證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煙臺市的對外貿易對經濟發展具有非常強的促進作用，所我們應該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同時我們也應該創造有利條件提升自己的優勢以使國際貿易對經濟增長更為有利。對此本文有以下幾點建議：
1.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入，努力培養技術型管理型人才
技術管理水平的提高能夠加快創新并提高產品的價值量，并能在國際貿易分工格局中占據更有利的地位。煙臺的出口產品中勞動密集型部分所占比重很大，技術含量低，產品附加值低，產品價值與外國同類產品相差很大，出口利潤率低，出口產品的大部分利潤被外國進口商獲得。所以我們要加大對資本和技術的投入并提高管理水平，以增強產品的資本、知識、技術密集程度，提高產品的價值增量，以賺取更大的利潤。
2.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積極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首先，加大對第一產業的調整，促進農業的規?；洜I，大力發展適合內外市場需求的農作物，使農業資源的配置更加合理以獲取更好的經濟效益。同時積極對二三產業進行技術改造，提高其產品和服務的技術含量，增加其附加值，政府可以選擇某些具有潛力的行業像信息、金融服務、新產品開發等進行扶持以增強其競爭力，讓其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以在外貿和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大作用。市場引導和政府參與相結合使本市產業結構更能滿足經濟不斷發展的要求能促進經濟更好增長。
3.合理引導投資流向提高投資效益
煙臺市投資增長迅速，但重復投資嚴重，根據資本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重復投資的收益率要低于市場收益率甚至會出現負值，重復投資不僅會帶來很高的機會成本也會失去發展機會，所以應避免重復投資。煙臺近幾年發展起很多新興行業，他們目前利潤較低，資金缺乏但非常具有前景，我們應該把資金引向這些部門，讓其盡快擺脫起步階段進入迅速發展期。投資合理會使產品能更好的適應市場，使我們在國際貿易中更具競爭力，更有利于經濟增長。
參考文獻:
知識經濟是伴隨著信息革命而出現的一種嶄新的經濟形態。它是以知識為基礎?以知識及其產品的生產、流通、消費為主導的薪型經濟。知識經濟與其他經濟形態相比的最大不同之處?在于直接依賴于知識的生產、傳播和利用。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必須不斷的對發展戰略、經營模式、管理手段進行改革和創新。
1知識經濟對企業產生的重要影響
1.1知識經濟對企業管理的影響
(1)創新和服務將替代傳統的企業管理方式。在工業經濟時代?生產是以龐大的規模和集中的管理來更好地控制市場和原料供應?以此來獲得較高的效率。但是在知識經濟時代?它是依靠不斷找出需要以及解決辦法之間的聯系。成功企業所提供的價值多來自于問題所需要的專業研究、工程和設計服務?以及把上述兩方面連接起來的專門化戰略?加上金融和管理服務。
(2)網絡管理將替代金字塔管理。在知識經濟時代?隨著計算機及其網絡的廣泛運用?管理層次必然減少。中層經理的作用由于計算機和網絡的運用而被削弱?因此?加快了信息的反饋速度。
(3)在知識經濟條件下?企業管理將更注重人的因素?強調以人為中心。通過實施各種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智慧和潛能?發揮人在科技創新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有效地協調生產組織、生產群體乃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實現企業目標。
1.2知識經濟對企業生存環境的深遠影
(1)資源環境的變化對企業管理的影響。
知識資源不同于傳統企業管理理論與實踐的基石一實物資產和金融資產?它具有復制性、反復消費性及在使用中不會引起邊際報酬遞減等特征。這些特征以及知識資源對經濟增長所起的巨大作用將對企業管理提出新的課題。
(2)技術環境的變化對企業管理的影響。
高科技產業化進程的加快?使得企業提品和服務的知識含量增加?加大了企業提品和服務的難度以及企業生產經營和管理上的復雜性?高科技又為管理的變革與發展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能性和保證。
(3)市場環境的變化對企業管理的影響。
企業的顧客所需要的是產品、服務、信息的一體化?這要求企業圍繞產品、服務、信息一體化展開競爭。市場競爭在經濟一體化趨勢下?更加激烈。激烈的競爭導致企業、供應商和顧客的合作不斷擴大?合作竟爭將成為企業新的價值取向和企業經營戰略的新的核心。
1.3知識經濟對企業供應鏈的影響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市場環境(買方市場)發生了巨變。企業之間的競爭體現為供應鏈與供應鏈之間的競爭?而不再是單個企業之間的競爭企業必須調整自己的經營管理理念和經營戰略。
2企業實施知識管理存在的問題
2.?企業基礎管理水平低下
企業基礎管理水平低下一直是我國企業的一個共性。許多中國企業的管理體制不健全?也沒有一套規范系統的管理制度?大多數企業是被動反應型的。隨著新問題的出現?由經營者制定新的措施?卻沒有進行深人的研究?也很少顧及新制度與原有制度之間的邏輯關系及新制度是否適應本企業的實際情況等等。這是許多企業的經營狀況不好、競爭力不強、經濟效益差?基礎管理抓得不扎實是主要的原因。
2.2企業文化建設滯后
我國的一些企業非常關注自己企業的文化建設?但在文化建設的過程中卻忽視企業的實際情況?致使企業文化只是花瓶?無法獲得員工的認同。很多企業的企業文化缺乏個性?重視文字的宏大?忽略企業特性的表達。
2.3企業的戰略目標不明
許多企業忽略了企業家長期經營的最終目標?一味追求短期效益或者僅僅是利潤率最大化和規模的增長;有的企業雖然制定了戰略目標?但由于戰略目標的不切實際?很容易變成一紙空文?或者造成企業為實現這個戰略目標而陷入多元化經營的陷阱。
3企業知識管理的實施
3.1確定企業知識管理目標
在企業內進行知識交流與共享責任的宣傳?培養員工進行知識交流與共享的意識;建立知識網絡和創造適宜的環境以促進知識的交流與共享;創造適宜條件與環境?充分開發和有效利用企業知識資源?進行以創新為目的的知識生產;積累和擴大企業的知識資源;保證企業知識的生產以及知識資源的積累和擴大?充分溶入產品或服務及其生產過程和管理過程之中。:
3.2進行企業知識價值鏈管理
企業知識價值鏈是指基于企業基本價值鏈上主體活動和輔助活動之上進行知識的采集、知識的存儲、知識的共享和知識的創新與應用?以實現企業價值增殖的知識流線路。
(1)知識的采集。企業知識價值鏈是從知識的采集開始的。知識采集只是知識管理的起點?知識采集得來的信息和知識必須進行加工和處理?使無序的知識有序化為對企業有用的知識。知識的加工處理就是指對知識進行分類、分析、整理和提煉?形成對企業有價值的知識的過程。
(2)知識的存儲。經過加工處理后的信息和知識需要進行妥善地存儲。信息技術的蓬勃發展為信息和知識的存儲在數量和檢索?歸類與安全方面的都提供了巨大的優勢。數據庫的數據結構化、數據共享?數據獨立性和可控冗余度這四個特性適應了知識存儲的需要?這也為企業內部各個成員之間以及企業與外部之間提供了條件。
(3)知識的共享。通過知識的傳播與共享?就可以使企業的知識庫增大和價值增值信息技術的發展為知識傳播和共享開創了一條簡單快捷的通道?這不僅擴大了知識共享的范圍?而且極大的降低了知識傳播的成本如很多企業開設了電子公告牌?以它作為企業挖掘經驗性知識的重要通道之一。
(4)知識的創新。知識只有作用于管理實踐?才能給企業帶來價值?只有通過管理實踐中不斷的揚棄?知識才能不斷更新?適應企業不斷發展的需要。
3.3建立知識戰略管理中心
(1)調整企業結構?將企業建成知識型企業。知識經濟時代的企業將是知識型企業是一個有利于知識交流和共享的機構。傳統的金字塔型的企業組織結構?是嚴格按照傳統的組織模式建立的?員工與上司之間等級分明?信息和知識不能共享?信息、不對稱嚴重的影響著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知識管理要打破這種組織設計?建立能夠適應知識經濟要求的知識型企業結構。這需要從層次和寬度上下工夫?以使信息和知識能充分共享?產生群策的綜合作用。
實體經濟存在的主要問題和危害
1實體經濟存在的問題
一是政府的發展思路和理念問題。政府的思路決定政府的政策導向，又決定經濟的發展方向。特別是地方政府，過度注重房地產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過度看重房地產對GDP、財政收入的貢獻，有的還視為政績。大炒房價、地價，不僅使房價脫離國情，脫離老百姓的購買力，影響“安居樂業”，并造成開發商的投機和暴利。使實體資本大量流向房地產等虛擬經濟領域，導致實體產業“空心化”，將影響實體經濟乃至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是國家的經濟增長模式問題。我國經濟增長模式的三個基本特點是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產品大量出口、依賴低成本資源和要素的投入。這已不適應當前國際、國內經濟形勢和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影響，由于全球失衡在平衡中調整，外部需求收縮幅度加大，內部生產成本不斷提高，生態環境不能過多損害，所以必須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有效擴大國內需求，降低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應對世界經濟危機帶來的挑戰。
三是國家稅負水平偏高問題。近年來生產企業普遍反映稅負過重，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在某經濟論壇上表示，當前經濟環境下，若嚴格執法，90％的民營小微企業不偷稅漏稅肯定會倒閉。中央財經大學財經學院2011年5月的報告顯示，與世界各國相比我國目前稅負水平高于中上等收入國家，大口徑宏觀稅負水平過高，從而壓縮了企業的盈利空間，不是“放水養魚”，而是影響企業的發展。
四是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一些中小型企業特別是小微型企業資金供給緊張，融資成本高，導致企業資金周轉困難，甚至有的去借高利貸，融資難、融資貴，壓得企業喘不過氣來。有的出口加工型企業，由于外需萎縮，加之人民幣匯率波動，在生產經營中資金周轉難度更大。
五是虛擬經濟過度膨脹擠壓實體經濟問題。近年來社會上炒風盛行，炒房、炒借貸、炒古玩、炒大蒜、炒綠豆等，有些人一夜暴富，吸引了不少人加入到炒的隊伍中來，一些實體經濟的經營者看到了別人炒發了家，致了富，而自己吃苦受累還賺錢少，于是從實體經濟轉向虛擬經濟，使實體產業“空心化”，影響實體經濟發展。
2實體經濟問題的危害
一是有些實體產業不適應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和國內經濟增長方式形勢，特別是一些中小型企業，勞動力密集型企業，沒有轉型能力而破產倒閉了。相當一部分工人下崗，給就業問題造成嚴重危害。二是由于大量游資涌進了房地產業，開發商投機倒房、炒房，會使我國房地產調控難度進一步加大，房價回歸壓力大，給房地產業帶來更大危害。三是資本轉入民間借貸會引發非法集資、高利貸、債務危機等一系列問題，同時高利貸也將進一步惡化金融環境，干擾我國金融市場正常運行，把中小企業逼上絕路，給金融形勢帶來危害。四是有的資本轉移到國外，會影響我國的經濟實力。當前美歐等發達國家為了走出困境，通過放寬移民簽證等政策和手段招攬我國投資和高科技人才，這種搶錢、搶人的行徑會造成我國人、財外流，影響我國的經濟建設，影響我國的綜合國力和競爭力。
發展實體經濟的對策措施
1發展實體經濟，轉變政府的思路和理念
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各級政府要扭轉思路，轉變理念，把生產力、資源都轉到實體經濟上來，把國人從投機炒作氛圍中解救出來。要把財政和貨幣政策落實到實處，確保資金流向實體經濟部門，擴大生產，增加就業。各級政府要制定對實體產業的支持、保護、傾斜的政策措施，確保實體經濟健康發展。
2發展實體經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根據國際和國內經濟形勢，要盡快調整我國的依賴投資、出口、低成本資源及要素的高投入經濟增長模式。加快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有效擴大國內市場需求，降低外需出口份額。因此，我國要對行業布局、地區結構進行調整。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加快科技成果的產業化進程，以技術商品化為特點，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加快我國結構的調整和升級，促進實體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3發展實體經濟，發揮國有資產投資的導向作用
國有資產的投資目標和方向，直接影響其他投資主體的目標和方向。近年來，實體資本大量流向房地產等虛擬經濟，甚至對其他投資主體形成擠兌。所以要求發揮國有資產投資導向作用。尤其是央企，必須把投資重點放在事關國計民生和國民經濟發展目標與方向的產業、行業及新興產業，先進制造業等方面。特別是有房地產等非實體產業的，只要不是企業的主業，一律退出，給其他投資主體留出空間，要讓資本回歸到發展實體經濟。
4發展實體經濟，減輕中小型企業的稅費負擔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加強稅制改革。要推進營業稅改增值稅和房產稅改革試點，合理調整消費稅范圍和稅率結構。同時要求延長小微型企業所得稅減半政策，在提高營業稅增值稅起征點基礎上進一步降低企業稅負。尤其是轉變政府職能，采取積極行動，為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松綁，再輔之以財稅、金融政策的支持，更好地為發展實體經濟服務。一個與時俱進的稅收政策杠桿，很可能對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壯大，起到四兩撥千斤的功效。
5發展實體經濟，解決中小型企業融資難問題
按照全國金融工作會議要求，要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確保資金投向實體經濟，有效解決融資難、融資成本高的問題。要實施好穩健的貨幣政策，優化信貸結構，加快財政結構支出制度的改革，向戰略性行業傾斜，特別是向中小型企業傾斜。要在商業銀行之外，發展專為小微型企業服務的機構。還要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積極培育面向小微型企業和“三農”服務的金融機構，解決融資難問題。
6發展實體經濟，防控虛擬經濟的投機和暴利
防范和控制虛擬經濟，必須有效遏制投機、消除暴利，這對防止出現金融風險，化解經濟泡沫具有重要現實意義。近些年，實體資本大量流向虛擬經濟，是因為各項政策措施不配套、行為不規范以及監管不到位，使虛擬經濟領域產生了很多暴利，投機空間太大。所以對虛擬經濟領域，必須在體制、機制、制度等方面進行規范，尤其是虛擬經濟領域的利益回報，必須有制度約束和防范。如房地產、股市、金融市場等，凡是嚴重脫離實際、脫離國情、脫離社會平均利潤水平的都要通過一定的政策、制度予以約束和規范，必要時可采用經濟、行政和法律手段進行干預，構建應對發展實體經濟的政策體系和長效機制，保障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