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2-31 22: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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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罰的目的作為國家對犯罪分子適用刑罰所要達到的目標或效果，在刑法理論體系中占有著重要的地位，既是整個刑罰理論體系的基礎，也是整個刑罰制度的精髓。我國刑法學界關于刑罰目的在總體上主要有懲罰說、改造說、預防說、雙重目的說、預防和消滅犯罪說、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說等學說。從根本上講，懲罰說是單純報應說的體現，改造說是單純特殊預防說，雙重目的說、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說等是報應和預防結合說的不同表達;預防說、預防和消滅犯罪說都屬于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結合說。盡管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的關系究竟應如何安排存在不同的認識，但是，從總體上講，目前學界認可刑罰目的包括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兩個方面是不爭的事實，可以講“雙重預防目的說”是現階段我國刑罰學界的通說。③此外，對于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的發展趨勢，我國刑法學界大多數學者贊同從社會發展和歷史進化的趨勢來看，兩個預防的關系是朝著特殊預防作用不斷強化的方向發展的觀點，認為“特殊預防強化，一般預防弱化，應該是一般發展趨勢”已成為國內學者的共識。有學者研究了嚴重環境侵權行為的特殊危害性，認為環境侵權行為不僅可能侵害單純的公私財產、公民的人身權利及相關的環境管理法規，還可能會影響到一個社區、一個地區人群的生存條件，如不采取更加有效的遏制措施，有時甚至會影響到人類的存續，因此，認為“國家在對環境犯罪科處刑罰時理應更加重視的是刑罰的一般預防作用，而不是特殊預防作用;環境刑法的立法旨趣更應重視的是對規范的維護，而不僅僅是對法益的滯后補償。”④相應地，在實務領域，有學者對相關實際制度提出了一些建議性的改進建議。
⑤其他領域的研究者對于環境法對法學理論提出的挑戰也有論述，例如，雖然我國大部分學者仍然堅守傳統的觀點，①否認環境是法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學說，②但是，有學者對傳統法學理論中的主客體關系對象論提出質疑，認為環境法不僅像傳統法律那樣調整人與人的關系，還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蔡守秋先生的“調整觀”就是這種觀點的代表;③再例如，對于環境法的本質屬性，有學者認為環境法不同于一般的權利本位的法律，它應該是義務本位的規范;④在人和自然的關系方面，雖然很多學者堅持“人類中心主義”，對“生態中心主義”頗多質疑，⑤但是，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主張在環境法之中要改正以往的過于極端的“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甚至有人開始主張環境法的人與自然環境觀應當是“共進的生態人類中心主義”環境觀。⑥
二、對于環境法三個“超越”的分析
前述學者的論述在某種程度上都具有其合理性，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學者從法理學的角度對環境法學給傳統法學所帶來的所謂挑戰做一個系統的分析。接下來，筆者將嘗試著從宏觀層面上將環境法對傳統法學可能的挑戰做一個理論梳理，如果我們將環境法對傳統法學的挑戰理解為是對傳統觀點的超越，那么相應地，環境法對于傳統法學可能的挑戰可以被歸結為三個超越。
(一)超越人類的界限———主體之維區分主體與客體是傳統法學理論思考的一個基本范式。一般認為，主體是實踐活動和認識活動的承擔者;客體是主體實踐活動和認識活動指向的對象。近現代科學的研究范式是以笛卡爾、培根和牛頓為代表的“主、客二分法”為主要模板的，這種范式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人、物二分”方法的適用。“人、物二分”法的基本含義在于:首先，這個世界分為主體與客體;其次，人是主體，不能是客體，物是客體，不能成為主體;再次，人有內在價值和意志自由，有法律主體資格或法律主體地位，享有法律權利并承擔法律義務;最后，人是第一性的，物是第二性的，人的思想、精神或意志形成物并決定物。這種范式體現在傳統的法學理論中就表現在將法律關系的主體界定為在法律關系中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的個人或組織，將法律關系的客體界定為法律關系主體的權利和義務指向、影響和作用的對象。⑦將這樣的觀點帶到環境法領域，人類理所當然地是主體，而自然因素，包括動物、植物在內的因素都統歸為客體。隨著環境問題越來越突出，已有的法律制度在解決環境問題時顯得力不從心，其主要表現之一就是環境狀況并未根本改善，人們開始反思原本的法學理論，認為需要提高環境本身的地位。歐洲綠黨的興起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產生的，并正在影響和改變著歐洲的政局。⑧中國的學者也在開始關注諸如動物的權利，如2005年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發生以后，學者們以自然物(鱘鰉魚、松花江、太陽島)的名義提訟。⑨如果說環境問題的被提上議事日程是一個歷史發展的趨勢的話，那么超越“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的界限則是法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經階段。在當前，這個超越可以被視為是對我們主流法學理論的一大挑戰。
(二)超越國別的界限———空間之維一般來說，法律是一國之內的，國際法在傳統法學理論中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律。而環境問題絕大多數是超出一國國界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所帶來的溫室效應是任何國家都逃不開的;阻止臭氧層的稀薄也不是一個國家的事務。要解決環境問題，就必須有全球的視野。環境法作為應對環境問題的社會手段，必須要求超越傳統上從一個國家的角度考慮問題的立場。一般認為，國際環境法是用來調整國際法主體在利用、保護和改善環境與資源中形成的各種國際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①從該定義可以看出國際環境法的全球性和跨國性。即便是各國的環境法，也離不開與國際環境法協調的問題，如果說關注一國之事是我們傳統法學理論的一個基本特征的話，那么環境法的興起對我們的挑戰之一就是要超越這種國別的界限，放眼世界。有學者認為，這種超越國別性還導致了全球的環境立法具有了一種“趨同性”，每個國家的環境立法都是在國際環境法的指導下制定的。②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就是這樣的一個努力———讓全球面對共同的挑戰，引導我們擺脫國別界限的限制。
(三)超越代際的界限———時間之維關注當下的事情是一個無可厚非的立場，傳統法學理論研究的立足點以解決當代人的事情，甚至當代人眼前的事情為根本切入點與目標。雖然立法的原則之中有所謂的適當超前的要求，但是這種超前歸根結底是為當前利益服務的。③環境法的發展對我們的長遠意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為這個星球是我們世世代代的棲息之所，以后的人類是我們基因的延續，我們自己僅處在這種綿綿不斷的基因延續的一個極短的時間段上，所以我們必須要考慮到后代的生存。④“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的概念就清晰地反映了這樣的精神，“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在這里，我們的目標已經不僅僅是自身了，還考慮到了后代人生存的需要。這對于傳統法學理論而言，又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代際的隔閡是我們需要超越的一個界限。
三、難以避免的尷尬———另一種視角
環境法對主流法學理論所構成的上述三個挑戰是否可以被圓滿解決?我們是否可以實現這三個超越?已有學者對相關問題進行過探討。筆者認為，就目前的情形來看，“應對挑戰”的難度還是非常大的。
(一)從孟子的“不忍人之心”看人類的主體意識超越主體的維度，不僅將人類自身當作是主體，還要將自然的因素當作和我們一樣的主體，這需要我們對包括其他生物在內的自然環境抱有同對人類自身相當的關心。然而，人類是否真有這樣的情懷?盡管亞圣孟軻很早就提出來過“不忍人之心”的觀點，認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但是在我們看來，這樣的同情心更大程度上是局限在人類自身的范圍之內的，人類的這種同情心是來自于一種所謂的“弱者情懷”的。無論從生物學的角度，還是從政治、社會實踐經驗的角度來看，人類總是可以將自己置于弱者地位的。這種弱者意識可以幫助我們解釋為什么人們那么容易對于經受苦難者表現出足夠的同情心。也就是說，同情心的來源是因為我們害怕自己也會處于與受苦難者相同的境地。這種類似于移情、通感的能力，讓我們對可以想見的痛苦感同身受。“借由想象，我們把自己擺在他的位置，我們設想自己正在忍受所有相同的酷刑折磨，我們可以說進入他的身體，在某種程度上與他合而為一，從而對他的感覺有所體會，甚至我們自身也升起某種程度上雖然比較微弱，但也并非與他的感覺完全不相像的感覺”。①我們甚至會將我們的同情心擴展到動物身上，動物在應對痛苦時的反應也可以使我們的心靈被觸動;但是，我們當前還很難對植物保護主義者的宣傳怦然心動，因為我們還無法感受其痛苦。②我們如何才能切身地理解和體悟到資源被消耗殆盡、環境被破壞給自身帶來的痛苦?賦予自然以主體資格，不僅僅是說我們認識到它們的價值，還要從它們自身的角度來看待這種價值。這種將自然因素與人類自身平等看待的高度，我們目前恐怕還難以達到。
(二)民族國家的界限當今世界中最穩固的組織恐怕還是國家，超越國家的組織的確是存在的，但是其功能的發揮很大程度上還是依賴于國家的。在我們看來，民族、民族國家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是不會消失的。在現有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下，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還是依賴于生產活動的。這種生產的基礎不可避免地決定于我們所處的地理位置及其礦藏資源，地球上不同地方的人們所處的生活情況必然是不同的，這種地方性最終會形成民族性。當今世界上的國家大部分是以民族和地域為主要因素建立起來的，國家的這種地方性、民族性就很難消除。只有當人類的生存不需要依靠任何地球上的資源的時候，這些差異或許可以消失。國家、民族的存在不僅僅可以從自然的區別的角度來找其原因，其更為根本的原因可能還在于它的人性基礎。單個人總是處于一種弱勢地位的，為了生存必須要結成群體而生活。③人類需要一種歸屬感，而現代社會中國家就是最好的身份認同，在民族主義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民族國家是我們最好的棲息地，是我們最后的精神家園。“民族”的想象能在人們心中召喚出一種強烈的歷史宿命感。無可選擇、生來如此的“宿命”，使人們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種真正無私的大我與群體生命的存在。④民族主義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是不會消失的，建立在民族基礎上的國家也是無法消融的。人類在考慮問題時還是以國家為出發點。如果說人類組成國家是為了抵御共同的危險的話，那么從理論上來說，似乎也存在著走向全球統一的可能性，那就是人類遭遇了共同的災難，若真的像電影《2012》所表現的那樣，⑤在面對著全球共同的災難的時候，世界人民應該會走到一起的，但是這個結論有兩個問題:第一，這種在災難之下形成的共同意識是不會太長久的，一旦災難過去，相關記憶會逐漸消退，國家意識肯定還會復蘇;第二，這樣的共同災難是無法預測的，果真遇到，災難之后的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人類或許根本就不需要法律。有人認為目前的全球環境惡化提供給了這樣一個契機，人類會在此基礎上找到共同的利益，拋棄一己之見。筆者認為這樣的判斷還為時尚早，全球氣候問題算是一個全球環境問題了，可是這并沒有將全球人民團結到一起來。⑥國家的區別在目前仍將存在，超越空間維度的具有很強的無國界特征的統一環境法能否真得成為在各國通行的法律，著實讓人懷疑。
(三)軟法是不是法?我們的主流法學理論認為法律是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①即便我們放眼西方，情況也是差不多的。在奧斯丁的眼中，法律是者的命令，強制力是法律的基本特征，因而奧斯丁也否認國際法的規則和原則具有法律的性質。②像企圖在國際范圍內實現統一價值的國際環境法這樣的“法律”，顯然是不符合法律的特征的。即便是凱爾森這種承認國際法的學者，其贊同的理由也更多是因為“將國際法和國內法視為兩個完全不同的體系在邏輯上是不成立的，”③沒有強制力的法律還是不是法律?超越國別界限的國際環境法能否發揮法律的功能?仍是我們無法回避的問題。近來學術界興起了一個新的學術熱點———軟法。④學術界對此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取得了很多的學術成果。“軟法是原則上沒有法律約束力但有實際效力的行為規則”，⑤有學者進一步做了說明，指出軟法不具有約束力，指的是法律上的約束力，而實際上并非是說軟法不具有任何約束力。環境法學界、尤其是國際環境法學領域很多學者借用“軟法”來論證國際環境法的法律性質，軟法的概念似乎是天然地符合國際環境法的，有學者大膽地判斷“環境軟法就是環境法的未來”。⑥筆者認為，無論使用什么名詞來支持國際環境法的法律性，一個很重要的缺陷就是其法律后果無法被合理地承擔。一個不遵守國際環境法的國家所帶來的后果不僅僅是由其本身承受，同時也讓其他國家甚至整個世界來承受，而目前并不存在相對有效的手段來改變這一現狀，如果是這樣的話，這種環境法與政治性的宣誓、出于倫理的振臂高呼又有何異?⑦國際社會為應對全球氣候問題而達成的《京都議定書》，面對美國的不批準能有什么樣的懲罰措施?因此，試圖用“軟法”來給予國際環境法以傳統法律的地位，進而淡化國際環境法的非傳統性的做法，在筆者看來是很困難的。因為，國際環境法本身就與傳統法學理論不相協調。
(四)我們真的有那樣的長遠眼光嗎?追求享受或許不能說成是人類的一個弱點，很多時候正是一些享樂的欲望推動了社會的進步，⑧所以短視就難免成為人類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正因為這樣，我們才那么多地去強調要有長遠眼光，要有大局意識，要為后代人考慮。“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正是在強調我們去關注長遠的利益。傳統的法律至少不是以未來的事情為中心、出發點和歸宿的，我們主要是考慮當下以及有限的、對我們有現實影響的將來，考慮過去也是為了學習經驗以服務當下。⑨之前倒不是我們不愿意去考慮子孫后代，而是沒有這個必要，因為資源是足夠的(在當時的開發能力下)，或者說我們根本沒有意識到資源和環境的有限性。但是隨著人類對資源的過度開發利用，伴隨著人類認識能力的提高，我們有了日益加重的緊迫感，意識到自然和環境資源的有限性，考慮到了環境惡化的嚴重性。瑏瑠我們會為了將來的發展而限制當下的欲望，但是這樣的理性能達到怎樣的水平?我們已經習慣了很多便利，如冬日的暖氣、無盡的水資源(對于南方的人民而言)，為了節約而放棄這些享受嗎?我們不抱太高的期待。在國際視野下，我們不會為了環境而停下向歐美靠近的步伐，西部山區人民不會為了保護森林而放棄致富的夢想，非洲人民不會愿意永遠這樣落后下去而停止對于資源的高度開發。可以說我們現在是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重視環境保護了，科學發展觀作為一個全國性的戰略已經被強調了將近10年了。即使是放在國際的視野上我們也不遜色，因為可能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會對環保形成如此的共識。即便是“綠色GDP”被提高到再高的程度，其本質還是GDP，我們根本無法卸下發展的重任。沒有了基本的發展，空談環保是很難行得通的。在外國學者眼中，我國的環境立法起步較晚、發展快，基本的環境與資源保護的法律體系已經構建起來，但形勢依舊嚴峻:“仍然是一個有著嚴重不足和缺陷的體系”(itremainsasystemwithseriousflaws);在本質上還是一種行政而非法律制度，法院的作用未得到很好地體現;地方利益經常影響規則的實施等等。①
四、結論
1.從危險防御到風險預防
傳統的環境法強調對環境污染的控制。此種污染對于人類而言，根據經驗是可以預見和估計的，即具有一種蓋然性。也只有在此種蓋然性之下，國家采取行動才是正當合理的，這就是一種危險防御。如果國家對不可預見的行為進行恣意干涉，就會喪失其正當性，不為法律所允許。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一些新的環境威脅正不斷增加，如氣候變化、新化學物質所引發的具有不確定性的環境風險。此類風險對于人類而言，無法通過經驗進行判斷，具有預測不可能性、作用不可逆性等特征，在歸責方面難以確定。在危險防御理念之下，國家不能對其采取措施。但如果國家放棄，而將人民置于環境風險的威脅之中，同樣是不合理與不正當的。所以，風險預防理念由此產生。
2.從目的二元到保護優先
我國原來的《環境保護法》第一條規定了其目的在于保護和改善環境以及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說明我國環境法在立法目的上存在二元性，即在要求環境保護的同時又強調經濟建設。此種設置使得在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產生沖突的時候，環境保護往往讓位于經濟建設，致使環境形勢不斷惡化。對此，我國去年修改了新的《環境保護法》，將“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修改為“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并強調“環境保護堅持保護優先”。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過去的目的二元的理念，強調經濟活動與環境保護發生沖突的時候，環境保護能獲得優先考慮。
3.從環境治理到生態文明建設
傳統環境法在環境保護路徑方面通常強調的對環境污染與破壞的治理，較多地使用被動的措施應對環境污染與破壞。并由此形成我國環境法的基本制度體系，對于環境保護具有基礎性的作用，但是在實踐中這些制度并沒有發揮出應有的效用。這其中或有制度設計不合理、實施不到位等因素，但根本性的因素在于沒有將環境保護融入社會發展之中。黨的十提出的生態文明建設理念，要求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的戰略位置，融入到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以加快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由此，生態文明建設成為環境法發展的一個根本理念。
二、環境法理念變革對教學內容的影響
1.環境風險規制理論
環境風險已然成為現代社會環境問題的重要特征，環境風險規制也就成為現代環境法的重要內容。在法學范疇內，風險通常與危險相對而言。對于危險領域，基于制定法和基本權保護義務，國家有責任必須介入，以達到保護個人法益之目的，公民亦可要求國家保護。對于風險領域，除了在客觀上完全不能克服的風險外，因國家行政資源有限性以及社會因素的限制，使得國家僅能在一定范圍內規制風險，其規制界限在于一國的環境保護政策水平。另外，為實現環境風險最小化，在環境風險國家行政規制之外，還需要社會力量對環境風險進行規制，即自主規制。通常是企業自己設定環境保護目標，按自身特點制定對策，并通過自己的努力和行動達到保護環境的效果，優點在于企業能充分發揮自身能動性，找到低成本高收益的環境對策。環境風險規制理論包含了行政規制與自主規制，兩者的結合必然可以實現環境風險的最小化目標。
2.統合性環境政策
在環境法領域內，關注整體性環境問題成為一種趨勢，即超越環境媒介和部門對環境問題進行規制。過去對于不同環境問題由不同的部門規制，或者按照環境媒介如大氣、水、土壤等來規制，此種規制模式會導致在解決一種環境問題之時而形成對另一種環境問題的放任。所以，如果能從整體上解決環境問題，無論是從環境法的角度還是成本效益的角度來看，比起個別的、非全面的規制方式更有優勢，這就是統合性環境政策。統合性環境政策需要程序上的整合，即在程序上、組織上的整合，實現環境行政決策一體化，簡單來說就是由單一管轄機構在單一程序內做出單一的決定。實體整合方面，要求環境法相關許可的要件事實的實體性審查或決定一體化，在環境媒介之間應注意其相互作用以及環境污染的轉移，時間上應注意產品的生產流程以及使用后廢棄的各個階段，盡量實現資源利用的最小化、循環化。統合性的環境政策也是當前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的體現。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不僅是要進一步完善現有的制度與措施，加強環境污染與破環的治理，更是要建立新的制度，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之中，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三、環境法理念變革對教學模式的影響
1.加強環境問題意識的指引
我國環境法教科書的體例幾乎都是從理論到法條的講解。從環境法的概念、環境法的基本原則和基本制度、環境法律責任、環境法律體系、環境保護基本法、單項污染防治法、自然環境保護法、中國與國際環境法等方面對環境法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展開論述，但總體上存在一種“就法論法”的闡釋法學方法，難以達到解決環境問題的實效。對此，在環境法學教學過程中，應針對現實中的環境問題，強化環境法的實踐環節，使學生在面對某一環境問題之時，能從多角度和用多學科的方法對該環境問題進行剖析，考察環境問題的社會根源，對其進行有針對性的法律干預。這一過程中，具體的環境問題成為教學的指揮棒，環境問題的解決之道也不再局限于法律文本層面，而是隨著問題的深入不斷采取多學科交叉的方式予以應對。
2.推動環境法系統性思維教育
1.從危險防御到風險預防
傳統的環境法強調對環境污染的控制。此種污染對于人類而言，根據經驗是可以預見和估計的，即具有一種蓋然性。也只有在此種蓋然性之下，國家采取行動才是正當合理的，這就是一種危險防御。如果國家對不可預見的行為進行恣意干涉，就會喪失其正當性，不為法律所允許。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一些新的環境威脅正不斷增加，如氣候變化、新化學物質所引發的具有不確定性的環境風險。此類風險對于人類而言，無法通過經驗進行判斷，具有預測不可能性、作用不可逆性等特征，在歸責方面難以確定。在危險防御理念之下，國家不能對其采取措施。但如果國家放棄，而將人民置于環境風險的威脅之中，同樣是不合理與不正當的。所以，風險預防理念由此產生。
2.從目的二元到保護優先
我國原來的《環境保護法》第一條規定了其目的在于保護和改善環境以及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說明我國環境法在立法目的上存在二元性，即在要求環境保護的同時又強調經濟建設。此種設置使得在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產生沖突的時候，環境保護往往讓位于經濟建設，致使環境形勢不斷惡化。對此，我國去年修改了新的《環境保護法》，將“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修改為“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并強調“環境保護堅持保護優先”。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過去的目的二元的理念，強調經濟活動與環境保護發生沖突的時候，環境保護能獲得優先考慮。
3.從環境治理到生態文明建設
傳統環境法在環境保護路徑方面通常強調的對環境污染與破壞的治理，較多地使用被動的措施應對環境污染與破壞。并由此形成我國環境法的基本制度體系，對于環境保護具有基礎性的作用，但是在實踐中這些制度并沒有發揮出應有的效用。這其中或有制度設計不合理、實施不到位等因素，但根本性的因素在于沒有將環境保護融入社會發展之中。黨的十提出的生態文明建設理念，要求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的戰略位置，融入到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以加快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由此，生態文明建設成為環境法發展的一個根本理念。
二、環境法理念變革對教學內容的影響
1.環境風險規制理論
環境風險已然成為現代社會環境問題的重要特征，環境風險規制也就成為現代環境法的重要內容。在法學范疇內，風險通常與危險相對而言。對于危險領域，基于制定法和基本權保護義務，國家有責任必須介入，以達到保護個人法益之目的，公民亦可要求國家保護。對于風險領域，除了在客觀上完全不能克服的風險外，因國家行政資源有限性以及社會因素的限制，使得國家僅能在一定范圍內規制風險，其規制界限在于一國的環境保護政策水平。另外，為實現環境風險最小化，在環境風險國家行政規制之外，還需要社會力量對環境風險進行規制，即自主規制。通常是企業自己設定環境保護目標，按自身特點制定對策，并通過自己的努力和行動達到保護環境的效果，優點在于企業能充分發揮自身能動性，找到低成本高收益的環境對策。環境風險規制理論包含了行政規制與自主規制，兩者的結合必然可以實現環境風險的最小化目標。
2.統合性環境政策
在環境法領域內，關注整體性環境問題成為一種趨勢，即超越環境媒介和部門對環境問題進行規制。過去對于不同環境問題由不同的部門規制，或者按照環境媒介如大氣、水、土壤等來規制，此種規制模式會導致在解決一種環境問題之時而形成對另一種環境問題的放任。所以，如果能從整體上解決環境問題，無論是從環境法的角度還是成本效益的角度來看，比起個別的、非全面的規制方式更有優勢，這就是統合性環境政策。統合性環境政策需要程序上的整合，即在程序上、組織上的整合，實現環境行政決策一體化，簡單來說就是由單一管轄機構在單一程序內做出單一的決定。實體整合方面，要求環境法相關許可的要件事實的實體性審查或決定一體化，在環境媒介之間應注意其相互作用以及環境污染的轉移，時間上應注意產品的生產流程以及使用后廢棄的各個階段，盡量實現資源利用的最小化、循環化。統合性的環境政策也是當前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的體現。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不僅是要進一步完善現有的制度與措施，加強環境污染與破環的治理，更是要建立新的制度，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之中，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三、環境法理念變革對教學模式的影響
1.加強環境問題意識的指引
我國環境法教科書的體例幾乎都是從理論到法條的講解。從環境法的概念、環境法的基本原則和基本制度、環境法律責任、環境法律體系、環境保護基本法、單項污染防治法、自然環境保護法、中國與國際環境法等方面對環境法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展開論述，但總體上存在一種“就法論法”的闡釋法學方法，難以達到解決環境問題的實效。對此，在環境法學教學過程中，應針對現實中的環境問題，強化環境法的實踐環節，使學生在面對某一環境問題之時，能從多角度和用多學科的方法對該環境問題進行剖析，考察環境問題的社會根源，對其進行有針對性的法律干預。這一過程中，具體的環境問題成為教學的指揮棒，環境問題的解決之道也不再局限于法律文本層面，而是隨著問題的深入不斷采取多學科交叉的方式予以應對。
2.推動環境法系統性思維教育
化學教學中實施的環境教育可以讓學生了解環境不斷惡化的處境，正確認識和理解科學發展和環境問題之間的辨證關系，培養科學正確的環境觀念和可持續發展觀念，所以在化學教學中實施環境教育不但可行，而且必要。
化學教學中開展環境教育論析
科學適當的環境教育方法建立在遵循特定的環境教育原則的基礎上。環境教育原則是依據教育的普遍規律以及環境教育的特殊性質制定的準則，具有科學性和客觀必然性的特點。其目的在于指導環境教育的目標、方法、途徑等，并使環境教育過程效果更加顯著。化學教學中實施的環境教育原則與與其它領域的相似，主要包括：科學性和思想性統一原則；因材施教原則；啟發性原則；直觀性原則；鞏固性原則；循序漸進原則；理論與實際聯系原則。實際教學過程中可以通過借助一系列科學方法，循序漸進的引導學生掌握環境知識并形成必備的環境素質，以完成環境教育的各項目標。環境教育作為教育科學的范疇，其教學方法不但有與一般教學方法相同的共性，還有符合自身特征和發展規律的個性。因此，設定環境教育的教學方法時，要從環境教育本身的內容和目標出發。其具體方法可分為：模擬法；實驗法；調查法；探究法；環境考察法。
在化學教學的過程中，滲透環保意識。具體的做法是在主陣地——課堂教學中滲透環保意識，并結合化學實驗，強化這種意識。在培養學生環保意識的過程中，化學課程的教育功能尤為突出。因為在環境教學課程尚未開設的情況下，化學教材為環境教育提供了題材。化學教師要做到抓住化學教材中的潛在可能因素對教學內容進行充分發掘，把環境教育融入到教學的過程中，對其進行有效滲透。而化學科學通過化學實驗得以不斷發展。作為提高學生的科學素質的重要途徑，化學實驗課也成為實施環境教育的好機會。化學實驗經常產生的各種有害氣體和廢液，是造成環境污染的元兇。因此，在化學實驗過程中必須注意保護環境，防止污染。應時刻保持環保意識，做到使實驗現象明顯、效果顯著的同時，盡量減少排污量，以保護環境。通過開展化學課外活動，開拓環境教育的新渠道。就其性質而言，環境教育實踐性很強。所以僅在課堂上進行教育是遠遠不夠，還要通過課外活動強化其效果。課外活動因其內容豐富、形式生動、與社會各方面聯系性強等特點而廣被接受，成為開展環境教育的重要途徑之一。
教學實例簡析
課題：《二氧化碳的性質和用途》
教學的目標：從學習技能和知識角度：熟悉CO2的物理性質；掌握CO2的化學性質；了解CO2的用途。從培養價值觀角度：通過培養學生聯系現實生活現象檢驗二氧化碳的性質和用途的能力，使其體會化學和社會間的關系；通過介紹二氧化碳對環境的影響，提高環保意識。
論文摘要：環境法是現代國家保障公共環境利益的制度形式之一。受個體行為、政府行為以及違法人者與執法機構之間的不合作博弈等因素影響，環境法規實施的效果往往并不理想。通過討論破壞行為數量與執法者發現違法行為的概率、懲罰強度以及其它相關因素之間的關系，分析了環境法規實施過程的內在機理，并據此提出了提高環境法規實施效率的建議。
環境法是調整人類在開發利用和保護環境中所產生的各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1)(P40)建國以來，我國先后建立起以《環境保護法》等為基礎，以包括“三同時”制度、排污收費制度、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等在內的八項環境管理制度為核心的環境法規體系。這些法規在遏制生態環境危機，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隨著我國經濟與社會的不斷發展，人類活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沖突日益加劇，環境法規的實施效果越來越不能令人滿意，其中效率較低的問題尤其突出，以致我國每年的《中國環境狀況公報》的基調總是“局部好轉，總體形勢仍在惡化”。本文運用經濟學原理，對影響環境法實施效率的因素及其內在機制進行了分析，并據此提出了提高環境法規實施效率的策略和建議。
一、影響環境法規效率的因素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影響環境法實施效率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個體在行使其環境權利中的“外部性”問題，是影響環境法實施效率的重要因素。生態環境物品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它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的屬性，個體的環境權利彼此間是相關聯的，從本質上講是一種公共產權。隨著人口數量的急速增長，以及工業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人類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能力不斷增強，對環境的造成了越來越大的壓力，生態環境物品日益成為一種稀缺的資源。由于存在負的外部性，出現了企業生產的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差異。(2yr2-;a}為了追求自身經濟利益，企業往往過度地排放污染物，造成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后果。眾多企業對于土地、水資源等環境資源的爭相利用，對草地、森林等生態資源的濫墾、濫砍、濫伐、濫樵，往往導致資源的過度開發，造成“公地悲劇”。[3](P1243-48〕另一方面，由于環境物品的公共物品屬性以及個體環境權利的公共產權屬性，在環境治理活動中，個體間存在著“搭便車”的動機，大大影響環境治理的績效。以制止環境污染為例，為了爭取公共環境利益，本可聯合起來與污染者進行集體談判以避免效用損失，但作為理性經濟人，每一個體都希望自己不參與或少參與，盡量地將制止污染的成本轉嫁給他人，即企圖通過“搭便車”來實現自己的環境權益，結果使污染者得以逃避制裁，公共環境權益遭到侵害。
其次，作為人，政府對于環境目標的偏離甚至背離，也會影響到環境法的執行效果。環境效益具有正的外部性。事實上，由于自然條件和技術因素的限制，治理者基本不可能向享受者收取費用。這意味著治理主體以外的其它個體可以無須付費而免費享用環境利益。因此，要使個體成為治理主體尚存在相當困難。環境治理必須通過委托人指定的人來進行。在現代社會，政府往往扮演這種人的角色。在委托一關系下，由于缺少完善的激勵與約束機制，人可能違背委托人的意志，形成“道德風險”，使委托人的環境權益無法完全實現。作為人，政府有著多元化的目標，除生態環境治理目標外，政府還不得不兼顧其他諸如經濟增長、就業、社會穩定等經濟政治目標。在決定政府行為的綜合目標體系中，并非所有的目標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由于人力、物力及財力資源的稀缺性，它們更多地被用于解決與國計民生相關的近期目標，當眾多發展目標發生沖突的時候，地方政府在生態環境治理活動中有意地采取投機行為，作為遠期目標的生態環境效益往往被忽視。另一方面，在環境效應的外部化的前提下，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為了追求本地區的經濟利益，可能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來獲得GDP的增長。地方政府之間如此博弈的結果，同樣會產生“公地悲劇”的結局。許多跨流域、跨地區的生態環境問題，就是不同地區政府間的不合作博弈造成的。
第三，在理性人假定之下，環境法所提供的行為準則并非直接決定人們的行為，也不可能強制性地改變環境破壞者的行為。從經濟學角度分析，違法者的行為取決于它對其行為結果的收益與成本的理性計算。如果環境行為收益大于成本，則理性的個體的選擇必然是行動;若收益小于成本，則個體必然選擇放棄。根據經濟學關于經濟人理性的假定，個體是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符合“經濟人”的全部特征。個體雖不乏對舒適的環境和清新的空氣的追求，但在其效用體系中，經濟利益仍居于首位。為了獲得經濟利益，上述個體會不惜損害其它人的環境權益。雖然無法脫離環境法的約束，但作為理性的“經濟人”，他們并不只是被動地服從法律規定，也會與執法者進行不合作博弈。表現為這些破壞者不僅不服從環境法，而且會通過“鉆空子”、逃避制裁等方式有意地實施違法行為，導致環境法規的實施效率大打折扣，公眾的環境權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害。
二、環境法規實施過程的機理
貝克爾認為，犯罪或違規活動不必歸于道德或者個人的素質，它純粹是一種經濟行為。[4](P63)根據“經濟人”假定，當某人從事違法行為的預期效用超過從事其他活動所帶來的效用時，此人便會從事違法活動。企業或個體有意破壞環境的行為是否會發生，同樣取決于其行為的收益與代價(違法的成本)的對比。
假定某一違背環境法者的違法行為數量CS;)與其被發現并被懲罰的可能性(P;)與被判定違規后接受的懲罰(f)，以及與他從事其它活動可得到的收入、逃避被發現和懲罰、違法意愿等其他變量之間(綜合為混合變量u;)存在著某種關聯，這種關聯可用下面的函數形式表示:S一藝S;}P}}.}}u})(，，
因為只有被發現而且被認定違背環境法規，破壞者才會受到懲罰，所以對違規者而言，違規是否會受到懲罰是不確定的:如果判定有罪，那么他將因此而為每次違規支付關，否則他將分毫無損，而且還會因從事違法活動而獲益。P，和關的任何增加都會減少違法行為的預期效用，因而減少違法數量，即:Sp;二as;<oaP;，及Sf二as~-一上<0(2)a};
一般認為，對于那些對風險持喜好態度的違法者而言，他們對于違規行為被發現并被懲罰的可能性的變化的反應比對接受一定懲罰的反應更為敏感，違規行為發生的數量對于被發現并被懲罰P‘的彈性要大于個體對于懲罰本身關的彈性，即:as;>as;aP;al;-
另外，綜合變量u‘的某些要素如個體的收入水平、教育程度以及執法過程中的懲罰形式等，也會影響S;。如果個體能夠通過合法經營和生產活動而不是以破壞環境為代價來取得經濟收入，那么違法數量就會減少;同樣，如果提高個體的遵紀守法程度，也可降低違法數量。
上述分析表明，要減少違法數量，提高違法者被發現并被懲罰的可能性(P})是一種最有效的途徑。但問題在于，受執法成本(c)、環境監測技術(t)以及自然條件，如環境行為者的空間分布(g)等因素的限制，P‘的提高是有限的。
即:P}=P;}c}t}g)(3)
在監測技術和自然條件確定的前提下，執法成本(c)是影響P‘大小的重要變量。如果c增，._‘、___._.as
大P}將趨于遞減。又由(2’知，蓄<0，則“f將增大，環境法規的實施效率將降低。
一般說來，違法者屬于風險喜好型。他們對關的反應彈性要小于對P‘的反應彈性。盡管如此，在環境法的實施過程中，關同樣是改變個體環境行為的重要約束條件之一。在不違背“罪罰相當”的原則下，適當地提高懲罰強度是有利于減少違法數量s‘的。這可以解釋現實中為什么罰款或行政處罰不能從根本上制止污染和破壞行為，而若將處罰上升為追究刑事責任，則可大大提高環境法的威懾力。當違法者面對刑事責任而不是少量的罰金時，意味著違法的預期成本加大。成本—收益計算的結果，必然引導個體的行為符合環境法要求的規范。
三、提高環境法實施效率的策略
提高環境法實施效率的目標，在于通過改變約束條件，使違法行為的數量最小化。即:
Min藝S;(，，，f,,u;)(4)
提高P;大或改變u‘都可以有效地降低違法數量。其中“，屬于綜合變量，可以視為外部環境因素。在特定時期和特定地域條件下，u‘可視為常量，這時減少違法行為數量的關鍵就取決于執法者與違法者的博弈。對執法者而言，可以通過調整Pr關來改變違法者的行為以降低違法數量，達到保護公眾環境利益的目的。
提高P，是提高環境法實施績效的最為有效的手段。這些手段包括改進技術和手段，擴大環境監測的時空范圍;強化監督機制，督促執法者盡職盡責;通過界定資源的環境產權，以市場化的方式調動個體維護環境權益的積極性等。
但P‘的提高要受制于執法成本c的限制。由于企業、農戶等生產者、消費者個體在空間分布極廣，其環境破壞行為類型又呈現為多種方式。特別是在執法者和違法者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的現象，導致信息障礙。另外，由于技術水平和實施條件所限，大量的生態環境事件還處于不可觀察性的狀態。如對污染企業的污染狀況的監測，存在著很多技術障礙。要實現對所有違法者的行為的監督與檢查，其成本之高可想可知。當生產企業或農戶與執法部門進行不合作博弈時，這種成本會更大。如現實中環保部門在對污染企業進行排污濃度的監測時，就經常遇到巨大的操作困難，企業往往和環境監測部門“捉迷藏”，使后者防不勝防，徒喚奈何。
在這種情形下，通過改變f的方式，如提高對違法行為的懲罰強度等來影響個體的環境行為就成為一種更可行的選擇。在我國環境法的執行實踐中，經常出現以罰款或行政處罰替代執法的現象，即對違規者只進行罰款處理或行政方面的批評教育，且罰款數量遠遠低于其所產生的生態環境破壞的治理成本，根本不能制止違法者的污染和破壞行為，甚至在客觀上還縱容了企業的破壞行為。如果增大罰款的強度，使違法者承受巨大的經濟懲罰，以至傾家蕩產，或者將懲罰方式改為追究刑事責任，則必將增加違法者的風險預期，促使其改變其環境行為。在這個意義上，環境執法中實行“嚴管重罰”、“殺一做百”，應該是一種不錯的策略。1997年，我國首次在刑法中規定了破壞環境罪，包括污染環境方面的犯罪、有關野生動物及其制品方面的犯罪、有關植物方面的犯罪以及破壞資源方面的犯罪等四個類型共12種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這無疑標志著我國環境法更趨于科學和成熟。
科學發展觀就是“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推進各項事業的改革和發展。所謂循環經濟，是一種運用生態學規律來指導經濟活動，建立在循環利用基礎上的新型經濟發展模式。它要求把經濟活動組織成為“資源利用—綠色工業—資源再生”的封閉式流程，所有的原料和能源在經濟循環中得到合理利用，從而把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控制在盡可能小的程度。“循環經濟”一詞是美國經濟學家K·波爾丁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循環經濟的提出促進了20世紀70年代關于資源與環境的國際研究，拓寬了80年代的可持續發展研究，把循環經濟與生態系統相聯系，90年代的知識經濟研究給循環經濟賦予高科技產業化和學習型社會的內容。循環經濟要求運用生態學而非機械工程學規律來指導經濟生產，既考慮工程承載能力，又考慮生態承載能力。在生態系統中，經濟活動超過資源承載能力的循環是惡性循環，造成生態系統退化；承載能力之內的是良性循環，使生態系統動態平衡地發展。
環境保護與經濟快速發展共存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必由之路，發展循環經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無數實踐顯示，循環經濟能夠以更少的資源消耗、更低的環境污染實現更大的經濟效益。在全球環境基金第二屆成員大會上，提出：“合理利用資源，保護環境，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以浪費資源和犧牲環境為代價，發展就不能持續進行。自然資源并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人類社會發展需求卻不斷增長，如果這兩方面關系處理不當，必然導致生態的惡化，嚴重威脅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只有走以最有效利用資源和環境保護為基礎的循環經濟之路，可持續發展才能得到實現。”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要求：“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將循環經濟的發展理念貫穿到區域經濟發展、城鄉建設和產品生產之中，使資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最大限度減少廢物排放，逐步使生態步入良性循環。”循環經濟以協調人與自然為準則，模擬自然生態系統運行方式，實現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循環經濟通過延長生產鏈條，推動環保產業與其他新興產業的發展，增加新的就業機會，促進社會穩定發展；循環經濟通過對自然資源的循環利用，可以從根本上達到節約資源的目的，緩解經濟發展和資源不足的矛盾；循環經濟是以保護生態和最有效的利用資源為特征，有利于產業結構向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的結構轉變，促進經濟結構向綠色化轉型，有利于推動社會的科技創新和企業的技術創新，提高經濟運行質量。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人口最多，人均資源占有量少。許多地方生態系統十分脆弱，生態環境惡化狀況令人擔憂，已經嚴重影響到我國公民的身體健康和我國的經濟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保持較高的增長，但能源消耗量巨大，我們每創造1美元利潤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國的4.3倍，德國和法國的7.7倍，日本的11.5倍。目前，很多產品正面臨資源和環境的雙重約束。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勢在必行，如不盡快走循環經濟道路，則資源、生態、環境的問題必然造成生產成本上升，直接影響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正處于高速增長時期，社會公眾環境保護意識不強，因此，我國面臨著比其他國家更大的資源和環境壓力。只有高度重視并積極推行對循環經濟的研究與實踐，才能為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提供必要的理論基礎、經濟模式和技術支持，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環境經濟綜合效益的最大化。同時，環境污染與生態安全問題還直接影響到人民的身體健康及生命安全，并隨著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和價值觀念的轉變將顯得越來越重要。因此，立足于我國21世紀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和國家的生態環境安全，推行循環經濟發展模式，是解決當前和今后面臨的一系列重大資源、環境和經濟問題，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有效途徑。
二、正確理解發展循環經濟的模式和原則
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歷了三種模式：第一種是“資源—產品—污染排放”的單向線性過程模式；第二種是以“先污染，后治理”為特征的“過程末端治理”模式；第三種就是循環經濟模式，是“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多重閉環反饋式循環過程，強調最有效利用資源和保護環境，以最小成本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從這一點看，循環經濟就是生態經濟，其出發點在于減少資源消耗、保護生態、實現環境和經濟建設的協調統一。農業生產技術模式核心是勞動力與土地簡單結合，以手工勞動為主要特征的小規模生產，生產過程基本不產生廢物，產品直接來源于自然。因此，循環經濟發揮作用的重點是工業生產，一般說來，循環經濟在工業生產中的體現就是生態工業，基本原理是工業生態。1989年，原通用汽車公司研究部副總裁RobertFrosch在《科學美國人》上發表的《加工業的戰略》一文中提出了工業生態學的概念。工業生態學是指用生態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工業生產的一門新興學科，將工業生產視為自然生態系統的封閉體系，將一個單元產生的廢物作為另一個單元的營養物，這樣，區域內彼此靠近的工業企業就可以形成一個相互依存、類似于生態食物鏈過程的“工業生態系統”。按企業、區域、社會三個層面，循環經濟也可以分為企業小循環、區域中循環和社會大循環三種模式。企業小循環模式是指企業內通過推行清潔生產工藝、廢料回收生產技術和推行污染排放的生產全過程控制，全面建立節能、節水、降耗的現代化新型工藝，以達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環境保護目標。區域中循環模式是指以生態工業鏈或生態產業園區的形式出現，把不同的工廠連接起來形成共享資源和互換副產品的產業共生組合，使得一家工廠的廢氣、廢熱、廢水、廢物成為另一家工廠的原料和能源。這種生態鏈可以擴大到包括工業、農業和畜牧業在內的不同產業領域。社會大循環模式是指通過廢棄物的再生利用，實現消費過程中和消費過程后物質與能量的循環，主要包括政府的宏觀政策指引和群眾的微觀生活行為兩個方面的內容。
“減量、再用、循環”（即3R）是循環經濟最重要的實際操作原則。減量原則屬于輸入端方法，旨在減少進入生產和消費過程的物質量；再用原則屬于過程性方法，目的是提高產品和服務的利用效率；循環原則是輸出端方法，通過把廢物再次變成資源以減少末端處理負荷。換句話說，就是資源投入最小化、廢物利用最大化、污染排放最小化、生態系統最優化原則。具體說來，針對產業鏈的輸入端資源，通過產品清潔生產，最大限度地減少對不可再生資源的耗竭性開采與利用，并應用替代性的可再生資源，以期盡可能地減少進入生產、消費過程的物質流和能源流，對廢棄物的產生和排放實行總量控制。生產者應通過減少產品原料投入和優化制造工藝來節約資源和減少排放；消費者應通過優先選購包裝簡易、循環耐用的產品，以減少廢棄物的產生。針對產業鏈的中間環節，生產者應采取產業群體間的精密分工和高效協作，使產品廢棄物的轉化周期加大，實現資源產品的使用效率最大化；消費者應采取過程延續方法，最大可能地增加產品使用方式和次數，有效延長產品和服務的時間。針對產業鏈的輸出端廢棄物，提高綠色工業技術水平，通過對廢棄物的多次回收利用，實現廢棄物多級資源化和資源的閉合式良性循環，實現廢棄物的最少量排放。針對產業鏈的全過程，通過對產業結構的重組與轉型，達到系統的整體最優。以環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自然資源和提升環境容量，實現經濟體系向提供高質量產品和功能的生態化方向轉型，力求生態經濟系統在環境與經濟綜合效益最優化的前提下，實現可持續發展。
三、堅持科學發展觀發展循環經濟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1.加大宣傳發展循環經濟的重要意義。全面發展循環經濟，形成良好的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全民意識，是一件事關中華民族興衰的大事。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只有一個地球，能否讓我們的子孫后代擁有一個好的生存空間，必須從現在做起，從自身做起，讓我們大家行動起來，攜起手來共創美好家園。為此，我們應該通過多種途徑進行宣傳教育，通過廣泛深入的宣傳，著重說明發展循環經濟的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使得各級領導和人民群眾深刻領會發展循環經濟是經濟發展到特定階段的必然選擇，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適應經濟全球化的迫切需要。
2.做好循環經濟應用技術研究，加強循環經濟知識普及教育。循環經濟不是一句空話，不是一個供人們炒作的時髦概念，它是從國外引進來的一種全新經濟模式，它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包含許許多多具體內容。動員一大批科研工作者朝著節約資源和保護生態的循環經濟使用技術方向進行研究，形成大量具有實用價值的循環經濟使用技術，尤其是那些盈利較多并且污染非常嚴重的經濟組織，它們是應用循環經濟使用技術的重點單位，也是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兩者矛盾最突出的單位。我們目前發展循環經濟的關鍵是研究出能夠讓企業獲利的循環經濟應用技術，能夠使得企業在追求改善生態環境的同時，獲取自身利益，否則很難實施。同時將循環經濟知識普及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抓，在中小學課程中，系統地安排循環經濟的相關內容，使他們獲得關于循環經濟的基本原理方面的知識；在職業技術學校和高等學校，開展利用循環經濟的技術培訓和開設循環經濟專業，培養出一大批掌握循環經濟使用技術的技術人員和從事循環經濟使用技術的研究隊伍。
3.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加快循環經濟立法。建立和完善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體系是實施循環經濟的有效保證。我國現有的環境法規多采取末端控制、指令性控制，對根本解決環境污染、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力不強。要借鑒國外的經驗，通過立法的方式，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循環經濟法律。制定并完善鼓勵支持循環經濟的經濟政策、稅收政策，使法律法規能真正起到預防污染和綠色導向作用。明確消費者、企業、各級政府在發展循環經濟方面的責任和義務，明確把生態環境作為資源納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疇之內。借鑒日本等國經驗，著手制定綠色消費、資源循環再生利用，以及家用電器、建筑材料、包裝物品等行業在資源回收利用方面的法律法規；建立健全各類廢物回收制度，明確工業廢物和產品包裝物由生產企業負責回收，建筑廢物由建設和施工單位負責回收，生活垃圾回收主要是政府的責任，排放垃圾的居民和單位要適當繳納一些費用；制定充分利用廢物資源的經濟政策，在稅收和投資等環節對廢物回收采取經濟激勵措施。
4.建立新的經濟核算制度，變傳統GDP為綠色GDP。GDP是衡量一國經濟規模、經濟實力的重要指標，是國家制定宏觀調控政策的重要依據，也是衡量我國干部政績的標準。隨著人類環境保護意識的覺醒，我們對發展人與自然有了新的理解，中央形成了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為基本內容，以人為本、統籌兼顧的科學發展觀，所以我們應設計一套直接以社會基本需要為依據并有助于促進對生態環境與自然環境加以有效利用與保護的綠色GDP經濟指標體系。在制定“十一五”規劃時，把發展循環經濟，推進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作為重要宗旨。從國家全局角度看，有必要研究制定區域可持續發展指數，作為對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業績評價的重要參數。
此類教學環境設置的產生源于理論實踐分離的實驗室機房不能滿足教學同步進行的缺點。計算機類課程中很多科目都屬于實踐性非常強的科目，尤其是軟件操作類及計算機基礎類課程。此類課程沒有太多的理論內容，大部分內容都是實際操作。此類教學環境是多媒體教室和實踐機房的結合:教室前方配備多媒體控制臺、計算機、投影儀、音響設備等;教室主體為每人一機的學生端計算機。于此類教學環境下教學，教師的課程設計有了更大的發揮空間。以煙臺南山學院為例，目前該校所有計算機基礎課程全部在一體化教室進行。教師以案例引導、任務驅動的方式展開教學。教師利用電子教室軟件將教師端電腦的畫面廣播給學生進行案例效果展示、與學生共同進行案例分析與提示;之后斷開廣播，由學生在學生端電腦上按照案例效果與分析結果根據提示進行案例的自主學習;在此同時教師通過教師端實時監控所有學生端計算機，掌握學生學習進度、回答學生所問問題并及時進行輔導與解答;案例完成后，學生利用網絡資源自主進行開放式任務擴展，即完善了課程所學知識，又對案例內容進行了擴展學習，將所學知識融會貫通為己所用。充分發揮了計算機類課程特點，使課程效果大幅提高。
二、基于網絡的自主學習環境:
隨著科技的進步，各門學科都產生了其學科本身特點所決定的深層次的變革。高校學生在知識獲取過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開闊性與實時性變化。學生的學習再也不像以前一樣局限于教師授予和課本介紹，不論哪個學科學生學習過程中所要涉獵的知識越來越廣闊，甚至連圖書館藏書都不能滿足學生實時的需要。而基于此問題應運而生的基于網絡的自主學習環境的建設就是各高校在現階段需要完成的重點問題。
首先，基于網絡的自主學習環境的建設的第一方面就是教學資源的準備。在網絡技術與信息飛速發展的新時期環境下，教師的教學資源不僅僅局限于授課過程中使用的講稿與電子課件，而要根據學生學習需要建立起適合學生隨時自主學習的網絡教學平臺。教師將課程相關的教學大綱、教學計劃、實驗素材、課程要求、操作步驟、重點講解等內容公布于網絡教學平臺，供學生隨時下載與練習，跨越了空間與時間的限制，使課程開展于學生可供選擇的隨時隨地，大大提高學生學習的自主性。
其次，基于網絡的自主學習環境的建設促進了學生與教師之間的課下交流。學生在自主學習的過程中經常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難題，如果不能及時與老師進行交流而是必須到教師規定的答疑時間與答疑地點進行解答，問題就累積起來，影響繼續學習的進度。教師可以將學生在線提出的問題進行分類整理，進一步掌握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遇到問題較多的內容，通過論壇的方式在線與學生進行課程討論，擴大學生的知識范圍、開闊學生學習與教師課程設計思路，在實際課程中進行重點與難點的側重講解與鞏固，提高教學效果與質量。
（一）傳統教學理念根深蒂固作為高校教育核心課程之一的環境法，其受重視的程度遠不如其它傳統課程。學校、教師和學生都將環境法課程作為新生事物來看待，并沒有理性地思考其真正的價值和意義。特別是教師，作為環境法教學的組織者和引導者，其傳統、固有的教育理念早已根深蒂固。他們認為環境法作為無法與刑法、民法等大家公認的“大法”相較的“小法”，理應被擱置。于是他們將備課、上課、寫教學反思等一切與環境法教學相關的工作，視為毫無意義。從不受重視、被動接受、到強迫執行，環境法教學面臨著嚴重的危機。另外，上升到國家高度來說，國家司法考試中涉及環境法的內容少之又少，這客觀上一定程度上影響著高校對環境法教學的重視，同時也給學生傳遞著一些環境法不重要的負面信息，這種從上到下的教育理念成為環境法教學的一大障礙。
（二）教學模式過于陳舊僵化由于環境法課程是一門新興的課程，在各高校的開展程度也不同。在一些環境法教學剛剛起步的高校，教師缺乏豐富的教學經驗，往往延續傳統“滿堂灌”式的教學模式，將學生完全視為被動接受物，只注重在規定時間內將任務講完，其實就是照本宣科式的講解。學生也不加思索，只是一味跟著教師的步伐，一是一，十是十地記、背，從來不考慮“為什么會是這樣”之類追根溯源的問題。也許這種對學生識記環境法相關理論知識確實起到一定的效果，學生探索新知、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止步不前，遇到實際問題只能束手無策。換言之，這種教育模式只能培養不適應社會發展需求的高分低能型人才。因此，必須創新教學模式。
（三）教學過程重理論輕實踐環境法教學應注重理論聯系實踐，切忌在教學中將理論與實踐割離，這會造成環境法教學頭重腳輕，嚴重影響教學效率。目前，很多高校的環境法教師在教學中只注重對概念和原理的透徹解析，而完全忽視了對環境法實踐課程的開展。課堂上教師過分重理論輕實踐的行為，使他們呈獻給學生的環境法案例特別少，不能有效地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有些教師甚至從來不提案例的事情，只是每天按部就班的督促學生背書、記憶東西。這一行為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學生畢業后很難適應社會提供的工作崗位，容易被社會激烈的競爭所擊敗，陷入難以自拔的境地。
（四）教學內容繁雜無體系關于環境法教學內容方面，大體可以分為總論和分論兩部分，但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依然暴露出了很多問題。首先在是分論和總論的關系界定，環境法教學中對這種關系體現的不明顯。其次，分論是教學的主內容，由于其繁雜的特征，許多教師教學中主次不分，造成教學側重點偏差。再次，環境法教學內容將概念作為主體，而忽視案例分析，看規范分析重于價值評判。“重一家之說，輕百家之言”成為環境法教學內容體系的弊病，這種弊病一天不解決，勢必會影響整個環境法教學的質量。
（五）教師的教學技能普遍較低隨著環境法受重視程度的加深，環境法課程教學改革逐步展開，這對環境法教師的教學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種種原因，各高校環境法教師的教學技能普遍偏低，很難適應教學改革創新的要求。例如，法學中的雙語教學要求教師必須掌握兩門以上的語言，但很少教師可以完全駕馭兩種語言。以英語為例，雙語教學中，部分教師雖然能夠掌握英語，但由于專業知識不夠扎實，在進行實際教學中總出現一定的問題。教師環境法教學技能低下的現狀，也嚴重影響著教學工作的順利進行。
二、改革和創新環境法教學的有效途徑
針對當下該校環境法教學現狀及存在的一系列問題，筆者根據多年的教學研究，開辟出改革與創新環境法教學的有效途徑，主要通過以下四個方面展開：
（一）提升重視程度，改革教學理念近年來，環境法教學始終處于一個發展的怪圈，相較于民法、刑法等“大法”來講，環境法似乎永遠都無法擺脫被忽視的命運。學校、教師、學生的不重視，甚至國家司法考試都將其置于毫不顯眼的位置。傳統教學理念始終固守成規地阻礙著環境法教學的順利實施。為了適應環境法改革的發展要求，必須提升重視程度，改革教學理念。國家層面，教育部要改革教育理念，將高校環境法課程置于高校本科教育的重要位置。司法考試也要加大對環境法相關內容的考試力度，勢必運用多種策略提高人們對環境法的重視。學校層面，學校要將環境法作為法學的必修課，并且鼓勵、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環境法意識，明確學生的學習動機，逐漸剔除學生為考試而學習的功利性目的。教師層面，應轉變傳統、機械的教學理念，拋開以往對環境法歧視的態度，全身心投入到環境法的教學中，注重對學生學習興趣的培養，逐步探索、創新環境法教學技能。以提高大學生環境保護意識、法制觀念和促進中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最終目標。
（二）創新教學模式，活躍學生思維創新教學模式是環境法教學改革和創新中不可或缺的步驟。環境法教學改革要求教師要摒棄傳統環境法教學模式中的不適應改革發展的部分，并為創新教學模式注入新的源頭活水。傳統只注重概念講解的“照本宣科”式教學模式，不能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性作用，課堂氣氛沉悶缺乏生氣，環境法教學效率低下，可見一斑。因此課堂上教師要創新教學模式，嘗試多樣化的教學方式，激發學生學習的動力，活躍學生的思維，達到中環境法教學的初級目標，繼而不斷向目標最終邁進。例如，教師可以采用多媒體、案例解析、以學生為教師等教學模式來達到環境法教學質量的提高。媒體教學方法的使用受到了包括高校在內的幾乎所有學校的普及，但部分高校的教師只重視對重要課程采用多媒體教學，對環境法的教學，多媒體的運用尙不得普及。因此，環境法教師應勇于應克服缺陷，在教學中應重視多媒體網絡技術的教學方法。有趣并貼近實際的案例，為枯燥的理論學習帶去一絲清涼，教師在教學中應注重對各種環境案例的搜集，課堂上組織學生討論，提升學生的綜合實踐能力。另外，教師可以鼓勵學生自己當老師，這樣不僅鍛煉學生的膽識，激發學生的創新思維，還有利于課堂學習效率的提高。
（三）理論實踐并重，關注經典案例為了提高環境法的教學效率，絕不可忽視其實踐性的特征。因此，在環境法教學中要更要遵循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原則。傳統的環境法教學課堂極其封閉沉悶，滿教室都是教師講解理論知識和學生死記硬背的聲音，完全缺乏學習朝氣與創新氣息。為了適應改革對實踐教學的要求，必須實行開放式教學，將理論與社會實踐置于同樣的發展平臺上，將實踐教學作為環境法教學改革的重中之重。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各高校可以開展一定的環境實踐活動，比如，教師可以帶領學生走出傳統課堂，定期組織學生觀看一些法庭審判，明確環境案例的解決措施；以課堂為法庭，模擬法庭教學；開展保護環境的相關公益活動等為提高學生的環保意識、樹立積極的環境觀意義重大。為了增強課堂的實效性，教師作為課堂的引導者，應在理論課講解時將案例分析置于重要地位，特別是那些永不過時的經典案例，教師應透徹分析，通過設問、誘導、激勵等方式促使學生參與案例討論，逐步提高學生分析環境法律問題的能力。教師要適時抓住一些新型的、可以吸引學生眼球的案例，這些案例對提升學生環境法意識、培養學生的社會實踐能力具有重要意義。
（四）優化教學內容，理論聯系實際首先是正確界定分論和總論的關系，認識到二者是個別與一般，個性與共性的關系。在分論中，有的教師講解環境污染防治法，生態保護建設法、自然資源法等，有的教師在講解中則忽視生態建設保護法，只講剩余的兩個。這就要求合理優化教學內容，實現教學內容的一體化、系統化，形成科學的內容體系。其次，環境法內容繁雜，且重理論輕實際的課程內容極為不合理，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中精選教學內容，并遵循理論聯系實際的教學原則，將案例較少的內容加之具體的典型案例，多多分析，從而時學生達到在理論的指導下可以順利完成實際案例的效果。例如，教師在講解各部門支部法律的時候，除了對具體的重點內容（概念、原則、制度等）進行詳細分析之外，還要借助具體的案例，引導學生針對案例中出現的問題進行討論，在反復的學習和討論中，學生不僅鞏固了所學理論知識，同時養成了探疑、析疑、解疑的能力，這對其實踐能力的提高至關重要。最后，在每講解完一部分后，教師應運用圖表法或樹狀結構圖等方式將知識串聯起來，使知識具有一定條理性，便于學生學習和記憶。
（五）提升教學技能，打造金牌教師提升教師教學技能首先應提升教師的專業素養。環境法教學具有綜合性的特點，這就要求教師應具備扎實的專業知識，這種專業知識具有一定的廣泛性，既包括政治、經濟，也包含文化、科學等。細化為環境經濟學、環境倫理學、行政法律等學科。因此教師要不斷的學習，關注各學科最新的環境動態，不斷吸取寶貴的學科知識和經驗，促進環境法教學在活躍生機的教學環境中進行。其次，學校要鼓勵和引導教師加強自身專業知識的學習和鞏固，并定期對教師進行教學技能方面的相關培訓。對教師的培訓可以從三方面展開：一是加強對多媒體使用技能的培訓，如計算機的熟練操作、多媒體硬件的無障礙使用。二是提供相應的經費為進行雙語教學的教師創造學習外語的有利條件，可以在本校進行外語學習，也可以將一些優秀的教師派遣出國，加強學習和深造。三是重點加強對青年教師的技能培訓，不僅要重視其專業知識的提升和教學技能的培養，更應該從思想上轉變其教學觀念，打造最具有潛力的金牌環境法教師。
三、總結
1.旅游開發對非生物類旅游資源的影響
非生物類旅游資源包括水體、大氣與氣候、土壤與巖石等，既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重要載體，又是構成旅游資源與環境的最基本要素。隨著旅游業的發展，游客、車輛、物資等大量涌入旅游地，旅游區出現了水質惡化、大氣污染、土地板結、巖石(山體)坍塌等現象，這些對旅游資源構成了嚴重威脅。旅游對資源與環境的破壞，尤其表現在水體資源與環境方面。
2.旅游活動對生物資源和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地球上有豐富的動植物資源，不但可以單獨成為人類的旅游產業開發和利用對象，而且還與非生物類旅游資源組合，構成了歷史文化旅游資源的重要依托或自然生態旅游資源的總體系。
二、旅游開發與環境保護的關系
旅游地生態系統是旅游資源與環境的同一體。與其他生態系統構成因子一樣，一方面旅游資源與環境的演變同樣也必須遵循生態學的基本規律。根據美國生態學家哈定和小米勒提出的生態學三定律，可得出三個結論：
1.旅游地生態系統中的所有事物(包括旅游資源及其各個構成因子)是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的，旅游活動對旅游資源與環境的影響也不是孤立的。
2.旅游活動不能對旅游地生態環境中的生物化學循環有任何干擾。
3.旅游活動影響旅游資源與環境后會產生無數效應，其中許多效應是不可逆的。這三個基本結論給我們提出了對旅游活動進行管理時的基本原則和基本要求。另一方面，根據景觀生態學的理論，在旅游地這個生態系統中，由于旅游區劃而對旅游資源進行的分割構成了不同類型的景觀單元(即斑塊)，這些景觀單元的空間格局隨著生態過程的作用而不斷改變。
三、建立旅游資源與環境保護的制度體系
通過立法建立旅游資源與環境保護制度，實現對旅游活動的規范管理，是當前旅游資源保護和旅游業發展面臨的緊迫任務。立法必須建立在深入研究旅游活動對旅游資源與環境影響的基礎上，必須以生態學理論為指導，遵循資源與環境演變的自然科學基本規律，這樣才能保證旅游資源與環境保護制度的合理性和科學性，達到制定這些制度的根本目的。
1.旅游規劃制度
旅游規劃是指運用適當的經濟、技術手段，對旅游區的旅游資源、人力資源、資金與物力資源進行合理配置，以確定區域旅游資源的經濟開發目標，實現旅游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協調。
2.旅游資源與環境影響的評價
制度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最早為美國所創設。《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規定，對環境質量具有重大作用影響的聯邦建議、立法方案和重大聯邦行動都必須提出環境影響報告，包括該建議或行動實施可能產生的環境影響和擬議中的行動選擇方案。實施這一制度是對傳統決策機制的變革，是協調“人與環境”關系的一種新途徑和新方法，并已成為國際環境管理一種慣例。
3.旅游容量控制制度
保護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將人類活動控制在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之內，是實現系統與區域可持續發展的最基本的要求和首要條件。旅游容量控制制度，是指從這一制度出發，根據旅游承載能力確定旅游區的游客容量，對進入旅游區(點)人數進行控制的一項管理制度。這個制度在保護旅游資源、實現可持續旅游目標方面十分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