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2 17:4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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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產品的加工行為、性能、分子結構作為設計原則是現代化學產品工程發展的基本方向，其設計目標是設計出滿足現在市場需求的化學品。產品工程的工作人員必須對分子結構作用在產品性能方面產生的影響進行預測，還要能夠在此基礎上設計出性質需求相符合的化學產品。在整個的分子產品過程當中，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分子性能以及結構，通常來看，半經驗方法、計算化學領域的理論與方法是其采用的最主要的分析法。如果使用計算機輔助分子法，能夠把產品的能源消耗以及產品的開發周期降到最低，這種設計的辦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和特殊性質要求的分子混合物和分子相互符合。而且能夠在很多的分子中找出與產品最符合的，就一般來而言要進行正反兩方面分析。首先，制作相關關系模型，在模型的基礎上了解分子交互作用和性質之間、分子節后的一些關系。然后，以關系模型作為基礎，對分子結構進行不斷的優化，讓其和性質要求能夠相符。
二、精細化工領域數字化工
1.數字化工的特點基本特征探索一種全新的數字化的基于工藝過程數學模型進行工藝技術仿真實驗研究的方法、構建多功能數字化工過程及其控制系統，以控制系統開發人機操作界面，通過建立工藝過程的全范圍、高精度動態數學模型的方法被稱為數字化工技術。它的主要特征包括：有雙重用途，即系統控制以及工藝過程實驗。能夠利用有限的設備進行多種過程實驗的最佳組合，能夠選擇多種方案以及過程控制法來進行實驗，達到了連續、間歇反應動力學實驗。不需要投入材料，可以安全的智能化實驗，環保節能、易維護、使用、標準化、素質化等。
2.功能性的數字化工過程的研究多功能數字化工過程系統的研究是一個具備前沿性和原創性的探索性課題，需要引進大量的技術人員開展關于技術創新的工作。創新技術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關于比較復雜的化工過程的高精度、全流程、全范圍動態的數學模型的建立辦法。化工過程一般都是間歇式的方式，在化工過程開始運行，到運行結束各個環節的實驗數據分析，發現在工藝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是分布參數、變化性、不平穩性、非線性等比較復雜的性質，這些復雜的特征給數字化工過程模型的建立帶來了極大的困擾。通過對過程機理建模、模糊邏輯建模、人工神經元網絡建模和系統識別建模等各環節的研究，可以建造復雜性高的化工數學模型過程。關于虛擬人機操作界面的研究。高度逼真的人機操作界面對于工業過程中需要的數字化實驗的實現是必不可少的，通過模仿實際操作過程中工作人員的操作步驟，實現操作控制由數字化試驗系統進行操作。對于此系統的開發必須提高人機操作界面技術，充分實現數字化工代替人工操作的方法。
人機操作界面與數學模型進行數據交換的新技術。關于數字化工控制系統和數字化工過程系統的研究，需要解決的技術就是數據的交互。人機操作界面發出的命令及操作必須讓數學模型收到并運算數據信號，再將運算的結果顯示在人接操作界面上。需要對高速動態數據函數鏈接庫進行探究和建立，或者對于高速動態數據的數據交換方式進行探究和建立，以促使人機操作界面與數學模型的數據系統和數據交互形成一個整體。
三、總結
論文摘要:循環經濟是國家經濟調整的主要發展方向，今年以來，我國每萬元GDP能耗比1980年下降了65.5%.工業“三皮”縮合利用產值為1985年的14.6倍。但與發達國家之間差距依然明顯，我國姻鐵、電力、水泥子單位產品能耗，比世界先進水平平均高出20%左右;礦產資源總回收率為30%,比國外先進水平低20%以上。
論文關鍵詞:循環經濟煤炭
根據國家的規劃，到2010年，中國將建立起比較完善的循環經濟法律、法規體系、政策支持體系、技術創新體系和有效的約束機制。首先，國家重點行業資源利用效率將有較大幅度提高，形成一批具有較高資源生產率、較低污染排放率的清潔生產企業;重點領域建立和完善資源循環利用體系和機制;全國資源生產率大幅度提高，廢棄物排放顯著削減，初步建立起資源消耗、環境污染少、經濟效益好的國民經濟體系的資源節約型社會。同時，國家將把發展循環經濟作為政府投資的重點領域，加大對循環經濟發展的支持。對一些重大項目進行直接投資或資金補助、貸款貼息的支持，引導各類金融機構對有利于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重點項目給予貸款支持。
煤炭企業的經濟效益主要依賴量的增長，企業抗風險能力非常差。由于長年開采，對生態環境破壞非常嚴重，地質災害、空氣污染、水資源破壞、水質污染、固體廢物污染已經直接影響到礦區的生產生活。煤炭資源枯竭，次級資源、伴生資源大量廢棄。煤砰石山自燃破壞了環境，影響了地下水、土壤土質和空氣等的質量。以往高投人、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必然會導致資源的枯竭，釀成災難性的環境污染后果。
煤炭企業應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積極推進循環經濟發展模式，走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利用少、環境污染低、人力資源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發展循環經濟，有利于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提高企業科技含量。煤炭企業是以煤炭資源為重點的企業，發展原煤洗選、型煤加工，提高礦產資源綜合開發和回收利用率，加大粉煤灰、煤砰石的綜合利用，構建煤一電一建材產業鏈，引進關聯度較高的技術、加大節能技術、節水技術、鏈接技術、新材技術、生態技術的研究應用，用高科技技術和先進實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提高資源韋約利用水平，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同煤集團用發展循環經濟的原則，積極推進煤炭企業產業結構的升級。同煤集團塔山工業園區的建設模式，具有鮮明的“循環經濟”特點，體現了“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的要求，通過拉長產業鏈，榨干廢棄物，形成閉合的產業鏈條，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使環境、資源所付出的代價降到最低。在規劃上充分利用地形高差，使煤流方向自高向低流動，各廠以園區主千道為中軸線，按原材料的來源進行合理布置，并力求工藝合理，系統簡單，功能分區明確，減少環境污染。并設計上按照“以煤為主，多業并舉，綜合發展”的思想，形成以礦井為龍頭，以煤炭深加工和資源綜合利用為目的，實現以煤為主，多業并舉的產業鏈。
塔山工業園區的產業鏈構成是:以建設塔山礦井為龍頭，配套建設相應的選煤廠;選煤廠生產的精煤直接裝車外運;選煤廠分選出來的低熱值煤(包括煤泥、中煤)和煤砰石輸送到4x5萬kW的資源綜合利用電廠發電，電廠產生的余熱用于居民區的冬季取暖，同時建設裝機容量為2x60萬kw的坑口電廠，利用電廠排出的粉煤灰和煤殲石為原料，建設水泥廠和建筑材料廠;利用采煤過程中采出的伴生物高嶺巖為原料建設高嶺土鍛燒廠。這樣，各個生產單位首尾相聯，環環相扣，上一個生產單位的廢料正好是下一個生產單位的原料，做到了資源的充分循環利用，并且把廢物排放和對環境的污染降到最低。將傳統的資源一產品一廢棄物單向直線式經濟發展模式，變為資源一產品一廢棄物一再生源的反饋式循環經濟發展模式。
塔山工業園區的建設，將從根本上扭轉多年來大量消耗、大量廢棄、大量污染的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為資源型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走出一條新路。從經濟效益上看，塔山工業園區具有較大的盈利能力。根據初步制定的園區循環經濟實施方案，園區各個項目全部建成并達產后，年銷售收入可達60億元人民幣，稅后財務內部收益率12.39%，投資利潤率10.57%，投資利稅率14.78%,盈虧平衡點64.7%,12年即可收回投資，這些都大于(或好于)建設項目的基準要求。從社會效益上看，塔山工業園區建設將為改變資源型企業的發展模式樹立樣板，做大了煤炭主業，實現了規模化經營;調整產業結構，實現多元化經營;保證生產接續，促進礦區社會穩定;并為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做出了貢獻。
從同煤集團塔山工業園區的建設，可以看到煤炭企業要發展壯大，就必須通過產業鏈的縱向延伸，橫向拓展和就地循環，走傳統工業新型化，新興產業規模化的道路，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保護型企業，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緩解資源約束矛盾和環境壓力，才能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一、背景
WTO《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之前，已經有一些公約對知識產權進行國際保護，例如《巴黎公約》(產權)、《伯爾尼公約》(版權)、《羅馬公約》(鄰接權)和《關于集成電路的知識產權條約》。
但多數知識產權產品出口商對已有的公約并不滿意。他們認為，《巴黎公約》沒有規定專利的最低保護期限；對于商業秘密的保護沒有專門的國際條約；對機軟件和錄音制品應當加強國際保護；已有公約對假冒商品的處理不夠有力。另外，他們還要求確定一個有效的爭端解決機制來處理與知識產權有關的。1947年的關貿總協定也涉及了知識產權問題。從上講，關貿總協定的國民待遇(第3條)、最愚國待遇(第1條)、透明度(第10條)及利益的喪失或損害(第23條)，都可以適用于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但關貿總協定中直接提及知識產權的條款和很有限，只有原產地標記(第9條)，要求締約方制止濫用原產地標記的行為；為收支平衡目的使用配額，不得違反知識產權(第12條第3款、第18條第10款)；一般例外(第20條第4款)規定，保護知識產權的措施應當是非歧視的。可以說，知識產權保護在關貿總協定中并沒有明確的規則。
關鍵詞：經濟倫理；市場經濟；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069.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19-0007-02
經濟倫理涉及到經濟活動的各個領域和各個方面。凡是有人活動地方和領域，自然就有倫理問題。因此，經濟倫理所要研究的問題自然也就非常之多。不過，我們認為，在當前尤其要突出對以下諸問題的研究，以便給人們一個明確的回答，至少也應該給人們一種可供借鑒的思考。
一、關于人與自然的關系
人與自然的關系，從經濟學的角度考察就是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的關系。在處理這個問題時，我們可以有三種選擇：一是把經濟發展放在第一位，在經濟發展中盡可能地通過運用市場機制、技術手段等途徑與方式來解決環境保護問題；二是把穩定生態、保護環境放在第一位，在生態承載能力所能容許的限度內發展經濟；三是改變現有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走可持續發展道路，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互相支持、互相促進。當然，我們應當作第三種選擇，走可持續發展道路。
但是，發展道路的正確選擇不等于所有問題的解決。從經濟倫理學的角度如何幫助人們確立新的經濟增長觀、消費觀以及生態倫理觀，還有許多問題需要深入研究與認真解決。現在，一些有智之士積極倡導建立一種“地球倫理學”和確立“全球道德標準”。但這還只是一種設想，頂多也只是擬出了一些原則性要求，真正要完成這一壯舉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堅持走完這一段路，是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共同責任。
二、關于人與社會的關系
人（含法人，以下同）與社會的關系，首先是指個人與社會公眾的關系。從經濟學的角度考察，實際上就是人們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之間的關系。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堅持辯證的統一觀。應當明白，不論什么人，只有在堅持和維護社會效益的前提下去獲取和增進個人或企業經濟效益才是合理的。只有這樣，才能贏得良好的社會聲譽，樹立自己美好的社會形象；也只有這樣，才能為自己的發展創造廣闊的前景。否則，于己、于人、于社會都不利。
人與社會的關系也可以是公與私、局部與整體的關系。在這個問題上，曾經提出“統籌兼顧，適當安排”、“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關系的原則。從倫理學的角度，他還大力倡導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奉行大公無私與無私奉獻的精神。現在，這些原則和主張在一般民眾中都很少提及或根本不提了，較多的倒是強調個人或本單位、本地區的利益，尤其突出個人的價值存在與價值實現。
到底如何處理人與社會的關系，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可以有一個量的規定，但是從倫理學的角度來看卻沒有那么簡單。這是一個亟待研究和解決的問題。我們認為，無論怎么說，人不能太自私，總得要有點精神，有點為公的思想與德性。日本著名企業家堤義明先生曾提出“感謝”、“奉獻”四個字，以此作為自己做人與辦企業的宗旨。“感謝”、“奉獻”，意即“感謝民眾，奉獻社會”。既然一個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企業家都能如此開明，更何況我們中國的企業家與公民呢?我們應該比這做得更好才是。
三、關于人與物的關系
我們的企業和我們的國民所從事的各種經濟活動到底是為了什么?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物欲、金錢欲，還是為了顯示自己的個人價值?應該說這些都不是。我們所從事的一切經濟活動都是為了服務社會、服務民眾，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從倫理學的角度考察，我們的經濟活動在實現上述目的的同時，還是為了向社會推崇一種文化，一種精神與倫理，讓人們在從我們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中既得到物質享受，又得到文化享受與精神熏陶。隨著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后者將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因此，企業經營要日益突出文化與倫理的因素，不能物欲第一，金錢至上。就企業內部來說，尤要把人的培養與企業精神的提煉放到首要位置，不僅要出優良產品，豐厚利潤，而且還要出優異人才和優秀文化；不僅要創造和積累更多的物質資本，而且還要創造和積累更豐富的精神資本。這應當成為我們的共識與選擇。
四、關于利與義的關系
如何處理義與利的關系，是經濟生活中遇到的又一個突出問題，迫切需要作出符合經濟與倫理的解釋。我們認為，義與利的關系，除了部分包含有上述關于人與社會、人與物的關系意義之外，在這里主要指經濟手段與其所要達到的目的之間的關系。恩格斯曾經指出，人們所從事的一切都與他們的物質利益有關。不講利是不行的，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講利更是不行。不然，人的經濟活動就失去了物質動因。
但是講利，必須有方、有度，不可走極端。所謂必須有方，就是取之有道，符合“義”的要求。即必須遵循一定的道德原則與規范，不可胡作非為，使出“假冒偽劣”、“坑蒙拐騙”那一套。如果這樣，那就叫傷天害理，缺德。所謂有度，就是利的獲取必須有一定量的限制，不可沒有一個底。不然，就叫欲壑難填。這樣，就可能鋌而走險，為富不仁。英國哲學大師培根曾經說過：“我把財富當做德行的累贅。……過多的財富是無用的，因為一個人的需要是有限的，超過這種需要的錢財便是多余之物。不知道曾有多少人因多財而遭禍啊！因財富而毀掉的人豈非遠比被財富所救的人多些！”他還指出：“不要夢想發橫財。財富應當用正當的手段謀得，應當慎重地使用，應當慷慨地用以濟世，而到臨死時應當無留戀地與之分手。”[1]所謂不可走極端，就是不要把利潤當做唯一目的或終極目的。應該說，企業除了獲取利潤之外，還有比利潤更重要的東西，即如前所述關于企業文化、企業精神（或企業靈魂）等，如果沒有這些，獲取利潤的愿望也很難實現。美國著名企業家、“為您服務”公司總裁比爾?波拉德說得好：“利潤對我們來說只是中間目標而不是終極目標。……如果我們只講利潤，我們就不會培育企業靈魂。最后，我們相信，這樣企業就會失去方向和目標，也就會失去客戶，更失去利潤。”[2]似可說，這也就是我們應該具有的義利觀。
五、關于公平與效率的關系
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也是長期困擾我們的一個嚴重問題。相對來說，改革開放之前，我們在一段時間內有些過于強調公平而比較忽略效率，結果使我們陷入了絕對平均主義的境地。現在，我們提出的方針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一主張雖得到了社會的普遍認可，但其執行結果有些不如人意。第一，有一些人、或單位與地方，為了追求所謂的高效率，竟不擇手段，為所欲為，擾亂經濟秩序與社會秩序，影響經濟發展，危害社會穩定；第二，為了追求所謂的高效率，一些人和單位竟違背天理良心，甚至鋌而走險，在一些地方與部門使法制受到踐踏，道德遭到淪喪，大煞社會主義文明之風；第三，追求所謂的高效率，導致了社會財富的分配與占有過于懸殊，出現了嚴重的貧富不均。其結果是效率似乎上去了（然而其真實水平并不高，如大量社會財富的流失、大批假冒偽劣產品的存在和一些統計部門的有意“滲水”足可以說明這一點），但是公平不夠。
到底應該如何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我們認為，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實行的是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經濟形式本身使公平與效率具有內在的一致性。關鍵在于我們如何操作。從理論上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比過去實行的計劃經濟應該更具有優越性。因為它既能體現一般市場經濟的優勢實現高效率，又能體現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優勢保證公平。公平與效率比起來，公平更能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因此，在中國現實條件下我們應該更多地強調公平，在保證公平的基礎上，尋求提高效率的有效途徑與科學方法，使二者互相促進，共同發展。
在理解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上，有一種觀點值得商榷。即所謂只有效率上去了，“餅子”做大了，才能考慮公平；或者只有效率上去了，“餅子”做大了，公平即可自動實現。這是一種不合實際的、天真的想法。我們認為，公平與效率分屬于兩個不同的范疇，公平屬于倫理范疇，效率屬于經濟范疇。在一定意義上說公平可促進效率，但效率卻不能保證公平。事實表明，不論效率多高，不公平總是存在。公平的實現只能靠制度，靠倫理。如果不是這樣，那么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發達國家早就應該是公平的極樂世界了。
六、關于競爭與協作的關系
人們常說，“市場如戰場”。這是不是說，人們身居市場，面對競爭，就一定是同在戰場一樣，刀槍相對，你死我活?未必。因為社會發展到今天，從世界范圍來說資本主義已經走過了它的野蠻發展時期。經過幾百年的社會與文明的變遷，各種市場規則已經普遍建立，經濟秩序也日臻完善，競爭已經不是過去人們所想象的那樣野蠻與殘酷。另外，在中國現實條件下，市場經濟已經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在很大程度上也改變了競爭的激烈程度。因此，我們認為，今天的競爭就是一種比賽，其目的主要是為了追趕或超越對方，而不一定就是要把對方打倒或扼殺掉。競爭不僅要靠實力，更要靠文化，靠自己特有的商業道德與良好的公眾形象，用這些去打動人心，征服社會。只有這樣，才能在競爭中取勝。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除了競爭之外，我們還要提倡協作。各類經濟主體都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開展互助合作。在此過程中，互相取長補短，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在合作中要真誠友好，互相尊重與信任。如果沒有這些，合作就會散伙，有序競爭就告結束。所以在今天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既要講競爭又要講協作，缺一不可。
參考文獻：
論文摘要：對于對外貿易迅猛發展的中國而言，人民幣匯率波動的貿易效應受到了學術界廣泛關注和思考，本文將對相關文獻按照總體和區際分類的角度的進行評述。
1．人民幣匯率波動與中國總體貿易效應研究評述
近年來，由于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關于人民幣幣值匯率波動對我國總體貿易影響的討論一直十分激烈。縱觀這些成果的研究結論，大致可以分為三種觀點：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有著正面影響；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有著負面影響；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影響不大。
1．1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有正面影響
魏巍賢早在1997年發表于《統計研究》的《中國出口與有效匯率的關系分析》一文對此有比較詳細具體的實證分析研究，最終筆者得出結論：從長期來看，改革開放以來出口總量的不斷增大與有效匯率的持續貶值密切相關，因此這意味著兩方面內容，一是我國以促進出口增長為目標的匯率政策是長期有效的，改革以來的匯率貶值確實起到促進出口長期增長的作用；二是我國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不盡人意，長期的出口增長過分依賴于匯率的貶值。臨時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內也百弱f起出口總量的變化使之脫離它與有效匯率的均衡關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經濟研究》發表的一文《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國對外貿易的關系》根據1973—2001年的年度統計數據，采用與魏巍賢相類似的方法．即用單方程協整分析檢驗調整后的實際匯率arer、中國外貿進出口總額、出口額和進口額的協整關系。加之eg兩法估計它們之間的長期關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等實證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國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也得出了相類似的結論，即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國對外貿易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并且筆者還證實了實際匯率可以改善短期內中國的對外貿易狀況。
通過檢索文獻發現．該類文獻的數量相對而言比較少，原因應該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總體事實與該理論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有負面影響
鄭愷2006年發表于《財貿經濟》的一文《實際匯率波動對我國出口的影響——基于sitc比較》對“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有負面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簡要綜述如下：
根據有關的國際貿易理論，決定對外貿易通常有3個變量。第一是外國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對于外國商品的貿易條件，第三是貨幣比價即匯率大小。由此，為了度量匯率波動對貿易的影響，必須控制以上3個變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統計數據，筆者采用美國的工業生產指數來代替gni或gdp數據，此外由于我國不存在進出口價格的完整時間序列數據，因此可以利用實際匯率進行替代。在構造實證模型時，筆者將波動率作為外生變量，在存在協整的情況下，相應采用var的擴展vec模型來估計估計短期內波動率對貿易波動的影響。其構造的模型為：
其中，ex為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數量的自然對數值，i表示為不同的行業，ipf為美國工業，生產指數的大小，r表示人民幣兌美元的實際匯率的自然對數值，v表示實際匯率的波動率，ecm為誤差修正項，反映了貿易變化的長期趨勢。j表示變量滯后階數。
筆者運用了以上var的擴展模型進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決不平穩數據造成的不穩定性以及內生變量之間的相互影響。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匯率波動對貿易的影響，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來中國對美國按sitc出口貿易與實際匯率波動的關系，結果表明我國的一些行業受匯率波動的負面影響較大。
此外，李建偉、余明2003年在《世界經濟》發表的《人民幣有效匯率的波動及其對中同經濟增長的影響》一文也對“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圍總體貿易有負而影響”這-fq題進行了實證研究．筆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數據，與鄭愷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偉、余明兩位學者運用的是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進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的十日關關系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是影響中國進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的重要因素，從而他們認為人民幣有效匯率大幅度波動會對中國經濟增長形成巨大負面沖擊。
1．3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影響不大
曹陽、李劍武于2006年在《世界經濟研究》發表的《人民幣實際匯率水平與波動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數據，首先用ak—garch模型測算出人民幣實際匯率的波動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兩步法，進行了協整分析，從而對“實際匯率波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進行研究，筆者發現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增加對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不顯著。
強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經濟研究》發表《有關人民幣匯率問題的對外貿易分析》一文．筆者通過對我國1990—2001年各種價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幣匯率和中國對外貿易的關系。首先分別構建了出口方程以及進口方程，根據1990—2001年的樣本數據，用eviews軟件進行回歸分析，最終得出了中國對外貿易出口額、進口額與人民幣實際匯率之間存在的彈性關系不大，相關性較弱的結論。
綜上所述，以上三類文獻分別從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的正面影響、負面影響和影響不大三個方面進行了實證研究。
2．人民幣匯率波動與中國區際貿易效應研究評述
劉巍、郭友群2003在《國際經貿探索》發表了《對人民幣匯率與廣東省進出口額之間關系的實證分析》一文，筆者運用廣東省1987-2001年的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指出人民幣牌價匯率變動1個單位，廣東省的出口額就同方向變動o．15億美元．人民幣牌價變動1％，廣東省出口額就同方向變動29％。這個結論說明，人民幣貶值有利于廣東省出口的增長。得出同樣結論的有關研究文獻是戴世宏2006年發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上海市貿易收支的影響》一文，筆者采用adf檢驗，對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進口額及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進行研究．發現人民幣匯率貶值有力地促進了上海市出口貿易的增長，這種促進作用隨著貿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斷增強；進口方面，人民幣貶值對上海市進口產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兩篇文獻主要是基于實際匯率與進出口量的關系分析，而陳志昂2001年發表于《商業經濟與管理》的《人民幣匯率與浙江出口變動的實證研究》一文則是分別考慮了實際匯率和名義匯率對貿易的影響，在泰米姆·貝佑米估計的貿易方程的基礎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關數據，建立了以匯率和貿易國國內生產總值為變量的長期和短期回歸模型，實證分析分析得出結論：人民幣名義匯率對浙江出口正相關，實際有效匯率對浙江出口負相關，但匯率彈性較低。
所以，結合以上文獻總的來看，人民幣匯率波動對各省對外貿易的影響的不同結果符合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市場規模不斷擴大，“中國制造”和“世界加工廠”逐漸形成的事實，并且市場規模的出口效應大都分布在中國的沿海發達地區，基本與經驗判斷一致。
一、中國公民社會理論研究興起的背景
從civil society的本源來看，它是一個完全源于西方的極富包容性和開放性而內涵不斷變化的概念，在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被賦予了豐富的涵義，甚至可以說是不同的意蘊。然而，從90年代開始，大陸學界對這一概念傾注了大量的熱誠。對中國大陸的學者而言，借助于這樣一個純粹西方的概念并不僅僅是用于解決現實的困境，更多的是希望能用其來提供一個解決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路徑及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種理想框架。
1.從整個世界的大環境來看，自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的公民社會理論在西方的重新復蘇為中國學術界提供了最直接的知識來源。西方公民社會理論之所以復興，其原因在于：A.從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幾乎所有的非西方國家都面臨著強大的民主化浪潮，在這股浪潮的推動下，人們重拾了對市民社會的關注。
B.前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日益暴露出來的高度集權的弊端使人們開始對斯大林式的全權國家進行反思。從70年代起在東歐的一些國家自下而上的出現了聲勢浩大的爭取民主的運動，一些學者借助于市民社會的概念對表達他們的反國家主義的思想，最終釀成了90年代初的蘇聯、東歐巨變。有學者把巨變看成是市民社會復蘇的直接結果。
C.從整個西方社會來看，二戰后，隨著凱恩斯主義的失靈，福利國家的危機，也促使一部分學者呼吁限制國家的權力和活動范圍，向市民社會回歸。國家中心論開始衰落，人們期待官方的、扎根于共同體的組織比國家更能解決所面臨的實際問題。80年代起，隨著治理和善治理論的興起，國家權力重新向社會回歸，公民社會理論家開始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對此理論展開研究。
2.中國國內狀況的政治體制改革與公民社會的復興密切相關
由于市場經濟的確立讓學者們敏銳的看到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可能會促使在中國出現一個類似于西方早期公民社會的階層，并推動政治社會體制變革，從而使中國走向真正的現代化之路。因此，civil society這樣一個極具靈活性和挑戰性的概念在90年代的中國學界看來，因為能夠作為這個古老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的工具因而也不可避免的帶有了濃郁的本土色彩。
從中國大陸的研究情況來看，公民社會理論的興起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理論介紹引入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從1992年開始到上個世紀末。90年代開始，中國正值政治社會體制轉型期。中國的政治體制正從無所不包的、社會力量被行政吞噬的國家體制中轉型，從個人的淡化到個人主體自覺意識的復蘇，從分割的城鄉二元體制到變遷的城鄉結構。尤其是1992年中國經濟改革進入了市場經濟新階段，現實層面的發展需要重新確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而作為后進國家的中國，在追趕西方的過程中也急需借用西方現代化的經驗。在這樣一種大氣候下，中國知識界在對西方理論進行甄別時，選中了公民社會這樣一個發源于西方，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密切相關的且又重新在西方得到復蘇的概念。
在這一階段，知識界對公民社會的討論主要圍繞現代化的進程而展開，這與公民社會這一概念的“舶來”性緊密相連。這一時期的成果，除了探討建立中國的公民社會以外，主要集中在對西方公民社會理論的評介上及對概念移植中國展開論證。（以〈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為代表，首先在1992年率先推出鄧正來、景躍進的〈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這是當代中國研究公民社會之濫觴（見鄧文）。隨后，這份刊物發表了一系列的有影響的文章，圍繞如何建構中國公民社會，及中國公民社會有無可能而展開。（出版的國家與社會論文集）
到了上個世紀末以后，隨著世界范圍內的治理與善治的興起，15大之后的政府機構的需要對中國政府的治理變革、創新制度研究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公民社會理論的興起符合了中國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發展趨勢（見《治理的變遷》，俞可平）此階段的研究主要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對作為實體的公民社會進行實證的研究、對國家、社會之間疆域的確立、社會空間的建構及第三部門的發展展開切實的論證。二、
公民社會研究的內容
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的研究的核心主要有兩個，一是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話語體系，或是說中國的公民社會何以可能；二是如何建構當代中國的公民社會。可以說90年代以來整個的中國公民社會研究都是圍繞這兩個論域而來的。
1.市民社會的概念及其建構
要解決論題一：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首先對中國的學者而言就面臨著一個問題，如同眾多的西方概念引入中國一樣，首先就面臨如何將西化的概念植入中國的話語體系里。“civil society”一詞在國內有著幾種不同的翻譯法，每種翻譯都體現了譯者對這個詞的不同理解。有“公民社會”、“市民社會”、“民間社會”等三種常見的譯名。其實，在92年以前，市民社會是一種廣義的用法，中國知識界對市民社會這一概念可謂不陌生，它來源于馬克思的著作中，已有無數的知識分子拜讀過“bourgeois”（關于它的詞源學背景，可以參看方朝暉《市民社會的兩個傳統極其在現代的匯合》），然而，對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會等同于資產階級社會這一印象也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對同一個德文單詞有的書有的地方翻譯成市民社會，有的則譯為資產階級社會。隨著學界對這一概念的深入了解，慢慢的在論述時學者開始比較普遍的采用了市民社會的譯名，但也注意到不把它和資產階級社會等同起來。不過，也仍然有學者遵照馬克思的經典著作的理解來談論這一含義豐富的概念。（胡承槐 ，《“市民社會”及其歷史地位》）。也有的僅從城市居民的狹義范圍來理解市民社會，容易在語言轉換時產生混亂。所以隨著對這一概念的深入理解，及90年代后西方公民社會的興起，強調公民對政治生活的參與和對國家權力的監督和制約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于采用這種譯法。從中國大陸的研究狀況來看，在第二階段采用這一譯名的比較普遍。而且就中國社會的實際情形來看，中國是一個擁有8、9億農民的農業大國，如果采用市民社會的術語，無形中就將廣大農民排斥在外，而且civil society就其政治學意義上，側重的是公民權利和公民政治參與，所以在當下，這是一種較好且較為普遍的譯名。至于民間社會則是臺灣學者的譯法，這是一個中性的稱呼，為歷史學家所喜歡，在分析近代中國的民間組織時尤好采用。但也有的學者認為它過于邊緣化，帶有臺灣社會發展的顯著痕跡，突出強調了官民對立和臺灣社會的那種自下而上的運動特征，是一個地域性的概念，不具備普遍性。（鄧正來 〈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
對Civil society的不同譯法其實就代表了學者對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其實，按照哈貝馬斯的說法，人們很難給市民社會下一個清晰的定義（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從西方的傳統來看，公民社會的概念就在不斷發展變化，從古希臘最初指城邦社會，代表的是高貴、優雅、道德的文明社會是civilis(這一概念的變化見布百科全書)到近代的兩條不同的研究進路，一條洛克式的社會先于國家或外在于國家到黑格爾式的國家高于社會（查爾斯.泰勒更指出還有孟德斯鳩式的以法治為核心的進路）（這一點，鄧文、方文曾在國內著重介紹過，在國家與社會的書里也提到過）。到了當代，哈貝馬斯提出公共領域之后，又有了以市場經濟為劃分點轉到以文化領域的變化。而要建構中國自己的公民社會話語體系，就必須要對這個概念有自己本土性的理解，對此，中國大陸的學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陸學者對公民社會的理解正如譯法的多層次一樣，在研究進程中也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主要是采用的二分法，所謂二分法主要就是堅持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分離，強調市民社會是由非政治性的社會所構成，并強調市場經濟作為市民社會的主要成分。這種市民社會概念是由黑格爾提出由馬克思加以完善的。而在后一階段主要則是三分法。
但前面說過，國內對市民社會這一概念的理解由于始于馬克思的經典著作，所以國內研究文獻為數眾多的一部分集中在對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研究上以及與此相關的對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研究上包括伯恩斯坦、葛蘭西等人的市民社會研究。（如郁文，王文）一般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進行研究分析，作者往往從唯物史觀出發，闡述了馬克思的市民社會觀點，并想發掘出馬克思市民社會觀的歷史意義。
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時，有學者撰文指出，馬克思把“市民社會”看作是生產力發展的產物 ,是商品經濟的對應物 ,看作是置于個人和國家之間、對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調和作用的“中介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顯示出了重要的現代意義。 （〈 馬克思的“市民社會”思想探析--兼論“市民社會”理論的現代意義〉王巖江海學刊 2000年04期）
而在對黑格爾市民社會的研究中，把黑格爾的市民社會作為規范和標準的“真正的自由”概念,建立在互主體性哲學模式之上,是一個倫理實體的自由概念。表現為從“家庭”經過“市民社會”到“國家”的概念各個環節的辯證發展, 體現著自由意識的發展。這一概念對于黑格爾的倫理概念及其辯證運動過程具有重要的意義。并且正是在倫理概念的運動過程中,“市民社會”表現出了深刻的辯證性質,黑格爾結合古代與現代熔于一爐的倫理實體的自由概念才真正是可能的,或者說是必然的。（郁建興，《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人文雜志 》 2000年03期）。在對伯恩斯坦的研究中指出他是提出建構市民社會與落后國家社會主義道路之關系問題的第一人，并探討了他與馬克思的觀點的異同之處。（《伯恩斯坦的市民社會理論與馬克思 》，郁建興 ，《 哲學研究》 1997年04期）。這一系列的文章主要是從哲學的角度探討個人的市民社會觀念，更多的屬于評介性質的。在這一層次上，研究者更多關注的是對經典原著的解讀，希望重現原著對這一論題解釋的本來面貌。然后，再有限的探討馬克思、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的現代意義。他們一般用的都是市民社會的譯法，這樣，在對這一概念介定時，往往把市民社會等同與城市居民，并且把它當作一個歷史性的概念這樣一個問題，容易產生歧義。（如胡承槐文）
上述的觀點我們可以稱為經典派，除此以外，方朝暉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兩篇文章則詳盡的從詞源學的意義上闡述了西方學者的兩種不同的市民社會觀念和兩種不同的理解趨勢，指出現代市民社會是古希臘羅馬和中世紀的自治城市社會兩種觀念的總合，既是一個“私人利益關系的總和”，又是“國家公民”的社會，在西方經歷了漫長的演變而成。
最有代表意義的則是《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上的文章，而匯其精華的是鄧正來的《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對當時市民社會的研究概況做了一個批判性的總結。鄧文圍繞當時市民社會的研究狀況做了俯瞰式的研究，針對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發生學背景，指出市民社會的研究其實是在原來的知識界討論背景之外的一個全新領域并指出市民社會的研究對學界來說有兩大可以運用的資源，一是作為現代化發展的實體社會的資源；一是作為認識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解釋式的資源。作為一種解釋模式，市民社會在闡釋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有多大的作用是鄧文論述的重點，以此為出發點，鄧文分析了市民社會的中國化概念后，對中國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討論，指出中國市民社會的建構或發展的具體道路有兩段論模式和三階段三種動力滾動驅動式，中國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應該是良性互動說。（指出“市民社會概念能否確當地適用于中國，則完全取決于具體運用此一概念研究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人的具體研究效度（童文））基于此，這一時期的市民社會的概念理解就有以下幾個特色：（1）
民社會既是以市場經濟甚或私有產權為基礎的，（2）市民社會的內在聯系是內生于市場經濟的平等自治的契約性關系；（3）市民社會遵循法治原則（4）市民社會奉行自治原則（5）市民社會通過公共傳媒表達其意見和在公共空間交換意見（6）市民社會內部的民主發展進程（見鄧正來《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
總言之，鄧文主要是從二分法來談論市民社會的，在這一時期的研究中，市民社會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關，人們幾乎就是想用這樣一個純粹西方的術語來找到現代化的道路，所以，這段時期的文章盡管紛繁多雜但1.脫離不了二分法的框架，2.圍繞現代化的進程而展開。這個可以說是自由派的觀點。
在當時，之所以采用二分法，我想主要與幾個因素有關。在90年代初的大氣候下，正值市場經濟方興，面臨的首先是經濟體制轉軌的問題。其時，被壓抑許久的社會這一概念重新回到我們的生活中，我們習慣的還是它和國家之間的關系。必須說明的是，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其實是一種政社合一的社會，“社會”這一概念沒有獨立存在的空間。從我們出生到死亡，都是國家的、單位的附屬物，沒有獨立于國家之外的任何私人領域，所以知識界對市民社會既是熟悉而期待又是陌生的。因此，在重新認識的時候，無疑，適應當時大氣候的形式采用了國家和社會的二分法。其次，就是我們所知道的。當時的中國社會，談論文化傳播的公共領域還是不成熟的。因此，市民社會成為了通用的譯法，也被知識界所認可。
到了第二階段，隨著中國社會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對西方理論的進一步了解，學界逐步對三分法產生了興趣。當代西方的學者如柯亨和阿拉托提出國家-經濟-市民社會來代替國家-市民社會的二分法。主張把經濟領域從市民社會中分離出去，認為市民社會主要由社會和文化領域構成。“我們把市民社會理解為經濟與國家之間的社會互動領域，它首先是由私人領域（尤其是家庭）、結社的領域（尤其是志愿結社）、社會運動以及各種公共交往形式所構成的”。（）這一觀點無疑受到哈貝馬斯的影響，反映了西方社會市民社會理論重心的轉移。因為經濟系統的過分擴張和商業化傾向的影響會阻礙公民社會的獨立性。而中國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各種社會團體的興起，私人自主的社會生活空間初步形成并不斷發展，也促使了對這一問題重新審視。
這一時期的市民社會理論有了大量的介紹當代西方理論的文章。按照三分法，如童世駿的第三個向度——與政治、經濟關系微妙的市民社會；陳晏清的《市民社會觀念的當代演變及其意義》則分析了近、當代市民社會觀念難得不同，指出市民社會觀念由近代的因商品交換關系而結合起來的私人自律的經濟交往領域轉為當代自主的社會文化領域論。而王新生的博士論文則以市民社會為題，在厘清近當代市民社會的差別之后，力圖表達出市民社會是一個由家庭、“需要的體系”、公共領域三個方面共同構成的社會生活空間，而且這三個方面是一種歷史遞進的關系，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側重點不同。并提出市民社會的概念由三種不同意蘊：描述性的、分析性的、和價值性的。這是一種頗有見地的看法。
而在第三部門的興起之后，有了要素說來說明公民社會的概念。在國內有這樣一個趨勢，采用公民社會譯法的，大部分都是采用三分法的，以何增科為代表，吸收當代公民社會的研究成果。他們采用西方學者Gordon.white的觀點，認為“公民社會是國家和家庭之間的一個中介性的社團領域，這一領域同國家相分離的組織所占據，這些組織在同國家的關系上享有自主權并由社會成員自愿結合而成，以保護或增進他們的利益或價值”。何文提出，就公民社會的結構性特征和文化特征及公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而言，它的結構性要素及其特征有四個：1.私人領域2.志愿性團體3.公共領域4.社會運動。一般而言，主張公民社會譯法的學者他們的研究重點傾向與公民社會與治理、善治和第三域有關。
2.如何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
在厘清了中國的市民社會概念之后，學者就如何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也論述了自己的看法。集中起來，主要圍繞中國學者對市民社會概念的認識而展開。關于這個問題，其實質就是如何建構當下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新型互動關系，
如何正確理解處理國家和社會，國家和個人的相互關系，建立各自相對獨立而又共存一體的功能界限。而關于公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則有五種模式：公民社會制約國家、公民社會對抗國家、公民社會和國家共生共強、公民社會參與國家、公民社會和國家合作互補。并指出，公民社會和國家關系的這五種模式并不互相排斥，是對復雜現實的高度抽象。（何文）而在中國的國家和社會的關系上，首先。從中國的歷史來看。有的學者就否認中國有過市民社會，有的也只是宗族社會，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內似西方歷史上完善的市民社會階層。（夏維中：市民社會中國近期難圓的夢）學者認為西方的發展模式很難適宜于中國社會的情況，因為西方社會是在權利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開始就表現出與現實社會及政治結構的異質性，但其內部的理性化過程完成較早。而對許多后進國家來說，市民社會與現實社會和政治結構是同質的，因此內部的理性沒有完成，所以中國的市民社會不可能走西方那樣的道路。反而，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市民社會的健康發育必須依賴外部條件，尤其以政府的促進作用最大。（方文，90年代）從中國的現實和歷史狀況出發，中國市民社會論者主張“良性互動說”，它既是建構中國市民社會的運作方式，又是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理想形態。（鄧文）理解國家和市民社會的互動關系，學者主要從三個方面來談：
一是公民社會與市場經濟：
市民社會是和商品經濟相伴而生的觀念，早在黑格爾，就明確從從市場經濟出發來分析市民社會的《法哲學原理》，把市民社會理解為“處在家庭和國家之間的差別的階段”，是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換領域。馬克思則更進一步的將其理解為“物質的交換關系”。現代后自由主義者約翰.格雷把市場經濟看做是市民社會的主要成分，認為市民社會的本質是經濟自由和人身自由。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上而下展開的，原來被壓制的個人和社會開始凸現。國家雖然仍然是社會資源的控制者，但與改革前相比，社會也已經成為控制資源的潛在有力力量，社會占有資源多元化，社會的自主性慢慢的表現明顯，出現了相對獨立的個人與社會力量，一大批非營利組織和獨立社團的出現促使學者對此現象的關注。這是由于市場經濟是社會經濟，需要必須而且能夠彼此獨立和自由活動的公民個體，任何一種成功的市場體制不僅需要完善的內在競爭機制、健全的法律制度,而且更需要一個完整的公民社會來配合，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造就了一個完善的公民社會。而市民社會概念的演變及與市場經濟的關系是：市場經濟造就了市民社會的主體、拓寬了空間、培養了意識形態、營造自治機制（市場經濟、市民社會和民主政治儲建國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1999年01期）
市場經濟通過經濟制約體系的自我構建，將社會成員以內在和外在兩種方式整合成為經濟有機共同體，并通過對企業、利益集團、社會組織、社區這些不同的組織機構的結構性整合而使之形成為一個形態完整的社會共同體，這就是市民社會。因此，有學者認為，當代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市民社會的勝利。（郁文）
二是市民社會與法治：
市民社會是以一種普遍的契約關系和契約精神建立起來的，并以此來保障其良性運行。從市民社會的產生發展來看，它與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和近代法治的確立密切相關。
查爾斯.泰勒就指出，早在近代反對專制主義的市民社會時期，孟德斯鳩就強調一種“來自國家并針對國家的自由”——政治自由，一個自由的社會總是和一定良好法制的國家相符合的，自由狀態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來源與憲法。強調了市民社會和法治的關系。實現市民社會和國家之間的良性發展，法治的約束作用必不可少。要想使市民社會成為真正的文明社會，也必須要以法治為保障。現代市場經濟作為一種有效運作的體制條件是法治，而法治則是通過其兩個經濟作用來為市場經濟提供制度保障的，一是約束政府，二是約束經濟人行為。
有學者認為，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是法治運行的基礎和界限。法律在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二元矛盾互動發展中，在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沖突和協調中得以發展；而市民社會的多元權利有效的分解了國家權力，遏制了公權力的專斷傾向。市民組織的多元化、自主化發展，形成了對國家權力的分割與制衡。市民社會多元利益的沖突、互動與整合衍生了理性規則秩序；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識構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國要真正走向法治，就必須重新構建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確立多元權利基礎、公共權威和良善之法。（馬長山 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法治的基礎與界限）。
三、是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
第三部門（third sector）或者稱為NGO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的研究在西方興起于80年代，它最初只是在行政管理理論層面展開研究，而隨著公民社會理論家開始對作為一個社會實體的公民社會進行實證的研究，第三部門也開始關注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部門的作用及其與國家和市場的關系等理論問題，雙方開始尋找理論契合點，兩者的關系也更加緊密。
在以前的研究中，公民社會理論的研究傾向與政治哲學方面的，它本身固有的自由主義傳統就反對極度擴張的國家權力，認為國家的干預對公民的生活造成極大的威脅，主張國家和公民社會分離。以契約為基礎，法治為保障，依靠強有力的公民社會來制衡國家權力，公民社會被抽象為一種理想的模式。而隨著凱恩斯主義的失靈，國家對社會的干預減少，公民社會理論得到進一步的拓展。擴大社會自治領域，限制國家活動范圍，對于政治民主意義重大。而第三部門的研究正是專注于對社會自治性團體的研究，對社會社團的基本結構、從業人員、對政府社會影響能力和服務能力等等的基本能力，對社區的大的趨勢的調查。與公民社會的側重于理論性相比，在NGO的研究中，實證性研究占主導地位。其實從實證的角度來看，兩者都是在看同樣的問題，可以說都是想用政府與市場的框架，或是用自身管理的框架，從公共事務的角度，從制度治理角度，從更多的更復雜的管理治理角度來進行研究工作。因此，在研究趨勢中，二者結合在了一起。
有學者指出，在中國的“公民社會”的構架中，社會基本結構發生的最根本變化是，由政府－單位－（作為單位人的）個人的單向、單維的關系，轉變為多元、互動、社會參與與自組織形式的結構。政府不再是一個全能的部門，它行使國家安全、公共政策、宏觀調控等有限職能，并主要通過監督、規范、政策優惠等間接手段調控企業和非營利部門的行為。這一改革過程首先從企業行為的獨立開始，改革開發以后，企業逐漸擴大了自主權，形成不同于政府下屬的“工廠”的“法人”，而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化最終還要歸于社會自組織體系的形成。社會的組織結構以大量的公民自組織形式為基礎，個人作為具有公民意識的公民社會的成員，形成廣泛的自組織形式，構成與政府和企業之外的第三部門，或稱“非營利部門”，是大量具體社會功能的直接履行單位。所有這一組織結構以公民社會的發展為基石。（王名，2001）
四、公民社會的研究方法：
談及此，不得不對中國的公民社會研究方法做一概述。總體印象是，規范性研究在第一階段占主導地位，因為，前面說過，公民社會理論一直是政治哲學的研究對象，恪守一種社會政治理想，有強烈的現實批判作用，也是不同派別的理論家用以表達自己政治理念的工具，因此，它主要是作為一種規范性的理論來加以研究的，公民社會概念被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和分析概念來運用。作為研究方法，它以公民社會為中心來研究問題，一方面反對以國家為中心，另一方面也反對以經濟為中心的研究方法；作為一種分析性的概念它主要被視為一種社會實體或歷史實體，人們從不同學科分析其起源、發生發展過程及未來前景（何文 中國社會科學季刊98 2期市民社會：民主化的希望還是偶像——80年代以來國外市民社會研究述評）
然而，隨著第三部門研究的興起，實證性的研究逐漸凸現。他們找到了共同的研究興趣，而且實證性的研究極大的拓寬了公民社會研究的范圍，使的公民社會的研究泛理論的研究注重了對社會發展、經濟發展、民主與全球化等專門問題的研究。并且用此理論，深入調查進行個案研究。從全球的趨勢來看，這已經成為研究的重點和熱點。如美國學者讀《使民主運轉起來》就是歷時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然而，從大陸的情況來看，這一方面還相對薄弱，雖然這些年關于基層民主已經成為顯學，但是對這一問題顯然還只停留在鄉、村一級。而從中國的行政體制架構來看，鄉顯然不屬于一級政府，而中國社會的特殊情況需要我們把視野拓寬。目前進行調查的成果較為典型的有：1998年出版的《靜悄悄的革命——中國當代市民社會》，該書從四個層次：個人層次、基層層次、階層層次、NGO組織（社團組織）層次探討了當代中國市民社會發展的狀況。大致結論是：中國改革開發以來個人的自由大大提高，在四個層次當中最為活躍；基層層次講了農村基層社會的變化、城市單位組織的變化，由于社會大量的變化，基層層次也成了非常活躍的層次；階層層次不太明顯也不活躍；而第四層次也不太活躍。我們認為市民社會發展處于起步階段，剛剛發展，也很不成熟。提出，我國市民社會很明顯的兩個特征是自我沖動的特征和自我約束的特征。
五、存在的問題
在目前關于公民社會理論本身知識界仍然有幾個問題需要梳理清楚：
一是市民社會問題討論中往往將近代市民社會觀和當代市民社會混為一談，這就產生了概念的歧義。如僅僅將市民社會作為私人自主的經濟交換領域；及單純將市民社會理解為城市居民，這就容易剝奪廣大農村居民的權利，使的這一概念過于狹隘、片面，沒有從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的國情出發。另外，就是前面已經說過的將一個西化的概念移植于中國，而這個概念本身是源于西方的語境的，在對中國現實的分析中，不可避免的會產生以西方的模式為標準，對中國的現狀加以評判，或者是簡單的依據西方的概念的框架，對中國社會做一簡單分析；或是盲目的比附，照般西方的經驗，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說明中國的市民社會早已經存在。這是后進國家在全球化的強勢下不得不面臨的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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